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古籍考本的新成果——评《宋元刻碑记》

一、古籍版本据以考镜的新成果——评《宋元书刻牌记图录》（论文文献综述）

王海宾^[1]（2021）在《《八朝名臣言行录》文献学研究》文中认为《八朝名臣言行录》成书于南宋乾道八年（1172）,是“言行录”体史书的开创之作,是南宋大儒朱熹纂修的一部重要史书,是书取材广博、考证精当、内容丰富、体例独特、文献价值极高。朱熹本着“有补世教”之目的纂修了《八朝名臣言行录》,希望当世君臣能够通过此书“以古鉴今”“因人省己”。朱熹以独特的视角选择了北宋八朝104位“名臣”,将他们收录于《八朝名臣言行录》,通过“名臣事迹”展现北宋160余年的历史。其独以一朝“名臣”汇为一书,每位“名臣”的传记由小传、正文、注文组成,该书采摭北宋笔记、文集、碑传、杂纂等200余种文献,分条叙述,基本直录原文,自注出处,其“体裁、义例”别具一格,兼具“征实”和“善叙”的特点。此体例,该书当属首创,可称为“言行录体”。言行录体例史书源于正史列传,经朱熹创立,形成了编纂结构独特的新史体,其以时系人,以人系事,提纲挈领,以叙人臣之迹,以寓“八朝”之史。自《八朝名臣言行录》起,“言行录”体例史书的载述范畴得以确定,编纂结构模式得以建构,撰述思想得以生成。其后,历代续仿之作不绝,形成了“言行录”史书系列,朱熹首创之功,堪称不朽。《八朝名臣言行录》历代屡有刻印,形成了诸多版本。南宋至明清时期,其主要有“一详一略”两本版本系统。一是目前所见该书最早的版本,即南宋“淳熙本”;另一个是流传最广的版本即“李衡校正本”;两种版本各具特色,各有价值。此外,还有被学界所忽略的一个版本,即《新纂门目十朝名臣言行录》,可称为“新纂本”。研究发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新纂门目十朝名臣言行录》与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宋淳熙刻本主体内容相同,惟个别部分有增删,可断定其脱胎于《八朝名臣言行录》早期版本,与淳熙本为同书异本。其与淳熙本行款、版式等亦有别,亦显示为别一宋版。该本不见于目前学界梳理的《八朝名臣言行录》传世版本系统,为朱熹该着一新发现的版本。该本既有助于完善《八朝名臣言行录》版本系统的整理研究,又可补淳熙本之缺页,有校勘之用,并对《八朝名臣言行录》有所增补。《八朝名臣言行录》是辑佚、校勘北宋典籍,研究北宋人物、考辨史实的重要文献。经初步统计,全书所征引并注明出处的文献2151条,全书总计约32.9万余字,能确切统计的引书215种。其主要来源于各类单篇文献120余种,包括单篇“言行录”、神道碑、奏状、行状、序文、题跋、墓志铭等文献;还包括笔记、小说、语录、家传、别集、总集、杂史等类书籍近90余种。这其中涉及很多现已亡佚的文献,如:《巵史》《荆公语录》《范太史遗事》《范忠宣言行录》《蓬山志》《系年录》《仁宗君臣政要》等;也涉及很多传至今日已非足本的书籍,如:《玉壶清话》《东斋记事》《韩魏公遗事》《杨文公谈苑》《吕氏杂志》《金坡遗事》等。《八朝名臣言行录》征引的现已亡佚、残存之书主要佚文约380余条,可校补它书之误、脱、衍、倒,极具“征文考献”之资。《八朝名臣言行录》流传广泛,其后历代书目文献对其多有着录;类书、杂纂、文集、笔记、方志等各类文献对其广泛采摭;其在流传过程中成为官方学校和私人藏书中的必藏书目;古代学者时常利用该书考证历史或校补它书。在流传过程中,《八朝名臣言行录》被奉为经典,其成为士人案头的必读之书,成为士子学习社会历史知识的范本;士人认为可以通过阅读该书提升莅官处事的能力,并能提高自身修养。《八朝名臣言行录》故事性强,其内容易于读者接受,体现了其传播朱熹思想的重要性。《八朝名臣言行录》因其自身的诸多优势及时代发展之影响,加之朱子学在思想界的权威所致,其渐成经典、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盛传不衰。

宋世瑞^[2]（2018）在《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笔记小说为古代说部之一种,具有子学的根本属性,它以载记、论议、考证、叙事为基本言说方式,以笔记为表现形式,具有“裨治体、助名教、广见闻、资考证、垂典制、供谈笑、益神智”的价值功能,并呈现出多种美学风格。目前学界或称其为“笔记”“小说笔记”“说部笔记”,或称其为“子部小说”“国学小说”,名虽异而实多同,要皆为一家之言、《汉志》以来史志中之谓也。笔记小说之着录兼该子、史两部,然以子部为权重、史部为支流,史部支流实亦子学之一种云。以时下之观念,大而言之,“笔记小说”与其说是一种文类,不如说它是一个分散的集合体,其内部体裁众多;小而言之,笔记小说为小说叙事之一体,是“小说四体”（章回体、话本体、传奇体、笔记体）之一。本文拟研究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余年间的笔记小说（部分论述延伸至嘉庆年间）,在搜集、整理近五百种笔记小说作品的基础上,探讨了笔记小说的时代变迁、内部类别、作品体派、小说思想等多个问题,划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的“正名”问题。在文献综述与研究回顾的基础上,采用回溯、比较等研究方法,探讨了民国、清代“笔记小说”的用语习惯,主张在清代小说观念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笔记小说”概念,考察笔记小说在清代初中期的变迁,从而进行类别、文体、思想等方面研究。第二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创作的变迁研究,以康熙四十年与乾隆三十年为时间节点,分为三个时段,根据时代背景对每个时段笔记小说的内部诸类别之变迁进行描述,并总结其成就,概括每一时段的特点。第三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类别的研究,本章把笔记小说分为野史笔记、杂家笔记、地理杂记、稗官故事等四个类别,首先针对每一个类别进行学理探讨,其次是对此类别在本期的创获及其特征进行评述,并总结其特点。第四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体派的研究,也是文体学理论在笔记小说领域的一次运用。本章对该时期凸显出来的四个体派即“渔洋说部体”“板桥体”“说粤体”“聊斋体”进行研究,分析其文体渊源,描述其形成的过程,并指出各自的特征。第五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批评研究。清代前中期的笔记小说批评资源,主要集中于书目、序跋、评点三个方面。书目研究主要对笔记小说在清代诸类属的出入情况进行考察,序跋研究是清人对笔记小说的类别、性质、功能、审美等问题的探讨,评点则是对八种笔记小说的评点话语进行探讨。结语部分是对上述章节内容的总结,针对“笔记小说”的理解分歧,提出乾隆以后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段的笔记小说研究,应当建立起以《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毛杰^[3]（2014）在《中国古代小说绣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小说绣像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有机构成,不论是书志中所记录“古小说”口头流传的说唱伎艺或是所常见之抄、刻本小说,都曾将图像体系引入其中。单就通俗小说而言,至迟在唐五代讲唱伎艺里便有变文一脉流传,而传抄、刊刻本小说中最早出现绣像的情况不晚于元代,至天启、康熙间兴盛一时,清代中期以后,木刻绣像已显颓势。光绪以降,随着社会对小说、绣像的重视及铅石印刷术的发展,小说绣像再次复兴,单就数量和质量来看,较清代中期而言都有长足发展。在整个绣像发展过程中,以通俗化为主流,一些文人的要素于万历间逐渐加入,并在明末及清代前期形成了极具文人画风格的诸种体式,晚清之后通俗化、文人化二种发展趋势渐近合流,呈现出其时代特有的精神面貌。这是小说绣像发展的一个总趋势。小说绣像之发展,一方面促进了小说的传播,另一方面则对小说文体本身产生了较为重要的构成作用,它对小说观念、小说文体、小说叙事、小说批评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就出版家的“自诉”来看,小说绣像之加像目标主要有“诗中有画”“左图右史”“案头珍赏”“以劝以戒”四种,而绣像之地位常常与评点齐平,若以一种“大文体”“大文本”的观念观之,绣像与评点恰是小说一体之两翼,本身就参与小说文本之构成。在大多数情况下,绣像的主要作用不外乎两端：一为叙事,二为批评。二者相因相用,构成了小说绣像的主要表意方式,因而解读其叙事、批评机制是极其有必要的。

田建平^[4]（2012）在《宋代书籍出版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旨在对宋代书籍出版业作出系统、全面、深入的历史研究与解读，揭示其物质、技术及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诸层面之意义。主要基于现当代世界史学发展的新环境与新趋势，借鉴并采用诸如计量史学、书籍史、阅读史、心灵史、比较史学、文化史等史学理论及方法，试图对研究客体作出整体及微观二方面结合的新的学术关照及探讨。宋代雕版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及书籍的大量生产，促进了中国以往一切知识的聚积、提炼、区分和推广，促进了宋代全部的精神生产及精神生活，开启了对传统经典多重诠释的自由之风和主观之风，从而形成了宋代精神、思想、文化与学术的多元化、多样性与新意义的生成。宋版书籍是整个宋代精神、生产、知识、思想与文化资源的印刷文本时代之意义客体。宋代出版业既是宋代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宋代文化兴盛的重要原因，是宋代文化的主要生产者之一。宋代出版业是中国雕版印刷的经典时期，代表了中国古代社会雕版印刷业的“黄金时代”。宋代出版业既包括文本的出版，也包括生产要素、生产资源配置及生产技术等内容。如纸张、墨、书法、刻工、雕刻技术、刷印技术、作坊生产流程、书价、图书发行、版权保护、图书广告等。宋代形成了政府出版、私家出版、书坊出版三大出版系统以及富有特色之书院出版、寺院（道观）出版系统，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此后出版的基本模式。国家及社会的机构、组织及个人共同构建起了全社会普遍的出版意识，出版业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业（职业）。社会形成了创作→编辑出版→发行→阅读一整套出版产业链与出版意义链。图书的普遍生产、流通与阅读成为了整个社会一种共同的“文化存在”或“文化空间”。政府出版、民间出版、私人出版、书院出版、寺院出版、道观出版呈现为密切的互动关系，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既展现出各自丰富的出版生态，又共同构建出宋代国家出版的整体格局。国家、政治、权力、经济、意识、文化、教育、技术诸社会要素以印刷书籍此一大众媒体为新载体而讯息化。宋代社会公共阅读空间得以赖宋代雕板图书的大量生产而变为现实。这对宋代文化乃至文明的生成意义，乃至对宋代以后中国古代文化乃至文明的生产意义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宋代书籍雕板印刷术取代了过去的手抄复制生产方式而成为图书生产的主流技术——主要生产方式。雕版印刷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史料表明：一般而言，雕板书籍与手抄书籍成本之比其概率约为1﹕10，书籍出版生产力明显提高。宋代商业资本在整个书籍出版业中成为了一个普遍的非常活跃的经济因素。即使是中央政府书籍出版，也不失明显的封建国家商业色彩。宋代书籍出版，依其出版生产力发展变化的起伏状况，笔者将其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宋初至真宗朝为奠基时期、真宗朝至北宋末为发展时期、南宋初期为恢复时期、南宋中后期为兴盛时期。宋代雕版技术之于书籍生产的广泛应用，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继秦朝“书同文”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媒介革命”，使宋代的媒介生态发生了质的变化，媒介生产力实现了革命性的飞跃。知识信息的生产与消费进入了标准化时期，从而深刻改变并塑造了宋朝的精神世界，确立了一种基本的精神生活方式。宋代是一个媒介密集与媒介差异空前突出的朝代。媒介发达超越前代，而雕板书籍的凸显则使其他媒介成为了相对次要的媒介。雕版书籍的广泛出现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同其他媒介共生共振的。所有这些媒介，共同构成了宋代一种网络化的媒介生态环境，互相密切联系。雕版书籍作为一种新媒介，不仅使得宋代朝廷获得了传播皇权文化的强大工具，而且也使得宋代文人获得了理解文化、创造文化与传播文化——形成文人精神文化世界无比活跃性、丰富性与深刻性的“魔方”，而这一切均得自雕版印刷术神奇的传播功能。民间力量也借此传播民间文化。这些不同层次的文化形成“合唱”，和谐之中有对抗，管制之下有抗争。总之，宋代的话语——不管是皇权的、宫廷的、官方的，还是文士的、商人的、民间的，都以一种印刷媒介的方式——在此种媒介的自由导性之中绽放。纵观人类媒介史，其实就是一部媒介科技史。每一次重大的科技进步，都会推动媒介发生重大的进步。雕版书籍不仅是宋代最具价值和影响力的媒介，而且也是宋代诸传播媒介中的主导媒介。宋代书籍出版本身即是“宋近世”的一大显着标志。既是科技进步的标志，也是媒介进步的标志，更是文化乃至文明演进的标志。宋代兴盛的书籍出版，促成了宋代社会广义文化意义上的整一。这种文化及其意义生产的新主流方式为前所未有，实属开创而贯通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印刷技术及“西学”输入中国之际。宋代土地私有制、租佃制、劳动者人身权利的相对解放与自由、新质化的城市及其繁荣、广义上的商品农业、商业的发达、货币化、文化的解放以及精神世界中疑古与思想自由之并举、对自然的探索与思考……凡此种种，其社会所积聚之物质能量与精神能量，不独为书籍出版提供了必要的物质生产条件及技术，而且为书籍出版提供了创作、劳动与消费之主体。一言以蔽之，宋代书籍出版蕴含了宋代近世之所有意义，而为其文化之表征。宋代书籍出版自然就是宋学的题中必有之义。因为宋代书籍出版乃是宋代科技、思想与学术文化等文化要素共同演进的结果。宋代观念形态的文化，均因书籍出版而得以传承。无论是在媒介史意义上，还是在书籍功能及书籍传播意义上，雕版书籍——书籍出版均具有最为显着的文化意义。雕版书籍之物理形态固然是一种文化，而其生产的诸环节（写作、编撰、交流、版本比勘、校对、书写、设计、刻印、阅读、传播、反馈）亦是文化无疑。例如作为宋学的一个分支——宋代新儒学，无论是荆公新学的主要着作，还是蜀学，特别是理学的主要着作，都以雕版生产方式而得以出版并广泛传播。宋代书籍出版（印刷术）应是宋代真理学的标志之一。具体而言，主要是其物理之学的标志之一。宋代书籍出版不仅本身即是宋学的构成要素，而且极富价值地生产、创造并传播了宋学的文本意义，从而以其媒介功能建构起了宋学的意义世界。宋初诸帝以最高统治者的特殊身份，充分认识到了雕板印刷术的技术优越性及其先进的出版价值，以其高度的媒介素养及政治敏感及时掌控国家书籍出版这一新型而强大的媒介工具及其权力，在御制出版事业上加以利用，出版了佛经及正史书籍，基本上确立了雕版书籍的主流出版方式，从而赋予了雕板书籍出版以完全的政治形态及最高权力品格，这就为雕板书籍在全国的广泛出版作出了最高示范。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正是御制出版的奠定时期，终宋之世，愈益辉煌。国子监是直接体现封建专制主义精神统治与皇权意识的国家权威出版机构，是宋朝的御用出版机构或皇家出版机构。国子监也是宋朝书籍出版的主管部门，体现了宋朝的国家出版政策及出版意志，是宋朝政府出版的中枢和典范。宋朝在其法律框架内，已经运用国家政权、法律以及民间协调的力量对诸如盗版等侵权行为实施治理。宋朝已经形成了从版权及版权保护观念、法律申诉、依法断案、判决与执行乃至民间协调等一系列的版权保护程序。书籍出版业（特别是其印刷业）成为了宋代一种新型的产业——文化产业部门，一个新的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对宋朝之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国家税收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宋代在书籍出版商业化、出版政治化、国家出版管理体制及实践、民间出版自由、出版权益与版权保护、出版体制及类型化出版诸方面均作出了体系化、社会化的历史建树。宋代书籍出版业对宋代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政治上，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经济上，成为了一个新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并且带动了相关印刷材料产业的发展。文化上，对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交流与传播，活跃文化气氛，推动宋代文化繁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文化上，宋代书籍出版构建了完整的宋代文明之意义世界。教育上，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普及，巩固了科举制度，不仅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与选拔，而且造成了社会性的学习环境。宋代书籍出版业主要的历史局限有二：其一是自然科学类书籍出版“短缺”。其二是出版技术改进（创新）“短缺”。300余年，雕版技术没有真正的革新。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也只是“灵光一现”。这一问题一直持续到近代西方机械化活字印刷术传入中国并迅速促使雕版技术“寿终正寝”为止。宋代书籍出版业显然亦未能摆脱中国封建体制设定的结构性“桎梏”，反而更加强化了此一体制。技术守旧心理及其技术政治体系的负面影响十分深远。历史证明，雕版技术在必要的历史时间段内因未能及时创新而蜕变为了一种落后的出版技术。

成丽^[5]（2010）在《宋《营造法式》研究史初探》文中指出宋《营造法式》是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颁行全国的一部侧重于估工算料的法规性建筑营造技术典籍。自九十年前,即1919年初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发现《营造法式》抄本并付印后,数代学者持续不辍地开展有关《营造法式》的研究,既开启了中国建筑史学的大门,更曾多方位、多层次地推进了该学科的深化发展。本文细致梳理现代以来《营造法式》已有研究和成果,全面考察相关研究主体、学术流派,从版本研究、实物测绘、术语解读、理论探索、多元化研究几个层面,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历程、学术发展理路尝试进行系统分析和归纳,尽可能在总结研究目的、方法、成就和影响的基础上,彰显各个时期典型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审视因果,探寻得失,明晰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可以深入的方向,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进而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路,以促进《营造法式》研究的继续深入以至新的突破,为完善中国建筑史学框架乃至重振中国文化做出贡献。

刘佳^[6]（2009）在《20世纪版本学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版本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我国版本学的历史虽然可追溯到先秦时代,但是版本学专着出现、版本学逐渐走向独立、普及直至展开全面理论建设却已经是二十世纪初的事情了。直到20世纪,叶德辉、钱基博、孙毓修等一批版本学家先后涌现,大批版本学着作诞生,中国的版本学才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时至今日,虽然版本研究在许多方面成果显着,但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却一直相对薄弱。本文以时间为顺序,以20世纪主要的版本学家、版本学着作为线索,将20世纪的版本学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论述,希望可以对20世纪的版本学进行一个全景式的描述并进行逐步深入的研究。1949年以前,版本学轻理论重实践,但是正逐步走向独立；1949年到1978年,版本学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同时缓慢发展,并被介绍给越来越多的人,版本学走入普及时期；1978年以后,版本学经过前面两个时期的积累、沉淀,终于迎来了理论的全面建设时期。纵观20世纪版本学研究的发展进程,成就与不足并存,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21世纪的版本学研究将会在20世纪版本学研究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刘晓军^[7]（2007）在《明代章回小说文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章回小说与话本小说、传奇小说、笔记小说一块构成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类型体系。元末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的问世宣告这种小说文体的产生，明末清初“四大奇书”文人评点本的出现则标志着章回小说文体的成熟。本文选取明代章回小说为对象对这种影响深远的小说文体作断代研究，试图深入细致地揭示此一阶段章回小说的文体全貌。论文主体分上、下两部分，上篇为总体研究，对明代章回小说文体从名称、渊源、流变等方面作宏观的把握；下篇为专题研究，分别选取三个比较重要而前人涉猎不深的话题作微观的探讨。附录一篇：“明代章回小说编年叙录”，是论文主体得以产生的基础。本文原则上将文体视为一个关乎形式的概念，章回小说的文体形态及叙事方式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但本文并没有对这种文体作纯形式的分析，与文体相关的各种外部因素也是本文关注的对象。本文认为章回小说文体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第一章章回小说文体产生之后，很长时间里处于“名”不符“实”的尴尬状况，本章通过梳理章回小说称谓的演变史，辨析不同历史时期指称章回小说的不同概念，对“章回体”这一文体概念做一番正本清源的工作，同时依据概念的外延与内涵来辨认章回小说，确定本文的研究对象。第二章明代章回小说文体的产生是多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因为明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它创造了适宜的条件，另一方面是由于前代多种文体为它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型。本章主要从话本小说、俗讲变文、史传文学以及诗词韵文四个方面对影响章回小说文体产生的各种因素做共时态分析。第三章明代章回小说的发展很不平衡，洪武至正德的一百五十年里，章回小说的数量较少，主要靠抄本流传；嘉靖至万历年间，历史演义、神魔小说的创作非常活跃，并且从历史演义中分化出来英雄传奇，《金瓶梅》的问世标志着世情小说的诞生；泰昌至崇祯年间，章回小说创作持续兴盛，延至清初，“四大奇书”的文人评改本相继产生，代表明代章回小说最高艺术水平的“四大奇书”完成了各自的文体演变，标志着章回小说文体的成熟定型。本章分三个阶段对明代章回小说文体作历时态分析。第四章“四大奇书”不仅开辟了明代章回小说的四种题材类型，而且以其规范的文体格式成为后世章回小说创作的典范。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代章回小说文体的流变史就是“四大奇书”的演变史，考察“四大奇书”的成书经过及其文体流变历程，有助于我们更深入、更细致地梳理明代章回小说文体的生成及其流变轨迹。本章从“四大奇书”的版本演变入手，通过比较各种不同版本之间的文体差异来透视明代章回小说文体的发展。第五章明代章回小说分为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与世情小说四种类型，划分的标准表面上看参照的只是题材类别，实际上它还潜在地遵循着组织或结构上的准则，在遵从统一文体规范的前提下，不同类型的章回小说有着不同的叙事模式，叙事模式之间的差异又形成了各种类型章回小说文体内部特征的独特性。本章在梳理章回小说四种类型分法的形成历史之后，探讨了在明代即已成型的历史演义与神魔小说的叙事模式。第六章明代章回小说使用插图是一个普遍现象，插图在小说中的主要作用是尽可能地降低读者阅读的难度，增加阅读的兴趣，增强小说的通俗性，这种作用是通过图像与文字的配合来实现的。本章将图文结合视为一种叙事手段，通过分析各种不同类型的插图版式具有的不同叙事功能来阐述插图对明代章回小说文体的影响。

李永平^[8]（2006）在《包公文学及其传播》文中研究指明从《史记》《汉书》起，历代史书记载中都有敢于犯颜直谏，打击权贵的“骨鲠之臣”，他们的事迹，有的甚至远超过包公。那么，何以包公会成为后世声名最着的清官?为什么偏偏他成了“箭垛式的人物”?笔者认为，是文学传播成就了包公，论文借助传播理论框架，做包公文学的传播研究。 概况而言，现实中的包公个人作为和历史叙事中的“话语建构”，正好契合了民族文化中的许多集体无意识的文化母题，因而成为后世文学叙事主题选择的诱因和受众所关注的看点，得以在民间充分传播扩散，形成相互关联的“文化群落”。其结果，是通过传播，使包公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具体的论述分如下四部分： 第一编，就传播的社会环境，运用历史实证的方法，探讨包公获得传播的社会文化原因。 宋代，文化权力下移，其重要标志就是瓦舍的兴起。以娱乐为消费的戏剧观众的产生，使演艺由宫廷走向民间。从此，民间城乡各路艺人汇聚于瓦舍，使得官方与民间、城市与乡村长期分流的表演艺术终于迎来了交流汇合的契机。话本开辟了中国小说的新纪元。至此，以往的传播格局都打破了。包公正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搭乘上了民间言说传播的这趟“新干线”。 同样，包公的传播离不开明君贤臣的模式。包公与仁宗作为古代君臣相得的典范，获得了社会文化的广泛认同。离开了这一点，民间话语的言说将不会选择包公，这是我们理解包公传播的社会文化背景。 第二编，主要从传播内容方面，梳理了历史上包公文学的“多级”传播。 包公在元代传播是蒙元统治下的汉族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民族认同。蒙元时期，汉民族传统面临割断的危险。距离汴京最近的包公故事及其传说和梁山聚义的传闻进入以儒立身的知识阶层的视野。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包公戏”和“水浒戏”的兴起既是汉民族文化的典型记忆，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心理依赖，又是言说着实现正义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两种方式。同时，在市井细民和汉族官僚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地位下，儒生创作搬演的元杂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准大众传播媒介，而且对社会舆论发挥了“议程设置的功能”。元杂剧作为新媒介，在官方和民间媒介普遍“缺失”（不同于“失语”）的背景下，承担了准大众传播媒介的部分职能，这是包公文学的一级传播。 传播需要逐级推进，并不断强化。明成化《包龙图公案词话》八种、《百家公案》、《龙图公案》为包公文学的二级传播；《清风闸》、《万花楼演义》、《三侠五义》为包公文学的三级传播。《百家公案》是年代最早、影响最大的明代短篇公案小说集；《龙图公案》则是其时传播最为广泛的公案小说。

王世伟^[9]（2000）在《古籍版本据以考镜的新成果——评《宋元书刻牌记图录》》文中提出 古籍版本之学,重在目验和实物的考镜,今人难得有这种机会,则可通过阅看藏书家书目、研读版本学专书、参考古籍书影和古籍影印本等方法予以弥补。如清末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对于古籍版本的研究就很有参考价值。《书林清话》卷六有一篇《“宋刻书之牌记”,其中谓:“宋人刻书,于书之首尾或序后、

二、古籍版本据以考镜的新成果——评《宋元书刻牌记图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古籍版本据以考镜的新成果——评《宋元书刻牌记图录》（论文提纲范文）

（1）《八朝名臣言行录》文献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古代小说绣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宋代书籍出版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宋《营造法式》研究史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6）20世纪版本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明代章回小说文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包公文学及其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四、古籍版本据以考镜的新成果——评《宋元书刻牌记图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八朝名臣言行录》文献学研究[D]. 王海宾. 吉林大学, 2021
• [2]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D]. 宋世瑞.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3]中国古代小说绣像研究[D]. 毛杰. 华东师范大学, 2014(06)
• [4]宋代书籍出版史研究[D]. 田建平. 河北大学, 2012(05)
• [5]宋《营造法式》研究史初探[D]. 成丽. 天津大学, 2010(11)
• [6]20世纪版本学史研究[D]. 刘佳. 河北大学, 2009(02)
• [7]明代章回小说文体研究[D]. 刘晓军. 华东师范大学, 2007(03)
• [8]包公文学及其传播[D]. 李永平. 陕西师范大学, 2006(11)
• [9]古籍版本据以考镜的新成果——评《宋元书刻牌记图录》[J]. 王世伟. 图书馆杂志, 2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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