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的现代管理意识

一、论儒学中的现代管理意识（论文文献综述）

李英华^[1]（2020）在《儒家仁学思想对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哲学价值》文中提出中国企业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得到一个全新快速发展,但因市场经济起步较晚,中国企业一直尚未形成适应于本国国情的管理理论体系。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出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体系的声音越来越多,众所周知,自西方企业管理理论传输到我们国家后,中国企业对它们的学习和模仿是比较多的,西方企业管理理论体系经过百年的发展相对较成熟,这对于当时改革开放后“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企业来说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和借鉴方向。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管理学者发现西方一些管理理论与本国现代企业发展理念不能很好的契合,意识到我们现在需要构建一套立足于中国实际情况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体系,意识到不同国家不同体制,形成的理论思想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发展和完善富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也就显得十分迫切,那么,“怎么去发展和完善”、“什么是富有中国特色”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首要前提。基于此,本文认为建构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体系是离不开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传承下来的优秀历史文化,其中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儒家仁学思想里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管理智慧,对中国的企业管理起着基础和渗透的作用,对丰富和完善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体系具有重要价值。所以,文章针对儒家仁学思想对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哲学价值问题展开研究。论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和交叉学科研究法,首先分析儒家仁学思想的主要内涵与时代价值;接着深入探讨了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在哲学前提、价值追求等方面的局限性,以及中国儒家仁学思想融入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必要性;最后从管理哲学视角分析探讨仁学思想对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哲学价值,其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助推企业人性化管理模式、提升企业管理诚信和服务意识、促进经济共享发展这几个层面,以期仁学思想能对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起到一个推进、完善和补充的作用。

刘增光,郑随心^[2]（2018）在《2017年儒学研究动态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7年儒学研究非常兴盛,除传统儒学研究领域的丰厚成果之外,尚有很多热点,主要包括:经学研究和新经学呼声的出现、儒家政治哲学研究、中国哲学与经典解释的方法论、家与孝的讨论、东亚儒学研究和儒学的国际化、儒学新形态如企业儒学的出现等。儒学研究中展现出经世致用意识、回归经典的本源意识、探究儒学真貌的整体意识以及最重要的对人本身的关照意识。这些充分体现了儒学生生不息、道无定在的特质,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继承。

孙阳阳^[3]（2017）在《第三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研究 ——兼及传统儒学与现代性解读》文中提出本文所研究的是第三代新儒家政治哲学。具体而言,是要研究第三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源起、继承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新儒家政治哲学能否为中国社会转型和政治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能否建构一套基于儒家思想,且顺利应对时代挑战的政治哲学理论。本研究以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和林安梧为主要分析对象,对其有关政治、国家问题在哲学层面的相关思想进行系统分析,并探讨其现实意义。伴随着时间推移,当代新儒家也在不断延续,新儒学迎来了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第三代新儒家学人,因其生活的时代背景不同,且求学生涯多交融中西,因此思想呈现出更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在当代新儒家前后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之下,新儒学得以走出东亚社会,跻身世界学术思想之林,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知识体系。他们更多地参与到现代社会问题的讨论之中,并受到来自西方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当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正是立足于对心性之学的体认,对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追求,努力吸收和借鉴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的菁华,试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接续现代民主政治,以应对时代的挑战。新儒家诸学者的政治哲学理论虽然具有很大的共性,但是他们政治哲学的展开方式和论说重点却也充满了差异。熊十力、牟宗三和唐君毅的政治思想倾向于以知的、也就是哲学建构的方式展开论说,而梁漱溟、张君劢和徐复观趋向于以行的、也就是实践的方式激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现代价值。我们在此基础上,辨析了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研究的两种不同进路,即哲学解释的导向和社会实践的导向。第三代新儒家虽然在哲学建构和分析上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但是总体上来看,他们的政治哲学呈现出浓重的社会实践的品格。在第三代新儒家看来,新儒家政治哲学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形而上学的义理层面,应该更多地融入社会政治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拓展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的认知,构成了当代新儒家思考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起点,也构成了他们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第三代新儒家将儒学区分为生活化与批判性的儒学和政治化与宰制性的儒学,并从政治化的儒学出发,对中国传统君主政治展开了深刻的批判。对于新儒家前辈学人的政治思想,第三代新儒家肯定了他们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取向,也对他们忽略了社会政治实践落实这一环节展开了批评。经过辨析,我们认为应该从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三个方面对第三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加以分析。在政治价值层面,他们认为在传统儒家政治哲学中,个体的经验完全淹没在共同体的经验之中。面对修齐治平的理想,对美德的追求成为一种没有止境的义务,而个体的权利则始终被忽略,所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缺乏独立、清晰的权利观念。因此,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注重对个体自由和权利的保护,要站在个人自由自觉的立场上,重新去追求儒学倡导的崇高道德理想。在政治制度层面,他们指出中国传统政治中有民本却缺少民主,二者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他们肯定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认为要实现儒学精神与自由民主理念的融通,是需要在“结构学”层面上思考的问题,而非“发生学”层面。传统社会没有产生自由民主的理念,并不妨碍在当前社会经由自我批判,以渐进学习的方式实现与自由民主理念的契合。而在政治理想层面,他们多关注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发展和儒学理论形态的现代转化。在反思了现代性之中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弊病之后,他们立足于多元现代性,倡导平等基础上的多元文明对话。近些年来,在当代新儒家的感召和影响之下,大陆新儒家快速发展。通过对二者的政治哲学展开比较研究,能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理论特质及其发展。大陆新儒家倡导政治儒学,主张回归儒家道统,他们明确反对现代自由民主政治,试图将儒学树立为国教并实现其有关政治儒学的制度构想。我们认为,大陆新儒家和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差异,可以大致理解为“政治神学”与“政治诗学”的冲突。大陆新儒家的政治哲学构想,漠视现代性和现代民主政治基本价值理念。这一政治哲学构想缺乏基本的可操作性,其发展必将陷入巨大的困顿之中。第三代新儒家不仅仅在政治哲学的理念上有所发展,在方法论层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有了明确的方法论自觉。通过对诠释学的研究和对交谈的重视,其研究方法实现了从文史阐释到政治诠释的范式转变。第三代新儒家政治哲学最突出的意义在于它鲜明的实践导向,提出了由“外王”到“内圣”的政治哲学理念。其政治哲学的论域不断扩展,他们不再追求建立一种所谓的自发“扩展秩序”,而是在现代民主政治价值理念的指引之下,经由渐进学习和实践,努力建构一种民主政治发展的“学习秩序”。同时他们从后现代的角度出发,对现代性展开反思的同时,试图从传统中寻找资源加以救治,其理论呈现出更加开放的格局和视野。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到,第三代新儒家立足于儒家心性之学的立场,并没有彻底解决“新外王”的困境。在政治制度设计和政治实践环节,他们的表现不仅乏善可陈,而且并没有超出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范畴。所以,第三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在面对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时代境遇时,还面临着诸多困境和挑战。

吕雯瑜,李亚莉^[4]（2017）在《儒学现代转换及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儒学在现代社会实现其现代转换会面临着一定困境。儒学在现代社会如何实现其现代转换,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如何处理传统儒学的问题;第二,如何对待西学的问题;第三,如何面对当代人类尤其是中国社会实践的问题。此外,实现儒学现代转换的路径有"常道""接通""复兴",但这几种路径都面临着困境。儒学要想在实践中得以实现现代转换,回归传统是必须的;而经过中西文化对比、中西文化对接和中西文化对话三个阶段,也可以促进儒学的现代发展。儒学在现代社会中体现着其自身的价值。儒学中所蕴含的优秀的精神文化资源对现代政治、生态环境和现代管理都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李海超^[5]（2017）在《阳明心学与儒家现代性观念的开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阳明心学具有维护前现代观念与敞开现代性可能性之两面性。这表现在:一方面,阳明心学是竭力维护三纲五常、忠孝一体等帝国价值观及其相应制度规范的儒学;另一方面,阳明心学又是衍生出引领中国早期启蒙思潮之学术流派的儒学,是为20世纪现代新儒学理论建构提供主要思想资源的儒学,是在近代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改革、革命活动中最受追捧的儒学。关于阳明心学所表现出的与现代性相关联的种种现象以及阳明心学所蕴含的与现代性观念相近似的观念,以往学者均有较多的研究。但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是:（1）没能深入考察现代性的内涵及其观念架构,以致在阳明心学与现代性观念的比较研究中,对现代性观念理解不准确,且没有厘清阳明心学中的观念与现代性观念在"相似"背后的根本区别。（2）没能集中考察阳明所生活的明代中期新旧两种生活方式之交错、冲突及其对阳明心学之两面性的影响。（3）没能揭示阳明心学在主体性哲学建构上的内在矛盾或不彻底性,因而无法指出其具有两面性的理论根源。（4）没能详细探讨阳明心学之现代性可能性的充分开展对宋明道学理论范式的颠覆性影响。基于上述问题,本文展开如下研究:一、深入探究现代性的内涵及其基本观念架构。关于现代性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将现代性看做现代现象背后的单一本质,有的学者将现代性看做现代现象的诸多特性,还有的学者将现代性看做构成现代现象的基本观念。本文认为,现代现象没有单一的本质,它只是诸多观念凑泊在一起所体现的样态。在构成现代现象的诸多观念中,有一些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观念——这些观念未必都是近代以来新产生的观念,它们按照一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就表现出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所以,现代性不是某一个观念可以代表的,它是通过特定的观念架构呈现的。本文通过西方主流启蒙哲学探究现代性的基本架构,但亦注意到西方现代性观念架构存在的问题,并不完全以西方启蒙时代所建立的现代性模式为终极标准。西方主流的启蒙哲学是以理性为现代性基础观念,以个体、自由、平等为现代性基本观念,建构起现代性基本架构的。但经过后现代主义者和一些情感主义者的反思,我们发现,这样的现代性架构存在严重的问题,它最终会导致对个体的束缚和压制,会走向启蒙价值的反面。经过深入分析,本文认为,西方现代性架构的根本问题在于对情感之基础地位的忽视。事实上,现代性观念的建构有其情感基础,并且情感应居于比理性更优先的地位。由此,本文得出一种比西方现代性架构更为健康的现代性架构模式:（?）在上图中,情感和理性是现代性基础观念,个体、自由、平等是现代性基本观念。其中,情感是现代性观念建构的动力源泉,理性是现代性观念建构的实现工具,个体是现代性观念的主体载体,自由是现代个体的根本属性,平等是现代个体间的根本关系。可见,所谓现代性观念架构,实质是对现代人的基本理解。当然,现代人对自身的一切理解,都渊源于现代生活方式。二、集中考察明代中期的社会生活状况及其对阳明心学的影响正如黄玉顺所说,生活是一切的大本大源。阳明心学所具有的维护前现代价值和敞开现代性可能性的两面性,实质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状况的反映。周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两次大转型:一次是王权列国时代向大一统帝国时代的转型,这次转型大约开始于春秋时期;一次是帝国时代向民权时代的转型,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这次转型最早可以追溯到帝国时代后期,即唐宋之际。从宋到清,中国的商品经济和市民生活方式出现了两次发展高峰,一次是南宋,一次是明代中晚期。王阳明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或现代性转型）的第二次发展高峰来临前夕。此时,虽然商品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有了一定的转变,但新生力量在各方面都小于前现代力量。王阳明作为这一时期的贤者,在贬谪龙场以后,性情逐渐由张狂转向中道。因此他能够将自己的本真生活感悟既不保守也不激进的呈现到学术活动中,使他的心学思想如实的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正因如此,阳明心学才出现了维护传统观念与包容新生事物的两面性,并且由于新旧两种生活方式在实力上的差距,阳明心学虽然努力包容新生的现代性因素,但本质上依然是维护前现代观念的儒学。三、探讨阳明心学开展出现代性观念的可能性,并揭示其两面性的理论根源由于对新生现代性因素的包容,阳明心学敞开了现代性的可能性。这表现在:阳明心学将外在的天理摄入个人的本心,许诺普通个人亦可以拥有纯粹的良知体验,从而为个体主体性的张扬提供了可能。由于良知是一切是非判断的根据,是至善的准则,是行为的头脑,因此个人可以完全依照自己的良知去行事,不必服从任何外在的权威,这为现代性自由观念的开展提供了可能。阳明心学承认每个人的良知本来都是圆满俱足、凡圣无别的,因此每个人的人格原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现实的社会分工中,阳明主张"四民异业而同道",反对行业歧视;这为现代性平等观念的开展提供了可能。阳明心学虽然没有强调理性的作用,但其中蕴含着理性主体性,因为良知观念本身蕴含着天理——价值理性,良知的实现需要理智的运用和知识的学习——工具理性,这为人们正视理性的地位提供了可能。阳明心学敢于"以情证性"、不反对"称爱为仁",注重情感的价值,为人们正视本真情感的地位提供了可能。阳明心学之所以具有上述可能性,根本原因在于,它实现了儒家哲学由以理学为代表的客体性形而上学向以心学为代表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转变。在这方面,阳明心学比象山心学和甘泉心学都更为彻底。但是,若与西方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相比,阳明心学并不是彻底的主体性形而上学。阳明虽许诺个人本心、良知的可靠性,但良知的可靠性依然在理想主体（圣贤）与普通主体（常人）之间徘徊,他并未将良知的可靠性真正落实到现成的普通人心。良知安置上的摇摆不定,使得阳明心学一方面可以提高圣贤、天理的权威,维护前现代价值观,另一方面又可以张扬个人的主体性,为现代性的开展提供可能。但这两个方面在理论上并不能够同时开展,这是阳明心学本身内在的矛盾。若欲解决此矛盾,真正开展出现代性基本观念,必须对阳明心学的理论架构进行改造。四、考察阳明心学现代性可能性的后世开展及其对宋明道学的影响在儒学史上,由阳明心学所引出或激发的现代性实现方案——落实阳明心学现代性可能性的方案——主要有三种,即泰州学派"惟情为本"的激进主义方案,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情感与理性相即"的折中主义方案,以牟宗三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之"以先天德性主宰理性"的保守主义方案。作为阳明后学,泰州学派大胆改造了师说,主张"良知现成",从而解决了阳明心学的内在矛盾,将圆满的良知真正落实到现成的人心。正因如此,泰州学派真正建构起彻底的主体性哲学,并对现代性观念的建构做了初步尝试。泰州学派提出了蕴含现代性个体、自由、平等观念的诉求,但这些观念和诉求并没有以冷静的、较强的体系性的方式表述出来。因为泰州学派用以建构现代性基本观念的基础只是情感,他们是就着情感的涌动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和见解的。由于没有充分重视理性的作用,其诉求和见解的表达显得过于冲动和叛逆。由于肯认现成良知,宋明道学的核心问题——工夫论或修养论——被消解,儒学的核心问题转移到伦理道德、制度规范之合法性的探讨;由于注重情感,以情感为基础校准、更新"天理"的内涵,形而上之天理的优先性被否定,宋明道学的根基被动摇。因此,泰州学派对阳明心学现代性可能性的落实,客观上造成了宋明道学理论范式的颠覆。泰州学派的"惟情主义"遭到了明清之际顾、黄、王三大儒的批评。为了拨乱反正,三大儒注重理性,提倡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方法,侧重制度规范的建构,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制度原理和制度规范,使儒家的现代性观念建构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展。但由于三大儒对情感与理性关系的认识,本质上是一种"折中主义",即认为两者同等重要、相互制约,因而没有凸显情感的优先地位（也因此没能正视理性应有的地位）,没能充分肯认个体主体性,这限制了他们在现代性观念建构上的进一步突破。在西学东渐的形势下,以牟宗三等为代表的心学派现代新儒家全面接受现代性,试图以儒家心学、特别是阳明心学为本开出科学与民主,实现儒学与现代性的接榫。他们真正肯定了理性的作用,实现了儒家哲学的理性化、形式化,但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宋明道学的道德形而上学架构——依然保留了先天德性的绝对优先性。因此,他们实现阳明心学现代性可能性的方案,乃是一种保守主义方案。由于对阳明心学理论架构的保守,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的形而上学与现代性的形而下学之间存在着不可弥平的鸿沟,因而无法为现代性观念建构提供充分的动力。五、探讨阳明心学现代性可能性的呈现及其后世开展的启示阳明心学现代性可能性的呈现及其引出、激发的三种不成功的现代性实现方案,为儒学的现代化提供了如下启示:儒学的现代化,需要以生活为一切观念建构的本源,需要走出宋明道学的理论范式,需要厘清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换句话说,需要以超越或非宋明道学理论范式的方式,重新认识人的心灵,重新思考人类心灵与生活、与人的主体性之间的关系,重新探索个体心灵内部各功能之属性及其关系以及个体心灵与伦理、政治观念之关联,等等:即需要建构一种新型儒家心灵哲学。

刘韬^[6]（2016）在《现代日本管理哲学研究》文中提出日本式管理是目前公认的西方管理之外具有独立体系的管理模式,形成其独特性的除了日本的经营管理实践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实践背后的精神特质,即日本的管理哲学。日本的管理哲学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是日本社会发展中对于外来文化不断学习和接纳过程中的产物。在本国文明的基础上,日本吸收来自东西方文化的精神成果并不断进行融合,最终形成日本的国民精神以及“士农工商”各个阶级的思维特质。在现代企业建立之后,这些精神特质通过企业家的经营实践和管理学家的理论研究逐渐内化为企业的管理思想,形成家国情怀、道德操守和精进心理三个哲学维度,并进而产生个人与集体间的“命运共同体”、企业与国家间的“利益共同体”、企业价值观念中的“伦理共同体”以及企业行为方式上的“践行共同体”,构成了日本式管理中的完整管理哲学体系。当这种管理哲学对应于日本的企业管理实践时,即催生了具有日本文化特色的组织、决策、人事、生产制度。而在当代日本社会文化背景发生转变的前提下,日本管理哲学也必须要适应时代变革的发展,进行自我调整与改变,才能保证日本企业和日本管理模式依然具有竞争力和生命力。最后,基于日本与中国特定的文化关系,对于日本管理哲学的研究也会给中国管理哲学的构建构建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借鉴与启示。

朱秀兰^[7]（2015）在《儒学思想在国内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与发展》文中认为儒学思想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对当代的企业管理及企业文化建设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企业管理人员应采取措施,对儒学思想进行现代转化。

肖时钧^[8]（2013）在《儒家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之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企业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以来,在追求企业经济高效、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中,制约企业发展的核心因素始终是管理问题。在当今国际化浪潮汹涌、市场瞬息万变、竞争异常激烈的背景下,企业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与契机。如何紧扣中国本土企业及市场特点,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管理方法,成为中国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决定因素,国内外研究者都将

李伟^[9]（2013）在《中西方管理比较与路径依赖分析》文中提出管理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管理理论的发展一方面与生产力水平及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相关,另一方面又处于一定的文化和思维范畴内。管理有着深刻的社会性,是非理性的,充满不确定性和不一致性。中西方管理的发展,基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思维模式,在各自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风格各异、具有显着特色的管理活动,有着各自的路径依赖性。本文运用新制度学派的路径依赖理论分析工具,对中西方管理进行比较,并揭示中西方管理各自的生成路径。

王定云^[10]（2012）在《东方管理人道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复旦大学首席教授苏东水先生提出了“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东方管理核心思想,并以“三为”思想为核心开创性地提出了“人道、人心、人缘、人谋、人才”的东方管理“五行”理论。东方管理的人道是作为主体人的人、人的价值、伦理道德、人的认识等的哲学思想体系,是东方管理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关于人生意义、人生理想和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的管理哲学学说。本文从东方管理人道理论研究的背景、理论与实践意义出发,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和东方管理人道理论基础,着重分析了人道的科学涵义、人道原理与本质以及东方管理人道的科学涵义与基本特征,总结提炼出人道思维过程模型,并对东方管理人道思维过程模型的21个要素进行详细分析。东方管理人道目标是“和”,追求人和、和合与和谐。人道的本质是“为”,即要做到“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人道基础是“仁”,“仁”者爱人,“爱”是“仁”的内在德性,“义”是“仁”的外在表现。人道理论的核心体现在围绕“三为”思想的创新求“变”,需要审时度势的“权变”能力。管理者必须遵循东方管理的“人本管理之道”、“人德管理之道”、“人为管理之道”。在此基础上,通过问卷调研,运用AMO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开展了实证研究。论文还通过设计结构式访谈问题,对有代表性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了分析。着重研究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和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背景现状、企业文化一经营之道、企业社会责任、人道创新管理及其实施效果等。

二、论儒学中的现代管理意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儒学中的现代管理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1）儒家仁学思想对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哲学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3）第三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研究 ——兼及传统儒学与现代性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4）儒学现代转换及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阳明心学与儒家现代性观念的开展（论文提纲范文）

（6）现代日本管理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儒学思想在国内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9）中西方管理比较与路径依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0）东方管理人道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儒学中的现代管理意识（论文参考文献）

• [1]儒家仁学思想对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哲学价值[D]. 李英华.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12)
• [2]2017年儒学研究动态综述[J]. 刘增光,郑随心.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2)
• [3]第三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研究 ——兼及传统儒学与现代性解读[D]. 孙阳阳. 山东大学, 2017(03)
• [4]儒学现代转换及当代价值研究[J]. 吕雯瑜,李亚莉. 实事求是, 2017(04)
• [5]阳明心学与儒家现代性观念的开展[D]. 李海超. 山东大学, 2017(08)
• [6]现代日本管理哲学研究[D]. 刘韬. 黑龙江大学, 2016(12)
• [7]儒学思想在国内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与发展[J]. 朱秀兰. 全国商情, 2015(22)
• [8]儒家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之关系研究[J]. 肖时钧. 人文论丛, 2013(00)
• [9]中西方管理比较与路径依赖分析[J]. 李伟. 比较管理, 2013(01)
• [10]东方管理人道理论研究[D]. 王定云. 复旦大学, 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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