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江省1998年医疗单位疫情管理监测（论文文献综述）
褚雷[1]（2021）在《公共政策视域下的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基本医疗保险是保障社会成员“病有所医”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基本目标是保障国民健康。自1883年德国颁布《疾病社会保险法》,以法律形式确立医疗保险制度以来,该制度在保障人类身心健康、减轻个体及家庭经济负担、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积极应对老龄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各国政府和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截止2020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含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已达到13.6亿人,参保率连续多年稳定在95%以上,制度整合并轨不断加快,筹资和待遇水平持续提高,已经基本实现了“全民医保”,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病有所医”问题,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巨大成就之一。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自上个世纪50年代兴起,国内外学者主要聚焦幸福感的概念界定和相关影响因素开展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取得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目前,幸福感已经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随着国家和政府对民生问题关注度的提高,增进民生幸福业已成为政府当前工作的重要主题。在学界、政府和普通民众的共同关注下,幸福感研究的成果开始逐渐应用到公共管理领域,成为监测评估公共政策效果的新兴方式与手段。那么,作为目前覆盖面最广泛的重要公共民生保障制度之一,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提升居民幸福感方面是否发挥了作用?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是本论文提出的核心研究问题。围绕上述研究问题,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后发现:国外研究主要基于福利国家改革的背景并结合医保政策实际运行来开展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国内研究集中出现于2010年以后,大多为对具体政策实施情况的经验性研究。总的来看,现有国内外相关研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分析,但是直接关注基本医疗保险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并不多。已有相关研究在理论逻辑分析、作用机制探讨及现实问题聚焦等几个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一些核心问题尚待深入探讨。鉴于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在公共政策视阈下,基于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围绕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和影响机制开展理论与实证研究。本研究的意义为:在理论层面,有助于丰富公共政策视角的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并为分析评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在实践层面,通过对基本医疗保险影响居民幸福感作用机制的分析,能够为从提升居民幸福感入手,优化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实践提供重要的依据和建议。本研究系统梳理了幸福感和基本医疗保险的概念探讨和相关研究。在幸福感概念界定上,重点从主观生活质量核心内容的视角出发定义本研究所探讨的幸福感概念,并借鉴已有研究工具加以操作化处理;在基本医疗保险概念界定方面,主要考察我国现行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借鉴已有研究做法,分别以参与度、可及性、满意感、需求满足感、公平感和改善感加以操作化处理。本研究根据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居民健康、防范安全风险、调节收入分配、推动社会公平、促进社会融合并维护社会稳定等的基本功能,梳理了公共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中有关基本医疗保险与幸福感关系研究密切相关的基本理论,包括公共产品理论、需要满足理论、社会分层理论、社会融合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在归纳分析上述理论主要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现有相关文献研究的成果与结论,本研究构建了基本医疗保险影响居民幸福感的5个理论模型,分别为基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直接影响效应模型、基于社会分层理论的间接影响机制模型、基于社会融合理论的间接影响机制模型、基于需要满足理论的间接影响机制模型和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间接影响机制模型,同时分别提出了具体的研究假设。本研究分别基于全国层面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简称CGSS）2012年数据（主要验证收入分层机制和社会融合机制）和笔者自行开展的山东城乡居民2020年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主要验证需要满足机制和功能性活动机制）,通过差异分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统计分析方法,对所提出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主要实证研究结论为:（一）基本医疗保险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方面:（1）基本医疗保险有利于居民幸福感提升的直接效应在CGSS全国数据和山东调查数据中都得到证实;（2）基于CGSS全国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女性居民和35-59岁的中青年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更显着,而对城镇居民、男性居民和其他年龄层次居民的影响则不显着,此结果可能与数据调查年份基本医疗保险实施的政策调整变化有关,此外幸福感的性别、年龄差异也是重要因素;（3）基于山东调查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同时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的居民在幸福感方面高于仅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可见商业医疗保险在提升居民幸福感方面的补充性作用。（二）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间接影响机制方面:（1）基于社会分层理论提出的收入分层效应机制在CGSS全国数据层面得到证实,可知基本医保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对增进居民幸福感发挥了积极作用;（2）基于社会融合理论的社会融合效应机制未得到证实,即基本医疗保险和社会融合虽分别都与居民幸福感显着正相关,但两者交互作用不显着,有关理论模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验证;（3）基于需要满足理论提出的健康、安全感和公平感中介效应机制在山东调查数据中得到证实,可知现行基本医保在满足居民健康、减少生活风险和维护社会公平等需要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并通过这些作用机制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4）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提出的功能性活动中介效应机制在山东调查数据中得到证实,即对于基本医疗保险可及性、满意感、需求满足感、公平感、改善感等主观评价较高的居民比较低的居民功能性活动水平（包括社会参与、休闲参与和社会信任水平）要高,而较高的功能性活动水平又在提升幸福感方面发挥了显着的正向作用。（三）居民幸福感基本情况分析方面:（1）CGSS全国数据显示居民幸福感（包括身心健康体验指数、享有发展体验指数）以及10个维度的均分皆在理论中位数以上,但10个维度中知足充裕、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得分相对其他维度要低而山东调查显示居民幸福感水平总体平稳,但心理健康指数和身体健康指数也有待提升。由此可知,当前居民幸福感总体平稳,但身心健康方面的幸福体验还有待增进;（2）CGSS全国层面数据和山东居民调查数据基本都显示了,女性居民幸福感水平显着高于男性,务农群体幸福感水平显着高于其他职业类别群体,但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的幸福感水平较低,这与当前大多数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四）基于山东居民调查数据的基本医疗保险实施效果居民评价情况分析:（1）调研样本居民的基本医保参保率超过95%;（2）调研样本居民对于基本医疗保险的可及性、满意感、需求满足感和公平感总体评价较高,但基本医疗保险改善感相对略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实施效果与居民体验的滞后性;（3）总体上,老年人群体、男性群体、低学历群体、非在婚群体对基本医疗保险的可及性、满意感、需求满足感、公平感和改善感较其他群体要高,个体和私营企业就业人员的得分则较低,农业户口群体的基本医保改善感显着高于非农业户口群体。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基本医保对于农村群体、老年人群体等较大投入力度所带来的直接效果,但也提醒有关部门应加强个体从业人员、私营企业就业人员等非公经济就业人员和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医保投入与保障力度。基于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的结论,本研究从公共价值、制度结构和经办机制入手,分析归纳制约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功能发挥的因素,重点阐述了现行政策存在的重点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基于居民幸福感提升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优化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制度结构（聚焦公平幸福价值取向）、政策实施（侧重需求分析与优化制度供给）、制度效能（凸显可行能力导向与共享发展）和管理服务（体现精准标准服务与信息化建设等保障机制）四个层面共11项建议。
吕梦[2]（2021）在《基层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对策研究 ——以江西省p县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自2003年SARS爆发以后,禽流感、H1N1、登革热、埃博拉等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特别是2019年末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危害大、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更对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这给政府的应急管理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2020年10月29日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重大任务,并指出总结疫情经验教训,是对中国特色卫生健康发展道路的坚持与发展,也是对国家安全体系的巩固完善。县级基层政府作为治国理政的基础和关键,可以说是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工作最关键的一环。近年来,虽然县级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依然存在“激进和保守”、“封闭与透明”并存的矛盾化局面和风险意识不足、应急管理能力不强等问题。因此,本文所研究的主题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通过查阅国内外对于突发卫生事件和应急管理的相关文献,明确危机三阶段生命周期理论、多元治理理论和服务型政府的概念,以此为理论基础来进行公共卫生安全的研究。首先,本文选取江西省P县为案例进行分析,通过查阅相关数据和文献,从危机三段论角度全面阐述P县政府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事前预防、事中处置和事后恢复方面的做法;其次,通过实地调研、访谈提纲和数据分析发现P县在疫情防控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进行成因分析;然后选取获得表彰的基层防控样本浙江省苍南县进行对比,通过文献搜集,阐述其政府在疫情事前、事中、事后方面的做法,总结其优于P县的防控经验,如数据化管理和监测、多元化社会参与主体、完善的网格化管理、健全的医疗救治体系;最后,从危机三段论角度出发提出完善基层政府疫情防控的对策,例如危机前阶段的完善预案内容,增强预案的可操作性、加强应急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完善监测报告系统;危机中阶段的推进网格化管理、加大卫生应急管理信息化建设、构建政府与公众和媒体的良性互动、完善医疗机制建设;危机后阶段的完善复产复工机制、加强群众主体意识、促成心理干预的专业化、系统华、长效化,把这些整合在一起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危机管理体系。以此来为我国县域社会特点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应对体系作参考,对县级政府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宋晓娟[3]（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指出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承叶奇[4]（2020）在《传染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陈虹[5]（2020）在《2013～2018年天津市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评价》文中提出目的:了解2013年～2018年天津市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现状,评价不同年度、不同分级（一级、二级、三级）、不同行政区划级别（省级、区级、乡镇级）、不同地域（市区、近郊、远郊）等维度的医疗机构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并进行综合评价和影响因素分析,揭示出法定传染病报告管理工作中的现存问题,为明确今后工作重点及提升传染病报告质量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于2013年～2018年间分别在天津市16个行政区的不同分级医疗机构（共360家）内开展调查,通过计算法定传染病报告率、及时率、完整率、准确率和一致率等五项指标来评价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并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不同年度、不同分级、不同行政区划级别、不同地域的医疗机构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之间的差异;采用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echnique for order performa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 method,TOPSIS法）对上述五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以法定传染病的漏报率、迟报率、不完整率、不准确率、不一致率五个指标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影响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的各种因素。结果:1.天津市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的分指标评价:共调查360家医疗机构共6204例法定传染病,2013～2018年天津市医疗机构法定传染病6年合计报告率及其95%置信区间（95%CI）为97.79%（97.43～98.16）,及时率为97.12%（96.69～97.54）,完整率为97.52%（97.09～97.94）,准确率为80.43%（79.34～81.53）,一致率为93.15%（92.46～93.84）。2.天津市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的差异比较:发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结果如下:报告率、准确率和一致率指标随年度增加呈现上升趋势（?2趋势=13.768,P<0.001;?2趋势=43.334,P<0.001;?2趋势=4.287,P=0.038）,完整率指标随年度增加呈现下降趋势（?2趋势=15.518,P<0.001）。三级医疗机构在报告率、及时率、完整率和一致率方面均低于二级医疗机构或一级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准确率最低,其次为三级医疗机构,一级医疗机构准确率最高;省级医疗机构报告率、及时率、完整率、准确率和一致率均低于区级医疗机构和乡镇级医疗机构;市区医疗机构报告率、及时率、准确率均低于远郊医疗机构;乙类传染病报告及时率低于丙类传染病;门诊传染病报告准确率低于住院传染病报告;肠道、呼吸道、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播途径传染病的报告准确率低于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的结果。“十二五”（2013年～2015年）期间的报告率、准确率和一致率指标均低于“十三五”期间（2016年～2018年）,“十二五”期间完整率指标高于“十三五”期间。3.天津市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的综合评价:采用TOPSIS法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年度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由优到劣排序依次为2016年最优,而后顺位依次为2018年、2013年、2015年、2017年,2014年报告质量最劣,报告质量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不同分级、行政区划级别、地域的医疗机构TOPSIS法综合评价结果如下,2013年、2015～2018年二级医疗机构<三级医疗机构<一级医疗机构,2014年三级医疗机构<一级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2013～2015年省级医疗机构<区级医疗机构<乡镇医疗机构,2016～2018年区级医疗机构<省级医疗机构<乡镇医疗机构;2013、2015和2017年排序结果为市区医疗机构<近郊医疗机构<远郊医疗机构,2016年和2018年排序结果为远郊医疗机构<近郊医疗机构<市区医疗机构。4.天津市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法定传染病信息漏报的影响因素包括年度、地域、医疗机构分级和法定传染病分类。随年度的增加,漏报的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远郊漏报风险低于市区医疗机构,OR值为0.50（95%CI:0.32～0.79）。二级和一级医疗机构漏报风险低于三级医疗机构,OR值分别为0.47（95%CI:0.30～0.73）和0.41（95%CI:0.22～0.78）。丙类传染病漏报风险是乙类的1.64倍（95%CI:1.13～2.36）。法定传染病信息迟报的影响因素包括年度、地域和医疗机构分级。随年度的增加,迟报的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近郊和远郊医疗机构迟报风险低于市区,OR值分别为0.37（95%CI:0.26～0.53）和0.26（95%CI:0.17～0.40）。一级医疗机构迟报风险低于三级医疗机构,OR值为0.16（95%CI:0.06～0.39）。法定传染病信息不完整的影响因素包括年度和医疗机构分级。随年度的增加,不完整的风险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二级和一级医疗机构传染病信息报告不完整的风险均低于三级医疗机构,OR值分别为0.04（95%CI:0.01～0.13）和0.09（95%CI:0.03～0.28）。法定传染病信息不准确的影响因素包括年度、地域、医疗机构分级和病例来源。随年度的增加,不准确的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近郊和远郊医疗机构不准确风险低于市区,OR值分别为0.68（95%CI:0.57～0.81）和0.71（95%CI:0.59～0.87）。二级医疗机构不准确风险是三级医疗机构的2.97倍（95%CI:2.51～3.50）,一级医疗机构不准确的风险低于三级医疗机构,OR值为0.15（95%CI:0.10～0.22）。住院来源的病例法定传染病信息不准确的风险低于门诊来源的病例,OR值为0.48（95%CI:0.38～0.60）。法定传染病信息不一致的影响因素包括年度和医疗机构分级。随年度的增加,不一致的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二级和一级医疗机构不一致风险均低于三级医疗机构,OR值分别为0.31（95%CI:0.22～0.42）和0.32（95%CI:0.20～0.49）。结论:2013～2018年天津市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达到“十二五”和“十三五”整体目标,报告率、及时率和完整率高于95%,准确率和一致率仍需提高。六年间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年度间比较结果存在波动,提示传染病报告工作存在薄弱环节,院内管理力度有待进一步提升。年份、医疗机构分级、地域对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有影响。低分级和低行政区划级别医疗机构报告质量高于高分级和高行政区划级别医疗机构,即一级医疗机构好于二级、三级医疗机构,乡镇级医疗机构好于区级、省级医疗机构,郊区好于市区医疗机构,二级、三级、区级、省级、市区医疗机构是加强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管理的重点。因此要有针对性地加强薄弱医疗机构院内管理工作的落实到位,从而进一步提升全市传染病报告整体工作质量,为科学防控疾病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
马小敏[6]（2020）在《金山区麻疹发病风险评估及疫苗接种意愿影响因素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目的分析金山区2005-2017年麻疹流行特征和人群麻疹抗体水平分布;开展免疫前后麻疹抗体水平的趋势分析以及人群麻疹“知信行”问卷调查;为指导金山区麻疹免疫防控工作提供参考依据。研究方法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中导出2005-2017年麻疹发病数据,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分析;收集金山区健康体检人群和职业体检人群血清样本,对麻疹抗体水平进行检测,并对数据进行分析;整理收集人群免疫前后抗体水平并进行分析;进行麻疹知信行问卷调查,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金山区2005-2017年共报告236例麻疹病例,各年均有麻疹病例报告,其中2005年、2008年和2015年发病率较高,分别为14.52/10万、5.58/10万、3.38/10万。1-12月均有病例报告,发病高峰为3-5月。30-39岁人群麻疹病例数较多,为麻疹的高发人群。职业分布中,工人病例数最多,其次为散居儿童和家务及待业。金山区各镇均有麻疹病例报告,其中常住人口较多的朱泾镇、石化街道、山阳镇麻疹发病率位列前三位。金山区健康体检人群麻疹抗体阳性率为70.74%,保护率为17.56%,几何平均滴度（GMT）为2.52（抗体浓度为331.13m IU/ml）。65-95岁年龄组抗体水平最高,GMT为2.65（446.68m IU/ml）;15-24岁年龄组抗体水平最低,GMT为2.46（288.40m IU/ml）,各年龄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6.64,P<0.05）。15-24岁年龄组人群保护率最低,为9.60%;65-95岁年龄组最高,为25.62%,各年龄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44.53,P<0.05）,且抗体保护率随着年龄增加有上升的趋势(趋势?2=42.96,P<0.05)。金山区职业体检人群麻疹抗体阳性率87.06%,保护率为28.63%,GMT为2.69（489.78m IU/ml）。55-64岁年龄组抗体水平最高,GMT为2.81（645.65m IU/ml）;15-24岁年龄组抗体水平最低,GMT为2.56（363.08m IU/ml）,各年龄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7.55,P<0.05）。15-24岁年龄组人群保护率最低,为14.46%;55-64岁年龄组最高,为45.45%,各年龄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19.40,P<0.05）,且随着年龄增加有上升的趋势(趋势?2=5.49,P<0.05)。常住人口免前抗体水平为<200、200-、400-组接种疫苗以后,抗体水平上升,<200组全部转阳,GMT平均提高612.36m IU/ml,200-组有87.50%达到保护率水平,GMT平均提高826.90m IU/ml,400-组有57.14%达到保护率水平,GMT平均提高862.51m IU/ml。金山区常住人口麻疹相关知识总合格率为54.79%,各知识点的知晓率在21.72%-90.75%之间,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人群的麻疹相关知识合格率为23.64%、38.05%、47.24%、43.46%、52.34%;本市户籍人口、外来户籍人口分别为42.75%、42.16%;男性为37.82%、女性为44.55%。不同文化程度人群麻疹相关知识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20.94,P<0.05）。被调查者中有85.63%（1037/1211）的人愿意接种含麻疹成分疫苗,多因素logistic分析显示低学历、麻疹知识缺乏为疫苗接种意愿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2005-2017年金山区麻疹发病率呈现较低水平。2018年体检人群麻疹抗体水平监测均显示15-24岁年龄组抗体水平最低,该年龄段人群免疫屏障尚未形成。金山区人群麻疹防病知识知晓率呈现较低水平,且接种含麻疹成分疫苗作为提升人群抗体水平最经济有效的措施,需针对重点人群有针对性的开展麻疹相关知识和政策的宣传,提高金山区居民的健康意识,提高居民的含麻疹成分疫苗接种率,减少免疫失败和“免疫空白”人群存在,最终达到巩固人群免疫屏障,消除麻疹的目的。
陶晨阳[7]（2020）在《开放政府数据的元数据质量评价方法及保障机制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加大政府数据开放的力度和各个地方政府加快建设开放政府数据平台的脚步,越来越多的政府数据被发布到开放政府数据门户中,在“数据集”被发布在Web上的同时,相应的“元数据”也被发布出来,但不容乐观的是,我国的开放数据和元数据存在很多质量问题,这些质量问题的出现,阻碍了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前进的脚步。本文的侧重点在于调查和分析我国开放政府数据平台所发布的元数据,找出这些元数据的质量问题,设计符合我国本土情况的元数据质量评价体系后对调研的元数据进行合理的评估,进而确定改进方向和方法,以此更好地保障元数据的质量,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所在。本文的主要工作有:（1）详细研究和分析国外对开放政府数据元数据的研究及取得成果的情况。（2）调查多个不同地区的开放政府数据平台所发布的元数据的质量情况,并整理出各个地区发布的元数据存在的质量问题,掌握我国发布的元数据的本土特点。（3）设计出适用于我国多个地方开放政府数据门户的元数据质量评价体系,并应用于调研的开放政府数据平台。（4）研究开放政府数据质量保障机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结合我国本土特点,以元数据为侧重点,架构出我国开放政府数据的元数据质量保障机制和优化元数据的发布流程。本文工作旨在为提升我国开放政府数据元数据的质量和完善保障机制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金辉[8]（2020）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文中认为宏观税负的高低直接关乎国计民生,影响强国富民和稳定发展,是政府、学者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宏观税负高企,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和转型升级,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税负畸高的主要原因:“分税制”以来,税权分配向中央集中并趋于规范,但事权划分改革止步不前,存在政府事权范围过大、政府间事权重叠严重、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事权划分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等问题,导致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断下沉,造成了严重的财政纵向失衡,使得地方财政产生巨大缺口,于是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通过土地财政、乱收费等方式增加收入,极大地推高了宏观税负。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将宏观税负约束至合理区间,并科学合理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是破解中国财政困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是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四个部分。首先,国际比较。在国家结构、经济水平差异的视角下,比较了美、英、俄、蒙四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模式,并将4国拓展到81个国家,归纳不同类型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共性和特性,提炼出若干经验启示;其次,历史、现状与比较。梳理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和现实困境,讨论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及其国际比较,为事权划分改革指明方向;再次,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是在理论分析中,界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利用Barro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利用熵值法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检验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使用Lind-Mehlum方法估算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最优值,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为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提供参考依据;最后,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域下,结合国际经验、现实情况以及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从四本预算分别展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部分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制定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可能的创新之处:1、借鉴国际经验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角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1）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以及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已有文献中关于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往往就划分而谈划分,这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支出责任定量划分难以深入。只能停留在事权定性划分的层面,无法深入到支出责任定量划分的层面,使得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划分处于割裂状态。二是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宏观税负畸高的问题。这是因为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上划或下调,都无法改变总财政支出,进而无法降低宏观税负。因此,本文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先参考前人测度的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宏观税负合理区间,再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部分政府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划分各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最终降低财政支出和宏观税负至合理区间。（2）较大拓展了国际比较的视野。其一,已有文献中的国际比较研究,往往利用国际数据库的二手数据或者样本国家的政策文件,进行定性分析或者政策解读。本文则从美、英、俄、蒙四国的财政部、统计局等网站,收集详细的财政支出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二,已有文献注重案例研究,缺乏分类比较。本文依国家结构、经济水平的差异,将目标国家分为四类,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将样本数量扩大至81国并进行分类比较。2、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的关系财政分权的已有文献,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忽略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中可能的创新之处。本文利用Barro模型,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代际效用总和最大化,并纳入央、地两级财政支出,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θl*=γ/（β+γ）。财政支出分权水平过高不利于发挥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效益,过低则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信息优势,都将造成效率的损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中可能的创新之处。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经济、资源环境、社会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的结论;其次,通过Lind-Mehlum方法进一步检验倒“U”型关系,并据此估算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最后,发现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比例过高,远高于其最优值,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在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时,注重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如在普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和事权划分的积弊,本文试图以此为背景开展相关研究。首先,界定事权范围。梳理已有文献、财政账目、相关卫生法律、法规和政策,界定公共卫生事权的范围,明确相应支出内容。其次,现状分析。通过分析公共卫生领域的行政体系结构、详细数据,以及事权改革文件,探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改革。再次,开展理论分析,并找出改革方向。归纳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路径,并基于此找出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要素和事权划分的重要方向。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结合疫情防控和事权划分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责任分配、行政体系、法制建设等方面,提出完善中央与地方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政策建议。
陶思羽[9]（2020）在《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研究》文中提出【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在研判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形势环境和搭建其管理模式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围绕管理模式的关键组件分析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管理运行现状,建立一套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评价模型,为选取典型案例研究进行效果检验提供依据;探究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对医保方、医院方、医务人员方、患方四类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实证评估公立医院内部开展精细化管理模式的成效;分析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策略。【方法】1、文献计量分析法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和灰色文献的共词分析、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等界定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内涵,搭建本研究理论分析平台和框架。2、实证研究法（1）典型案例研究法。根据文献研究、专家咨询和现场调研,选取28家来自灰色文献的医保精细化管理典型医院和17家来自广东省广州市、福建省三明市、湖北省武汉市、枝江市、荆门市和四川省南充市现场调研的开展医保精细化管理的公立医院,收集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实践的相关制度文件、精细化管理措施、医保运行数据、智能审核数据、患者费用、医保管理资源配置等资料进行案例研究。（2）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75名医保科工作人员和1242名医务人员关于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感知、工作满意度等情况。（3）关键知情人访谈。通过文献研究、选题小组讨论、专家咨询等确定访谈提纲,访谈了来自17家公立医院的高层管理人员、医保科及相关职能科室的科主任和医保联络员共56人,内容涵盖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建设、对医保精细化管理的认识、管理成效、现存的问题及建议等。3、专家咨询法邀请对医院医保管理研究有丰富经验的学者、医保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及医院领导共30人召开专家咨询会,对公立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相关因素进行筛选和采集评分数据。4、分析方法利用文献计量分析、内容分析法等构建研究理论框架,界定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内涵。基于扎根理论的多案例分析法、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结果分析管理运行现状。基于多准则模糊评价法构建公立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评价模型,通过典型样本的纵向比较和典型样本与对照组的横向比较,论证公立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实施效果。【结果】1、界定了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的内涵是一种在精细化管理理念指导下建构起来,由符合新形势的医保管理职能定位、组织结构、医保管理流程、医保管理制度、医保管理工具组成的,具有稳定的内部结构和良好的运行机制的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管理系统,以高标准、高效果和高质量的实现医保精细化管理目标;并构建了内涵关键管理要素和逻辑关系的管理模式理论框架。2、梳理了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的运行现状,发现全国各地已有公立医院开展了一定的医保精细化管理实践探索,其中各院在组织结构、流程改造、管理制度建设、精细化管理工具应用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为本模型评价和模式优化等奠定基础。但是各自重点和方向不一,未建立起系统的院内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3、构建了一套公立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评价模型,说明了对于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而言管理理念、管理目标和管理人员可以看做是动因因素（R1=0.963;R4=0.502;R2=0.418）;组织构架、管理流程、管理制度、管理工具和运行机制可以看做是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的结果因素（R5=-0.823;R3=-0.532;R7=0.207;R8=0.198;R6=0.124）;从因素的中心度来说,管理理论、管理目标和管理人员是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中的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P4=24.039;P1=23.443;P2=22.619）。4、模型评价表明开展医保精细化管理,医院的医保基金风险发生概率和医保基金实际扣减金额从2015年1月到2019年7月的整体变化呈下降趋势,风险概率从30%下降至7%,医保基金实际扣减金额从2015年月度平均的186.71万元下降至2018年的77.11万元;医院DRGs组数从580组增长至689组,DRGs病组权重大于1的病例数持续上升、权重小于0.5的病例数下降,CMI值从0.83增长至0.99,时间消耗指数从1.1下降至0.94,费用消耗指数从1.05下降至0.87,低风险死亡率从0.31%下降至0.1%;院内的医保精细化管理对提高医务人员认识、满意度、行为规范有一定的积极影响（P<0.05）;有利于提高患者收益水平和就医满意度（P<0.05）。【结论】1、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的内涵是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的内涵,是指一种在精细化管理理念指导下建构起来,由符合新形势的医保管理职能定位、组织结构、医保管理流程、医保管理制度、医保管理工具组成的,具有稳定的内部结构和良好的运行机制的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管理系统,以高标准、高效果和高质量的实现医保精细化管理目标。2、公立医院医保管理面对复杂的新形势,院内医保管理需要明确作为医、保、患三方的沟通纽带,医保基金的守护者和医院发展的指挥棒的功能定位,建立精细化管理模式,才能更好的扬长避短、应对新形势的机遇与挑战。3、目前我国已有医院开展医保精细化管理实践探索,为建立起系统的院内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及测量评价奠定了基础。4、在构建的公立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评价工具及模式因素关系模型中,医保精细化管理理念、管理目标和管理人员可以看做是动因因素,其中管理理念因素对其他因素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管理人员、管理目标;组织构架、管理流程、管理制度、管理工具和运行机制可以看做是结果因素,其中管理流程因素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组织架构、管理工具;从因素的中心度来说,管理理论、管理目标和管理人员是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中的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5、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能促进医院医保基金风险防控,但目前在医保政策制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能促进医院学科能力发展;医保精细化管理能进一步规范医生行为,但还需要进一步改革运行机制以赢得医生认可和提高满意度;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能进一步保障患者权益,减轻患者疾病经济负担。6、当前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的构建中还存在忽视精细化管理理念、模式设计的系统性不完整、管理策略与公立医院社会目标和内部发展目标不一致、组织构架和部门沟通协调需进一步优化、缺乏全流程精细化管理等问题。【创新与不足】1、创新之处研究视角的创新:本研究从管理模式构建和优化的角度出发,关注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管理在形势复杂、机会与挑战并存的环境之下应满足实践需要和科学理论支持的管理模式发展。从精细化管理模式的关键组件的角度提出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优化策略。研究思路的创新:本文以精细化管理理论、激励相容理论、内部控制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现代组织理论等经典理论为依据,在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构建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理论框架,为开展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为研究内容和方法的确定提供了支撑。方法学的创新:本研究利用文献计量、文本分析法和质性研究法等分析专家咨询、关键知情人访谈结果,科学界定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内涵、搭建理论框架、总结运行现状和科学发现实践中的问题。利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搭建评价模型和管理成效分析。应用性的创新:本研究梳理和分析了目前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管理模式实践情况,构建了适应新形势的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管理新模式,为我国公立医院构建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提供了指导。2、不足之处在实证数据的收集方面,受各地不同医保政策、支付方式、地方财政实际水平的影响,各院所执行的医保政策、面对的医保防控风险和配套的信息化水平、信息系统存在差异,导致部分医院的比较存在差异。在研究的资料内容方面,所进行的医保数据量化分析基于可识别的风险,有些隐藏于深处的“隐形”风险无法识别并纳入分析。作为本研究分析证据的问卷调查和现场访谈是一种主观感知和判断,数据的客观性可能存在一定局限。另外,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影响,本研究在公立医院实地调研的样本范围和现场调研内容受到影响,虽然研究已通过大数据进行规避,但希望待疫情结束后通过继续调研提高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和全面性。
梁胜翔[10]（2020）在《我国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研究》文中认为研究背景2009年3月,我国启动实施覆盖全民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并将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作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过去的10年多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取得了显着的进展和成效,为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共卫生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缺乏合格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却成为影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质量的瓶颈问题。因此,自2010年开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在全国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广泛开展,然而,一系列研究表明,当前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效果不佳,全国尤其是西部地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素质不高、服务能力不强的问题仍然得不到有效解决,其主要原因是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应该具备的核心能力不明确,导致培训项目设计缺乏核心能力理论支撑。国际上,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已相继建立了各自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核心模型,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能力建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以能力为导向的核心能力模型所驱动。目前,国内尚未见基于核心能力理论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的系统研究。研究目的本研究对重庆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现状及培训需求进行系统评估,并在建立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的基础上,开发出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培训项目设计）提供理论基础及依据,并为人员能力建设提出对策建议。研究方法1.研究地点选择:本研究根据地理位置和2016年的GDP情况,选择重庆市8个主城区和18个区/县作为研究地点,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91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4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48个乡镇卫生院）作为研究现场。2.定量研究:采用连续性抽样方法选取了1275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包括服务机构领导和一线工作人员）作为研究对象。自制调查问卷,分别对研究地点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现状及培训需求进行调查,调查项目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专业、职称、执业资格类别、工作岗位、工作经历、培训次数、培训需求（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内容、沟通能力、流行病调查、需求评估、干预措施制定、满意度调查或评价项目开展效果、授课技能9个维度）。采用Epidata 3.02软件建立数据库,使用SPSS 21.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一般情况、人员能力现状及培训需求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对城市与农村、主城区与区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专业、职称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采用卡方检验筛选培训需求的相关因素,再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方法对筛选出来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所有统计学检验均为双侧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定性研究:采用有目的抽样方法,在所选研究地点基层卫生机构中抽取负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的领导以及从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兼顾各个项目）进行个人深入访谈（In-depth interview,IDI）,用信息饱和原则决定最终样本量。个人深入访谈根据事先制定的半结构化访谈题纲来进行,领导的访谈题纲内容主要包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力资源状况相关信息（即本单位工作人员数量、质量以及稳定性）、对当前人员培训的现状、当前培训项目存在的问题以及培训需求。一线工作人员的访谈题纲内容包括他们对自身服务能力的自我评估,他们对培训的参与情况,对当前培训的看法以及培训需求。所有访谈均在访谈对象所在卫生机构选择安静的办公室或会议室进行,每次访谈大约持续40-60分钟,在受访者的知情同意下,所有访谈均用录音笔进行了录音。最后,采主体框架分析法对所有访谈资料进行分析。4.德尔菲法:本研究共选择了17名来自中国东部、西部、北部和南部不同地区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领域专家参加两轮Delphi咨询。在Delphi咨询之前,通过文献研究、专家会议、岗位分析、专家会议等研究方法初步构建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以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初稿和咨询问卷。然后,经过2轮Delphi咨询构建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以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研究结果1.调查对象一般情况:问卷调查中,一共调查1275人,其中有效问卷1244份,有效率为97.6%。调查对象中,57.9%来自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4-34年龄段占38.7%,大部分（82.6%）为女性。学历以大专为主（62.3%）,93.1%的调查者接受过医学院校教育,40.8%为护理专业,超过一半（54.6%）的调查对象职称为初级。工作5年以上的占36.7%,72.6%的人员具有执业资格,执业护士占56.9%,大多数（83.7%）之前没有公共卫生相关工作经历,40.4%的人具有护理工作经历。一共纳入10个基层卫生机构的的10名领导和35名一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进行个人深入访谈。在10名领导中,超过一半（6位）是女性;超过一半的领导（6/10）年龄在30至40岁之间;大多数领导（8/10）工作年限在三年以上。在一线工作人员当中,超过一半（21/35）来自社区卫生中心,超过四分之三（27/35）是女性,绝大多数一线工作人员（32/35）的年龄≤40岁,大多数（21/35）的工作年限不到3年。2.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现状:在卫生人力资源数量方面,所有基层卫生机构领导认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编制及现有人员数量严重不足,特别缺全科医生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在人力资源能力素质方面,一线工作人员和领导都均认为,现有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学历低（学历以大专以下为主）、职称低（以初级职称为主）。总体而言,在学历构成上,78.5%为大专及以下学历;在专业构成,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背景的人员占比低,41%以上的工作人员为护理专业出身,尤其是城市和主城区的基层卫生机构,护士占比将近50%。只有5.9%的工作人员具有公共卫生专业背景;在职称构成上,初级职称或无职称工作人员占比达80%,而副高职称仅占3%。多数一线工作人员认为自身能力不足,难以胜任本职工作,尤其在一些对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求高的服务项目（如健康教育、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等）完全胜任的工作人员不到一半,而且大多数人员不胜任的原因是因为知识和技能都缺乏。3.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现状:85%以上的工作人员在半年内最少接受过1次以上的培训。但是,绝大多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领导认为,目前的培训效果欠佳,培训并没有使人员能力得到根本提高。主要原因有:一是由于人员短缺,导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无法安排人员参加培训;二是目前的培训没有很好地组织,层层培训导致培训内容重复。此外,专业性强的培训（如重性精神病和慢病管理）没有由专业机构承担;三是当前的培训通常集中在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相关的政策和服务规范上,培训缺乏公共卫生核心能力的培训。同时,由于培训缺乏需求评估,导致部分培训项目与工作人员的实际需求不匹配;四是目前的培训形式单一,通常只通过讲座进行,或者以会代训,主要针对理论知识的传授,缺少实践操作层面的培训;五是大多数培训时间太短,培训时间碎片化,不能系统提高知识和能力;六是培训师资不固定、能力有待提高,同时,培训教材不统一,难以保证培训同质化。4.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需求评估: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培训需求的9个维度中,专业知识占91.3%,专业技能占84.6%,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内容78.8%,沟通能力64.3%,干预措施制定41.6%。需求评估占33.2%,流行病学调查32.5%,满意度调查或项目开展效果评价27.9%,授课技能占26.7%。通过二分类logistic回归对上述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培训需求受专业背景、学历、职称、执业资格类别以及工作岗位等多种因素影响,尤其工作岗位是9个维度培训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5.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的建立:经过2轮Delphi咨询,建立了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该框架由1个总功能（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维护公众健康）,8个子功能（“居民健康素养提升”、“居民健康信息管理”、“社区健康监测与需求评估”、“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疾病预防与控制”、“社区卫生应急管理”、“多部门协作”、“政策、规划制定与评价”）构成。6.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的构建:通过两轮Delphi咨询,构建了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该核心能力模型由3个一级指标（包括专业知识、实践技能、理念与价值观）、19个二级指标（包括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知识、社区健康监测能力、社区健康需求评估能力、政策和干预措施制定及实施和评价能力、健康管理能力、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与应急处置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交流与沟通能力、管理和领导能力、基本科学研究能力及职业精神等）、60个三级指标（包括流行病与医学统计学、中医药健康管理知识、居民健康状况及疾病危险因素监测能力、参与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价的能力、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技能、慢病患者健康管理能力、流行病学调查能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能力、社会动员技能、工作伙伴关系建立、项目管理能力、基本研究设计和实施能力、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及奉献精神等）和129项具体能力界定组成。研究结论重庆市基层卫生机构仍然存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力资短缺、人员能力素质不高以及人员培训效果不佳的问题。同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培训需求呈现多元化,不同人员的培训需求各有侧重。本研究所建立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基于核心能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奠定了基础,为卫生行政部门进一步改进培训项目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增强培训项目的针对性、提高培训的效果、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服务能力提供了有力保障。根据目前重庆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的现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要进一步重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2.国家要在政策层面上加大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3.以核心能力为导向,调整改革医学院校公共卫生相关专业学历教育课程体系,提高学生岗位胜任力。4.基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人员核心能力模型开发能力培训项目,开展基于核心能力模型的培训,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人员能力建设效果。
二、浙江省1998年医疗单位疫情管理监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浙江省1998年医疗单位疫情管理监测（论文提纲范文）
（1）公共政策视域下的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相关研究 |
| (二) 国内相关研究 |
| (三) 总结与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数据来源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讨论与相关理论分析 |
| 一、核心概念的讨论 |
| (一) 对幸福含义的探讨 |
| (二) 对基本医疗保险的讨论 |
| 二、相关理论分析 |
| (一) 幸福感相关理论 |
| (二) 基本医疗保险相关理论 |
| 三、基本理论框架与分析路径 |
| 第三章 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 直接影响效应分析 |
|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 |
| (二)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化影响 |
| (三) 研究假设 |
| 二、研究设计 |
| (一) 数据来源 |
| (二) 变量设计与处理 |
| 三、基于CGSS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一) 居民幸福感的基本情况 |
| (二)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效应分析 |
| 四、基于山东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
| (一) 居民幸福感的基本情况 |
| (二)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本情况 |
| (三) 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 |
| (四)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效应分析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影响机制分析 |
| 一、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 收入分层的影响机制 |
|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二) 研究设计 |
| (三) 基于CGSS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二、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 社会融合的影响机制 |
|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二) 研究设计 |
| (三) 基于CGSS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三、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 需要满足的影响机制 |
|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二) 研究设计 |
| (三) 基于山东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
| 四、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 功能性活动的影响机制 |
|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二) 研究设计 |
| (三) 基于山东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幸福感提升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分析 |
| 一、制约基本医疗保险功能发挥的因素探讨 |
| (一) 公共价值的制约 |
| (二) 制度结构的制约 |
| (三) 经办机制的制约 |
| 二、基于幸福感提升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优化建议 |
| (一) 制度结构层面: 凸显普惠公平与消除福利分割 |
| (二) 政策实施层面: 居民需求分析与高质量供给 |
| (三) 制度效能层面: 可行能力取向与成果共享 |
| (四) 管理服务层面: 精准标准施策与数字治理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一)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 |
| (二)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
| (三) 基于幸福感提升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优化建议 |
| 二、研究局限与展望 |
| (一) 研究局限 |
| (二) 未来研究的展望 |
| 附录一 山东居民生活状况调査抽样框说明 |
| 附录二 城乡居民生活状况调査问卷（部分）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基层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对策研究 ——以江西省p县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相关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基层政府 |
| 2.1.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
| 2.1.3 应急管理 |
| 2.1.4 新冠肺炎疫情 |
| 2.2 研究的理论依础 |
| 2.2.1 危机三阶段生命周期理论 |
| 2.2.2 多元治理理论 |
| 2.2.3 服务型政府理论 |
| 第3章 江西省P县突发新冠肺炎疫情管理现状 |
| 3.1 P县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情况 |
| 3.1.1 P县基本情况 |
| 3.1.2 P县突发新冠肺炎疫情的特点 |
| 3.1.3 P县突发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危害 |
| 3.2 P县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前阶段预防方面的做法 |
| 3.2.1 编制应急预案 |
| 3.2.2 建立应急管理体制 |
| 3.2.3 关注监测、报告、反馈 |
| 3.3 P县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阶段处置方面的做法 |
| 3.3.1 指挥决策、强化管控 |
| 3.3.2 资源整合、强化联动 |
| 3.3.3 信息发布、风险沟通 |
| 3.3.4 定点定院、医疗救治 |
| 3.4 P县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后阶段恢复方面的做法 |
| 3.4.1 复工复产方面 |
| 3.4.2 境外输入方面 |
| 3.4.3 心理安抚方面 |
| 3.4.4 分析评估方面 |
| 第4章 江西省P县突发新冠肺炎疫情政府防控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4.1 P县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中政府防控的问题 |
| 4.1.1 危机前阶段政府防控的问题 |
| 4.1.2 危机中阶段政府防控的问题 |
| 4.1.3 危机后阶段政府防控的问题 |
| 4.2 P县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中政府防控问题的成因分析 |
| 4.2.1 危机前阶段政府防控问题的成因 |
| 4.2.2 危机中阶段政府防控问题的成因 |
| 4.2.3 危机后阶段政府防控问题的成因 |
| 第5章 浙江省苍南县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先进经验 |
| 5.1 苍南县新冠肺炎疫情概述 |
| 5.2 苍南县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前阶段预防方面的做法 |
| 5.2.1 编制、更新应急预案 |
| 5.2.2 建立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制 |
| 5.2.3 以数为专,科学监测 |
| 5.3 苍南县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阶段处置方面的做法 |
| 5.3.1 建立网格化管理体系 |
| 5.3.2 整合调度人员及物资 |
| 5.3.3 规范信息发布,提高防控意识 |
| 5.3.4 设立定点医院,实施专项救治方案 |
| 5.4 苍南县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后阶段恢复方面的做法 |
| 5.4.1 “三零”复工复产 |
| 5.4.2 科学防控境外输入 |
| 5.4.3 心理安抚主体多元化 |
| 5.5 经验总结 |
| 5.5.1 数据化信息管理和监测 |
| 5.5.2 丰富社会参与主体 |
| 5.5.3 完善网格化管理 |
| 5.5.4 健全医疗救治体系 |
| 第6章 .完善基层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对策 |
| 6.1 注重危机前阶段管理 |
| 6.1.1 完善预案内容,增强应急预案可操作性 |
| 6.1.2 加强应急队伍建设人才培养 |
| 6.1.3 加大技术投入,提升监测效率 |
| 6.2 强化危机中阶段管理 |
| 6.2.1 加强网格化管理,推进全面联防联控 |
| 6.2.2 加强卫生应急管理信息化建设 |
| 6.2.3 构建政府、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 |
| 6.2.4 加大投入、完善医疗机制建设 |
| 6.3 完善危机后阶段管理 |
| 6.3.1 完善复产复工机制 |
| 6.3.2 全面跟踪管控,加强群众主体意识 |
| 6.3.3 促成心理干预专业化、系统化、长效化 |
| 第7章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关于“P县新冠肺炎疫情政府防控管理”的访谈提纲 |
（3）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关注热点的社区管理研究 |
| (二)以社区网络化治理为前沿议题的社区治理研究 |
| (三)社区由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发展研究 |
| (四)共生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城市社区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 |
| (四)共生 |
| 二、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共生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同质下延: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兴起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缘起 |
|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初始历程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创形态(2004)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步成长(2005-2012) |
| 二、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同质化下延分析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主体多数属于体制内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推进了政策执行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与限度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偏利共生:网格化管理强化与治理主体培育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新探(2012 年末-2015) |
| (一)2013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减负增效 |
| (二)2014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三社联动 |
| (三)2015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政社互动 |
| (四)2013-2015 年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总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偏利共生行为模式研判 |
| (一)共生单元具备: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设立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单向为主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提升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与困境 |
| (一)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 |
| (二)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非对称互惠共生:网格化管理新突破与治理要素新发展 |
| 一、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的新实践(2016-至今)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新突破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要素的新发展 |
| (三)近年来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整体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非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剖释 |
| (一)共生单元具备:丰富的治理主体生成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多方发起的活动开展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多向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组织间非同步性进化 |
| 三、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与问题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导向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前行的目标、动力与阻力 |
| 一、网络化治理:中国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
| (一)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发展的理想状态 |
| (二)网络化治理:实现理想状态的工具设计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系统结构 |
| (四)网络化治理系统结构建构的基础条件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党政领导力 |
| (二)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利益驱动力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科技支撑力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阻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
| (二)目标和利益冲突下委托代理关系的内在张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现路径 |
| 一、共生: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 |
| (一)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 |
| (二)价值理念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共生价值体系 |
| 二、丰富共生主体: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建设 |
| (一)在双向需求导向下,选择刚性约束 |
| (二)在目标需求导向下,采用弹性约束 |
| (三)在利益需求导向下,实施有效激励 |
| 三、完善共生界面: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行动选择 |
| (一)以协商为基础,形成主体间的共识共信 |
| (二)以共治为主线,强化主体间的共担共监 |
| (三)以共享为旨归,推动全主体的双维进化 |
| 四、优化共生条件: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技术支撑 |
| (一)以用户为中心,建设治理网络平台 |
| (二)以平台为依托,联通社区治理主体 |
| (三)以问题为导向,健全运行保障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2013～2018年天津市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符号说明 |
| 前言 |
| 研究现状、成果 |
| 研究目的、方法 |
| 对象和方法 |
| 1.1 数据来源 |
| 1.1.1 天津市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调查数据 |
| 1.1.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子系统 |
| 1.2 抽样方法 |
| 1.3 信息收集方法 |
| 1.4 评价指标 |
| 1.5 统计分析 |
| 1.6 质量控制 |
| 结果 |
| 1 调查基本请况 |
| 1.1 调查病种及病例数 |
| 1.2 调查医疗机构情况 |
| 1.3 调查病种的传播途径 |
| 1.4 调查病种顺位情况 |
| 2 2013~2018年天津市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单指标评价 |
| 2.1 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的总体情况 |
| 2.2 不同年度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 |
| 2.3 不同分级医疗机构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 |
| 2.4 不同行政区划级别医疗机构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 |
| 2.5 不同地域医疗机构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综合评价 |
| 2.6 乙类和丙类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 |
| 2.7 门诊和住院传染病报告质量 |
| 2.8 不同传播途径的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比较 |
| 2.9 “十二五”期间与“十三五”期间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比较 |
| 3 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综合评价 |
| 3.1 不同年度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TOPSIS法综合评价 |
| 3.2 不同分级医疗机构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TOPSIS法综合评价 |
| 3.3 不同行政区划级别医疗机构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TOPSIS法综合评价 |
| 3.4 不同地域医疗机构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TOPSIS法综合评价 |
| 4 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1 法定传染病信息漏报影响因素 |
| 4.2 法定传染病信息迟报影响因素 |
| 4.3 法定传染病信息不完整影响因素 |
| 4.4 法定传染病信息不准确影响因素 |
| 4.5 法定传染病信息不一致影响因素 |
| 讨论 |
| 1 传染病报告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情况 |
| 2 关于TOPSIS综合评价方法 |
| 3 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年度趋势分析 |
| 4 不同分类医疗机构传染病报告质量分析 |
| 5 法定传染病漏报和迟报原因分析 |
| 6 法定传染病报告完整率、准确率和一致率低的原因分析 |
| 7 本研究的先进性与局限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综述 法定传染病信息报告回顾及现状 |
| 综述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金山区麻疹发病风险评估及疫苗接种意愿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略缩词表 |
| 前言 |
| 目的 |
| 第一部分 金山区2005-2017年麻疹流行特征及变迁趋势分析 |
| 一、材料和方法 |
| 二、结果 |
| 三、讨论 |
| 四、小结 |
| 第二部分 金山区体检人群麻疹抗体水平监测 |
| 一、材料和方法 |
| 二、结果 |
| 三、讨论 |
| 四、小结 |
| 第三部分 成人麻疹疫苗免疫前后抗体水平分析 |
| 一、材料和方法 |
| 二、结果 |
| 三、讨论 |
| 四、小结 |
| 第四部分 金山区人群麻疹“知信行”问卷调查 |
| 一、材料与方法 |
| 二、结果 |
| 三、讨论 |
| 四、小结 |
| 结论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 |
| 文献综述 麻疹消除历史及现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科研情况 |
| 致谢 |
（7）开放政府数据的元数据质量评价方法及保障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主要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结构 |
| 2 相关概念 |
| 2.1 开放数据及政府数据开放平台 |
| 2.1.1 开放数据 |
| 2.1.2 政府数据开放平台 |
| 2.2 数据质量管理与数据治理 |
| 2.2.1 数据质量管理 |
| 2.2.2 数据治理 |
| 2.2.3 质量 |
| 2.3 元数据 |
| 2.3.1 什么是元数据 |
| 2.3.2 元数据治理 |
| 2.3.3 元数据标准——DCAT (Data Catalog Vocabulary) |
| 2.4 本章小结 |
| 3 我国政府开放数据的元数据质量调查与分析 |
| 3.1 各地的元数据调查 |
| 3.1.1 地方开放政府数据的元数据标准 |
| 3.1.2 地方开放政府数据平台的元数据模式 |
| 3.2 典型的元数据质量问题 |
| 3.2.1 完整性问题 |
| 3.2.2 及时性问题 |
| 3.2.3 准确性问题 |
| 3.2.4 一致性问题 |
| 3.2.5 唯一性问题 |
| 3.2.6 开放性问题 |
| 3.2.7 数据模式定义存在的质量问题 |
| 3.3 元数据质量问题分析 |
| 3.4 新冠肺炎疫情开放数据的元数据对比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元数据质量评价方法 |
| 4.1 元数据的作用 |
| 4.2 质量评价维度及指标 |
| 4.3 元数据的质量评价方法 |
| 4.3.1 元数据质量评估指标体系 |
| 4.3.2 常用的元数据质量维度 |
| 4.3.3 元数据质量评估框架 |
| 4.4 元数据质量评价方法设计体系 |
| 4.4.1 维度与指标的选取 |
| 4.4.2 度量指标 |
| 4.5 我国地方政府的元数据质量评价实例 |
| 4.5.1 度量指标及计算方式 |
| 4.5.2 元数据质量评价实例 |
| 4.6 本章小结 |
| 5 开放政府数据的元数据质量保障机制 |
| 5.1 元数据标准 |
| 5.1.1 美国开放数据的元数据标准 |
| 5.1.2 欧盟开放数据的元数据标准DCAT-AP |
| 5.1.3 我国的元数据标准建设情况 |
| 5.2 元数据映射 |
| 5.3 元数据质量监测及质量保障机制 |
| 5.3.1 国外的元数据质量监测 |
| 5.3.2 我国地方政府开放数据的元数据质量监测 |
| 5.3.3 我国开放政府数据的元数据质量保障机制 |
| 5.4 开放政府数据的元数据发布流程优化 |
| 5.5 本章小结 |
| 6 总结与展望 |
| 6.1 总结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8）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
| 1.2.1 论文的研究目标 |
| 1.2.2 论文的研究内容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1 难点 |
| 1.4.2 论文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2.1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全口径宏观税负 |
| 2.1.1 全口径宏观税负的概念界定与测度 |
| 2.1.2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 |
| 2.1.3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研究 |
| 2.2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
| 2.2.1 经济增长视角下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历程 |
| 2.2.2 财政分权理论的新发展与现实困境——部分财政分权 |
| 2.2.3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 2.3 财政分权、政府间竞争与政府支出结构 |
| 2.3.1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要素流动与政府间竞争 |
| 2.3.2 政府间竞争与财政支出结构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 |
| 2.3.3 政府间竞争与政府规模 |
| 2.4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2.4.1 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理论基础和原则 |
| 2.4.2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国际案例 |
| 2.4.3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中国案例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国际比较 |
| 3.1 联邦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1.1 联邦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美国为例 |
| 3.1.2 联邦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俄罗斯为例 |
| 3.2 单一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2.1 单一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英国为例 |
| 3.2.2 单一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蒙古为例 |
| 3.3 各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1 美、俄、英、蒙四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2 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比较的拓展——基于81个国家的数据 |
| 3.4 启示与借鉴 |
| 3.4.1 划清政府、市场边界的启示与借鉴 |
| 3.4.2 优化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启示与借鉴 |
| 3.4.3 划分中央、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启示与借鉴 |
| 3.4.4 健全央、地两级财政法制体系的启示与借鉴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现状和比较 |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变迁 |
| 4.1.1 计划经济体制下集权与分权的动荡变化时期(1950-1980年) |
| 4.1.2 改革开放背景下财政分权体系探索和建设时期(1980-2013 年) |
| 4.1.3 财政体制现代化改革时期(2014年至今) |
| 4.2 分税制改革后央、地间财政关系的总体现状——财政困境和思考 |
| 4.2.1 财政现状之央、地间财政失衡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2 财政现状之转移支付体系不完善与地方财政缺口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3 财政现状之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困境及其思考 |
| 4.2.4 财政现状之宏观税负畸高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3 各领域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比较 |
| 4.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5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现状、比较的总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研究 |
| 5.1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1.1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界定 |
| 5.1.2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Barro模型的理论分析 |
| 5.1.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与测度 |
| 5.2.1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 |
| 5.2.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指标权重计算——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 |
| 5.2.3 世界81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测度及排序 |
| 5.2.4 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序比较 |
| 5.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3.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3.2 基准回归结果 |
| 5.3.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3.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分权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3.5 进一步讨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三维讨论 |
| 5.3.6 基于Lind-Mehlum方法的最优央、地财政支出比例估计 |
| 5.4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4.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 5.4.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4.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结构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4.5 实证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原则和思路 |
| 6.1.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础 |
| 6.1.2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原则 |
| 6.1.3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思路 |
| 6.2 借鉴国际经验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2.1 一般公共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5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6.3 重构之后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5 重构之后的央、地两级财政支出总规模测算及重构方案的优势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国际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2 历史、现状和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3 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政策启示 |
| 7.2.2 具体的对策建议和方案 |
| 第八章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8.1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8.2 今后的努力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件:Lind-Mehlum方法的Stata编程代码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
| 1.2.1 医院医保管理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
| 1.2.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分析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假设 |
| 1.3.3 研究内容 |
| 1.4 资料来源与方法 |
| 1.4.1 资料来源 |
| 1.4.2 资料分析方法 |
| 1.4.3 质量控制方法 |
| 1.4.4 研究使用软件 |
| 1.5 研究逻辑框架 |
| 1.5.1 技术路线图 |
| 1.5.2 结构安排 |
| 2 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的理论框架构建 |
| 2.1 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的发展及环境判断 |
| 2.1.1 医院医保管理的发展 |
| 2.1.2 基于SWOT-PEST模型的公立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的形势判断 |
| 2.2 公立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活动中的利益相关者及激励相容问题 |
| 2.2.1 利益相关者分析 |
| 2.2.2 公立医院医保管理所面临的激励相容问题 |
| 2.3 公立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精细化管理理论 |
| 2.3.2 激励相容理论 |
| 2.3.3 内部控制理论 |
| 2.3.4 行为科学理论 |
| 2.3.5 现代组织理论 |
| 2.4 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的内涵界定 |
| 2.4.1 公立医院的概念 |
| 2.4.2 医保管理的概念 |
| 2.4.3 管理模式的内涵 |
| 2.4.4 精细化管理的内涵 |
| 2.4.5 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的内涵界定 |
| 2.5 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理论框架构建 |
| 2.6 本章小结 |
| 3 基于典型案例的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运行状况实证研究 |
| 3.1 资料来源与方法 |
| 3.1.1 资料来源 |
| 3.1.2 研究方法 |
| 3.2 样本医院分布及医院属性基本情况分析 |
| 3.2.1 样本医院分布及医院属性基本情况分析 |
| 3.2.2 样本医院属性基本情况分析 |
| 3.3 样本医院开展医保精细化管理的组织构架分析 |
| 3.3.1 管理层次与组织结构分析 |
| 3.3.2 部门划分及部门联动机制分析 |
| 3.3.3 职位设置与职权责划分分析 |
| 3.4 样本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流程改造分析 |
| 3.5 院内医保精细化管理制度建设及实施情况 |
| 3.6 样本医院开展医保精细化管理的管理工具分析 |
| 3.7 样本医院开展医保精细化管理的运行机制建设分析 |
| 3.8 公立医院内部主要医保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及影响因素研究 |
| 3.8.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分析 |
| 3.8.2 主要医保管理者的医保管理理念及认知的定量分析 |
| 3.8.3 主要医院医保管理者医保精细化管理理念的质性分析 |
| 3.9 医院医保管理队伍服务能力分析 |
| 3.9.1 医保科人力资源配置基本情况分析 |
| 3.9.2 医保科办公基本设施配置情况分析 |
| 3.10 本章小结 |
| 4 基于多准则模糊评价方法的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的评价分析 |
| 4.1 评价指标与评价模型的构建原则与方法 |
| 4.1.1 评价指标的选择原则 |
| 4.1.2 评价模型的构建及实证方法 |
| 4.2 评价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 |
| 4.3 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评价模型构建——基于DEMATEL和 ANP方法 |
| 4.3.1 运用DEMATEL方法分析评价各指标相互影响关系 |
| 4.3.2 运用ANP方法分析各评价指标相对重要程度 |
| 4.4 评价对象——VIKOR方法评价 |
| 4.4.1 评价对象 |
| 4.4.2 评价结果 |
| 4.5 本章小结 |
| 5 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实施效果分析——对医保、医院、医生、患者的影响研究 |
| 5.1 医保角度——医院医保资金安全与使用风险识别与防控效果分析 |
| 5.1.1 基于FTA方法构建医院医保基金安全与使用风险识别 |
| 5.1.2 精细化管理模式对医保基金风险防控的实证分析 |
| 5.2 医院角度——基于DRGs的医院精细化管理效果评价的实证分析 |
| 5.2.1 基于DRGs的评价方法 |
| 5.2.2 评价结果 |
| 5.3 医生角度——基于倾向值匹配的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成效评估 |
| 5.3.1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5.3.2 结果 |
| 5.4 患者角度——患者医保受益变化及满意度分析 |
| 5.4.1 基于GAM的患者医保收益分析 |
| 5.4.2 开展精细化管理对患者满意度的影响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改进策略 |
| 6.1 目前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实践探索中存在的问题 |
| 6.1.1 缺乏精细化医院医保管理理念和目标管理 |
| 6.1.2 管理模式缺乏精细化的系统组织管理 |
| 6.1.3 支持管理模式的医保管理队伍非职业化、人员专业水平较弱 |
| 6.2 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改进策略 |
| 6.2.1 树立公立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理念与目标指导模式构建 |
| 6.2.2 优化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组织管理 |
| 6.2.3 加强稳定、高质量的医保管理人才队伍建设 |
| 7 主要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创新与特色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精细化管理背景下医院内部医保管理模式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2 公立医院医保科(室)工作人员情况调查表 |
| 附录3 医务人员人员基本建设和运行调查表 |
| 附录4 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质量评价体系相关指标关系矩阵表 |
| 附录5 公立医院主要医保管理者访谈提纲 |
| 附录6 MATLAB程序命令 |
| 附录7 公立医院医保精细化管理相关主要政策梳理表 |
（10）我国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表 |
| 英文摘要 |
| 中文摘要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8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相关理论探讨 |
| 2.1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 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三章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现状及需求评估 |
| 3.1 研究方法 |
| 3.2 结果 |
| 3.3 讨论 |
| 第四章 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构建研究 |
| 4.1 研究方法 |
| 4.2 结果 |
| 4.3 讨论 |
| 第五章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构建研究 |
| 5.1 研究方法 |
| 5.2 结果 |
| 5.3 讨论 |
| 全文总结和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核心能力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一 |
| 附件二 |
| 附件三 |
| 附件四 |
| 附件五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和参加科研工作情况 |
| 致谢 |
四、浙江省1998年医疗单位疫情管理监测（论文参考文献）
- [1]公共政策视域下的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研究[D]. 褚雷. 山东大学, 2021(11)
- [2]基层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对策研究 ——以江西省p县新冠肺炎疫情为例[D]. 吕梦.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3]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4]传染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D]. 承叶奇. 东南大学, 2020
- [5]2013～2018年天津市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评价[D]. 陈虹. 天津医科大学, 2020(06)
- [6]金山区麻疹发病风险评估及疫苗接种意愿影响因素分析[D]. 马小敏.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 2020(02)
- [7]开放政府数据的元数据质量评价方法及保障机制研究[D]. 陶晨阳.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1)
- [8]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D]. 金辉.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7)
- [9]公立医院内部医保精细化管理模式研究[D]. 陶思羽.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10]我国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研究[D]. 梁胜翔.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2020(01)
标签：公共卫生论文;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论文; 精细化管理论文; 实践报告论文; 法定报告传染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