一、我国洪涝灾害受灾及成灾面积的预测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黄垭飞,管兆勇,蔡倩,吕纯月[1]（2021）在《近41年来江南地区暴雨洪涝灾害时空变化特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暴雨和防灾能力建设是影响洪涝灾害发生及其损失变化的重要因素。根据1978—2018年江南地区（沪、浙、闽、湘、赣五省、市）暴雨洪涝灾害数据、气象台站观测逐日降水量资料、社会经济数据,统计分析了近41年江南地区暴雨及其引发的洪涝灾害损失的变化特征及时、空差异,并从降水和社会防治两方面分析其成因。结果表明:近41年来江南地区因暴雨洪涝灾害农作物受灾面积、成灾面积、受灾率和成灾率呈先升后降的波动变化趋势,20世纪90年代为相对高值期,空间分布呈明显的西多东少特点。近41年来江南地区暴雨发生频次及强度呈波动增加趋势,且暴雨在时间、空间上的持续性和集中度呈增加趋势,空间上呈现为江南中东部较高、西部较低的特点,暴雨发生集中期为5—8月,尤以6月最多。暴雨日数、大暴雨日数、暴雨累计降水量与农作物受灾面积、成灾面积、受灾率均呈显着正相关关系,在一定范围内,暴雨强度增强,是农作物受灾面积、尤其是成灾面积增加的重要因素。持续性暴雨日数、每月暴雨日数标准差、每站暴雨日数标准差与农作物受灾面积、成灾面积、受灾率、成灾率均呈显着正相关关系,说明暴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持续性、集中度越强,受灾损失就越大。降水与受灾损失的关系存在年代际差异,近年来它们之间的相关呈降低趋势。暴雨频次、强度与洪涝受灾损失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并不完全一致。暴雨洪涝灾害发生及其影响既受气象因素影响,也受到承灾体和社会因素影响。尽管江南地区灾害防治能力逐渐增强,对减少灾害发生和减轻灾害损失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江南地区防灾能力建设在空间上呈现为东强西弱的特点。因此,整个江南地区,尤其是江南西部,应当继续加强防灾能力建设。
黄嘉丽[2]（2021）在《广西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大国,中国国家战略发展的核心离不开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广西地理位置优越,具有得天独厚的水热条件,但广西粮食生产无论是面积、总产量还是单位产量在全国各省市中的排名并不高。我们在看到广西具有优渥水热条件的同时,也要意识到广西地处气象灾害高发区的风险。自然灾害,尤其是水旱灾害仍然是影响广西粮食生产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本文以广西为研究区域,分析广西水旱灾害和粮食生产的特征,探讨水旱灾害给广西粮食生产带来的影响,可为农业水旱灾害防治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和有价值参考。研究利用粮食生产（播种面积、产量、单产）资料及水旱灾害（受灾面积、成灾面积、降水量）资料,在1978-2017年长时间尺度下分析广西粮食生产及水旱灾害特征,在1988-2017年长时间尺度下分析14个地级市（含其管辖的县级市、县、自治县等）粮食生产的时空特征及水旱灾害的时空特征,基于减产率与减产量的年份识别分析水旱灾害对广西粮食生产的影响,并进行广西粮食生产对水旱灾害的敏感性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1）1978-2017年间,广西农作物播种面积波动上升,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稳定下降,与此同时,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也在逐年下降。尽管40年来广西粮食播种面积不断减少,广西粮食的总产量以及单位产量却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但广西粮食生产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一旦遇到严重自然灾害,就会引起粮食的较大波动,遇到政策对粮食生产不利的时期更是雪上加霜。（2）14市粮食播种面积呈现不同态势的下降,其中变化量最大为崇左,极值比为1.14,年均下降幅度为19.3千公顷/10a,最小为钦州,极值比为0.13,年均下降幅度为0.4千公顷/10a。粮食产量变化量最大为来宾,极值比为1.04,最小为百色,极值比为0.43。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变化量最大为崇左,极值比为1.50,最小为桂林,极值比为0.32。（3）1978-2017年间,平均每年广西水旱灾害成灾占比和受灾占比均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旱灾的成灾与受灾面积近年愈来愈少,水灾愈来愈多。年平均水灾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最大的地级市均是桂林市,年平均旱灾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最大的是来宾市。（4）广西特大水灾减产年份为1994-1998年、2001-2006年、2008年、2010-2011年以及2014年;特大旱灾减产年份为1988年、1990-1992年、2003-2007年、2009-2010年。在本文进行广西水灾变化分析时曾得到1994-2013年间广西水灾受灾面积上升趋势显着、1986-1999年旱灾受灾面积上升显着的结论,而15个广西水灾特大减产年份有14个年份出现在这一时间段,说明水灾对广西粮食生产的影响非常明显;11个旱灾特大减产年份中有4个年份出现在这一时间段,同样说明广西旱灾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相较水灾小,验证了皮尔逊的结果。（5）20世纪90年代是粮食对灾害最敏感的时期,其次是21世纪10年代,4个年代的粮食敏感度呈现高低交替态势。其中,进入21世纪的敏感值下降幅度最大,较上一个年代下降了33.3%。分析致灾因子可以发现:90年代受大气环流异常活动影响,灾害频发,且90年代的抗灾减灾能力较弱。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防灾减灾能力加强,粮食敏感度降至历史最低。但10年后敏感度的迅速反弹,可能与种粮收入的减少,农民积极性不足有关。
邓彩霞[3]（2021）在《基于情景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然灾害风险一直以来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安全,也一直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和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灾害治理经验的积累,人类的减灾能力得到较大的提升,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以及人类社会生活对自然环境干预范围和深度的增加,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日益变得紧张,灾害风险日益加剧。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是一个集西部地区、民族地区、高原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所有特点于一体的省份,各种传统和非传统、自然和社会的安全风险时刻威胁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青海特定的环境条件决定了当地灾害频发,同时也是全国自然灾害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具有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等特点。社区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是防灾减灾的前沿阵地和基础。青海农牧社区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系统脆弱,受到自然灾害损害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程度较高,被认为是防灾减灾工作的最薄弱地区。青海气象灾害多发,雪灾是青海省畜牧业的主要灾害,全省牧业区每年冬春期间不同程度遭受雪灾,“十年一大灾,五年一中灾,年年有小灾”已成为规律。在全球气候变暖以及极端天气现象的影响下,“黑天鹅”型雪灾不但对农牧民安全生产生活造成威胁,对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形成挑战,而且还考验着地方政府的自然灾害的综合治理能力,思考如何提升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刻不容缓。随着情景分析法在危机管理领域的应用,情景分析和构建被认为是提升应急能力的有效工具,对于农牧社区雪灾的减灾而言,在情景构建基础上所形成的实践分析结果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战略指导意义。本研究聚焦于提升青海农牧社区减灾能力这一核心问题,以情景分析理论、危机管理理论、极值理论、复杂系统理论为研究的理论基础,运用实地调查法、情景分析法、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具体的研究方法,以“情景—任务—能力”分析框架为理论分析工具,首先从致灾因子的分析着手,对青海省农牧社区典型灾害进行识别;其次通过情景要素分析、关键要素选择、情景描述等方面着手对识别的典型灾害进行“最坏可信”情景构建,然后基于典型灾害的情景构建梳理出相应减灾任务,总结归纳出农牧社区不同减灾主体完成减灾任务所应该具备的能力条件,并结合现实对农牧社区减灾能力进行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估,最终分别从规则准备、资源准备、组织准备、知识准备、行动规划等方面提出农牧社区减灾能力提升的策略。本研究认为随着应急管理体系从“以体系建构”向“以能力建设”为重点的转变,着眼于全方位的能力建设,提升灾害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社会化水平是农牧社区减灾的必由之路。作为一种支撑应急全过程,以及应急管理中基础性行动的应急准备是能力建设的抓手。意识是行动的先导,要做好这一基础性行动其关键在于一个具备战略能力、拥有良好灾害价值观的领导体系,运用情景构建做好全面应急准备。完善的规则体系是应急准备、乃至采取应急行动所应遵循的的法定依据和行为准则;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危机应急法规建设是做好农牧社区减灾工作的前提;良好的组织架构是提升农牧社区减灾能力的关键,加强各级政府部门在农牧区减灾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责任,坚持村社本位,实现以农牧民群众为主体,多元主体有效整合,形成灾害治理的协同格局。完备的知识准备是激发农牧社区减灾能力提升的内在动力,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获取和累积灾害知识,形成正确的灾害价值观,占据减灾的主动地位;有针对性的借助信息技术,培养专门人才推动减灾专业化,助推农牧社区减灾能力提升。资源准备是农牧社区的减灾保障,构建合理的社区公共应急资源体系关键在于资源结构的优化。优先准备风险级别较高的减灾资源,优化资源存储数量和公共应急资源存储点,做好潜在资源共享平台,从而实现有限资源效用最大化。农牧社区减灾,规划先行,一套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减灾指标体系是青海农牧区减灾管理的“指挥棒”,一项科学周密的专项减灾规划,是农牧区减灾任务实施的“路线图”和“控制表”。总之,在青海农牧社区灾害治理中,灾害情景构建与分析为灾害治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和发展方向。通过构建典型灾害具象化的“最坏可信情景”,让应急决策者、社区及其成员通过了解当前灾害态势,明确自身管理薄弱点,掌握可控干预节点,做好工作安排和充分的应急准备,预防灾害风险或者遏制灾后事态走向最坏局面。基于情景分析的农牧社区减灾能力的研究对于改进和完善现行农牧社区灾害应急管理体系,对于实现区域社会平安建设具有重大的实践和指导意义。
陈晓艺,姚筠,霍彦峰,张宏群,王胜[4]（2020）在《安徽省主要气象灾害趋势演变及其对粮食总产的影响》文中指出为了揭示安徽省主要气象灾害的现状和变化规律,保障粮食作物稳产高产。该文利用1986～2017年安徽省78个市、县的干旱、洪涝、风雹、低温冷冻害和雪灾等4类主要气象灾害的受灾、成灾率数据,采用气候倾向率、灰色关联度和R/S分析方法,分析了全省4类主要气象灾害的时空变化特征和未来发展趋势及其与粮食总产的关联度。结果表明:（1）全省4类气象灾害的受灾、成灾率均随年代呈下降趋势,近10年受灾、成灾率明显偏少;高值区多出现在淮北地区、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低值区大多出现在沿淮、江淮和沿江地区。（2）未来安徽省干旱受灾、成灾率将继续下降,洪涝将持续不明显的下降趋势,风雹、低温冷冻害和雪灾将由下降趋势转为平稳或略有上升的趋势。（3）4类气象灾害的受灾、成灾率与粮食总产量的关联度由高到低的排序均为:洪涝、低温冷冻害和雪灾、干旱、风雹。由此说明洪涝是影响安徽省粮食生产最主要的气象灾害。
杜建斌[5]（2020）在《旱灾对我国粮食主产省粮食产量的影响及抗旱对策研究》文中指出旱灾是我国主要自然灾害之一,也是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13个粮食主产省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5%以上,分析建国以来我国13个粮食主产省粮食生产情况的变化趋势及旱灾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对提高粮食主产省的抗旱减灾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收集建国以来我国13个粮食主产省农作物播种面积、旱灾受灾、成灾面积、粮食产量等数据,系统的分析13个粮食主产省粮食生产变化趋势和旱灾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并以部分省份为例总结不同区域的抗旱减灾措施,最后基于全球气候模型,模拟预测RCP4.5和RCP8.5情景下2031-2060年我国全国范围及粮食主产区不同干旱等级发生的频率及不同干旱等级所占比例,预测未来情景下我国主要粮食主产区干旱的演变趋势,论文主要结论如下:（1）建国以来我国东北地区旱灾受灾和成灾面积均呈逐渐增加的趋势,旱灾受灾率和成灾率均高于其他三个粮食主产区,其中内蒙古省粮食平均受灾和成灾率均最高,其次为辽宁。东北地区的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三省的粮食播种面积均呈逐渐增加的趋势,黄淮海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基本保持稳定。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旱灾显着降低粮食单产和总产,旱灾受灾率和成灾率与粮食单产和总产均呈负相关。大部分粮食主产省旱灾受灾率和成灾率与粮食单产和总产的年变化率负相关达到显着或极显着水平,旱灾受灾率和成灾率较大的年份与粮食单产和总产减产较大的年份相对应。（2）不同的种植区域有不同的抗旱减灾措施,东北地区针对玉米主要有育苗移栽、垄作、薄膜覆盖和免耕等抗旱措施,针对大豆有调整耕作方式和应急补灌等抗旱技术。黄淮海地区针对冬小麦、夏玉米主要有秸秆覆盖、应急补灌技术和优化灌溉措施等抗旱减灾技术。西南地区四川省抗旱减灾措施主要有合理种植制度和作物布局、合理的耕作技术、调整合适的播期和管理技术以避开旱灾的影响以及灾后的减灾农艺措施等四个方面。长江中下游的湖南省,年降雨量较大,但易发生季节性干旱,在湖南省主要采用避旱减灾种植模式,使用化学制剂调控避旱减灾技术以及干旱适应性防控高产栽培技术等。（3）在气候持续变暖情况下我国干旱发生将进一步加剧,本文基于全球气候变化模型对我国2031-2060干旱程度进行模拟预测,结果表明在RCP4.5情景下我国大部分地区干旱发生频率均大于15%。东北、黄淮海、西南、华南、长江中下游地区干旱发生频率均在15%以上,其中黑龙江北部、山东南部、江苏、广东、福建、江西、四川、陕西和西藏南部等地干旱发生频率在25%以上。在RCP8.5情景下我国不同地区干旱发生频率差异较大,西北大部分地区干旱发生频率低于5%,东北、黄淮海、西南、华南和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干旱发生频率大于30%,其中黑龙江东北部、辽宁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福建等部分地区干旱发生频率大于40%。RCP8.5情景下干旱频率和干旱程度比RCP4.5情景高,对我国不同粮食主产区干旱预测表明在RCP8.5情景下东北地区、黄淮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干旱频率和程度比RCP4.5情景下进行加重,而西南地区在RCP8.5情景下干旱比RCP4.5情景下有所减缓。
盛广耀,廖要明,扈海波[6]（2020）在《气候变化下雄安新区洪涝灾害的风险评估及适应措施》文中认为洪涝灾害是雄安新区规划建设重点考虑的问题。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的趋势下,未来雄安新区是否会发生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的严重洪涝,为社会各界所关注。本文通过整理地方历史文献中的洪涝灾害记录,建立雄安新区1949—2018年洪涝灾害灾情数据集,分析了过去70年洪涝灾害事件及其影响等级的时空变化特征。结合1960年以来的降水观测数据,利用logit估计方法,分析了不同时期各种影响因素对于洪涝灾害发生及灾害等级的边际效应,评估了未来气候变化的极端降水增量情景下,雄安新区内涝灾害事件及高等级洪涝发生的风险。研究发现:①雄安新区最近70年有39年发生过洪涝灾害。但从时间变化特征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洪涝灾害的发生频率和灾情等级显着降低。从空间分布特征看,发生频次最高的安新县平均2年发生1次,最低的容城县平均10年发生1次。②日最大降水量（或连续最大降水量）、主汛期降水量是影响洪涝灾害发生的最重要降水指标。水利设施对控制洪涝灾害发生的效果显着,地形因素的影响也十分明显。而因洪致灾是导致高等级洪涝灾害事件发生的决定性因素。③在现有水利设施条件下,安新县遭受现50年一遇（177 mm）、雄县遭受100年一遇（208 mm）日最大降水时就可能发生内涝灾害,起步区所在的容城县即使现日降水极值再增加30%,也不大可能发生。④本地极端强降水不足以导致高等级洪涝灾害的发生。只有在发生洪水致灾的同时,当日极端降水强度增加15%（300 mm）以上时,有县域会发生2级及以上洪涝灾害;当主汛期降水量达到355 mm以上时,则可能有县域会发生3级及以上洪涝灾害。本文最后讨论了雄安新区应对洪涝灾害的建设适应措施。
吕飞[7]（2020）在《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即趋势或离差出现了统计意义上的显着变化。根据时间分为长期气候变化、年际间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温室气体排放和其他人为因素被认为是影响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进入21世纪,洪水、风雹、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共同的责任。20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开始为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努力。《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义务的履行提供了联合履行机制、清洁发展机制和排放贸易机制三种方式;《哥本哈根协议》将“共同减排”的理念和“自下而上”的减排模式确定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模式;《巴黎协定》的谈判和落实一方面使全球气候治理由“强制温室气体减排”转型为“低碳竞争与合作”,另一方面使“自下而上”的气候治理模式得以固定,开启了气候变化治理的新时代。在国际贸易领域,保护环境与WTO的目标和宗旨并不冲突。国际贸易重视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注重环境和资源的保护。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应对工作,坚持以减缓与适应并重的原则指导政策制定,引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表现在气候要素波动和极端气候事件爆发两方面。气温、降水、日照和空气相对湿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东部地带气温和降水的上升幅度略高于中部地带和西部地带,西部地带的日照时间比东部地带和中部地带增加得更快,中部地带相对湿度的上升速度快于东部地带和西部地带。极端气候事件中,旱灾的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分别约占受灾总面积和成灾总面积的一半,水灾的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分别约占受灾总面积和成灾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在新时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同时,实现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目标相适应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展现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对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责任与担当。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当前农产品出口贸易存在波动幅度较大,逆差逐步扩大,出口市场集中在亚洲,国内货源地相对集中等问题。气候变化影响农产品出口的机理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短期影响作用于农产品出口的供给侧,与农业弱质性、气候变化影响农产品的出口供给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成本增加有关。农业弱质性主要基于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两个方面。自然风险是指技术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舒缓自然灾害造成的严重后果。市场风险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农产品缺乏供给弹性,价格信号无法调整当期的农产品供给;二是农产品缺乏需求弹性,价格机制无法对农产品需求进行有效调节;三是农产品缺乏收入弹性,农产品的支出在居民收入中的比例逐步变小;四是农业生产要素的报酬率低于其他产业,因而导致农业生产资源的流失;五是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对环境的贡献具有外部经济的特点,导致农业生产的成本并不能完全从农产品价格中得到回收。气候变化对农产品出口供给的影响通过重新配置农业气候资源,改变农产品生产规律和影响农业生产潜力体现。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增加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三个部分。直接成本是指应用碳减排技术额外增加了农资、机械能源、雇工等方面的费用;间接成本是指应用碳减排技术改变了农业生产要素的技术系数,引起了成本的变化;机会成本是指实施碳减排技术增加了农业生产作业时间,减少了务工收入。长期影响体现在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和贸易壁垒两个方面。气候变化影响了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一是因为气候变化引起气候资源禀赋的变化和气候灾害的冲击,从而改变了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二是因为气候变化改变了生产要素的传导机制、关联产业的影响机制和产业集聚水平,从而影响了农产品出口国的竞争力。低碳贸易壁垒对农产品出口影响的经济效应与关税相似。本文选取了2001—2018年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出口贸易总额作为响应变量,特征变量为经济资源、气候资源、气候灾害及农用化学品四类。从实证检验结果来看,地区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农作物播种面积等经济资源和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农药使用量、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等农用化学品对全国的农产品出口影响显着,且重要性排名均在前十位以内;塑料薄膜、农药和化肥等农用化学品对农产品出口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会带来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不利于建设气候友好型农业。与气候灾害相比,气候资源对农产品出口的显着性水平更高,夏季的降水、气温和湿度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更加明显。为降低和消除气候变化对农产品出口的负面影响,建议采用气候指数保险分散风险。在影响东部地带农产品出口的各项因素中,重要性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农药使用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说明东部地带可以进一步加强农业技术改造,增强农资的利用效率。气候资源方面,春季的降水、湿度、日照对东部地带农产品出口的正面影响比较明显,水灾、风雹灾等气候灾害是次要的负面影响因素,说明东部地带需要更多地关注春季气候要素的变化,同时注意防范水灾和风雹灾,建议通过保险分散风险。经济资源和农用化学品对中部地带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很大,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和化肥施用量的影响显着。冷冻灾害对中部地带农产品出口的影响较大且比较显着,这说明中部地带除了要加强农业资源投入,还需要加强冷冻灾害的防范。农用柴油使用量对西部地带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排在首位且十分显着,排在第二的是化肥施用量,且有一定的显着性,这说明农机与农资的投入对于西部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出口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秋季降水量和夏季的平均湿度在重要性排名方面比较靠前,影响也十分显着,反映了西部地区农业发展受水资源缺乏的严重制约,建议加强水利设施建设。总之,无论是全国还是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经济资源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举足轻重。气候资源对农产品出口重要性紧随其后。气候因素对不同种类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异质性较大,夏季平均气温的上升、冬季日照的增加和春季湿度的增加有利于茶叶的出口,但夏季日照的增加及秋冬二季气温的上升不利于茶叶的出口。夏季气温的上升对大米出口有积极的影响,秋季平均湿度的增加则不利于大米的出口。春季气温的上升和夏季平均湿度的上升有利于植物油出口,但冬季气温的上升则不利于植物油出口。农用化学品中柴油使用量和农药使用量的增加有利于茶叶的出口,但会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带来气候变暖的压力,化肥的减量施用在增加茶叶出口的同时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塑料薄膜的使用有利于植物油的出口,但不利于缓解气候变化。根据研究结果,本文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实施对策,促进农产品的出口贸易:一是要转变农业发展模式以应对气候变化。建议在农业生产领域广泛应用低碳技术,达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同时强化气象灾害预警和预防能力,完善农业气象灾害保险体系,优化农业气候指数保险机制,使农业生产能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二是要拓宽农业国际合作的渠道。建议加强国际低碳农业合作和国际涉农碳交易合作,充分利用国际低碳资金,规范中国农业碳交易机制。三是要完善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保障机制。建议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低碳农业,强化低碳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同时积极应对国外低碳贸易壁垒,加快国内农业低碳产品认证体系建设和碳标签制度建设。
王思成[8]（2020）在《风险治理导向下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滨海城市兼具高经济贡献度与高风险敏感度,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有赖于对复杂且多样化“城市病”风险的源头管控。而当前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偏重空间与设施的被动应灾,缺乏动态风险治理技术支撑,导致防灾能力认知不清、“平灾结合”缺失、多规衔接困难等现实矛盾,工程性综合防灾体系亟待引入精细化风险治理思路进行拓展与完善。论文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智慧技术的滨海大城市安全策略与综合防灾措施研究》（13&ZD162）的支撑下,以安全风险治理为导向,探究滨海城市传统综合防灾规划体系的重构路径。全文按“发现问题--聚焦困难--寻找办法--应用反馈”的思路展开,在风险治理与防灾规划两大重要领域之间,构建耦合风险识别、评估与管控体系的综合防灾规划研究框架,将风险治理技术的应用,由规划前期分析,拓展到从编制到实施的全过程。通过理论探索、规划溯源、路径细化,辨析滨海城市安全风险机理特征,论证综合防灾规划困境及其重构路径,组建融合多元主体的风险评估系统,提出差异性防灾空间规划策略,达到摸清滨海城市安全风险底数、准确全面风险评估、提高综合防灾效率的目的。在风险治理理论探索层面。运用灾害链式效应分析方法,从物质型灾害和风险治理行为的“双视角”建立了滨海城市安全风险机理整体认知路径。由传统物质灾变能量的正向传递转为风险治理行为的反作用力研究,创建了风险治理子系统动力学模型,揭示出风险治理行为在应对物质型灾害“汇集-迸发”式的灾变能量正向传导时,具有“圈层结构”的逐级互馈特征,认为综合防灾规划的编制必须依此机理特征,形成多层级的防灾空间体系。嫁接风险管理学产品供应链的风险度量方法,构建了适用于滨海城市的灾害链式效应风险评估框架,认为综合防灾规划体系的重构,必须以全生命周期风险治理为目标,通过风险评估耦合风险治理技术与防灾空间体系,丰富了多学科交叉下的综合防灾规划理论内涵。在综合防灾规划溯源层面。论文通过纵向多灾种防灾技术演进分析,横向多部门防灾规划类比,认为现状综合防灾能力认知不清是导致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困境的根源。紧扣所有防灾规划均以最低防灾基础设施投资,换来最优防灾减灾效果的本质诉求,移植经济地理空间计量模型,首次提出运用综合防灾效率评价,规范并统一综合防灾能力认知方法。通过量化防灾成本、灾害产出、风险环境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得到影响我国滨海城市综合防灾效率提升的5个核心驱动变量,依此制定韧性短板补齐对策。通过对滨海城市安全风险机理与综合防灾效率的研究,得到风险治理技术与防灾空间规划的响应机制。分别从多维度风险评估系统的拓展性重构,多层级防灾空间治理的完善性重构,形成传统综合防灾规划体系融合“全过程”风险治理技术的重构路径,为当前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困境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在规划路径细化层面。突破传统综合防灾规划静态、单向的风险评估定式,细化“多维度”风险评估指标框架:通过多元主体的灾害链式效应分析,认为灾变能量在政府、公众与物质空间环境间,存在领域、时间与影响维度的衍生关系,逐项建立了集成灾害属性、政府治理、居民参与等多元主体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与评判标准,为综合防灾规划提供了理性数据支撑。改变防灾设施均等化配置或减灾措施趋同化集合的规划方式,细化“多层级”空间治理体系内容:通过多维度风险评估系统的组建,认为治理差异性是滨海城市防灾空间规划的关键点,针对不同空间层级的主导型灾害风险及其灾害链网络结构特征,分级划定风险管控与防灾规划的重点内容,最大程度地发挥防灾基建与管理投入的效用,提高综合防灾规划效率。以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参与风险治理为目标,细化“全过程”综合防灾规划流程:认为耦合风险监测、评估、管控机制的综合防灾规划,必须具备风险情报搜集与分析、风险控制与防灾空间布局、风险应急处置与规划实施三个阶段。完整呈现了风险治理导向下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体系的重构路径。通过天津市中心城区综合防灾规划的应用反馈,表明本文“全过程”风险治理、“多维度”风险评估、“多层级”风险管控的规划路径,有利于提升滨海城市整体韧性,可为其他城市开展安全风险治理,建设综合防灾体系提供研究范例。
党群[9]（2020）在《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时空特征、原因与影响研究》文中认为自然灾害是人地负向关系的集中体现。全球气候变暖时期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更高、强度更大、损失更严重,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均构成威胁。对自然灾害时空特征,发生原因,及社会影响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入掌握灾害规律,以防灾、减灾,维系生态环境和社会的正常运转。陕北地区对气候变化反应敏感,且在生态、社会、能源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明清时期“小冰期”气候条件恶劣,整体趋冷干。本文对明代这一典型气候恶化时期,发生在生态脆弱的陕北地区的自然灾害特点、原因及影响展开研究,可丰富过去气候变化时期自然灾害研究案例,获得对灾害发生下自然-生态-社会反馈机制的认识,对从过去自然灾害中进行“灾害学习”,及现今全球变化背景下灾害防治、环境治理、人地关系调整具有实际意义。本文通过对明代发生在陕北地区的自然灾害史料收集、整理,综合运用内容分析、数理统计、小波分析、M-K检验、ArcGIS空间分析、灰色关联度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各类自然灾害的时空特征及灾害总体特点、灾害间关联及多灾种耦合、灾害原因及社会影响开展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在明代的277年中,陕北地区自然灾害共发生404次。旱灾为最主要的灾害类型,共发生98年次,涉及1885县次。等级上“中度”占优势,大旱、特大旱对社会影响巨大。时间分布规律明显:1)10a频次和县次均呈显着波动上升趋势,呈4阶段:少发-广发且增加-减少-快速增加,多发和广发的峰值出现在1630-1644年期间。2)季节性明显,夏季高发、广发,秋季和春季多发,冬季最少,多发连季节旱。3)具有6a、12a、25a和66a的周期性。4)1400-1409年呈现频次急剧增加的突变特征,并在1430-1439年增态更加明显。空间分异表现为:南部高、北部较低,且旱灾高频区域呈连片分布特征,分布在洛川-黄陵-黄龙,和米脂-绥德-子洲-清涧2个区域。连年持续干旱在明中后期多有发生,对区域干旱气候事件具有指示作用。（2）洪涝灾害共发生54年次,涉及313县次,等级以“中度”为主,多发于明中后期,“重度”灾害集中于明中期。在时间上的分布规律表现为:1)10a频次和县次均呈明显波动上升趋势,呈4个阶段:无灾-较频发广发-频发但范围减少-快速增加。2)季节性特征明显,夏季、秋季多发,秋季最广发,月份上七、八月（农历）最多发、广发。3)具有6a、32a的周期性。4)1380-1389年呈现频次由少变多的突变态势,并在1430-1439年增态更加明显。灾害空间分异表现为:高频中心呈点状分布,位于榆林、富县、绥德、清涧。（3）因旱、寒冻低温、洪涝、虫、风、雹、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导致的饥荒,共发生90年次。因旱灾导致的最多（69年次）、涉及范围最广（976县次）。时间分布规律表现在:1)10a频次和县次均呈显着波动上升趋势,呈4个阶段:少发-多发广发-多发较广发-频发广发,明中、后期频发、广发,峰值出现在1630-1644年期间。2)具有4a,9a,22a,40a的周期性。3)1410-1419年呈现频次急剧增加的突变特征。空间分异表现为:存在洛川-黄陵-黄龙-富县,米脂-绥德-子洲-清涧2个高频区域。（4）地质灾害共发生31年次,以“轻度”、“中度”为主,但“重度”灾害影响更大。时间上的分布规律明显:10a频次呈显着上升趋势,综合考虑灾害发生县次划分出:无灾-增多-频发广发3个阶段。空间分异明显:高频区域多成片出现,位于洛川-黄陵-黄龙、米脂-绥德-子洲-清涧、榆林、延安-延长。寒冻低温灾害共发生28年次,以“中度”、“重度”为主,明晚期最频发、强度最大。灾害发生10a频次呈较显着上升趋势,结合灾害发生县次划分出:少发-增多-无灾-快速增加4个阶段。季节性特征明显:秋季最多发,夏、冬季次之,春季较少。空间上差异较明显,北部、中部地区较多发。雹灾共发生32年次,集中于明中后期,10a频次呈波动上升趋势,有减少-增多-平稳3个阶段,年内集中于夏、秋、冬3季,夏季最多。空间上,北部、东部较多发。虫灾共发生32年次,以“轻度”、“中度”为主,重度、特大虫灾集中于明中、后期。灾害10a频次呈上升趋势,划分为少发-增多-无灾-波动增加4个阶段。季节性显着,多发于夏秋两季。空间上,黄陵、清涧最为多发。（5）自然灾害总体呈现越到明代后期,越频发、灾情越严重:明代前期灾害较轻,中期发生频度、广度偏高,后期最频发、广发。年内季节性显着,四季均有发生,夏秋两季更集中、频繁（占总数的75.50%）。空间差异较显着,榆林,洛川-黄陵-黄龙,米脂-绥德-子洲-清涧是相对高频区域。（6）自然灾害间具有关联,多灾种耦合特征明显。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间形成普遍联系的灾害网络,饥荒位于网络中心位置。气象灾害的旱、洪涝、雹、寒冻低温、风灾间存在关联,并有耦合发生的情况。气象灾害与饥荒、疫灾、虫灾存在关联。多灾种耦合还表现为时间的群发、空间的群聚。灾害群发频度显示了8个群发期,不同群发期灾害构成类型存在差异,明末的第8群发期最为严重,灾害构成指示了当时冷干的气候特征。灾害多度识别了灾害的群聚,环境相对较好的东中部绥德-米脂-子洲-清涧区域、南部洛川-黄龙-黄陵区域的灾害群聚,表明灾害群聚与孕灾环境、承灾体均存在关系。（7）陕北地区灾害发生的原因包括自然、社会、生态环境因素。气候的冷暖干湿与自然灾害总频次、县次间,呈负相关关系:气候偏冷干时段灾害相对多发、广发。旱灾频次、饥荒县次、寒冻低温灾害县次与温度关联度更高,洪涝灾害频次、虫灾频次、地质灾害县次、风灾县次与湿度关联度更高。地质地貌因素则对洪灾、地质灾害起重要作用。社会因素表现为人口数量、土地开发利用程度与社会脆弱程度。自然灾害发生频次与人口增加呈同方向变化:人口增加速度越快,灾害发生越频繁。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表现为:北部屯垦的发展与灾害分布重心的南-北移动相呼应。救灾措施失效等表现出的社会脆弱性程度增加,是明中后期特别是后期灾害更加频繁的重要原因。生态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森林草原植被减少和水土流失加剧。明中后期自然灾害的频发、群发,与此时期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恶化存在联系。陕北地区明代灾害与自然、生态、社会因素存在互动关系,反映出自然-生态-社会系统形成负反馈链条,是气候恶化背景下,生态环境脆弱区域人-地负向关系的集中体现。（8）各类灾害的频繁发生,对区域人口、经济发展、社会秩序、文化诸方面造成严重影响。导致人口死亡、流移,农业和城镇经济受损,冲击社会秩序,塑造信仰、民俗及城镇建设。
万婷婷[10]（2019）在《江西省气象灾害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分析》文中提出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如果农业发展不上去,就无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江西省作为农业大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据数据显示,2018年江西省三次产业比重中农业占据8%左右,尽管相较于以前年份占比有所下降,但农业的发展对江西省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仍具有重要作用。就江西省农业发展结构而言,主要由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构成。其中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在总作物播种面积中占据60%-70%,经济作物的种植中油菜籽种植占据较大比例。但省内频发的气象灾害对农作物的种植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根据调查得知,2003年省内发生旱灾致使粮食减产244.3万吨,同时经济作物损失高达31亿元,2015年因暴雨导致直接损失达7.47亿元。故本文侧重研究江西省1978-2016年的主要气象灾害对农作物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论文首先对四类气象灾害与全省受灾面积进行了灰色关联分析,发现洪涝、旱灾是江西省的主要气象灾害,低温冻灾的破坏性也较强。因而以上三类灾害应成为全省防灾减灾的重点。其次,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气象灾害对豆类、谷类、薯类和油菜籽的产量影响。发现洪涝、旱灾对谷类的影响最大,分别解释了谷类产量变动的27.59%和23.44%,且风雹灾害对其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洪涝、风雹对豆类的影响最大,解释了豆类产量变动的9.24%和9.19%;洪涝、旱灾对薯类作物的影响最大,解释了产量变动的4.06%和3.52%,且洪涝灾害对其产量影响存在滞后性。至于油菜籽,洪涝、风雹是主要影响因素,诠释了产量变动的14.8%和12.5%。另外,对于江西省不同地级市进行分析,发现九江市油菜籽产量最高,宜春、吉安市是谷类、豆类的主要产区,宜春和抚州则是全省薯类作物的主要产区。故当不同类气象灾害发生时,为保障全省农作物产量的稳定应对各类作物的主要产区予以相应资源的倾斜。最后,运用GM（1,1）模型对成灾面积进行预测,认为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旱灾导致的成灾面积呈波动上升态势,洪涝灾害所致的成灾面积上升缓慢,风雹、冻灾引起的成灾面积呈下降趋势。基于此,建议应将防旱防涝作为重点,尤其是谷类作物的防旱措施,同时应加强豆类、油菜作物的防涝保护。另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宜春、吉安市应加大防旱防涝措施力度,九江市则需要做好对油菜作物的防涝措施。
二、我国洪涝灾害受灾及成灾面积的预测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洪涝灾害受灾及成灾面积的预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广西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1 国外研究动态 |
| 1.3.2 国内研究动态 |
| 1.3.3 小结 |
| 1.4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2 数据与方法 |
| 2.1 研究区概括 |
| 2.2 数据来源 |
| 2.3 研究方法 |
| 3 广西粮食生产时空特征分析 |
| 3.1 广西粮食生产总体分析 |
| 3.2 广西各地市粮食生产时间变化特征分析 |
| 3.2.1 播种面积的时间变化特征 |
| 3.2.2 总产量时间变化节律 |
| 3.2.3 单位产量的时间变化节律 |
| 3.3 广西粮食生产空间分布规律分析 |
| 3.3.1 播种面积的空间分布规律 |
| 3.3.2 总产量的空间变化特征 |
| 3.3.3 单位产量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 广西水旱灾害时空特征分析 |
| 4.1 水旱灾害时间变化特征分析 |
| 4.1.1 广西自然灾害变化分析 |
| 4.1.2 广西水旱灾害变化分析 |
| 4.1.3 受灾面积的时间变化特征 |
| 4.1.4 成灾面积时间变化节律 |
| 4.1.5 受灾率的时间变化 |
| 4.1.6 成灾率的时间变化特征 |
| 4.2 旱灾害空间分布规律分析 |
| 4.2.1 受灾面积的空间分布规律 |
| 4.2.2 成灾面积的空间变化特征 |
| 4.2.3 受灾率的空间变化特征 |
| 4.2.4 成灾率的空间变化特征 |
| 5 水旱灾害对广西粮食生产影响分析 |
| 5.1 基于减产率与减产量的年份识别 |
| 5.2 广西粮食生产对水旱灾害的敏感性研究 |
| 5.2.1 水旱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
| 5.2.2 敏感度计算 |
| 5.2.3 敏感度结果分析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基于情景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社区减灾能力研究 |
| 1.2.2 情景分析法相关研究 |
| 1.2.3 情景分析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应用研究 |
| 1.2.4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内容、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3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研究设计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灾害情景分析 |
| 2.1.2 农牧社区 |
| 2.1.3 社区减灾能力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情景分析理论 |
| 2.2.2 危机管理理论 |
| 2.2.3 极值理论 |
| 2.2.4 复杂系统理论 |
| 2.3 研究设计 |
| 2.3.1 基于“情境—任务—能力”的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分析框架 |
| 2.3.2 研究方法 |
| 第三章 基于致灾因子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典型灾害识别 |
| 3.1 农牧社区孕灾环境分析 |
| 3.1.1 农牧社区自然环境 |
| 3.1.2 农牧区社会经济状况 |
| 3.2 农牧社区致灾因子分析 |
| 3.2.1 气象致灾因子 |
| 3.2.2 地质致灾因子 |
| 3.2.3 生物致灾因子 |
| 3.3 农牧社区灾害脆弱性分析 |
| 3.3.1 农牧社区灾害脆弱性表现 |
| 3.3.2 农牧社区灾害脆弱性 |
| 3.3.3 农牧社区灾情分析 |
| 3.3.4 农牧社区典型灾害识别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情景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典型灾害情景构建 |
| 4.1 农牧社区的雪灾情况 |
| 4.1.1 雪灾的成因及影响 |
| 4.1.2 近年来青海雪灾事件 |
| 4.1.3 雪灾区域选择 |
| 4.2 农牧社区特大雪灾情景构建 |
| 4.2.1 农牧社区雪灾情景构建的参数分析 |
| 4.2.2 基于极值理论的关键情景参数选择 |
| 4.2.3 .农牧社区雪灾情景描述 |
| 4.2.4 雪灾演化过程分析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灾害情景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任务与能力分析 |
| 5.1 农牧社区多元减灾主体 |
| 5.1.1 政府组织 |
| 5.1.2 社区组织 |
| 5.1.3 居民个体 |
| 5.1.4 社会力量 |
| 5.2 基于雪灾情景的农牧社区雪灾减灾任务分析 |
| 5.2.1 基于公共危机管理过程的社区常规减灾任务 |
| 5.2.2 农牧社区雪灾常规减灾任务识别 |
| 5.2.3 雪灾情景下的农牧社区雪灾减灾任务 |
| 5.2.4 基层政府雪灾减灾任务归属 |
| 5.3 基于任务的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分析 |
| 5.3.1 农牧社区雪灾常规减灾能力分析 |
| 5.3.2 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评估方案设计 |
| 5.3.3 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评估模型 |
| 5.3.4 农牧社区雪灾能力矩阵分析 |
| 5.3.5 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实践分析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面向能力构建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对策 |
| 6.1 规则准备:提升制度运行能力 |
| 6.2 组织准备:提升应对协调联动能力 |
| 6.3 资源准备:提升持续保障能力 |
| 6.4 知识准备:激发农牧社区减灾动力 |
| 6.5 行动规划:增强行动执行能力 |
| 6.6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和学术贡献 |
| 7.1.1 研究结论 |
| 7.1.2 学术贡献 |
| 7.2 研究不足和研究展望 |
| 7.2.1 研究不足 |
| 7.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1 第一轮德尔菲法专家咨询表 |
| 附录2 第二轮德尔菲法专家咨询表 |
| 附录3 第三轮德尔菲法专家咨询表 |
| 附录4 青海省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评估 |
| 附录5 |
| 附录6 青海农牧区雪灾减灾能力现状调查问卷 |
| 附录7 青海农牧社区雪灾减灾能力公众评判 |
（4）安徽省主要气象灾害趋势演变及其对粮食总产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1 研究区及数据源 |
| 1.1 研究区概况 |
| 1.2 资料来源与处理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受灾率、成灾率 |
| 1.3.2 气候倾向率 |
| 1.3.3 R/S 分析法 |
| 1.3.4 灰色关联分析方法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农作物播种面积年际变化特征分析 |
| 2.2 主要气象灾害历史变化趋势 |
| 2.2.1 干旱 |
| 2.2.2 洪涝 |
| 2.2.3 风雹 |
| 2.2.4 低温冷冻害和雪灾 |
| 2.3 预估主要气象灾害未来趋势 |
| 2.4 主要气象灾害与粮食总产量的灰色关联分析 |
| 3 结论与讨论 |
| 3.1 结论 |
| 3.2 讨论 |
（5）旱灾对我国粮食主产省粮食产量的影响及抗旱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我国主要的自然灾害 |
| 1.3 旱灾的发生及抗旱对策 |
| 1.3.1 旱灾的定义及评价指标 |
| 1.3.2 我国农业旱灾发生的原因 |
| 1.3.3 防旱抗旱措施及对策 |
| 1.4 气候变化背景下国内外旱灾的发生情况 |
| 1.4.1 国外旱灾发生 |
| 1.4.2 我国旱灾发生特点 |
| 第二章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2.1 研究的目标与内容 |
| 2.1.1 研究目标 |
| 2.1.2 研究内容 |
| 2.1.3 技术路线 |
| 2.2 数据来源 |
| 2.3 指标测定 |
| 2.4 计算方法 |
| 第三章 我国粮食主产省旱灾发生规律及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
| 3.1 引言 |
| 3.2 东北地区粮食主产省旱灾发生规律及粮食产量的变化 |
| 3.2.1 黑龙江 |
| 3.2.2 吉林 |
| 3.2.3 辽宁 |
| 3.2.4 内蒙古 |
| 3.3 黄淮海地区粮食主产省旱灾发生规律及粮食产量的变化 |
| 3.3.1 河北 |
| 3.3.2 河南 |
| 3.3.3 山东 |
| 3.4 长江中下游地区粮食主产省旱灾发生规律及粮食产量的变化 |
| 3.4.1 安徽 |
| 3.4.2 湖北 |
| 3.4.3 湖南 |
| 3.4.4 江苏 |
| 3.4.5 江西 |
| 3.5 西南地区粮食主产省旱灾发生规律及粮食产量的变化 |
| 3.5.1 四川 |
| 3.6 讨论 |
| 3.6.1 粮食主产省旱灾发生的时空变化 |
| 3.6.2 粮食主产省粮食单产和总产的变化趋势 |
| 3.6.3 旱灾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
| 3.7 小结 |
| 第四章 不同区域抗旱减灾技术研究 |
| 4.1 引言 |
| 4.2 材料与方法 |
| 4.3 东北地区主要作物抗旱减灾技术研究 |
| 4.3.1 玉米抗旱技术研究 |
| 4.3.2 大豆抗旱技术研究 |
| 4.4 黄淮海地区主要作物抗旱减灾技术研究 |
| 4.4.1 夏玉米抗旱技术研究 |
| 4.4.2 冬小麦抗旱技术研究 |
| 4.5 西南地区 |
| 4.5.1 水稻抗旱减灾措施及对策 |
| 4.5.2 玉米抗旱减灾措施及对策 |
| 4.5.3 小麦抗旱减灾措施及对策 |
| 4.6 长江中下游地区 |
| 4.6.1 红黄壤坡耕旱地避旱减灾种植模式与关键技术 |
| 4.6.2 农业化学节水制剂研制与避旱减灾机理及应用技术研究 |
| 4.7 小结 |
| 第五章 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未来干旱发生的趋势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材料与方法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干旱指标 |
| 5.3 我国不同区域的干旱演变趋势 |
| 5.3.1 轻旱演变趋势 |
| 5.3.2 中旱演变趋势 |
| 5.3.3 重旱演变趋势 |
| 5.3.4 特旱演变趋势 |
| 5.3.5 干旱演变趋势 |
| 5.4 我国粮食主产区干旱特征演变 |
| 5.4.1 东北地区 |
| 5.4.2 黄淮海地区 |
| 5.4.3 长江中下游地区 |
| 5.4.4 西南地区 |
| 5.5 气候变化对我国粮食产量生产的影响及未来抗旱对策 |
| 5.6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全文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6）气候变化下雄安新区洪涝灾害的风险评估及适应措施（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来源与分析方法 |
| 1.1 资料来源 |
| 1.2 分析方法 |
| 1.2.1 洪涝灾害影响等级的确定方法 |
| 1.2.2 洪涝灾害的风险评估方法 |
| 2 洪涝灾害等级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
| 2.1 洪涝灾害等级的时间变化特征 |
| 2.2 洪涝灾害等级的空间分布特征 |
| 2.3 洪涝灾害等级的类型特征 |
| 2.4 影响洪涝灾害发生及程度的因素 |
| 3 气候变化下雄安新区洪涝灾害风险评估 |
| 3.1 数据和描述性统计 |
| 3.2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 3.3 洪涝灾害事件发生的风险评估 |
| 3.4 发生高等级洪涝灾害的风险评估 |
| 4 主要结论与讨论 |
| 4.1 主要结论 |
| 4.2 对适应措施的讨论 |
（7）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本章参考文献 |
| 2 理论依据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依据 |
| 2.1.1 税收与补贴经济效应理论 |
| 2.1.2 新要素禀赋理论 |
| 2.1.3 农业弱质性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关于气候变化对农产品出口供给侧影响的研究 |
| 2.2.2 关于气候变化不均衡性对农产品比较优势影响的研究 |
| 2.2.3 关于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对农产品贸易影响研究 |
| 2.2.4 关于气候变化对农产品贸易模式的影响研究 |
| 2.2.5 文献评述 |
| 2.3 本章小结 |
| 本章参考文献 |
| 3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与中国农产品出口概况 |
| 3.1 全球气候变化及应对 |
| 3.1.1 全球温室效应 |
| 3.1.2 全球气候灾害 |
| 3.1.3 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应对 |
| 3.2 中国气候变化及应对 |
| 3.2.1 中国气候要素的波动 |
| 3.2.2 中国极端气候事件爆发情况 |
| 3.2.3 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 |
| 3.3 中国农产品生产及出口情况 |
| 3.3.1 农产品的统计范围 |
| 3.3.2 中国农产品生产情况 |
| 3.3.3 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情况 |
| 3.4 本章小结 |
| 本章参考文献 |
| 4 气候变化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机理 |
| 4.1 短期影响机理 |
| 4.1.1 气候变化背景下农业的弱质性 |
| 4.1.2 气候变化对农产品出口供给的影响 |
| 4.1.3 农业碳减排的成本压力 |
| 4.2 长期影响机理 |
| 4.2.1 气候变化对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4.2.2 低碳贸易壁垒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
| 4.3 本章小结 |
| 本章参考文献 |
| 5 基于随机森林的农产品出口影响因素重要性分析 |
| 5.1 随机森林简介 |
| 5.1.1 人工智能算法简介 |
| 5.1.2 随机森林原理 |
| 5.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2.1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 5.2.2 影响农产品出口各项变量的重要性 |
| 5.3 本章小结 |
| 本章参考文献 |
| 6 中国农产品出口影响因素及预测分析 |
| 6.1 基于线性模型的农产品出口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
| 6.1.1 线性模型简介 |
| 6.1.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2 农产品出口预测比较研究 |
| 6.2.1 模型拟合效果 |
| 6.2.2 模型拟合效果比较 |
| 6.3 本章小结 |
| 本章参考文献 |
| 7 气候变化对不同种类农产品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1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 7.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7.2.1 茶叶 |
| 7.2.2 大米 |
| 7.2.3 植物油 |
| 7.3 本章小结 |
| 本章参考文献 |
| 8 结论与建议 |
| 8.1 结论 |
| 8.2 建议 |
| 8.2.1 转变农业发展模式应对气候变化 |
| 8.2.2 拓宽农业国际合作的渠道 |
| 8.2.3 完善农业贸易保障机制 |
| 本章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主要成果 |
| 致谢 |
（8）风险治理导向下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 1.1.1 新型城镇化发展成熟期的城市病治理短板 |
| 1.1.2 滨海城市经济贡献与多灾风险的现实矛盾 |
| 1.1.3 重大改革机遇期的城市防灾减灾体系调适 |
| 1.1.4 城市安全危机演变下的风险治理应用创新 |
| 1.1.5 重大课题项目支撑与研究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1.3 研究范围与概念界定 |
| 1.3.1 有关风险治理的核心概念界定 |
| 1.3.2 滨海城市安全风险范围界定 |
| 1.3.3 滨海城市灾害链与综合防灾规划内涵 |
| 1.3.4 论文研究的时空范围划定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核心研究方法 |
| 1.4.3 整体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动态综述 |
| 2.1 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理论体系梳理 |
| 2.1.1 风险管理与城市治理的同源关系 |
| 2.1.2 灾害学与生命线系统的共生机制 |
| 2.1.3 安全城市与韧性城市的协同适灾 |
| 2.2 风险治理与防灾减灾关联性研究综述 |
| 2.2.1 国内外风险治理研究存在防灾热点 |
| 2.2.2 国内外防灾减灾研究偏重单灾治理 |
| 2.2.3 二者耦合的安全风险评估技术纽带 |
| 2.3 风险治理导向下的综合防灾规划研究启示 |
| 2.3.1 主体多元化:从风险管理到风险治理 |
| 2.3.2 治理立体化:从减灾工程到防灾体系 |
| 2.3.3 措施精细化:从灾前评估到动态管控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滨海城市安全风险系统机理特征辨析 |
| 3.1 滨海城市整体灾害链式效应的互馈机理 |
| 3.1.1 物质灾害与管理危机的海洋特性 |
| 3.1.2 空间是灾害链延伸的核心载体 |
| 3.1.3 物质与管理灾害链的互馈关系 |
| 3.1.4 全生命周期风险治理的断链减灾 |
| 3.2 风险治理行为反作用的系统动力学建模 |
| 3.2.1 风险系统之模糊开放与逐级互馈 |
| 3.2.2 治理行为之因果回路与反向驱动 |
| 3.3 滨海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框架的构建 |
| 3.3.1 灾害链式效应动态风险评估模式 |
| 3.3.2 灾害信息集成综合风险评估框架 |
| 3.4 滨海城市安全风险治理特征的解析 |
| 3.4.1 要素治理的“复合”与“多维”特性 |
| 3.4.2 网络治理的“长链”与“双刃”特性 |
| 3.4.3 综合治理的多元化与全过程特征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困境及治理响应 |
| 4.1 综合防灾规划困境识别与矛盾梳理 |
| 4.1.1 整体认知错位导致规划实施低效 |
| 4.1.2 纵向防灾能力与设防标准冲突 |
| 4.1.3 横向多种规划间难以相互衔接 |
| 4.2 综合防灾效率评价与规划困境破解 |
| 4.2.1 综合防灾效率时空演进下认知防灾能力 |
| 4.2.2 综合防灾效率导向下补齐韧性治理短板 |
| 4.3 综合防灾规划与风险治理响应机制 |
| 4.3.1 风险治理耦合空间规划的必要性 |
| 4.3.2 综合防灾规划系统响应的可行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耦合“全过程”风险治理的综合防灾规划路径 |
| 5.1 滨海城市传统综合防灾规划体系重构路径 |
| 5.1.1 规划内容与方法的并行重构 |
| 5.1.2 规划目标与定位的治理解构 |
| 5.2 全过程风险治理下的综合防灾规划流程设计 |
| 5.2.1 耦合事前风险分析的规划准备阶段 |
| 5.2.2 注重事中风险防控的规划编制阶段 |
| 5.2.3 兼顾事后风险救治的规划实施与更新 |
| 5.3 规划路径拓展之“多维度”风险评估系统 |
| 5.3.1 领域-时间-影响维度评估要素构成 |
| 5.3.2 灾害-政府-公众维度多元评估主体 |
| 5.3.3 是非-分级-连续维度四级评判标准 |
| 5.4 规划路径完善之“多层级”空间治理方法 |
| 5.4.1 宏观层风险治理等级与空间层次划分 |
| 5.4.2 中观层“双向度”风险防控空间格局构建 |
| 5.4.3 微观层风险模拟与防灾行动可视化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多元主体性的“多维度”风险评估路径 |
| 6.1 滨海城市多元治理主体的风险评估路径生成 |
| 6.2 灾害属性维度的风险评估指标细化 |
| 6.2.1 聚合城镇化影响的自然灾害指标 |
| 6.2.2 安全生产要素论的事故灾难指标 |
| 6.2.3 公共卫生标准化的应急能力指标 |
| 6.2.4 社会安全保障力的风险预警指标 |
| 6.3 政府治理维度的风险评估指标甄选 |
| 6.3.1 影响维度下的风险治理效能指标 |
| 6.3.2 政府风险治理效能评判标准细分 |
| 6.3.3 政府安全风险综合治理效能评定 |
| 6.4 公众参与维度的风险评估指标提炼 |
| 6.4.1 面向居民空间安全感的核心指标 |
| 6.4.2 融入居民调查的核心指标再精炼 |
| 6.4.3 滨海城市居民综合安全感指数评定 |
| 6.5 链接多维度评估与多层级防灾的行动计划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治理差异性的“多层级”空间防灾路径 |
| 7.1 区域风险源监控及整体韧性治理 |
| 7.1.1 区域风险分级之“一表一系统”区划 |
| 7.1.2 衔接国土空间规划的韧性治理 |
| 7.1.3 生命线系统工程的互联共享 |
| 7.2 城区可接受风险标准与防灾空间治理 |
| 7.2.1 城区防灾基准之可接受风险标准 |
| 7.2.2 “耐灾”结构导向的避难疏散体系优化 |
| 7.2.3 对标防灾空间分区的减灾措施优选 |
| 7.2.4 PADHI防灾设施选址与规划决策 |
| 7.3 社区居民安全风险防范措施可视化治理 |
| 7.3.1 社区设施适宜性之防灾生活圈 |
| 7.3.2 风险源登记导向的社区风险地图 |
| 7.3.3 对标全景可视化的防灾体验馆设计 |
| 7.4 建筑物敏感度评价及防灾细部治理 |
| 7.4.1 建筑物外部敏感度之易损性整治 |
| 7.4.2 灾时仿真模拟导向的安全疏散路径 |
| 7.4.3 对标功能差异性的内部防灾能力提升 |
| 7.5 防灾救灾联动应急管理响应方案 |
| 7.5.1 RBS/M分级的多风险动态管控响应 |
| 7.5.2 责权事权下的多部门联动救灾响应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风险治理导向下的综合防灾规划实证 |
| 8.1 天津市中心城区既有灾害风险环境特征识别 |
| 8.1.1 海陆过渡下的八类主导自然灾害 |
| 8.1.2 双城互动下的四类主体事故灾难 |
| 8.1.3 既有风险评估偏重单向风险分级 |
| 8.1.4 兼顾治理“核心-基础”划定研究范围 |
| 8.2 针对城区主导型灾害的“多维度”风险评估 |
| 8.2.1 灾害属性具备灾源防控与分级治理条件 |
| 8.2.2 政府治理存在专项防灾与系统实现短板 |
| 8.2.3 居民安全呈现生态与避难疏散供给不足 |
| 8.3 响应风险评估结果的“多层级”防灾空间治理 |
| 8.3.1 “源-流-汇”指数导向的生态韧性规划 |
| 8.3.2 动态风险治理导向的专项防灾响应 |
| 8.3.3 避难短缺-疏散过量矛盾下的治理优化 |
| 8.3.4 “三元”耦合导向的防灾空间治理系统实现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论文创新点 |
|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滨海城市安全风险治理子系统动力学模型 |
| 附录B:滨海城市自然灾害综合防灾能力与空间脆弱性指标详解 |
| 附录C:滨海城市居民综合安全感调查问卷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9）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时空特征、原因与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灾害的研究 |
| 1.2.2 陕北地区自然灾害的研究 |
| 1.3 研究目标、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收集、处理 |
| 1.4.1 研究区概况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收集:数据来源与数据整理 |
| 1.4.4 数据处理 |
| 第二章 陕北地区明代不同种类自然灾害时空特征 |
| 2.1 旱灾 |
| 2.1.1 年份分布 |
| 2.1.2 年份分布的连续性特点 |
| 2.1.3 季节和月份分布 |
| 2.1.4 周期特征 |
| 2.1.5 M-K检验与突变分析 |
| 2.1.6 空间分布 |
| 2.2 洪涝灾害 |
| 2.2.1 年份分布 |
| 2.2.2 季节和月份分布 |
| 2.2.3 周期特征 |
| 2.2.4 M-K检验与突变分析 |
| 2.2.5 空间分析 |
| 2.3 地质灾害 |
| 2.3.1 年份、季节分布 |
| 2.3.2 空间分布 |
| 2.4 寒冻低温灾害 |
| 2.4.1 年份、季节分布 |
| 2.4.2 空间分布 |
| 2.5 雹灾 |
| 2.5.1 年份、季节分布 |
| 2.5.2 空间分布 |
| 2.6 虫灾 |
| 2.6.1 年份、季节分布 |
| 2.6.2 空间分布 |
| 2.7 风灾、疫灾及其他灾异 |
| 2.7.1 风灾 |
| 2.7.2 疫灾 |
| 2.7.3 其他灾异 |
| 2.8 饥荒 |
| 2.8.1 导致饥荒的自然灾害种类分析 |
| 2.8.2 饥荒的年际分布 |
| 2.8.3 周期特征 |
| 2.8.4 M-K检验与突变分析 |
| 2.8.5 空间分布 |
| 2.9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总体时空特征及特点 |
| 3.1 自然灾害总体时空特征 |
| 3.1.1 自然灾害的时间分布 |
| 3.1.2 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布 |
| 3.2 自然灾害特点 |
| 3.2.1 自然灾害种类多,旱灾为首要灾害类型 |
| 3.2.2 发生频率高,受灾面积广 |
| 3.2.3 灾害发生时间不均衡 |
| 3.2.4 灾害发生空间不均衡 |
| 3.2.5 多灾并发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关联及多灾种耦合特征 |
| 4.1 自然灾害关联特征 |
| 4.1.1 自然灾害关联特征分析 |
| 4.1.2 气象灾害关联性及多灾种耦合时间特征 |
| 4.1.3 气象灾害与饥荒、疫灾与虫灾的关联性 |
| 4.2 自然灾害多灾种耦合的时空特征 |
| 4.2.1 自然灾害多灾种耦合的时间特征——灾害群发 |
| 4.2.2 自然灾害多灾种耦合的空间特征——灾害群聚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原因分析 |
| 5.1 自然要素 |
| 5.1.1 气候因素 |
| 5.1.2 地貌因素 |
| 5.2 人类社会 |
| 5.2.1 人口数量变化 |
| 5.2.2 土地开发利用 |
| 5.2.3 社会脆弱程度 |
| 5.3 生态环境 |
| 5.3.1 历史时期陕北地区生态环境概况 |
| 5.3.2 陕北地区明代生态环境恶化 |
| 5.4 对自然灾害与自然要素、人类社会、生态环境关系的梳理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的社会影响 |
| 6.1 对人口的影响 |
| 6.1.1 人口数量减少 |
| 6.1.2 人口迁移与流民 |
| 6.1.3 灾民生活质量、健康状况低下 |
| 6.2 对经济的影响 |
| 6.2.1 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
| 6.2.2 对商业经济的影响 |
| 6.3 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
| 6.3.1 冲击社会伦理 |
| 6.3.2 破坏社会秩序,造成社会动荡 |
| 6.4 对文化的影响 |
| 6.4.1 灾害相关的信仰 |
| 6.4.2 灾害相关的民俗行为 |
| 6.4.3 灾害对建筑、城市建设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可能的启示 |
| 7.3 创新之处 |
| 7.4 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10）江西省气象灾害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文献综述 |
| 1.2.3 文献总结 |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灾害分析与变量设置 |
| 2.1 灾害分析 |
| 2.1.1 主要致灾因子的提取 |
| 2.1.2 主要致灾因子预测 |
| 2.1.3 灾情影响评估 |
| 2.2 变量设置 |
| 第3章 不同灾种与农作物产量间的实证分析 |
| 3.1 不同灾种对成灾面积和作物产量的影响 |
| 3.1.1 不同灾种对成灾面积的影响 |
| 3.1.2 不同灾种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 |
| 3.2 不同灾种对各类农作物产量的影响 |
| 3.2.1 不同灾种对谷类产量的影响 |
| 3.2.2 不同灾种对豆类产量的影响 |
| 3.2.3 不同灾种对薯类产量的影响 |
| 3.2.4 不同灾种对油菜籽产量的影响 |
| 3.3 各地市农作物产量与灾种的关联分析 |
| 3.3.1 各类农作物在地市间的产量结构 |
| 3.3.2 主要产区农作物产量与灾种的分析 |
| 第4章 不同灾种成灾面积预测 |
| 4.1 旱灾成灾面积预测 |
| 4.2 风雹成灾面积预测 |
| 4.3 洪涝成灾面积预测 |
| 4.4 低温冻灾成灾面积预测 |
| 第5章 结论、对策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对策 |
| 5.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四、我国洪涝灾害受灾及成灾面积的预测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近41年来江南地区暴雨洪涝灾害时空变化特征分析[J]. 黄垭飞,管兆勇,蔡倩,吕纯月. 气象学报, 2021(04)
- [2]广西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D]. 黄嘉丽. 南宁师范大学, 2021(02)
- [3]基于情景分析的青海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研究[D]. 邓彩霞. 兰州大学, 2021(09)
- [4]安徽省主要气象灾害趋势演变及其对粮食总产的影响[J]. 陈晓艺,姚筠,霍彦峰,张宏群,王胜.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0(10)
- [5]旱灾对我国粮食主产省粮食产量的影响及抗旱对策研究[D]. 杜建斌.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6]气候变化下雄安新区洪涝灾害的风险评估及适应措施[J]. 盛广耀,廖要明,扈海波.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06)
- [7]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D]. 吕飞.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8]风险治理导向下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路径研究[D]. 王思成. 天津大学, 2020(01)
- [9]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时空特征、原因与影响研究[D]. 党群. 陕西师范大学, 2020(02)
- [10]江西省气象灾害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分析[D]. 万婷婷.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