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编译出版概况（论文文献综述）
宋兴家[1]（2021）在《满汉融合视角下的清代奴仆法规研究（1616-1795）》文中研究表明清代立法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针对奴仆的立法。清代官方制定关涉奴仆的法规数量大,增订次数频繁,这些法规主要散布在清律、会典之中,未独立成为单一的法律文本。从内容上来看,相关法规对奴仆制度的存续、奴仆的身份与地位、主奴关系的调节等方面做出了细致规定。从法律来源来看,这些法规存在满汉两种法源。本文主要借助对清入关前至乾隆年间与奴仆相关法规的历时性梳理,揭示清代立法中存在一个满汉融合的过程。继而探究满汉法律在融合过程中,对旗民社会中奴仆身份、地位所产生的影响。最后尝试在与明代社会比较的基础上,呈现清代社会演进中社会结构层面的变动趋势。入关前的旗人社会盛行奴仆制度,已形成关于奴仆身份、地位的一些习惯法。其时旗下社会的身份层次简单,奴仆具有浓厚的财产属性。相关习惯和法规虽强调家主对奴仆的所有权,却规定家主不能轻易杀伤家中奴仆,奴仆可通过举首家主非法行为的方式离开家主;相关法条主要围绕主奴间关系展开,不大注重区分奴仆与良人之间法律的地位差异。顺治初年所定清律大体沿用明律,禁止庶民家存养奴仆,规定奴仆是一个身份低于庶民,对家主及其亲属有着较强依附性的人群,是等级化社会中地位最低的人群。入关前后,满汉奴仆法律奴仆的身份、地位及存养奴仆等问题的规定上存在较大差异。顺治、康熙年间立法规范旗下买卖人口,逐渐认可旗人通过白契买卖奴仆的行为,打击抢夺拐卖人口的罪行。官方沿用和增订了奴仆犯法家主连坐、以人准债、逃人法等入关前的法规。还比照顺治律内容,对红白奴仆的法律地位进行分等,制定家主与奴仆相犯如何处置的条例。顺康年间官方为旗人新制定的法规,既表现出对入关前法条的吸收和继承,又呈现了满汉法律融合的态势。雍正、乾隆年间修律,将此前沿用的满洲法,及依照顺治律和满洲法精神新制定的一些条例整合到清律中,再比照律意对这些条例进行取舍。其结果是,律中带有满洲特色的条例逐渐减少,仅剩的法条亦是融合有满汉两种法源的条例。雍正、乾隆年间立法向旗人看齐,解除对民人存养奴婢的限制。旗下奴婢法律身份比照顺治律进行了重塑,主奴关系更为严肃,奴仆地位愈发下降。结合清前期法规的修订情况来看,明显存在一个满汉融合的过程。满汉法律融合使得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将罪犯及家属罚为奴的刑罚更加普遍。籍没、发遣为奴这些带有鲜明满洲因素的刑罚,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发功臣之家为奴的刑罚在乾隆年间再度兴盛,将叛犯家属罚为奴成为清代皇帝恩赏旗下功臣的重要手段。满汉法律融合导致满洲法中允许普遍存养奴婢及将人视为财产的观念,与汉族严肃、体系化的身份制度融合,凝聚出一种允许社会普遍蓄奴,且注重维持奴婢的低贱身份,还强调奴仆对家主依附关系的法律精神。清代社会结构的重组中,作为社会底层的奴仆群体扩大,旗民社会中主奴关系得到强化。
陈诗兰[2]（2020）在《清朝中前期对东北滨海边疆地区的边民管理政策研究》文中提出在东北滨海边疆地区,即以黑龙江下游流域与库页岛为中心的广大疆域上,分散居住着无数以渔猎为生的少数族群,他们有着自己的交流语言与独特的民族文化、社会风俗。明廷依托奴儿干都司及其羁縻卫所,与东北滨海边疆地区的各部族建立了较为松散的朝贡关系。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逐渐统一女真诸部,除将大批东海女真迁往盛京扩充八旗兵力外,与仍旧驻留在东北滨海边疆地区的其他部族,也维系着较为稳定的贡赏关系。清入关后,不仅设立吉林将军辖下的宁古塔副都统衙门、三姓副都统衙门来对东北滨海边疆地区进行行政管辖,为了管理该地区的诸多少数族群,还制定了一系列极具地方特色的管理政策。首先是在东北滨海边疆地区推行边民姓长制度,对边民进行编户,将其分为姓长、乡长、子弟、白人四个阶层进行管理。“边民”,在本文中并非是广义上对边境少数民族的统称,而是特指在东北边疆地区生活的一部分特殊人群,他们既未被清廷纳入民籍,也不归属于旗籍,且无需承担赋役杂税,仅需以户为单位定期向清廷贡纳一张貂皮,即可获得相应的乌林赏赐。顺治年间,随着边民姓长制度逐渐成型,不断有被招抚的各少数族群被纳为边民,进行编户。康雍年间,在继续招抚少数族群进行边民编户的同时,为了满足东北边疆的边防需求,扩充兵源,清廷进行编旗设佐,将黑龙江中上游、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的绝大部分边民销除边民户籍,编入满洲旗籍。是以理论上在康雍之后,边民姓长制度就仅在东北滨海边疆地区推行。进入乾隆年间,随着边民的繁衍生息,边民户数急速攀升,于是在乾隆十五年,清廷进行边民姓长制度改革,将边民户数设为定额。这标志着清廷在东北滨海边疆地区边民编户进程的结束,以及边民制度的最终定型与成熟。其次是与边民制度密不可分的贡貂赏乌林政策。颁赏乌林时,清廷将边民分为萨尔甘锥、霍集珲及姓长、乡长、子弟、白人等五个等级进行颁赏。自国初招抚贡貂边民起,清廷就逐渐形成了一套惯有的嘉奖体系,最晚于康熙五十一年,这套嘉奖体系已臻成熟。为了便于远方边民贡貂,大量乌林及口粮需要运往清廷在黑龙江下游流域设立的各个临时行署。长久存在的运输困境与貂皮私贸现象的屡禁不止,是迫使清廷更改主管边民衙署的主要原因。乾隆四十四年,清廷将宁古塔副都统衙门负责的赫哲费雅喀边民的贡貂事宜,全部交由三姓副都统衙门统管。临时行署的地点变化,从侧面反应了清朝在黑龙江下游流域的势力范围变化。咸丰之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贡貂赏乌林制度逐渐失去了“羁縻诸部,固我边陲”的政治意义,最终在光绪二十五年被裁撤。最后是联姻结亲政策。清廷在该地区推行的霍集珲与萨尔甘锥之间的联姻政策,主要集中于普通边民与八旗底层兵士之女或养女之间。虽然联姻政策对求亲边民并无特殊的身份要求,但边民想要成为霍集珲,必需具备一定的财力、物力。这种财力并非以白银或铜钱来衡量,而是直接体现在边民囤积的皮毛数额上。在贡貂赏乌林政策的持续开展下,中、日双方皮毛与丝织品形成的价格差异,刺激着以霍集珲为代表的部分边民群体成为丝貂商人。霍集珲不仅在北海道及东北滨海边疆地区间频繁往返,持续开展山丹贸易活动,还利用陪同萨尔甘锥返京归宁的特权,将大量皮毛带往北京交易,以更高的价格囤积财富。如此,便形成了一条以中国江南、北京、宁古塔、三姓、库页岛,日本松前、江户、大阪为贸易路径的东北亚丝绸之路。此外,霍集珲在清廷对东北滨海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营进程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他们不单是“清廷女婿”,还集翻译通事、地方向导、“清廷代言人”、边境情报提供者及丝貂商人等多重身份为一体。清廷以传统中国的“羁縻”与“怀柔”政策为指导思想,以边民姓长制度、贡貂赏乌林及联姻结亲政策为依托,给予了边民姓长、乡长较大程度的自主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地区就是法外之地。清廷不仅积极介入边民的各类纠纷进行协调说和,还“因俗而治”,用地方习惯法解决边民内部纷争。如乾隆七年的边民仇杀案,就是以新满洲例作为主要判罚依据,将征扣貂皮作为主要处罚手段。但如若边民内部发生有违儒家伦理纲常的案件时,如妻子会同奸夫谋杀亲夫,则会严格遵照《大清律例》作为判罚依据。此外,当边民与旗人发生冲突时,清廷也会摒弃地方习惯法,依据《大清律例》对涉案旗人从严治罪,甚至援引针对苗疆地区而制定的特殊法例审理东北旗人的犯奸案,将秋审情实的予勾人犯押回原犯地方处决,以期向边民“示以威信”,彰显大清国法。从清廷对边民间各类案件纠纷的积极应对与处理方式上可以看出,清廷希望通过司法判罚为导向,向边疆地区推行儒家伦理思想及大清国法的主张,进而达到在东北滨海边疆地区施行有效社会管控、稳定边疆格局的政治目的。
宋以丰[3]（2020）在《“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首崇满洲”又称“满洲本位”,是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基本国策与统治方针。同时,“首崇满洲”也是满清政权最为深层的民族本位思想,以及立法、行政的基础和依据。所谓“首崇满洲”,是指满清政府在政治实践与文化建设等领域中,坚持“满人首位”的原则,无论纲纪法度,还是用人行政,皆是为了坚守满洲根本,优化满人利益。“首崇满洲”观念的确立与实施,取决于满清政权的民族特性。清初以来,历代统治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宣称“满汉一体”的思想,并为此做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但由于统治者对汉化、过度汉化的后果有着清醒认识,因而对“满汉一体”设置了条件、原则和底线。概言之,便是以满人利益、满洲文化为根本,保持满洲旧俗,维护满洲传统。作为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与基本国策,“首崇满洲”观念涵盖了清代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尤其是政治、文化领域,如“薙发易服”、“国语骑射”、“政权建构”、“职官系统”等,目的在于维护以满族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作为政权统治的基本出发点,“首崇满洲”观念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引导、规范着满清政府治下的翻译实践行为,为后者进行有关翻译的制度设计、调整与改革等,提供了思想依据与制度保障。例如,翻译科考作为清代特设之科目,以及八旗科举之独特构成,建制上极富满洲特色,其应试者以八旗子弟为限,系旗人入仕、进身之专途,旨在维护“国语骑射”的满洲旧制,避免满洲文化被汉族所同化。翻译职官体系的创设与推行,如笔帖式、庶吉士（尤其是翻译庶吉士）等,也是为了因应统治需要,保障政治、文化实践的顺利推行。这一体系的构建不仅使旗人享有独立于汉人之外的入仕、进身之阶,而且使他们增强了学习清语的兴趣,维护了“清字”作为“国语”的地位。无论是“笔帖式”制度,还是“庶吉士”制度,二者作为专为旗人,尤其是八旗满洲而设的制度性安排,或成为清代特有之官制,或沿袭前朝旧制,既为朝廷造就了治理人才,又使旗人坚守了翻译作为满洲本业的地位,为统治者推进国家治理,坚守“满洲本位”做出了积极贡献。清代旗学的广设也是“首崇满洲”既定国策的产物,具有深厚的政治目的与文化意涵。自顺治朝始设以来,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清代的旗学教育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如学生的选拔、教习的延聘、课程的设置、学业的考核等,不仅有效推动了满人的民族教育,塑造了积极进取的士人精神,培养了忠君爱国之才,而且通过教导八旗子弟娴习“国语骑射”以及满、汉双语之间的翻译,有效维护了满洲的民族特质与文化传统,扩大了政权的统治基础,维护了“首崇满洲”的政治意涵。作为清代政治、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汉籍（书）的翻译与此同理。清初以来,统治者反复提倡“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试图维护“满洲根本”于不坠,却又不得不进行文化整合,汲取汉族的文化精粹与治理经验,建构政权的“治统”与“道统”。正是在此看似矛盾的文化态度中,汉籍（书）的翻译得以生存和接续。清初以来的汉书翻译既面对《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也面对《金瓶梅》、《西厢记》等通俗作品。通过翻译这些作品,统治者成功撷取了帝王为政之道,完善了治国理念与模式,并通过引导、规范翻译事业,讲明法度,维护正统,将翻译当作巩固政权统治的策略与手段,更好地践行满洲本位主义思想。作为满清政权政治、文化政策的不同环节,翻译科考、翻译职官、翻译教育和汉书翻译等政策（或制度）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如翻译职官制度对翻译铨选传统的继承、翻译科考对翻译职官（如翻译庶吉士）选拔的影响,以及翻译教育与汉书翻译之间的互动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既有政治、文化上的需求,又有思想上的追求;既增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又维护了王朝体系的稳定、和谐与持续运作,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旗人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实现了统治者“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
王淼[4]（2019）在《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文中认为本论文以新疆建省为切入点,以历任巡抚的治疆活动为中心,在晚清被迫从“大一统”天下观的天朝逐渐转型整合到“多元一体”的近代民族国家背景下,综合运用民族学和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考察历任巡抚治理新疆的施政历程,并从政治、边防、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及对外关系等方面,全面分析其治疆政策与措施等方面的利弊得失,探索和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供当今边疆治理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发展借鉴和参考。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介绍在西方民族国家主导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清朝收复新疆后,统治阶级经过“海防”“塞防”国家战略走向的激烈争论,最终放弃了在边疆与民族地区延续千年的“因俗而治”“羁縻而治”等传统治理边疆的政策与措施,废除旧的行政体系,设立善后总局,最后建立行省、设置巡抚,新疆逐步实现了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改变了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模式。第二章讨论了新疆建省设抚初创时期的边疆治理情况。“建省设抚”的实施正值新疆收复不久,各方面百废待举。首任巡抚刘锦棠及护理巡抚魏光焘对外整军固防,对内废除军府制下的旧制度、政策,采取了各种稳定民生的措施,以便让新疆社会与经济尽快得到恢复与发展。通过刘锦棠与魏光焘的努力,新疆在建省以后的社会局势逐渐趋于平稳,各种制度不断完善,为新疆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章探讨了先后继任新疆巡抚的陶模、饶应祺,前两任巡抚主要以恢复发展,保障稳定为主,大规模洋务还来不及筹办。这一时期虽然外部英俄列强一直觊觎新疆,内部社会局势也非持久太平,但在前任巡抚治理边疆的基础上,陶模、饶应祺大力推行洋务,加强武备、力行屯田、促进教育,使得新疆政令基本通达、社会基本稳定;新疆的边防、吏治、整军、教育等方面都有了显着的发展,促使新疆向近代化转型过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一时期新疆各方面发展都有显着提高。第四章、第五章探讨了清末“新政”及预备立宪后新疆巡抚的边疆治理情况。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洋务运动的破产、维新变法的流产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清廷被迫实行“新政”与预备立宪。“新政”及预备立宪的实施对西北边疆的政治、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军事边防等诸多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潘效苏、吴引荪、联魁等几任巡抚对新疆的兵制、警政、文化教育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到袁大化在任时期,新疆甚至已经有了修建铁路的构想。但这一时期新疆巡抚更换频繁,社会危机加深,最终在“辛亥革命”的摧枯拉朽下,清朝灭亡,新疆省与内地所有省份一样,最终都走向了共和。对晚清新疆历任巡抚边疆治理经验与教训的回顾与总结,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镜”,探索边疆治理的规律,更好地服务于当今新疆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大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张明利[5]（2019）在《清代绥远城将军人物群体新考》文中研究表明清代绥远城将军始设于乾隆二年（1737）,至民国元年（1912）最后一位将军堃岫下台,共存在了176年,其中实授、署任、护理将军共148任,111人。目前,学术界对于绥远城将军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一方面前人研究多把绥远城将军作为一种军府制度或讨论其与归化城（都统）副都统、山西省之间职权的演化,对绥远城将军人物群体的针对性研究较为匮乏。另一方面,前人研究仅限于实授将军,疏于对署任、护理将军的关注,难以实现对将军人物全貌的整体把握,至于对这一人物群体的出身背景、任期时间、离职迁转等具体问题更是鲜有论述。本文拟以绥远城将军人物群体为研究重点,通过量化分析手段,进一步深入探讨绥远城将军的出身背景、任职时间、离职迁转等具体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特征与亮点加以较为全面的总结和客观的评析。同时,本文围绕将军人物群体为核心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绥远城将军得以设置源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地理等诸多方面的多样性考量,考证了绥远城建设选址、右卫将军与绥远城将军在身份和制度转变中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肯定了右卫将军在绥远城兴建历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通过广泛搜集、整理、校对与绥远城将军有关的档案和史籍等制成了相对更为完善的历任将军情况表,并通过本表信息展开对其出身背景、任期时间、离职迁转等具体问题的详细量化分析,再结合第一部分中右卫将军选任特点进行全面的分析总结。第三部分着力探讨地方治理和中央控驭中绥远城将军职权的演化特点,并尝试以不同权力的归属与分配为突破口,重新归纳有清一朝绥远城将军所辖地方多元治理体系的总体特征,进一步挖掘其制度设计里层的深刻内涵。
张凌霄[6]（2019）在《断裂的“国语” ——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文中认为近年来,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如何看待清帝国早期的历史,已与此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清朝不再被简单地认为是一个依靠汉人精英支持,借助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宗教等进行统治的王朝或者是阻碍中国文明进步、造成中国全面衰败的元凶——广袤的疆域、多元的族群以及复杂而有效的早期现代（early modern）统治技术,使得清代历史呈现出一种充满生机与活力、同时又面临众多挑战的画面。但是如何看待19世纪以降特别是1840年以后的清帝国,仍然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例如关于清帝国的“国语”（gurunigisun）——满语,长期以来都将其看作是处于一个不断衰落并最终丧失“国语”地位的历史过程。本文所要考察的,正是1821—1911年间作为“国语”、“国书”的满语、满文在帝国晚期的政治地位,借此观察两种“国语”（满语和汉语）观念和实际上在帝国晚期政治中的关系以及隐藏于背后的身份认同、权力博弈。本文认为,从道光至宣统时期,作为大清国（daicing gurun）而“国语”的满语以及“国书”满文,在政治层面上实际从未丧失自己的尊贵地位。无论是清朝皇帝还是八旗官员,始终都将维护帝国“国语”视为自己的职责之一。满语的“国语”地位,不但体现于清代周密的制度当中,亦表现于复杂多变的帝国政治现实之中。对内而言,当皇帝和旗员拥有强烈的“国语”意识之时,满语、满文自然而然地被广泛地运用于帝国行政。首先是在教育层面,统治者与各地方官员都非常重视和支持满语教育,尽管因为时局动荡、战火纷飞,某些地区旗人的满语教育受到重大冲击,但直至帝国覆灭,满语教育在八旗社会中都延续下来,甚至在最后十余年有某种程度的复兴和发展。其次在政务处理方面,今天遗留的许多满文奏折、咨文、上谕等,都显示了这一时期满文在帝国政治中的参与程度,而笔帖式这一官僚群体的活动,则像我们明白无误地展示了“国语”整个清帝国中的重要性和广泛性。对外而言,作为“国语”、“国书”的满语、满文,不但被国内的官僚系统所坚持使用,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清帝国以外众多国家的接受和认可。在理藩院、礼部处理的传统交涉国以及海洋领域国家之中,虽然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在帝国晚期与清朝交往时,对满文的依赖度大大降低,但是在订立外交条约、公文往来、刺探情报、笼络他国等众多场合中,满语、满文仍然充分发挥着“国语”、“国书”。此刻,清帝国的语言统治策略在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性。那么清末、民国以来有关清朝“国语”的衰亡论又该如何解释?透过“国粹”这一视角,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群体——旗人、改良主义者和激进的革命党,在对“国语”的不同认知中,实际反映地是他们在当时对“国”的边界和定义的差别。正是这种巨大的差别,导致清帝国灭亡后,掌握了舆论和话语权的知识分子透过种种手段,编织了完全脱离历史的关于清帝国“国语”早已衰落的叙事,以此来消解帝国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记忆。最终,两种“国语”间的历史关联彻底断裂,被摧毁的不仅是作为“国语”的满语,也包括其背后历经上百年确立起来的合璧式语言统治策略。自此,中国在近代开始以一种人为制造的“民族国家”的面貌,逐步实现其“现代转型”。
聂选华[7]（2019）在《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呈现出普遍性、连续性、积累性和重叠交错的分布特征,灾害的持续性和衍生性造成饥荒蔓延。面对严重的灾荒,清朝政府和云贵地方当局以国家完备的荒政制度为蓝本,积极开展灾荒赈济工作。荒政作为清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国家府库银钱和粮食等救灾物资的调拨,灾荒赈济举措的协调推行,以及云贵地区毗邻省区之间赈灾物资的应急补给,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云贵地区被灾民众的生存空间。清代国家荒政的制度化和灾荒赈济实践路径的系统化,为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和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条件。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对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社会治理和经营,清朝中央政权在云贵地区的设治经营及自上而下的“国家化”进程,为云贵地方的灾荒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不同程度地加剧了云贵两省自然灾害暴发的频次,并对清政府加强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进程造成影响。荒政制度作为清代国家治理西南边疆的重要路径,为清朝中央政权巩固和经营西南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云贵地区与周边乃至中原地区的灾赈资源整合与融通,加强了清政府在西南边疆灾荒治理期间的协调联动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并从根本上加快了清代国家“一体多元”的发展进程。边疆治理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热点议题之一。本文以清代云贵地区作为研究的特定时段和区域,以清代国家灾荒赈济的社会治理及其效应为研究对象,对西南边疆地区灾荒期间社会治理的国家应急响应能力进行分析,以多角度地认识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各个面向。同时,基于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深入分析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能力和基本谱系,对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体系以及云贵地区的底层认同和国家认同进行探讨,藉此系统阐释清代灾荒赈济在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得到深入施行的深层机理和积极效应。
杨栋娟[8]（2019）在《萨木萨克与清代乾嘉时期回疆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廷在平定准噶尔汗国叛乱之际,本着“因俗而治”的思想令大和卓管理回部事务,最终,两和卓的叛乱打破了清廷治理回疆的初衷。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廷平定两和卓之乱,为了实现回部的长期稳定局面,清廷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即着手搜寻和卓子嗣,并明确了“罪不及妻孥”的思想,将访查到的和卓后裔解京安置。随着大小和卓的被擒杀,滞留南疆及巴达克山的和卓家眷也被解往京师,然而百密一疏的是,大和卓之妻所生之萨木萨克成功外逃,为后来南疆一系列动乱埋下隐患。由于大和卓有两同名之妻妾爱什阿哈察,二者所生之子均为萨木萨克,这一状况蒙蔽了清廷,致使清廷在搜寻和卓后裔时有所疏漏。清廷察觉这一状况时,萨木萨克早已远飏境外,而这一次清廷同样希望能将其招降,并不断遣人秘密访查其下落,但一直收效甚微。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成年的萨木萨克再次活跃,并与境内和卓信徒频繁的联络。清廷一直希望萨木萨克能主动前来归降,直到“寄信敛钱”案发生后,乾隆帝才明白萨木萨克并无心投降清廷,遂转而采取剿抚并用的政策处理萨木萨克。但此时萨木萨克已然成年,身边已集结了一定的势力,清廷的招降工作一波三折,因而终乾隆一朝,萨木萨克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嘉庆帝亲政之初,萨木萨克一度派人投其表文,欲来归降,而此时清廷却采取了不当的处理措施,以至于丧失招降萨木萨克的最后时机。此后,嘉庆帝甚至否认萨木萨克的存在,伊犁将军松筠为了迎合嘉庆帝,不惜炮制玉努斯冤案否认萨木萨克的存在,对此后清廷的决策、布局造成了消极的影响。此后,清廷中止了乾隆朝以来对萨木萨克及其后裔的积极防范政策。以玉努斯案为转折点,清廷对萨木萨克问题越发保守,使得境外的和卓后裔得以无所顾惮地积蓄势力,到嘉庆末期开始,和卓后裔叛乱之潮便呈现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势。
刘梦雨[9]（2019）在《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文中认为清代匠作则例记载了种类繁多的彩画作颜料,但其中大量名目都难以索解,致使研究者对清代彩画颜料的认知长期局限于当代彩画匠师的经验性知识,而针对彩画实物的科学检测结果也无从与清代文献记载印证。在清代的匠作知识体系中,官式彩画应当使用哪些颜料?营造工程中实际使用了哪些颜料?为什么选择使用这些颜料?它们对建筑彩画的最终面貌有何影响?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本文以清代官式彩画颜料为研究对象,以匠作则例为核心文献材料,首先考释颜料名实,在此基础上,还原清代官式建筑彩画的材料构成,并厘清每种颜料的贸易来源与应用状况,以及颜料在营造活动中的流通过程。研究基于二重证据法展开,所使用的主要实物材料,是1978-2018年间针对清代建筑彩画及相关彩绘文物的科技考古数据,共统计文物案例127个（其中笔者分析案例33个）。文献材料则以52种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和清代官修政书为主,同时结合海关档案、税则等中外贸易史料,解决有关进口颜料的问题。在遴选相关匠作则例并完成文献学基础工作之后,本文分别统计了清代匠作则例和清代档案史料中出现的颜料名目,以及科学检测案例所见清代彩绘颜料种类。通过比对上述两份清单,结合其他文献史料,解决了天青、梅花青、紫艳青、硇砂绿、洋青、鱼子金等20余种颜料的名实对应问题;进而对30余种颜料的性状、来源、应用范围等信息作了尽可能详实的考证,以对既有认识作出修正和补充。进口颜料在清代中国的来源、贸易与应用,是本文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利用大量贸易档案、笔记等一手材料,梳理出清代中国进出口颜料贸易的整体图景,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对smalt、人造群青、巴黎绿、普鲁士蓝等几种最重要的进口颜料展开深入研究,详细考证了每种颜料进入中国的渠道与时间,中文名称演变与确立的过程,并逐一厘清其应用范围、使用方式及贸易状况。研究发现,清代皇家营建活动中颜料的流通与使用,要依次经历采办-贮存-支领-制备-施用-奏销几个环节,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规范。清中期以来,进口颜料在建筑彩画中的应用不断增加,至清晚期已占据压倒性优势。以成本较低的进口颜料来替代则例规定的昂贵物料,逐渐成为普遍的变通做法,但始终未曾见载于官修则例。颜料的选择,是技术、经济、文化各方面因素博弈的结果,这一选择又会影响建筑彩画的最终样貌。因此,仅从文化角度解释建筑彩画的用色问题是不够的,颜料在物质层面的影响及其背后的经济和技术因素,同样值得研究者关注。
赵彦昌,葛香辰[10]（2019）在《清代内务府档案整理与研究述评》文中指出本文通过四部分对内务府档案当前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总结,首先,内务府档案的整理与公布,梳理盛京内务府与内务府档案的不同分布情况,总结所有对内务府档案汇编;其次,对以内务府档案本体作为对象而进行研究的成果总结,主要包括内务府档案概述、内务府档案分类及其编纂;再次,系统总结以内务府档案中记载的丰富内容作为史料在史学研究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最后,总结了内务府档案整理与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未来需要改进的方向。
二、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编译出版概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编译出版概况（论文提纲范文）
（1）满汉融合视角下的清代奴仆法规研究（1616-179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 相关研究综述 |
| 三 参考文献综述 |
| 四 相关概念界定 |
| 五 文章内容与结构 |
| 第一章 清入关前后满汉奴仆法律的差异 |
| 第一节 清入关前习惯法中的奴仆 |
| (1)奴仆具有浓厚的财产属性 |
| (2)奴仆的身份与地位 |
| (3)将罪犯罚为奴的刑罚 |
| 第二节 顺治律对奴婢身份地位的规定 |
| (1)禁止庶民之家蓄奴 |
| (2)律中奴婢身份与地位相关条款 |
| (3)“隐匿满洲逃亡新旧家人”律与旗民差异 |
| 小结 |
| 第二章 顺康年间旗下奴仆法条的更定 |
| 第一节 对旗下买卖奴仆的立法 |
| (1)规范旗下买卖人口的法条 |
| (2)立法认可白契奴仆 |
| (3)禁止抢夺拐卖人口的条例 |
| 第二节 对入关前法条的沿用与增订 |
| (1)奴犯坐主相关法条 |
| (2)以人准债的条款 |
| (3)对女仆婚姻的规定 |
| (4)家长管教奴仆的条款 |
| (5)逃人法中对财产权的强调 |
| (6)与奸罪相关的条款 |
| 第三节 相关条例对顺治律的吸收 |
| (1)奴仆法律地位的分等 |
| (2)家主杀伤奴仆相关条例 |
| (3)奴仆侵犯家主相关法规 |
| 小结 |
| 第三章 雍正、乾隆年间奴仆法律的满汉融合 |
| 第一节 雍正律中调合满汉奴仆法律 |
| (1)增例中满汉画一 |
| (2)钦定例中沿用部分满洲法条 |
| 第二节 乾隆律中满洲奴仆相关法条的消融 |
| (1)满洲法条的逐渐消融 |
| (2)其它奴仆法条的制定 |
| 第三节 乾隆三十三年律对主奴关系的强化 |
| (1)红白契奴仆法律身份的严肃 |
| (2)主奴相犯法条的细密 |
| (3)赎身奴婢与家主的依附关系法条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满汉法律融合过程中旗民奴仆法律地位的变迁 |
| 第一节 旗下主奴关系的重塑 |
| (1)旗人法条对律中主奴关系的接受 |
| (2)奴仆首告家主法条的消亡 |
| (3)接受律中的身份概念 |
| 第二节 民人存养奴婢的普遍化 |
| (1)清初禁止庶民之家存养奴婢 |
| (2)开放民人蓄奴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五章 清代以人为奴刑罚的泛滥 |
| 第一节 籍没为奴的刑罚 |
| (1)籍没刑罚的扩张 |
| (2)籍没刑罚与律文的冲突 |
| (3)司法实践中籍没刑罚的使用情况 |
| 第二节 发遣为奴的刑罚 |
| (1)发遣为奴刑罚的形成与普遍化 |
| (2)发遣为奴的适用人群 |
| (3)对发遣为奴人员的处置 |
| 第三节 入功臣之家为奴的刑罚 |
| (1)清初“入功臣家为奴”者不入功臣家 |
| (2)乾隆年间给功臣家为奴刑罚的郑重实施 |
| (3)发功臣家为奴的赏赐情况 |
| 小结 |
| 结论 |
| (1)律例之间的差异冲突与满汉法律融合 |
| (2)清代奴婢制度的扩张 |
| (3)主奴关系的强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2）清朝中前期对东北滨海边疆地区的边民管理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论文创新点 |
| 四、概念说明与内容框架 |
| 第一章 东北滨海边疆地区的民族概况 |
| 一、明朝的“野人女真” |
| 二、清入关前的各族归顺 |
| 三、清入关后的各族管辖与划分 |
| (一)吉林将军及副都统衙门 |
| (二)《皇清职贡图》与贡貂七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招抚进程:边民编户与设佐销户 |
| 一、顺治朝的边民编户 |
| 二、康熙朝的边民编户 |
| (一)编旗设佐与新满洲 |
| (二)《尼布楚条约》及九路探查队 |
| (三)《康熙皇舆图》的测绘 |
| 三、雍正朝的边民编户 |
| (一)库页岛招抚 |
| (二)编旗设佐与边民销户 |
| 四、乾隆朝的边民编户 |
| (一)乾隆十三年边民统计 |
| (二)乾隆十五年“永为定额”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贡赏政策:貂皮贡纳与乌林颁赏 |
| 一、赏乌林的内容规制 |
| (一)乌林内容 |
| (二)口粮与筵席 |
| (三)乌林运输困境 |
| 二、收貂衙署的演变 |
| (一)主管收貂衙署的变革 |
| (二)临时行署的变迁 |
| 三、贡貂赏乌林制度的裁撤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联姻结亲:霍集珲与萨尔甘锥 |
| 一、霍集珲与萨尔甘锥的联姻政策 |
| (一)早期联姻情况 |
| (二)联姻流程 |
| 二、霍集珲的多重身份 |
| (一)霍集珲与库页岛编户 |
| (二)霍集珲与乌第河待议区 |
| (三)霍集珲与山丹贸易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司法管理:“因俗而治”与“示以威信” |
| 一、康雍时期的纠纷介入 |
| 二、乾隆朝边民仇杀案 |
| (一)案情经过 |
| (二)案件审理 |
| 三、乾隆朝旗人犯奸案 |
| (一)案情调查 |
| (二)案件审理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资料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内容架构 |
| 第一章“首崇满洲”的内涵与成因 |
| 第一节“首崇满洲”的提出 |
| 第二节“首崇满洲”的内涵 |
| 一、“薙发易服” |
| 二、“清语骑射” |
| 三、政权建构 |
| 四、职官制度 |
| 第三节“首崇满洲”的成因 |
| 一、现实原因 |
| 二、政治诱因 |
| 小结 |
| 第二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科举政策 |
| 第一节 翻译科考的缘起 |
| 一、文科举中的翻译考试 |
| 二、《雍正会典》等文献的误记 |
| 三、《八旗通志》等文献的记载 |
| 四、《钦定国子监志》的补正 |
| 五、雍正朝翻译科的考试与额取 |
| 第二节 翻译科考的科目与类型 |
| 一、满洲科 |
| 二、蒙古科 |
| 三、宗室翻译科 |
| 四、驻防翻译科 |
| 第三节 翻译科考的考试内容 |
| 第四节 翻译科考的规模与额取 |
| 第五节 翻译科考中的舞弊与防弊 |
| 第六节 翻译科考的政治文化意涵 |
| 一、选拔翻译人才 |
| 二、实行“同文之治” |
| 三、维护满洲旧俗 |
| 小结 |
| 第三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职官政策 |
| 第一节“笔帖式”政策 |
| 一、“笔帖式”的历史流变 |
| 二、“笔帖式”的职掌 |
| 三、“笔帖式”的选用 |
| 四、“笔帖式”的设置目的 |
| 第二节 庶吉士政策 |
| 一、庶吉士的类别 |
| 二、庶吉士的馆选 |
| 三、庶吉士的教习与考课 |
| 四、庶吉士的翻译职掌 |
| 五、庶吉士的散馆 |
| 六、翻译庶吉士的创设 |
| 第四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人才培养政策 |
| 第一节 清代前期的旗学体系 |
| 第二节 旗学中的教材与课业 |
| 第三节 旗学中的翻译人才培养 |
| 第四节 翻译人才培养的典范 |
| 一、咸安宫官学 |
| 二、绥远城官学 |
| 小结 |
| 第五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汉籍(书)翻译政策 |
| 第一节 汉籍(书)翻译的整体情况 |
| 第二节 入关前的汉籍翻译 |
| 第三节 顺治至乾隆年间的汉书翻译 |
| 第四节 汉籍(书)翻译中的文化沟通意涵 |
| 第五节 汉籍(书)翻译的经典之作 |
| 一、《四书》 |
| 二、《五经》 |
| 三、《金瓶梅》 |
| 第六节 汉籍(书)翻译中的译名规范化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4）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立题依据 |
| (一) 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基本资料 |
| (一) 档案、文献类 |
| (二) 游记、日记、方志类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一) 重点、难点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疆建省前的局势 |
| 第一节 晚清新疆的空前危机 |
| 一、“大一统”天下观的蜕变 |
| 二、新疆“内忧外患”形势 |
| 三、沙俄强占伊犁与英、俄角逐 |
| 第二节 海防、塞防之争与“哲德沙尔”政权的覆灭 |
| 一、海防、塞防之争下的晚清国家安全观 |
| 二、清军西征与伊犁的收复 |
| 第三节 新疆建省方案的提出 |
| 一、建省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
| 二、建省方案的构想 |
| 第四节 行省制在新疆的确立 |
| 一、“建省设抚”的实施 |
| 二、“建省设抚”的意义 |
| 第二章 建省初期新疆巡抚的治疆政策(1884-1891) |
| 第一节 刘锦棠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84-1889) |
| 一、固防与整军 |
| 二、吏治的整顿 |
| 三、屯垦与税收 |
| 四、变通政令与社会治理 |
| 五、教育与民族交流 |
| 第二节 魏光焘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89-1891) |
| 一、边防建设与国土安全 |
| 二、因地制宜的经济政策 |
| 第三章 新疆巡抚陶模、饶应祺的治疆政策(1891-1902) |
| 第一节 陶模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91-1895) |
| 一、武备与边圉 |
| 二、发展经济与规范赋税 |
| 三、保障社会安定发展 |
| 四、因材施教,提倡国学 |
| 第二节 饶应祺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95-1902) |
| 一、保障政治稳定 |
| 二、加强边防安全 |
| 三、保障经济利益 |
| 四、教育与宗教政策 |
| 第四章 清末“新政”后新疆巡抚治疆政策(1902-1906) |
| 第一节 潘效苏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02-1905) |
| 一、晚清“新政”的施行与新疆的改革 |
| 二、揆情审势,遴官益边防 |
| 三、“遣客改土”欲固边防 |
| 四、“新政”下的新疆经济 |
| 五、安抚哈萨克,稳定民族关系 |
| 第二节 吴引荪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05-1906) |
| 一、整吏治与课吏馆 |
| 二、废止招募世袭兵 |
| 三、理清度支,清算赃银 |
| 四、创立近代警制 |
| 五、兴办近代学堂 |
| 第五章 预备立宪体制下新疆巡抚治疆政策(1906-1912) |
| 第一节 联魁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06-1910) |
| 一、筹立宪,拟设谘议局 |
| 二、惩治腐败 |
| 三、改练新军,创立巡防队 |
| 四、统一财政,置办工艺局 |
| 五、严禁毒品 |
| 第二节 袁大化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10-1912) |
| 一、拟修铁路,实边固防 |
| 二、开辟利源,挽救财政 |
| 三、拓宽教育视野 |
| 四、“固本图文明”政策的失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清代绥远城将军人物群体新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前人相关研究 |
| 三、基本史料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创新 |
| 六、需要阐释的两个问题 |
| 第一章 绥远城将军的设置及其新城筹建小考 |
| 第一节 绥远城将军所辖地方地理人文概况 |
| 第二节 绥远城将军的设置沿革 |
| 第三节 绥远新城筹建相关问题小考 |
| 一、绥远城建设选址地点小考 |
| 二、绥远城建设的重要推动者右卫将军小考 |
| 第二章 绥远城将军人物群体的量化考述 |
| 第一节 从量化分析中观察将军人物群体的人事嬗变 |
| 一、绥远城将军的群体人数和任数 |
| 二、绥远城将军的出身与选任 |
| 三、绥远城将军的任期久暂 |
| 四、绥远城将军的离任与迁转 |
| 第二节 历任将军人物基本情况之订补 |
| 一、实授绥远城将军订误 |
| 二、署任、护理绥远城将军补充 |
| 第三章 绥远城将军在地方治理与中央控驭中的角色 |
| 第一节 绥远城将军职掌的补充探讨 |
| 一、右卫驻防管理权的几点补充 |
| 二、销烟禁毒与禁烟公所的设立 |
| 三、管理辖境内基督教相关事务 |
| 四、绥远城将军的其他职掌 |
| 第二节 地方治理和中央控驭中绥远城将军职权演化再考察 |
| 一、汉地到蒙古：中原化地方治理体系的介入和变迁 |
| 二、分权与集权：对抗融合中绥远城将军职权的演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清代绥远城将军人物群体统计总表 |
| 致谢 |
（6）断裂的“国语” ——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注释、转写格式说明 |
| 清朝皇帝、年号及在位时间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 (二) 学术回顾 |
| (三) 研究主题 |
| (四) 文献介绍 |
| 第一章 清帝国早期的“国语”、“国书” |
| (一) “国语”、“国书”的创制与发展 |
| (二) 清代“国语”、王朝政治与帝国治理 |
| (三) 比较视野下清帝国前期的语言统治策略 |
| 小结 |
| 第二章 帝国晚期的统治与“国语”、“国书” |
| (一) “清语骑射,我朝根本” |
| (二) “国语”、“国书”与帝国统治 |
| (三) “国语”、“国书”的兴亡与帝国命运 |
| 小结 |
| 第三章 帝国晚期的中外交往与“国语”、“国书” |
| (一) 清代早期中外交往中的“国语”、“国书”简介 |
| (二) 理藩院与礼部的传统交涉国 |
| (三) 海洋领域国家 |
| 小结 |
| 第四章 两种“国语”的嬗变与帝国记忆的重构 |
| (一) 新“国语”与切音字运动 |
| (二) “国语”与“国粹” |
| (三)断裂的“国语 |
| 小结 |
| 结语: 语言、权力与现代转型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灾荒史研究的问题导向及既有研究成果 |
| 三、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四、研究重点和难点 |
| 五、创新与写作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自然因素 |
|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 |
| 二、气候变迁的驱动 |
| 三、生态环境变迁的负面效应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社会因素 |
| 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化 |
| 二、云贵地区民族起义的扰动 |
| 三、西方近代化势力的入侵 |
| 第二章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差异 |
| 一、气象灾害 |
| 二、地震灾害 |
| 三、地质灾害 |
| 四、疫疾灾害 |
| 五、农作物病虫害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产生的后果及影响 |
| 一、灾害对云贵地区农业生产的冲击 |
| 二、灾害对云贵地区财政经济的损耗 |
| 三、灾害对云贵地区民众生活的扰动 |
| 四、灾荒对云贵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 |
| 第三章 清代云贵地区荒政制度的施行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荒政的基本程序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报灾 |
| 二、清代云贵地区的勘灾 |
| 三、清代云贵地区的审户 |
| 四、清代云贵地区的发赈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救灾的基本措施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蠲免 |
| 二、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 |
| 三、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借贷 |
| 四、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抚恤 |
| 第四章 清代云贵地区的备荒仓储制度建设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常平仓建设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常平仓设置 |
| 二、云贵地区常平仓的功能 |
| 三、云贵地区常平仓的管理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社仓建设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社仓设置 |
| 二、清代云贵地区社仓的功能 |
| 三、云贵地区社仓的管理 |
| 第三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建设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建设 |
| 二、清代云贵地区义仓的功能 |
| 三、清代云贵地区义仓的管理 |
| 第四节 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建设 |
| 一、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推行的原因 |
| 二、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的建设 |
| 三、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的实践成效 |
| 第五章 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赈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官方救灾实践路径 |
| 一、减免额赋以纾民困 |
| 二、平粜米谷以平市价 |
| 三、赈给银米以裕口食 |
| 四、鼓励垦殖以补种杂粮 |
| 五、捐给养廉银两以资赈济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民间救灾实践路径 |
| 一、地方官宦倾力捐输 |
| 二、民间绅商慷慨捐赀助赈 |
| 三、民众祭拜神灵以禳弥消灾 |
| 第三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灾后恢复重建实践 |
| 一、修缮城墙以资扞卫 |
| 二、疏挖河道以广“东作” |
| 三、修复桥梁设施以利行旅 |
| 四、修复盐井以利税课征收 |
| 第六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案例探讨 |
| 第一节 危机与应对:清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害救济 |
| 一、清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情 |
| 二、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害赈济 |
| 三、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后重建 |
| 第二节 清光绪朝云南昭通以工代赈的实践路径及成效研究 |
| 一、清朝“以工代赈”在西南边疆实施的原因 |
| 二、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主导措施 |
| 三、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辅助举措 |
| 四、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社会成效 |
| 第三节 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应急响应 |
| 一、清代贵州“新疆”的开辟 |
| 二、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的背景 |
| 三、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时空分布特征 |
| 四、清代贵州“新疆”地区的自然灾害应急响应 |
| 第七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赈实践的区域联动效应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赈实践的区域协调联动 |
| 一、云贵地区灾赈物资的应急调运和供给 |
| 二、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国家干预” |
| 三、云贵地区灾赈期间的乡村秩序维系 |
| 第二节 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联动效应 |
| 一、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困境 |
| 二、清光宣时期云南的灾赈近代化转型路径 |
| 三、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社会效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及荣获奖励情况 |
| 致谢 |
（8）萨木萨克与清代乾嘉时期回疆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时空的界定 |
| 二、论文选题的理由或意义 |
| 三、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四、研究方法、目标和内容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大小和卓叛乱及萨木萨克身世问题 |
| 第一节 清廷平定天山北路及大小和卓叛乱 |
| 一、清廷平定天山北路与大小和卓归降 |
| 二、任用和卓统治南疆失败——大小和卓叛乱 |
| 三、清廷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与萨木萨克的脱逃 |
| 第二节 两萨木萨克身世辨析 |
| 一、解京之萨木萨克 |
| 二、逃往境外之萨木萨克 |
| 三、萨木萨克能够脱逃的原因 |
| 第二章 乾隆朝对待萨木萨克前后政策的转变 |
| 第一节 以招抚为主的初期政策 |
| 一、秘密访查萨木萨克 |
| 二、乾隆反对“用计剿除”萨木萨克的原因 |
| 第二节 “寄信敛钱”案与清廷政策的转变 |
| 一、“寄信敛钱”案始末 |
| 二、与浩罕交涉缉拿萨木萨克 |
| 三、缉拿萨木萨克失败及原因分析 |
| 第三章 嘉庆朝对萨木萨克问题的处理及后果 |
| 第一节 萨木萨克内投表文欲归顺清廷 |
| 第二节 “玉努斯”案与清廷剿抚并用政策的终结 |
| 一、伊犁将军松筠与“玉努斯”案 |
| 二、清廷剿抚并用政策的终结 |
| 三、“玉努斯”案发生的原因 |
| 第三节 嘉庆朝应对萨木萨克失策的后果及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9）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引言:为什么研究颜料史 |
| 1.2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1.3 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清代匠作则例相关研究 |
| 1.3.2 清代官式彩画相关研究 |
| 1.3.3 中国古代颜料史相关研究 |
| 1.3.4 西方古代颜料史相关研究 |
| 1.3.5 其他相关研究 |
| 1.4 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
| 1.4.1 建立文献与实证相结合的颜料史研究框架 |
| 1.4.2 考释匠作知识体系下清代彩画颜料的名实问题 |
| 1.4.3 弥补清代官式彩画材料及工艺的认识之不足 |
| 1.4.4 揭示西方进口颜料进入中国的传播过程 |
| 1.4.5 推进清代匠作则例的文献学研究 |
| 1.5 研究方法与材料 |
| 1.5.1 “纸上之材料”:彩画颜料相关文献 |
| 1.5.2 “地下之材料”:清代彩画及彩绘文物中的颜料遗存 |
| 1.6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的文献学研究 |
| 2.1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文献述要 |
| 2.1.1 对“匠作则例”与“营造则例”概念的再反思 |
| 2.1.2 文献学基础工作之一:整理与汇释 |
| 2.1.3 文献学基础工作之二:编目与提要 |
| 2.2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的编纂体例与编修方式 |
| 2.2.1 画作工料类 |
| 2.2.2 物料价值类 |
| 2.2.3 具体工程类 |
| 2.3 几种重要则例的衍生源流辨析 |
| 2.3.1 工程做法/内庭工程做法 |
| 2.3.2 九卿议定物料价值 |
| 2.3.3 工部现行则例四种 |
| 2.3.4 圆明园、万寿山、内庭三处汇同则例 |
| 2.4 清代彩画作相关文献中的颜料名目 |
| 2.4.1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中的颜料名目统计 |
| 2.4.2 清代档案史料中的彩画颜料名目统计 |
| 2.4.3 彩画作颜料名目的年代分布状况 |
| 2.5 小结 |
| 第3章 现代科学视野中的清代彩画颜料 |
| 3.1 古代颜料的科学分析:方法、意义及局限性 |
| 3.1.1 古代颜料的实验室分析方法 |
| 3.1.2 对实验室工作的反思:数据的意义与局限性 |
| 3.2 名与实:东西方颜料命名体系及其对接 |
| 3.2.1 颜料的命名方式及其意义 |
| 3.2.2 东西方颜料命名体系的沟通 |
| 3.3 科学分析所见清代彩绘颜料数据统计:1978-2018 |
| 3.3.1 蓝色系颜料 |
| 3.3.2 绿色系颜料 |
| 3.3.3 红色系颜料 |
| 3.3.4 黄色系颜料 |
| 3.3.5 白色系颜料 |
| 3.3.6 黑色系颜料 |
| 3.3.7 金属质颜料 |
| 3.3.8 胶料及辅料 |
| 3.4 小结 |
| 第4章 清代官式彩画颜料:基于双重证据的颜料名实考 |
| 4.1 天然矿物颜料 |
| 4.1.1 石青/天青 |
| 4.1.2 梅花青/南梅花青 |
| 4.1.3 青金石/天然群青/紫艳青 |
| 4.1.4 朱砂/银朱 |
| 4.1.5 箭头砂/箭头朱砂 |
| 4.1.6 马牙砂/马齿砂 |
| 4.1.7 水花朱 |
| 4.1.8 红土/片红土/南片红土/铁红 |
| 4.1.9 陀僧/密陀僧 |
| 4.1.10 包金土/土黄/黄土 |
| 4.1.11 无名异/土子 |
| 4.1.12 云母 |
| 4.2 有机质颜料 |
| 4.2.1 靛蓝/广靛花/靛水/煮蓝/蓝靛 |
| 4.2.2 洋蓝 |
| 4.2.3 黄栌木/黄芦木/黄卢木 |
| 4.2.4 烟子/南烟子/松烟/烟炱 |
| 4.2.5 墨/香墨/徽墨/松墨 |
| 4.2.6 紫胶/紫矿/胭脂虫红 |
| 4.2.7 五倍子/五棓子/乌棓子 |
| 4.2.8 紫粉 |
| 4.3 合成颜料 |
| 4.3.1 铜绿/锅巴绿/氯铜矿 |
| 4.3.2 铜青 |
| 4.3.3 硇砂大绿/硇砂二绿/硇砂三绿/硇砂枝条绿 |
| 4.3.4 西绿 |
| 4.3.5 黄丹/漳丹/淘丹/铅丹 |
| 4.3.6 定粉/官粉/铅粉/铅白 |
| 4.3.7 洋青/大青 |
| 4.3.8 人造群青/佛头青/人造绀青 |
| 4.3.9 普鲁士蓝/洋靛 |
| 4.3.10 巴黎绿/漆绿 |
| 4.4 金属质颜料 |
| 4.4.1 黄金/红金/赤金/大赤金/大赤/田赤 |
| 4.4.2 黄飞金/红飞金 |
| 4.4.3 黄泥金/红泥金 |
| 4.4.4 鱼子金 |
| 4.4.5 银箔/银粉 |
| 4.5 胶料和辅料 |
| 4.5.1 水胶/广胶 |
| 4.5.2 贴金油 |
| 4.5.3 青粉/土粉 |
| 4.5.4 轻粉 |
| 4.5.5 松香 |
| 4.5.6 硇砂/硵砂/黑卤砂 |
| 4.5.7 剉草/锉草 |
| 4.5.8 油艌灰 |
| 4.6 小结 |
| 第5章 彩画颜料的生产与贸易版图:1644-1902 |
| 5.1 从胭脂红到洋青:西方颜料进入中国 |
| 5.1.1 贸易档案中的颜料进口数据 |
| 5.1.2 宫廷与民间对西洋颜料的接纳 |
| 5.2 清前期的颜料贸易:以广州和东印度公司为中心 |
| 5.2.1 粤海关、十三行与西洋颜料 |
| 5.2.2 广州外销画中的颜料 |
| 5.2.3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颜料贸易(1635-1834) |
| 5.3 1840年以来的颜料贸易:通商条约、海关与沿岸贸易 |
| 5.3.1 19世纪欧洲的对华颜料贸易 |
| 5.3.2 19世纪美国的对华颜料贸易 |
| 5.3.3 近代进出口颜料贸易路线与重要集散地 |
| 5.4 几种重要的进口颜料:来源、贸易与应用 |
| 5.4.1“取彼水晶,和以回青”:Smalt |
| 5.4.2 再造青金石:人造群青(Synthetic Ultramarine) |
| 5.4.3 来自德国的“中国蓝”:普鲁士蓝(Prussian Blue) |
| 5.4.4 危险的绿色:巴黎绿(Emerald Green) |
| 5.4.5 从“各作泥腊”到“呀囒米”:胭脂虫红(Cochineal) |
| 5.5 清朝与亚洲国家之间的颜料贸易 |
| 5.5.1 与日本间的颜料贸易 |
| 5.5.2 与朝鲜间的颜料贸易 |
| 5.5.3 与琉球间的颜料贸易 |
| 5.5.4 与东南亚诸国间的颜料贸易 |
| 5.6 小结 |
| 第6章 清代营造活动中彩画颜料的流通与使用 |
| 6.1 彩画颜料的流通 |
| 6.1.1 颜料的采买 |
| 6.1.2 颜料的贮存 |
| 6.1.3 颜料的支取与奏销 |
| 6.2 彩画颜料的制备 |
| 6.2.1 天然矿物颜料 |
| 6.2.2 人工合成颜料 |
| 6.3 彩画颜料的施用 |
| 6.3.1 单色做法 |
| 6.3.2 调色做法 |
| 6.3.3 混色做法 |
| 6.3.4 衬色做法 |
| 6.4 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清代官式彩画颜料使用状况:历时性综述 |
| 7.2 颜料对建筑彩画及营建活动的影响 |
| 7.3 匠作则例对清代建筑史研究的意义 |
| 7.4 结语:颜料的身份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与彩画作颜料相关的匠作则例目录(52 种) |
| 附录B 清代匠作则例所见建筑彩画颜料名目统计 |
| 附录C 清代档案史料所见建筑彩画颜料名目统计 |
| 附录D 实物分析检测所见清代彩绘颜料统计(1978-2018) |
| 附录E 清代物料价值则例中所见颜料价值统计 |
| 附录F 清代彩画作未刊则例补遗 |
| F-1 内庭大木石瓦搭土油裱画作现行则例 |
| F-2 工部现行用工料则例 |
| F-3 工部核定则例 |
| F-4 钦定工部续增则例 |
| F-5 崇陵工程做法册 |
| 附录G 工部与内廷画作则例用料对比 |
| 附录H 清代贸易文献中颜料类商品税则辑录 |
| H-1 酌定奉天通省粮货价值册 |
| H-2 1858 年中英协定税则 |
| H-3 1902 年中英协定税则 |
| H-4 1844 年中美协定税则 |
| H-5 1844 年中法协定税则 |
| H-6 1858 年中法协定税则 |
| H-7 1903 年厦门内地税关税目 |
| H-8 1903 年重订苏省水卡捐章 |
| H-9 《粤海关志》税则 |
| H-10 常税则例 |
| 附录I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中颜料贸易信息辑录 |
| 附录J 《中国旧海关档案》中进出口颜料贸易信息辑录(1859-1871) |
| 附录K 几种重要进口颜料的海关贸易数据统计 |
| K-1 Smalt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2 人造群青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3 普鲁士蓝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4 胭脂红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5 巴黎绿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94-1902) |
| 附录L Winterthur馆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的颜料XRF分析数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清代内务府档案整理与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内务府档案的整理与公布 |
| （一）内务府档案的整理 |
| （二）内务府档案的公布 |
| 三、对内务府档案本体的研究 |
| （一）内务府档案概述 |
| （二）内务府档案分类研究 |
| （三）内务府档案的编纂 |
| （四）内务府档案的编译 |
| 四、内务府档案与史学研究 |
| （一）内务府档案与经济史研究 |
| （二）内务府档案与法律史研究 |
| （三）内务府档案与清代宫廷生活 |
| （四）内务府档案与宫廷艺术 |
| 四、结语 |
四、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编译出版概况（论文参考文献）
- [1]满汉融合视角下的清代奴仆法规研究（1616-1795）[D]. 宋兴家.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清朝中前期对东北滨海边疆地区的边民管理政策研究[D]. 陈诗兰.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D]. 宋以丰.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D]. 王淼.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5]清代绥远城将军人物群体新考[D]. 张明利. 内蒙古大学, 2019(09)
- [6]断裂的“国语” ——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D]. 张凌霄. 山东大学, 2019(09)
- [7]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D]. 聂选华. 云南大学, 2019(09)
- [8]萨木萨克与清代乾嘉时期回疆治理研究[D]. 杨栋娟.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9]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D]. 刘梦雨. 清华大学, 2019(02)
- [10]清代内务府档案整理与研究述评[J]. 赵彦昌,葛香辰. 满族研究,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