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发展观带来新气象（论文文献综述）
新华社[1]（2021）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文中研究表明（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序言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已经走过一百年光辉历程。
阮志功（NGUYEN CHI CONG）[2]（2021）在《中越改革（革新）开放以来党建工作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怎么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于执政党来说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这也直接关系到党、国家和社会的前途命运。中越两国同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越两党都是在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后才最终成为执政党。从政党制度层面来看,两国的政党体制非常相似,从两国发展的历史背景来看,两党都是在不断地革命斗争当中最终取得执政权,稳固了其在本国的执政地位,中越两党在党的建设和探索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挑战和机遇,并且很多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共性与差异。本文旨在研究改革（革新）开放以来中越两国在党建方面的机遇与挑战、在多个方面进行的探索和取得的发展以及两国探索发展过程中的异同点,最后作总结。本文由六个章节组成,第一章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难点以及创新点等。第二章相关概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建问题的相关论述、改革（革新）开放以来中越党建理论等理论问题;第三章为中越改革（革新）开放以来党建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分别对中越两国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梳理总结。第四章中越改革（革新）开放以来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发展,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六大方面分别对中越改革（革新）开放以来党建工作的探索和发展进行论述。第五章为中越改革（革新）开放以来党建工作探索与发展的异同分析,分别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内监督机构、党内反腐败措施、党内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四个方面对两党的党建探索与发展中的异同点展开论述。第六章为启示,经过前文对中越党建的探索和发展以及实践经验,总结几点启示,为加强中越两党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
李辰洋[3]（2021）在《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二字一直是贯穿习近平系列讲话的关键词。从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到强调党员干部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再到要求全党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等等,习近平的这些论述都始终围绕“人民”展开,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本文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梳理、概括、归纳、总结,并对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和重大意义进行剖析阐释。论文共分为九个章节。第一章,导论。本章分为五节,主要论述了研究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缘由和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根据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和研判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同时介绍了文章预期的创新点并对研究的基础概念进行了概括界定,从整体上奠定了文章研究的基本框架。第二章,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相关阐释。本章分为四节,主要论析了论文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即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同时,从思想渊源和思想直接来源两方面论述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西方人本思想两方面论述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文化根基和理论借鉴。第三章至第七章,习近平关于人民主体、人民立场、人民利益、人民共享、人民幸福的论述。这是本文研究的主体部分,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纵向展开,首先梳理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民主体、人民立场、人民利益、人民共享、人民幸福论述的历史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重点归纳总结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在上述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从而深刻剖析其中展现的重要价值和时代内涵,最后根据习近平相关论述总结提出坚持人民主体、站稳人民立场、保障人民利益、推进人民共享、实现人民幸福的路径措施。第八章,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和重要意义。以前述章节的分析和论述为基础,深刻总结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展现出的理论特质和重大意义。第九章,结论。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条主线,对这一重要论述的系统性研究进一步实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群众性转化和现实性内需的紧密结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必然需要。
刘华超[4]（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杨佚楠[5]（2021）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是影响国家存亡、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文化发展道路的正确与否,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否实现繁荣兴盛、生生不息。早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就正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进行文化建设实践后总结出的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契合人民现实需要、适合中国文化国情的正确文化发展道路。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临新时代所赋予的新气象、新矛盾和新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文化建设领域始终明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而在这个新的历史发展方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涵也更加丰富而深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思想、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动力来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制度为保障等等都是新时代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新内涵。此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也变得更具世界意义,即不仅要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更要以世界眼光来观照人类文明的进步。在这一过程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探索有力举措以确保多维价值目标的顺利实现。基于此,本文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涵阐述为出发点,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价值目标、现实境况和实践举措进行了系统性研究。第一章为文章的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论文选题的理论背景、现实背景和时代背景,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相关研究综述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之处等,为深入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奠定基础。第二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概念。从文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两个方面进行内涵界定。在对文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的阐释上,首先从中西方两个角度阐述不同文化环境中关于文化的不同理解,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进行详尽阐释。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阐释上,首先明确了核心关键词新时代的特定含义,再对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发展道路加以表述。最后从新的历史背景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原则、战略任务和伟大目标三个方面,详细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具体来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主体;坚持以当代中国国情为现实依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任务涵盖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以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为动力来源;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制度为保障;坚持以交流互鉴促进国际文化交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目标包括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继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坚定并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第三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本章以重要历史节点为划分依据,梳理并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新中国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及其中国化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建设总结出的经验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文化曲折发展的反思都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初步思考,形成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在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接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文化建设实践中完成了从最初探索到认知深化,再到正式确立的一系列过程。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面临着新的时代背景,不仅在国际国内日新月异的文化发展环境中实现了内涵上的丰富,还得出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一元主导与多元共生相统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践行原则。第四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而言,其价值目标在个人、社会、国家和世界层面呈现出不同的时代追求:从个人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而存在;从社会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了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从国家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世界层面来看,发展文化是为了推动世界文明的进步。这四个方面的价值目标既相辅相成、又内在统一,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体系。第五章为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现实境况。从实践成效来看,当今社会的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水平巩固提升、文化生产力水平实现大幅度跃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显着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从严峻挑战来看,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受到冲击、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失衡、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问题有待解决、交流互鉴中的文化安全问题亟待重视。对这些现实境况进行具体分析,能够为实践举措的探索提供明确方向。第六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举措。本论文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举措应当有针对性的应对前文所述及的严峻挑战。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积极应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来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力量来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作用;通过坚守以人民为中的发展思想、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打造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来发展以“文化强国”为导向的现代文化产业;通过打造事前正面宣传机制、事中科学引导机制、事后反思调整机制来建构并完善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通过对内增强文化交流安全意识、对外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来确保文化交流互鉴中的开放性与安全性并重。与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相比,本论文有一定的创新之处。首先,在论文选题上具有创新之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概念一经提出,与此相关的研究可谓比比皆是。但本论文选题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研究置于新时代背景之下,在新时代的新特征、新需要和新问题之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未来的发展之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其次,在研究框架上有所创新。在谋篇布局上,本论文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价值逻辑角度出发,论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相关内容,提升了整篇文章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在研究框架上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创新。第三,在研究观点上有所创新。本论文尝试提出了一些相对新颖且符合时代需求的学术观点,如:从新中国、新时期到新时代,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建设都为新时代坚持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个人、社会、国家、世界四个层面具有不同的价值目标;可以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地位、发展以“文化强国”为导向的国家文化产业、建构并完善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确保文化交流互鉴中的开放性与安全性并重五个方面出发,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面临的严峻挑战提出解决之策。然而,鉴于笔者本人的理论功底和研究视野有限,本论文仍然具有一些不足之处:由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一选题颇为宏大、内容涵盖丰富,仅用两三年时间、十余万字将其讲清说透,是比较困难的。此外,本论文选题属于典型的社会现实问题,且处于动态发展之中。但是受到客观条件限制,笔者本人虽在行文中结合了现实案例,但就自身而言很难开展具体的实证工作和调研活动,这使得针对该选题的实证研究难以充分进行,使该论文缺少一定的量化数据加以支撑,在研究结论上无可避免的稍显单薄。但从理论研究的动态发展上看,这些不足之处也恰恰印证了该主题具有强大的研究空间并为笔者未来的研究之路提供了强大动力。
朱洲[6]（2021）在《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干部队伍建设。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伟大实践中,党的干部队伍工作从研究探索到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其过程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光辉,又以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适应形势任务需要的干部队伍,为党国家事业的顺利发展和取得重大成就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于党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科学提出了新时代好干部的标准,强化了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大优秀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力度,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并修改完善党章,先后两次修订完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在自我革命的优秀传统鞭策下,坚持守正创新,形成了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中国共产党在干部队伍建设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做法以及由此淬炼的指导思想,已成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着优势组成部分,是我们做好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工作的世界观、方法论,为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提供了遵循。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为研究对象,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指导下,重点对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关键问题展开探讨,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对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理论进行分析,对包括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及其建设等进行概念界定。重点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在理性甄别的基础上,分析中华优秀传统吏治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同时分析国外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作为后续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将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形成及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时期进行系统梳理,并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进行分析,提出不同历史阶段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主要体现和价值所在。第三,归纳分析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重点阐述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的政治、思想、组织、能力、作风以及纪律建设等方面的实践做法与基本经验。第四,总结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发展特点、精髓和价值。在特点方面,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发展特点,包括:体现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要求,在形式上是经由党的主要领导人阐述,与时俱进丰富完善等。提出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贡献,包括: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和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建立的党员干部队伍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贯彻落实。第五,分析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时代际遇,阐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并在对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发展历程、经验、内容以及方法等问题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阐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
张珍[7]（2020）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农村发展,先后出台各项政策战略来推动农村的发展,如以农促工、城乡区域统筹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四化同步”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等战略。这些农村发展战略的提出,不仅为我国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政策依据,还为新时期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创造机遇。农村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专门服务于乡村发展的特色教育类型,有责任和义务为当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智力支持、人才支撑与技术保障,从而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该研究以人力资本理论、教育内外部规律与科学发展观为理论基础,运用历史文献法和比较法,依据时间顺序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即以农业发展为中心的农村职业教育（1949—1977年）、以农村经济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农村职业教育（1978—2002年）、以培育新型农民为中心的农村职业教育（2003—2012年）与以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为中心的农村职业教育（2013—）。在全面梳理和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职业教育的历史演变后,我们更加明确了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正确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笔者以开阳县和睢宁县为个案分析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职业教育的现状与反思,发现农村职业教育需求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主要体现为农村职业教育的外部之限与内部之困,外部之限主要包括:经费投入不足、多头管理的纷争与师资力量薄弱;内部之困主要包括:教育形态的模式单一、涉农专业的“缺位”与培训方式的单一。究其原因,主要归咎于农村职业教育思维理念的滞后、办学主体的单一化与法律供给不足。基于以上问题,农村职业教育应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来进行改革,以期探索出一条服务乡村振兴的最佳路径。首先,要加强国家对农村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创新省级政府统筹的农村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完善终身化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建立多元化的投资回报机制。其次,农村职业教育要建设涉农专业群,提高专业与产业的“吻合度”;优化课程内容,提高课程与职业衔接的“精准度”;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最后农村职业教育要创新培训方式。
孙曈[8]（2020）在《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党认同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对政党所产生的一种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其对政党做出的一种肯定性的心理反映和行为表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根植于中国特有的国情,淬炼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种新型的政党关系主要特征就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框架下,存在着执政党认同与参政党认同的两个维度,由于参政党与执政党在目标、利益和使命上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的执政党与参政党携手形成了“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认同关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政治发展道路,构建了新型的中国政党制度。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参政党的建设,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方针和政策,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这一历史性文件中,将中国八个民主党派定性为“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①由此可见,中国参政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信任,同时所肩负的使命也更加重大。但是,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参政党认同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参政党在领导班子建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党协商、自身建设等还存在诸多不足,进而影响了参政党的认同度。因此,从政党认同的视角来把握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脉络,总结参政党认同的历史经验,探索今后参政党认同的路径,对新时代参政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通过对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进行梳理,总结了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脉络,论证了各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认同中国共产党、发挥参政党政党功能、与执政党一道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基础。通过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问卷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了参政党认同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索了参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队伍建设、履职绩效、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认同路径,为今后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国参政党的认同度、提升中国参政党的履职能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论文内容由以下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中国参政党认同的理论阐述。对与本研究相关的政党认同理论概念问题,如:认同、政治认同、政党认同进行界定与解读;对参政党认同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认同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为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理论指导。第二部分是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主党派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建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参政党认同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实践成果,对中国参政党认同经验进行了概括与总结。第三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认同的空间、认同的平台、自我认同层面阐明新时代参政党认同的机遇;从意识形态、信息技术、大统战工作格局、参政党履职能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层面阐述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挑战;通过对参政党认同的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揭示出当前参政党认同面临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发展路径。根据参政党认同理论,分别从政党意识形态认同、参政党队伍认同、参政党履职绩效认同、参政党自身建设认同、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认同等方面,提出了推进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发展路径及对策。
袁蕊[9]（2020）在《“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矛盾和冲突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任何时代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从经济结构到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经济生活到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到价值观念,无不发生着深刻的历史变迁。这种历史变迁,一方面使得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有了全面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正是伴随着我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变化出现的,是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正确理解、认识、化解和防范“无直接利益冲突”,维护国家的和谐与稳定是当务之急。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无直接利益冲突”与西方话语下的“社会冲突”具有不同的属性。“无直接利益冲突”可治可防可化解,具有人民内部矛盾属性。因此,文章围绕“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的依据、以往治理的成败得失、今后的治理方向和目标等问题展开。在写作逻辑顺序上,首要工作是对“无直接利益冲突”进行了阐释,即在文章开篇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形成了有关称谓辨析、表征、成因和影响等一般性理论,确定我们全面认识和了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重要前提。我们认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不能脱离社会实际而展开,“社会转型”是考察“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最大的实际,为此我们把社会转型期,作为“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社会背景。正是在此背景下,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分化、社会阶层多元化,特别是贫富差距扩大引发人民群众强烈的不满情绪,才产生了庞大的源头性矛盾,为发生“无直接利益冲突”埋下隐患。转型期,原有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失效、缺位、错位,新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尚未健全,社会整合力和控制力下降;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错,社会心理发生变异等综合因素,导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生成。其中,心理因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心理因素包括社会心理和群体心理两个方面,二者是不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功效。社会心理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基础性心理,是长期存在的心理感受;群体心理具有短暂化、情景化等特征,是特定情境下,特定群体的心理状态。从“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的群体心理着手,通过研读大量案例得出:“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不仅有消极的群体心理,还存在正面、积极心理。调控、疏导负面心理,鼓励、保护正面心理,能够为我们从根本上防范、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赢得宝贵的时间,创造和谐的氛围;也有利于引导民众养成健康、理性、乐观、向上的群体心理。这对于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和谐社会、凝聚全社会力量、助推中国梦实现,有着无法替代的积极意义。这一观点是论文的创新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具着深厚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矛盾的论述、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矛盾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矛盾治理理论是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无直接利益冲突”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而爆发。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现了直接利益冲突事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直接利益冲突逐步演化为无直接利益相关的冲突。这一新型社会冲突走入学者的视野,成为广泛研究的议题。学界关于其概念内涵、性质、影响及治理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以往学者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学理研究、各级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依据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治理不足的原因,深入探索新时代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新模式。新时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化。受国外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冲击和网络政客的蛊惑,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外部条件风险增加。国外反华势力故意挑起或利用国内焦点事件,制造冲突事件,丑化中国;国内社会结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等发生变化,社会矛盾也随之有了新的变化和特征,这些都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带来挑战和困难。机遇总是伴随挑战和困难。新时代,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价值引领,调整、规范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利益关系,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磅礴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在党内,中国共产党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披荆斩棘的政治勇气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风建设呈现新气象和新变化,这已然成为党和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底气和机遇。针对问题提出对策,是研究问题最终的落脚点。创新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首先要创新治理思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双方不是绝对的对立,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冲突的双方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政府要转变原有的思维方式,转变治理理念。从传统的斗争思维、紧张对峙、政治控制方式转变为以和谐思维为指引、以官民的平衡互动为契机、以多元社会治理方式为路径,深化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思维认知。其次要推动治理制度完善。制度是规范、原则、价值观念和体系在国家强制力层面的具体呈现,是社会运行的保障。从创新调解制度、信访制度和诉讼制度等方面入手,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提供保障。再次要构建治理新格局。通过加强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强化治理方式融通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最后要优化治理化解机制。机制是保证制度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制度必须依赖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才能有效运转。“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热点,也是透视中国政治生态的重要渠道。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需要冲破以往旧的、静态的、排他的、刚性且脆弱的治理体系,构筑动态的、包容的、柔性且坚韧的治理体系。这种现代化的治理观和治理体系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神内核,也是实现“无直接利益冲突”良性治理的关键所在。
王国龙[10]（2020）在《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文中认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而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必须在“依规治党”上做文章、下功夫。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依规治党,这是新时代提升中国共产党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应有之义和基本进路。考察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依规治党相关研究,虽然党的十八大之前有了初步研究,但关于依规治党主要问题的研究却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断涌现,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我们还应看到: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依规治党,对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党的规矩意识以及演变史缺乏应有的全面系统的梳理,从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历史发展的宏大视野下分析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成果还不多见;过去的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缺少时代化的视野,缺乏对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比较研究。这就为我们从整体性视角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进行系统梳理、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提供了学术研究空间。本文紧紧抓住“依规治党”这一核心概念,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做”的基本逻辑,系统梳理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在此基础上,努力做到加强从党近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基本经验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学术研究,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的基础上,本文还尝试运用文献研读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与典型案例分析法等方法,按照“四个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整体与个体结合、归纳与演绎结合）的基本原则,系统梳理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结合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深刻阐明依规治党在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围绕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这一研究主题,本课题研究确定了基本逻辑思路和价值导向:分析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在历史发展阶段过程中的基本内容、开展依规治党的基本形式、依规治党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经验的分析与借鉴,阐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主要着力点,为新时代政党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提供理论支撑和对策建议。着力厘清依规治党的基本问题,构建研究依规治党的分析框架,这是本课题研究的首要问题。文章认为,明确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科学内涵,是展开依规治党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把握依规治党内在机理的客观前提,更是完善依规治党的必然要求。文章始于对依规治党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分析其本质、基本特性及与依规治党相关命题的三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依规治党的主体、客体、介体、环体等要素构成,分析依规治党的价值意义,为进一步考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发展历程以及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依规治党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从整体上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进行历史考察,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基本经验的前提条件。依规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的规矩进行自身治理的一个过程,是时代和实践的产物。考察依规治党的历史进程,必须结合党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肩负的特殊历史使命来进行。文章依据不同历史时期客观实践的变化和发展,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21-194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49-1978）、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1978-2012）以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依规治党（2012-）四个阶段。通过这四个阶段的划分,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实践活动,更加清晰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在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的过程中,提出了“五个相结合”的基本经验分析逻辑理路,为进一步详细考察依规治党历史经验提供了基本遵循。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制度治党和思想建党的理论与实践,得出思想建党是依规治党的重要基础、制度治党是依规治党的基本保障之结论。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良性互动的关节点在于:必须坚持人民中心以促进群众利益实现;牢记党的使命以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党的整体发展。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依规治党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党的规矩内容是依规治党的内在本质、党的规矩形式是依规治党的外在表现。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良性互动的关节点在于:在内容建设中丰富完善党规体系;在形式规范中增强党规辨识度;坚持成文党规和传统惯例的互动衔接;把握党规内容建设和形式规范的实践性。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科学立规和严格执规的理论与实践,得出科学立规是依规治党的必要前提、严格执规是依规治党的关键所在之结论。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必须坚决维护党章的根本地位和最高权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内法规清理是依规治党的重要环节;坚持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抓住“关键少数”是依规治党的重点、引领“最大多数”是依规治党的基础。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发挥领导干部“关键作用”;凝聚普通党员“最大合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健全干部管理机制。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这是梳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历史进程得出的一条基本经验。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的理论与实践,认识到党内监督是依规治党的本质要求、外部监督是依规治党的重要保障。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关节点在于:严格党内监督以夯实党规监督之基;丰富外部监督以拓展党规监督之维;以维护党规权威确保党规监督效果;积极培育监督文化以增强监督意识。进入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面临着中国法治道路日益坚定、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政党领导力量不断增强等方面的新机遇,同时面临着部分党员规矩意识不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部分党内法规执行不到位等方面的新挑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建设必须以古鉴今、以史资政,在汲取历史经验中开启依规治党新征程。新时代加强依规治党,需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着力:以思想建党厚植依规治党思想根基;在制定与执行中完善党的规矩体系;以法治能力提升增强党员主体作用;在党内外监督中健全党的监督体系;以规矩权威为依规治党提供政治保证;以规矩信仰为依规治党提供文化氛围。
二、科学发展观带来新气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科学发展观带来新气象（论文提纲范文）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论文提纲范文）
| ▌序言 |
| ▌一、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 |
| ▌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
| ▌三、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 ▌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
| （一）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 |
| （二）在全面从严治党上 |
| （三）在经济建设上 |
| （四）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 |
| （五）在政治建设上 |
| （六）在全面依法治国上 |
| （七）在文化建设上 |
| （八）在社会建设上 |
| （九）在生态文明建设上 |
| （十）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 |
| （十一）在维护国家安全上 |
| （十二）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上 |
| （十三）在外交工作上 |
| ▌五、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 |
| ▌六、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 |
| ▌七、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 |
（2）中越改革（革新）开放以来党建工作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中国共产党建方面的研究 |
| 1.2.2 关于越南共产党党建方面的研究 |
| 1.2.3 关于中越党建比较的研究 |
| 1.3 研究的基本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比较分析法 |
| 1.3.3 历史分析法 |
| 1.4 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的难点 |
| 1.4.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论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改革开放、革新开放 |
| 2.1.2 党建 |
| 2.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建问题的相关论述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建问题的论述 |
| 2.2.2 列宁关于党建问题的论述 |
| 2.2.3 毛泽东关于党建问题的论述 |
| 2.2.4 胡志明关于党建问题的论述 |
| 2.3 改革(革新)开放以来中越党建理论 |
| 2.3.1 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 |
| 2.3.2 越南共产党的党建理论 |
| 第三章 中越改革(革新)开放以来党建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3.1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党建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3.1.1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党建工作面临的机遇 |
| 3.1.2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党建工作面临的挑战 |
| 3.2 越南革新开放以来党建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3.2.1 越南革新开放以来党建工作面临的机遇 |
| 3.2.2 越南革新开放以来党建工作面临的挑战 |
| 第四章 中越改革(革新)开放以来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发展 |
| 4.1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发展 |
| 4.1.1 政治建设 |
| 4.1.2 思想建设 |
| 4.1.3 组织建设 |
| 4.1.4 作风建设 |
| 4.1.5 纪律建设 |
| 4.1.6 制度建设 |
| 4.2 越南革新开放以来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发展 |
| 4.2.1 政治建设 |
| 4.2.2 思想建设 |
| 4.2.3 组织建设 |
| 4.2.4 作风建设 |
| 4.2.5 纪律建设 |
| 4.2.6 制度建设 |
| 第五章 中越改革(革新)开放以来党建工作探索与发展的异同分析 |
| 5.1 中越改革(革新)开放以来党建工作探索与发展的相同点 |
| 5.1.1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共性 |
| 5.1.2 党内监督机构的共性 |
| 5.1.3 两党反腐败措施的共性 |
| 5.1.4 党内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共性 |
| 5.2 中越改革(革新)开放以来党建工作探索与发展的差异 |
| 5.2.1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差异 |
| 5.2.2 党内监督机构的差异 |
| 5.2.3 党内反腐败措施的差异 |
| 5.2.4 党内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差异 |
| 第六章 研究启示 |
| 6.1 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
| 6.2 增强忧患意识和时代紧迫感,不断发展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理论 |
| 6.3 坚持经济建设与党的建设相结合的方针 |
| 6.4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
| 6.5 借鉴经验,助推党内监督机构更好履职 |
| 6.6 坚定反腐决心,重视思想教育,完善法律制度 |
| 6.7 加强交流,强化党内基层民主制度建设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3）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的创新点 |
| 1.5 研究的基本概念界定 |
| 1.5.1 人 |
| 1.5.2 人民 |
| 1.5.3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 |
| 2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概述 |
| 2.1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 |
| 2.1.1 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 |
| 2.1.2 经济政治格局的大变化 |
| 2.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 2.1.4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 |
| 2.2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社会条件 |
| 2.2.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现实基础 |
| 2.2.2 改革开放的实践进入关键期 |
| 2.2.3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期 |
| 2.3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 |
| 2.3.1 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民思想 |
| 2.3.2 直接来源: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思想 |
| 2.4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论述的文化根基与理论借鉴 |
| 2.4.1 文化根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
| 2.4.2 理论借鉴:西方历史发展中的人本思想 |
| 3 习近平关于人民主体的论述 |
| 3.1 人民主体论的历史发展 |
| 3.1.1 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及其实践 |
| 3.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民主体思想的发展实践 |
| 3.2 习近平关于人民主体主要内容的论述 |
| 3.2.1 人民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受益主体 |
| 3.2.2 人民是权力运行的监督主体 |
| 3.2.3 人民是文艺事业的参与主体 |
| 3.2.4 人民是新时代的“阅卷”评价主体 |
| 3.2.5 人民是“四个伟大”新征程的推动主体 |
| 3.3 习近平关于人民主体重要价值的论述 |
| 3.3.1 人民主体地位是党政治灵魂的集中体现 |
| 3.3.2 人民主体地位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根本着力点 |
| 3.3.3 人民主体地位是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 |
| 3.4 习近平关于实现人民主体地位路径的论述 |
| 3.4.1 坚持人民至上理念 |
| 3.4.2 激发人民的创造精神 |
| 3.4.3 着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 4 习近平关于人民立场的论述 |
| 4.1 人民立场论的历史发展 |
| 4.1.1 毛泽东人民立场论的历史发展 |
| 4.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的发展演变 |
| 4.2 习近平关于人民立场基本内容的论述 |
| 4.2.1 加快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稳固人民立场的物质基础 |
| 4.2.2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指引党的人民立场的科学发展 |
| 4.2.3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增强人民立场的思想底蕴 |
| 4.2.4 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构建党的人民立场的话语体系 |
| 4.2.5 精准扶贫脱贫工作中推动党的人民立场落地落实 |
| 4.3 习近平关于人民立场价值意蕴的论述 |
| 4.3.1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和本质体现 |
| 4.3.2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尺度和标准 |
| 4.3.3 人民立场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使命追求 |
| 4.3.4 人民立场指明了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未来走向 |
| 4.4 习近平关于巩固人民立场实践路径的论述 |
| 4.4.1 加强和完善新时代党的领导各项体制机制 |
| 4.4.2 履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
| 4.4.3 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夯实人民立场主体责任 |
| 4.4.4 用发展的观点创新人民立场的时代内涵 |
| 5 习近平关于人民利益的论述 |
| 5.1 人民利益论的历史发展 |
| 5.1.1 毛泽东人民利益思想的历史发展 |
| 5.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民利益思想的历史发展 |
| 5.2 习近平关于人民利益基本内容的论述 |
| 5.2.1 把握新时代经济发展大逻辑保障人民经济利益 |
| 5.2.2 健全政治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利益 |
| 5.2.3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保障人民文化利益 |
| 5.2.4 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社会民生利益问题 |
| 5.2.5 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保障人民生态利益 |
| 5.3 习近平关于人民利益价值内涵的论述 |
| 5.3.1 实现人民利益体现了党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观 |
| 5.3.2 实现人民利益凸显了人民群众获得感的美好体验 |
| 5.3.3 实现人民利益促进了公民个体到社会整体的全面均衡 |
| 5.4 习近平关于实现人民利益具体途径的论述 |
| 5.4.1 树立人民利益至上的政治价值观 |
| 5.4.2 推进从严治党压实为民服务责任制 |
| 5.4.3 建立合理科学的人民利益评价体系 |
| 5.4.4 营造有利于实现人民利益的政治生态 |
| 6 习近平关于人民共享的论述 |
| 6.1 人民共享论的历史发展 |
| 6.1.1 毛泽东人民共享思想的初显与贡献 |
| 6.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民共享思想的历史发展 |
| 6.2 习近平关于人民共享主要内容的论述 |
| 6.2.1 共享的主体是全体人民 |
| 6.2.2 共享领域和内容要涉及人民发展的各方面 |
| 6.2.3 共享是人民共同建设和享有 |
| 6.2.4 共享要在人民健康和安全领域持续加码 |
| 6.2.5 共享要坚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 |
| 6.3 习近平关于人民共享基本特征的论述 |
| 6.3.1 人民共享权利的公平性 |
| 6.3.2 人民共享过程的共建性 |
| 6.3.3 人民共享自身的科学性 |
| 6.4 习近平关于人民共享重要价值的论述 |
| 6.4.1 坚定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信心和决心 |
| 6.4.2 传播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共享发展理念 |
| 6.4.3 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理想追求和使命初心 |
| 7 习近平关于人民幸福的论述 |
| 7.1 人民幸福论的历史发展 |
| 7.1.1 毛泽东人民幸福思想的历史发展 |
| 7.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民幸福思想的历史发展 |
| 7.2 习近平关于人民幸福基本内容的论述 |
| 7.2.1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
| 7.2.2 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
| 7.2.3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
| 7.2.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
| 7.3 习近平关于人民幸福论重要价值的论述 |
| 7.3.1 为人民谋幸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
| 7.3.2 为人民谋幸福是党的根本宗旨的最集中的体现 |
| 7.3.3 为人民谋幸福是实现中国梦和解决新矛盾的需要 |
| 7.3.4 为人民谋幸福是提升人民幸福生活质量的科学指导 |
| 7.4 习近平关于实现人民幸福措施保障的论述 |
| 7.4.1 坚持党的领导是重要前提 |
| 7.4.2 明确人民的多样化需求是实践指向 |
| 7.4.3 营造各方联动的社会环境是基本保障 |
| 7.4.4 筑牢美好生活的坚实基础是根本遵循 |
| 8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及重大意义 |
| 8.1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 |
| 8.1.1 突出人民性,以清醒头脑保持对人民重要性的认识为前提 |
| 8.1.2 注重根本性,以着力实现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为重点 |
| 8.1.3 强调权益性,以坚决扞卫人民各项基本权利为保障 |
| 8.1.4 着眼现实性,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为抓手 |
| 8.1.5 指明方向性,以净化社会风气坚定人民理想信念为导向 |
| 8.1.6 明确实践性,以创新社会治理提高基础设施建设为根基 |
| 8.1.7 凸显规范性,以强化纪律制度约束实现人民安定团结为目标 |
| 8.1.8 秉承时代性,以不懈奋斗创造幸福为全体人民的最终归宿 |
| 8.2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 |
| 8.2.1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意义 |
| 8.2.2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现实意义 |
| 9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基本评析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相关概念与内容 |
| 一、政党与执政党 |
| 二、党的领导与执政 |
| 三、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 |
| 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
| 一、党的执政理念 |
| 二、党的执政基础 |
| 三、党的执政方式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二、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 |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培养党的革命斗争能力 |
| 一、依靠正确革命政策巩固根据地政权 |
| 二、党的革命策略正确源于调查研究 |
| 三、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斗争胜利之本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局部执政增强党的执政信心 |
| 一、指导中国革命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 二、抗战时期局部民主执政实践影响深远 |
| 三、思想与组织建设并重是党的建设特色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锻炼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制定实施政策 |
| 二、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终结民国政治逻辑 |
| 三、围绕工作重心转移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 |
| 第一节 全面探索时期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 |
| 二、新中国安全依然在遭受着严重威胁 |
| 三、整党和党的建设任务艰巨且刻不容缓 |
| 第二节 革命化执政理念内蕴于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必须以革命手段解决革命未竟事业 |
| 二、革命化思维根植于党的灵魂深处 |
| 第三节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考验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合理运用阶级斗争有助巩固执政基础 |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有损执政之基 |
| 第四节 “左”的运动严重弱化党的执政能力 |
| 一、政治运动仅适用于战争年代与特殊时期 |
| 二、“运动主义”必然践踏法制与正常秩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 |
| 第一节 党执政能力建设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 |
| 一、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是当务之急 |
| 二、国内政治风波与苏东剧变带来执政危机 |
| 三、新世纪急需创新发展理念解决执政难题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坚守执政为民理念 |
| 二、更加关注民主与法制在执政中的作用 |
| 三、改革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执政体制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 二、提出践行“三个代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三、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党的执政方式转型 |
| 第四节 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以“党的建设科学化”锻造新型政党 |
| 二、坚持“以人为本”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
| 三、强调一体推进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 |
| 第一节 新时代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背景 |
| 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二、一个“转化”与两个“没有变”是最大国情 |
| 三、党同时面临“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 |
| 第二节 、创新执政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 |
| 二、明确以提升党的政治能力为统领 |
| 三、坚决以提高党的法治能力为重心 |
| 第三节 厚植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
| 二、坚持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能力为支柱 |
| 三、强调以提升党的群众工作能力为基础 |
| 第四节 完善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强化以提升党的应急处突能力为先手 |
| 二、增强以抓落实与改革攻坚能力为保障 |
| 三、注重以制度规范和改进党的全面领导 |
| 四、把全面依法治国与特色民主协同推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启示 |
| 第一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执政转型动力 |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民主政治真谛 |
| 第二节 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
| 一、完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 |
| 二、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 |
| 三、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 |
| 第三节 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一、注重把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 |
| 二、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 |
| 三、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 |
| 第四节 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 |
| 一、健全的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是基础 |
| 二、完善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是关键 |
| 三、科学的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是目标 |
| 第五节 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 |
|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
| 三、不断坚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相关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概念 |
| 2.1 文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关概述 |
| 2.1.1 文化 |
| 2.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 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相关概述 |
| 2.2.1 文化发展道路 |
| 2.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
| 第3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 |
| 3.1 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理论基础形成 |
| 3.1.1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及其对中国化的启迪 |
| 3.1.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 |
| 3.1.3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文化曲折发展的反思 |
| 3.2 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确立 |
| 3.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最初探索 |
| 3.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认知深化 |
| 3.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正式确立 |
| 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创新发展 |
| 3.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面临的新时代背景 |
| 3.3.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涵丰富 |
| 3.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践行原则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目标 |
| 4.1 个人层面——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
| 4.1.1 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
| 4.1.2 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文化需求 |
| 4.1.3 激发人民群众创新创造活力 |
| 4.2 社会层面——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 |
| 4.2.1 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
| 4.2.2 提升公民道德素质与社会道德水平 |
| 4.3 国家层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
| 4.3.1 增强全民族文化自信 |
| 4.3.2 培育高素质文化国民 |
| 4.3.3 解放发展文化生产力 |
| 4.3.4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
| 4.4 世界层面——推动世界文明发展进步 |
| 4.4.1 开辟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
| 4.4.2 助力人类文明平等多样发展 |
| 4.4.3 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文基础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现实境遇 |
| 5.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成效 |
| 5.1.1 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水平巩固提升 |
| 5.1.2 文化生产力水平实现大幅度跃升 |
| 5.1.3 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显着提高 |
| 5.1.4 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 |
| 5.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严峻挑战 |
| 5.2.1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受到冲击 |
| 5.2.2 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失衡 |
| 5.2.3 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问题有待解决 |
| 5.2.4 交流互鉴中的文化安全问题亟待重视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举措 |
| 6.1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
| 6.1.1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
| 6.1.2 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 |
| 6.1.3 积极应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 |
| 6.2 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作用 |
| 6.2.1 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地位 |
| 6.2.2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的引领力 |
| 6.3 发展以“文化强国”为导向的国家文化产业 |
| 6.3.1 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
| 6.3.2 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 |
| 6.3.3 打造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 |
| 6.4 建构并完善网络空间中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 |
| 6.4.1 事前正面宣传机制 |
| 6.4.2 事中科学引导机制 |
| 6.4.3 事后反思调整机制 |
| 6.5 确保文化交流互鉴中的开放性与安全性并重 |
| 6.5.1 对内增强文化交流中的安全意识 |
| 6.5.2 对外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6）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核心观点、创新点、重点及难点 |
| 1.4.1 核心观点 |
| 1.4.2 创新点 |
| 1.4.3 重点及难点 |
| 2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借鉴 |
| 2.1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相关概念 |
| 2.1.1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 |
| 2.1.2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 |
| 2.1.3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
| 2.2 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 |
| 2.2.1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
| 2.2.2 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
| 2.2.3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
| 2.3 中华优秀传统吏治思想 |
| 2.3.1 中国传统吏治思想的传承 |
| 2.3.2 中华传统吏治思想的批判与吸收 |
| 2.4 国外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
| 2.4.1 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
| 2.4.2 非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
| 3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形成及发展历程 |
| 3.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
| 3.1.1 突出党员干部的阶级立场 |
| 3.1.2 强调党员干部的斗争精神 |
| 3.1.3 重视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 |
| 3.1.4 服从真理,改正错误 |
| 3.1.5 坚持五湖四海,反对山头主义 |
| 3.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
| 3.2.1 注重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精神 |
| 3.2.2 强调一切听从党安排 |
| 3.2.3 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 |
| 3.2.4 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 |
| 3.2.5 经验教训 |
| 3.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
| 3.3.1 强调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方针 |
| 3.3.2 强调党员干部具备开拓进取精神 |
| 3.3.3 加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与党性锻炼 |
| 3.3.4 强化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标准 |
| 3.3.5 强调党员干部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建设 |
| 3.3.6 注重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制度化与规范化 |
| 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思想 |
| 3.4.1 提出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突出忠诚干净担当 |
| 3.4.2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
| 3.4.3 坚持党管干部,强调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 |
| 3.4.4 突出重点,建立健全干部工作五大体系 |
| 3.4.5 增强执政本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
| 3.4.6 组织选拔与群众拥护有机统一 |
| 3.4.7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统一 |
| 4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 |
| 4.1 干部队伍的政治建设 |
| 4.1.1 对党绝对忠诚 |
| 4.1.2 坚定政治立场,提高政治能力 |
| 4.1.3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
| 4.2 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 |
| 4.2.1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4.2.2 坚定理想信念 |
| 4.2.3 干群平等 |
| 4.2.4 不谋私利 |
| 4.3 干部队伍的组织建设 |
| 4.3.1 根据党和国家事业的需要选人用人 |
| 4.3.2 坚持民主集中制 |
| 4.3.3 任人唯贤 |
| 4.3.4 在实际工作中考察识别干部 |
| 4.3.5 完善考核评价使用机制 |
| 4.3.6 注重干部来源广泛性代表性 |
| 4.4 干部队伍的能力建设 |
| 4.4.1 注重实绩 |
| 4.4.2 突出胜任力 |
| 4.4.3 注重实践锻炼 |
| 4.4.4 强调斗争精神 |
| 4.4.5 注重班子整体建设 |
| 4.5 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 |
| 4.5.1 密切联系群众 |
| 4.5.2 理论联系实际 |
| 4.5.3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
| 4.5.4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
| 4.5.5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
| 4.5.6 惩治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形式主义和奢靡之风 |
| 4.6 干部队伍的纪律建设 |
| 4.6.1 模范遵守纪律 |
| 4.6.2 自觉接受监督 |
| 4.6.3 实行问责制度 |
| 4.6.4 开展反腐败斗争 |
| 4.6.5 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
| 5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发展特点、精髓和价值 |
| 5.1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发展特点 |
| 5.1.1 体现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要求 |
| 5.1.2 经由党的主要领导人阐述 |
| 5.1.3 与时俱进丰富完善 |
| 5.2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精髓 |
| 5.2.1 干部是党的正确路线确定后的决定因素 |
| 5.2.2 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及杜绝个人依附 |
| 5.2.3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暨任人唯贤 |
| 5.2.4 坚持民主集中制决定干部问题 |
| 5.2.5 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 5.2.6 干部权责一致 |
| 5.2.7 干部成长体现组织培养与个人努力相统一 |
| 5.2.8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
| 5.3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价值 |
| 5.3.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 |
| 5.3.2 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和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 5.3.3 建立了保证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干部队伍 |
| 6 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时代际遇和创新发展 |
| 6.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创新发展的境遇 |
| 6.1.1 世情的深刻变革引发新的国际力量博弈 |
| 6.1.2 国情的深刻变革要求统揽和推进“四个伟大” |
| 6.1.3 党情的深刻变革激励全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 |
| 6.1.4 社情的深刻变革考验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
| 6.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的创新发展 |
| 6.2.1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 6.2.2 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
| 6.2.3 全面提升干部解决实际问题本领能力 |
| 6.2.4 建立常态化考核评价机制 |
| 6.2.5 健全科学选拔任用机制 |
| 6.2.6 加强监督管理狠抓作风 |
| 6.2.7 建立健全干部担当作为的激励和保护机制 |
| 6.2.8 完善人才工作体系 |
| 6.2.9 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政策背景:“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
| 1.1.2 立足农村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价值皈依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对国外研究的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制度分析法 |
| 1.4.2 技术方法 |
| 1.5 主要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1.5.1 主要研究内容 |
| 1.5.2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农村职业教育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乡村振兴”战略 |
| 2.1.2 职业教育 |
| 2.1.3 农村职业教育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人力资本理论 |
| 2.2.2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 |
| 2.2.3 科学发展观(和谐发展理论) |
| 第三章 新中国以来农村职业教育的历史演变 |
| 3.1 以农业发展为中心的农村职业教育(1949—1977年) |
| 3.1.1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农村职业育(1949—1956年) |
| 3.1.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村职业教育(1957—1965年) |
| 3.1.3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农村职业教育(1966—1977年) |
| 3.2 以农村经济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农村职业教育(1978—2002) |
| 3.2.1 “拨乱反正”时期的农村职业教育(1978—1984年) |
| 3.2.2 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时期的农村职业教育(1985-1992年) |
| 3.2.3 社会主义转型期的农村职业教育(1993—2002年) |
| 3.3 以培育新型农民为中心的农村职业教育(2003—2012年) |
| 3.3.1 实施“新型农民”培育计划 |
| 3.3.2 启动农村职业教育内部改革 |
| 3.4 以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为中心的农村职业教育(2013—) |
| 第四章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职业教育的现状与反思——以睢宁县、开阳县为个案 |
| 4.1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职业教育的需求与不足 |
| 4.1.1 乡村振兴的目标 |
| 4.1.2 乡村振兴的农村职业教育需求 |
| 4.1.3 农村职业教育的不足 |
| 4.2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职业教育的反思 |
| 4.2.1 价值取向之困:思维理念的滞后 |
| 4.2.2 办学机制之困:办学主体的单一化 |
| 4.2.3 政策环境之困:法律供给不足 |
| 第五章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路径 |
| 5.1 宏观行动:加强国家对农村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 |
| 5.1.1 创新省级政府统筹的农村职业教育管理体制 |
| 5.1.2 完善终身化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 |
| 5.1.3 建立多元化的投资回报机制 |
| 5.2 中观行动: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 |
| 5.2.1 建设涉农专业群,提高专业与产业的“吻合度” |
| 5.2.2 优化课程内容,提高课程与职业衔接的“精准度” |
| 5.2.3 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
| 5.3 微观行动:创新农村职业教育的培训方式 |
| 第六章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撰写的论文 |
| 附录2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
（8）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1. 有助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
| 2. 有助于提高我国参政党的政党生命力 |
| 3. 对中国参政党的政党社会形象塑造具有推动意义 |
| 4. 对参政党理论建设具有一定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1. 关于参政党研究 |
| 2. 政党认同理论研究 |
| 3. 参政党认同的历史研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1. 政党认同理论在西方 |
| 2. 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政党认同研究 |
| （三） 文献述评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主要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 研究的创新点 |
| 1. 研究观点的创新 |
| 2. 研究视角创新 |
| （二） 论文不足之处 |
| 1. 对原始资料的研究不足 |
| 2. 理论阐述中还存在不够深入、透彻的问题 |
| 3. 调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
| 第一章 中国参政党认同的理论阐释 |
| 一、 政党认同相关概念 |
| （一） 认同 |
| （二） 政治认同 |
| （三） 政党认同 |
| 二、 参政党认同 |
| （一） 参政党认同的主体和客体 |
| 1. 参政党认同的主体与客体界定 |
| 2. 主体对客体认同内容界定 |
| （二） 参政党认同层次 |
| 1. 参政党的情感认同 |
| 2. 参政党的认知认同 |
| 3. 参政党的评价认同 |
| 4. 参政党的行为认同 |
| 三、 参政党认同与执政党认同的区别与联系 |
| （一） 二者认同的联系：具有一致性 |
| （二） 二者认同的区别：具有多样性 |
| 四、 参政党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 |
| （一） 意识形态影响因素 |
| （二） 参政党形象（组织、领导人）影响因素 |
| （三） 参政党绩效影响因素 |
| （四） 信息技术革命影响因素 |
| 五、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认同思想 |
| （一） 关于人民群众认同的思想 |
| （二） 关于意识形态认同的思想 |
| （三） 关于政党组织认同的思想 |
| （四） 关于执政党治理能力认同的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 |
|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主党派认同的历史构建 |
| （一） 在救亡图存中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二） 在历史性抉择中不断构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1. 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促进了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2. 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各民主党派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纲领 |
| 3. 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坚定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制度保障构建 |
| （一） 《共同纲领》在制度上培育参政党政治认同 |
| （二） 参与国家建设和管理打下参政党认同基础 |
| （三） “八字方针”构筑参政党认同的制度根基 |
| 1. “八字方针”提供了参政党认同制度保障 |
| 2. “八字方针”坚定了民主党派成员政党认同的信心 |
| 3. 在各种政治考验中不忘对中国共产党认同的初衷 |
| 三、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制度完善 |
| （一） 拨乱反正参政党认同进入新时期 |
| 1. 召开政协会议，明确民主党派政党认同基调 |
| 2. 巩固政治联盟地位，凝聚参政党认同共识 |
| 3. 出台“十六字方针”，巩固参政党认同基础 |
| （二） 建章立制完善参政党认同体系 |
| （三） 提升绩效塑造参政党认同形象 |
| 1. 发挥人才优势，提升参政党绩效 |
| 2. 发挥参政党职能，突显履职成效 |
| （四） 强化自身建设提升参政党认同质量 |
| 1. 政治参与体现参政党价值认同 |
| 2. 政治交接传承参政党认同传统 |
| 3. 强化参政党成员认同主体作用 |
| 4. 创新履职方式，增强参政党认同评价 |
| （五） 出台重要法规文件为参政党认同保驾护航 |
| 四、 中国参政党认同进入新时代 |
| （一） 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新论断 |
|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概念的提出 |
|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科学内涵 |
|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论断的重大意义 |
| （二） 参政党认同迈上新台阶 |
| 1. 召开中央统战会议，参政党认同的一个里程碑 |
| 2. 出台系列法规性文件，从理论、政策上加大对参政党认同 |
| （三） 参政党认同实践步入新境界 |
| 1. 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参政党政治认同 |
| 2. 强化组织建设构建参政党认同根基 |
| 3. 履职尽责强化参政党绩效认同 |
| 4. 提升社会服务水平赢得民众认同 |
| 5. 在促进祖国统一中，增进海内外同胞对参政党认同 |
| 五、 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经验 |
| （一） 参政党认同的根基是与执政党永葆政治共识 |
| （二） 参政党认同的基础是不断提升履职绩效 |
| （三） 参政党认同的优势是“人才兴党”战略 |
| （四） 参政党认同的源动力是不断创新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一、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 |
| （一） 新时代拓宽了参政党认同的空间 |
| （二） 新时代搭建了参政党认同的平台 |
| （三） 新时代为参政党自我认同带来机遇 |
| 二、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挑战 |
| （一） 意识形态复杂化的挑战 |
| 1. 西方各种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不断渗透的挑战 |
| 2. 社会主流价值遭遇市场逐利性的挑战 |
| 3. 媒体格局与舆论生态发生变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 |
| （二） 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挑战 |
| 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网络党建 |
| 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大党建”网络平台的成功构建 |
| 3. 参政党信息网络技术平台的滞后性 |
| （三） 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挑战 |
| （四） 参政党履职能力的挑战 |
| （五）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挑战 |
| 三、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情况调查与分析——以XX省部分参政党成员为例 |
| （一）调查基本情况 |
| （二） 调查基本内容 |
| 1. 对参政党认知情况 |
| 2. 对我国多党合作制度认知情况 |
| 3. 参政党与意识形态 |
| 4. 对参政党领导班子及参政党代表人士的评价 |
| 5. 对参政党履职绩效的评价 |
| 6. 对参政党自身建设认同情况 |
| 7. 互联网与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 |
| 8. 对参政党认同有什么建议 |
| （三） 调查结果与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代推进中国参政党认同的路径选择 |
| 一、 参政党认同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路径选择 |
| （一） 参政党成员要做主流意识形态的坚信者 |
| 1. 要坚定信仰，树牢价值自信 |
| 2. 要不断增进多党合作的政治共识 |
| （二） 参政党成员要做主流意识形态的守护者 |
| （三） 参政党成员要做主流意识形态的践行者 |
| 1.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2. 要在思想道德建设上身体力行 |
| 3. 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
| 4. 在网络意识形态中释放最大正能量 |
| 二、 推动中国参政党队伍建设认同的路径 |
| （一） 对中国参政党领导班子的认同 |
| （二） 对中国参政党代表人士的认同 |
| （三） 对中国参政党成员的认同 |
| 三、 推动中国参政党履职绩效的认同路径 |
| （一） 参政议政绩效认同路径 |
| （二） 民主监督绩效认同路径 |
| （三） 政党协商绩效认同路径 |
| （四） 社会服务绩效认同路径 |
| 四、 推动中国参政党自身建设的认同路径 |
| （一） 参政党思想理论建设的认同路径 |
| （二） 参政党特色建设认同路径 |
| 1. 在参政党思想建设上，在坚持政治共识的基础上要保持“求同存异” |
| 2. 在组织建设上注重界别特色与组织结构优势 |
| 3. 各民主党派要在自己重点分工领域做出成绩，推出经典和品牌 |
| （三） 参政党基层组织建设认同路径 |
| （四） 参政党作风建设认同路径 |
| （五） 参政党制度建设认同路经 |
| （六） 参政党机关建设认同路径 |
| 五、 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中国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认同路径 |
| （一） 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对参政党建设的重要性 |
| 1. 促进了参政党领导班子作用的发挥 |
| 2. 思想建设形式更加丰富多彩 |
| 3. 参政党监督机制更加完善 |
| 4. 参政党的特色更加突出 |
| 5. 参政党基层组织更加活跃 |
| 6. 组织管理更加精准 |
| （二） 参政党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存在的主要问题 |
| 1. 参政党互联网平台技术的滞后性 |
| 2. 参政党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员的匮乏 |
| 3. 参政党成员政党网络意识的弱化性 |
| 4. 参政党网络安全的危险性 |
| （三）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提升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认同路径 |
| 1. 构建“智慧参政党”网络大数据管理平台 |
| 2. 建立参政党大数据中心 |
| 3. 培养参政党网络技术人才，不断增强参政党成员政党网络意识 |
| 4. 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参政党网络安全 |
| 5. 只有线上线下联动才能取得参政党建设的双赢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国参政党认同情况问卷调查 |
| 第一部分 个人基本情况 |
| 第二部分 参政党认知 |
| 第三部分 关于我国多党合作制度 |
| 第四部分 关于参政党在意识形态的作用 |
| 第五部分 关于对参政党领导班子及参政党代表人士的评价 |
| 第六部分 关于对参政党履职绩效的评价 |
| 第七部分 关于参政党自身建设的评价 |
| 第八部分 互联网与参政党治理能力 |
| 第九部分 （开放题）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述评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理论分析 |
| 一、“无直接利益冲突”概念界定 |
| 二、“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生成 |
| (一)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成因 |
| (二) “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机理 |
| 三、“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表征 |
| (一) 弱势群体为主体 |
| (二) 借机发泄为目的 |
| (三) 偶发事件为起因 |
| (四) 以政府部门为冲突对象 |
| (五) 表现形式多样化 |
| 四、“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负面影响 |
| (一) 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 |
| (二) 损害政府权威和政治合法性 |
| (三) 破坏社会心理 |
| (四) 阻碍人民政治素质的提高 |
| 第二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学理依据 |
| 一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属性定位 |
| (一) 定位“无直接利益冲突”属性的依据 |
| (二) “无直接利益冲突”属性的层次性分析 |
| (三)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多元属性分析 |
| 二、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理论依据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矛盾思想为理论指导 |
| (二) 以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矛盾理论为理论基石 |
| (三) 以西方集体行为和社会冲突理论为镜鉴 |
| 第三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价值意义 |
| 一、契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 |
| (一) 提高对人民主体的关切 |
| (二) 实现治理理念的现代化 |
| (三) 推进治理方式的民主化 |
| 二、符合建设平安中国的题中之意 |
| (一) 法治是建设平安中国的根本依托 |
| (二) 协同治理是建设平安中国的重要手段 |
| (三) 综合治理是建设平安中国的必然趋势 |
| 三、符合基层治理的内在要求 |
| (一) 基层治理是防范冲突的第一道防线 |
| (二) 基层治理是引领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要素 |
| (三) 基层治理效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生动体现 |
| 第四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
| 一、治理初探阶段(1949-1992) |
| (一)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的治理(1949-1978) |
| (二) 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四大召开时期的治理(1978-1992) |
| (三) 阶段特征 |
| 二、艰难探索阶段(1992-2012) |
| (一) 党的十四大至党中央对“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确认期间的治理(1992-2006) |
| (二) 2006年至党的十八大前夕的治理(2006-2012) |
| (三) 阶段特征 |
| 三、创新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
| (一) “无直接利益冲突”新特征 |
| (二) 治理理念新发展 |
| (三) 治理实践新探索 |
| 四、“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的基本经验 |
| (一) 必须坚持直面社会矛盾和冲突 |
| (二) 必须坚持从源头预防和化解矛盾 |
| (三) 必须坚持着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
| (四) 必须提高政府阶段性应对能力 |
| 第五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现实新境遇 |
| 一、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新契机 |
| (一) 以新时代开启治理新征程 |
| (二) 以社会发展的新目标和新任务为价值引领 |
| (三) 以新时代党风建设新气象为精神铸魂 |
| 二、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面临的严峻挑战 |
| (一) 国外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冲击 |
| (二) 国内社会发展和社会矛盾的变化 |
| 三、推进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面临的难题 |
| (一) 传统滞后的治理理念 |
| (二) 僵化闭塞的治理方式 |
| (三) 不健全的治理机制 |
| 第六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创新思路 |
| 一、创新治理思维 |
| (一) 以和谐理念推动思维方式转变 |
| (二) 以协调方式促进立场关系转变 |
| (三) 以包容理念推进治理方式转变 |
| 二、推动治理制度完善 |
| (一) 完善调解制度 |
| (二) 健全信访制度 |
| (三) 加强诉讼制度 |
| 三、加强治理主体协同 |
| (一) 加强党委的组织保障 |
| (二) 突出政府的主导力量 |
| (三) 强化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 |
| (四) 畅通公众参与渠道 |
| 四、强化治理方式融通 |
| (一) 发挥民主协商的优势 |
| (二) 夯实法治保障 |
| (三) 激发科技治理效能 |
| 五、优化治理化解机制 |
| (一) 完善多元纠纷裁决机制 |
| (二) 建立责任明晰的联动机制 |
| (三) 加强对抗行动的制动机制 |
| (四) 建立社会心理疏导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及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依规治党基本问题探讨 |
| 一、依规治党的科学内涵 |
| (一) 依规治党的概念厘定 |
| (二) 依规治党的基本特性 |
| (三) 依规治党的相关命题 |
| 二、依规治党的要素构成 |
| (一) 依规治党的主体 |
| (二) 依规治党的客体 |
| (三) 依规治党的介体 |
| (四) 依规治党的环体 |
| 三、依规治党的价值意义 |
| (一) 有利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
| (二) 有利于规范社会价值导向 |
| (三) 有利于引导社会行为规范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考察与经验分析框架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演进(1921--1949)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流变(1949-1978) |
|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发展(1978-2012) |
|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新进展(2012-) |
| 五、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基本经验分析的逻辑理路 |
| (一) 秉承刚柔并济,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 |
| (二) 秉承体用合一,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相结合 |
| (三) 秉承知行统一,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 |
| (四) 秉承重点全面并行,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 |
| (五) 秉承内外良性互动,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 |
| 第三章 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 |
| 一、思想建党是依规治党的重要基础 |
| (一) 坚持思想建党以增强依规治党的思想自觉 |
| (二) 坚持思想建党以增强依规治党的行动自觉 |
| 二、制度治党是依规治党的基本保障 |
| (一) 维护制度的严肃性 |
| (二) 增强制度的系统性 |
| 三、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坚持人民中心以促进群众利益实现 |
| (二) 牢记党的使命以推动民族复兴实现 |
| (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党的整体发展 |
| 第四章 坚持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相结合 |
| 一、党的规矩内容是依规治党的内在本质 |
| (一) 建立以党章为核心的规矩体系 |
| (二) 逐步健全党内法规体系 |
| 二、党的规矩形式是依规治党的外在表现 |
| (一) 倡导中国气派 |
| (二) 走向规范之路 |
| 三、内容建设与形式规范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在内容建设中丰富完善党规体系 |
| (二) 在形式规范中增强党规辨识度 |
| (三) 坚持成文党规和传统惯例的互动衔接 |
| (四) 把握党规内容建设和形式规范的实践性 |
| 第五章 坚持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相结合 |
| 一、科学立规是依规治党的必要前提 |
| (一) 同党所处时代党的历史任务相融合 |
| (二) 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融合 |
| 二、严格执规是依规治党的关键所在 |
| (一) 在真抓实干中严格执规 |
| (二) 在考核奖惩中严格执规 |
| 三、科学立规与严格执规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坚决维护党章的根本地位和最高权威 |
| (二) 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三) 党内法规清理是依规治党的重要环节 |
| (四) 坚持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 |
| 第六章 坚持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相结合 |
| 一、抓住“关键少数”是依规治党的重点 |
| (一) 领导干部带头讲政治 |
| (二) 领导干部带头讲规矩 |
| 二、引领“最大多数”是依规治党的基础 |
| (一) 全程全域严格党员标准 |
| (二) 共产党员必须严守党纪 |
| 三、抓“关键少数”与引领“最大多数”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发挥领导干部“关键作用” |
| (二) 凝聚普通党员“最大合力” |
| (三)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
| (四) 健全干部管理机制 |
| 第七章 坚持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 |
| 一、党内监督是依规治党的本质要求 |
| (一) 党内监督覆盖全体党员 |
| (二) 不断完善党内监督制度 |
| 二、外部监督是依规治党的重要保障 |
| (一) 外部监督倒逼恪守初心 |
| (二) 不断完善党的监督体系 |
| 三、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良性互动的关节点 |
| (一) 严格党内监督以夯实党规监督之基 |
| (二) 丰富外部监督以拓展党规监督之维 |
| (三) 以维护党规权威确保党规监督效果 |
| (四) 积极培育监督文化以增强监督意识 |
| 第八章 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建设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面临新机遇 |
| (一) 西方政党制度深陷困境 |
| (二) 中国法治道路日益坚定 |
| (三) 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
| (四) 政党领导力量不断增强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面临新挑战 |
| (一) 部分党员规矩意识未树牢 |
| (二)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 |
| (三) 部分党内法规执行不到位 |
| 三、在汲取历史经验中开启依规治党新征程 |
| (一) 以思想建党厚植依规治党思想根基 |
| (二) 在制定与执行中完善党的规矩体系 |
| (三) 以法治能力提升增强党员主体作用 |
| (四) 在党内外监督中健全党的监督体系 |
| (五) 以规矩权威为依规治党提供政治保证 |
| (六) 以规矩信仰为依规治党提供文化氛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科学发展观带来新气象（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J]. 新华社. 当代贵州, 2021(Z4)
- [2]中越改革（革新）开放以来党建工作比较研究[D]. 阮志功（NGUYEN CHI CONG）. 西安石油大学, 2021(01)
- [3]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研究[D]. 李辰洋. 北京交通大学, 2021
- [4]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5]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D]. 杨佚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6]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研究[D]. 朱洲. 北京交通大学, 2021
- [7]“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研究[D]. 张珍. 南京邮电大学, 2020(04)
- [8]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D]. 孙曈.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D]. 袁蕊. 山东大学, 2020(12)
- [10]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D]. 王国龙. 山东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