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领导风格的多维选择模型(论文文献综述)
周晓雪[1](2021)在《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及其对创造力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学术界掀起了职业使命感(calling)的研究热潮。职业使命感是一种对某职业的强烈热情,且体验到强烈的意义感和责任感。职业使命感会产生许多积极影响,比如提升工作内驱动力、促使更高的工作投入、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和产生更多创新行为等。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在中国背景下对某一职业人群使命感的研究还较少,对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的研究更是空白。技能人才在我国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约2亿人,他们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力量。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走技能强国之路。此外,在推崇创新的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创新,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也迫切需要具有创造力的技能人才。目前技能人才社会地位不高,其工作满意度和积极性、主动性也普遍较低,按部就班完成任务,但创造力普遍缺乏。这既影响了技能人才队伍的稳定性,也限制了技能人才对创新创造发挥作用。研究表明,职业使命感是影响个体工作满意度、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作为一种内在驱动力,职业使命感能促进创造力的提升。因此,培养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激发技能人才冲破局限勇于创新、敢于创新的行为,将对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本研究聚焦技能人才这一职业群体,在心理所有权和资源保存理论的框架下,探究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结构内涵、维度,编制针对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的测量量表,揭示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对其创造力的作用机制,为培养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提高其创造力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基于心理所有权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研究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的内容结构模型及其测量方法。根据心理所有权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分析,结合技能人才职业特点,通过质性研究、半开放式问卷调查,利用探索性因子等统计分析方法,构建了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5维度结构模型,即“导向力”、“职业坚守”、“利他贡献”、“精益求精”和“意义和价值”,其中“职业坚守”和“精益求精”是体现技能人才特点的维度,并开发了相应的职业使命感量表。(2)研究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在其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和职位类别上是否存在显着差异。在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结构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ANOVA检验,研究结果发现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在性别上没有差异,但在年龄、学历、工作年限和职位类别上存在显着差异。(3)探究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整体及其各维度对创造力的直接影响。通过对交通运输等行业企业的一线技能人才开展问卷调查,采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结果表明: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整体及其各维度对创造力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作用,即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及其职业坚守、利他贡献、导向力、精益求精、意义与价值5个维度的水平越高,则其创造力也越高。(4)研究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对其创造力的作用机制。根据心理所有权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分析,选择心理所有权作为中介,人-组织匹配作为调节变量,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BOOTSTRAP的方法,检验了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心理所有权、人-组织匹配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揭示了我国新时代背景下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对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的“黑箱”。研究结果表明:技能人才的人-组织匹配程度正向调节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对其创造力的影响作用,即技能人才的人-组织匹配越高,职业使命感对创造力的影响越强;心理所有权在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和创造力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人-组织匹配同时也正向调节了心理所有权的中介作用,即人-组织匹配越高,心理所有权的中介作用越强,反之越弱。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1)构建并验证了在我国新时代背景下,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5维度内容结构模型,在原有职业使命感三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职业坚守”和“精益求精”两个维度,并提出测量方法,开发了量表,丰富了职业使命感的本土化理论研究。根据心理所有权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根据现有职业使命感的成熟量表,通过半开放式调查问卷,开发出体现技能人才特点的职业使命感量表,并且对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独特性进行了深入阐述。(2)揭示了在我国新时代背景下,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对创造力的直接影响,深化了职业使命感与创造力关系研究,拓宽了职业使命感的研究领域。当前的研究广泛地讨论了职业使命感的积极效应,主要是对个体的认知和态度方面,但是对个体工作场所行为的关注不够,本研究将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与创造力联系起来,从实践角度,有助于企业等组织从新的理论视角提升技能人才创造力。(3)构建了在我国新时代背景下,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对创造力影响的作用机制模型,揭示了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和创造力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引入心理所有权作为中介变量,探索了职业使命感作为诱发因素激活员工创造力的内在心理机制。此外,研究的调节变量人-组织匹配还体现了个人和组织之间的认知重叠,之前很少有研究关注职业使命感和人-组织匹配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将人-组织匹配作为职业使命感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推动职业使命感的深入研究。(4)拓展了心理所有权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的研究范畴。本研究根据心理所有权理论,引入心理所有权作为中介变量,根据资源保存理论,引入了调节变量人-组织匹配,构建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了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对个体创造力起正向积极影响的内在心理机制,发现了职业使命感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在我国新时代背景下,针对技能人才这个重要和特殊群体的职业使命感进行研究,深入探究了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对其创造力的影响,揭示了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丰富了职业使命感理论及相关研究领域。实践意义在于,研究结论将有助于培育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同时为提升技能人才创造力的管理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曹斌华[2](2021)在《设计基础课程的整合与重构 ——以南京艺术学院教学实验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数字化设计从普及到升级到变向的发展过程,当代设计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已然超越了简单的视觉图像层面而趋向于更为综合、系统与跨界。然而,大部分院校的设计基础教学却不容乐观,年级分段式的、简单化的、被分割的单元课程学习模式,依旧涵盖于几乎所有国内院校的设计教学之中,即所谓的素描、色彩、装饰及构成等课程。由此可知,专业化与碎片化的分门别类的知识训练和当下综合性与交叉性的设计发展趋势的矛盾,已然对设计教育特别是设计基础课程方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针对此问题,本文应对的方法及研究方向即是:通过课程的整合与重构,尝试建构起一种主题性、综合型的设计基础教学模式,以课题整合与作业编排为教学方法,以多种形式“语法”、“手法”、“看法”为作业途径,从而对基础教学展开反思与实验。本论文首先以包豪斯设计基础教学的整合性、多元性特质为讨论的出发点,在其课程的整体架构中反思中国自身设计教育在诸多方面过于碎片化的问题;其次,依据教育学视野和学科学理的角度讨论专业发展、现实情境以及学生条件等三方面的设计现状;再次,以整合的角度对中外国际联合教学工作坊、建筑设计以及当代艺术等相关基础教学的课题展开参照性地描述;从此,以设计基础的基本要素作为出发点揭示出以“形式”为学理取向的设计基础课程的发展方向;最后,以课程模式、课题设计、作业条件、主题切入等内容作为课程整统的要点,以此展开“整合”观念下的“物象”、“方法”、“交叉”、“专业”等四类方向的12个主题性、综合型设计教学案例的讨论,并对教学成效进行记录与分析。本文所提及的主题性教学法的核心是通过课题整合手段,将原有以技法、材料为区分的课程内容重构于主题之下,并围绕简单到复杂的系列主题教学单元展开教学活动与实践。这一教学改革旨在打破分门别类的传统课程模式,倡导教学理念回归到设计学交叉性、跨学科性的特质中,并与当下极具整合意义的设计趋向相吻合,因此,对于设计基础中新教学体系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刘爽[3](2021)在《“七丘之城”:从里斯本、果阿到澳门 ——跨文化视野下15-18世纪罗马“圣城”景观在欧亚大陆的复制与改写》文中提出城市的拓展亦是一个征服高地的过程,从罗马城的“七丘”到帝国境内的大量山地城市,“山地建城”的理念也成为多数罗马城市的一大共性,在中世纪的宗教狂热中催生出一座座“山巅之城”,那些在图像中高悬山巅的建筑,成为与神明最为接近的“圣地”,赋予了城市一顶形制特殊的“冠冕”。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理想在“七丘之城”罗马得到极大强化,通过一系列的城市改造、在罗马之劫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圣城,不仅引起境内城市的竞相效仿,更在海权时代再度拓展到地中海的“边缘”,从而在曾经历罗马化的伊比利亚半岛获得了自由,发展出更具适应性的本土化山城格局。但与4世纪已将自身打造成“第二罗马”的君士坦丁堡不同,这些城市虽与罗马教廷的宗教运动息息相关,却同本国的海外事业有着更大的关联。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不仅通过系列“重建罗马”的计划向圣城靠拢,更将其改造成以“下城区”为核心的“滨海山城”,以此展现海权时代的核心推动力——跨洋贸易。在这一过程当中,经过葡萄牙“本土化”的山城理念被带往印度洋的各个海岸和岛屿,罗马教廷的强盛势力也通过里斯本王室渗透其中,最终以一座座群山环抱下的新城塑造了葡萄牙帝国的海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果阿凭借绝对的政治、宗教地位被打造成一个东方的罗马,它不仅与地中海的第一罗马遥相呼应,更使“高地建城”的理念进一步向远东传递,借助完备的山地建设和系列适应政策,将“真十字之地”澳门营建成一座特征鲜明的“妈港神名之城”。然而,在这种不断“移动”的圣城背后,是罗马人“从山地到海滨”的城市化进程,并在海权时代“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贸易局势下,经历了建城“媒介”的一次次转变,从而在适应山区、平原、海滨与岛屿的过程中,由古典向近代社会迈进,最终在中西交汇的“十字路口”,将遥想中的“真十字之地”(澳门)化作了现实。
魏钊[4](2021)在《管理者认知风格、创新导向、知识创造过程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企业经营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信息技术迅猛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的加快,使得企业面临更大都环境不确定性。在这种环境下,更加凸显了企业创新的重要性。为了促进经济的转型发展,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出台了相关政策和资金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掀起了全民创新创业的热潮。同时它也成为学者们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其中,如何实现和提高创新绩效也成为了战略管理研究的热点。文献表明,高层管理者对企业绩效直接影响的研究形成明显的文献流,在管理者个人特征的研究也开展了广泛研究,但是在高层管理者认知风格对创新绩效影响方面的研究,尤其是通过中介变量的传导机制,深入剖析管理者认知风格对创新绩效的间接影响的文献还不多见。因此,本文以管理者认知风格为研究切入口,依照“认知—行为—结果”的研究线索,研究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和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中企业管理者认知风格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问题。企业的创新活动和创新绩效同时受企业内部活动和企业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管理者是企业组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管理者的认知风格存在差异,当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是,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和应对行动,这些行动会对企业的战略选择与战略决策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组织的绩效等。然而,管理者认知风格如何影响创新绩效这一过程却少有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引入了创新导向和知识创造过程两个中介变量,研究不同管理者认知风格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此外,企业所处的环境是动态变化的,外部的制度环境会对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和认知方式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将制度环境这一不确定的概念作为调节变量,引入研究框架,探究管理者不同认知风格和创新绩效的关系。本研究基于高阶理论、认知风格理论、创新导向理论、社会认知理论、资源优势理论、知识创造理论和制度基础观,构建了管理者认知风格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的概念模型,同时提出,管理者管理者认知风格通过计划型、创造型、学习型等三个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正向影响,对创新导向正向影响,对知识创造过程正向影响,知识创造过程、创新导向在管理者认知风格对创新绩效的作用中起着双中介效应,制度环境的规制、规范、认知三个维度在不同管理者认知风格对创新绩效的作用中起调节作用等。为了验证上述观点,本研究选取了广东、上海、北京、江苏和辽宁等15个省市地区的企业为样本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采用了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和Bootstrap分析对假设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管理者认知风格对创新绩效有预测作用,创新导向和知识创造过程在管理者认知风格和创新绩效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制度环境在管理者认知风格和创新绩效间起调节作用。本研究的大部分假设被实证检验结果所支持。具体而言,高层管理者由于认知风格不同,在感受到外部环境变化时,会对企业战略做出相应的选择和决策,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不同的管理者具有不同的认知风格,学习型认知风格的管理者善于学习,把握机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积累学习经验,而同时通过学习,不断更新自身与组织知识,促进企业内部创新,进而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正面影响,因此学习型认知风格正向预测企业创新绩效;计划型认知风格的管理者,善于制定计划,结合已有的成功经验与现实中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企业发展的决策行为,计划制定的过程是一种应对外界变化,不断动态调整管理的过程,这种过程能够刺激企业的创新行为,进而使得企业创新绩效提升,因此计划型认知风格正向预测企业的创新绩效;创造型认知风格的管理者具有创造型的思维认知方式,喜欢打破惯例,追求创新,这有利于企业的创新绩效,因此管理者的创造型认知风格正向预测企业创新绩效。管理者在企业特殊的影响力与决策权意味着其在企业战略选择上有重大的发言权,而这些战略选择的形成与管理者认知风格息息相关。创新导向作为企业的一种重要战略选择,其实施强度与水平与管理者认知风格密不可分,同时创新导向影响着新知识、新技术的产生,这些成为企业实现新过程、开发新产品等的关键驱动力。因此,创新导向与知识创造过程在管理者认知风格正向预测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了链式中介作用。制度与组织的动态互动决定了企业的战略选择和绩效,在中国当前制度不断转型的过程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不断重塑管理者的认知和行为模式,是管理者进行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Scott(1995)的研究,制度环境可以划分为规制环境、规范环境、认知环境三个维度,不同制度维度对学习型、计划型和创造型认知风格对创新绩效的关系起到不同的调节作用,规制环境分别对学习型认知风格、创造型认知风格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显着负向调节作用,认知环境显着负向调节了创造型认知风格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规范环境对学习型、计划型、创造型认知风格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没有起到显着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的结论对理论和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启示。在理论方面,管理者致力于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结合组织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的变化,需要管理者正确的认知和决策。不同认知风格的管理者在制定决策时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决策行为。本研究结合“认知-行为-绩效”的研究范式,首次揭示了不同认知风格的管理者经过战略选择(创新导向)进行创新活动(知识创造过程)获得结果产出(创新绩效)的微观作用过程,为凸显认知因素在创新中的作用提供了启示,具有探索性理论意义,有助于企业从不同的角度和思维方式考察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原因及作用机制。其次,本研究对中国处于转型期的特有的制度环境(末级制度)进行了测量。Busenitz,Gomez和Spencer(2000)量表有着较高的被认可度,虽然为多数学者所采纳,但以往的研究中制都把度环境为一整体,并没有界清次级制度与末级制度,实际上,不同的制度要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相同。本研究澄清了以往研究中制度环境测量中的混淆,区分了制度环境的次级制度和末级制度,明确了Busenitz,Gomez和Spencer(2000)量表测量末级制度的效用。从而得出结论,在法制水平/产权保护等次级制度环境外生的条件下,未级制度环境(政府支持、资助创新的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负面效应。因此,必须提高次级制度质量(法治水平、产权保护程度、市场化进程),才能保证企业创新绩效的持续增长。在实践方面,管理者作为企业的中坚部分,对企业创新起到重要影响。本研究实证研究了在企业创新导向的选择和组织内部知识创造过程的中介作用下,不同认知风格的管理者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的差异性,启示企业,首先,应该根据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结合高层管理者认知特点,开展创新活动,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其次应当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和创新导向的重要性,在组织内部培育创新氛围,提高员工的创新积极性和创新能力。同时更加注重知识创造过程和内部知识库建设,通过知识的管理、分享和创造,提高员工的素质能力、技能水平等,创造知识的过程,也是创新实践的提高,有利于创新行为,提高创新绩效。最后,企业应特别注意当前经济环境、法律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收集的数据为横截面数据,并未考虑管理者认知、创新导向、知识创造过程、创新绩效、制度环境的动态作用过程及时间滞后效应。本研究样本量相对有限,未来的研究应当积极尝试多种调查方式,扩大样本量,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最后,本研究采用的量表的开发基于西方情境,应用于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未来的研究应该开发基于中国情境的量表。
李娟[5](2021)在《家长式领导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振兴足球事业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足球的发展尽管取得了一定进步,但距离建设足球强国的目标仍有不小差距。“足球从娃娃抓起”这一口号的提出以及各地青训机构的蓬勃发展,凸显了国家层面加强足球事业发展的决心,也昭示着培养足球人才后备力量的重要性。然而,在足球青训快速发展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不容忽视,尤其是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教育与管理问题,而这与教练员的领导方式密不可分。在足球青训中,教练员发挥着重要而又特殊的作用,他们不仅是教育者与领导者,与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朝夕相处的这一特殊性,让他们更承担着家长的角色。同时,通过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发现,家长式领导也是目前中国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培养过程中被普遍采纳的一种领导方式。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家长式领导对下属行为的影响并未达成一致的结论,大量研究针对的是成年人群体和企业组织情境,能否应用于指导身心快速变化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尚有待继续研究。鉴于此,本文基于积极组织行为学理论,融合社会认知理论、目标设置理论和认知发展理论,探究家长式领导的不同维度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行为的影响机制。首先,应用文献计量软件Hiscite和Citespace对家长式领导和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行为进行文献分析;其次,在文献综述和深度访谈基础上,进行理论模型推导,以“家长式领导→信任教练→行为”为思路,构建211跨层低阶中介模型,以“家长式领导→团队凝聚力→行为”为思路,构建221跨层高阶中介模型;再次,修订国内外成熟量表,小样本预测,在中超、中甲、中乙等13-18岁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中发放问卷2000余份,共获取57支队伍的758份有效样本数据;最后,通过信效度分析、ICC和Rwg分析,并运用SPSS、HLM、R语言、Num XL和最优化算法完成假设检验,得到以下结论:其一,教练员家长式领导的德行维度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行为有显着的正向影响。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行为更容易被德行领导所激发。在教练员的领导中,他们个人所展示的公正平和、大公无私、身为典范等德行品质,能够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实施更多有益于个人和组织的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其二,信任教练和团队凝聚力在家长式领导与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在个人层面,教练员的威权领导和德行领导通过作用于青少年对教练员的信任,进而影响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行为;在团队层面,教练员的德行领导通过作用于团队凝聚力,进而影响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行为。其三,目标清晰度在信任教练与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目标清晰度越高,越能降低威权领导对其行为的负面影响,越能增强德行领导对其行为的正面影响。其四,教练员家长式领导的不同维度对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行为影响具有差异性。以13-15岁和16-18岁两个年龄段为例,德行领导对两个年龄段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行为均具有相对稳定的正向影响;仁慈领导对13-15岁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行为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但在16-18岁年龄段不显着;威权领导在两个年龄段的影响均不显着。本文主要贡献和创新点包括:(1)对家长式领导理论进行了深化与整合。本研究基于积极组织行为学理论视角,整合社会认知理论、目标设置理论和认知发展理论,尝试将家长式领导嵌入教练领导力多维模型,构建了适用于青少年运动员群体的教练员家长式领导多维模型,有利于拓展家长式领导理论在教练领导力领域的研究。(2)对管理学和体育学进行了交叉学科研究。以往对教练员与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关系研究大多集中在体育学研究领域,较少得到管理学领域的关注。本研究在二者之间架起桥梁,特别是将积极组织行为学理论应用于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行为研究领域,将丰富有关领导力和行为研究的跨学科理论研究成果。(3)从教练员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行为影响的视角研究如何提升足球青训水平,具有视角创新性。以往关于青训的研究大多注重政策因素、硬件建设、观念变革等方面,较少关注教练员领导方式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行为的影响。足球青训水平的提升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更需关注作为核心的人的行为与影响的研究。(4)丰富了中国足球青训本土化研究的理论体系。现有足球青训的相关研究大多借鉴足球发达国家的实践成果,而本研究针对本土青训关键问题,研究教练员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行为的影响机制,并通过两个不同年龄群组的对比分析,得出三种不同家长式领导方式对不同年龄群组行为影响存在显着差异的结论。本研究力求纳入多维度和动态视角,讲好中国足球故事,推动本土化的足球青训理论创新,期望对中国足球发展做出贡献。
朱厢炜[6](2020)在《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分别是我国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代表性建筑作品,两座建筑的设计全过程所反映的内涵有着跨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本文通过大量详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呈现了两座建筑设计的全过程,并从多个角度评析了这两座建筑的时代性意义和当代启示。论文共由七章组成,章节之间呈现顺序递进的关系。第一章绪论,表明了本研究的课题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对已有研究进行了综述,展现了本文的基本逻辑与框架。第二章,对我国1949年至1989年的建筑创作环境进行了概述,介绍了与两座建筑直接相关的自贡恐龙文化和彩灯文化。第三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展开建筑设计之前,包括前期策划等在内的诸多事件。第四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从建筑设计竞赛到建成的整个过程。第五章,呈现了自前期策划到建成后包括专业机构等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两座建筑的评价。第六章,从建筑策划、建筑后评估、建筑设计竞赛、建筑设计、建筑伦理、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维度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评析,揭示了其在这几个维度的意义和对当下建筑业的启示。第七章结论,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审视了此次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全文共约22万字,图片123幅,表格36个
教育部[7](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研究指明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梁潇杰[8](2020)在《企业员工工作质量的量表开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自1999年国际劳工组织(ILO)提出体面劳动概念,强调工作要能够满足员工最低的权利和条件起,员工工作质量就引起了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工作质量的高低不仅直接影响员工的健康和幸福感,还会对企业效率和社会医疗、福利及税收系统产生影响,探究如何提高员工工作质量是企业及整个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员工工作质量是多维度复杂概念,它包含了一系列影响员工幸福感的工作特征。对其准确的定义和开发可操作化测量工具是员工工作质量研究的第一步,但现有文献仍未跨越定义和测量难题,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并未明确员工工作质量多维构念类型,而不同类型的构念测量方式存在差异。其次衡量员工工作质量需要嵌入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中,已有量表大都以发达国家为背景开发,并不完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而我国工作质量量表主要是围绕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两大群体开发,量表的普适性值得商榷。最后现有的员工工作质量量表存在指标代表性不足、指标混乱和在员工个体层面可操作性较差等缺陷。在此背景下,依据梁建、刘芳舟和樊景立(2017)对中国情境下量表开发的建议,同时参考Zheng et.al(2015)和杨静、王重鸣(2013)等学者基于扎根理论进行量表开发的流程,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和小组访谈等形式,获取员工认知的好工作和差工作的构成等文本资料,借鉴扎根理论的编码程序构建了由工作报酬、工作安全与健康、工作负荷、员工和组织的关系、人际关系、个人发展、工作参与和工作稳定性8个核心范畴构成的中国情境下企业员工工作质量概念模型。在概念模型基础上,本研究生成了包含31个测量题项的员工工作质量预测试量表,使用长春市某经济技术开发区31家企业的612份有效问卷对该量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最终得到包含工作报酬、工作安全与健康、工作负荷、员工和组织的关系、人际关系、个人发展和工作参与7个维度28个题项的员工工作质量量表,识别出"员工和组织的关系"这个未在已有量表中发现的维度。接着本研究在明确员工工作质量为合并型多维构念的基础上,从理论角度出发,赋予了7个维度相同权重;最后使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量表进行了检验。员工工作质量是由企业做出的与工作条件相关的决策所决定的,企业内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及行动可以改善员工工作质量。高绩效工作系统来自于学者们对人力资源管理最佳实践的探索,它强调员工是组织的重要人力资本,通过提高员工的技能、知识和能力,给予员工动力和机会,可以帮助组织实现绩效改善和获得竞争优势。该过程隐含了员工的重要性,却少有研究探讨高绩效工作系统在帮助组织实现目标的同时,会给员工工作质量带来何种影响。而在仅有的关于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工作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中,结论并不一致,这提示着权变因素的存在。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权变观也认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必须与组织相匹配才能发挥作用。工会作为代表员工利益的组织,既会影响企业对高绩效工作系统的采纳和实施,也会对员工工作质量产生影响,却鲜有研究探讨企业工会在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工作质量之间的调节作用。持权变观的学者还指出企业中高绩效工作系统不可能完全一致,一些企业强调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员工高控制的一面,而一些企业强调高绩效工作系统双赢的一面;企业的资本密度会影响其在人力资源管理上的人均支出,影响企业在实施高绩效工作系统时的侧重点,已有研究仅探讨了资本密度对企业高绩效工作系统采用和实施的权变影响,却鲜有研究探讨它是否能够增强或者减弱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工作质量之间的关系。基于以上背景,同时考虑已有文献表明在制造业企业中高绩效工作系统的作用效果更加显着,本研究探究了制造业企业中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工作质量之间的关系,及企业工会和资本密度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相比分别探讨两个调节变量的作用,采用三项交互同时考量两个调节变量的作用所探索出的关系权变因素更加有效。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探究了企业工会和资本密度对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工作质量之间关系的联合调节作用。使用苏州市某经济技术开发区44家企业的雇主、人力资源经理及1631个员工的三方配对数据,采用本文开发的员工工作质量量表,利用SPSS 19.0和Mplus7.0统计分析软件,本研究对高绩效工作系统、员工工作质量、企业工会和资本密度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控制了性别、年龄、学历、户籍、岗位类型和劳动合同类型等个体层面变量,及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和成立时间等企业层面变量后,本研究得到了如下结论:(1)在制造业企业中,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员工工作质量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2)在制造业企业中,工会在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工作质量之间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相较于没有工会的企业,在有工会的企业中,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工作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强。(3)在制造业企业中,资本密度在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工作质量之间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资本密度越高,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工作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4)在制造业企业中,工会和资本密度在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工作质量之间起联合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当企业中没有工会且资本密度高时,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工作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最强。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1)确认了员工工作质量多维构念类型,为后续研究厘清了定义。(2)开发了中国情境下,基于员工视角的员工工作质量量表,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测量基础。(3)识别了特色维度“员工和组织的关系”,完善了员工工作质量的测量维度。(4)验证了制造业企业中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员工工作质量的影响,丰富了员工工作质量的前因变量。(5)识别了工会和资本密度的权变影响,明晰了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工作质量的作用边界,同时证明了中国工会在企业中能够配合高绩效工作系统的实施,提升员工工作质量。(6)研究了工会和资本密度对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工作质量之间关系的联合调节作用,丰富了三项交互的实证研究。本研究的管理启示主要体现在:(1)为企业提高员工工作质量提供借鉴。企业可以通过给予员工合理公平的薪酬,注重工作安全与健康,给员工合理的工作负荷,授予员工更多参与机会,重视员工个人的发展,同时为员工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氛围,给予员工扶持和帮助以改善员工和组织之间关系等途径来帮助员工提高工作质量。(2)为企业采用及实施高绩效工作系统提供建议。企业在采用和实施高绩效工作系统时,应该结合资本密度、是否有企业工会等自身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盲目跟风可能会适得其反。
郭玥晗[9](2020)在《校史地图信息的时空对象建模与可视化表达技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校的校史是学校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大学的文化品质和精神积淀,对大学校园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作用,很多高校都十分注重展示自己学校的发展历史。随着校园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校史数据来源不断丰富,可视化表达手段日新月异,传统的校史展现方法已逐渐无法满足用户多用途的需要。校史地图是校史可视化的一种手段,可以展示学校发展的时空变化和属性特征,然而目前的校史地图可视化方法较为单一简单,且现有的校史地图大都只对校史的空间位置与部分属性特征进行可视化,但校史地图需要表达的元素十分丰富,如学校历史中各个部门的关联关系、组成结构、行为能力等特征,并且校史发展还具有全过程、多尺度、全方位的特性,现有可视化方法无法有效满足这些特性的可视化需求。为了全面、直观、有效地表达出院校发展的时空动态变化特征,丰富校史信息的可视化手段,本文进行了校史地图信息的时空对象建模与可视化表达技术研究,主要内容如下:1、探讨了校史地图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通过总结时空数据模型、历史地图以及时空数据可视化方法三个方面的研究现状,分析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明确了本文的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2、提出了校史地图信息的对象化描述方法。阐述了基于多粒度时空对象的校史地图的相关概念,分析了基于多粒度时空对象的校史地图与传统校史地图的区别;基于校史地图信息对象化描述的特点与内容,设计了校史地图中不同时空对象的描述框架;提出了校史地图中时空对象类特征项的描述方法并对校史地图中主要对象类进行具体描述。3、开展了校史地图信息的时空对象建模方法研究。提出了校史地图信息的对象化建模框架,确立了校史地图信息的对象化建模流程,分析了建模的关键技术;对校史地图信息对象化建模的关键步骤和方法进行了设计与实现;设计了具体实验案例,生成了校史地图的对象化建模数据。4、开展了校史地图的可视化表达技术研究。确立了校史地图的可视化表达流程,分析了可视化表达的关键技术,提出了校史地图可视化表达模型;构建了校史地图的可视化表达分类体系,确定了不同类别的校史地图可视化方法选择的通用化流程;探讨设计了基于校史地图对象化数据的可视化方法,并以校史地图中的用户交互功能为基础对基于用户交互的多粒度功能和个性化功能进行了设计;设计了相关实验,基于实验案例对可视化方法与功能进行了设计实现。5、设计与实现了校史地图的实验系统。对校史地图的对象化建模和可视化原型系统以及实验功能模块进行了设计与实现;以郑州某大学的校史为例进行了建模和可视化实验,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建模和可视化方法的可行性。本研究通过对校史地图的对象化描述方法、对象化建模方法以及可视化方法设计,完整的构建了基于多粒度时空对象的校史地图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创新了校史地图的数据建模和可视化理论。研究实现的校史地图可视化实验系统,从技术上弥补了目前校史信息可视化中缺乏可交互多尺度动态可视化工具的不足,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同时,本研究的确立,也为其他历史地图的设计制作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借鉴。
田蕊[10](2020)在《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意蕴 ——基于企业女性管理者的质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理念的深入贯彻,女性受教育水平显着提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半边天作用也日益彰显;同时,从世界范围来看,越来越多的女性可以平等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建设、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和工作权等,国内外妇女事业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缩小劳动力市场中职业地位的性别差距、促进女性卓越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的关键所在;而在促进女性获得高层次职业地位过程中,除了依靠政策、制度等外部社会力量外,作为型塑人格与培养价值理念的教育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13名企业管理层知识女性深度访谈,一方面,全面、生动地呈现了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动态复杂过程;另一方面,基于她们职业地位获得的经历,反观她们所接受到的教育,同时,鉴于教育对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具有连贯性,本研究很难割裂地分析某一种教育类型或教育活动对女性某一方面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不同教育时空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进一步将“教育意蕴”解构为三个层面,即教育的动力作用、阻力作用以及提升路径。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第一,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4A”路径。知识女性自身特质(Attribute),即“双性化”特征、坚韧性、自信心、进取心,和所具备的能力(Ability),即对职场环境的适应力、对职业发展的规划力、对行动计划的执行力以及对自我提升的学习力,是她们获得高层次职业地位的内在保障。在追求职业地位过程中,知识女性会展开一系列积极行动(Action),包括物我互动——从容应对职场环境的“多重约束”、不甘于成为晋升“陪衬”、勇于尝试职场极限环境的挑战;人我互动——与领导之间“学会变通与坚持自我”的互动、与同事之间“获得工具理性与情感支持”的互动以及与下属之间“共促发展与相互支持”的互动;自我互动——冲破“玻璃天花板”、寻找“潜力发展区”与打造“核心竞争力”、持续学习与自我提升。最终,知识女性实现了不同层次的职业地位目标(Aim),即“小我型”职业地位(物质性和精神性)和“大我型”职业地位(集体性和社会性)。第二,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动力。本研究从动力来源、作用路径及作用结果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不同时空的教育对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动力作用,具体地:(1)在生活时空的家庭教育中,知识女性通过家庭环境氛围的浸染、父母的身体力行和严格训练,知识女性在模仿学习、自我内化过程中,塑造了自身独特的性格品质、促进了情感的发展以及形成了基本的性别观念。(2)在学习时空的学校教育中,她们通过专业学习掌握基本的生存工具——扎实的专业知识,通过“第二课堂活动”获得综合职业能力的全面提升,通过积极的师生互动避免自己在课堂上被“边缘化”并帮助自己建立强大自信。(3)在职业时空的职后教育中,她们通过艰苦工作环境的磨炼学会职场生存,通过不断变化的工作挑战促进自我突破与持续前进,通过支持性人脉网络获得经验积累和情感支持。第三,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阻力。本研究从教育的负向功能视角,进一步分析了教育在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产生的阻碍作用。具体地:(1)带有性别标签的家庭教育中,父母对女性发展的低期待、对女性情感发展的忽视以及建立支配型亲子关系,限制了女性的发展、阻碍了女性积极情感的建立,同时,在无形中强化了她们的依赖性、弱化了独立性。(2)“去性别化”与“再性别化”的学校教育中,两性之间“均衡与同一”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性别不平等,并通过隐性校园文化对女性的性别观念进行了再塑造,同时,导致女性在课堂教学中的边缘化处境。这样的学校教育氛围使得女性忽视了性别不平等、强化了女性对传统性别观念的认同、导致女性产生“习得性无助”。(3)性别差异“合理化”的职后教育中,企业文化依然存在对女性的“轻视”,两性员工之间的教育与培训资源分配不均衡,同时,女性员工普遍缺乏工作导师的指导。最终导致女性员工无法充分提升能力水平、难以融入工作组织中的人际网络、缺乏工作和情感支持。第四,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提升路径。本研究基于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4A”路径、教育动力和教育阻力,进一步从教育观念和教育行动两个层面,为女性教育与人才培养提出了具体的教育提升路径,以期更好地助力知识女性获得高层次职业地位。在教育理念方面:不同的教育时空应构建基于“新型两性关系”的现代社会性别观、以“女性全面而卓越发展”为核心的女性素质教育观以及基于“自我发展”和“服务社会”的女性理想信念观。在教育行动方面:(1)在生活时空的家庭教育中,父母通过开展基于日常语言与行为互动的“濡化式”教育,促进女性现代社会性别观念和个人品质的形成。(2)在学习时空的学校教育中,基于秩序化学习时空,教师应将“现代社会性别观”融入课程设置,采用以“合作参与”为核心的教学法,并开展“关系性”教学实践;基于非秩序化学习时空,学校应为女性“参与学校各部门的管理工作、参与学生组织和社团的组织工作、参加社区和社会服务工作”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3)在职业时空的职后教育中,企业应将“现代社会性别观”融入企业文化,通过文化氛围的熏陶,实现对知识女性性别观念和职业情感的教育;通过艰苦的工作环境和有挑战性的工作任务的考验与磨练,促进知识女性“品格的次级社会化”,并推动她们不断寻求自我突破与持续学习;企业还应促进女性员工与工作导师以及“女性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双向交流,使她们不断积累工作实践经验、进一步提升职业能力以及持续获得情感支持。总之,知识女性在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她们能够积极适应职场环境、始终保持学习状态并不断寻求突破,这与她们成长发展所经历的不同时空的教育密不可分。本研究深入分析了教育在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中的动力作用并探寻行之有效的教育提升路径,对有针对性地开展女性教育与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二、领导风格的多维选择模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领导风格的多维选择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1)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及其对创造力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研究内容及结构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章节安排与结构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主要创新点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心理所有权理论 |
2.1.2 资源保存理论 |
2.2 职业使命感的文献综述 |
2.2.1 职业使命感的概念内涵 |
2.2.2 职业使命感的类型划分 |
2.2.3 职业使命感的维度及测量 |
2.2.4 职业使命感的影响因素 |
2.2.5 职业使命感的作用机制和理论视角 |
2.3 心理所有权的文献综述 |
2.3.1 心理所有权的内涵 |
2.3.2 心理所有权的维度与测量 |
2.3.3 心理所有权的作用效果 |
2.4 人-组织匹配的文献综述 |
2.4.1 人-组织匹配的内涵 |
2.4.2 人-组织匹配的维度及测量 |
2.4.3 人-组织匹配的作用效果 |
2.5 创造力的文献综述 |
2.5.1 创造力的内涵 |
2.5.2 创造力的维度及测量 |
2.5.3 创造力的影响因素 |
2.5.4 职业使命感对创造力的影响 |
2.6 本章小结 |
3 理论模型及研究假设 |
3.1 研究整体思路及模型 |
3.2 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研究 |
3.3 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影响个体创造力的作用机理分析 |
3.3.1 心理所有权的中介作用 |
3.3.2 人-组织匹配的调节作用 |
3.4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汇总 |
3.4.1 整体理论模型 |
3.4.2 研究假设汇总 |
3.5 本章小结 |
4 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的内容结构及测量方法 |
4.1 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内容结构研究 |
4.2 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量表测量研究 |
4.2.1 量表开发流程 |
4.2.2 初始题项提出 |
4.2.3 预调研和量表修订 |
4.2.4 量表检验 |
4.3 研究结果与讨论 |
4.4 本章小结 |
5 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的人口统计学差异比较研究 |
5.1 研究目的 |
5.2 研究方法 |
5.2.1 研究样本 |
5.2.2 研究工具 |
5.3 研究结果及数据分析 |
5.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3.2 方差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6 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对其创造力的直接影响研究 |
6.1 研究目的 |
6.2 研究设计 |
6.2.1 程序与样本 |
6.2.2 变量测量 |
6.3 数据分析和结果 |
6.3.1 信效度检验 |
6.3.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6.3.3 控制变量差异性检验 |
6.3.4 描述性统计分析 |
6.3.5 相关性分析 |
6.3.6 回归分析 |
6.4 结论与讨论 |
6.5 本章小结 |
7 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对其创造力的中间作用机制研究 |
7.1 研究目的 |
7.2 研究方法 |
7.2.1 测量工具 |
7.2.2 统计分析方法 |
7.3 数据分析和结果 |
7.3.1 变量的区分效度 |
7.3.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7.3.3 假设检验分析 |
7.4 结论与讨论 |
7.5 本章小结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管理实践的启示与建议 |
8.2.1 组织层面的管理启示与建议 |
8.2.2 个体层面的管理启示与建议 |
8.3 研究局限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访谈提纲 |
附录二 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对创造力的影响研究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设计基础课程的整合与重构 ——以南京艺术学院教学实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关于课题研究的缘由 |
一、艺术设计的发展与综合性、交叉性特征 |
二、设计基础教学瓶颈与深化实验 |
三、团队教学实验平台与个人实践基础 |
第二节 关于课题研究的目的 |
一、对主题性设计基础教学的意义、价值的认知 |
二、对主题性设计基础教学实验的整理 |
三、对设计基础学理的反思与知识系统的重构 |
第三节 关于论文的准备 |
一、对设计基础教学相关文献的解读 |
二、有关设计教学发展与现状的反思 |
三、论文撰写所参考的方法与思路 |
第一章 关于“设计基础课程”的延伸与发展 |
第一节 整体性与碎片化的演绎,关于包豪斯基础课的延伸 |
一、发端与演化:包豪斯基础课程的若干特征 |
二、理性与消解:乌尔姆基础课程的变向及终结 |
三、变革与升华:阿尔伯斯在美国的基础课程教学 |
四、回望与纪念:包豪斯百年主题教学工作坊 |
第二节 关于国外基础课程的发展 |
一、多元与个性:多样教学思想主导下的教学景观 |
二、形式与散发:美国基础课程的体系构成 |
三、逻辑与功能:雷曼的产品设计基础教学方法 |
第三节 关于中国设计基础课程的历程与现状 |
一、发端与缺失:绘画+图案模式 |
二、引进与误解:对构成教学的反思 |
三、程式与格局:设计素描+装饰色彩+三大构成 |
四、变异与修补:局部改革与片断探索 |
五、介入与挑战:数字化情景中的新课题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教育学视野与学理解读中对设计基础课程的改革条件 |
第一节 外生性:艺术设计发展的专业氛围 |
一、发展认知:提升与设计功能扩展 |
二、数字媒体:从辅助设计到智能化设计 |
三、走向综合:从单一化设计到系统设计 |
第二节 内生性:艺术设计教育的现实情境 |
一、程式与单一:绝大多数院校的重复单一 |
二、改革实践:极少数院校的改革实践 |
三、工科介入:理性建构中的技术性与工具性 |
四、改写因素: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及教学形态的渐变 |
第三节 原生性:艺术设计学科学生的基础条件 |
一、基础的标准:入学专业统考条件下的命题及应试 |
二、修订与确立:培养目标与课程标准的改写 |
三、矛盾与理想:教与学的局限与愿景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关于主题性设计基础课程的参照与启示 |
第一节 知识的综合与媒介的交叉 |
一、侯世达:《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集异壁之大成》 |
二、莫霍利·纳吉:《新视觉-绘画、雕塑、建筑、设计的基础》及教学实验 |
三、“透明性”:时空交错中的多维视觉设计启示 |
第二节 来自国际联合教学工作坊的示范 |
一、案例1:“笔记与思维”设计创意工作坊 |
二、案例2:“从绘画到设计”综合设计工作坊 |
三、案例3:“综合材料”绘画工作坊 |
四、案例4:“在障碍中行动”舞台空间工作坊 |
五、案例5:“二十四节气”实验艺术工作坊 |
第三节 来自建筑教育的参照与启示 |
一、现代空间模型与现代性练习设计 |
二、AA建筑学院中当代艺术与空间教学的交叉 |
三、鲁安东的建筑电影与空间认知课题 |
四、顾大庆的制图/构成/绘画/模型的综合课题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关于设计基础课程的知识结构与学理取向 |
第一节 关于设计基础的基本要素 |
一、造型:从结构性造型到主题性造型 |
二、色彩:从自然色彩到数码色彩 |
三、形式:从方法主题到哲理主题 |
四、装饰:从经典图式到图案构成 |
五、材料:从真实材质到抽象质感 |
第二节 关于课程的知识谱系与表现要素 |
一、构成语法:从和谐关系到解构拼贴 |
二、视觉维度:从超写实描绘到超现实表现 |
三、形式要素:从平面表现到运动时空交错 |
四、媒介技法:从材料手工到声音媒体运用 |
五、数字媒体:从辅助手段到思维导向 |
第三节 关于设计基础课程的学理取向 |
一、对形式概念的解读与分析 |
二、多元形式的内涵意义与图式表现 |
三、“形式美”与“有意味的形式” |
四、形式的戏剧性展开与形式感的生成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关于设计基础课程设计的途径与方法 |
第一节 关于课程模式的反思与教学结构的设计 |
一、关于对单元制课程体系的反思 |
二、关于对片断式教学实验的小结 |
三、关于对工作室制教学模式的参照与融汇 |
四、关于对主题性教学模式的参照与融汇 |
第二节 关于建构主题性、综合型课程结构 |
一、变单元设置为结构整合 |
二、主题切入:物象/方法/交叉/专业 |
三、内容整合:形式/要素/维度/媒介 |
第三节 关于课题设计的要素与法则 |
一、资源与情境:从对象到内容的认知 |
二、切入与转换:从主题到课题的变异 |
三、叙述与媒介:从视觉到形式的演绎 |
四、方法与游戏:从理性到趣味的改写 |
第四节 关于作业系列的编排与组合 |
一、规定性与自由性的结合 |
二、逻辑性与趣味性的结合 |
三、分析性与发散性的结合 |
四、单一性与交叉性的结合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主题性与综合型设计基础教学实验(一) |
第一节 以“要素”为切入方式的课题设计 |
一、演绎方式:从正常到非正常 |
二、分析方式:从抽象到泛象 |
第二节 以“对象”为切入方式的课题设计 |
一、课题1:寻找与归纳,来自自然的形式 |
二、课题2:构成与解构,来自建筑的形式 |
三、课题3:观念与拼贴,来自当代艺术的形式 |
第三节 以“方法”为切入方式的课题设计 |
一、课题1:看法/关于视觉体验的方法 |
二、课题2:语法/关于形式分析的方法 |
三、课题3:手法/关于艺术表现的方法 |
第四节 关于综合型教学方法 |
一、课题与课程、教学大纲及教学 |
二、课题设计与作业编排的方法 |
三、教学研究与教案编制 |
四、课题作业作为教材的核心内容与体例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主题性、综合型设计基础教学实验(二) |
第一节 “物象”课题与实验作业 |
一、自行车—对机械形态特征视觉认知多样性的体验与表达 |
二、芭蕉—对自然形态特征视觉认知多样性的体验与表达 |
三、纸—对日常材料形态特征视觉认知多样性的体验与表现 |
第二节 “方法”课题与实验作业 |
一、变体—对经典作品的研习以及方法的运用与拓展 |
二、拼贴—多样化形式元素的组合与重构 |
三、分形—隐藏秩序的发现与操作 |
第三节 “交叉”课题与实验作业 |
一、建筑—抽象视觉要素与空间构成的综合 |
二、音乐—视听转化与表现性的形式演绎 |
三、园林—传统图式的表达与时空构造的演绎 |
第四节 “专业”课题与实验作业 |
一、服装—从身体的观念到形式的媒介 |
二、装置—从空间解读到材料象征 |
三、迷宫—从二维图形到三维空间 |
本章小结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3)“七丘之城”:从里斯本、果阿到澳门 ——跨文化视野下15-18世纪罗马“圣城”景观在欧亚大陆的复制与改写(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第二节 主要视角与方法 |
第三节 论文结构 |
第四节 15-18世纪欧亚大陆“罗马城市”图像的研究语境 |
一、葡萄牙“罗马城市”景观研究 |
二、葡萄牙殖民地城市景观研究 |
三、澳门城市图像的跨文化研究 |
第五节 问题的提出:罗马圣城景观在里斯本、果阿与澳门? |
第一章 、七丘:罗马“圣城”景观的形成 |
第一节 罗马早期的山地景观及其演变 |
一、“七丘”的建立 |
二、城市形象的早期传播 |
第二节 七丘之城: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的理想形象 |
一、尼古拉五世的“理想城市”图形式规划 |
二、利奥十世时期的“重建罗马”建筑计划 |
三、耶稣会与保罗三世时期的高地建设 |
四、世界的形象:新时期的“七丘之城” |
第三节 又见罗马?——圣城景观的转移 |
小结 |
第二章 、里斯本的山城建设与“水上罗马”的形象 |
第一节 背景:葡萄牙的“山城”传统与大航海时期的形象改造 |
一、山城传统与基督教的空间理念 |
二、高地与内城建筑、道路体系 |
三、高地防御的新发展 |
第二节 里斯本山城的早期“罗马化” |
第三节 曼努埃尔一世的理想城市与高地重心转移 |
第四节 若昂三世的“重建罗马”与“七丘之城”形象 |
一、罗马教廷与罗马城市图像的影响力 |
二、奥朗达的“重建罗马”城市改造 |
第五节 水上的罗马:若昂五世时期的“形象转变” |
一、耶稣会的高地争夺战 |
二、菲利波·尤瓦拉的里斯本“新罗马”计划 |
第六节 结束与开始:震后的里斯本 |
小结 |
第三章 、果阿与葡萄牙海外殖民地的“滨海山城”理想 |
第一节 山城理想初探:七城岛与真十字 |
第二节 葡萄牙亚洲殖民地中的山城与理想的图形式规划 |
第三节 前殖民时期的山城果阿 |
第四节 殖民时期果阿的高地景观演变 |
一、城市高地与圣城格局的形成(1510-1604年) |
二、又见“水上的罗马”:滨水区的建筑景观建设(1605-1759年) |
第五节 里斯本还是罗马?——果阿的“七丘之城”形象 |
小结 |
第四章 抵达远东:澳门半岛上的“东方圣城”景观 |
第一节 濠镜澳——被遗忘的“真十字”之地 |
一、东亚的“维拉科鲁兹地” |
二、“另一端的岛屿”:七洲山 |
三、十字与王冠之盟——十字门 |
第二节 开埠前的高地景观(1557年之前) |
第三节 开埠早期“中央高地”的建立(1558-1582年) |
一、“城市制高点”——圣保罗山 |
二、澳城的另一面相:本土力量对高地景观的影响 |
第四节 “山巅之城”格局的形成(1583-1700年) |
一、17世纪“高地建筑”的建立 |
二、七个“堂区”,一种格局 |
第五节 水上圣城的东方形象:妈港神名之城 |
一、“复原”记忆:源自地中海的岛屿“理想” |
二、新旧理想的交替:山城形象的革新与没落小结 |
小结 |
第五章 、从复制到改写:15-18世纪圣城景观在欧亚大陆的“转移” |
第一节 从山地、平原到海滨:罗马山城的“转移” |
第二节 “水上的圣城”及其形象的形成 |
第三节 从地中海、大西洋到印度洋:岛屿山城的崛起 |
一、贸易模式与滨海山城的形成 |
二、新媒介中心的出现:“岛屿”上的帝国理想 |
三、高地的竞争者——宗教团体 |
第四节 从里斯本、果阿到澳门:圣城景观的“改写”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葡萄牙东方殖民地所有要塞、城镇平面图之书》图像、部分文本列表 |
附录二、果阿、里斯本教区列表、示意图 |
附录三、从全景到街景——从里斯本东方艺术博物馆藏“十三行潘趣酒碗”看“长卷式”城市视野的形成 |
附录四、由“指针”导向的城市视野——一件东西城市瓷盘上的跨洋航路与家族版图 |
致谢 |
学术成果统计-作品、论文及专着发表 |
学术成果统计-展览及获奖 |
(4)管理者认知风格、创新导向、知识创造过程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目的与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管理者认知风格研究综述 |
2.2 创新导向研究综述 |
2.3 知识创造过程研究综述 |
2.4 创新绩效研究综述 |
2.5 制度环境研究综述 |
2.6 小结 |
第3章 研究框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3.1 研究框架的理论基础 |
3.2 研究框架 |
3.3 研究假设 |
第4章 实证研究设计 |
4.1 研究过程概述 |
4.2 研究工具 |
4.3 量表修订 |
第5章 实证分析 |
5.1 正式调研分析 |
5.2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
5.3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
5.4 描述性分析和相关分析 |
5.5 假设检验 |
5.6 研究结果 |
第6章 结论与讨论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启示 |
6.3 管理建议 |
6.4 研究局限 |
6.5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调研问卷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5)家长式领导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2 理论与实践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思路与结构框架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结构框架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积极组织行为学理论 |
2.1.2 社会认知理论 |
2.1.3 目标设置理论 |
2.1.4 认知发展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概念界定 |
2.2.2 家长式领导对下属行为影响研究 |
2.2.3 教练员领导相关研究 |
2.2.4 教练员领导对运动员行为影响研究 |
2.2.5 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行为研究 |
2.3 相关研究评述 |
3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3.1 深度访谈 |
3.1.1 深度访谈目的与过程 |
3.1.2 深度访谈总结 |
3.2 理论模型构建 |
3.2.1 理论整合 |
3.2.2 理论模型推导 |
3.3 研究假设 |
3.3.1 家长式领导与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行为 |
3.3.2 信任在跨层主效应间的中介效应 |
3.3.3 团队凝聚力在跨层主效应间的中介效应 |
3.3.4 目标清晰度的调节效应 |
3.3.5 主效应按照年龄划分存在差异 |
3.3.6 每个年龄段的相对最优领导行为 |
3.4 研究假设汇总 |
4 量表设计与数据收集 |
4.1 量表选择与编制 |
4.1.1 量表选择 |
4.1.2 量表设计与编制 |
4.2 小样本预测试 |
4.2.1 预测试样本描述 |
4.2.2 预测试信效度分析 |
4.3 大样本正式调查 |
4.3.1 研究对象与调查过程 |
4.3.2 样本描述与统计分析方法 |
4.3.3 量表信效度检验 |
4.3.4 ICC和 Rwg的检验 |
4.3.5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5 假设检验与结果讨论 |
5.1 假设检验 |
5.1.1 主效应检验 |
5.1.2 低阶跨层中介效应检验 |
5.1.3 高阶跨层中介效应检验 |
5.1.4 目标清晰度的调节效应检验 |
5.1.5 回归稳定性检验 |
5.1.6 最优化检验 |
5.1.7 检验结果 |
5.2 结果讨论 |
5.2.1 家长式领导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行为的预测效应 |
5.2.2 信任教练的中介效应 |
5.2.3 团队凝聚力的中介效应 |
5.2.4 目标清晰度的调节效应 |
5.2.5 回归稳定性结果讨论 |
5.2.6 最优化检验结果讨论 |
5.2.7 对理论整合的讨论 |
6 结论与展望 |
6.1 主要结论 |
6.2 主要贡献和创新点 |
6.3 对管理实践的启示 |
6.4 局限性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教练员领导与青少年球员行为研究调查 |
附录 B 足球运动员访谈提纲 |
附录 C 对教练员的访谈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课题背景 |
1.2 研究的目与意义 |
1.2.1 课题研究目的 |
1.2.2 课题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建筑历程层面 |
1.3.2 地域建筑层面 |
1.3.3 地域建筑与文化层面 |
1.3.4 国外学者对自贡地区城市、建筑及地域文化的研究 |
1.4 国内研究现状 |
1.4.1 建筑历程层面 |
1.4.2 地域建筑层面 |
1.4.3 地域建筑与文化层面 |
1.4.4 国内学者对自贡地区城市、建筑和地域文化的研究 |
1.5 研究方法与框架 |
1.5.1 本文的研究方法 |
1.5.2 本文的研究框架 |
1.6 主要概念界定 |
1.6.1 界定 |
1.7 本论文写作说明 |
1.7.1 本文对“历史”与“叙事”问题的回应 |
1.7.2 阅读建议 |
2 建设背景 |
2.1 中国建筑创作环境概述 |
2.1.1 1949年至1964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2.1.2 1965年至1976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2.1.3 1977年至1989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2.2 自贡的地域文化 |
2.2.1 自贡恐龙的故事 |
2.2.2 自贡彩灯的故事 |
2.3 本章小结 |
3 建筑设计组织策划 |
3.1 我们为何建造 |
3.1.1 兴建自贡恐龙博物馆的设想 |
3.1.2 兴建中国彩灯博物馆的设想 |
3.1.3 讨论:兴建设想 |
3.2 研究落实修建博物馆 |
3.2.1 确定修建自贡恐龙博物馆 |
3.2.2 确定修建中国彩灯博物馆 |
3.2.3 讨论:不同的投资模式,不断努力得以确定兴建 |
3.3 设计竞赛的组织安排 |
3.3.1 自贡恐龙博物馆竞赛组织 |
3.3.2 中国彩灯博物馆竞赛组织 |
3.3.3 讨论:组织经验的延续和发展 |
3.4 本章小结 |
4 建筑竞赛及后续进展 |
4.1 方案评选与审定 |
4.1.1 乱石——“恐龙群窟”与“洪荒时代”的抽象 |
4.1.2 灯的群组——“南国灯城”的新星 |
4.1.3 讨论:创作与评审 |
4.2 方案确定及后续进展 |
4.2.1 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后续进展 |
4.2.2 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后续进展 |
4.2.3 讨论:后续进展 |
4.3 本章小结 |
5 建筑创作回响 |
5.1 官方新闻媒体的关注 |
5.1.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关注 |
5.1.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关注 |
5.1.3 讨论:媒体关注 |
5.2 大众的声音 |
5.2.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关注 |
5.2.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关注 |
5.3 业内人士的评价 |
5.3.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评价 |
5.3.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评价 |
5.4 获奖情况 |
5.4.1 自贡恐龙博物馆获奖情况 |
5.4.2 中国彩灯博物馆获奖情况 |
5.5 本章小结 |
6 建筑评析 |
6.1 建筑策划 |
6.1.1 可行性研究阶段 |
6.1.2 设计任务书阶段 |
6.1.3 自贡恐龙博物馆所带来的建筑策划启示 |
6.2 建筑后评估 |
6.2.1 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建筑后评估 |
6.2.2 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建筑后评估 |
6.2.3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后评估带来的启示 |
6.3 建筑设计竞赛 |
6.3.1 建筑竞赛的方案组织 |
6.3.2 建筑评选中的“长官意志”与“明星建筑师”问题 |
6.3.3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方案组织与评选带来的启示 |
6.4 建筑设计 |
6.4.1 自贡恐龙博物馆建筑设计 |
6.4.2 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 |
6.4.3 建筑设计师 |
6.4.4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所带来的启示 |
6.5 建筑伦理 |
6.5.1 建筑精神与价值判断 |
6.5.2 自贡恐龙博物馆建筑设计全过程中的建筑伦理 |
6.5.3 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全过程中的建筑伦理 |
6.5.4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表达的建筑伦理及其启示 |
6.6 建筑与城市文化 |
6.6.1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对自贡城市文化的意义 |
6.6.2 自贡恐龙博物馆与中国彩灯博物馆带来的城市文化启示 |
6.6.3 自贡城市文化及其认同 |
6.7 本章小结 |
7 结论:此两案例建筑设计全过程及其评析对当代的启示 |
7.1 研究结论 |
7.2 论文的创新点 |
7.3 论文不足与后续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图表目录 |
致谢 |
(8)企业员工工作质量的量表开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目的 |
1.3 选题意义 |
1.4 论文研究方法 |
1.5 研究技术路线 |
1.6 论文结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员工工作质量 |
2.2 高绩效工作系统 |
2.3 工会 |
2.4 资本密度 |
第3章 企业员工工作质量量表开发 |
3.1 基于员工视角的企业员工工作质量量表开发的缘起 |
3.2 基于扎根理论编码的企业员工工作质量概念模型构建 |
3.3 企业员工工作质量测量模型的构建 |
3.4 研究结果与讨论 |
第4章 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员工工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
4.1 问题的提出 |
4.2 研究模型、理论基础与假设 |
4.3 实证研究设计 |
4.4 数据调查与分析 |
4.5 研究结果讨论 |
第5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5.1 研究结论 |
5.2 理论贡献 |
5.3 管理启示 |
5.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9)校史地图信息的时空对象建模与可视化表达技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论文研究背景 |
1.2 研究现状分析 |
1.2.1 时空数据模型的研究现状 |
1.2.2 历史地图的研究现状 |
1.2.3 时空数据可视化方法的研究现状 |
1.2.4 存在问题分析 |
1.3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研究内容与组织架构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组织架构 |
第二章 校史地图信息的对象化描述方法 |
2.1 基于多粒度时空对象的校史地图相关概念 |
2.1.1 多粒度时空对象概述 |
2.1.2 校史地图概述 |
2.1.3 基于多粒度时空对象的校史地图与传统校史地图的区别 |
2.2 校史地图信息的对象化描述框架 |
2.2.1 校史地图信息对象化描述的特点 |
2.2.2 校史地图信息对象化描述的基本内容 |
2.2.3 校史地图不同时空对象的描述框架设计 |
2.3 校史地图中时空对象的特征项描述 |
2.3.1 基本特征项的描述 |
2.3.2 拓展特征项的描述 |
2.4 校史地图中对象类的具体描述 |
2.4.1 学校类 |
2.4.2 职能部门类 |
2.4.3 人员类 |
2.4.4 校园景观类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校史地图信息的时空对象建模方法 |
3.1 校史地图信息的对象化建模框架 |
3.1.1 校史地图信息的对象化建模流程 |
3.1.2 校史地图信息的对象化建模关键技术 |
3.2 时空对象类模板的设计 |
3.2.1 时空域的设置 |
3.2.2 类模板总体结构的设计 |
3.2.3 类模板具体信息的设计 |
3.3 校史地图对象的实例化 |
3.3.1 对象实例化的基本流程 |
3.3.2 数据的获取与处理方法 |
3.3.3 时空对象版本的建立 |
3.3.4 时空对象信息的实例化 |
3.4 基于版本技术的对象数据管理 |
3.4.1 对象版本技术 |
3.4.2 对象数据的组织与存储 |
3.4.3 对象数据的访问与调度 |
3.5 校史地图信息的时空对象建模实例 |
3.5.1 类模板设计实现 |
3.5.2 对象实例化实现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校史地图的可视化表达技术研究 |
4.1 校史地图的可视化表达模型 |
4.1.1 校史地图的可视化表达流程 |
4.1.2 校史地图可视化表达的关键技术 |
4.2 校史地图的可视化表达分类体系 |
4.2.1 基于多粒度时空对象的校史地图分类 |
4.2.2 校史地图可视化内容的分类及确定 |
4.2.3 校史地图对象化数据的选取 |
4.2.4 基于对象化数据的可视化方法的分类 |
4.3 对象化数据的可视化方法的设计 |
4.3.1 单特征项数据可视化方法的设计 |
4.3.2 多特征项数据可视化方法的设计 |
4.4 基于用户交互的可视化功能设计 |
4.4.1 用户交互功能的设计 |
4.4.2 基于用户交互的多粒度功能设计 |
4.4.3 ·基于用户交互的个性化功能设计 |
4.5 校史地图的可视化表达实例 |
4.5.1 可视化数据的确定 |
4.5.2 可视化方法的确定 |
4.5.3 可视化功能的展现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校史地图实验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
5.1 实验系统与环境简介 |
5.1.1 相关软硬件基础 |
5.1.2 多粒度时空对象建模工具简介 |
5.2 实验系统的总体设计 |
5.2.1 实验系统总体框架的设计 |
5.2.2 实验系统功能模块的设计 |
5.3 实验数据 |
5.4 实验系统功能模块的实现 |
5.4.1 数据生成模块 |
5.4.2 可视化模块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6.1 主要工作总结 |
6.2 本文创新点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10)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意蕴 ——基于企业女性管理者的质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一、研究背景与缘起 |
二、研究问题与内容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关于职业地位的研究 |
二、关于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研究 |
三、关于教育对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研究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一、社会互动理论 |
二、教育与个体发展关系的功能主义视角 |
第二节 研究过程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抽样 |
三、数据搜集与分析 |
四、研究伦理与效度 |
第三章 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4A”路径 |
第一节 目标(Aim):获得多层次的职业地位 |
一、“小我型”职业地位 |
二、“大我型”职业地位 |
三、“小我型”职业地位与“大我型”职业地位的关系 |
第二节 行动(Action):物我互动、人我互动与自我互动 |
一、物我互动:积极应对职场环境的挑战和阻力 |
二、人我互动:巧妙地处理人际关系 |
三、自我互动:在突破与超越中前行 |
第三节 能力(Ability):知识女性的核心竞争力 |
一、对职场环境的适应力 |
二、对职业发展的规划力 |
三、对行动计划的执行力 |
四、对自我提升的学习力 |
第四节 特质(Attribute):知识女性的“魅力人格” |
一、“双性化”特征 |
二、坚韧性 |
三、自信心 |
四、进取心 |
第四章 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动力 |
第一节 生活时空:知识女性获得的家庭教育 |
一、父母的“严格训练”塑造独特品格 |
二、父母的“身体力行”胜过一切 |
三、家庭环境氛围:培养独立与提供支持的土壤 |
第二节 学习时空:知识女性接受的学校教育 |
一、掌握生存的基本工具——“扎实的专业知识” |
二、从零到“零”:能力的全面提升 |
三、积极的师生互动:“老师的关注拉了我一把!” |
第三节 职业时空:知识女性践行的职后教育 |
一、职场环境的磨炼:学会职场生存 |
二、不断变化的工作挑战:突破与前行并存 |
三、支持性人际网络:经验积累与情感交流 |
第五章 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阻力 |
第一节 生活时空:带有性别标签的家庭教育 |
一、对女性发展的低期待 |
二、对女性情感发展的忽视 |
三、支配型亲子关系限制女性发展 |
第二节 学习时空:“去性别化”与“再性别化”的学校教育 |
一、“均衡与同一”背后的性别不平等 |
二、隐性校园文化对性别观念的再塑造 |
三、课堂教学中女性的边缘化 |
第三节 职业时空:性别差异“合理化”的职后教育 |
一、企业文化中对女性的“轻视” |
二、继续教育与培训资源分配的不均衡 |
三、缺乏工作导师的指导 |
第六章 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提升路径 |
第一节 教育观念 |
一、基于“新型两性关系”的现代社会性别观 |
二、以“女性全面而卓越发展”为核心的女性素质教育观 |
三、基于“自我发展”和“服务社会”的女性理想信念观 |
第二节 教育行动 |
一、生活时空:性别观念和个人品质初步形成的家庭教育 |
二、学习时空:以“赋能”为基础的学校教育 |
三、职业时空:品格次级社会化与职业地位获得的职后教育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A:致可能参加此项研究的知识女性的邀请信 |
附录B:个人基本信息调查问卷 |
附录C:个人深度访谈的提纲 |
附录D:访谈协议 |
附录E:非参与式观察记录表 |
附录F:其他人员访谈的提纲 |
附录G:访谈资料一级编码(贴标签)结果汇总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致谢 |
四、领导风格的多维选择模型(论文参考文献)
- [1]技能人才职业使命感及其对创造力的影响研究[D]. 周晓雪.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设计基础课程的整合与重构 ——以南京艺术学院教学实验为例[D]. 曹斌华.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3]“七丘之城”:从里斯本、果阿到澳门 ——跨文化视野下15-18世纪罗马“圣城”景观在欧亚大陆的复制与改写[D]. 刘爽. 中央美术学院, 2021(08)
- [4]管理者认知风格、创新导向、知识创造过程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D]. 魏钊. 吉林大学, 2021(01)
- [5]家长式领导对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D]. 李娟.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6]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D]. 朱厢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7]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8]企业员工工作质量的量表开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梁潇杰. 吉林大学, 2020(08)
- [9]校史地图信息的时空对象建模与可视化表达技术研究[D]. 郭玥晗.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20(08)
- [10]知识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教育意蕴 ——基于企业女性管理者的质性研究[D]. 田蕊. 天津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