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神分裂症发病与生活事件城乡差异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孔令明,朱晓丽,牛威,陈升东,张理义,吴文波[1]（2021）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外周血lncRNA、童年期慢性应激与认知功能障碍的关系》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探讨精神分裂症外周血lncRNA、童年期慢性应激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为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障碍的预防、治疗、康复提供参考。方法方便抽样法连续入组10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筛查精神分裂症外周血单核细胞长链非编码RNA（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表达水平, 并以蒙特利尔认知评估（北京版）（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Beijing version, MoCA）、童年期慢性应激评定问卷（childhood chronic stress questionaire, CCSQ）评定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和童年期应激水平, 对数据进行Mann-Whitney检验、t检验、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等统计学处理。结果 MoCA高分组NONHSAT089447（5.07）、NONHSAT041499（8.56）的ΔCt值显着高于低分组（Z=-2.38、-2.07, P<0.05）;MoCA高分组CCSQ各维度得分显着低于低分组[同伴欺凌:（42.36±11.13）分, （50.84±9.09）分;虐待与忽视:（55.08±14.22）分, （69.56±13.45）分;不良生活事件:（47.64±12.21）分, （55.80±13.92）分, t=-2.20～-3.70, P<0.05或0.01)]。NONHSAT089447、NONHSAT041499的ΔCt值与MoCA的视空间与执行功能、语言能力、抽象思维、延迟记忆呈显着正相关（r=0.43～0.75, P<0.01）;CCSQ各维度与视空间与执行功能、注意、语言能力、抽象思维、延迟记忆呈显着负相关（r=-0.40～-0.62, P<0.05或0.01）;多元回归分析显示NONHSAT089447的ΔCt值、虐待与忽视对MoCA总分有显着预测作用, 可解释方差变异的31.9%（t=4.31, 5.89, P=0.007, 0.001）。NONHSAT089447、NONHSAT041499的ΔCt值与同伴欺凌、虐待与忽视呈负相关（r=-0.39～-0.53, 均P<0.01）。结论精神分裂症外周血NONHSAT089447、NONHSAT041499表达水平、童年期慢性应激存在相关性, 并可共同预测其认知功能。
贾宏学[2]（2021）在《早年环境应激暴露对精神分裂症易感性的影响 ——以唐山大地震为例》文中提出目的:探究早年环境应激暴露对个体精神分裂症发易感性的影响以及不同时期暴露个体的精神分裂症的易感性差异。方法:本次调查以唐山大地震为调查背景,按照唐山群众出生时间与地震发生时间的关系建立未暴露队列和早年地震暴露队列（根据暴露时期差异建立幼儿期、婴儿期、胎儿期地震暴露组;根据母亲妊娠时期不同建立母孕早期、中期、晚期地震暴露组）,开展队列研究。根据河北省统计年鉴获得唐山市总体人口特征,以国际疾病分类（ICD）、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为诊断标准,根据精神专科医院的病历资料,获得确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人口特征,并将其纳入相应队列中。按队列探究各组精神分裂症发病风险（RR）及发病特征。结果:1.本研究对在1972年-1981年出生于唐山的423960名居民进行调查,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3312例。其中未地震暴露队列共有居民103653名,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623例;早年地震暴露队列共有居民320307名,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2689例;亚组中:幼儿期地震暴露队列共有居民170088名,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1316例;婴儿期地震暴露队列共有居民78958名,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710例;胎儿期地震暴露队列共有居民71261名,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663例;母孕早期地震暴露队列共有居民21712名,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183例;母孕中期地震暴露队列共有居民28213名,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310例;母孕晚期地震暴露队列共有居民21336名,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170例。2.早年地震暴露经历与个体精神分裂症发病风险:早年经历地震暴露的个体精神分裂症发病风险显着增高（RR=1.40,95%CI:1.28,1.53）,其中母孕中期地震暴露队列的个体精神分裂症发病风险最高（RR=1.84,95%CI:1.60,2.11）;性别分析中,男性个体的婴儿期（2=13.52,p<0.001）、母孕早期（2=16.25,p<0.001）地震暴露经历对发病风险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女性个体的幼儿期（2=45.64,p<0.001）、婴儿期（2=38.81,p<0.001）、母孕中期（2=33.69,p<0.001）、母孕晚期（2=16.92,p<0.001）的地震暴露经历对发病风险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3.精神分裂症患者早年地震暴露经历与自伤发生率:精神分裂症患者早年是否地震暴露与自伤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3.32,p=0.078）,亚组分析中,仅幼儿期地震暴露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自伤发生风险显着性升高（RR=1.63,95%CI:1.09,2.44）;性别分析中,幼儿期存在地震暴露经历男性精神裂症患者自伤发生风险显着增高（RR=1.85,95%CI:1.02,3.36）,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任何时期早年地震暴露经历均与自伤发生情况无相关性。4.精神分裂症患者早年地震暴露经历与自杀发生率:早年地震暴露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杀发生率显着升高（2=10.49,p=0.004）,亚组中,幼儿期（2=6.96,p=0.008）、胎儿期（2=21.90,p<0.001）地震暴露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杀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早年地震暴露经历与自杀行为级别之间存在线性关系（2=8.43,p=0.004）,自杀行为级别随地震暴露时年龄的降低而增加（RR=0.068,p<0.001）;性别分析中,早年地震暴露的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杀发生风险显着增高（RR=1.83,95%CI:1.53,2.69）,女性患者的早年地震暴露经历对自杀发生风险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5.精神分裂症患者首次发病年龄与早年地震暴露经历存在相关性（U=341079,p<0.001）,早年地震暴露的精神分裂症个体首次发病年龄更早。结论:早年地震暴露经历对精神分裂症易感性存在一定影响,且影响具有性别差异。早年不同时期地震暴露经历对精神分裂症发病的影响不同。早年地震暴露经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自伤、自杀发生情况有影响,且影响具有性别差异。早年地震暴露经历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首次发病年龄有关。
王青[3]（2021）在《应激理论下生活事件与精神分裂症复发关系的调节变量及干预方案的研究》文中认为目的分析生活事件与精神分裂症复发的关系,探讨应激理论框架下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分别对生活事件与精神分裂症复发关系的调节作用。以横断面调查结果和精神分裂症防治指南（第二版）为构建依据,通过对文献的回顾,制定预防精神分裂症复发的干预计划。方法本研究包括横断面研究和干预方案的构建两部分。横断面研究:采用方便抽样,选取2019年10月至2020年10月的三家精神病医院（包括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宁夏宁安医院、宁夏民政厅民康医院）精神科门诊中符合纳排标准的315名精神分裂症患者,采用一般情况调查问卷、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SRR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简明精神病量表（BPRS）评估患者的社会人口学资料、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精神分裂症复发情况。数据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干预方案的构建:选取精神医学、精神心理学、护理学等专业的20位专家,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于2019年11月至2020年3月采用面对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送两轮问卷,形成了预防精神分裂症复发的干预方案。结果1横断面研究1.1统计描述:生活事件得分（205.22±119.59）分。应对方式中,积极应对得分（1.69±0.71）分,消极应对（1.29±0.65）分。社会支持中,主观支持得分（19.50±4.73）分,客观支持得分（10.50±14.35）分,支持利用度得分（7.73±2.24）分,社会支持总得分（37.05±9.66）分。1.2相关性检验:在一般资料中,只有居住地与精神分裂症复发显着相关（p=0.009）,其余均与精神分裂症无关（p>0.05）。生活事件与精神分裂症复发之间呈显着正相关（p=0.037）;积极应对与精神分裂症复发呈显着负相关（p<0.001）;社会支持（p=0.001）及其两个维度[主观支持（p=0.002）和支持利用度（p=0.008）]均与精神分裂症复发呈显着负相关。1.3logistics回归分析:居住地（p=0.017）和用药情况（p=0.046）与精神分裂症复发相关。1.4调节作用检验:积极应对（p=0.042）和消极应对（p=0.036）均对生活事件和精神分裂症复发的关系有调节作用。社会支持（p=0.001）及其其中两个维度[主观支持（p=0.003）和支持利用度（p=0.004）]对生活事件和精神分裂症复发的关系有调节作用。2干预方案的构建纳入专家20名,两轮问卷回收率分别为87.0%和100%,专家权威系数0.898,最终干预方案的各指标的变异系数介于0.09～0.21之间,总协调系数随轮数增加而增大,且经X2检验P<0.05。最终干预方案为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和33个三级指标。结论1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均对生活事件与精神分裂症复发的关系有调节作用。未来预防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风险的措施应该强调对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准确评估。精神分裂症患者应注重自我的应对方式,家庭和社会应采取多种措施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提供充足的社会支持。2本研究以横断面调查结果和精神分裂症防治指南（第二版）为构建依据,应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构建了一套有效预防精神分裂症复发的干预方案,值得经临床验证后推广应用。
段莉[4]（2021）在《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老年抑郁症患病特点分析以及危险因素模型构建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1、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而心理健康作为健康老龄化战略的重要内涵,始终是国内外精神心理卫生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抑郁症作为仅次于老年痴呆而成为严重危害老年人心理健康最常见的精神疾患,随老龄化问题的加剧而趋于显着。但受确诊抑郁症筛选工具不同,样本来源、样本量、经济发展及社会文化背景差异较大等因素影响,抑郁症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患病率的调查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同时考虑老年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症状多不显着,消化、循环等躯体化症状往往会误导医生进行大量的内科检查,导致70%～90%的患者会被漏诊,甚至误诊。此外,居家养老仍是我国老人及其家庭的首选养老方式,但因“4-2-1”家庭模式、子女工作节奏加快及居住距离的拉长、空巢家庭的增加等因素的客观存在,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弱化,而以居家养老为主、以社区养老为依托、以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已成为主流模式。而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则成为为居家及社区老人提供医疗照护及心理照护服务的第一个窗口。由此,本部分研究即应用流行病学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现阶段与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签约服务老人的抑郁症患病率及其患病特点。2、抑郁症作为严重危害老年人心理健康最常见的精神疾患,在老年群体中的患病率高达10%-20%,导致老人产生社交能力障碍、躯体活动减少、生活质量下降,并大大增加共患痴呆等疾病的风险。目前有关老年抑郁症疾病危险因素的基础研究和调查分析较多,主要集于临床疾病特征、心理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对疾病发生发展的相关性以及作用过程的研究。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老年抑郁症与各影响因素的关系,并通过回归分析,明确了预测老年抑郁症病情及转归的相关变量。但少有研究将探索视角放在将多个实际发挥作用的研究变量同时纳入影响体系,构建老年抑郁症的危险因素模型。由此,本研究以姜乾金教授提出的心理应激系统模型为理论框架,在文献回顾及课题组讨论的方式,筛选预测变量,并确定研究工具。最后,基于决策树模型理论,结合生物、心理及社会学因素对受试老年群体抑郁水平的影响,构建老年抑郁症危险因素模型。3、重性抑郁障碍作为临床常见精神疾病之一,在全球范围内有超过3亿的患病群体,发病率近4.4%,且近十年来患者增速为18%,已成为15～29岁人群死亡的第二大原因。抗抑郁药物的正确使用及成功治疗是抑郁症患者减少残疾、预防疾病复发以及提高生活质量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鉴于临床仍有大量患者对抗抑郁制剂的治疗反应不敏感或无反应,多数学者还在致力于开发非典型抗抑郁药物、中药/植物制剂,并不断探索与发现新的药物治疗靶点,或从药物治疗联合心理治疗的角度探求抑郁症临床治疗效果提升的新途径。其他学者还根据抗抑郁药物的应用情况,通过分析可接受性、耐受性、药物不良反应以及药物对脑结构与功能改变等观察指标,对比分析其临床治疗效果。由此,学者们以重性抑郁障碍和（或）药物治疗为研究主题,从病因、发病机制、诊断标准、药物治疗、心理社会干预及效果探讨等方面开展了大量临床及基础研究,并在有影响力的国内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质量有所提高,论文数量也呈逐年增长趋势。本研究即应用文献计量分析的方法,分析重性抑郁障碍药物治疗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并探讨该研究主题的主要知识结构变化及主题发展趋势,为后续研究制定抑郁症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理论指导。研究方法:1、第一部分研究是应用大样本流行病学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与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的全科/家庭医生,存在签约服务关系老年居民抑郁症的患病率及患病特点。研究所选老年受试群体来自辽宁省6个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体共发放问卷826份,有效回收656份（有效回收率79.42%）用于统计分析。其中,男性204例（31.1%）,女性452例（68.9%）。2、第二部研究是基于上述流行病学调查样本取样过程,同时自6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理门诊,选择符合纳入标准的老年抑郁症受试群体完成问卷调查。具体共发放问卷936份,有效回收737份（有效回收率为78.74%）用于统计分析。其中,男性213例（28.9%）,女性524例（71.1%）。之后,基于决策树模型的统计分析方法,构建老年抑郁症的危险因素模型。3、第三部分文献计量分析的研究,是自Pub Med数据库中提取2001-2018年间有关重性抑郁障碍及药物治疗的相关文献。具体应用“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Depressive Disorder,Major”以及“Drug therapy”/“Antidepressive Agents”主题词检索的方法,分三个年段（6年/阶段）导出文献检索结果,并综合应用书目共现分析、双聚类分析、战略坐标分析及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对MDD药物治疗的主题趋势及知识结果进行探究。结果:1、第一部分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分别用MINI、GDS、HAMD对656位受试老年社区居民进行筛查分析后发现,三种工具所对应老年抑郁症患病率的结果分别为20.7%,22.4%以及20.6%。进一步卡方检验分析发现户口类型、婚姻状况、子女情况、居住方式、本人曾有精神疾病史、慢性疾病病史、职业类型、工作性质、本人经济收入、本人对经济收入的满意度、体育锻炼及饮食习惯,共12个变量是影响老年抑郁症患病率的显着性因素（P<0.05）。2、第二部分老年抑郁症危险因素模型构建的研究结果显示,对737位老年受试群体的抑郁情况进行调查以及回归分析发现,户口类型、子女情况、精神疾病个人病史、老年人生活事件、睡眠质量、艾森克人格分型、低挫折的非理性信念、躯体化症状、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家庭功能及社会功能障碍、心理弹性坚韧、力量与乐观维度评分是影响老年人罹患抑郁症风险的显着因素。基于决策树模型理论所构建的老年抑郁症危险因素模型进一步确认,社会功能障碍,躯体化症状为轻度及以上、非理性信念低挫折耐受维度评分≥22分、睡眠质量差、心理弹性量表力量维度评分<26分、老年生活事件量表≥65分、心理弹性量表乐观维度得分<14分,以及神经质人格（抑郁质/胆汁质人格特质）特点可作为预测老年抑郁症的危险因素。统计检验该模型的分类正确判断率为89.45%;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83.10%、92.17%、81.94%、92.73%;ROC曲线下面积及95%可信区间为0.951（0.934-0.968）。3、第三部分文献计量分析结果显示,2001-2006年,2007-2012年,2013-2018年,自Pub Med数据库检索到以MDD药物治疗为研究主题的相关文献数量分别为1577篇、2680篇、2848篇。战略坐标分析结果显示,2001-2006年未开发或研究不成熟的主要主题聚类是抗抑郁药物在病理生理学、神经内分泌学和神经生物化学方面作用机制的分析。这些主题在2007-2012年被抗抑郁药（辅助或未辅助心理治疗）的临床疗效及影响因素分析,抗抑郁药物的不良反应机理,以及基于脑影像学对抗抑郁药的临床疗效的分析所替代。之后,在2013-2018年,又被新型抗抑郁药物临床疗效分析,对有高危自杀风险MDD患者的早期识别及预防性干预,应用基因或生物标记预测抗抑郁药物的治疗反应及临床疗效所替代。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结果发现,抗抑郁药物（antidepressive agents）、第二代/不良反应（second-generation/adverse effects）、重性抑郁障碍/代谢（depressive disorder,major/metabolism）、心理治疗/方法（psychotherapy/methods）、脑（结构与功能）/药物作用（brain/drug effects）等主题词被认为是2007-2012年和2013-2018年的新兴研究热点。结论:1、与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签约服务老年居民的抑郁症患病率较高,即应用MINI、GDS及HAMD筛查老年抑郁症的患病率分别为20.7%,22.4%以及20.6%,该老年群体心理卫生健康问题应受到政府职能部门以及（精神）医疗卫生机构的密切关注。2、躯体化症状轻度及以上、个人阳性精神疾病病史、应激性生活事件多、睡眠质量差、神经质人格类型、低挫折耐受的非理性信念得分高、社会及家庭功能障碍是增大老人罹患抑郁症的危险因素,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高、心理弹性较好则是降低老年抑郁症发生风险的保护性因素。3、基于决策树模型理论所构建的老年抑郁症危险因素模型,包括的危险因素变量为社会功能发生障碍、躯体化症状显着、高应激生活事件水平、心理弹性水平低、非理性信念低挫折耐受水平高、睡眠质量差、神经质人格。统计分析显示,该模型性能良好,可用于临床、社区等卫生机构内老年抑郁症患者的筛选。4、研究所分析目前尚未开发或研究不成熟的主题聚类内容,以及新兴研究热点有助于临床及基础研究人员明确抑郁症药物治疗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拓展思路寻找探索新的研究方向。同时也为后续开展老年抑郁症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朱晓丹[5]（2020）在《急性期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影响因素分析及干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背景: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重性精神疾病,具有严重的致残性,致病机制尚不明确,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当今世界致残的第四大原因。绝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认知功能上均存在较大缺陷,主要体现在注意力、工作记忆、言语记忆、执行功能、运动速度、言语流畅性等方面的严重不足,这些认知域与患者的社会交往、生活能力和残疾程度等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精神分裂症急性发作会加速患者脑功能衰退,给患者、其家人,甚至社会均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因此,改善急性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对优化疾病结局,降低疾病负担具有重要意义。认知补偿训练（Compensatory Cognitive Training,CCT）是一种由补偿性任务组成的认知矫正治疗方法,该方法利用患者残余的认知功能,通过教导患者掌握认知补偿策略,借助工具辅助提高记忆、注意力、问题解决等能力,以达到改善认知功能的目的。目前,CCT在认知矫正治疗领域尚处于探索阶段,有关CCT的研究多集中于欧美国家,在国内的应用尚未见文献报道。尽管一些研究已证实,CCT可以提升精神疾病患者的认知能力,然而由于该类患者的认知功能会被诸多因素所影响,这些因素可能对CCT的干预效果存在潜在影响。通过文献综述,本研究发现,要想更有效地提升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能力,不应只从认知矫正的层面着手治疗,还需要明确关键影响因素,减少不良因素的损伤作用对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是十分必要的。遗传基因易感性、神经发育累积效应、疾病发展与环境的共同作用可能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存在重要影响。虽然最近已经有大量专业人士针对该领域展开深入研究,但这些研究多集中于遗传基因、精神症状以及抗精神病药物等疾病因素,鲜有研究从个体特质、行为特征、人际网络以及生活环境多个层面探讨急性期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因素,实现人们对此类患者认知功能风险因素的判断与把握。认知矫正治疗领域的科学家们已普遍认识到整合认知矫正治疗方案,特别是将认知策略训练与心理康复治疗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治疗,对于改善其认知功能将会取得更好的改善效果。药物自我管理技能训练（Medication Self-management Skills Training,MSST）通过培训该类患者熟练掌握抗精神病药物的相关知识、服用方法和药物管理、对药物不良反应的判断和应对方法以及如何与医务人员就药物使用沟通交流等,以达到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的目的。本研究在明确服药依从性作为认知功能关键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将CCT与MSST相结合,制订联合干预方案,期望在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方面取得更好的效果。目的:从个体特质、行为特征、人际网络以及生活环境多个层面探讨急性期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因素,明确关键影响因素,为制定有效且可行的干预措施奠定理论基础;对急性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CCT和联合干预,比较干预前后认知功能、精神症状、服药依从性的变化,评价CCT和联合干预的效果,为提升该类患者的认知功能提供适用性较强的干预措施;通过明确干预效果的预测因素,为临床工作者开展个性化的治疗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本项研究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横断面调查,调查对象为2016年4月-2017年12月宁夏某精神病医院急性发作入院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有效调查329例,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简明评估量表（Brief Assessment of Cognition in Schizophrenia,BACS）、蒙特利尔认知评估（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自知力与治疗态度问卷（Insight and Treatment Attitudes Questionnaire,ITAQ）、Morisky 服药依从性问卷（Morisky Medication Adherence Questionnaire,MAQ）、社会支持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社会再适应量表（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SRRS）等对患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认知功能、疾病特征、行为特征、社会支持、应激事件等进行调查,使用SPSS20软件进行统计描述,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明确个体特质、行为特征、人际网络以及生活环境对急性期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第二部分为随机对照试验,招募2017年4月-2017年12月宁夏某精神病医院急性发作入院治疗的87名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为常规治疗（Treatment as usual,TAU）组、CCT 组和 CCT+MSST 组,CCT 组接受 CCT,CCT+MSST组接受CCT和MSST,采用BACS、PANSS、MAQ在干预前后对受试对象的认知功能、精神症状和服药依从性进行评估,使用SPSS20软件混合线性模型对认知功能、精神症状、服药依从性的变化进行分析,评价CCT和联合干预的效果;第三部分采用SPSS20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分别以言语流畅性、整体认知功能、阳性症状和服药依从性的变化为因变量,以年龄、病程、抗精神病药物剂量（氯丙嗪当量）、基线阳性症状、基线阴性症状、基线整体认知功能、基线服药依从性、认知策略练习频率、分组为自变量,探讨干预效果的预测因素。结果:1.本次研究共调查335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回收合格问卷329份,有效回收率高达98.2%。在329位调查对象中,男性共有160人,占调查对象的48.6%,女性共有169人,占调查对象的51.4%,其中不存在认知障碍的患者有68人,占20.7%,存在认知障碍的患者有261人,占79.3%。2.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教育年限、应激事件是工作记忆的预测因素;年龄、性别、教育年限、病程、服药依从性是注意力的预测因素;性别、教育年限、病程、饮酒、服药依从性是执行功能的预测因素;婚姻状况、教育年限、病程是言语记忆的预测因素;性别、教育年限、病程、服药依从性是运动速度的预测因素;性别、教育年限、职业、居住地是言语流畅性的预测因素;性别、教育年限、病程、服药依从性、客观支持、职业是整体认知功能的预测因素。3.干预后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改变:混合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显示,TAU组、CCT组和CCT+MSST组在干预后注意力、言语记忆、运动功能、言语流畅性和整体认知功能与基线相比均有所改善（P<0.05）,干预后三个组的言语流畅性和整体认知功能存在显着的组间差异（P<0.05）;三个组的言语流畅性（P<0.001,η P 2=0.373）和整体认知功能（P<0.001,η P 2=0.275）存在显着的时间*组交互作用,且交互效应的效应值较大。事后检验的结果显示,CCT组的言语流畅性和整体认知功能显着优于TAU组（P<0.05）,CCT+MSST组的言语流畅性和整体认知功能显着优于TAU组（P<0.001）,CCT+MSST组的整体认知功能显着优于CCT组（P<0.001）。4.干预后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的改变:混合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显示,TAU组、CCT组以及CCT+MSST组在干预后阳性、阴性、一般精神病理学三个症状群与基线相比均呈现出缓解的现象（P<0.05）;干预后三个组所表现出来的的阳性症状和一般精神病理学症状存在组间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个组的阳性症状（P<0.001,n P 2=0.211）和阴性症状（P<0.05,η P 2=0.164）存在显着的时间*组交互作用,且交互效应的效应值较大。事后检验的分析结果显示,CCT组与TAU组相比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均不存在显着差异（P>0.05）,CCT+MSST组阳性症状的严重程度显着低于TAU组（P<0.05）,CCT+MSST组与CCT组相比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均不存在显着差异（P>0.05）。5.干预后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的改变:混合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显示,TAU组、CCT组和CCT+MSST组在干预后服药依从性与基线相比均有所改善（P<0.05）,存在显着的组间差异（P<0.05）和时间*组交互作用（P<0.05,η P 2=0.127）,且交互效应的效应值较大。事后检验的分析结果显示,CCT组的服药依从性显着优于TAU组（P<0.05）,CCT+MSST组服药依从性显着优于TAU组（P<0.001）,CCT+MSST组与CCT组相比服药依从性不存在显着差异（P>0.05）。6.干预效果的预测因素:认知策略练习频率对言语流畅性和整体认知功能的改善效果有正性预测作用;基线整体认知功能对整体认知功能改善效果有负性预测作用;基线阳性症状对阳性症状的改善有负性预测作用;基线服药依从性对服药依从性的改善效果有负性预测作用。结论1.大部分急性期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表现均不理想,认知障碍的发生率较突出,受个体特质、行为特征、人际网络以及生活环境的共同影响,其中服药依从性对注意力、执行功能、运动功能以及整体认知功能多个认知域均有正性预测作用,对认知功能影响广泛,可尝试联合药物自我管理技能训练与认知补偿训练,实施联合干预,促进患者认知功能的改善。2.认知补偿训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言语流畅性、整体认知功能和服药依从性,联合干预可以提升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言语流畅性、整体认知功能、服药依从性以及缓解阳性症状,相比而言,联合干预在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整体认知功能和阳性症状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更为显着,效果更为理想。3.认知策略练习频率、基线认知功能、基线阳性症状、基线服药依从性是CCT干预效果的重要预测因素,应实施个性化的干预,推荐更适合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接受此类治疗。
孙明波[6]（2020）在《两类社会环境应激因素在首发精神分裂症和首发抑郁症之间的跨诊断比较及其与认知功能缺陷的关系》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本研究通过评估首发精神分裂症和首发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水平、儿童期创伤经历（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躯体忽视、情感忽视）、近期负性生活事件和临床症状,探讨儿童期创伤和近期负性生活事件两类社会环境应激因素与首发精神分裂症和首发抑郁症患者发病、认知功能缺陷和临床症状的相关性。[方法]筛查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Ⅳ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 4th Edition,DSM-Ⅳ）诊断标准的首发精神分裂症和首发抑郁症患者,本研究共纳入2018年11月-2020年01月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门诊及住院部患者149例,其中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56例,首发抑郁症患者93例,入组时收集患者一般临床资料、同时评定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阳性阴性症状量表（PANSS）、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认知功能成套测验（MCCB）、儿童期创伤问卷（CTQ）和生活事件量表。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一般统计资料及量表评分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的三组间样本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间样本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不服从正态分布的资料使用秩和检验;组内连续性数据之间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非连续性数据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用P<0.05界定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首发精神分裂症和首发抑郁症患者组在认知功能成套测验（MCCB）的比较中,除情绪管理分测试在两组间无显着性差异（P>0.05）外,其他分测验中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组认知功能缺陷较首发抑郁症患者组更严重,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儿童期创伤经历在首发精神分裂症、首发抑郁症患者组和正常对照组之间进行比较,首发精神分裂症和首发抑郁症患者组中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躯体忽视和情感忽视及儿童期创伤总分与正常对照组间均存在显着性差异,患者组以上各维度分均高于正常对照,P<0.05。社会环境应激因素与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的发病有关,儿童期情感虐待（EA）分在首发抑郁症患者组分值更高,与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组相比,两组之间存在显着性差异,P<0.05;儿童期躯体虐待、性虐待、躯体忽视和情感忽视及儿童期创伤总评分在首发精神分裂症和首发抑郁症患者组之间未发现显着性差异,P>0.05;3.存在社会环境应激因素的首发精神分裂症和首发抑郁症患者组的认知功能缺陷程度比无社会环境应激因素的患者更严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儿童期情感虐待与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分测验中动作流畅度（r=-0.370,P=0.005）、Stroop 颜色（r=-0.291,P=0.030）存在负向相关关系,近期负性生活事件与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测验未发现相关关系,P>0.05;近期负性生活事件与首发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分测验中符号编码（r=-0.244,P=0.018）、动物流畅度（r=-0.263,P=0.011）、Stroop 单词（r=-0.221,P=0.033）、Stroop 色词（r=-0.225,P=0.030）存在负向相关关系。儿童期情感忽视与首发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分测验中空间记忆（r=-0.242,P=0.019）、Stroop 单词（r=-0.212,P=0.041）、Stroop 颜色（r=-0.207,P=0.047）、Stroop 色词（r=-0.242,P=0.019）;5.儿童期创伤总分、各维度分及近期负性生活事件与首发抑郁症患者的抑郁和焦虑症状,以及与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阳性阴性症状总评分之间未发现显着相关,P>0.05;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阳性症状分与儿童期性虐待存在负向相关关系（r=-0.312,P=0.019）,阴性症状分与近期负性生活事件存在负向相关关系（r=-0.288,P=0.031）,一般精神病症状分与儿童期情感忽视存在负向相关关系（r=-0.310,P=0.020）。[结论]1.首发精神分裂症和首发抑郁症患者组在儿童期创伤的各个维度上均显着高于正常对照组。与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组相比,首发抑郁症的发生发展与儿童期情感虐待和近期负性生活事件更密切;2.存在社会环境应激因素的首发精神分裂症和首发抑郁症患者组认知功能缺陷较无社会环境应激因素的患者更严重,提示社会环境应激因素可能通过损害认知功能而诱导疾病的发生发展;3.认知功能缺陷在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发病早期普遍存在。与首发抑郁症患者组相比,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缺陷更严重,推测认知功能缺陷严重程度可能是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鉴别诊断及预后转归的重要指标;4.儿童期创伤与首发精神分裂症和首发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缺陷存在相关性;近期负性生活事件与首发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功能缺陷存在相关性,而与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缺陷未发现相关性,提示早期社会环境应激因素可能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生发展相关;5.儿童期创伤和近期负性生活事件两类社会环境应激因素与首发抑郁症患者的抑郁和焦虑症状,以及与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阳性阴性症状总分之间未发现相关性关系。儿童期性虐待与阳性症状之间存在相关性,近期负性生活事件与阴性症状之间存在相关性,儿童期情感忽视与一般精神病症状之间存在相关性。
宋美[7]（2020）在《经历早年应激的个体成年后DSM-Ⅳ轴Ⅰ精神障碍的患病现状》文中认为目的: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震级7.8级,造成近250,000人死亡。本研究旨在明确早年时期（胎儿期、婴儿期）经历地震应激对成年期重性精神障碍患病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设计,基于人口普查结果,采用多级分层抽样方法,对唐山市符合条件的受试者进行调查。本研究招募了出生于1975年7月29日至1978年4月28日（唐山地震发生前1年和发生后1.9年）的受试者。符合入组标准受试者总计1,608人,参与并有效地完成各项检查1,380人,完成率为85.8%。基于受试者的出生日期,将其分为三组:（1）婴儿期暴露组（infant exposure group）（出生日期为1975年7月29日至1976年4月28日,即在出生后3-12月龄暴露于地震者,共调查392人。）;（2）胎儿期暴露组（fetal exposure group）（出生日期为1976年7月29日至1977年4月28日,即在胎儿期暴露于地震者,共调查399人。）;（3）未暴露组（no exposure group）（出生日期为1977年7月29日至1978年4月28日,即在地震后1-1.9年出生,共调查589人。）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收集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信息,其母亲妊娠和分娩期间的相关情况,胎儿出生时情况,母亲经历地震情况,既往躯体疾病史。采用儿童期创伤量表-简版（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28 Short Form,CTQ-SF）和生活事件量表（Life Event Scale,LES）评估其儿童期和成年期经历应激情况。采用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ve Scale17 items,HAMD-17）、14项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 14items,HAMA-14）和匹兹堡睡眠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评估受试者情绪及睡眠情况。采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第二版（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second edition,FACES II）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评估受试者的社会支持情况。采用针对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ourth Version,Text Revision,DSM-IV-TR）轴I障碍设计的临床定式检查（The 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SCID-I/P）对受试者进行DSM轴I精神障碍的诊断性评估。结果:1. 婴儿期暴露组、胎儿期暴露组和未暴露组除平均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外,社会人口学资料、母亲妊娠期躯体疾病、经历地震应激时的情况和出生时的情况差异均无明显统计学意义。2. 三组间经历儿童期和成年期创伤比较:婴儿期暴露组在躯体虐待（5.60±1.612 vs.5.53±1.772 vs.5.56±1.551,Z=17.756,P=0.000）和CTQ总分（33.42±8.153 vs.34.72±8.841 vs.33.80±7.754,Z=6.452,P=0.040）显着低于胎儿期暴露组和非暴露组。婴儿期暴露组在正性生活事件（15.04±17.492 vs.17.18±18.849 vs.17.97±18.793,Z=6.452,P=0.034）、家庭相关问题（18.33±21.118 vs.22.06±24.048 vs.21.80±22.115,Z=7.998,P=0.018）、学习和工作相关问题（3.56±6.898 vs.3.80±8.461 vs.4.48±8.537,Z=6.657,P=0.036）、其他社会问题因子（0.81±2.708 vs.0.85±3.512 vs.1.23±4.967,Z=6.477,P=0.039）得分显着低于胎儿期暴露组和非暴露组。三组在LES总分（21.90±23.230 vs.25.03±26.943 vs.27.07±32.988,Z=5.599,P=0.061）和负性生活事件得分（7.63±12.640 vs.9.32±17.339 vs.9.33±16.222,Z=2.674,P=0.263）无明显差异。三组间社会心理支持状况方面FACE-CV和SSRS得分之间无明显差异。3. 所有研究人群中,存在睡眠障碍（PSQI≥7分）的人数为225人（16.3%）,三组的睡眠障碍发生率无明显差异（17.1%vs.16.7%vs.15.4%,χ2=0.283,P=0.868）。此外,7.5%的研究人群有焦虑症状（HAMA≥7分）,三组患者焦虑症状的发生率无统计学意义（6.6%vs.8.5%vs.7.4%,χ2=1.302,P=0.522）。2.5%的研究对象出现抑郁症状（HAMD≥7分）,三组患者的抑郁症状发生率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2.6%vs.3.0%vs.1.7%,χ2=2.407,P=0.359）。4. 所有研究人群中共筛查出终身患有1种DSM-IV轴I精神障碍的人数为231人（16.7%）,当前患有1种DSM-IV轴I精神障碍的人数为175人（12.7%）。其中,双相情感障碍的现患人数为10人（0.7%）,终身患病人数为10人（0.7%）,重性抑郁障碍的现患人数为24人（1.7%）,终身患病人数为34人（2.5%）,酒精使用障碍的现患人数为86人（6.2%）,终身患病人数为106人（7.7%）,精神分裂症的现患人数为14人（1.0%）,终身患病人数为14人（1.0%）,焦虑障碍的现患人数为50人（3.6%）,终身患病人数为76人（5.5%）。各种轴I精神障碍的现患率和终身患病率如下:婴儿期暴露组、胎儿期暴露组和非暴露组双相情感障碍的现患率和终身患病率（0.8%vs.0.6 vs.0.9%,χ2=0.412,P=0.814）无明显差异,三组重性抑郁障碍的现患率（1.9%vs.2.3%vs.1.6%,χ2=0.994,P=0.608）和终身患病率（2.8%vs.2.5%vs.2.3%,χ2=0.356,P=0.837）无明显差异,三组酒精使用障碍的现患率（7.0%vs.6.8%vs.5.3%,χ2=1.905,P=0.386）和终身患病率（7.9%vs.8.3%vs.7.1%,χ2=0.476,P=0.788）无明显差异,三组焦虑障碍的现患率（3.9%vs.3.6%vs.3.9%,χ2=0.067,P=0.967）和终身患病率（4.9%vs.5.7%vs.5.7%,χ2=0.457,P=0.796）无明显差异。精神分裂症的现患率和终身患病率有明显差异（1.0%vs.2.3%vs.0.2%,χ2=10.273,P=0.006）,胎儿期暴露组人群精神分裂症患病率（2.3%）明显高于婴儿期暴露组（1.0%）和未暴露组（0.2%）。5. 单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早产（5.3%vs.0.6%,χ2=11.095,P=0.029）和低出生体重（2.3%vs.0.6%,χ2=5.141,P=0.023）的个体与其他个体相比,双相情感障碍的现患率和终身患病率具有显着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女性（1.6%vs.7.0%,χ2=8.039,P=0.003）、早产史（15.8%vs.5.9%,χ2=6.180,P=0.026）和低出生体重（11.7%vs.5.7%,χ2=7.269,P=0.012）人群与个体与其它个体相比,酒精使用障碍的现患率具有显着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女性（1.6%vs.8.8%,χ2=11.742,P=0.000）、受教育程度低（4.3%vs.8.6%,χ2=5.046,P=0.025）、早产史（28.9%vs.7.2%,χ2=6.180,P=0.026）和低出生体重（14.8%vs.7.1%,χ2=8.947,P=0.003）人群与个体与非暴露组相比,酒精使用障碍的终身患病率具有显着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女性（3.2%vs.0.7%,χ2=22.692,P=0.000）、未婚（4.5%vs.0.7%,χ2=14.594,P=0.003）和低出生体重（5.5%vs.0.6%,χ2=27.875,P=0.000）人群与个体与非暴露组相比,精神分裂症的现患率和终身患病率具有显着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胎儿期应激组（2.3%vs.0.2%,χ2=10.329,P=0.002）个体精神分裂症的现患率和终身患病率与非暴露组相比具有显着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产前应激可能对精神分裂症的高患病率有一定的影响。婴儿期应激组个体（1.0%vs.0.2%,χ2=3.358,P=0.086）精神分裂症的现患率和终身患病率与非暴露组相比也有一定差异,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女性、受教育程度低、无婚姻、收入水平低,有吸烟史、饮酒史、早产史、低出生体重的人群和非暴露组相比,重性抑郁障碍与焦虑障碍的现患与终身患病率无明显差异（P>0.05）。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双相情感障碍的现患和终身患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为低出生体重（OR=4.257,95%CI=1.087-16.677,P=0.038）,见表9-1;酒精使用障碍现患的独立危险因素有男性（OR=4.762,95%CI=1.486-15.385,P=0.009）和低出生体重（OR=4.250,95%CI=1.316-4.329,P=0.004）;酒精使用障碍终身患病的独立危险因素有男性（OR=6.993,95%CI=2.165-22.727,P=0.001）、受教育水平低（OR=2.196,95%CI=1.120-4.306,P=0.000）、低出生体重（OR=1.887,95%CI=1.054-3.378,P=0.032）和早产（OR=4.018,95%CI=1.864-8.662,P=0.000）。精神分裂症的现患和终身患病的独立危险是女性（OR=7.424,95%CI=2.438-22.610,P=0.000）和未婚（OR=8.333,95%CI=2.433-28.571,P=0.000）以及低出生体重（OR=13.095,95%CI=4.049-42.355,P=0.001）。胎儿期和婴儿期地震应激不是任何DSM轴I精神障碍现患和终身患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但产前应激对精神分裂症的患病具有一定的影响趋势,结果具有一定的统计学效力（OR=1.949,95%CI=0.965-3.922,P=0.063）。结论:1.胎儿期暴露于地震应激的个体成年后精神分裂症的发生率显着高于婴儿期暴露于地震应激的个体和未暴露个体。2.其它DSM-IV轴I精神障碍的现患率与终身患病率在胎儿期暴露于地震应激、婴儿期暴露于地震应激和未暴露个体之间没有显着差异。3.胎儿期暴露于地震应激不构成任何一个DSM-IV轴I精神障碍的现患率与终身患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郑军然,吕学玉,闫少校,崔界峰,汪卫东[8]（2019）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忆塑性人格发展量表调查研究》文中指出目的:从人格发展要素与发展阶段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格发展特征。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使用《忆溯性人格发展量表》（WMPI）人格测评工具,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评定,以健康志愿者为对照组。结果:与健康对照组比较,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童年、少年、青年三个成长时期的除了分量表意志力外,人格量表总分及其6个分量表胆气、自我、人际关系、思维方式、性情观、世界观均较高（p<0.05）,其中对胆气4个维度在不同时期进行比较,除了童年自然恐惧外,其余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对患者WMPI量表总分及分量表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提示量表总分与教养方式、思维方式、自我、胆气相关关系较大（相关系数分别为0.890,0.884,0.883,0.879,0.876）。胆气、思维方式、自我与少年的惩罚严厉及童年、少年、青年的过度干涉相关关系较大。使用多元线性回归研究方法分析,童年教养方式对胆气影响较大（p<0.01）,生活事件则对其影响不大（P>0.05）。结论:胆气、自我、思维方式、人际关系、性情观、世界观均高于健康人,提示上述人格要素参与疾病的形成,精神分裂症的人格发展要素在其发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教养方式对其内部人格发展要素形成影响较大,尤其少年的惩罚严厉及童年、少年、青年的过度干涉对患者的思维方式、胆气、自我的影响较大。
李仁军[9]（2019）在《儿童青少年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损害特点对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研究儿童青少年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发生情况及严重程度,分析影响认知功能损害的影响因素;初步建立中介作用假设模型,探讨高危因素对认知功能损害的作用机制,以便尽早识别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表现,从而有效预防认知功能损害的发生;进一步探讨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对认知功能的作用,为完善认知功能康复的医学干预模式提供科学依据。具体如下:1.探讨儿童青少年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发生情况及严重程度,分析他们的认知功能损害的特点。2.探讨影响儿童青少年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的预测因素,构建中介作用假设模型,探讨童年创伤在父母养育方式、青少年生活事件与认知功能损害之间作用机制。3.探讨药物治疗和心理动力学心理治疗对认知功能损害的改善情况。方法:本研究选取在某省级三甲精神卫生机构就医的年龄在12岁至17岁之间的首发精神分裂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同时选取相应正常儿童青少年作为对照组。对研究组和对照组进行基线时的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情况、EMBU、ASLEC、CTQ-SF等;对研究组,基线时、治疗4周和治疗8周后分别进行WAIS/WISC、MCCB、PANSS、CGI评定;对对照组,基线时进行WAIS/WISC、MCCB 评定。研究组纳入1 10例患者,符合ICD-10的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入组前没有使用过抗精神病药物或者已知对认知功能有影响的药物,首次发病且病史少于1年,韦氏智力测验IQ≥80,无对认知功能有影响的其他疾病,自愿参加本研究。对照组纳入1 10例正常被试,被试无对认知功能有影响的疾病,近1年未使用过影响认知功能的药物,韦氏智力测验IQ≥80,自愿参加本研究。研究过程中出现严重药物反应或主动要求退出的,即可退出研究。研究组80例住院患者给予药物治疗,药物治疗达到足量足疗程,以尽可能单一用药为原则,主要用药:阿立哌唑为每天10-30mg,奥氮平用量为每天10-20mg,喹硫平用量为每天300-600mg,利培酮用量为每天4-6mg。30例门诊患者以心理动力学心理治疗为主,辅以药物治疗;药物种类同住院患者,用药剂量为住院的1/3-1/2,心理治疗每周一次,每次30分钟到50分钟。统计分析运用SPSS24.0软件进行。将连续变量进行t检验,分类变量进行卡方检验,相关因素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将父母养育方式、青少年生活事件、童年创伤的各因子作为自变量,以MCCB总分作为因变量,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法找出影响认知功能的预测因素。然后,将预测因素作为自变量,MCCB总分作为因变量,通过路径分析,进一步探索父母养育方式、青少年生活事件是否通过童年创伤对认知损害产生影响。治疗前后通过t检验比较MCCB总分变化等来分析认知功能改善情况。检验水准α=0.05,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研究组共纳入病例110例,最终有效数据92例（83.6%）其中药物组67例,心理组25例;对照组纳入110例,最终有效数据103例（93.6%）。研究组均为汉族,有男性50人,女性42人,平均年龄:15.15±1.45岁,初中文化者45人,高中文化者47人;对照组也均为汉族,有男性53人,女性50人,平均年龄:14.97±1.73岁,初中文化者51人,高中文化者52人。研究组和对照组在民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方面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研究组基线时的韦氏智力测验全量表智商得分显着低于对照组的得分（88.85±22.88vs108.18±14.92,P<0.01）;除了知识因子分两者无明显差异外,其余各因子分也均低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研究组基线时的MCCB测验总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的得分（44.64±8.15vs62.70±7.68,P<0.01）;除了连线测验原始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外,其余各因子分也均低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研究组基线时父亲养育方式中情感温暖/理解因子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得分（45.75±6.54vs54.59±10.72,P<0.01）,惩罚/严厉因子明显高于对照组的得分（20.88±6.26vs18.78±6.67,P<0.05）,拒绝/否认因子分也明显高于对照组的得分（11.39±3.64vs9.77±3.50,P<0.05）;母亲养育方式中情感温暖/理解因子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得分（48.17±7.77vs59.45±9.89,P<0.01）,过分干涉/过分保护因子分也明显低于对照组（34.07±6.44vs37.43±6.60,P<0.01）,惩罚/严厉因子明显高于对照组的得分（14.97±4.70vs12.50±3.53,P<0.01）。5.研究组基线时青少年生活事件总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得分（53.29±18.51vs40.99±25.32,P<0.01）,其余各因子分也均高于对照组得分,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6.研究组基线时童年创伤总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得分（46.90±11.47vs35.67±8.78,P<0.01）;除了躯体虐待因子两者无明显差异外,其余个因子分也均高于对照组的得分,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7.父亲养育方式与认知功能关系:研究组MCCB总分与父亲的情感温暖/理解因子分（r=0.324,P<0.01）、过分干涉因子分（r=0.234,P<0.05）、过度保护因子分（r=0.276,P<0.01）呈现正相关性,而与其它因子分无明显相关性（均P>0.05）;对照组MCCB总分与父亲的情感温暖/理解因子分（r=0.403,P<0.01）、和过度保护因子分（r=0.298,P<0.01）呈现正相关性,而与其它因子分无明显相关性（P>0.05）。8.母亲养育方式与认知功能关系:研究组MCCB总分与母亲的情感温暖/理解因子分（r=0.496,P<0.01）和母亲过分干涉/过分保护因子分（r=0.421,P<0.01）呈现正相关性,而与其它因子分无明显相关性（均P>0.05）;对照组MCCB总分与母亲的情感温暖/理解因子分（r=0.379,P<0.01）和母亲过分干涉/过分保护因子分（r=0.261,P<0.01）呈现正相关性,而与其它因子分无明显相关性（均P>0.05）。9.青少年生活事件与认知功能的关系:研究组MCCB总分与青少年生活事件总分（r=-0.350,P<0.01）、学习压力因子分（r=-0.252,P<0.05）、受惩罚因子分（r=-0.313,P<0.01）、其它因子分（r=-0.245,P<0.05）呈现负性相关,而与其它因子分无明显相关性（均P>0.05）;对照组MCCB总分与健康适应因子分（r=-0.443,P<0.01）呈现负性相关,而与其它因子分及总分无明显相关性（均P>0.05）。10.童年创伤与认知功能的关系:研究组MCCB总分与童年创伤总分（r=-0.490,P<0.01）、躯体虐待因子分（r=-0.344,P<0.01）、情感忽视因子分（r=-0.446,P<0.01）、性虐待因子分（r=-0.394,P<0.05）、躯体忽视因子分（r=-0.402,P<0.05）呈现负性相关,而与情感虐待因子分无明显相关性（P>0.05）;对照组MCCB总分与童年创伤总分（r=-0.496,P<0.01）、躯体虐待因子分（r=-0.345,P<0.01）、情感虐待因子分（r=-0.367,P<0.01）、情感忽视因子分（r=-0.309,P<0.01）、性虐待因子分（r=-0.436,P<0.01）、躯体忽视因子分（r=-0.495,P<0.01）等均呈现明显负性相关。11.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父亲情感温暖/理解、母亲情感温暖/理解、母亲过分干涉/过分保护、青少年生活事件总分、童年创伤总分,进入回归方程,对MCCB总分它们共解释变异的38.4%。12.MCCB总分影响因素路径分析显示,童年创伤总分在父亲情感温暖/理解因子分与MCCB总分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母亲情感温暖/理解因子分与MCCB总分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作用的效应为38.2%;在母亲过分干涉/过分保护因子分与MCCB总分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作用的效应为20.7%。童年创伤总分在青少年事件总分和MCCB总分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作用的效应为38.6%。13.研究组PANSS总分在治疗后的第4周（36.40±10.71）、第8周（33.07±9.21）与治疗前的基线时（47.09±8.67）相比得分均显着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治疗后的第4周、第8周测得的CGI疾病严重程度均较治疗前降低（P<0.05）,疗效升高（P<0.05）。14.研究组治疗后第4周末智测的知识、领悟、图片排列、木块图案、图形拼凑或物体拼凑等分测验得分较治疗前明显升高（P<0.05）;研究组治疗后第8周末智测中的知识、词汇、领悟、填图或图画填充、图片排列、木块图案、图形拼凑或物体拼凑、编码或数字符号等分测验得分较治疗前明显升高（P<0.05）。15.研究组治疗后第4周末MCCB中的言语流畅、情绪管理等分测验得分较治疗前升高（P<0.05）;第8周末MCCB中的语言记忆、空间广度、数字序列、视觉记忆、言语流畅性、情绪管理、持续操作能力等分测验得分和总分均较治疗前升高（P<0.05）。16药物组和心理组基线时的MCCB总分未见明显差异,治疗后心理组的MCCB 总分在第 4 周（49.96±7.61vs45.76±8.85,P<0.05）和第 8 周（53.40±7.98vs48.45±9.31,P<0.05）均显着高于药物组的得分。结论:1.儿童青少年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损害较正常儿童青少年严重,认知功能损害不均衡,需要引起足够重视。2.儿童青少年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受到父母养育方式、青少年生活事件和童年创伤等因素的明显影响,它们对认知损害的预测性较强;童年创伤在父母养育方式、青少年生活事件与认知功能损害之间起中介作用。3.规范的治疗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心理动力学心理治疗合并药物治疗的情况下可以减少用药剂量,且在改善认知功能上比仅用药物治疗更佳,因此心理动力学心理治疗适合儿童青少年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群体,也是一种有效的干预方式。
夏徐书[10]（2019）在《湖南省某师范大学新生抑郁和自杀意念的流行病学调查》文中研究指明目的:了解湖南省某师范大学新生抑郁障碍和自杀意念的发生情况及特征。方法:抽取2017级新生6,818人采用两阶段调查法进行调查。第一阶段应用贝克抑郁量表第2版中文版（BDI-Ⅱ-C）筛查抑郁症状和自杀意念。第二阶段抽取BDI-II-C总分≥13（即有抑郁症状）的新生501人以及BDI-II-C总分<13分（无抑郁症状）425人（即7.5%的阴性样本）采用学龄期情感障碍与精神分裂症问卷（K-SADS）访谈,以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Ⅴ）作为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同时以BDI-II-C条目2（悲观）和9（自杀意念）筛查有自杀意念的危险人群,从中抽取497人根据K-SADS评估抑郁症状自杀的访谈结果,做出有自杀意念的诊断。结果:1.BDI-II-C筛查抑郁症状的发生率为17.12%,其中女生发生率（18.36%）高于男生（14.03%,p<0.001）。2.采用K-SADS访谈,抑郁障碍调整的时点发病率为0.86%,女生调整后抑郁障碍时点发病率为1.06%,高于男生（0.33%）（p<0.01）,调整性别的抑郁障碍的时点发病率为0.70%。调整的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为2.74%,女生调整后的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为3.08%,高于男生（1.85%）（p<0.01）,调整性别的抑郁障碍的终生发病率为2.47%。3.有丧亲、虐待、重大生活事件和儿童期留守学生调整的抑郁障碍时点发病率和终生患病率分别为1.84%和2.84%,无上述生活事件学生调整的抑郁障碍时点发病率和终生患病率分别为0.52%和2.28%。4.以BDI-Ⅱ-C条目9筛查自杀意念的发生率为11.96%,访谈的调整的自杀意念发生率为2.46%。结论:该师范大学新生抑郁症状的发生比较普遍,但是抑郁障碍和自杀意念的发生率较低。抑郁障碍的发病率受性别和生活事件等因素的影响。
二、精神分裂症发病与生活事件城乡差异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精神分裂症发病与生活事件城乡差异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2）早年环境应激暴露对精神分裂症易感性的影响 ——以唐山大地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导言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早年环境应激暴露对躯体健康状况的影响 |
| 1.2.2 早年环境应激暴露对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 |
| 1.2.3 早年环境应激暴露对自伤自杀情况的影响 |
| 1.2.4 早年应激与精神障碍首次发病年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内容 |
| 2.1 研究目标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建立队列 |
| 2.2.2 明确诊断标准范围 |
| 2.3 研究对象 |
| 2.3.1 确定研究对象 |
| 2.3.2 研究对象资料来源 |
| 2.4 研究工具 |
| 2.5 调查指标 |
| 2.6 质量控制 |
| 2.7 统计学分析 |
| 2.8 伦理学审查 |
| 第三章 研究结果 |
| 3.1 唐山大地震的影响 |
| 3.2 研究对象资料获取情况 |
| 3.2.1 唐山1972 年-1981 年各月出生、死亡人口数 |
| 3.2.2 唐山1972 年-1981 年出生精神分裂症患者资料 |
| 3.3 研究对象人口学特征 |
| 3.4 早年地震应激与精神分裂症发病风险 |
| 3.4.1 早年地震应激暴露对精神分裂症发病风险的影响 |
| 3.4.2 男性人群早年地震暴露经历对精神分裂症发病的影响 |
| 3.4.3 女性人群早年地震应激暴露对精神分裂症发病的影响 |
| 3.5 早年地震暴露与自伤 |
| 3.5.1 精神分裂症患者早年地震暴露经历对自伤的影响 |
| 3.5.2 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早年地震暴露经历对自伤的影响 |
| 3.5.3 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早年地震暴露经历对自伤的影响 |
| 3.6 早年地震暴力与自杀行为 |
| 3.6.1 精神分裂症患者早年地震暴露对自杀行为的影响 |
| 3.6.2 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早年地震暴露对自杀行为的影响 |
| 3.6.3 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早年地震暴露对自杀行为的影响 |
| 3.7 早年地震暴露与精神分裂症患者首次发病年龄 |
| 3.7.1 早年地震暴露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首次发病年龄的影响 |
| 3.7.2 早年不同时期地震暴露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首次发病年龄的影响 |
| 3.7.3 胎儿期地震暴露亚组患者首次发病年龄情况分析 |
| 3.8 早年地震暴露精神分裂症患者生存分析 |
| 3.8.1 早年地震暴露精神分裂症患者生存分析 |
| 3.8.2 早年不同时期地震暴露亚组精神分裂症患者生存分析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情况 |
| 4.2 早年地震暴露与精神分裂症发病风险 |
| 4.3 早年地震暴露对精神分裂症影响的作用机制探讨 |
| 4.4 早年地震暴露与自伤行为 |
| 4.5 早年地震暴露与自杀行为 |
| 4.6 早年地震暴露与精神分裂症首次发病年龄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3）应激理论下生活事件与精神分裂症复发关系的调节变量及干预方案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第一章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目的 |
| 3 研究意义 |
| 4 理论基础 |
| 5 相关概念界定 |
| 6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横断面研究 |
| 1 研究对象 |
| 2 研究工具 |
| 3 调查方法 |
| 4 伦理原则 |
| 5 统计方法 |
| 6 质量控制 |
| 7 结果 |
| 8 讨论 |
| 9 小结 |
| 第三章 干预方案的构建 |
| 1 研究方法 |
| 2 德尔菲专家咨询法 |
| 3 统计方法 |
| 4 咨询结果 |
| 5 讨论 |
| 6 小结 |
| 第四章 全文总结 |
| 1 本研究总结 |
| 2 创新之处 |
| 3 局限性 |
| 4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精神分裂症复发的相关因素及干预方案研究进展 |
| 综述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个人简介 |
| 开题、中期及学位论文答辩委员组成 |
（4）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老年抑郁症患病特点分析以及危险因素模型构建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语 |
| 第一部分 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年抑郁症患病特点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分析 |
| 1 前言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1.1 社区老年居民 |
| 2.1.2 抽样方法 |
| 2.1.3 样本量估算 |
| 2.2 研究工具 |
| 2.2.1 一般状况调查表 |
| 2.2.2 MINI调查工具 |
| 2.2.3 老年抑郁量表 |
| 2.2.4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
| 2.3 资料收集过程 |
| 2.4 研究伦理审查 |
| 2.5 统计学分析 |
| 3 结果 |
| 3.1 研究对象的一般状况 |
| 3.2 老年抑郁症总体患病率的结果 |
| 3.3 各分变量老年抑郁症患病率的结果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第二部分 基于决策树对老年抑郁症危险因素模型的构建 |
| 1 前言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1.1 社区老年居民 |
| 2.1.2 老年抑郁症患者 |
| 2.1.3 抽样方法 |
| 2.1.4 样本量估算 |
| 2.2 研究工具 |
| 2.2.1 老年人生活事件量表 |
| 2.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
| 2.2.3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 |
| 2.2.4 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 |
| 2.2.5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
| 2.2.6 心理弹性量表 |
| 2.2.7 非理性信念量表 |
| 2.2.8 躯体化症状自评量表 |
| 2.2.9 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 |
| 2.2.10 家庭关怀指数问卷 |
| 2.3 统计学分析 |
| 3 结果 |
| 3.1 研究对象的一般状况 |
| 3.2 抑郁及非抑郁老年受试群体一般人口学资料的比较 |
| 3.3 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变量对老年抑郁的回归分析结果 |
| 3.4 老年抑郁症危险因素模型的构建 |
| 4 讨论 |
| 4.1 研究变量的选择 |
| 4.2 老年抑郁症危险因素模型中各变量的影响作用 |
| 4.2.1 社会功能 |
| 4.2.2 躯体化症状 |
| 4.2.3 老年人生活事件 |
| 4.2.4 非理性信念 |
| 4.2.5 心理弹性 |
| 4.2.6 睡眠质量差/睡眠障碍 |
| 4.2.7 神经质人格 |
| 5 结论 |
| 第三部分 重性抑郁障碍药物治疗主题趋势知识结果的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
| 1 前言 |
| 2 研究方法 |
| 2.1 数据来源及矩阵构建 |
| 2.1.1 数据来源 |
| 2.1.2 高频主题词的提取,词篇矩阵及共现矩阵的构建 |
| 2.2 高频词主题词/副主题词的双聚类分析 |
| 2.3 战略坐标分析 |
| 2.4 社会网络分析 |
| 3 结果 |
| 3.1 MDD药物治疗相关研究文献分布特征 |
| 3.2 MDD药物治疗相关研究高频主题词统计分析 |
| 3.3 MDD 药物治疗相关研究主题发展趋势的分析 |
| 3.4 MDD 药物治疗相关研究的知识结构的分析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本研究创新性的自我评价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一 社区老年抑郁症防治干预现状及健康管理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二 重性抑郁障碍病因及发病机制的研究现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辽宁社区老年人健康管理项目基线调查手册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急性期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影响因素分析及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表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目的 |
| 1.5 研究假设和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特点 |
| 2.2 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因素 |
| 2.3 认知矫正治疗的发展 |
| 2.4 认知矫正治疗效果预测因素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3.1 神经可塑性理论 |
| 3.2 健康生态学模型 |
| 第四章 急性期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影响因素分析 |
| 4.1 研究方法 |
| 4.2 结果 |
| 4.3 讨论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认知补偿训练与联合干预对急性期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 |
| 5.1 研究方法 |
| 5.2 结果 |
| 5.3 讨论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干预效果预测因素分析 |
| 6.1 研究方法 |
| 6.2 结果 |
| 6.3 讨论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的创新性 |
| 7.3 研究局限性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Paper Ⅰ |
| Paper Ⅱ |
| 附件 |
（6）两类社会环境应激因素在首发精神分裂症和首发抑郁症之间的跨诊断比较及其与认知功能缺陷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研究材料与研究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研究的创新性和局限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精神疾病发病和免疫炎症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7）经历早年应激的个体成年后DSM-Ⅳ轴Ⅰ精神障碍的患病现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英文缩写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经历早年应激的个体成年后心境障碍及焦虑障碍的患病现状和危险因素调查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经历产前应激对个体成年后精神分裂症患病风险的影响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三部分 酒精使用障碍的危险因素及产前应激的影响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结论 |
| 综述 产前应激与后代精神疾病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儿童青少年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损害特点对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符号说明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二章 对象与方法 |
| 第三章 结果 |
| 第四章 讨论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部分研究工具样本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英文文章 |
（10）湖南省某师范大学新生抑郁和自杀意念的流行病学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文献综述 |
| 1.1 概念界定 |
| 1.1.1 抑郁 |
| 1.1.2 自杀意念 |
| 1.1.3 流行病学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抑郁障碍的流行病学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2 自杀意念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2.1 研究背景 |
| 2.2 以往研究的不足 |
| 2.3 本研究关注的问题 |
| 3 方法 |
| 3.1 工具 |
| 3.1.1 贝克抑郁量表第2版中文版 |
| 3.1.2 儿童情感障碍与精神分裂症访谈问卷 |
| 3.2 过程 |
| 3.2.1 人员培训 |
| 3.2.2 调查过程和对象 |
| 3.2.3 调查流程 |
| 3.2.4 质量监控 |
| 3.3 统计方法 |
| 3.3.1 抑郁障碍患病率的计算 |
| 3.3.2 自杀意念发生率的计算 |
| 3.3.3 患病率置信区间的计算 |
| 4 结果 |
| 4.1 人口学一般资料 |
| 4.2 抑郁症状发生率 |
| 4.2.1 总发生率 |
| 4.2.2 城乡大学新生抑郁症状发生率的差异比较 |
| 4.2.3 有无丧亲、虐待、重大生活事件和儿童期留守大学新生抑郁症状发生率的比较 |
| 4.3 抑郁障碍的发生率 |
| 4.3.1 抑郁障碍患病率(时点和终生患病率) |
| 4.3.2 抑郁障碍患病率的性别比较(时点和终生患病率) |
| 4.3.3 有无丧亲、虐待、重大生活事件和儿童期留守大学新生抑郁障碍患病率的比较 |
| 4.4 自杀意念的发生率 |
| 5 讨论 |
| 5.1 抑郁症状的发生率及影响因素 |
| 5.2 抑郁障碍的发生率及影响因素 |
| 5.3 自杀意念的发生率及影响因素 |
| 5.4 预防抑郁和自杀的建议 |
| 5.5 本调查的不足 |
| 6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四、精神分裂症发病与生活事件城乡差异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精神分裂症患者外周血lncRNA、童年期慢性应激与认知功能障碍的关系[J]. 孔令明,朱晓丽,牛威,陈升东,张理义,吴文波.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021(11)
- [2]早年环境应激暴露对精神分裂症易感性的影响 ——以唐山大地震为例[D]. 贾宏学. 河北大学, 2021(09)
- [3]应激理论下生活事件与精神分裂症复发关系的调节变量及干预方案的研究[D]. 王青. 宁夏医科大学, 2021(02)
- [4]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老年抑郁症患病特点分析以及危险因素模型构建的研究[D]. 段莉. 中国医科大学, 2021(02)
- [5]急性期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影响因素分析及干预研究[D]. 朱晓丹. 山东大学, 2020(04)
- [6]两类社会环境应激因素在首发精神分裂症和首发抑郁症之间的跨诊断比较及其与认知功能缺陷的关系[D]. 孙明波. 昆明医科大学, 2020(02)
- [7]经历早年应激的个体成年后DSM-Ⅳ轴Ⅰ精神障碍的患病现状[D]. 宋美. 河北医科大学, 2020(01)
- [8]精神分裂症患者忆塑性人格发展量表调查研究[A]. 郑军然,吕学玉,闫少校,崔界峰,汪卫东. 第二届全国焦虑症中西医结合论坛、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精神疾病专业委员会第18次全国年会暨第三届京津冀中西医结合精神病学年会论文集, 2019
- [9]儿童青少年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损害特点对照研究[D]. 李仁军. 山东大学, 2019(03)
- [10]湖南省某师范大学新生抑郁和自杀意念的流行病学调查[D]. 夏徐书.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