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第四届编辑委员会会议纪要（论文文献综述）
邢功伟[1]（2021）在《卫生署与全面抗战时期的医疗卫生动员》文中认为
杨嘉宜[2]（2021）在《认知共同体与区域公共卫生治理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研究》文中提出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令全球及区域公共卫生治理问题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现象出发,试图回答认知共同体在区域公共卫生治理中的作用问题。论文对现有的公共卫生学与国际关系学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细致的回顾,指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视角、卫生外交视角、安全化理论视角和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框架各自具备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存在不足,尤其是忽略了非国家行为体在区域公共卫生合作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进而提出认知共同体推动区域各国实现协作治理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假定认知共同体是一些特定的专家基于公认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汇聚到一起,通过对相关议题的参与和互动,塑造了该群体特有的身份和利益,遵循着共同的规范,并为实现特定目标而采取一致行动。认知共同体能够通过产生新的认知结构或政策参考的因果框架、作为政策选择的“过滤”机制、为决策提供有效性和合法性,以及提出替代性方案和路径等四种机制影响决策。此外,认知共同体不仅是知识的生产者,还可能是知识的实践者,他们分别在国际、国家和地方三个层面来落实相关政策,从而能够快速感知相关政策是否有效,进而提出新的知识或政策建议。这就使得知识的生产与政策的制定始终处于动态的互动之中,实现了协作治理机制的不断发展。本研究以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为案例验证以上假设,发现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推动下,该联防联控机制得以建立并不断发展,从中缅两国的跨境疟疾防控项目发展为覆盖多病种、由多国参与的协作治理机制,并且为本地区其他国际合作框架所接受。本研究反驳了西方学术成果中有关认知共同体在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作用甚微的观点,指出东亚背景下的认知共同体具备知识生产者和实践者的双重属性,对于我们理解东亚地区其他领域合作进程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就有关问题进行的大量访谈与实地考察,也为国际关系与公共卫生的跨学科研究积累的宝贵素材。
肖雄[3]（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王力[4]（2020）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文中指出陕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周秦汉唐等王朝都在陕西建都,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种“特别关系”。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海上而来,东南沿江沿海各省始变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点”。陕西僻处内地,“陕西似无足重轻也”,但陕西为西北门户之所在,有着国民党势力、陕西地方实力派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前夕还有着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内部势力错综复杂,而不同于国民党中央完全控制的省份。其地位被包括南京国民政府在内的历代中央政府所重视,也被民国时期的各派军阀所觊觎。1927至1937年的陕西省政,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呈现阶段性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由国民军冯玉祥系控制的过渡时期,由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控制的稳定时期和西安事变后由孙蔚如控制的整理时期。文章第一章总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省制改革和陕西省的政局变动和省制改革,陕西的省制进程与南京中央政府规划的省制改革时间表相比较,具有滞后性。究其原因,陕西省处于国民党中央政府控制的核心区域和边际地带之间。第二章分析了陕西省政的演变过程,经过十年的发展,陕西省政的结构形成了覆盖全省的横向和纵向组织。第三章分过渡、稳定和整理三个时期,理清各执政陕西人物对陕西省政的管理。第四章讨论了陕西省政的地位问题,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等能影响全国政局的人物和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等陕西执政人物都对陕西省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加之国内外局势的发展,也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于陕西省的关注。总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陕西省政是极其重要的,陕西一省的省政问题发展到1937年,竟然引起了影响中国和世界格局的西安事变的发展,可见其特殊和关键。望通过梳理南京国民政府1927至1937年的陕西省政,能描绘出这十年陕西省政的发展脉络,以期基本揭示出省制设计“应然”与陕西省政实践“实然”之间的深层逻辑,为我国现正推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镜鉴。
牛桂晓[5]（2019）在《近代中国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研究（1901-1937）》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公共卫生运动最早是由基督教会倡导和组织的。1901-1937年间,中国基督教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持续多年的公共卫生运动。基督教会之所以在中国发起这项运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公共卫生运动在西方兴起以后,伴随着全球化进程逐渐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开来,成为基督教会在中国开展公共卫生运动的时代背景。其次,中国卫生行政的不完善、卫生状况的落后,以及民众卫生观念的缺乏,引起了来华教会的注意,这是教会开展公共卫生运动的重要前提。同时,公共卫生也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国内舆论对公共卫生的探讨日益增多,这些都为公共卫生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最后,公共卫生运动适应了基督教在华发展的需要。在社会福音运动的影响下,教会越来越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以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要求。公共卫生运动成为适应基督教在华发展和教会传教需要的方式之一。因此,1901-1937年间,基督教会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公共卫生运动。1901-1937年间,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起步阶段、全面发展阶段以及调整和转变阶段。在此期间,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发展演进体现出三个发展趋向。在办理模式上,公共卫生运动从教会自办发展到与政府合办,得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和认可,并被逐渐纳入到政府的公共卫生运动中去。在活动内容上,教会公共卫生运动从卫生宣传扩展到其他领域,如环境卫生、疾病防治、学校卫生、妇婴卫生、劳工卫生等,同时也开始在培养公共卫生人才和创办卫生实验区上进行尝试。在空间范围上,教会公共卫生运动逐渐从口岸城市扩展到内陆腹地和乡村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公共卫生运动的不足,使得公共卫生运动的空间大为扩展。教会在开展公共卫生运动的过程中采取了多种形式来宣传和践行近代卫生理念,如发行卫生读物、开展卫生教育运动、改良城乡环境卫生、进行疾病防治等等。其中,卫生读物或倾向于剖析卫生医理,或注重传播卫生知识,或采用口语,或用文言,适应了不同阶层民众的需求。卫生教育运动以宣传卫生知识为中心,通过卫生游行、展览和演讲等方式引起社会各界对卫生的注意,被称为“走进中国城市的卫生表演”。在环境卫生方面,教会不断改善教会医院的卫生状况,并以此作为示范,将环境卫生推广开来,在社会上开展了清洁运动、灭蝇运动和改良厕所等活动。在疾病防治方面,教会开展了种痘运动、防疫运动、预防肺痨和性病等活动,使民众认识到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重要性。教会在面向大众开展公共卫生运动的时候,一些特殊的群体也引起了教会的关注。首先,教会人员的健康问题得到了教会的重视。教会最初选派医学传教士就是为了保证传教士等人员的健康。随着预防医学的发展,教会已经不满于消极的医治传教士的疾病,而是采取积极的措施,如对教会人员进行定期检查、预防接种疫苗以及在教会活动场所开展卫生运动等,来保障教会人员的身体健康。与此同时,教会学校学生的健康问题也引起了教会的注意,教会逐步采取措施健全了校医制度,并开展了学校卫生运动。教会还将注意力投向妇婴卫生和劳工卫生等领域,开展了儿童卫生运动、妇女卫生教育、生育卫生、劳工卫生运动等,以培养国民卫生的基础。教会公共卫生运动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涵盖卫生教育、防疫和保健等多个领域,是一场现代卫生知识和理念的宣传运动。它开创了中国近代公共卫生运动的先河,对当时民众卫生意识的觉醒、地方卫生事业的发展和政府卫生运动的开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随着国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出现,知识精英认识到卫生与民族、国家间的关联。这使得教会公共卫生运动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引起了历届中国政府的注意,并与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展开了合作。更为重要的是,这场运动密切了教会与中国社会的联系,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当时,教会开展了各式的卫生布道活动,如卫生大会布道、卫生文字布道、特殊医疗机构布道、乡村卫生布道等,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总之,在公共卫生诉求和传教布道的双重影响下,教会开展的公共卫生运动拓展了传教的途径,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同时运动又将卫生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将卫生作为强国强种的根本,从而又使其具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在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里,教会公共卫生运动受到内外环境的诸多限制,如政治环境、社会发展水平、传教政策以及组织的不完善等,使得教会的卫生运动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是,它在客观上传播了卫生知识,唤起了民众对卫生的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郭妍[6]（2018）在《中医药期刊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医药期刊是记录和保存中医药知识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医药学术传播与交流的重要媒介。研究中医药期刊的总体发展史,既能够反映中医药学术发展的某些特点,又能够揭示中医药学术交流的特征和趋势。鉴于此,本研究系统梳理了中医药期刊的发展历程,阐述了中医药期刊在发展进程中呈现的各种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医药期刊发展的总体趋势,对中医药期刊在中医药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评价,并尝试探寻中医药期刊发展的方向。本研究搜集从1897年至2017年出版的中医药期刊共568种,考察期刊创刊数量,并按照中国近现代历史分期作为参照系,将中医药期刊的发展历程分为七个阶段,即萌发期（1897年-1920年）、数量上的繁盛期（1921年-1937年6月）、低谷期（1937年7月-1949年9月）、恢复期（1949年10月-1959年）、曲折发展期（1960年-19 75年）、复兴期（1976年-1995年）、平稳发展期（1996年至今）。本研究从形式特征、类别分布特征、刊名特征、内容特征等方面阐述了中医药期刊的发展特征。其中形式特征从中医药期刊生存状态、刊期情况、地域分布情况和文章合着情况等方面进行论述,类别分布特征从中医药期刊的总体类别情况和中医药学术类期刊的学科分布情况等方面进行论述,刊名特征从中医药期刊刊名的变迁和深刻寓意等方面进行论述,内容特征通过考察各个发展阶段的栏目设置情况予以呈现。在阐述中医药期刊发展历程和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本研究对中医药期刊发展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阐述了中医药期刊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促进中医药学术交流、助力中医药教育事业发展、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并指出中医药期刊在发扬中医药传统特色、鼓励学术评论与争鸣、促进中医药知识普及推广、保障文章质量和专题策划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进而探寻中医药期刊的发展方向,以期为中医药期刊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更好地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服务。
丁鸿[7]（2018）在《国际发展援助中的对口援助模式研究 ——基于中非卫生合作的分析》文中提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发展援助脱胎于“欧洲复兴计划”,即着名的“马歇尔计划”。在1960年之后的六十年间,国际发展援助在援助主体、目标、政策、理论、数据系统、援助影响力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本文研究的焦点在于对口援助模式的定义、内容、特点、援助效果的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系统地梳理以及相应理论框架的建立。首先,本文通过梳理国际发展援助模式的不同类别,进而提出了一种在援助组织阶段以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的参与度为衡量标准的官方发展援助模式,即对口援助模式。该模式主要以中国对内支援经验和对外援助实践作为该援助模式构建理论框架的基础和依据,将广义府际关系作为援助组织的基础,使得政府间合作网络扩展到构建援助双方合作关系上,从而确保官方援助工作的有效开展。同时,通过与国际上三类普遍的援助类别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对口援助模式在立项邀约、部门协同以及财政限制三方面的特点。接着,本文转入中非卫生合作视角,通过具体梳理中非在卫生领域的合作,进一步确立对口援助模式在中非卫生合作中的应用。随后,从对口援助模式所构建的跨国政府间横向合作网络的三组对口关系出发,提出影响对口援助模式援助效果的假设因素,从理论分析和影响机制两个方面来建立研究假设。然后,通过分析三个影响因素在四个具体的中非卫生合作案例中对援助效果的影响情况,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最后,根据具体合作案例所反应的问题和情况提出进一步发展的建议,并对该模式能否做“中国经验”的国际推广进行了前景预展。总而言之,本文拟解决的问题是期望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确立出一种新的对外援助模式,通过较系统地梳理该模式的理论框架及实际运行,为其他国家提供有借鉴价值的经验。对于中国本身而言,中国经验只有拥有更为系统性的理论框架才能更正确地被国际社会所认知和理解;对于国际社会而言,虽然中国经验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组织、学者所重视,但缺乏正确认识的途径和方式,也因而引来很多误解和恶意揣测;对于与中国有类似经历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经验能够为他们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即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主导发展过程。
刘洋[8]（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柴德强[9]（2017）在《南京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研究（1931-1938）》文中提出全国经济委员会（简称:经委会）,它是南京国民政府直辖的负责经济建设的专门机构,亦可认为是当时“统筹全国经济建设的总机关”。关于经委会成立的原因,主要有四方面因素。首先,1930年代前后,世界经济危机的破坏作用和苏联实行计划经济政策的良好效果,使国内外倡导实行“统制经济”的呼声高涨,南京政府试图在中国实行统制经济。其次,南京政府期待与国际联盟开展一系列经济技术合作,需要一个专门的负责机构;国联专家也建议中国成立“经济委员会”。第三,为摆脱财政困境,并发展经济,财政部长宋子文一手操办的中美“棉麦大借款”,使经委会有了一笔大额的建设经费。第四,南京政府内部财权之争、派别之争,使得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都赞同和支持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成立。以上四要素的具备,使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成立水到渠成。经委会先后经历了筹备处时期、宋子文时期和蒋介石时期。其中宋子文主持经委会时期,是经委会建设活动的鼎盛阶段。这期间,经委会广泛开展公路、水利、农业、棉业、蚕丝、卫生等领域的建设工作。经委会的主要决策机构是“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由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和蒋介石组成,实际由宋子文主持日常工作。经委会的主要执行部门是“秘书处”,另外还设置了十几个下属专门委员会和办事处,如棉业统制委员会、蚕丝改良委员会、七省公路建设委员会、水利委员会、中央卫生实验处、公路处、水利处等。除此之外,全国各地的省级建设厅、地方水利委员会及一切地方建设部门都属于经委会的下属执行部门。经委会还是“中国与国联进行技术合作”的专门负责机关。许多国联专家应邀来华考察指导,经委会进行的许多建设事业,都得到国联专家的指导帮助。经委会在公路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大。最初的公路建设围绕首都经济圈（即苏浙皖三省公路建设）,随后不断扩展到多省（从七省公路建设到多省公路建设,包括西北公路建设）,基本实现了大部分省会城市的公路连接。但当时的公路建设带有明显的军事意图,许多公路都是在蒋介石的电报命令下开工修建的,建设路线始终紧随当时国共两党军事斗争的战场迁移,这就严重影响了公路运输的经济价值,再加上当时大部分平民没有汽车,这进一步降低了公路的运输效能。经委会作为全国水利建设的总机关,在水利建设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不过那些具体水利工程建设主要是由各地方水利委员会负责执行的,经委会主要为全国各处水利工作进行统筹安排规划,并给它们提供经费和技术支持。除此之外,经委会在农业、棉业、蚕丝、卫生等领域也进行了许多建设,尤其在棉业和蚕丝领域,经委会的工作很快就收到实效。全国经济委员会从成立之初就受制于经费不足、人才缺乏之困,加上当时日寇侵占东北,蚕食华北,蒋介石一意坚持对中共进行军事围剿,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些事件都极大地影响了经委会的建设计划和财政经费。总体来说,经委会在不够稳定的社会环境下,有计划、有目的、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地投身于国家经济建设中,在许多方面拨下了建设的种子,不断耕耘,并取得了日积月累之成果。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它的奋发图为和建设成绩。如今,我们深入地研究经委会,对于我们充分认识历史的复杂性,更深入地了解民国时期的政治与社会都有重要作用,对今天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王彤[10]（2017）在《从边缘到一体：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与防治变迁研究》文中认为滇西德宏地区由于独特的气候环境、地理条件、民族风俗等原因,加之医疗卫生水平低,技术落后,意识薄弱,瘴疠、疟疾等热带疾疫频繁爆发。又受频繁水灾、兵灾的破坏,对当地社会医疗的发展造成了极大影响,故一直都是中外闻名的“瘴疠之区”。传统社会中,滇西德宏地区疟疾长期肆虐,但主要只依靠宗教医疗和巫医抵御疾病。乾隆滇缅战争后,中医开始进入德宏,才打破了巫医治病的局面。晚清时期,随着传教士的进入、西医西药的传入,近代医疗萌芽、发展,但成效有限。20世纪30年代末,战乱频仍,疟疾流行加剧,医疗卫生事业也因战争医疗的进入得到了显着发展,但因受政治、经济和民族风俗等因素的影响,疟疾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1950年代后,疟疾的防治与国家对边疆的开发及经营紧密联系到了一起,爱国医疗卫生运动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展,有效遏制了疟疾的流行和传播。1980年代后,改革开放政策及边境口岸的开放,人员流动和贸易往来随之增多,输入型疟疾成为德宏疟疾流行的主要动因,但因疟疾防治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德宏疟疾得到了及时控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行和传播,基本处于可控状态。2000年后全球疟疾基金的推广,云南疟疾防控进入了全球化阶段,疟疾控制成为联合国卫生组织的重要目标,德宏疟疾控制也取得了极大进步。滇西德宏地区地处边疆国境线地带,境内少数民族众多,易受国内外政治环境和当地少数民族观念等因素的多重影响,疟疾的流行和防治也呈现出其独有的特性。全球化、政治、技术、战争等因素是使滇西德宏地区和外部世界的联系逐步加强,医疗卫生的“国家化”和“现代化”成为主流,这些在疟疾的防治政策、措施等方面都得到进一步体现,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滇西德宏地区在政治、社会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努力与实践。
二、《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第四届编辑委员会会议纪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第四届编辑委员会会议纪要（论文提纲范文）
（2）认知共同体与区域公共卫生治理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国际公共卫生合作的起源与发展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 |
| 第三节 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
| 第一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公共卫生合作的理论解释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国际卫生与全球健康 |
| 第二节 关于国际公共卫生治理的理论解释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认知共同体析论 |
| 第一节 认知共同体理论 |
| 第二节 跨国倡议网络与第二轨道外交 |
| 第三节 认知共同体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认知共同体如何影响决策 |
| 第一节 认知共同体发挥作用的外部条件 |
| 第二节 认知共同体影响决策的方式 |
| 第三节 认知共同体作为公共卫生治理的实践者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的形成 |
| 第一节 区域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 |
| 第二节 中国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的实践 |
| 第一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建立 |
| 第二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发展(2006-2010 年) |
| 第三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升级(2011-2014 年) |
| 第四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成熟(2015-2019 年)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与理论及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认知共同体的实践 |
| 第三节 疫情后时代跨境传染病防控的挑战与建议 |
| 致谢 |
| 附录一:专家访谈列表 |
| 附录二:参会调研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3）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一)国内研究 |
| (二)国外研究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 史料选择 |
| 五 写作难点 |
| 六 创新之处 |
| 七 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陕西省政的背景和基础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省制改革历程 |
| 一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确立的省制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1929-1937)的省制 |
| 第二节 陕西政局变动与省制演变 |
| 一 陕西省制的初步确立——冯玉祥系控制下的陕西 |
| 二 陕西省制的发展变化——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控制下的陕西 |
| 三 西安事变后的陕西省制——从杨虎城系孙蔚如到蒋介石系蒋鼎文 |
| 第二章 陕西省政的演变 |
| 第一节 陕西省政的权力运作方式 |
| 一 特殊时期的陕西省政权力运作方式 |
| 二 正常时期的陕西省政运作方式 |
| 第二节 陕西省政的日常运行机制 |
| 一 陕西省政府综合办事机构—秘书处 |
| 二 陕西省政府执行机构—各厅 |
| 三 陕西省具体事务管理机构—各专管处、局及委员会 |
| 第三节 陕西全省行政网络的构建 |
| 一 西安市(西京市) |
| 二 行政督察区 |
| 三 县及其县以下行政组织 |
| 第三章 陕西省政的管理 |
| 第一节 过渡时期陕西省政管理 |
| 一 国民军联军(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二 冯玉祥系控制下的陕西省政管理(1927 年—1930 年 10 月) |
| 第二节 稳定时期陕西省政管理 |
| 一 杨虎城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二 邵力子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第三节 整理时期陕西省政管理 |
| 一 王一山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二 孙蔚如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第四章 陕西省政的地位 |
| 第一节 陕西所属地理位置的争论 |
| 第二节 孙中山等的陕西省政建设思想 |
| 一 孙中山的开发西北思想 |
| 二 蒋介石的西北抗战观 |
| 三 陕西省执政人物的建设陕西思想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对陕西省政的关注 |
| 一 冯玉祥时期 |
| 二 杨虎城时期 |
| 三 邵力子时期 |
| 四 孙蔚如时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近代中国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研究（190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范围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缘起 |
| 一、时代趋势：全球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一)西方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 |
| (二)公共卫生运动在全球的扩展 |
| 二、现实需要：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现状与需求 |
| (一)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落后 |
| (二)中国各界对公共卫生的提倡 |
| 三、自我需求：基督教会在华发展的需要 |
| (一)应对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 |
| (二)基督教会自身发展的需要 |
| 第二章 基督教会在华公共卫生运动的演进 |
| 一、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发端与初步发展(1901-1919) |
| (一)中华博医会的早期提倡与实践 |
| (二)青年会的加入与推动 |
| (三)公共卫生运动的初步发展 |
| 二、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全面发展(1920-1927) |
| (一)教会团体的广泛参与 |
| (二)公共卫生运动的空间扩展 |
| (三)公共卫生运动内容的调整 |
| (四)时局变动中的受挫与恢复 |
| 三、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调整和转变(1928-1937) |
| (一)公共卫生组织的重组 |
| (二)与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开展合作 |
| (三)公共卫生运动在空间上继续推进 |
| 第三章 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主要形式 |
| 一、知识传播：公共卫生读物的印发 |
| (一)印发卫生读物的缘起 |
| (二)卫生读物的出版情况 |
| (三)卫生读物的发行方式 |
| 二、宣传教育：卫生教育运动的开展 |
| (一)举行卫生游行 |
| (二)开展卫生演讲 |
| (三)举办卫生展览 |
| (四)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 |
| 三、保持清洁：近代城乡卫生改良运动 |
| (一)教会医院卫生的改善 |
| (二)提倡厕所改良 |
| (三)清洁运动 |
| (四)灭蝇运动 |
| 四、预防疾病：开展疾病防治运动 |
| (一)种痘运动 |
| (二)防疫运动 |
| (三)防痨宣传 |
| (四)花柳病防治 |
| 第四章 基督教会在特定群体中的公共卫生运动 |
| 一、教会人员的健康保健 |
| (一)教会人员的健康受到关注 |
| (二)教会人员的体检和预防接种 |
| (三)教会活动场所的公共卫生活动 |
| 二、教会学校中的卫生运动 |
| (一)学校卫生受到重视 |
| (二)完善校医制度 |
| (三)开展学校卫生运动 |
| 三、妇婴卫生运动的开展 |
| (一)举行儿童卫生运动 |
| (二)开展妇女卫生教育 |
| (三)生育卫生 |
| 四、劳工中的卫生运动 |
| (一)劳工卫生问题的提出 |
| (二)调查劳工卫生状况 |
| (三)劳工卫生运动 |
| 第五章 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 |
| 一、教会公共卫生运动与中国社会各界的关系 |
| (一)历届政府与教会公共卫生运动 |
| (二)社会精英与教会公共卫生运动 |
| (三)普通民众与教会公共卫生运动 |
| 二、教会公共卫生运动与传教事业 |
| (一)毕德辉与卫生传教策略的提出 |
| (二)形式多样的卫生传教 |
| (三)教会公共卫生运动对传教事业的影响 |
| 三、医疗卫生知识的传播与近代中国观念习俗的变迁 |
| (一)西方医疗卫生知识的传播 |
| (二)民众医疗卫生观念和习俗的改变 |
| 四、教会公共卫生运动对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影响 |
| (一)对中国公共卫生运动的示范作用 |
| (二)推动了政府卫生工作的开展 |
| 第六章 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在华境遇 |
| 一、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成就与局限 |
| (一)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成就 |
| (二)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局限 |
| 二、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现实境遇的原因分析 |
| (一)中国社会环境的制约 |
| (二)卫生传教政策的限制 |
| (三)缺乏强有力的卫生组织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中医药期刊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1.1 挖掘中医药期刊的文献研究价值 |
| 1.1.2 呈现中医药期刊的史学研究价值 |
| 1.1.3 促进中医药期刊的发展和提高 |
| 1.2 中医药期刊史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3.1 具有“期刊”的基本属性 |
| 1.3.2 具有“中医药”的基本属性 |
| 1.3.3 出版地区为中国大陆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资料来源 |
| 1.4.2 研究方法 |
| 2. 中医药期刊发展历程 |
| 2.1 中医药期刊创刊的时代背景 |
| 2.1.1 传统中医药学面临西方医学的严峻挑战 |
| 2.1.2 西医学期刊率先出现 |
| 2.2 中医药期刊的雏形--《吴医汇讲》 |
| 2.2.1 《吴医汇讲》产生的时代背景 |
| 2.2.2 《吴医汇讲》的编辑体例和内容 |
| 2.3 中医药期刊发展的历史分期 |
| 2.3.1 中医药期刊的萌发期 |
| 2.3.2 中医药期刊数量上的繁盛期 |
| 2.3.3 中医药期刊的低谷期 |
| 2.3.4 中医药期刊的恢复期 |
| 2.3.5 中医药期刊的曲折发展期 |
| 2.3.6 中医药期刊的复兴期 |
| 2.3.7 中医药期刊的平稳发展期 |
| 3. 中医药期刊形式特征 |
| 3.1 期刊生存状态 |
| 3.1.1 民间团体或个人主持办刊,生存状态以速生速灭为主 |
| 3.1.2 政府参与办刊,仍未完全脱离速生速灭的生存状态 |
| 3.1.3 期刊出版步入正轨,生存状态趋于稳定 |
| 3.1.4 期刊办刊主体向系列化、集群化发展,生存状态稳定 |
| 3.2 期刊刊期情况 |
| 3.2.1 以月刊为主,出版周期不稳定 |
| 3.2.2 刊期逐渐缩短,出版周期趋于稳定 |
| 3.2.3 刊期再次延长,出版周期极不稳定 |
| 3.2.4 以季刊和双月刊为主,出版周期趋于稳定 |
| 3.2.5 以月刊和双月刊为主,刊期呈逐渐缩短的趋势 |
| 3.3 期刊地域分布情况 |
| 3.3.1 萌发自江浙沪地区 |
| 3.3.2 以上海为中心,发展于东南沿海地区 |
| 3.3.3 仍以上海为中心,有向西南地区转移的倾向 |
| 3.3.4 办刊中心向北京转移,初现全国散发的趋势 |
| 3.3.5 以北京为中心,呈现全国散发的态势 |
| 3.4 期刊文章合着情况 |
| 3.4.1 文章以独着为主,合着文章极为少见 |
| 3.4.2 文章以独着居多,合着文章有所增加 |
| 3.4.3 合着文章数量超越独着文章,跨机构、跨地域合着显着增加 |
| 4. 中医药期刊类别特征 |
| 4.1 中医药期刊的主体--学术类期刊 |
| 4.1.1 中医药学术类期刊总体情况 |
| 4.1.2 中医药学术类期刊的学科分布情况 |
| 4.2 中医药宣传推广的重要媒介--普及类期刊 |
| 4.2.1 中医药普及类期刊的初创 |
| 4.2.2 中医药普及类期刊的发展 |
| 4.3 中医药信息资源查找和利用的工具--情报检索类期刊 |
| 4.3.1 中医药检索类期刊的兴起与衰落 |
| 4.3.2 中医药情报类期刊的兴起与衰落 |
| 5. 中医药期刊刊名特征 |
| 5.1 中医药期刊刊名的变迁 |
| 5.2 中医药期刊的一般命名方式 |
| 5.2.1 仅以“学科属性”命名 |
| 5.2.2 以“地域名称+学科属性”命名 |
| 5.2.3 学报类中医药期刊的命名 |
| 5.3 中医药期刊刊名的深刻寓意 |
| 6. 中医药期刊内容特征 |
| 6.1 刊载内容体裁丰富,兼具学术性和普及性 |
| 6.2 刊载内容向纯学术性过渡,中医药传统文体载文量下降 |
| 6.3 以学术性内容为主,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内容激增 |
| 7. 中医药期刊发展总体情况、作用与展望 |
| 7.1 中医药期刊发展总体情况分析 |
| 7.1.1 总体历程分析 |
| 7.1.2 总体形式特征分析 |
| 7.1.3 总体类别特征分析 |
| 7.1.4 总体刊名特征分析 |
| 7.1.5 总体内容特征分析 |
| 7.2 中医药期刊在中医药发展中的作用评价 |
| 7.2.1 传播中医药文化,获取民众之认可 |
| 7.2.2 普及中医药知识,解救民众之疾苦 |
| 7.2.3 搭建中医药沟通平台,促进学术交流 |
| 7.2.4 刊学相辅,助力中医药教育事业发展 |
| 7.2.5 凝心聚力,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 |
| 7.3 中医药期刊发展的方向探寻 |
| 7.3.1 重视传统中医药栏目,发扬中医药特色 |
| 7.3.2 鼓励学术评论与争鸣,发挥期刊学术导向作用 |
| 7.3.3 栏目设置多样化,促进中医药知识的普及和推广 |
| 7.3.4 加强约稿力度,保障文章质量 |
| 7.3.5 重视专题策划,发展专栏专刊,鼓励专题专科的集中讨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中医药期刊总目 |
| 附录2: 当前持续出版中医药期刊目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个人简历 |
（7）国际发展援助中的对口援助模式研究 ——基于中非卫生合作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一）国际发展援助 |
| （二）援助模式 |
| （三）对口援助模式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际发展援助研究 |
| （二）对口援助模式研究 |
| （三）综述评论 |
| 四、内容结构及研究方法 |
| （一）内容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对口援助模式框架 |
| 一、国际发展援助的模式类别 |
| （一）援助决策阶段 |
| （二）援助实施阶段 |
| （三）援助组织阶段 |
| 二、对口援助模式运行机制构建 |
| （一）政府间合作网络的纵向对口度构建 |
| （二）政府间合作网络的横向对口关系构建 |
| 三、对口援助模式的特点 |
| （一）立项上的邀约性——与项目援助模式比较 |
| （二）组织上的协同性——与方案援助模式比较 |
| （三）财政上的独立性——与预算援助模式比较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影响对口援助模式效果的因素分析 |
| 一、跨部门协同度 |
| （一）理论分析 |
| （二）影响机制 |
| 二、供求均衡度 |
| （一）理论分析 |
| （二）影响机制 |
| 三、政策保障力 |
| （一）理论分析 |
| （二）影响机制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对口援助模式下的中非卫生合作 |
| 一、政策发展——从援助到合作 |
| 二、主要援助内容及形式 |
| （一）人力资源援助 |
| （二）基础设施援建 |
| （三）公共卫生防控 |
| 三、管理机制演变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案例分析 |
| 一、乌干达医疗队及中乌友谊医院 |
| （一）项目概况 |
| （二）因果机制分析 |
| 二、江苏省承办医疗培训班 |
| （一）项目概况 |
| （二）因果机制分析 |
| 三、援非抗疟中心 |
| （一）项目概况 |
| （二）因果机制分析 |
| 四、援助桑给巴尔血吸虫病防治技术项目 |
| （一）项目概况 |
| （二）因果机制分析 |
| 五、案例评论与总结 |
| 第六章 建议与前景 |
| 一、国内发展建议 |
| （一）建立央级统筹部署 |
| （二）增强同领域内部门协同的层级深度 |
| （三）深化互动框架的地方性导向 |
| （四）建立评估反馈机制 |
| 二、国际发展前景 |
| （一）稳固的援助来源 |
| （二）对等的援助关系 |
| （三）政府间对口网络新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访谈 |
（8）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思路 |
| 0.4 方法与创新 |
| 0.5 概念释名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 1.5.1 远大的目标 |
| 1.5.2 合理的原则 |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 3.1.2 晋城医学馆 |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 6.2.1 办刊宗旨 |
| 6.2.2 栏目设置 |
| 6.2.3 文章主题 |
| 6.2.4 作者倾向 |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南京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研究（1931-193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论证 |
| 三、学术史综述 |
| 四、学术要点 |
| 五、相关界定 |
| 第一章 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成立与发展 |
| 一、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的原因 |
| （一）统制经济的盛行 |
| （二）中国与国联的技术合作 |
| （三）棉麦大借款提供了建设经费 |
| （四）蒋介石、宋子文的支持 |
| 二、全国经济委员会的运行与发展 |
| （一）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 |
| （二）秘书处、常务委员会、委员会议和分支机构 |
| （三）宋子文时期的经委会 |
| （四）蒋介石时期的经委会 |
| 三、全国经济委员会与国际联盟 |
| （一）南京政府与国联的早期接触 |
| （二）经委会与国联的技术合作内容 |
| （三）评价 |
| 四、宋子文与经委会的关系 |
| （一）宋子文、经委会与棉麦大借款 |
| （二）宋子文大权旁落与接掌经委会 |
| （三）宋子文的西北考察 |
| （四）简评 |
| 五、经委会与其它经济部会之间的联系 |
| （一）经委会与建委会和实业部的关系 |
| （二）国防设计委员会与经委会 |
| 第二章 经委会的最大建设成果：公路建设 |
| 一、南京政府早期的公路建设规划 |
| 二、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公路建设 |
| （一）苏浙皖三省联络公路的建设 |
| （二）从“七省联络公路”到“各省联络公路”建设 |
| （三）西北公路之兴筑 |
| （四）公路修筑标准与施工 |
| （五）公路运输事业之举办 |
| （七）调查研究事宜之办理 |
| （八）公路人才之训练 |
| 三、筑路经费来源 |
| 四、对公路建设的评价 |
| （一）从拨借各省经费方面看公路建设 |
| （二）蒋介石对公路建设的作用不可忽视 |
| （三）公路质量与作用 |
| 第三章 经委会的水利建设 |
| 一、筹备处时期的水利建设 |
| 二、经委会成立后的水利建设 |
| 三、水利委员会的成立 |
| 四、水利工程建设 |
| （一）黄河水利工程 |
| （二）西北灌溉工程 |
| （三）华北水利工程 |
| （四）扬子江水利工程 |
| （五）江淮汉赣堤闸工程和金水建闸工程 |
| （六）导淮水利工程 |
| （七）广东治河事业 |
| （八）水利试验 |
| （九）河道地形水文测量与水利研究 |
| 五、对水利建设的评价 |
| 第四章 经委会在农业、棉业、蚕丝、卫生方面的建设 |
| 一、农业建设 |
| （一）最初的农业建设计划 |
| （二）农业建设的内容 |
| （三）农业简评 |
| （四）土地委员会 |
| 二、棉产改进 |
| （一）棉业统制委员会 |
| （二）棉产改进经费和改进计划 |
| （三）棉业改进的内容 |
| （四）棉业简评 |
| 三、蚕丝改良 |
| （一）蚕丝事业经费与改良计划 |
| （二）国联蚕丝专家的指导 |
| （三）蚕丝改良委员会 |
| （四）蚕丝改良的工作内容 |
| （五）蚕丝改良简评 |
| 四、卫生建设 |
| （一）中国与国联的卫生合作 |
| （二）卫生经费和建设内容 |
| （三）简评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读研期间发表文章 |
| 后记 |
（10）从边缘到一体：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与防治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的社会生态背景 |
| 第一节 自然条件与疟疾 |
| 一、纬度、气候与疟疾 |
| 二、地形、海拔与疟疾 |
| 三、山河与疟疾 |
| 四、区位与疟疾 |
| 第二节 社会环境与疟疾 |
| 一、环境卫生与疟疾 |
| 二、生活习惯与疟疾 |
| 三、傣族人居环境与疟疾 |
| 四、宗教信仰与疟疾 |
| 第三节 医疗卫生状况与疟疾 |
| 一、医疗卫生组织与疟疾 |
| 二、医疗卫生条件与疟疾 |
| 三、少数民族医药与疟疾 |
| 第二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的疟疾流行 |
| 第一节 疟疾流行概况 |
| 一、清代及其以前瘴气分布状况 |
| 二、民国时期疟疾流行状况 |
| 三、1950年代以后疟疾流行情况 |
| 第二节 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特点 |
| 一、清代及其以前瘴气分布特点 |
| 二、民国时期疟疾流行特点 |
| 三、新中国时期拒疾流行特点 |
| 第三节 疟疾流行原因分析 |
| 一、清代瘴气分布原因 |
| 二、民国时期疟疾流行原因 |
| 三、1950年代以后疟疾流行原因 |
| 第三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防治 |
| 第一节 晚清以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防治 |
| 一、元明时期的巫医治疗法 |
| 二、清中前期的中医诊疗法 |
| 第二节 晚清至民国时期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防治 |
| 一、国际社会的抗疟行为 |
| 二、国民政府的抗疟措施 |
| 第三节 1950年代以后的疟疾防治 |
| 一、调查研究和防治结合阶段(1950-1958年) |
| 二、大面积防治阶段(1959—1966年) |
| 三、制止疟疾暴发流行阶段(1967-1975年) |
| 四、现代化防治阶段(1976—2002年) |
| 第四节 全球化防治阶段(2003-2014年) |
| 一、全球疟疾基金项目初始阶段(2003-2006年) |
| 二、中缅边境疟疾联防项目阶段(2007-2009年) |
| 三、全球基金暨消除疟疾项目阶段(2010-2014年) |
| 第四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地方性认知 |
| 第一节 病原的认识 |
| 一、恶鬼致病 |
| 二、疫气致病 |
| 第二节 病因的认识 |
| 一、道德因素 |
| 二、现实因素 |
| 第三节 西医传入后的认知 |
| 一、病原的认识 |
| 二、病因的认识 |
| 三、治疗方式的认识 |
| 第五章 从边徼之地到天下一体: 医疗卫生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
| 第一节 民众行为与疟疾流行病学 |
| 一、少数民族风俗、观念与疾病 |
| 二、人口流动与疟疾流行 |
| 第二节 疾病、医疗格局的现代化转换 |
| 一、滇西德宏地区医疗格局的现代化转换历程 |
| 二、从医疗史角度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 |
| 第三节 疾病、政治与国家 |
| 一、臣民·国民·人民·公民: 中国医疗政治的转向 |
| 二、防疫、社会动员与国家 |
| 三、国家的凸显和地方的重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第四届编辑委员会会议纪要（论文参考文献）
- [1]卫生署与全面抗战时期的医疗卫生动员[D]. 邢功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认知共同体与区域公共卫生治理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研究[D]. 杨嘉宜. 外交学院, 2021(11)
- [3]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
- [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D]. 王力. 河南大学, 2020(02)
- [5]近代中国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研究（1901-1937）[D]. 牛桂晓. 湖南师范大学, 2019(12)
- [6]中医药期刊史研究[D]. 郭妍.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18(01)
- [7]国际发展援助中的对口援助模式研究 ——基于中非卫生合作的分析[D]. 丁鸿.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12)
- [8]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9]南京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研究（1931-1938）[D]. 柴德强. 山东师范大学, 2017(01)
- [10]从边缘到一体：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与防治变迁研究[D]. 王彤. 云南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