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国的初级卫生服务及对上海社区卫生服务的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范晓鹏[1]（2021）在《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都市圈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极与人口承载核心区域,也是区域综合实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从本质上来看,都市圈是一个具有较强开放性的复杂巨系统,其形成与发展类似于有机生命体,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与特征,以系统内各部分达到一体化为理想状态,高质量则是判断一体化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都市圈发展既要考虑“量”的一体化,也要考虑“质”的一体化。作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板块,西安都市圈仍面临着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产业同质恶性竞争、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现实问题,加快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已迫在眉睫。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现实困境,本研究重点围绕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第一,综合集成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地理学与城乡规划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跟踪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实践,在遵循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一般规律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空间、规划等多方位一体化,以及新时代背景下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高质量,从来源与构成、存在与变化、动因与结果、目标与路径等视角,系统阐释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耦合辩证关系,归纳总结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与空间指向。第二,在一体化视角下,建构基于交通、经济、人口、文化等多维度的定量叠加测算方法体系,并结合西安历史文化空间格局和发展脉络进行定性辅助校核,从而科学识别西安都市圈的空间圈层结构。在此基础上,重点对近年来西安都市圈中心城区的空间扩展,以及圈层结构的演化规律进行总结分析,并综合集成“一体化—高质量—耦合度—满意度”等维度,开展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综合绩效评价,印证一体化与高质量的耦合发展关系,辅助研判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第三,结合自然环境、经济社会、交通设施、历史文化等基础性因素,以及政策制度、信息技术等刺激性因素,对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影响因子进行研判,构建以因子属性与作用形式为基础的动力机制模型。基于此,通过梳理都市圈发展的一般模式与复合模式,结合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探索西安都市圈的适宜空间发展模式。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系统研究,本论文得出以下结论与观点。第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应在区域协同、产业分工、市场统一、设施互联、风险共担等方面,且未来高质量发展应充分体现人本化、绿色化、创新化与网络化等发展理念。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应体现在产业协同创新、市场开放统一、生态绿色共保、城乡协调融合、文化包容认同、交通互联互通、服务共建共享、科技智慧引领、治理现代高效等多维层面,由此才能在空间层面真正实现都市圈要素、结构、功能的高质量一体化。第二,从西安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的结果可以看出,目前西安都市圈仍是以西安主城区、咸阳主城区和西咸新区为核心的单核型都市圈,并呈现出沿交通要道轴向延伸的态势,区域整体空间联系仍较为松散。在充分解析区域现状和比较审视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的基础上,研判得知西安都市圈目前还存在城镇体系不完善、产业协作不够、交通网络化水平低、生态保护乏力、公共服务过度集中、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通过“耦合—满意度”评价分析可知,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水平一般,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尽管近年来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水平都有很大提升,但受到多维因素的影响仍处于中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研究范围内居民对西安都市圈的认知程度较低,中心与外围的空间联系感知较弱,对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普遍不高。第三,针对西安都市圈提出“三多一网”的适宜空间模式,认为“多目标、多中心、多维度、网络化”的发展格局是理想空间形态。在明确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与战略使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积极响应适宜空间模式,重点从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引导策略。同时,基于国土空间规划背景,强调规划思维转变与规划目标转向,进而加强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与内外衔接,优化完善都市圈规划编制程序,并提出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响应的路径与方法,从而有效支撑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为我国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规划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任波[2]（2021）在《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及其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体育产业是“五大幸福产业”的组成部分,在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影响下,体育产业与城市化互动发展愈加强烈。探究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及其效应,在理论层面,有助于挖掘体育产业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和价值、有助于厘清体育产业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搭建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实践层面,有利于促进城市体育产业发展、有利于促进体育产业更好融入城市发展、有利于促进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良性互动发展。基于产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相关理论,综合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抽象分析与具体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基础、域外经验、耦合机理、耦合效应、效应测度、实证分析等维度,搭建一个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及其效应分析的基本逻辑框架。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一是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是通过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现实条件、影响因素、互动内涵、联结方式等因素串联起来。其中,现实条件是体育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体育产业贡献不断提升、体育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体育产业基础不断夯实、体育市场主体不断增长,以及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的不断演进。影响因素是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环境向好。互动内涵是以促进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为要求,以增进体育产业有效融入城市化发展为重点,以呈现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时序与空间阶段性变化为特征,以实现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为目的。联结方式是体育产业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等,促进城市化发展;城市化通过要素流动和集聚增长等,促进体育产业发展。二是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效应通过互动方式、呈现形式以及评价方式3个层面体现出来。其中,互动方式是加快发展体育产业对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的积极推动作用;城市化进程加快驱动产业规模扩大、产业贡献提升、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基础夯实、市场主体扩大。呈现形式是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评价方式是关联耦合效应评价和耦合协调效应评价。三是体育产业评价指标体系由体育产业规模、体育产业贡献、体育产业结构、体育产业基础以及体育市场主体等5个一级指标,体育产业总产值、体育产业增加值、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体育产业吸纳就业人数、体育服务业占比、人均体育消费、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体育企业数等8个二级指标构成。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由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等4个一级指标,人均GDP、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城镇人口比重、城市人口密度、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占总从业人口比重、人均拥有建成区面积、人均城市拥有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等13个二级指标构成。在此基础上,提出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效应测度的2种形式,即关联耦合效应测度和耦合协调效应测度。四是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关联耦合发展态势,体现在2014—2017年为较强关联耦合阶段、2018年为中等关联耦合阶段。体育产业各子系统与城市化各子系统也存在着先增长后下降的关联耦合关系,具体体现在2014—2016年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与体育产业的关联耦合程度呈现增长态势,2017—2018年呈现下降态势;2014—2016年体育产业规模、体育产业贡献、体育产业结构、体育产业基础、体育市场主体与城市化关联耦合呈现增长态势,2017—2018年呈现下降态势。五是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发展的耦合状况和协调状况都呈现相对较平稳变化态势,并存在2014—2018年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程度高于协调程度。2014—2018年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程度由失调发展至协调,且存在2014—2017年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类型是体育产业发展滞后型耦合协调,2018年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类型是城市化发展滞后型耦合协调。
傅佩佩[3]（2021）在《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和实践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文中认为研究背景家庭医生,又称为全科医生,其职责是为居民提供健全、有效、连续、适宜的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管理,被视为居民的“健康守门人”。2016年,以优化卫生资源配置、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为目标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在我国全面正式全面启动。但是,由于我国尚处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探索起步阶段,该制度目前在我国发展还不成熟,上述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并且在签约服务实施过程中存在一系列与签约服务目标不一致的问题,例如居民签约率低、知晓率低、家庭医生履约率低和签约服务质量不高等。同时,由于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推进在不同地区还相当不平衡。尤其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因为卫生基础较差、信息化建设薄弱、人力资源匮乏,以及居民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等传统因素,致使家庭医生制度的推行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众所周知,农村基本卫生服务体系承担着维护我国广大县域居民健康的重要任务,而且农村卫生一直是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的重点关注,因此,选取合理的样本地区展开调查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对于做好我国农村家庭医生制度的发展尤为重要。本文选取山东省相关地市作为研究样本地区,因为山东省是我国农业大省,农村地区人口数量占全省总人口数量一半以上,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差异,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以山东农村地区为样本,通过聚焦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展开研究,对于切实推进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良性发展、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重要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推行并非水到渠成,而是涉及多个环节的复杂系统工程。同时也受到多个层面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如政府层面的政策制定、激励措施、考核与监管;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能力及水平、机构定位及分工;居民个体层面的认知、态度、动机、协作配合情况等。从理论层面来讲,委托代理理论能够建立起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关联,通过分析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博弈,可以发现最优的激励措施。将委托代理相关理论运用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定和实施策略分析中,建立家庭医生、居民和政府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从新的视角推导和理解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可以为完善家庭医生服务制度提供更科学的理论支持。而基于制度及供需双方的多层次、全方位研究,可以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提升与优化提供更全面、更深入、更实际的建议,也可为全国其他农村地区提供经验做法或运行模式方面的参考借鉴。基于上述背景,本论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山东省农村地区现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供需双方的实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减少政策实施的偏差?研究目的本研究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系统分析家庭医生签约制度设计,探讨山东农村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如何通过资源保障、监管考核机制、筹资支付机制和问责机制影响政策运行的结果和利益方的行为,最终为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政策建议。具体目的包括:（1）构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理论分析框架;（2）系统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以及供、需双方实施现状,探索关键问题影响因素;（3）从委托代理关系视角分析政策实施的偏差和探索问题产生的原因;（4）提出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政策性建议。研究对象和方法本研究现场调研数据来源于2018年5月7日——24日开展的“山东省农村基本医疗服务”项目调研。综合考虑地域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和签约服务实施情况,此次调研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抽样方法,选取了淄博市、聊城市和滨州市已经推行家庭医生签约的6县（沂源县、桓台县、茌平县、东阿县、惠民县和无棣县）,从机构和个人两个层面,就当地农村家庭医生签约制度运行情况开展了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如下方面:卫生院和卫生室基本药品供应情况、信息化建设情况、签约服务政策工具等;家庭医生服务提供能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情况、家庭医生工作满意度等;居民健康状况、健康行为、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选择偏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情况以及健康需求等信息。本研究的分析过程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山东省和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和制度安排进行归纳和总结,资料主要来自样本地区相关政策文件及研究文献,以及对样本地区机构的调查数据。第二部分是从供方和需方的视角对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实施现状进行描述和分析,基于统计描述、logistic回归等,探究供方家庭医生的激励机制及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通过离散选择实验的方法测量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选择偏好,最后构建基于居民个体、村卫生室和镇卫生院的多水平分层模型,全方位探索影响家庭医生签约的因素。第三部分结合定性访谈资料,采用主题框架分析法,根据政府和家庭医生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和居民的委托代理关系、家庭医生和居民的委托代理关系的理论,对筹资支付机制、奖惩考核机制、问责机制和运行保障机制进行分析,找出签约政策实施的偏差及其产生的原因。最后,本文综合制度分析框架和政策执行的偏差提出完善签约服务制度的策略性建议。本研究采用SPSS 22.0和Stata 14.2进行数据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分层回归分析和离散选择实验;采用QSRNvivo 8质性分析软件分析定性访谈资料。研究结果1.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是:由政府制定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指导意见,联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发改委、中医药管理局为签约服务提供政策和资源保障;政府通过委托基层医疗机构、基层医务人员共同组建家庭医生团队,为签约居民提供服务;政府通过支付、考核、和监管等激励措施,确保签约服务提供机构和家庭医生提供合格的签约服务,提高签约居民整体健康水平。山东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采用“1+1+1”服务模式,即家庭医生团队依托县域医共体,由村医、乡镇卫生院和县医院医院医生构成。一般由乡镇卫生院医生担任队长,村诊所医生是签约服务具体提供者。居民通过与乡镇卫生院签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选择签约服务包,接受签约团队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健康管理等服务。研究发现,目前政府在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运行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表现在:（1）资源配置失衡,综合性的服务提供可及性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和基本药物供应保障还不完善。76.67%的乡镇卫生院没有实现将居民健康信息与上级医疗机构共享;55.09%的村诊所存在基本药物短缺现象。（2）双向转诊制度尚未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缺少连续性。大部分村诊所医生获得的上级医院相关工作支持不足。基层家庭医生欠缺专科医疗资源、转诊资源、临床经验与技能。2.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现状签约服务供方运行现状:目前样本地区签约服务供方,即家庭医生在服务提供过程中主要存在服务水平低下、工作负荷及压力较大、收入及薪酬感知较低、整体满意度较低等问题,具体表现在:（1）村诊所家庭医生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只有1%的村医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大部分家庭医生只有乡村医生证（76.29%）,家庭医生中参加过全科医师转岗培训者仅占34.32%。仅有22.51%的家庭医生取得全科医师转岗培训合格证;只有15.50%的家庭医生认为其知识和能力完全可以满足家庭医生工作的需要,超过80%的家庭医生在开展基本医疗服务过程中遇到技术问题;（2）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没有将服务质量纳入考核指标,奖惩制度没有落实;家庭医生工作量偏大,平均每人每天工作11小时、管理超过1500人,93.36%的基层医生自我感知参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后工作量增加;家庭医生待遇普遍偏低,仅有12.18%的家庭医生认为薪酬与其工作匹配,且卫生院与村诊所家庭医生存在收入差距;（3）家庭医生满意度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家庭医生的职称、收入、工作量和工作压力、县医院技术支持等在5%的水平上显着。针对需方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研究结果如下:（1）签约率低,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获得感差,“签而不知”、“签而不约”现象普遍。样本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概率仅为23.8%;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率低,55.69%的被调查者完全不了解签约服务;居民被动签约现象普遍;居民不愿意签约是因为不信任家庭医生团队的服务能力,担心乱收费,认为没必要。（2）居民离散选择实验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更愿意选择诊疗水平高（β=2.39）、服务态度好（β=1.39）、基本药品可获得性高（β=0.63）和适当提高医保报销比例（β=0.45）的家庭医生团队签约;签约概率模拟结果表明,签约率与费用关联度很高,签约费用从200元降至免费,签约概率将提升至84%。（3）多水平模型结果显示:居民个体层面上,受教育水平越高（OR=1.71）、经常参加体育锻炼（OR=1.39）、及患有多重慢病（OR=1.53）的居民越愿意签约;在村级层面上,较好的村卫生室信息化程度（OR=1.31）有着更高的签约概率;在镇级层面,卫生院基本药物供应充足（OR=1.53）、信息化程度较好（OR=1.28）、参加过家庭医生相关培训（OR=3.19）以及中心卫生院（OR=1.92）都与较高的签约概率相关。3.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偏差和归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偏差主要表现在:（1）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供需不匹配,即居民的健康需求和偏好没有通过现有的签约服务提供得到响应和满足;（2）供方激励扭曲,即现有的筹资支付、监管考核制度导致家庭医生工作满意度低、签约服务“重量轻质”。制度实施偏差的根本原因在于:现有的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安排无法规避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一系列代理人道德风险问题。制度安排层面对制度实施偏差的影响主要包括:首先,政府对签约制度运行保障作用失灵,信息化建设、药品供应保障、人才培训不完善,导致卫生资源配置不公平、卫生服务提供能力和质量纵向不平等,降低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的可持续性。其次,居民无法自由选择签约团队,造成团队之间缺乏竞争,不利于团队提升服务质量和签约居民满意度,造成居民服务获得感低。问责机制方面,政府对家庭医生奖惩兑付、监管考核缺失、激励不足,降低了家庭医生团队工作意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书的制定依据缺少居民的健康需求和偏好,服务包定价不规范、服务内容不合理等原因,导致签约率不高、“签而不约”现象普遍。最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书是一种原则性协议,对家庭医生的行为约束力有限。代理人问题层面对制度实施偏差的影响主要源于多代理人和共同代理两个方面。首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存在多个代理人,政府对家庭医生的职责、考核、奖惩标准不清晰,导致了团队内部不同代理人之间缺少合作,尤其是上级医院的医生对基层医务人员缺少业务指导,极易导致“搭便车”现象,降低了委托人的总体效用,造成了签约服务的协同性不高,背离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目标。第二,家庭医生是政府和居民的共同代理人,政府相对于居民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如果政府和居民交付给家庭医生的任务目标不一致,家庭医生将选择强势的委托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从而降低了共同代理效率。目前,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过程中,政府将工作量（签约合同的数量、覆盖面）作为考核支付家庭医生的标准,与居民所偏好的服务质量存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医生会选择首先完成政府制定的工作考核目标,而忽视了对提升服务质量的努力。这就导致家庭医生服务重量轻质,供需不匹配,居民获得感低。结论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运行效率,需要政府完善运行保障机制,从而实现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签约服务的政策保障。目前,政府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政策支持不足,以及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家庭医生团队呈现多代理人的特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无论是对签约团队整体还是团队内部不同代理人,均尚未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导致了团队内部代理人互相中立,团队之间缺乏促进发展的良性竞争。政府没有建立恰当的奖惩机制和对家庭医生的激励机制,相关制度存在流于形式的问题。家庭医生没有将最大化签约居民的利益作为目标,家庭医生没有准确识别居民的签约选择偏好和健康需求,从而导致了家庭医生的行为背离了委托人居民的利益目标。此外,监督和信息公开渠道的缺失致使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政府、家庭医生和居民之间相互问责机制的缺失,也加剧了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不一致。政策建议为了解决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提高签约服务效果,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切实以居民健康需求为导向,为居民提供个性化签约服务。2)合理配置卫生资源,真正做到“资源下沉”,提升家庭医生服务能力。3)完善家庭医生首诊和双向转诊制度,为签约服务提供政策保障。4)建立可持续筹资机制,提高居民自付比例,为签约服务提供资金支持。5)构建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明晰家庭医生团队成员职责。6)实行按绩效支付,引导家庭医生团队之间竞争,提升签约服务运行效率。7)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建立相应问责监督机制,充分调动家庭医生积极性。8)对签约服务进行合同式管理。创新点和不足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突破以往单一研究视角,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三个核心主体,即政府、家庭医生、居民的视角出发,立足山东省实际,通过对政府运行保障、筹资支付、监管考核与问责等进行全面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优化策略;2)研究思路方面,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契约理论以及战略购买等经典理论为依据,构建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优化分析框架,聚焦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所涉及的政府和家庭医生、居民和家庭医生这两个核心委托代理关系,为开展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施的偏差,揭示偏差产生的原因,为政策制定者提供重要的理论科学依据;3)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结合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通过离散选择实验科学测度需方居民家庭医生签约偏好、并利用多水平分层模型从供、需双方研究居民签约行为的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定性分析,验证和深入解释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的偏差和原因,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研究的不足在于,1)在现场数据获得方面,数据仍旧存在一定偏倚。例如,样本平均年龄偏大,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纳入更多的样本,以进一步提高结果的可靠性;2)由于离散选择实验方法的局限性,对于纳入属性的数量、水平固化了被调查者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选择意愿,而无法反映其他属性对其选择偏好的影响;3)本研究仅选取山东省作为研究地点,因而研究结果的外推性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影响。
刘铁诚[4]（2021）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因素及完善策略研究 ——以山东省济南市考核评价结果为实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自2009年我国新医改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以来,有效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便成为政府重要的政策目标。为保证这一政策目标的有效落实,各级政府强化措施建设,保证了相关工作的有序推进。但由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和问题解决的复杂性,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因素成为目前研究的短板。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和对实践工作的考察分析认为,服务项目政策目标在妇幼保健和预防接种等项目上落实良好,但在慢性病健康管理等方面始终较差。为此,从研究角度有必要弄清楚哪些因素是决定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关键变量?供需双方在影响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的作用关系及影响变量是什么?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有哪些?在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关键阶段,厘清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将有利于关键问题的解决。研究目的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探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从而为解决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关键问题、完善相应措施提供政策建议。具体研究目标包括:（1）分析典型地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现状及实施问题;（2）明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主要影响因素;（3）分析基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影响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4）提出解决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关键问题的措施和政策建议。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本研究将山东省济南市作为典型地区开展研究。资料来源包括三部分,包括（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结果。内容包括2018年济南市15个区县和449家基层卫生机构的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情况以及组织管理和资金管理工作得分和扣分原因。（2）关键知情人访谈资料。选取市区两级卫生行政部门、市区两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基层卫生机构的相关负责人和业务骨干35人作为供方关键知情人;采用偶遇抽样法收集基层卫生机构门诊患者90人作为需方关键知情人。采用半结构化访谈问卷进行深入访谈。（3）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相关影响因素数据。通过卫生统计年鉴和公共卫生信息系统提取区县和基层卫生机构的社会人口、卫生资源和医疗服务等指标数据。本研究首先采用方差分析和Student-Newman-Keuls检验分析比较各区县和机构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评估结果,总结典型地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整合“结构-过程-结果”模型和安德森卫生服务利用行为模型,从供需双方角度构建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形成影响因素分析的应用框架。通过文献研究收集既往研究结果中的影响因素,采用扎根理论质性分析方法对典型地区供需双方关键知情人访谈资料进行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核心编码,梳理影响因素间的逻辑关系,形成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最后基于分析框架筛选供需双方变量作为自变量,将以慢性病管理为核心的健康防控项目工作指标作为因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先采用多水平线性模型分析区县和机构两层面上供需变量对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方向和效应大小,再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和交互作用分析探索机构层面供需双方变量间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现状及实施问题。①各区县以慢性病健康管理为核心的项目工作指标距离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差距较大。健康档案管理、高血压健康管理、糖尿病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等服务项目政策目标未达标的区县比例分别为100%、66.67%、73.33%和86.67%,机构服务项目工作指标在各区县间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妇幼保健、疾病防治、协查管理等服务项目政策目标在各区县间均已达成或超额达成。②区县卫生行政部门和基层卫生机构的组织管理工作绩效考核得分在区县间分布差异较大。区县组织管理平均得分11.4分（9-13.5分）,主要问题是制度建设、分工协调和问题整改等方面落实不到位;机构组织管理平均得分8.13分（2-10分）,主要问题为制度建设和绩效工作落实不到位。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管理绩效考核得分在区县层面无扣分,机构平均得分8.62分（5-10分）,得分在区县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主要问题为预算执行不到位和资金使用不合规。2.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首先构建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和形成分析框架。具体过程是通过研究整合相关卫生服务模型,构建了“供方影响因素-需方影响因素-项目政策目标”理论模型,在此模型基础上系统收集影响因素建立分析框架。分析要素可以归纳为供方和需方两类,其中供方影响因素包括政策制度（配套政策、配套制度、项目设计）、资源保障（人力资源、项目经费、硬件设备）、组织保障（运行模式、部门协作、信息化建设）;需方影响因素包括倾向特征（人口学、社会结构、健康信念）、促进资源（经济能力、社会组织）、健康需要（感知需要、评估需要、效果评价）。其次是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通过多水平线性模型分析发现,机构水平上健康档案管理、高血压健康管理、糖尿病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等四个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不同程度上受区县和机构层面供需双方因素的共同影响。人力资源（区县每千人护士数、区县每千人公共卫生人员和区县每万人全科医生数）、硬件设施（区县基层卫生机构平均床位数）、项目经费（机构资金管理得分）、组织保障（区县和机构组织管理得分）等供方要素与不同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间有统计学意义的关联均为独立正相关;机构公卫医师人均负担目标人群数与四个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均呈独立负相关。区县基层需方社会人口要素中,区县人均GDP和人口增长率与不同项目工作指标间有统计学意义的关联均为独立正相关,区县人口密度和死亡率均是独立负向影响因素。机构层面需方要素中,效果评价（辖区居民满意度）和健康信念（辖区居民知晓率）均是健康档案管理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正向影响因素,健康信念（辖区居民知晓率）同时是高血压健康管理、糖尿病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等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负向影响因素。3.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影响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中介效应分析发现,辖区居民满意度和知晓率等需方变量在供方变量影响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存在显着部分中介效应。在每机构公卫医师人均负担目标人群数、资金管理得分、组织管理得分、医生满意度等供方变量影响各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总效应中,居民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比例为50.30%～73.09%,居民知晓率的中介效应比例为13.04%～71.90%。交互作用分析发现,在影响健康档案管理、高血压健康管理和糖尿病健康管理等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居民满意度和知晓率等需方变量与机构供方变量间存在交互效应。居民满意度和知晓率高于全市平均值时,可以降低每机构公卫医师人均档案数对健康档案管理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负向阻碍作用、增强机构资金管理得分的正向促进作用、削弱医生满意度的正向促进作用。结论与建议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落实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解决需要系统性制度安排。项目评估发现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项目建设的系统性措施落实不到位,包括项目设计结构与布局不尽合理、绩效考核制度不够完善等;（2）项目建设保障要素落实不协同,包括人力资源和硬件设施等基层卫生资源保障水平不足;（3）组织管理工作执行不到位;（4）资金管理制度执行不规范等,影响了以慢性病管理为核心健康防控项目政策目标的落实。这提示我国卫生行政部门需要从政策建设角度进行系统性制度安排,完善项目服务内容和绩效考核制度的制度设计,建立服务包动态调整机制,重视区县和机构间人力资源、硬件设施等方面的资源保障,加强区县和机构的组织管理和资金管理工作,促进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2.建立项目落实的动态评估模型,有助于及时发现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和管理工作执行中的问题。本研究从供方和需方两个角度系统地整理了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分析框架的核心、模块和要素三级维度,并通过实证研究在典型地区区县和基层卫生机构两个层面验证了“结构-过程-结果”模型和安德森模型的理论整合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影响因素研究领域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以上研究结果可作为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动态评估模型构建的工作基础。3.政府牵头建立供需多方参与的协同机制可有效提高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效率和质量。实证研究验证了区县和机构层面上人力资源、硬件设施、项目经费、组织保障等供方要素和社会人口、健康信念、效果评价等需方要素共同影响机构层面服务项目政策目标的落实,进一步揭示了辖区居民满意度和知晓率等需方变量作为中介变量在供方变量影响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和交互作用,探析了供需双方因素影响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路径和潜在机制。研究结果提示应该重视需方要素在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中的重要作用,利用社区居民满意度和知晓率指标识别重点干预人群,切实提高居民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认知水平和利用水平。创新性1.本研究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服务本质出发,整合“结构-过程-结果”模型和安德森模型,从供需双方角度系统梳理了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的指标维度,构建了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既考虑了影响因素分析理论上的规范性,也考虑到了分析过程中变量的可变性,为开展影响因素分析的系统研究提供了变量筛选工具,从方法学角度具有一定的创新性。2.本研究在区县和基层卫生机构两个层面上对供需双方影响因素在影响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过程中的作用强度和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了定量测算,明确了供方因素影响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直接作用路径和通过需方因素的间接影响路径,探讨了需方关键影响因素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服务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促进作用和政策干预意义。这对不同层面的政策制定者统筹卫生资源、制定干预策略、完善目标措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局限性本研究以山东省济南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考核评估问题发现和影响因素分析为例进行的研究,研究结果虽具一定的代表性,但结论外推至客观条件差异较大的地区时存在一定局限性。实证分析时尽管对典型地区区县和基层卫生机构两级变量信息挖掘较为详尽,但区县和机构两个层面难以涵盖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涉及的全部影响领域。同时由于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不能够反映时序变化的影响,也可能会对本研究方法学的推广应用带来一定的影响。
张娇[5]（2021）在《供需视角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研究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文中认为研究背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维护居民健康为宗旨,以全科医生为主要载体,为居民提供综合、连续、便捷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管理服务。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证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新形势下保障和维护群众健康的重要途径。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与实践,我国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体系,形成了一些有地方特色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签约服务工作的推进。已有研究显示,目前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实际签约率与有效利用率均有待提高。鉴于此,除了从宏观层面完善配套措施及保障机制之外,优化设计签约服务方案是全面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质增效的关键环节,而这其中的重要前提是明确居民（需方）与基层医务人员（供方）对签约服务的需求与偏好。然而,由于签约服务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不完美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外部环境变化的多重影响,测量供需双方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真实偏好比较复杂且困难。因此,如何科学地评估供需双方的潜在偏好与意愿,探索符合双方需求与偏好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国内外文献综述发现,国外对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的评估起步较早,相关研究已较为成熟,但对供需双方偏好差异的相关研究与报告仍不足。而国内关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与意愿等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且大多是描述性统计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很难对各因素的重要性进行科学量化。尽管已有极少数研究采用如离散选择实验方法评估偏好,但仅从需方角度出发,尚缺乏针对供方以及供需双方偏好的对比研究;且现有研究样本人群较为单一、样本量较小,难以发现其真实需求偏好与意愿。因此,本研究拟从供需两个视角进行研究设计,利用离散选择实验,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进行全面而系统的量化研究。研究目的本研究以山东省泰安市为例,从供需双方（居民与基层医务人员）视角出发,在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分析基础上,利用离散选择实验科学测量双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与意愿,为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优化设计和策略完善提供数据支持与决策参考。具体研究目的如下:（1）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2）测量与评估供需双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3）模拟不同签约服务情景并预测选择概率;（4）提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设计优化与策略完善的对策建议。资料来源与研究对象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优化设计与策略完善-基于城乡供需双方的实证研究（71974118）。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泰安市六个县市区抽取调查样本。其中,（1）需方调查:以户为单位,调查对象为15周岁及以上居民。（2）供方调查:调查对象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其下属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全科医生、乡村医生以及家庭医生团队成员。（3）供需双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调查:①离散选择实验设计:通过文献回顾、定性访谈以及专家咨询等方法确定了六个属性（服务费用、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类型、药品可及性、医生团队诊疗水平）及其水平,采用D-efficiency设计方法,并通过添加一致性检验问题以及可视化元素等方法形成实验调查问卷。②调查对象:需方偏好调查对象为孕产妇、慢性病患者以及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供方偏好调查对象为参与本次调查的所有基层医务人员。研究内容与方法（1）通过文献分析法,对国内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分析,初步了解目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研究进展以及存在的不足。（2）基于现场调查数据从供需双方视角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供需双方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认知与满意度现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影响双方认知水平以及满意度的可能因素。（3）利用离散选择实验评估供需双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构建混合Logit模型分析供需双方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具体偏好;基于混合Logit模型与潜类别Logit模型分别探究供需双方不同特征以及不同类别人群的偏好异质性;量化分析供需双方对签约服务属性与水平的边际支付意愿和供给意愿。（4）基于参概率（Uptake rate）方程模拟不同签约服务方案组合,并预测在不同服务情景下供需双方的选择概率及其变化趋势;根据双方需求与供给偏好特点,模拟本研究中的最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方案。（5）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以及供需双方偏好分析结果,探讨与总结目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设计优化与策略完善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1）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分析①需方:共纳入8500名居民,其中5950人已签约家庭医生服务,总体签约率为70.00%。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总体知晓度得分中位数为3.00（1.00,4.00）,态度得分为4.50（4.00,5.00）;相对于未签约人群,已签约人群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度与态度得分均更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已签约人群对家庭医生签约总体满意度得分中位数为5.00（4.00,5.00）,表明总体上签约人群对签约服务比较满意。②供方:共纳入835名基层医务人员,其中有754人已加入家庭医生签约团队,占90.30%。基层医务人员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总体知晓度得分中位数为4.50（4.00,5.00）,总体态度得分为4.20（3.60,4.60）;相比于未加入签约团队组,已签约的医务人员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度得分更高（4.50 vs 4.25,P=0.002）。基层医务人员的总体工作满意度得分中位数为3.17（2.67,3.83）,已加入签约团队的医务人员的总体工作满意度得分低于未签约组（3.17 vs 3.50,P=0.001）。（2）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分析结果①需方偏好分析中共纳入2226人,经分析排除未通过一致性检验者,最终纳入混合Logit模型分析的共2159人。回归结果显示,服务费用、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类型、药品可及性以及医生团队诊疗水平六个属性对居民的签约选择均有显着影响。居民偏好于选择服务费用低、基础包、上门服务、中西医结合、药品可及性更高以及医生团队诊疗水平更高的签约服务。②供方偏好分析中共纳入816人,经分析排除未通过一致性检验者,最终纳入混合Logit模型分析的共729人。回归结果显示,服务费用、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类型、药品可及性以及医生团队诊疗水平六个属性对基层医务人员的供给选择均有显着影响。医务人员偏好于提供服务费用高、基础包、门诊就诊、药品可及性更高以及医生团队诊疗水平更高的签约服务。③通过对供需双方签约偏好比较发现,供需双方在服务费用与服务方式属性的偏好上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居民偏好于选择费用低、上门服务的签约服务,而医务人员偏好费用高、门诊就诊的签约服务;同时,供需双方也存在偏好共性,居民与医务人员均对个性包服务均有显着的消极偏好;对中西医结合、药品可及性高以及医生团队诊疗水平高的签约服务均有明显的积极偏好;其中,医生团队诊疗水平是影响供需双方选择偏好的最重要的服务属性。（3）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异质性分析①居民签约偏好异质性分析:60～69岁以及70岁及以上老年人、居住在农村地区以及收入相对低的居民偏好于选择费用更低的签约服务;不同人群特征居民均倾向于选择药品可及性以及医生团队诊疗水平较高的签约服务。此外,基于潜类别Logit模型将居民分为三个潜在类别:经济型（类别Ⅰ）、综合型（类别Ⅱ）以及高质量型（类别Ⅲ）。其中,不同性别、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特征可能会对不同类别居民签约需求偏好产生影响。②医务人员签约偏好异质性分析:农村地区以及收入相对低的医务人员更倾向于选择服务费用高的签约服务。受教育年限相对低者（≤12年）对提供个性包服务有显着的消极偏好。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专业技术职称较低以及工作年限较高的医务人员均偏好于提供费用高的签约服务。不同人群特征以及不同工作特征的医务人员均偏好于提供医生团队诊疗水平较高的签约服务。此外,基于潜类别Logit模型对医务人员的偏好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类别医务人员的供给选择偏好有明显差异,根据其偏好特点分为普通型（类别Ⅰ）、诱导型（类别Ⅱ）以及利他型（类别Ⅲ）。其中,女性、城镇地区以及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更有可能属于普通型。（4）边际支付意愿与供给意愿分析①需方边际支付意愿分析结果显示,居民对医生团队诊疗水平属性的支付意愿最高,如果将医生团队诊疗水平从Ⅰ级提高到Ⅲ级水平,居民愿意为此支付约490.4元;其次,居民对中西医结合的服务支付意愿较高,如果将服务类型从中医转为中西医结合,居民愿意支付约183.9元。就不同特征人群的分析结果来看,70岁及以上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年收入较高以及患有慢性病人群对其偏好的签约服务的支付意愿更高。②供方边际供给意愿分析结果显示,如果服务内容从基础包转为个性包,则医务人员要就此收取约45.5元的服务费用。对于其他签约服务属性和水平,如果转变为偏好水平,医务人员愿意牺牲一定的服务费用来提供偏好的签约服务。就不同特征医务人员的边际供给意愿分析来看,低收入组对个性包服务的边际供给意愿最低,中等收入、专业技术职称较高的医务人员愿意牺牲更多的服务费用以提供其偏好的签约服务。（5）情景预测分析结果显示,与基线水平相比,如果签约服务改为“服务费用10元+基础包+上门服务+中西医结合+药品可及性一般+医生团队诊疗水平-Ⅲ级”,居民的选择概率将提高0.848,签约选择概率达到最高（0.880）。如果将签约服务改为“服务费用100元+基础包+门诊就诊+中西医结合+药品可及性-很高+医生团队-Ⅱ级”的组合服务,则医务人员的选择概率预计将提高0.572,此时,供给选择概率达到最高（0.629）。经综合分析,在“服务费用50元+基础包+门诊就诊+中西医结合+药品可及性-很高+医生团队-Ⅱ级”的签约组合下,需方的签约选择概率为0.642,供方的供给选择概率为0.580,此时双方选择概率差值达到最小（0.062）,可以确定为本研究的最优签约服务方案。结论与建议研究结论（1）居民总体签约率达70.00%,签约满意度较高;同时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持有较强的支持与信任态度,但对签约服务具体内容的知晓度仍有待提高。（2）基层医务人员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整体认知度与接受度较高,但工作满意度偏低,尤其是签约团队人员。（3）供需双方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偏好存在共性;首先,居民和基层医务人员最看重医生团队诊疗水平属性,对其支付意愿和供给意愿均最高;其次,两者共同偏好于中西医结合以及基础包服务。（4）供需双方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偏好存在差异;基层医务人员偏好于传统的门诊就诊服务方式,而居民对上门服务的支付意愿较高。此外,供需双方在服务费用属性上存在反向偏好差异。（5）供需双方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偏好存在异质性,不同人群特征以及不同类别居民与医务人员的需求与供给偏好均有所不同;同时,医务人员的供给选择行为存在利他的社会偏好。（6）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设计与优化既要符合供需双方的偏好与意愿,也要结合当地实践环境,以达到相对最优的签约服务模式。政策建议:（1）贯穿知-信-行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理念,提高供需双方认知水平;（2）提高签约团队人员工作满意度,充实基层卫生人才队伍;（3）提升签约团队诊疗服务水平,增强签约服务的连续性与全面性;（4）发挥中西医结合服务优势,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5）提高签约服务吸引力,推进个性化有偿签约服务;（6）探索多层次签约服务方式,提升上门服务规范化水平;（7）合理制定签约服务收费标准,完善签约费用筹资与分配机制;（8）缩小城乡签约服务差异,推进签约服务供给公平。研究创新与不足创新点:（1）目前关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的研究多是从需方角度,本研究以供需双方视角出发,通过对供需双方偏好与意愿的综合分析,模拟最优签约服务方案,并预测双方对最优方案的需求与供给概率,丰富了国内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为进一步优化设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与方案、提高供需双方签约积极性与满意度提供了更详实的数据支持与决策依据。（2）本研究首次通过构建潜类别Logit模型分别评估了不同类别居民与基层医务人员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需求和供给偏好,且验证了基层医务人员的供给服务行为存在利他型社会偏好。研究结果为卫生相关部门对供需双方制定和实施多类别、多层次的干预与管理策略提供了参考依据。不足之处:（1）离散选择实验调查的陈述性偏好与实际签约服务选择行为是否一致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验证;（2）受离散选择实验方法本身限制,本研究仅纳入了六个认为最重要的签约服务属性,无法反映其他属性对供需双方选择偏好的可能影响。（3）本研究的样本人群仅来源于山东省泰安市,研究结论在山东省以及全国其他地区的外推性受到一定限制。
杨璐[6]（2021）在《沈阳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的疾病谱已经由重大疾病及医学难以攻克的疾病转为危害人们日常生活的慢性呼吸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为主的疾病谱。医疗健康事业已经作为居民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居民对医疗健康事业的社会关注度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为改善医疗环境,平衡医疗资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逐渐在居民的整个医疗周期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居民对医疗服务需求中的日常健康管理作为服务目标,对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2018年沈阳市正式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居民提供疾病诊疗与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服务。然而,沈阳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仍然存在内容简单、责任不清晰、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等问题,本文运用公共产品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结合沈阳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方式以及具体内容,并梳理沈阳市出台的关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相关政策文件,以及通过进行社区居民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的问卷与访谈,总结沈阳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现状,发现沈阳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仍然存在且难以解决的问题,根据问题分析原因,并通过借鉴国内其他城市的模式经验,以期望能够找到针对推广沈阳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及提高服务水平的有效路径。
陈慧[7]（2021）在《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办学自主权的落实对于推动学校个性化发展,进而激发学校办学活力将起到关键作用。校长是学校管理和运行的核心,校长的办学自主权是否充分,校长能否用好办学自主权,是加快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和健全基础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关于校长办学自主权研究的文献看,强调下放教育管理权限、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是总体趋势,但就执行现状来看,办学自主权的落实水平尚有待提升。OECD、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进行的与校长办学自主权相关研究显示,大多数国家都在转向赋予学校更多办学自主权的治理模式。本研究聚焦于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从国际比较和本土实践两个视角展开实证比较研究,力图解决如下问题:（1）通过国际教育调查的数据分析,解析校长办学自主权的结构;（2）重要国际教育调查中,不同国家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的现状;（3）在国际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更为细致的问卷、访谈,在解析本土实践中校长办学自主权现状的同时,进一步揭示本土中小学校长对办学自主权的期望;（4）提出需要重点关注的校长办学自主权,以及提升校长用好办学自主权能力的策略与方法。围绕上述问题,研究并置分析了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调查评估项目TALIS、PISA和SABER中近年来关于办学自主权的调查,对其概念框架、主题指标、实施方法等进行阐述,通过对TALIS2018和PISA2015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数据进行比较,发现两者所呈现的校长自主权有近乎一致的差异趋势,校长在课程、教材、人事、教师工资方面的自主权较低,在学生纪律政策、预算分配、招生、聘任等方面的自主权相对较高。SABER2014评估发现上海校长在学校预算、人事管理、学校与学生评估方面的自主权相对较高,在发挥学校理事会作用和学校问责方面自主权相对较低。鉴于大型国际教育调查虽涉及范围比较广,但是就办学自主权问题而言深入程度不够,且仅显示了各国校长办学自主权的现状,本研究对上海市16个行政区的公办学校中小学校长进行更为细致的办学自主权现状与期望的问卷调查。根据不同区分变量制作出上海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在问卷项目和问卷维度上的数据概览,为后续其他研究者进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比较研究提供多指标分析参考。研究发现,上海校长在不同维度上办学自主权呈现高中低3个水平,在学校形象、发展规划、教学实施、教育科研方面自主权程度较高;在组织领导、学生德育、课程建设和教师发展方面自主权程度中等;在人事管理和财物管理方面自主权程度较低。上海校长对人事管理和财物管理自主权现实与期望的差值最大,落差处于高位水平;组织领导、教师发展、学生德育、课程建设、教育科研方面的自主权差值处于中位水平;学校形象、发展规划和教学实施方面的自主权差值处于低位水平。根据研究发现,提出了对落实校长办学自主权的策略以及政策建议:扩大校长人事和财物自主权,平衡好规范与活力;加强校长课程教学和育人能力,寻找办学内生动力;增强校长规划学校发展自主权、营造独特育人文化;优化校长内部管理领导自主权,强调绩效责任分;落实校长教师专业发展自主权,注重教育科研引领。对政府而言,应该关注校长角色和校长队伍建设;聚焦重点领域的校长办学自主权;加强校长用好办学自主权的能力建设。
陈丽娟[8]（2021）在《乌市医务人员和居民对分级诊疗的认知及满意度研究》文中指出目的:通过对乌鲁木齐市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进行调查,了解各级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各社区居民对分级诊疗的认知及满意度现况,探索影响医务人员和社区居民分级诊疗认知及满意度差异的影响因素,剖析分级诊疗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境,为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制度更好的落实提供政策建议。方法:本次研究选择乌鲁木齐市10家医疗机构共计673名调查对象,其中包括1所三级甲等医院、1所二级甲等医院和8个社会卫生服务中心,在2020年5月-2020年10月间向以上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社区居民发放自行设计问卷共计1400份,其中医务人员和居民各700份,回收有效问卷1306份,医务人员673份,居民633份,回收率分别为96.14%和90.43%。通过描述统计、频数分析、差异分析、线性回归分析、访谈法等进行数据分析和整合。结果:1.现状分析:社区居民和医务人员对分级诊疗的知晓率分别为36.87%和79.79%,支持率分别为59.49%和88.11%,影响率分别为43.67%和56.32%,信任率/胜任率分别为50.32%和73.55%,满意率分别为56.01%和80.68%。由此可知,社区居民对分级诊疗制度的认知及满意度现状均远低于医务人员,其中各维度中居民对分级诊疗的知晓率最低。2.影响因素分析:（1）社区居民:居民分级诊疗知晓情况的影响因素是婚姻状况、健康状况、2周内患病情况、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就诊经历情况;居民对分级诊疗支持情况的影响因素是健康状况,步行至最近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时间,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就诊经历情况;居民对分级诊疗影响情况的影响因素是性别,2周内患病情况;居民对分级诊疗信任情况的影响因素是婚姻状况,医疗保险类型,健康状况;居民对分级诊疗满意情况的影响因素是婚姻状况,健康状况。（2）医务人员:医务人员对分级诊疗知晓情况的影响因素是所在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对分级诊疗胜任情况的影响因素是职称;医务人员对分级诊疗满意情况的影响因素是学历。3.无量纲比较:（1）差异比较:医务人员（79.79%）对分级诊疗的知晓率显着高于居民（36.87%）;医务人员（88.11%）对分级诊疗的支持率要显着高于居民（59.49%）;医务人员（56.32%）受分级诊疗的影响率要显着高于居民（43.67%）;医务人员（73.55%）对分级诊疗的胜任率要显着高于居民（50.32%）对分级诊疗的信任率;医务人员（80.68%）对分级诊疗的满意率要显着高于居民（56.01%）。（2）权重分析:分级诊疗知识对于居民来说最重要,权重值是0.244;分级诊疗的影响对于医务人员来说最重要,权重值是0.359。结论:应当继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缩小不同级别医疗机构之间的医疗服务供给能力差距。建立转诊标准,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对分级诊疗的宣传等措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的贯彻落实。
王宝[9]（2021）在《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效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居民面临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院门可罗雀”的现象仍然存在,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结构失衡、医疗卫生服务供给量不足、“三医”联动（医疗、医保、医药）效能低下。如何更好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成为我国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相关部门积极探索的问题。实施分级诊疗能够缓解现行状态下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的紧张状态,促使全社会医疗卫生行业得到良性发展。本文对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系统分析了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的运行现状,指出了目前存在基层首诊程度低、双向转诊不畅通以及政府财政投入不够等问题。其次,构建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对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的分级诊疗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并分析了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效果实施的影响因素。再次,通过对国内外先进的分级诊疗实施经验进行总结,为国内外推行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提供启示。最后,提出如下对策及建议。对策如下:（1）政府需要增加各级医疗机构的财政投入,改善各级医疗机构的硬件设施和人才储备实力;（2）进一步完善全科医生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并制定人才优待福利政策。（3）加强基层首诊和双向转诊的宣传力度。（4）破除多层级医疗机构间壁垒,加强信息沟通和合作。上述建议将为完善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制度,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马艺文[10]（2021）在《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通过对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服务能力纵向发展情况进行分析,结合2019年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发展的充分性与均衡性情况,找出导致基本医疗服务能力欠缺的因素,为进一步提升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服务能力提供实证研究基础。方法:基于年鉴中相关指标数据,对2010-2018年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服务能力进行纵向分析;构建相关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分析法综合评价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基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评价指南（2018年版）》,采用随机分层整群的抽样方法,将乌市、南北东疆共9个地州市共5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纳入样本机构,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抽取卫健委相关人员5人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负责人15人共20人作为访谈对象,于2020年10-12月进行深入访谈,由于疫情原因问卷调查内容来自于新疆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科;统计描述采用构成比等指标分析,假设检验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的方法,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结果:（1）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人员数量配比情况较好,每千人床位数、病床使用率、病床周转次数呈逐年降低趋势,床位配比与使用有待提高;诊疗服务资源、住院服务资源下沉情况均较好,居民对门诊服务利用率高,对住院服务利用率较低;2010-2018年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熵权TOPSIS指数逐年上升,逐渐接近理想值1。（2）目前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检验检查服务能力发展基本充分,科室设置能力次之,资源配置能力及基本医疗服务方式中的各项服务能力发展的充分性相对不足。（3）各疆域间对比分析,乌鲁木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服务能力最强,65.7%机构的基本医疗服务能力达到国家基本标准,34.8%的机构可达到良好标准;而东疆、北疆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均较低,服务能力达标率分别为30.4%、29.6%;南疆地区达标率最低为26.1%。（4）资源配置能力与服务能力等级之间呈显着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619（P=0.003）,其中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与学历、执业医师学历与能力等级之间呈显着正相关关系,执业医师数量与服务能力等级之间呈高度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828（P<0.001）。（5）南、北、东疆三个地区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几乎无差异（P=0.956）,乌鲁木齐市与南、北、东疆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本医疗服务能力之间有明显差异（P=0.026）。（6）目前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服务能力不足的原因主要包括:药品供应不足、基层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基本医疗科室业务开展不足、医疗设备无法满足临床需要4个方面,其中基层人才建设亟待加强是根本原因。结论:（1）新医改10年间,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本医疗服务能力总体有所提升,发展较为充分,但不同疆域间存在明显差异,即不均衡的问题显着,乌鲁木齐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服务能力明显强于南、北、东疆3个地区,主要与地理位置、人均GDP及人口密度的不同有关。（2）人力资源配置是影响基本医疗服务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基本医疗服务方式中的各项服务是影响基本医疗服务能力的重要因素。（3）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人员数量配比情况较好,但仍需适当调整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与结构,尤其是执业医师的数量与结构,要积极引导和下沉高学历执业医师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门急诊服务较强,住院服务、远程医疗服务较弱,住院服务利用率的持续降低导致资源闲置的问题愈发严重,应当提高住院服务质量与效率,增加居民信任感,进而提升基本医疗服务综合能力。
二、英国的初级卫生服务及对上海社区卫生服务的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英国的初级卫生服务及对上海社区卫生服务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缘由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重要性和典型性 |
| 1.2.2 研究范围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概念释义 |
| 1.4.1 都市圈 |
| 1.4.2 一体化 |
| 1.4.3 高质量 |
| 1.5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框架 |
| 1.5.3 研究方法 |
| 1.6 基础性支撑原理与研究特性 |
| 1.6.1 基础性支撑原理 |
| 1.6.2 研究特性 |
| 1.7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及相关研究与实践综述 |
| 2.1 相关基础理论 |
| 2.1.1 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1.2 生态学相关理论 |
| 2.1.3 社会学相关理论 |
| 2.1.4 地理学相关理论 |
| 2.1.5 城乡规划学相关理论 |
| 2.2 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都市圈的相关研究 |
| 2.2.2 一体化的相关研究 |
| 2.2.3 高质量的相关研究 |
| 2.2.4 相关研究进展述评 |
| 2.3 国内外发展经验 |
| 2.3.1 国外经验 |
| 2.3.2 国内经验 |
| 2.4 基于理论与实践的若干启示 |
| 2.4.1 人本化 |
| 2.4.2 绿色化 |
| 2.4.3 创新化 |
| 2.4.4 网络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及特征 |
| 3.1 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内在机理 |
| 3.1.1 从“要素分散”到“要素集合”:集聚化与融合化 |
| 3.1.2 从“增长极核”到“网络关联”:扩散化与网络化 |
| 3.1.3 从“单打独斗”到“协作一体”:协作化与一体化 |
| 3.2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哲学思辨 |
| 3.2.1 来源与构成:“渊源合一” |
| 3.2.2 存在与变化:“协同发展” |
| 3.2.3 动因与结果:“互为因果” |
| 3.2.4 目标与路径:“殊途同归” |
| 3.3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 |
| 3.3.1 产业协同创新 |
| 3.3.2 市场开放统一 |
| 3.3.3 生态绿色共保 |
| 3.3.4 城乡协调融合 |
| 3.3.5 文化包容认同 |
| 3.3.6 交通互联互通 |
| 3.3.7 服务共建共享 |
| 3.3.8 科技智慧引领 |
| 3.3.9 治理现代高效 |
| 3.4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空间指向 |
| 3.4.1 空间要素流态化 |
| 3.4.2 空间结构网络化 |
| 3.4.3 空间功能协同化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一体化视角下西安都市圈的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 4.1 识别原则与思路 |
| 4.1.1 识别原则 |
| 4.1.2 识别思路 |
| 4.2 空间特征认知与识别方法选取 |
| 4.2.1 基本特征判别 |
| 4.2.2 基本范围选取 |
| 4.2.3 中心城市界定 |
| 4.2.4 识别方法选取 |
| 4.3 多维方法定量叠加测算 |
| 4.3.1 公路等时法测算结果 |
| 4.3.2 城市引力法测算结果 |
| 4.3.3 城镇人口密度测算结果 |
| 4.3.4 历史文化资源密度法测算结果 |
| 4.3.5 定量综合叠加测算结果 |
| 4.4 地域特征定性辅助校核 |
| 4.4.1 历史文化渊源回溯 |
| 4.4.2 历史文化空间格局指引 |
| 4.4.3 定性辅助校核结果 |
| 4.5 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 4.5.1 核心圈层识别 |
| 4.5.2 扩展圈层识别 |
| 4.5.3 辐射圈层识别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西安都市圈的时空演化特征及核心问题研判 |
| 5.1 时空演化特征 |
| 5.1.1 中心城区的时空演化 |
| 5.1.2 圈层结构的时空演化 |
| 5.2 区域现状解析 |
| 5.2.1 自然地理 |
| 5.2.2 经济社会 |
| 5.2.3 城镇体系 |
| 5.2.4 服务设施 |
| 5.2.5 体制机制 |
| 5.3 比较格局审视 |
| 5.3.1 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 |
| 5.3.2 横向比较对象的选取 |
| 5.3.3 主要特征的比较判别 |
| 5.4 核心问题研判 |
| 5.4.1 一核独大且能级不高,辐射带动作用不足 |
| 5.4.2 创新引领能力不强,产业协同程度不高 |
| 5.4.3 文化高地尚未形成,文旅融合发展不够 |
| 5.4.4 网状交通尚未形成,枢纽能力内高外低 |
| 5.4.5 公服资源过度集聚,区域失衡现象突出 |
| 5.4.6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环境质量欠佳 |
| 5.4.7 一体化建设推动缓慢,协同机制有待加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满意度”评价 |
| 6.1 总体思路与评价方法 |
| 6.1.1 总体思路 |
| 6.1.2 评价方法 |
| 6.1.3 数据来源 |
| 6.2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评价 |
| 6.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2.2 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 |
| 6.2.3 评价结果分析 |
| 6.3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评价 |
| 6.3.1 人群特征与空间范围认知情况 |
| 6.3.2 出行行为与差异化需求特征 |
| 6.3.3 评价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及适宜空间模式 |
| 7.1 影响因子研判 |
| 7.1.1 自然环境因子 |
| 7.1.2 经济社会因子 |
| 7.1.3 交通设施因子 |
| 7.1.4 历史文化因子 |
| 7.1.5 政策制度因子 |
| 7.1.6 信息技术因子 |
| 7.2 动力机制解析 |
| 7.2.1 自然环境约束力 |
| 7.2.2 经济社会推动力 |
| 7.2.3 交通设施支撑力 |
| 7.2.4 历史文化塑造力 |
| 7.2.5 政策制度调控力 |
| 7.2.6 信息技术重构力 |
| 7.3 既有模式梳理 |
| 7.3.1 一般模式 |
| 7.3.2 复合模式 |
| 7.3.3 模式特征 |
| 7.4 适宜空间模式建构 |
| 7.4.1 模式建构思路 |
| 7.4.2 空间模型建构 |
| 7.4.3 适宜模式推演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规划引导策略 |
| 8.1 战略价值与发展目标 |
| 8.1.1 战略价值研判 |
| 8.1.2 目标方向引导 |
| 8.2 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 |
| 8.2.1 城镇体系完善 |
| 8.2.2 空间结构优化 |
| 8.3 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 |
| 8.3.1 区域产业布局优化 |
| 8.3.2 产业辐射能力强化 |
| 8.3.3 创新网络体系搭建 |
| 8.4 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 |
| 8.4.1 文化遗产整体保护 |
| 8.4.2 历史文化格局传承 |
| 8.4.3 文旅全域融合发展 |
| 8.5 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 |
| 8.5.1 交通设施互联互通 |
| 8.5.2 公服设施均衡一体 |
| 8.5.3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
| 8.6 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 |
| 8.6.1 区域生态环境修复 |
| 8.6.2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
| 8.6.3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面向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西安都市圈规划机制响应 |
| 9.1 思维转变与目标转向 |
| 9.1.1 规划思维转变 |
| 9.1.2 规划目标转向 |
| 9.1.3 规划基本原则 |
| 9.2 体系衔接和编制程序 |
| 9.2.1 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及内外衔接 |
| 9.2.2 规划编制的管理主体及程序完善 |
| 9.3 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 |
| 9.3.1 协同治理机制提升 |
| 9.3.2 城乡融合机制完善 |
| 9.4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
| 10.1 主要结论 |
| 10.1.1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相互耦合的关系机理 |
| 10.1.2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
| 10.1.3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空间模式 |
| 10.1.4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亟需规划引导及制度保障 |
| 10.2 创新点 |
| 10.2.1 揭示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关系机理与主要特征 |
| 10.2.2 提出多维视角融合地域特质的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方法 |
| 10.2.3 探索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模式与规划对策 |
| 10.3 不足与展望 |
| 10.3.1 不足之处 |
| 10.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2）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目的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体育与城市发展的相关研究 |
| 1.2.2 体育及相关产业与城市化发展的相关研究 |
| 1.2.3 体育产业、城市化与相关系统耦合发展研究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内容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框架 |
| 1.5 本章小结 |
| 2 概念辨析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辨析 |
| 2.1.1 耦合、机理、关联耦合与耦合协调 |
| 2.1.2 体育产业与体育产业系统 |
| 2.1.3 城市化与城市化系统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产业集聚理论 |
| 2.2.2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
| 2.2.3 二元经济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域外经验:英美日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脉络分析 |
| 3.1 英美日体育产业与城市化演进特征 |
| 3.1.1 英美日体育产业演进特征 |
| 3.1.2 英美日城市化演进特征 |
| 3.2 英国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脉络 |
| 3.2.1 英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体育产业发展理路 |
| 3.2.2 英国体育产业演进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 |
| 3.3 美国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脉络 |
| 3.3.1 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体育产业发展理路 |
| 3.3.2 美国体育产业演进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脉络 |
| 3.4.1 日本城市化进程中的体育产业发展理路 |
| 3.4.2 日本体育产业演进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 |
| 3.5 英美日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特征及启示 |
| 3.5.1 培育体育消费: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基础 |
| 3.5.2 提升经济贡献: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外核 |
| 3.5.3 发展主导产业: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内核 |
| 3.5.4 强化市场主体: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保障 |
| 3.6 英美日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本土借鉴 |
| 3.6.1 耦合内在前提:体育产业发展伴随着城市化的演进 |
| 3.6.2 耦合外在前提:城市化演进影响着体育产业的发展 |
| 3.6.3 耦合内在影响: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受到内部要素的影响 |
| 3.6.4 耦合外在影响: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
| 3.7 本章小结 |
| 4 耦合机理:中国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分析 |
| 4.1 体育产业和城市化的演进历程 |
| 4.1.1 体育产业的演进历程 |
| 4.1.2 城市化的演进历程 |
| 4.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现实条件 |
| 4.2.1 体育产业发展现实状况 |
| 4.2.2 城市化发展现实状况 |
| 4.3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联结基础 |
| 4.3.1 联结的理论支撑 |
| 4.3.2 体育产业:规模经济效应与外部经济效应 |
| 4.3.3 城市化:服务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升级 |
| 4.4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影响因素 |
| 4.4.1 政治因素:政策和管理体制等不断完善 |
| 4.4.2 经济因素: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等不断优化 |
| 4.4.3 社会因素:消费结构和人口结构等不断向好 |
| 4.4.4 科技因素: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等不断渗透 |
| 4.5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互动内涵 |
| 4.5.1 耦合要求: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
| 4.5.2 耦合重点:体育产业有效融入城市化发展 |
| 4.5.3 耦合特征: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时序与空间阶段性变化 |
| 4.5.4 耦合目的: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 |
| 4.6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联结方式 |
| 4.6.1 体育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融合 |
| 4.6.2 城市化:要素流动和集聚增长 |
| 4.7 本章小结 |
| 5 耦合效应: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效应分析 |
| 5.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效应的互动方式 |
| 5.1.1 体育产业为城市化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
| 5.1.2 城市化为体育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
| 5.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效应的呈现形式 |
| 5.2.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经济效益 |
| 5.2.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社会效益 |
| 5.2.3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生态效益 |
| 5.3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效应的评价方式 |
| 5.3.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发展的关联耦合效应评价 |
| 5.3.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发展的耦合协调效应评价 |
| 5.4 本章小结 |
| 6 效应测度: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评价指标构建及其耦合效应测度 |
| 6.1 体育产业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 |
| 6.1.1 体育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1.2 体育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方法 |
| 6.1.3 体育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流程 |
| 6.1.4 体育产业发展指标体系的最终结果 |
| 6.1.5 体育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系数 |
| 6.1.6 体育产业发展指标体系的评价 |
| 6.2 城市化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 |
| 6.2.1 城市化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2.2 城市化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方法 |
| 6.2.3 城市化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流程 |
| 6.2.4 城市化发展指标体系的最终结果 |
| 6.2.5 城市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系数 |
| 6.2.6 城市化发展指标体系的评价 |
| 6.3 关联耦合效应测度与耦合协调效应测度 |
| 6.3.1 关联耦合效应测度 |
| 6.3.2 耦合协调效应测度 |
| 6.4 本章小结 |
| 7 关联效应: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关联耦合分析 |
| 7.1 指标选取、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7.1.1 指标选取 |
| 7.1.2 数据来源 |
| 7.1.3 研究方法及其适用性 |
| 7.2 实证分析 |
| 7.2.1 国家层面:中国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关联耦合的实证 |
| 7.2.2 省域层面: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关联耦合的实证 |
| 7.3 结果与分析 |
| 7.3.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具有中等或较强关联耦合关系 |
| 7.3.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关联耦合关系 |
| 7.4 讨论与启示 |
| 7.4.1 以增强体育产业融入城市化发展为重点,促进两系统关联耦合发展 |
| 7.4.2 以优化体育产业结构为重点,促进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关联耦合发展 |
| 7.4.3 以推进经济城市化发展为重点,促进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关联耦合发展 |
| 7.5 本章小结 |
| 8 协调效应: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分析 |
| 8.1 指标选取、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8.1.1 指标选取 |
| 8.1.2 数据来源 |
| 8.1.3 研究方法及其适用性 |
| 8.2 实证分析 |
| 8.2.1 国家层面:中国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的实证 |
| 8.2.2 省域层面: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的实证 |
| 8.3 结果与分析 |
| 8.3.1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程度呈现上升态势 |
| 8.3.2 体育产业与城市化有从失调向协调发展态势 |
| 8.4 讨论与启示 |
| 8.4.1 促进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全面协调发展 |
| 8.4.2 促进体育产业融入城市的经济、空间、社会等发展之中 |
| 8.4.3 促进城市化进程中体育产业的规模、结构、贡献、基础等发展 |
| 8.5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建议、不足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建议 |
| 9.3 研究不足 |
| 9.4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3）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和实践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标及意义 |
| 1.3 论文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家庭医生制度运行保障机制研究 |
| 2.2 基于供方的家庭医生服务能力及激励相关研究 |
| 2.3 居民对家庭医生服务的需求偏好及签约影响因素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不足 |
| 第三章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
| 3.1 理论框架 |
| 3.2 数据来源 |
| 3.3 调查指标与方法 |
| 3.4 资料分析方法 |
| 3.5 质量控制 |
| 3.6 技术路线图 |
| 第四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制度安排分析 |
| 4.1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工具 |
| 4.2 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能力和激励机制研究 |
| 5.1 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能力 |
| 5.2 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激励 |
| 5.3 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满意度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村居民家庭医生签约选择偏好和影响因素 |
| 6.1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的农村居民签约偏好分析 |
| 6.2 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意愿和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实施偏差和归因 |
| 7.1 政府和家庭医生的委托代理分析 |
| 7.2 居民和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
| 7.3 居民和家庭医生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讨论与政策建议 |
| 8.1 方法学讨论 |
| 8.2 主要研究发现 |
| 8.3 研究结论 |
| 8.4 政策建议 |
| 创新性和研究不足 |
| 附录一 关键知情人访谈提纲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因素及完善策略研究 ——以山东省济南市考核评价结果为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结构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公共卫生服务实施状况的国际研究 |
| 2.2 公共卫生服务实施状况的国内研究 |
| 2.3 国内外同类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3.1 相关概念 |
| 3.2 理论基础 |
| 3.3 资料来源 |
| 3.4 质量控制 |
| 3.5 研究方法 |
| 3.6 技术路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本公卫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现状 |
| 4.1 基本公卫项目绩效考核结果 |
| 4.2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现状 |
| 4.3 基本公卫项目建设存在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本公卫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构建 |
| 5.1 影响因素文献研究 |
| 5.2 关键知情人访谈 |
| 5.3 扎根理论质性分析 |
| 5.4 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本公卫项目政策目标落实影响因素作用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对象的确定 |
| 6.2 影响因素描述性分析 |
| 6.3 多水平模型分析结果 |
| 6.4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
| 6.5 交互作用分析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讨论 |
| 7.1 研究方法学选择与应用 |
| 7.2 基于研究发现有关问题的明确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完善项目政策目标落实措施的策略 |
|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方案(济南市) |
| 附件2 关键知情人访谈问卷 |
| 附件3 关键知情人访谈资料整理示例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供需视角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研究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现状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
| 3.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4. 研究意义 |
| 5.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1. 文献综述 |
| 1.1 卫生服务领域的偏好测量 |
| 1.2 离散选择实验及其在卫生服务领域的应用研究 |
| 1.3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研究动态 |
| 1.4 小结 |
| 2. 理论基础 |
| 2.1 知-信-行理论 |
| 2.2 随机效用最大化理论 |
| 2.3 社会偏好理论 |
| 第三章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 资料来源 |
| 1.1 定性资料 |
| 1.2 定量资料 |
| 2. 现场调查 |
| 2.1 需方家庭健康调查 |
| 2.2 供方基层医务人员调查 |
| 2.3 供需双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调查 |
| 3. 研究方法 |
| 3.1 离散选择模型构建 |
| 3.2 相对重要性 |
| 3.3 边际支付意愿与供给意愿 |
| 3.4 情景预测 |
| 4. 数据分析 |
|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4.3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
| 4.4 离散选择模型回归分析 |
| 5. 质量控制 |
| 5.1 研究设计阶段 |
| 5.2 调查员培训 |
| 5.3 现场调查阶段 |
| 5.4 数据录入与清洗阶段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研究 |
| 1. 需方家庭医生签约现状分析 |
| 1.1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
| 1.2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情况 |
| 1.3 签约满意度分析 |
| 2. 供方家庭医生签约现状分析 |
| 2.1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
| 2.2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情况 |
| 2.3 工作满意度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研究 |
| 1. 需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 |
| 1.1 需方偏好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
| 1.2 一致性检验分析 |
| 1.3 基于混合Logit模型的需求偏好估计 |
| 2. 供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 |
| 2.1 供方偏好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
| 2.2 一致性检验分析 |
| 2.3 基于混合Logit模型的供给偏好估计 |
| 3. 供需双方偏好比较 |
| 3.1 供需双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比较 |
| 3.2 供需双方对签约服务属性的积极与消极偏好比较 |
| 3.3 供需双方对签约属性相对重要性评价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异质性研究 |
| 1. 需方偏好异质性分析 |
| 1.1 不同人群特征的偏好异质性分析 |
| 1.2 基于潜类别Logit模型的偏好异质性分析 |
| 2. 供方偏好异质性分析 |
| 2.1 不同人群特征的偏好异质性分析 |
| 2.2 不同工作特征的偏好异质性分析 |
| 2.3 基于潜类别Logit模型的偏好异质性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边际支付意愿与供给意愿研究 |
| 1. 边际支付意愿分析 |
| 1.1 居民边际支付意愿分析 |
| 1.2 不同特征人群的边际支付意愿分析 |
| 2. 边际供给意愿分析 |
| 2.1 医务人员边际供给意愿分析 |
| 2.2 不同人群特征的边际供给意愿分析 |
| 2.3 不同工作特征的边际供给意愿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情景预测研究 |
| 1. 需方情景预测分析 |
| 1.1 不同情景下居民的签约选择概率变化 |
| 1.2 不同服务费用下居民的签约选择概率 |
| 2. 供方情景预测分析 |
| 2.1 不同情景下医务人员的供给选择概率变化 |
| 2.2 不同服务费用下医务人员的供给选择概率 |
| 3. 供需双方签约服务最优方案模拟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讨论 |
| 1. 关于方法学的讨论 |
| 1.1 离散选择实验方法学讨论 |
| 1.2 混合Logit模型与潜类别Logit模型应用讨论 |
| 2.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讨论 |
| 2.1 需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与签约满意度情况讨论 |
| 2.2 供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与工作满意度情况讨论 |
| 3. 供需双方偏好共性讨论 |
| 3.1 医生团队诊疗水平是影响供需双方偏好最重要的属性 |
| 3.2 中西医结合服务是供需双方共同偏好的服务类型 |
| 3.3 基础包服务是供需双方共同偏好的服务内容 |
| 4. 供需双方偏好差异讨论 |
| 4.1 供需双方在签约服务方式上的偏好差异 |
| 4.2 供需双方在签约服务费用上的偏好差异 |
| 5. 供需双方偏好异质性讨论 |
| 6. 供需双方在不同情景下的选择概率讨论 |
| 第十章 结论与建议 |
| 1. 研究结论 |
| 2. 政策建议 |
| 3.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3.1 创新点 |
| 3.2 不足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沈阳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评述 |
| 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公共卫生服务 |
| (二)分级诊疗 |
| (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公共产品理论 |
|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
| 三、政策依据 |
| (一)国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政策 |
| (二)沈阳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政策 |
| 第三章 沈阳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现状 |
| 一、沈阳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基本情况 |
| (一)沈阳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概况 |
| (二)沈阳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具体措施 |
| 二、问卷调查结果 |
|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 (二)调查对象自我健康管理意识不足 |
| (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可持续性不强 |
| (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度低 |
| 三、访谈调查结果 |
| (一)对沈阳市家庭医生的访谈 |
| (二)未签约服务的影响因素 |
| 四、沈阳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存在的问题 |
| (一)居民对签约服务认知度低 |
| (二)签约服务缺少跟踪管理 |
| (三)专业化服务效果差 |
| 五、沈阳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
| (一)家庭医生专业人才供给不足 |
| (二)签约服务体系不健全 |
| (三)专项投入少及专业水平低 |
| (四)健康教育及社会宣传不到位 |
| 第四章 我国部分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经验借鉴 |
| 一、上海市长宁区“1-2-3”签约服务模式 |
| 二、厦门市“三师共管”签约服务模式 |
| 三、浙江省杭州市“医养护一体化”签约服务模式 |
| 第五章 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快家庭医生队伍建设 |
| (一)加强家庭医生的职业生涯教育 |
| (二)完善家庭医生的服务绩效考核 |
| 二、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体系 |
| (一)制定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 |
| (二)统筹发挥社会力量协同作用 |
| 三、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能力 |
| (一)创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 |
| (二)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 |
| 四、加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宣传 |
| (一)加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宣传力度 |
| (二)拓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宣传渠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关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调查问卷 |
| 附录2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访谈提纲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研究对象说明 |
| 二、“Autonomy”的语义与译语 |
| 三、学校自主权、学校自治和办学自主权 |
| 四、校长办学自主权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
| 二、具体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 四、论文结构安排 |
| 第四节 研究价值与创新 |
| 一、研究价值 |
| 二、特色与创新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外相关研究进展 |
| 一、关注教育分权改革的探讨 |
| 二、关注校本管理改革的探讨 |
| 三、关注学校效能提升的探讨 |
| 四、关注办学自主权与学生学业表现之间关系的探讨 |
| 第二节 国内相关研究进展 |
| 一、关注校长负责制的探讨 |
| 二、关注现代学校制度的探讨 |
| 三、关注政府职能转变的探讨 |
| 四、关注办学自主权与学生学业表现之间关系的探讨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成果概述 |
| 第三章 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调查和评估 |
| 第一节 TALIS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比较研究 |
| 一、TALIS调查的内容与方法 |
| 二、TALIS办学自主权调查结果分析 |
| 三、TALIS2018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比较与分析 |
| 第二节 PISA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比较研究 |
| 一、PISA测评的内容与方法 |
| 二、PISA2015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比较与分析 |
| 第三节 SABER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比较研究 |
| 一、SABER评估的工具与方法 |
| 二、SABER-SAA在各国的评估实践案例 |
| 三、SABER对上海校长办学自主权的评估发现 |
| 第四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国际调查的启示 |
| 第四章 上海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实证调查 |
| 第一节 实证调查设计 |
| 一、调查目的 |
| 一、问卷设计 |
| 第二节 样本分布与工具有效性分析 |
| 一、样本数据准备 |
| 二、样本属性分布 |
| 三、测量工具的有效性分析 |
| 第三节 上海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数据概览 |
| 一、校长办学自主权在性别上的数据概览 |
| 二、校长办学自主权在年龄段上的数据概览 |
| 三、校长办学自主权在职位上的数据概览 |
| 四、校长办学自主权副校长分管上的数据概览 |
| 五、校长办学自主权在学历上的数据概览 |
| 六、校长办学自主权在任职总年限段上的数据概览 |
| 七、校长自主权在学段类型上的数据概览 |
| 八、校长办学自主权在行政区属性上的数据概览 |
| 第五章 上海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调查结果与分析 |
| 第一节 校长办学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差异比较 |
| 一、“学校形象”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二、“发展规划”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三、“组织领导”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四、“人事管理”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五、“财物管理”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六、“学生德育”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七、“课程建设”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八、“教学实施”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九、“教师发展”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十、“教育科研”维度上现实自主权和期望自主权的差异比较 |
| 第二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性别差异 |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性别差异 |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性别差异 |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性别差异 |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性别差异 |
| 五、在“财物管理”上的性别差异 |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性别差异 |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性别差异 |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性别差异 |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性别差异 |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性别差异 |
| 第三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年龄段差异 |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年龄段差异 |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年龄段差异 |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年龄段差异 |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年龄段差异 |
| 五、在“财物管理”上的年龄段差异 |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年龄段差异 |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年龄段差异 |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年龄段差异 |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年龄段差异 |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年龄段差异 |
| 第四节 副校长自主权分管职能差异 |
| 一、在“学生德育”上的分管职能差异 |
| 二、在“课程建设”上的分管职能差异 |
| 三、在“教学实施”上的分管职能差异 |
| 第五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学历差异 |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学历差异 |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学历差异 |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学历差异 |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学历差异 |
| 五、在“财物管理”上的学历差异 |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学历差异 |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学历差异 |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学历差异 |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学历差异 |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学历差异 |
| 第六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五、在“财物管理”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任职总年限段差异 |
| 第七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学段类型差异 |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五、在“财物管理”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学段类型差异 |
| 第八节 校长办学自主权行政区属性差异 |
| 一、在“学校形象”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二、在“发展规划”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三、在“组织领导”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四、在“人事管理”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五、在“财物管理”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六、在“学生德育”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七、在“课程建设”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八、在“教学实施”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九、在“教师发展”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十、在“教育科研”上的行政区属性差异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一、扩大校长的人事和财务自主权,平衡好规范与活力 |
| 二、加强校长课程教学和育人能力,寻找办学内生动力 |
| 三、增强校长规划学校发展自主权、营造独特育人文化 |
| 四、优化校长内部管理领导自主权,强调绩效责任分布 |
| 五、落实校长教师专业发展自主权,注重教育科研引领 |
| 第二节 思考和建议 |
| 一、关注校长角色和校长队伍建设 |
| 二、聚焦重点领域的校长办学自主权 |
| 三、加强校长用好办学自主权的能力建设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一、实证调查样本代表性存在不足 |
| 二、实证调查数据与国际数据的对接存在不足 |
| 三、访谈数据运用和学校案例分析存在不足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类 |
| 二、英文类 |
| 附录 |
| 附录一 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调查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乌市医务人员和居民对分级诊疗的认知及满意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1.1 问卷调查对象 |
| 1.2 访谈对象 |
| 2 内容与方法 |
| 2.1 文献研究法 |
| 2.2 问卷调查法 |
| 2.3 半结构式知情访谈 |
| 3 质量控制 |
| 3.1 研究设计阶段 |
| 3.2 现场调查阶段 |
| 3.3 审核录入阶段 |
| 4 统计方法 |
| 5 技术路线图 |
| 结果 |
| 1 基本情况 |
| 1.1 社区居民的基本情况 |
| 1.2 医务人员的基本情况 |
| 2 分级诊疗的现状分析 |
| 2.1 居民对分级诊疗的现状分析 |
| 2.2 医务人员对分级诊疗各维度的现状分析 |
| 3 社区居民和医务人员的分级诊疗各维度差异分析 |
| 3.1 不同特征人群社区居民的分级诊疗各维度得分差异比较 |
| 3.2 医务人员的分级诊疗各维度差异分析 |
| 4 分级诊疗各维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居民分级诊疗各维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 医务人员分级诊疗各维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 社区居民和医务人员对分级诊疗认知及满意度的无量纲比较 |
| 5.1 居民对于分级诊疗情况的权重分析 |
| 5.2 医务人员对于分级诊疗情况的权重分析 |
| 6 关键知情人半结构式访谈结果 |
| 6.1 优质医疗资源还需下沉 |
| 6.2 缺乏合理的激励机制和转诊动力 |
| 6.3 信息壁垒依旧存在，人才培养不健全 |
| 讨论 |
| 1 分级诊疗制度的认知及满意度现状分析 |
| 2 分级诊疗制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 社区居民和医务人员的无量纲比较 |
| 问题与建议 |
| 小结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我国分级诊疗情况的现状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新疆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导师评阅表 |
（9）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状况 |
| 1.2.1 国外分级诊疗研究状况 |
| 1.2.2 国内分级诊疗研究状况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定性分析法 |
| 1.3.3 定量分析法 |
| 1.3.4 对比分析法 |
| 1.3.5 调查法 |
| 1.3.6 层次分析法 |
| 1.3.7 模糊综合评价法 |
| 1.4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2 基本概念的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1.1 公立医院 |
| 2.1.2 分级诊疗 |
| 2.1.3 医疗联合体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系统理论 |
| 2.2.2 社会分工理论 |
| 2.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的现状分析 |
| 3.1 黑龙江省分级诊疗制度发展沿革 |
| 3.1.1 起步阶段(1994-2014) |
| 3.1.2 逐步完善阶段(2015-至今) |
| 3.2 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现状 |
| 3.2.1 黑龙江省分级诊疗制度的构成 |
| 3.2.2 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制度下的发展现状 |
| 3.3 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现状分析 |
| 3.3.1 配套政策现状分析 |
| 3.3.2 配套设施现状分析 |
| 3.3.3 医疗人才队伍现状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 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 4.2 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 |
| 4.2.1公立医院分级诊疗配套政策完善程度指标 |
| 4.2.2 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医疗人才队伍稳定性指标 |
| 4.2.3 公立医院分级诊疗配套医疗设备完善程度指标 |
| 4.2.4 公立医院分级诊疗的满意度指标 |
| 4.3 实施效果评价方法 |
| 4.3.1 层次分析法 |
| 4.3.2 模糊综合评价法 |
| 4.4 本章小结 |
| 5 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效果评价实证分析 |
| 5.1 数据来源及样本分析 |
| 5.2 实证分析 |
| 5.2.1 建立模糊判断矩阵、计算指标权重 |
| 5.2.2 对实施效果影响因素进行模糊综合评价 |
| 5.2.3 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效果水平分类 |
| 5.2.4 省内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效果综合评价得分 |
| 5.3 结果分析 |
| 5.3.1 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效果整体不佳 |
| 5.3.2 各地区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效果差异较大 |
| 5.4 分级诊疗实施效果不佳的原因分析 |
| 5.4.1 人事制度和相关配套政策不健全 |
| 5.4.2 救治能力和工作效率较低 |
| 5.4.3 政府的财政投入力度不够 |
| 5.4.4 全科医生的培养和引进机制不健全 |
| 5.4.5 分级诊疗相关制度的宣传力度不够 |
| 5.4.6 医联体的协作作用没有完全发挥 |
| 5.5 本章小结 |
| 6 国内外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践及其对黑龙江省的启示 |
| 6.1 国外分级诊疗实践 |
| 6.1.1 英国分级诊疗的实践概况 |
| 6.1.2 美国分级诊疗的实践 |
| 6.1.3 日本分级诊疗的实践 |
| 6.2 国内典型省份分级诊疗实践概况 |
| 6.2.1 陕西省分级诊疗的实践 |
| 6.2.2 广东省分级诊疗的实践 |
| 6.2.3 浙江省分级诊疗的实践 |
| 6.3 国内外实践对黑龙江省分级诊疗建设的启示 |
| 6.3.1 分级诊疗建设的推行需要充足的全科医生人力资源 |
| 6.3.2 分级诊疗建设的推行需要充足且合理分配医药资源 |
| 6.3.3 分级诊疗建设的推行需要完善的转诊机制 |
| 6.3.4 分级诊疗建设的推行需要患者对制度的了解和普及 |
| 6.4 本章小结 |
| 7 改善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效果的对策和建议 |
| 7.1 完善人事制度和相关配套政策 |
| 7.1.1 完善人事薪酬制度 |
| 7.1.2 完善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配套政策 |
| 7.2 提高救治能力与工作效率 |
| 7.2.1 提高三级公立医院难病、重病的救治能力 |
| 7.2.2 提高医疗工作含金量和医院运行效率 |
| 7.3 增加财政投入 |
| 7.3.1 增加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 |
| 7.3.2 增加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财政投入 |
| 7.4 进一步完善全科医生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 |
| 7.4.1 加大全科医生培养力度 |
| 7.4.2 引导大综医院全科医生适度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转移 |
| 7.5 加强基层首诊和双向转诊的宣传力度 |
| 7.6 加强医联体的协作作用 |
| 7.7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参考文献 |
| 附录Ⅰ 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效果评价指标评审专家打分表 |
| 致谢 |
| 附件 |
（10）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研究对象 |
| 2.研究内容 |
| 3.研究方法 |
| 4.质量控制 |
| 5.技术路线图 |
| 结果 |
| 讨论 |
| 建议 |
| 小结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城市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相关研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导师评阅表 |
四、英国的初级卫生服务及对上海社区卫生服务的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D]. 范晓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2]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及其效应研究[D]. 任波.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3]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安排和实践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D]. 傅佩佩. 山东大学, 2021(11)
- [4]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策目标落实的影响因素及完善策略研究 ——以山东省济南市考核评价结果为实证[D]. 刘铁诚. 山东大学, 2021(12)
- [5]供需视角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偏好研究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D]. 张娇. 山东大学, 2021(10)
- [6]沈阳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问题研究[D]. 杨璐. 沈阳师范大学, 2021(11)
- [7]中小学校长办学自主权比较研究[D]. 陈慧.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8]乌市医务人员和居民对分级诊疗的认知及满意度研究[D]. 陈丽娟. 新疆医科大学, 2021(08)
- [9]黑龙江省三级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实施效果研究[D]. 王宝.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9)
- [10]新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发展研究[D]. 马艺文. 新疆医科大学, 20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