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嬗变观及其批判

一、《文心雕龙》的通变观及其批评方法特点（论文文献综述）

李婕雅^[1]（2021）在《《文心雕龙》中批评观的整体探究》文中提出《文心雕龙》的批评观分析历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潮。不同于以往的批评体系,刘勰在吸收了前人"文如其人"等观念的同时,进行了更进一步地推进,形成了"圆融汇通"的文艺批评观。《文心雕龙》作为一部"体大虑周"系统性的文学着作,各篇之间有着互相联系的内在理路,想要探讨全书中所表现的整体文艺批评观,便需要了解刘勰构建其"批评论"的整体原则,以及《知音》中的具体批评方法,同时看到《宗经》《征圣》等经学视域下的预判式的文之用心,这对于现在看待现有文化,推动文学发展都有着潜在的指导意义。

高恒昱卓^[2]（2021）在《近十年《文心雕龙》“通变”论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表明对《文心雕龙》"通变"论的研究,在程度上的更加深入和范围上的更加广阔是近十年来此方面研究的特点。针对"通变"论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的研究仍在深入和扩大,对"通变"观与刘勰其他观点的相互解释和生发也持续展开,此外,当代学术研究领域多元对话的特征也在"通变"论的研究中体现出来。但是,近十年此方面的研究也存在着开掘不深和缺乏创新的问题。

郑俊永^[3]（2020）在《东晋至南北朝摘句批评研究》文中指出摘句批评滥觞于先秦的赋诗言志,它汲取了两汉经学家条分缕析的注疏方法,经过魏晋的文学自觉,正式形成于东晋。这种传统的批评方法的最终形成,得益于文学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人们批评意识的不断觉醒等诸多因素。《文心雕龙》和《诗品》是使用摘句批评较多的两部文学理论着作,此外,随着文学批评风气渐盛,东晋至南北朝这一时期的史书和子书中也间有摘句批评出现。摘句批评所摘之句大多是秀句,但也有意在指瑕的批评。《文心雕龙》中的摘句批评表明刘勰具有明显的儒家思想倾向,他在摘句批评过程中,着重对各种文体以及写作技巧进行了辨析,在复古的外衣下积极进行着文学变革。《诗品》中的摘句批评则反映出钟嵘对五言诗的情与辞并重,他的摘句批评往往能抓住文学性的要素,是更纯粹的审美批评。史书中的摘句批评实际是史学家在历史叙事中注入的新元素,这既是一种新的叙述方式和关注角度,客观上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繁荣。摘句批评在子书中的出现,表明它们对文学的关注进一步精细到了字句上,是文学批评观的进步。摘句批评并无具体标准可言,它主要取决于社会风尚和批评者的好恶,只有从批评者及其生活时代出发才能真正发见摘句批评背后的审美追求。对这一时期摘句批评的研究,不仅要回归到刘勰、钟嵘等批评家身上,还要把被批评者考虑之内,站在更高的角度做出判断,才能为批评家众所周知的批评理论找到具体的证据支持,发掘他们鲜为人知的批评碎片,这对重构批评家完整的理论体系大有裨益。

康瑶^[4]（2020）在《两汉至南朝文学史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繁荣期和高潮期,中国古代文学史观也在南朝走向成熟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文学史观在南朝得以成熟,离不开南朝文学史批评的发达,更离不开文学观在两汉的萌芽和魏晋的发展。本篇论文拟从两汉文学史观的萌芽开始,厘清文学史观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分析南朝文学史观的特点及成熟标志,探究文学史观在南朝得以成熟的原因,以此展现南朝文学史批评及文学史观。本篇论文一共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第二部分到第五部分分别为第一章到第四章。绪论阐述文学史观的研究对象,说明当下学界对文学史观尤其是南朝文学史观的研究现状,概括本篇论文各章节的研究内容及其意义,最后叙述本篇论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以追溯辞赋源流发展及原因和《诗经》经学化过程及原因为基本内容,分别从文学领域和经学领域梳理和分析两汉的文学史观,说明两汉经学对文学史观的影响,再总结两汉文学史观的特点,说明两汉时文学史观还处于萌芽阶段。第二章先通过追溯文学各文体源流及流变原因两个方面来梳理和分析魏晋时的文学史观,再总结魏晋文学史观的特点,说明魏晋文学史观一方面受两汉文学史观影响,一方面又促进了南朝文学史观的进一步发展。第三章以文学发展源流梳理及原因为主要论述对象,以南朝主要文论家为线索来分析南朝的文学史观,从而梳理出南朝文学史观走向成熟的历时过程。第四章从归纳南朝文学史观的特点,说明南朝文学史观成熟的表现,分析文学史观在南朝得以成熟的原因三个方面表现南朝文学史观在历经两汉的萌芽、魏晋的发展后,最终在南朝得以成熟。

应薇^[5]（2019）在《魏晋六朝文论对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观的接受与发展》文中研究说明先秦两汉时期,自《诗经》编订传播以来,各家对早期诗歌艺术的运用和解说就不绝如缕,《诗经》孕育于礼乐而又反映了礼乐所体现的政治价值和社会意识。尤其以儒家学派最盛,他们引《诗》、解《诗》来阐发弘扬他们的学说和政治思想,由此形成了儒家早期的诗学批评萌芽。然而当时诗、乐、礼杂糅的大文学环境和文史哲不分的政治礼教形势形成了诗歌早期的一些特点。孔子是儒家学派中最早说《诗》并以诗为教的学者,也是先秦儒家诗论的开创者,在出土文献上博竹简和郭店楚简的发现也揭示了孔子诗学观注重政教和抒情的二元性特点,同时又下启孟、荀儒家诗学理论,可以说先秦儒家的诗说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滥觞和中国文艺思想的萌芽。魏晋六朝的文论思想历来为学界所重视,这得益于魏晋六朝文学家在对先秦两汉文学思想的积极接受继承中进一步对文学创作本质规律的探索和发现。魏晋六朝作家们开始关注诗歌的情感、风格、创作构思、辞采等艺术特征,既发扬先秦两汉时期正确的儒家诗学观念又对其加以革新,他们在自己的诗论着作中破而后立式的将先秦两汉乃至魏晋六朝文论重新整理结合成新的适应文学发展的批评理论,可以说这个时期的魏晋六朝文论不仅继承了儒家对诗歌本质特征及其功能的认知,还对诗歌抒情言志的艺术审美特征和艺术价值做了尝试性的探索。文章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章主要论述魏晋六朝文论对儒家诗歌本体论的承继与改造,通过对先秦两汉儒家诗学之发生以及诗学思想的具体内涵进行概括和总结,进而从魏晋六朝诗学之深化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探求魏晋六朝文论对先秦两汉诗歌本质特征的再认知和新发现。第二章围绕诗歌功能论进行论述,主要以魏晋六朝时期的主要诗论和文论为研究对象,从中寻找魏晋六朝文论对先秦两汉儒家诗歌功能论的接受与发展。论述的重点在于魏晋六朝时期的文艺理论巨着《文心雕龙》中所凝结的诗学思想和诗论专着钟嵘《诗品》对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观的迁移。通过对先秦两汉及魏晋六朝时期诗歌功能的发展变化来考察魏晋六朝诗歌功能的发展演变特征。第三章论述魏晋六朝文论对儒家诗歌创作论与批评论的扬弃。围绕诗歌创作论和批评论分别对先秦两汉和魏晋六朝时期的诗歌理论进行甄别和比较,通过比较分析来探究魏晋诗歌创作论和批评论的极大丰富与发展以及魏晋文论家们所产生的新的诗歌创作方法和批评视角的转移。第四章专论魏晋六朝文论对先秦两汉儒家诗歌风格论的拓展。针对先秦两汉诗歌风格的萌芽以及其早期观点来探讨魏晋六朝时期诗歌风格的集大成发展及诗歌风格的发展趋势。第五章论述魏晋六朝文论对先秦两汉儒家诗论接受与发展的价值意义。分成两节,第一节讨论魏晋六朝文论建构了成熟的具有中国文论特色的诗学观以及对诗歌审美艺术本质的准确认知,魏晋六朝以后的诗学理论和诗学价值范畴都是熔铸了前代诗歌理论成果而进行升华的。第二节则要用批评性的视野谈及先秦两汉和魏晋六朝文论中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和广泛的社会价值,而这两种价值最终要归于“人文”的价值关怀,甚至渗透到整个诗歌批评理论与创作实践中。

王聪^[6]（2018）在《《文心雕龙》中的魏晋文学批评》文中提出伴随着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魏晋文学的审美性日益增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独具魅力。刘勰的《文心雕龙》对魏晋文学的批评既从整体上展现了魏晋文学的时代特色,又具体入微地从文体、作品、作家等角度对魏晋文学进行了全方位的批评。《文心雕龙》中的魏晋文学批评充分展现了刘勰文学批评的方法,对当今的文学批评实践具有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论文力图深入挖掘《文心雕龙》中魏晋文学批评的特征,并据此探寻刘勰批评方法的运用及其现代意义。论文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了《文心雕龙》中的建安文学批评。首先,评述了刘勰对曹氏父子以及建安七子的批评,其中包括关于曹丕、曹植文学水平优劣问题的考辩以及建安七子的共性及个性特点。其次,分析刘勰以“气”论建安文学的原因。建安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中战乱频仍的年代,建安文人的生命意识开始觉醒;另外,进入了“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士们在文学中的主体意识亦开始觉醒。最后,追溯其“气”论的理论源头。“气”之内涵的丰富,经历了从“宇宙之气”到“养气说”、“天人合一之气”再到“文气说”的漫长发展过程。其中,曹丕的“文气说”对刘勰的“气”论影响最大。第二章探讨了《文心雕龙》中的正始文学批评。对于正始时期的文学,刘勰尤为重视嵇康与阮籍。他对正始时期其他作家的批评着墨较少,原因有三。第一,正始时期政权争夺激烈,许多作家归隐避祸,创作较少。第二,刘勰认为真正的正始知音是嵇康、阮籍、应璩、缪袭之类作家的作品,而当时其他作家的创作大多“篇体清淡”。第三,正始时期是盛“玄”的开端时期,是向辞采繁缛的晋代文学的过渡时期。第三章阐述了《文心雕龙》中的两晋文学批评。首先,分析刘勰评西晋文学的特点,即既关注到了西晋文人对文学形式的追求,又强调了内容和情感的重要性。其次,论文探讨了刘勰对陆机《文赋》和挚虞《文章流别论》的批评,并考察了刘勰对二人理论观点的继承和发展。陆机的《文赋》在艺术想象与构思、艺术创作、文体风格及对文学形式的追求等方面均对刘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次,评析刘勰对东晋文风及重点作家作品的批评。刘勰认为东晋文学推崇老庄之道,尚理贵玄,除郭璞外,文学水平不高。最后,得出刘勰评价两晋文学的标准为“情采兼具”,并探寻刘勰“情采论”的理论来源。其源头“诗言志”说,孔子的“文质说”及陆机所言的“诗缘情而绮靡”等,均可从“志足”“情信”“辞巧”三个方面来把握。优秀作品的形成并非这几个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将情志与辞采有机融合。第四章主要通过《文心雕龙》中的魏晋文学批评考察刘勰批评方法的运用及其现代意义。宏观来看,刘勰认为批评文章首先应“披文以入情”,再将社会历史状况与文学自身的发展情况作为基础来进行批评;微观来看,刘勰大量使用了合论、对举的方法来进行作家作品批评。刘勰批评思想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他能够将情辞并重的观念完美地融会贯通于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之中。他的批评方式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全面的批评范式。

王晓玉^[7]（2018）在《刘勰通变观及其生成语境》文中研究说明"通变"观是在前代资源的基础上、时代风气的契机中产生的,并非刘勰的创见。刘勰谈的"通",是通晓"体"的意思;"变"是指具体作品的变化,谈的是"用"的多样化问题。以"体用"关系来解释,并不是说"通变"完全等于"体用"。"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是刘勰通变观的一大创见,由此通变观不仅是文学发展观以及创作方法的问题,更延展到个人才、气等层面。

陈秀美^[8]（2017）在《论刘勰《文心雕龙》“文体通变”史观》文中研究说明刘勰《文心雕龙》这本文学理论专书,从对实际作品的批评,文学历史的梳理,到文学理论的建构上,都不只是在泛论文学的问题,而是将其对文学的问题视域,聚焦在"文体"的批评,以解决六朝文体解散之患,进而建立理想文体典范。我们预设刘勰这部书,是一本带有"文学史"性质的"论述型建构"专书,因此刘勰是站在"总体性"与"变动性"的"辩证"文学史观。这样的文学史观:一方面回应当代颓靡文风,另一方面建立其"文体通变"史观的通则。准此,本文将从"文体通变观"的诠释视角,探讨刘勰所规创出来且具有"辩证性"的文体通变史观的通则性:一是,"还宗经诰"的理想性;二是,"类体因革"的通贯性;三是,"质文崇替"的更代性,提供给有心重构或书写者,另一种文学历史的诠释思考观点。

周娅^[9]（2016）在《明清至近现代小说批评思维嬗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清至近现代的小说批评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向现代转化过程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关涉到极为复杂的思维活动,因而能够以批评思维的研究视角去审视。虽然近年来对古代文论在现时代的适应性问题和思维特征问题两个方面分别多有探讨,但将二者整合起来予以综合性的研究还很不充分。本文以明清至近现代文论史上的小说批评思维嬗变为研究对象,试图廓清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古代小说批评现代转化的思维面向。批评思维作为小说批评与生俱来的核心因素,深层次地支配着小说批评方法的形成和发展,制约着小说批评文体的生成和演变,使得批评家的文学观念、审美图式、社会文化意识以一种特定的认知方式和表述方式呈现于小说批评之中。因此,寻绎小说批评思维的内在嬗变是一个有研究价值的新的理论视角生成过程。具体而言,传统小说批评的现代性转型,实质上就是整体直观、含英咀华、圆融观照、类比体验、理性思辨的中国传统批评思维方法,在思潮迭起的近现代文学史上以西方“他者”的“镜像”为参照,向着科学理性的批评思维方向逐步嬗变的过程。批评思维的理性转向并非一蹴而就的线性直达,嬗变之旅上古今对话、东西交汇,批评思维形态更多的时候呈多元显示,而这又促成了近现代小说批评的多类型与多层次。总之,深入研究明清至近现代小说批评史上思维嬗变这一课题,有助于认识小说批评由对作品价值的具体品评逐步走向审美与科学的理论体系的发展历程;有助于对传统和西学共同作用下的思维意识变迁和多种思维方法共存的深入理解提供借鉴,对了解明清至近现代小说批评史是一部批评思维的嬗变史有重要意义。文章由绪论、明清至近现代小说批评的思维意识嬗变、明清小说批评的思维方法、近现代小说批评思维方法的嬗变、思维嬗变的内外之因、结语六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在厘定文学批评的性质和文学批评思维的理论前提下,阐扬明清至近现代小说批评思维嬗变历程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意义,对本论文关涉到的研究状况、问题指向、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和创新之处予以说明。第一章侧重辨析明清至近现代小说批评的思维意识嬗变。思维意识和思维方法作为批评思维的两大内核,二者之间具有不可割裂的逻辑关联性。批评活动主体之间的意识相遇,或默契而交互、体认,或碰撞而改变、生发,所有这些遇合都单一或复合形态地作用于思维的层面,并由此形成相应的批评思维方法。因此此章对思维意识嬗变的辨析将成为下面两章思维方法得以具体论述的必要前提。若主体间的意识“遇合”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区域内持续发生,那么他们之间的思维运作就会呈现出时间流中嬗变迭进的过程。本章即从思维意识流动运转的角度,考析中国小说批评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转换生成特定的批评意识、历史意识、科学意识、个性意识,细致探究四种意识在小说批评中的确切内涵,以及它们在思维嬗变过程中分别发生的变化和所起到的历史作用。接下来的第二、三章是在第一章对思维意识嬗变的耙梳后,转入到对思维方法的集中探讨。二、三章的共同之处在于:不论哪个历史时期,思维方法的选择总与民族文化遗传基因密切相关,这是决定思维方法的先天条件,也必然为它带来相对的适用普遍性和稳定性。因此明清至近现代的小说批评思维方法的建构和定型,始终处置于中国文化构成的历史积淀过程之中,这就决定了在探析批评思维方法时,不能脱离对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心态、哲学观念、价值取向、民族群体思维特征的考量。具体到第二章,主要论述明清小说批评的思维方法。首先根据明清评点家在民族文化的润泽涵养下形成的个性化批评思维,以及他们依此展开的批评实践活动,从总体上将明清小说批评的思维方法细分为五类:整体直观、含英咀华、圆融观照、类比体验和理性思辨,然后分为五节逐一细加阐释。其中,整体直观的思维方法以正反结合的方式辨析,先是分别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去正面追踪,然后从反面的物我两忘的表现形式去辩证思考;含英咀华的思维方法以微观与宏观结合的方式论证,从炼字的微观考究到结合上下文语境的体悟,再到作品美学风貌的整体把握,最后以宏观的视角解释批评主体与批评文本之间发自情感的审美兴会;圆融观照的思维方法则有意识地重点突出“圆”的辩证和心物交感,“融”的消解和破执,“圆”、“融”结合得到“超以象外”的思维成果;类比体验的思维方法侧重于阐释在批评家与作者默契于心的体验过程中,引譬连类、附托外物的随文解读方式及由此体现出的人文主义精神;理性思辨的思维方法从三个方面分而析之,一是评点家理性思辨意识的勃发,二是批评本身形成了一套理性成熟的专有概念术语和本末思辨的文本分析过程,三是读者与批评家当具一心,也有意识地去理性品读作品。第三章紧承第二章,探讨五种源自明清小说批评的思维方法,如何在近现代的历史语境中,或横向扩展,或纵向深化,或浮现于艺术审美领域之表,或融汇贯穿于社会历史、政治道德的交互关系之中。其中,整体直观的深化体现在思维视野的拓展和思维导向的多维,理性思维也开始深度介入;含英咀华的思维方法从两个方面嬗变,一是出现印象诗化的批评艺术化,二是产生了哲理感悟的艺术批评化;圆融观照的通达,体现于对古今的时间维度和中西的地域维度两个方面的整体超越,以及跨越不同文化领域的综合性批评和对多种理论方法的大气涵容;类比体验的思维方法,明清时期侧重于在索物相类、借物以比的过程中寻找同类质素的联结,而在近现代因历史处境的更替和新视域的扩展,更看重在纵横维度的比较中探求同中之异,对异质的存在更为敏感;理性思辨的思维方法因为有了趋向科学化的批评自觉,在发掘新的理论依托和构建新的批评文体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在相对全面地考察了明清至近现代的小说批评思维嬗变之后,第四章致力于深入探析现象背后的原因,即思维嬗变的内外部因素。立足于批评活动本身,考察发现了小说批评思维嬗变之所以发生的深层因素有内外部环境两个向度——就外部环境而言,主要包括历史激变的因缘际会、媒介新变的助推之功、西学东渐的往来相遇三个方面;就内部推力而言,包括小说转型的现代启蒙、传统批评的俱进思变和批评主体的有意而为三个方面。结语部分就明清至近现代小说批评思维嬗变的论题意义和在论证过程引发的思考进行总结,并积极展望它在当代小说批评史上的发展前景。

张兰芳^[10]（2015）在《中国古代艺术风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古代各门类艺术领域涌现出的无数名家杰作之所以为人敬仰,缘于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人类艺术史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新创造。追求独创性风格,历来是创作者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对风格问题进行理论研究,也是众多理论研究者所关注的热门论题。目前,关于古代艺术风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各门类艺术的具体研究或断代研究上,而将古代各门类艺术视作一个整体,从宏观层面对其共性风格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至今付诸阙如。基于此,本文从宏观层面对古代各门类艺术所具有的共性风格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且必要。古代艺术风格的形成,对影响古代艺术风格形成的原因作了系统性分析研究。本文认为风格的形成与事物发生的原因之间具有共通性,可从地点、时间、人物三个维度予以思考。风格是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创作主体通过艺术作品在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中所呈现出的稳定而独特的整体风貌与艺术特色,由此提出地理环境、时代环境和创作主体是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艺术风格是三者融会贯通、共同作用的结果。古代艺术风格的类型,从类型学意义对古代艺术风格类型作了研究。本文在对古代艺术风格类型理论发展脉络梳理概括的基础上,发现丰富多样的艺术风格之间具有类型化的趋向,划分的依据与角度不同,所得风格类型也不同。由此提出从“形”、“意”、“文”、“法”、“气”五个方面来建立古代艺术的基本风格类型：简约与繁丰、含蓄与明快、素朴与华丽、谨严与疏放、阴柔与阳刚,以实现多重审美角度下对古代艺术风格的全面观照。古代艺术风格的特征,对艺术风格的一般特征和品评特征作了研究。风格一般特征是各门类艺术都具有的共性特征,任何层面的艺术风格都必然具备独特性、多样性、稳定性、变异性以及归属性特征；对风格品评特征的概括,基于古人对风格品评的重视,常采用“以物譬喻”、“分级品第”的方式品评作家、作品风格,由此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话语系统,风格品评的意象化、品第化特征,代表了古人认识与理解风格特征的独特视角和审美情趣。古代艺术风格的发展,对风格发展的规律、路径及对后世创作的影响作了研究。本文认为古代艺术风格不断承传发展,符合辩证法发展规律,这一基本规律就是“通变”；由于不同时代创作主体始终秉持“师古”、“师造化”、“师心”的发展路径,推动艺术风格在保持历史继承性的同时不断发展嬗变。古代艺术风格影响后世艺术创作是必然的,且历时越久,风格面目越多,为后世所提供的资源储备与典型范式也就愈加丰厚,受顾颉刚“层累说”思想启发,本文提出古代艺术风格以“层累”态势影响后世艺术创作,且主要通过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展开,体现为内容的衍生、演变与形式的延续、拓展。

二、《文心雕龙》的通变观及其批评方法特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文心雕龙》的通变观及其批评方法特点（论文提纲范文）

（1）《文心雕龙》中批评观的整体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2）近十年《文心雕龙》“通变”论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3）东晋至南北朝摘句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两汉至南朝文学史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魏晋六朝文论对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观的接受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6）《文心雕龙》中的魏晋文学批评（论文提纲范文）

（7）刘勰通变观及其生成语境（论文提纲范文）

（8）论刘勰《文心雕龙》“文体通变”史观（论文提纲范文）

（9）明清至近现代小说批评思维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古代艺术风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文心雕龙》的通变观及其批评方法特点（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心雕龙》中批评观的整体探究[J]. 李婕雅. 今古文创, 2021(39)
• [2]近十年《文心雕龙》“通变”论研究述评[J]. 高恒昱卓. 文学教育(上), 2021(08)
• [3]东晋至南北朝摘句批评研究[D]. 郑俊永. 郑州大学, 2020(03)
• [4]两汉至南朝文学史观研究[D]. 康瑶. 重庆三峡学院, 2020(11)
• [5]魏晋六朝文论对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观的接受与发展[D]. 应薇. 宁夏大学, 2019(02)
• [6]《文心雕龙》中的魏晋文学批评[D]. 王聪. 辽宁大学, 2018(01)
• [7]刘勰通变观及其生成语境[J]. 王晓玉.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1)
• [8]论刘勰《文心雕龙》“文体通变”史观[J]. 陈秀美. 语文学刊, 2017(06)
• [9]明清至近现代小说批评思维嬗变[D]. 周娅. 湖南师范大学, 2016(01)
• [10]中国古代艺术风格研究[D]. 张兰芳. 东南大学, 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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