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代时期辽未能称霸中原之原因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牛时兵[1]（2021）在《从“开国西蕃”到“退居河朔”：4-8世纪中期吐谷浑史研究》文中认为吐谷浑史是中国古代史、西北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正史吐谷浑传是记载吐谷浑历史的主要文献系统。已有研究对这些史料在文本和书写层面的关注非常不足,即使在文献层面仍有推进必要。本文通过史料批判的方式,在系统梳理吐谷浑基本史料的基础上,以吐谷浑自身政权发展及与周边政权关系为线索,探究4—8世纪中期吐谷浑的兴衰历程。第一章系统地对正史及其他史料中吐谷浑传进行了史源梳理与史料辨析,为本文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宋书》和《十六国春秋》中吐谷浑传早期史部分,当来源于吐谷浑“国史”类文献,二者也是之后诸书吐谷浑传早期史记载的两个源头。之后诸书吐谷浑传有着复杂的传抄关系,各代又加入新的内容,形成层累交叠的文本面貌。本文对诸书吐谷浑传史源进行细致梳理,明确先后关系及其生成过程,并对其文献价值予以讨论。第二、三、四章的研究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历史书写”角度的探究,这是本文尝试有所突破的重要方面。根据吐谷浑早期史的逻辑线索,吐谷浑“国史”类文献产生于南北朝初吐谷浑王拾寅在位时期,是吐谷浑刚刚经历继位之争,以及迫切需要构建政权合法性背景下的产物。通过将吐谷浑早期史中建构的部分与史实尝试剥离。首先,其早期史中对先王形象的塑造、对父死子继制度的维护,以及对吐谷浑昌兴预言的书写,皆服务于构建政权合法性这一目的。其次,一些隐微的情节得以浮现,发现早期史中乌纥堤、阿豺一系与树洛干、拾寅一系存在王位之争,以及念氏及其部落对稳定王权具有重要作用。再次,从吐谷浑采用中原式的官称,以及对其“国史”的建构可见,十六国至南北朝初是吐谷浑政权意识从觉醒到发展的关键时期。另外一个角度是从“文献”、“文本”出发,对吐谷浑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历史中,前人没有论及或值得商榷的问题进行探究。首先,对十六国时期吐谷浑迁徙时间、最初部落规模、职官设置等进行再检讨;将吐谷浑置于鲜卑族传统的大背景下,探讨其迁徙路线、以歌纪事传统等问题;对这一时期吐谷浑与东晋、西秦、南凉、北凉、西羌等周边政权关系,以及在诸方互动下的政权发展情况,进行细致的梳理。其次,对南北朝时期吐谷浑诸王各阶段政权发展情况,以及与周边政权的互动,进行详细研究。探讨了树洛干和拾寅时期吐谷浑的政权中心,并重点讨论了拾寅时期吐谷浑“国史”的撰述活动及其背景;详细梳理了吐谷浑与北魏、刘宋、东魏、西魏、柔然、突厥等政权的关系,尤其对吐谷浑在洮河、白龙江流域的势力伸缩,以及由此牵涉到的诸方互动,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探讨。第五章结合文献和诸多墓志资料,首先就隋文帝对吐谷浑的一系列政策、炀帝北巡途中对征讨吐谷浑事件的谋划,进行详细讨论,并对炀帝时东化公主出降于吐谷浑一事进行钩沉。其次,梳理了唐与吐谷浑矛盾不断升级,最终以拘行人赵德楷事件为导火索,贞观九年唐对吐谷浑战争爆发的过程。并以墓志材料为线索,揭示出唐朝以扶持党项拓拔氏来瓦解吐谷浑内部同盟的策略,以及贞观年间唐朝派遣唐俭册封慕容顺的细节。另外,还揭示出唐朝以“唐氏之甥”取代“隋氏之甥”,与吐谷浑构建起新的藩属关系的过程。之后吐谷浑为吐蕃所逼,以其王室为代表的部落内附唐朝,退居朔方一带。在唐人的观念中,吐谷浑就此灭国,本章最后以职贡类图记为切入点,探讨了吐谷浑从南北朝至隋唐,在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中位置的变化。吐谷浑王族入唐以后,唐朝继续与其延续和亲、册封等关系。第六章以新出墓志为线索,结合已出吐谷浑王族墓志及传世史料,详细探讨了隋唐所册封可汗号的延续性及其含义,并对苏度摸末与慕容忠、金城县主与金明县主的身份进行了重新讨论,对相应的和亲关系进行了辩正。然后对宣超之后的王位承袭,以三个封号为线索,进行了再探讨,并揭示出吐谷浑王族从“蕃国国王”向“华夏长吏”转变的线索。由此扩大范围,从唐王朝对历代吐谷浑诸王册封入手,揭示出唐朝“磔数州而分其势”的策略在边疆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以吐谷浑王室为代表的吐谷浑人逐渐融入中国大一统王朝国家的过程,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进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曹磊[2]（2021）在《吐谷浑历史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吐谷浑是西晋至北宋时期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中的一员,源于慕容鲜卑,属于东胡系统。吐谷浑在历史上活动长达7个世纪之久,不仅本族历史内容丰富多彩,而且也与周边政权及民族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和交融,深度参与了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古代多民族历史文化的创造者之一。研究吐谷浑历史,对于更为全面地了解西晋至北宋时期的北方民族有着不可或缺的学术意义。研究吐谷浑历史的学术成果颇丰,以往的研究成果基本理清了吐谷浑历史的发展脉络。若要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入,就要对古今中外学者关于吐谷浑的史料、族名、政治制度、经济类型、文化习俗、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作系统梳理与评析,以求对今后的研究贡献一点力量。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对汉文文献中的吐谷浑基本史料进行比较和辨析略有不足,这是必须重视的基础工作。可以认为,《宋书》《南齐书》《梁书》《周书》《隋书》《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新五代史》等正史中的吐谷浑专传,属于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吐谷浑史的一手史料。今本《魏书·吐谷浑传》与《北史·吐谷浑传》的异文保留了《魏书》散佚前的部分原貌,是今本《魏书·吐谷浑传》中最具价值的内容。《宋书·吐谷浑传》在整个吐谷浑历史文献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后世史家在介绍吐谷浑早期历史时,大多据之增删或改写。《晋书·吐谷浑传》的形成时间虽较晚,但却是现存吐谷浑专传和专条中史源较为原始的吐谷浑专传之一。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汉语音韵学、民族史语文学等方法,对“吐谷浑”“退浑”“吐浑”“吐谷”“浑”等名号的读音进行了考释,构拟这些名号的读音,对“阿柴虏”“赀虏”“河南”“阿赀虏”“野虏”“va-zha（A-za）”等名号的含义进行研究,或对族称认识有所裨益。实际上,“退浑”“吐浑”“浑”“吐谷”皆为“吐谷浑”的急读和简称,“阿赀”与古藏文A-za（也转写作va-zha,汉译为“阿夏”）皆属于对“阿柴”名号的同音异译。“阿柴虏”“赀虏”“阿赀虏”“野虏”为一些入居河西的鲜卑人的姓氏,也用来作为对吐谷浑的贬称,但对“吐谷浑”这一名号含义的释读要持谨慎的态度,在没有明确的直接的释义记载的情况下,不宜轻率下结论。吐谷浑作为汉化程度较高的慕容鲜卑的后裔,形成了以父死子继为主的汗位世袭制,并先后仿照西晋及北魏制度建立一整套多元官制。具体而言,在伏连筹之前,吐谷浑仿照西晋的王国属官制度设立了以长史、司马为元辅的中央官制,地方政治体制则属于部族制,呈现出胡汉杂糅的特点。伏连筹继位后,其政治制度有了一个大的变革,仿照孝文帝改革后的北魏官制设立了以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为中枢的中央官制,地方政治体制亦由部族制转变为封建制,并且还制定了简单的刑律。吐谷浑的经济类型具有以游牧经济为主,狩猎业、手工业、农业和商业多种经济并存的特点。其中,游牧业为吐谷浑人提供了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始终是吐谷浑最主要的经济类型,在其经济结构中占有支配地位。狩猎业在吐谷浑人的生产生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除补充衣食之需外,还具有娱乐和军事训练的功能。手工业是游牧业的辅助行业,为吐谷浑人提供了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军事装备。农业亦是吐谷浑的经济类型之一,但并不是吐谷浑人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商业在吐谷浑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使其游牧经济呈现出了浓重的商业化色彩。在鲜卑文化、汉文化、羌氐文化、西域文化的影响下,吐谷浑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适应自身社会发展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习俗,创造了颇具特色的文明成果。形成了以肉酪为主、杂以其他食物的多样化的饮食习惯,典型的鲜卑特色的服饰文化,以窃婚为主的婚姻习俗、以土葬为主的丧葬习俗和以原始萨满教、佛教、狮子崇拜等为主要类别的宗教信仰。吐谷浑的自我政治定位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显着的区别,从“正统”王朝的藩属到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的游牧汗国,再到唐朝的藩属,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其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也随着其自我政治定位的改变而不断变化。整体上来看,与南朝政权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朝贡关系。在北魏统一北方后,吐谷浑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臣属于北魏,但是在政治认同上其并不认同北魏。在伏连筹可汗之后,吐谷浑的自我政治定位发生了变化,其君主不再以中原正统王朝的藩王自居,而是以游牧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可汗”自居。这种思想反映在对周边各族和政权的交往中表现为利益先行和左右逢源,运用自身的地缘优势巧妙地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以求实现利益最大化。在被唐朝灭国重建后,吐谷浑的自我政治定位再次发生了变化,一直以唐朝藩属自居,展现出了浓厚的属国色彩。
李相南[3]（2021）在《粟特人与后梁、后唐的政治》文中提出
吕宇青[4]（2021）在《辽帝夏捺钵“政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夏捺钵是辽朝皇帝处理政务的重要时期,捺钵制度直至圣宗朝才确立,在此之前夏季多以军事为主,对民政的关注有限,国家各项制度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景宗朝,鉴于对外征伐活动的接连失败,将关注重点转向国家内部建设。至圣宗朝,与宋订立澶渊之盟,战事基本结束,转而处理国家民政事务,“政务”建设成为此后一段时间里辽朝诸帝关注的重点。至道宗朝,在天灾人祸的影响下,经济大衰退,司法体系遭到破坏,捺钵制度也逐渐走向崩溃。圣宗统和年间为便于指挥对宋的军事行动,特将夏捺钵地点选在炭山,随着双方关系的转善,捺钵地点也发生了改变,此后永安山成为圣宗夏捺钵的首选之地。从夏捺钵期间圣宗所处理的政务内容来看,涵盖了官员任命、农业、商业、赈济、刑狱、部族等事务,这些都能反映出政权机构的建设程度,即所处理“政务”内容已经较为全面,但并不完善。兴宗即位后,大致沿着圣宗朝的轨迹继续推动社会向前的发展,但也在根据现实需要做出了相应的调整。道宗朝,是辽朝社会发展的转折点,随着耶律乙辛的上台,吏治腐败、官场黑暗,加之持续不断的灾情,诱发多重矛盾,致使社会发展停滞,乃至倒退,捺钵制度在这期间开始解体。对辽朝诸帝夏捺钵“政务”内容进行分类研究后发现,太祖至景宗朝,军事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圣宗至兴宗朝,发生明显转变,偏向处理与民政相关的事务。这期间是国家内部各机构在不断的改革与完善过程,道宗朝虽在某一方面取得发展,但总体上发展处于停滞状态,捺钵制度开始解体。终辽一朝也未能真正实现国家封建化,但皇权呈不断强化的态势。
吴翔宇[5]（2021）在《契丹国家与族群的形成》文中认为契丹国家与族群的形成,是两个各自独立却又互相关联的问题。本文从“契丹皇权的形成”“辽朝契丹统治集团的形成”和“契丹族群的形成”三个方面,对契丹国家和族群的形成展开研究。辽朝是契丹人建立的皇权国家。皇权以专制集权为特征,背后是单核心的权力结构,带有鲜明的中原特色。契丹的早期政治体中并不存在这种权力结构,其皇权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三个阶段。松漠府时代,唐的羁縻统治使契丹部落联盟首领出现了集权的趋势,但这一趋势很快因可突于之乱而结束。遥辇时代,契丹政治体中出现了可汗、迭剌部夷离堇两个权力核心,呈现出双核心的权力结构。耶律阿保机在遥辇末期开始采用“皇帝”名号,又于辽初建立起单核心权力结构,契丹皇权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辽朝存在一个与皇族相伴始终的后族,后族地位的长期稳定,使辽朝统治集团呈现出了“二族共治”的色彩。在皇权之下,辽朝统治集团形成了较稳定的二元型权力结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早年继承的权力网络存在二元性,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建国亲信集团主要由同族亲属和妻族成员构成,亦存在二元性。阿保机建国亲信集团的二元性,深刻影响了辽初的政治走向,使帝、后二族共治成为贯穿辽朝始终的鲜明特征。辽朝以“大契丹”为国号,表现出“国”“族”一体的特点。契丹族群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受到契丹政治体的影响。遥辇初期,契丹政治体内部存在大量外族人口,可汗家族也具有外族属性。阻午可汗通过整合契丹部落,消弭了新、旧契丹人的身份边界,重构了契丹族群。辽朝帝、后二族皆有外族属性,因此在成为政权核心后,着力将自己塑造为契丹族群核心,从而牢固确立了自身在权力结构中的核心地位。本文三个方面的研究,以权力结构为线索贯穿为一体。借助这一线索,辽朝以皇权为统治核心,以帝、后二族为统治集团主体,以契丹为统治族群的政治特征得以凸显。
豆中浩[6]（2021）在《辽太宗时期民族关系探析》文中认为辽太宗耶律德光虽然在位二十余年,然而凭借着他骁勇善战、励精图治,继承并发展了辽太祖的事业,实现其父“广土众民之志”,为辽朝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辽太宗为巩固统治、扩大势力,实行对外扩张政策,与周边政权保持着复杂关系。根据中原局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外交和军事政策,既与后唐、后晋政权保持着密切的朝贡关系,又能利用后唐、后晋国内矛盾主动出击,不仅将幽云十六州纳入版图,更一步打通了南下中原的道路,为后来辽朝与中原王朝在长期的南北对峙中占据优势地位奠定基础。本文在系统收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对辽太宗时期民族关系进行研究,探究辽太宗在进入中原过程中的得失,总结一些历史经验和教训。全文分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选题目的、辽太宗时期民族关系的研究现状、论文的创新之处,在充分吸收学界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应有之意。正文共分为三章,就辽太宗即位前的民族发展概况、辽太宗时期契丹与后唐、后晋的交往与战争等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并总结了其意义和影响。
洪纬[7]（2021）在《澶渊之盟前契丹南下经略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中提出在10世纪,南下经略是契丹向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契丹南下经略活动研究颇丰,尤其对契丹南下经略的目的与影响都进行了具有广度与深度的研究。但多数研究注重以契丹南下经略结果来推论目的,缺少对契丹南下经略中军事活动与政治契合度的关联研究。对以契丹为主体的南下过程中,契丹与中原互动研究关注不多。对南下经略过程中契丹其他军事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因而有必要通过对史料的深入挖掘,对这些问题进一步研究,以便了解契丹南下决策的根本出发点与10世纪南北格局形成的根本原因。
吴飞[8]（2020）在《漠北回纥兴起历程若干问题研究 ——以回纥与唐朝关系史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回纥于隋唐之际开始见诸史书,是为该部族初兴于漠北的标志。此后直至唐德宗贞元年间回纥汗国中衰,漠北回纥经历了长达两百年的兴起过程。在导致回纥兴起的诸多原因中,以唐朝对漠北政局的影响,以及唐朝与回纥之间的交往发挥的作用最为重要,也最为明显。通过分析这段历史,对于研究回纥史、唐代民族关系史会得出许多有益的结论。尽管传统文献对于漠北回纥历史的记载十分简略,但通过分析史料当中的若干细节,仍然可以有不少新的发现。记载回纥历史的三篇重要文献《唐会要·回纥》《旧唐书·回纥传》《新唐书·回鹘传》,其史源出自多书。《唐会要·回纥》是王溥在综合唐人《会要》《续会要》相关内容后写成,并没有参考《旧唐书·回纥传》,因此两书有相互矛盾的地方。《旧唐书·回纥传》的史源比较驳杂,存在前后抵牾之弊,一些错讹误导了后人,但也保存了大量历史细节。《新唐书·回鹘传》是宋朝人对以往回纥史料精心整理后写成,其史料价值不亚于《旧唐书·回纥传》,但也有不如后者的地方。充分辨析回纥基本史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往往能得出新的结论。根据文献记载,回纥初兴与其首领菩萨有较大关联。菩萨通过与薛延陀联盟,击溃东突厥汗国,俘获大量人口而使得回纥部落迅速壮大起来。“十姓回纥”联盟有可能形成于这一时期。东突厥汗国灭亡后,漠北诸部均与唐朝建立了贸易联系。通过分析史料可以看出,经济贸易深刻影响了唐朝、薛延陀汗国、漠北铁勒诸部间的三方博弈。漠北政局发展变化与诸部同唐朝的贸易存在深刻的联系。薛延陀汗国灭亡后,回纥首领吐迷度试图建立新的漠北政权。但经过与唐朝的一系列较量之后,回纥人的这一企图落空,成为唐朝恭顺的属部。后突厥汗国兴起后,回纥与唐朝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几个阶段的变化,从最初的羁縻关系变为脱离唐朝控制。天宝初年唐朝曾与回纥一度恢复了羁縻关系。但旋即因为回纥汗国建立,双方变为宗藩关系,安史之乱后又转为“兄弟之国”。直至唐德宗贞元年间双方又恢复了宗藩关系。通过分析可以知道,文献中关于回纥“十一都督”的记载源于唐德宗广德元年对回纥贵族的册封名单。回纥改名也与对唐贸易有关。唐朝与突厥人、薛延陀人的斗争为回纥壮大提供了一定的契机。唐高宗后期以后唐朝军事实力衰退也是回纥汗国兴起的重要原因。唐朝与回纥间的贸易则是回纥强盛的经济基础。由于王族内讧,回纥的兴起历程终结于唐德宗贞元年间。通过分析唐朝对回纥兴起过程的影响,可以看出古代中原与蒙古高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政治、经济联系,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历史。
杨逍[9]（2020）在《辽代斡鲁朵研究》文中提出斡鲁朵是辽代极富民族特色的一项政治制度,共十二宫一府,存在时间贯穿辽朝始终。辽代斡鲁朵由“行宫斡鲁朵”、“部族斡鲁朵”和“州县斡鲁朵”三部分组成。本文以辽代斡鲁朵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斡鲁朵各组成部分的考证,探讨斡鲁朵的结构与功能,揭示辽代政局变迁对斡鲁朵的影响。本文除绪论和余论外共分四章:绪论,介绍本文选题缘起,梳理学界研究现状,简述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概括重点、难点与创新点。第一章,斡鲁朵的起源与演变。辽朝首个斡鲁朵,就是在阿保机“化家为国”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腹心部”。该机构的初置时间早于“诸弟之乱”的爆发。“腹心部”与“皮室军”不存在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腹心部”是“皮室军”起源的看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腹心部”的设置目的是为了解决来自新生政权内部与外部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矛盾,而非建立纯粹的军事组织。阿保机推行“斡鲁朵法”后,辽朝斡鲁朵始形成“行宫斡鲁朵”、“部族斡鲁朵”和“州县斡鲁朵”三部分。第二章,行宫斡鲁朵。行宫是辽帝及其家眷的居所。行宫人户还包含一套服务于辽帝及其家眷的机构。行宫包括物资供给、宿卫安全、侍奉起居、礼法活动四项主要功能。斡鲁朵的管理机构是宫官系统,跟随辽帝捺钵,对行宫斡鲁朵、部族斡鲁朵和州县斡鲁朵均有管理职能。第三章,部族斡鲁朵。隶属斡鲁朵的部族或称隶宫部族,由“正户”、“蕃户”和“瓦里”“闸撒”户组成。这些部族组织游牧于契丹故地牧场,不跟随辽帝捺钵。“正户”的基层组织是“石烈”和“抹里”;“蕃户”置“先离闼览官”管理;“瓦里”是因犯罪被没入之契丹人户的特殊编制;“闸撒”是“着帐郎君”“着帐娘子”及“着帐户”的管理组织。“正户”有出任宫分军的义务;“瓦里”户属被“籍没”人户;“闸撒”户是行宫侍奉人户的重要来源。第四章,州县斡鲁朵。州县斡鲁朵由隶宫提辖司和隶宫州县构成。隶宫提辖司是管理辽帝“分地”上由农耕俘户所组成的“私城”的机构。辽太宗改革以后,隶宫提辖司逐步被纳入州县体制内进行管理,且开始向隶宫州县转化。隶宫提辖司赋税归斡鲁朵,需出任宫分军之辅助部队。斡鲁朵管理的州县称“隶宫州县”,隶宫州县需接受政府和斡鲁朵的双重管理,其地位介于南面州县与“私城”之间。隶宫提辖司人户与隶宫州县人户性质不同,二者并存至辽末。“奉陵邑”是辽朝葬俗的组成部分。除普通州县官制外还存在一套独特的奉陵官制,负责奉陵邑祭祀事务。奉陵邑是辽朝礼法活动及处理政治事务的场所。余论部分总结了辽朝斡鲁朵的组成结构与各组成部分在斡鲁朵体系内发挥的功能,运用历时性的研究方式分析辽朝政局嬗变对斡鲁朵制度带来的影响。
李魏巍[10]（2020）在《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研究》文中认为公元10-13世纪,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变,中原汉地由五代十国分裂转变为北宋的局部统一,又由于1127年金朝灭北宋而成为金宋南北对峙的分裂局面。北方和西北先后兴起契丹、西夏、金朝、蒙古四大北族狼型霸权国家,对两宋形成巨大地缘安全威胁,使两宋一直陷入安全困境之中。两宋因为北有大敌,无暇他顾,在西南地区进行战略收缩,处于守势。其时,青藏高原吐蕃各部陷入四分五裂状态,无力四处扩张。西南云贵高原937年建立了白蛮贵族为统治阶级,白蛮和乌蛮为主体民族包括金齿百夷等在内的多民族地方政权大理国,鉴于南诏四处扩张导致成本大于收益并国亡政息的历史教训,大理唯恐重蹈南诏穷兵黩武而国亡政息的覆辙,建立不久就将南诏的对外扩张政策调整为“修葺城堡,练兵养民,以观时变”的保境安民的防御战略并成为大理国三百年的基本国策。在大理调整外交政策的同一年（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并开始进行统一战争,公元965年北宋灭亡割据四川的后蜀政权,宋军欲乘胜进攻大理国以收复云南,但宋太祖鉴于天宝战争和南诏犯唐加速唐亡的教训,视和平内守的大理为野蛮好战的南诏,划大渡河天险为宋理两国天然边界,放弃大渡河以南广大乌蛮地区,将其作为宋理之间的缓冲区,与大理在地理上脱离接触。将兵力集中用于统一南唐、吴越等其他割据政权的战争,放弃了对大理国的统一,保存了大理国。大理的内政和外交均不受大宋干涉,实际上成为与大宋并立的政权。979年北宋实现了中国的局部统一,但北方契丹和西北西夏相继崛起,北宋在北方和西北分别陷入与契丹和西夏的安全困境之中,被迫将主要军力、财力用于对付契丹和西夏。地缘政治上,宋朝北有强敌,陷入安全困境,西南的大理和交趾（安南）也很强大,东边又是大海,宋朝陷入北方、西北、西南三面受敌的被月形包围的不利地缘政治处境之中。西南方向,宋朝与交趾地理相连,交趾（安南）是两宋三百年最亲密的藩属国,双方具有特殊的朝贡—册封互动的宗藩关系,交趾（安南）是两宋在西南地区遏制制衡大理的力量之一。由于宋理均是疆域辽阔的政权,因此,本来双方共享边界应该很长,但是由于宋理均进行防御收缩,加之宋理之间少数民族羁縻地区的崛起,宋理之间自北向南沿着今川西南大渡河、贵州中西部、广西西部直至交趾（安南）,出现了黎、叙、泸三州蛮、罗殿、西南五姓蕃、自杞、特磨、左右江溪峒诸蛮僚等大大小小强弱不同的民族政治实体,宋理两大政权在地理上空间上脱离了接触,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宋朝“忌惮”大理,主动与其脱离接触的主观原因。宋朝总体上处于国力军力上的相对优势,但由于北有大敌,宋朝在西南地区被迫进行战略收缩,有宋三百年始终在西南地区处于相对弱势,一则宋朝地缘政治上北有大敌,宋朝疲于应付,陷入安全困境,主要兵力部署在北方,南方兵力空虚,防守薄弱。而大理拥有“高原阻隔”天险构成的“附加”实力,又由于吐蕃分裂,南方湄公河流域占城、真腊、蒲甘诸国彼此征战彼此削弱,国力均弱于大理,交趾（安南）兵力主要用于南征占城,东边与两宋存在广阔缓冲区且宋朝无暇南顾等因素使大理处于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二则战马资源方面,大理是南方唯一的优质战马产地,垄断了战马资源,军力十分强大,而两宋尤其南宋丧失了所有战马来源地,战马严重依赖大理。极大地影响了两宋的军力。三则宋理之间众多大大小小强弱不一的民族政治实体崛起,他们有的叛服无常,有的成为宋朝藩篱,有的与大理保持特殊关系,增加了两宋羁縻、安抚、怀柔的成本,损耗了两宋国力。因此,虽然总体上两宋国力军力比大理强大,但在西南这一局部区域,两宋始终处于弱势,先是面对西南诸蛮中最强大的大理国而处于局部弱势和守势。1253年大理战败投降蒙古后,南宋又面对更为强大的蒙古—段氏联军,而且段氏实施追随蒙古进攻南宋的反制衡战略,加速了南宋的灭亡。由于宋朝主要兵力在北边,南方兵力空虚,加之宋人“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片面历史总结,认为就是因为南诏的多次进犯,导致桂林戍卒起义而引发黄巢农民大起义,致使唐朝灭亡。现实地缘政治中两宋北方先后面临大辽、西夏、大金、蒙古几大修正主义霸权国的安全压力和生存威胁,西南面临大渡河南乌蛮的骚扰,而乌蛮还是罗殿、自杞的主体民族,是大理和特磨的主体民族之一,是勇悍好战的南方游牧民族,乌蛮对两宋边境的侵扰抢掠尽管只是小规模的局部的间歇性的,但是却使两宋将其与唐末的南诏和现实中的辽、夏、金联系在一起,认为其均为具有攻击性和扩张性的“一丘之貉”,并视大理为南诏,因为大理国是由信奉佛教的汉化程度较深的亦耕亦牧的民族白蛮和不信奉佛教汉化程度低却勇悍好斗的游牧民族乌蛮两大主体民族构成的,而在地理分布上大理国的乌蛮与大渡河南、罗殿、自杞、特磨等与两宋临近地区的乌蛮连成一片,而信奉佛教、构成统治阶级主体并执行和平内守政策的白蛮势力集中在以洱海和滇池为中心的滇西和滇中地区,广阔的乌蛮等民族聚居区将白蛮聚居区与宋朝在地理上隔离开来。加之语言不通,信息闭塞且不对称,宋理政治关系不正常等因素,导致宋人将整个大理国均视为具有攻击性的南诏而加以防范和“忌惮”。由于历史和现实地缘政治的原因以及两宋在西南地区相对大理处于局部弱势和守势的不对称状况,两宋对大理均进行了不对称制衡,采取了拉拢、羁縻大理国周边西南诸蛮使其作为遏制大理的工具和防范大理的藩篱;利用藩属国交趾（安南）遏制大理;对罗殿、思州、播州、西南五姓蕃等实行合纵连横;通过战马贸易羁縻拉拢自杞、罗殿、特磨使其发财致富增强实力以制衡大理;政治上拒绝与大理建立正式朝贡—册封互动的宗藩关系从而在两宋主导的区域性国际体系中孤立大理,降低大理在体系中的政治地位并使其边缘化;经济上在战马贸易中限制大理;文化上限制先进典籍和技术流入大理,文化技术交流基本停滞;军事上强化广西左右江溪峒峒丁和川蜀土兵战力,利用侬智高事件控制原属大理的特磨道,扶植自杞蚕食大理,拒绝与大理结成抗蒙军事同盟,坐视大理被蒙古消灭从而“以夷制夷”等各种手段来遏制、防范、制衡、忌惮大理。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基本实现了保持宋理三百年均势的目的,和平均势是不对称制衡追求的理想目标。随着最具进攻性的霸权修正主义狼型国家蒙古崛起并实施借道大理迂回南宋后方包抄夹击南宋的“斡腹之谋”,大理欲实施“联宋抗蒙”的均势制衡战略,遣使由川蜀入临安,但遭到南宋四川边臣的拒绝,南宋仍继续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大理国“联宋抗蒙”的均势制衡战略夭折,只能进行安全自助,公元1253年大理国孤立无援,战败投降蒙古,大理段氏受到蒙古优渥,世袭罔替元朝大理总管一职,继续拥有滇西地盘和白蛮乌蛮等人众,拥有行政机构,拥有旧官吏和旧货币,拥有自己的军队（爨僰军）,成为蒙元王朝疆域内的高度自治的地方民族政治特区,实际上是微缩版的大理国,大理国仍在滇西延续了 120余年,直至1382年明军攻占云南。大理段氏对蒙元王朝感恩戴德,实施追随蒙古灭宋的反制衡战略,大理段氏的爨僰军配合蒙古军南北夹击南宋,加速了南宋的灭亡。在1253年大理国战败投降至1279年南宋灭亡期间,南宋也曾联合罗殿、西南诸蕃共同制衡蒙古-段氏联军,但已经为时过晚,因为当时蒙古和段氏联军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过南宋和西南诸蕃联合起来的力量,南宋的不对称制衡已经不再见效,最终南宋于1279年灭亡,两宋对大理“忌惮”了三百年,不对称制衡三百年,最终由于体系外霸权狼型国蒙古的崛起和扩张而打破了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形成的三百年和平均势,无法避免大理段氏对南宋的军事进攻,而且是配合蒙古进行的致命一击。宋太祖及两宋历代君主最担心的地缘政治事件还是发生了。“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宋亡于蒙古而祸基于大理”。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也随着南宋的灭亡而失败。这说明制衡的结果既可能是成功的,也可能是失败的,制衡成功就是恢复和维持均势或获得优势,制衡失败就是丧失均衡或失去优势。体系外霸权国是最大干预变量,对体系外霸权国的崛起不加以制衡,就会导致力量失衡,不对称制衡由成功转为失败。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随着南宋的灭亡而结束了,但是其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和政治智慧对当今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创新以及中国学派的形成具有重要现实启示和意义,对当今国际关系实践也具有重要启示和参考价值。
二、五代时期辽未能称霸中原之原因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五代时期辽未能称霸中原之原因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从“开国西蕃”到“退居河朔”：4-8世纪中期吐谷浑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意义及解题 |
| 二、研究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吐谷浑基本史料史源梳理与史料辨析 |
| 第一节 吐谷浑早期史史源梳理与史料辨析 |
| 一、《晋书》《宋书》《十六国春秋》中关于吐谷浑的记载 |
| 二、《晋书·吐谷浑传》的史料来源 |
| 三、《晋书》《宋书》和《十六国春秋》吐谷浑传内容比对 |
| 四、吐谷浑有“国史”——《宋书》《十六国春秋》中吐谷浑早期史的史源 |
| 五、《宋书》和《晋书》吐谷浑传异文比较 |
| 第二节 南北朝正史中吐谷浑传史源梳理与史料辨析 |
| 一、《宋书·鲜卑吐谷浑传》 |
| 二、《魏书·吐谷浑传》 |
| 三、《北史·吐谷浑传》 |
| 四、《南齐书·河南传》 |
| 五、《梁书·河南传》和《南史·河南传》 |
| 六、《周书·吐谷浑传》 |
| 第三节 隋唐正史中吐谷浑传史源梳理与史料辨析 |
| 一、《隋书·吐谷浑传》 |
| 二、两《唐书·吐谷浑传》 |
| 第四节 正史以外史料中吐谷浑传史源梳理与史料辨析 |
| 一、《通典·吐谷浑传》 |
| 二、《册府元龟》之《吐谷浑传》 |
| 第二章 吐谷浑政权的初建 |
| 第一节 吐谷浑部落分离及迁徙 |
| 一、吐谷浑部落分离时间再论 |
| 二、“一千七百家”还是“七百户”——基于史源学角度的考察 |
| 三、吐谷浑迁徙路线与鲜卑族自西晋以来的南迁 |
| 四、《阿干之歌》与鲜卑族早期以歌纪事传统 |
| 第二节 吐谷浑政权早期史事考论 |
| 一、吐谷浑初至青海时的势力范围及职官设置问题质疑 |
| 二、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之冲突 |
| 三、卵翼之下——念氏“专制国事”与吐谷浑念姓部落 |
| 第三节 吐谷浑早期史的自我书写与建构 |
| 一、“僭伪诸君有文学”:吐谷浑对其先王形象的塑造 |
| 二、“远朝天子”:吐谷浑对其早期政权合法性的建构 |
| 三、“玄孙间始当显耳”:吐谷浑昌兴预言的背后 |
| 第三章 吐谷浑政权在十六国时期的发展 |
| 第一节 吐谷浑与周边诸政权之关系 |
| 一、吐谷浑与西秦政权之关系 |
| 二、吐谷浑与南凉、西羌政权 |
| 三、吐谷浑与北凉、东晋之关系 |
| 第二节 树洛干时期的吐谷浑政权 |
| 一、树洛干时期吐谷浑的发展 |
| 三、树洛干驻牧之“莫何川”再论 |
| 三、“都护”“都尉”之置与树洛干时吐谷浑的东部疆域 |
| 第三节 吐谷浑政权意识的觉醒与其政权合法性的最初建构 |
| 一、十六国时期吐谷浑政权意识的觉醒 |
| 二、“都督制”与吐谷浑对其政权合法性的最初建构 |
| 第四章 南北朝时期的吐谷浑 |
| 第一节 南北朝初期的吐谷浑政权 |
| 一、南北朝初期吐谷浑政权发展及与刘宋关系 |
| 二、慕璝时吐谷浑的崛起与北魏关系的紧张 |
| 三、北魏征伐吐谷浑与经营河西、西域之战略 |
| 第二节 拾寅时期吐谷浑的发展 |
| 一、吐谷浑的继位之争与拾寅自立 |
| 二、拾寅时代吐谷浑与北魏的关系 |
| 三、拾寅始邑之“伏罗川”再考——兼论白兰之所在 |
| 四、吐谷浑“国史”的生成与拾寅对其政权合法性的建构 |
| 第三节 伏连筹时期的吐谷浑 |
| 一、吐谷浑在洮河、白龙江流域与北魏的争衡 |
| 二、吐谷浑“岷江道” |
| 三、北魏末年吐谷浑的再次崛起 |
| 四、《宋云行纪》与北魏末年的吐谷浑 |
| 五、伏连筹之后的王位承袭问题 |
| 第四节 夸吕时期的吐谷浑 |
| 一、夸吕继位后吐谷浑的发展及其与柔然、东魏的结盟 |
| 二、突厥与西魏合击吐谷浑 |
| 三、吐谷浑在洮河、白龙江流域的扩张 |
| 四、吐谷浑姓氏与“夸吕还以慕容为姓” |
| 第五章 隋唐对吐谷浑之经略 |
| 第一节 隋对吐谷浑之经略 |
| 一、隋文帝对吐谷浑之政策 |
| 二、隋炀帝对吐谷浑之经略 |
| 三、被历史掩盖的“东化公主” |
| 第二节 唐对吐谷浑之经略 |
| 一、唐与吐谷浑关系的紧张 |
| 二、导火索:拘行人赵德楷 |
| 三、从“隋氏之甥”到“唐氏之甥” |
| 四、贞观九年对吐谷浑王的封授及唐册封青海国王的时间 |
| 五、唐对党项族的扶持 |
| 第三节 天下秩序中的吐谷浑——以职贡类图记为切入点 |
| 一、梁元帝《职贡图》中的河南国 |
| 二、裴矩《西域图记》与隋对吐谷浑的经略 |
| 三、阎立本《王会图》与吐谷浑的灭国 |
| 第六章 从蕃国国王到华夏长吏:入唐吐谷浑王族的华夏化 |
| 第一节 新见唐慕容智墓志考论——以入唐吐谷浑王族可汗号、世系及与唐和亲关系为中心 |
| 一、关于“丽杜吐浑”与“拔(跋)勤豆”可汗号 |
| 二、苏度摸末并非慕容忠 |
| 三、金明县主即金城县主 |
| 第二节 从蕃国国王到华夏长吏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宣超之后的王位承袭问题——以三个封号为线索 |
| 三、磔数州而分其势——以唐对吐谷浑诸王册封为线索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吐谷浑历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与意义 |
|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 |
| 三、研究现状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吐谷浑基本史料辨析 |
| 第一节 南北朝史籍中的吐谷浑基本史料 |
| 一、《宋书·鲜卑吐谷浑传》 |
| 二、《南齐书·河南传》 |
| 三、《魏书·吐谷浑传》 |
| 第二节 唐修正史中的吐谷浑基本史料 |
| 一、《梁书·河南传》 |
| 三、《北史·吐谷浑传》 |
| 四、《周书·吐谷浑传》 |
| 五、《隋书·吐谷浑传》 |
| 六、《晋书·吐谷浑传》 |
| 第三节 五代及宋修正史中的吐谷浑基本史料 |
| 一、《旧唐书·吐谷浑传》 |
| 二、《新唐书·吐谷浑传》 |
| 三、《新五代史·吐浑传》 |
| 第二章 吐谷浑名号考 |
| 第一节“吐谷浑”的读音及其含义 |
| 第二节 退浑、吐浑、浑与吐谷 |
| 第三节 河南 |
| 第四节 阿柴虏、赀虏、野虏与va-zha(A-za) |
| 第三章 吐谷浑的政治制度 |
| 第一节 以父死子继为主的汗位世袭制度 |
| 第二节 早期仿西晋王国属官制与部族制 |
| 第三节 伏连筹改革之后的仿北魏官制与封建制 |
| 第四节 简单的刑律制度 |
| 第四章 吐谷浑的经济文化面貌 |
| 第一节 吐谷浑的经济类型 |
| 第二节 吐谷浑的生活习俗 |
| 第三节 吐谷浑的宗教信仰 |
| 第五章 吐谷浑与南北朝及隋唐政权的关系 |
| 第一节 吐谷浑与南朝政权的关系 |
| 一、吐谷浑正统王朝藩属的自我政治定位 |
| 二、维护南北交往和贸易通畅 |
| 第二节 吐谷浑与北朝政权的关系 |
| 一、与北魏先“战”后“和” |
| 二、与东魏、北齐以和平交往为主 |
| 三、与西魏、北周以战争为主 |
| 第三节 吐谷浑与隋唐政权的关系 |
| 一、隋对吐谷浑“战”“和”政策的转变 |
| 二、唐对吐谷浑“战”“和”政策的转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历史文献与资料汇编 |
| 二、相关研究着作 |
| 三、相关研究论文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4）辽帝夏捺钵“政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主要内容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辽朝夏捺钵制度确立前的政务活动 |
| 一、太祖时期以征伐为主 |
| (一)中原藩镇林立 |
| (二)阿保机率军南下 |
| (三)征伐过程中置官署 |
| 二、太宗时期南征与内政建设并行 |
| (一)定州失利,稳固皇位 |
| (二)经营幽云地区 |
| 三、世宗、穆宗朝的夏季政务内容 |
| (一)世宗时期夏季政务活动 |
| (二)穆宗转变南征策略 |
| 四、景宗朝捺钵制度逐渐确立 |
| (一)安抚皇族,稳定统治 |
| (二)经营东北、西南边地 |
| (三)重视“内部”建设 |
| 第三章 捺钵制度确立下辽帝的政务活动 |
| 一、圣宗朝夏捺钵地点的选择 |
| 二、圣宗夏捺钵时期的政务内容 |
| (一)任命及赏罚官员 |
| (二)处理边地事务 |
| (三)处理刑狱问题 |
| (四)发展农业经济 |
| (五)对部族、州县的赈济 |
| 三、兴宗朝夏捺钵时期的政务内容 |
| (一)官员任命以契丹族为主体 |
| (二)处理西北、西南、东北边地问题 |
| (三)完善司法体系 |
| (四)屯田经济的发展 |
| 第四章 道宗朝捺钵制度开始解体 |
| 一、官员的任命及赏罚 |
| 二、西北边地出现问题 |
| 三、法制体系的改革与解体 |
| (一)法制体系的改革 |
| (二)法制体系走向解体 |
| 四、经济危机与国家救济 |
| (一)农业租税的减免与赈济并重 |
| (二)商业畸形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契丹国家与族群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及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及反思 |
| 一、契丹建国史研究 |
| 二、辽朝建国史研究 |
| 三、辽朝政治集团研究 |
| 四、关于契丹族群的研究 |
| 五、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反思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章节安排与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难点、不足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契丹皇权的产生 |
| 第一节 松漠都督府权力核心的塑造与夭折 |
| 一、窟哥当政与松漠府权力结构的确立 |
| 二、衙官乱政与松漠府权力结构的崩溃 |
| 第二节 遥辇时期的双核心权力结构 |
| 一、契丹大贺、遥辇时代的断限与衔接 |
| 二、遥辇时期的双核心权力结构 |
| 第三节 单核心权力结构的确立与契丹皇权的产生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辽朝契丹统治集团的形成 |
| 第一节 辽朝帝、后二族共治现象概述 |
| 一、对帝、后二族共治的总体认识 |
| 二、帝、后二族共治的动态演变 |
| 第二节 二族共治与辽朝国家的建立 |
| 一、对诸弟之乱的再认识 |
| 二、阿保机建国亲信集团的构成 |
| 三、阿保机亲信集团的阶段裂变与派系浮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契丹族群的形成 |
| 第一节 鸠占鹊巢:奚人集团与契丹建国 |
| 一、契丹早期及遥辇建国之际的族群凝聚 |
| 二、遥辇国家对契丹族群的整合 |
| 第二节 辽政权对契丹族群的塑造 |
| 一、辽朝皇族的外族属性 |
| 二、辽朝后族的外族属性 |
| 三、祖先书写与辽政权对契丹族群的重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权力结构视角下的契丹国家与族群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辽太宗时期民族关系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 |
| 二、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辽太宗即位前的民族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契丹民族发展的概况 |
| 一、契丹族源 |
| 二、契丹与唐朝的关系 |
| 三、契丹雄踞塞北 |
| 第二节 辽太祖时期民族关系概况 |
| 一、云州会盟 |
| 二、幽州内乱 |
| 三、征服周边部落 |
| 四、争夺幽州失利 |
| 第二章 辽太宗时期辽与后唐的关系 |
| 第一节 辽太宗继位的背景 |
| 第二节 辽与后唐的战争 |
| 一、定州之战 |
| 二、石敬瑭反叛后唐 |
| 三、太原之战 |
| 第三节 和平交往的形式及启示 |
| 一、辽与后唐交往的形式 |
| (一)、交聘活动 |
| (二)、经济往来 |
| 二、辽与后唐交往的启示 |
| 第三章 辽太宗时期辽与后晋的关系 |
| 第一节 援立石晋 |
| 一、石敬瑭求援于辽 |
| 二、南下援晋 |
| 三、引军北归 |
| 第二节 出兵灭晋 |
| 一、伐晋的原因 |
| 二、出兵伐晋 |
| 三、灭晋之战 |
| 第三节 入主中原 |
| 一、汴梁称帝 |
| 二、遗憾北归 |
| 第四节 和平交往的形式及影响 |
| 一、辽与后晋交往的形式 |
| (一)、互遣使者 |
| (二)、经济交流 |
| 二、辽与后晋交往的影响 |
| (一)、创立南北官制 |
| (二)、辽朝经济发展 |
| (三)、创立科举制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澶渊之盟前契丹南下经略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一、契丹南下经略的目的研究 |
| 二、契丹南下经略影响研究 |
| 三、契丹南下经略的作战过程研究 |
（8）漠北回纥兴起历程若干问题研究 ——以回纥与唐朝关系史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意义及研究思路 |
| 二、相关研究回顾与成果概述 |
| 三、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涉及漠北回纥兴起历程及回、唐关系史事的基本史料的简介与辨析 |
| 第一节 汉文史籍中涉及漠北回纥兴起历史的专条 |
| 一、《通典·回纥》 |
| 二、从《旧唐书·回纥传》看《唐会要·回纥》内容的形成 |
| 三、《太平寰宇记》《文献通考》中的回纥专条 |
| 第二节 《旧唐书·回纥传》史料价值及其史源分析 |
| 一、抄自《隋书·铁勒传》 |
| 二、抄自苏冕《会要》 |
| 三、抄自其他史书 |
| 第三节 《新唐书·回鹘传》与《旧传》的对比 |
| 第四节 汉文史料中其他相关散见史料 |
| 一、《册府元龟》中的散见回纥史料 |
| 二、《资治通鉴》相关散见史料的价值 |
| 三、其他值得注意的汉文史料 |
| 第二章 隋唐之际回纥的初兴 |
| 第一节 菩萨与回纥崛起 |
| 一、菩萨的家族世系、继位的背景与时间 |
| 二、菩萨与薛延陀结盟 |
| 三、菩萨与十姓回纥联盟 |
| 第二节 回纥等部与唐朝、薛延陀汗国的三角关系 |
| 一、东突厥汗国灭亡后唐朝、薛延陀汗国与漠北诸部间的微妙态势 |
| 二、贞观十三年后的唐朝、薛延陀及回纥等部间的博弈 |
| 三、回纥与唐朝初期的交往 |
| 第三章 唐朝羁縻漠北各族时期回纥部的历史发展—以回纥首领政治活动为线索 |
| 第一节 吐迷度时代回纥与唐朝的关系 |
| 一、吐迷度在漠北历史地位的变化 |
| 二、吐迷度之死以及此后回纥与唐朝关系的发展 |
| 第二节 回纥逐步脱离唐朝的羁縻统治 |
| 一、回纥南迁及其历史背景 |
| 二、药罗葛氏护输北返 |
| 三、漠北回纥与唐朝由羁縻关系转变为宗藩关系 |
| 四、简析唐朝丧失对漠北回纥羁縻统治 |
| 第四章 安史之乱后回纥与唐朝关系史中的几个问题 |
| 第一节 回纥“十一都督”考辩 |
| 一、“内九族”“外九部”之说商兑 |
| 二、关于中原史料中“九姓”“十一都督”记载的史源探讨 |
| 三、从“胡禄都督”看广德元年受封的回纥汗国都督数量 |
| 四、“十一都督”说形成过程刍议 |
| 第二节 回纥改名回鹘原因新探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关于“回纥”字义与绢马贸易 |
| 三、关于《旧传》出现元和四年回纥改名记载原因之蠡测 |
| 第三节 从“群胡辅以强”看回、唐贸易对于回纥汗国兴盛的重要性 |
| 第四节 漠北回纥兴起历程的终结 |
| 结语——回纥兴起的更广阔时空背景 |
| 参考文献 |
| 一、古代文献 |
| 二、今人着作 |
| 三、相关论文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9）辽代斡鲁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斡鲁朵的起源与演变 |
| 第一节 斡鲁朵初置时间 |
| 第二节 辽初斡鲁朵与“腹心部”的关系 |
| 第三节 辽初斡鲁朵与皮室军的关系 |
| 第四节 辽初斡鲁朵的职能 |
| 第二章 行宫斡鲁朵 |
| 第一节 行宫的结构与构成人户 |
| 第二节 行宫的职能 |
| 一、供给物资 |
| 二、宿卫安全 |
| 三、侍奉起居 |
| 四、礼法活动 |
| 第三节 斡鲁朵的管理机构 |
| 一、宫官的组成 |
| 二、宫官的职能 |
| 第三章 部族斡鲁朵 |
| 第一节 隶宫部族人户的构成 |
| 一、“正户” |
| 二、“蕃户” |
| 三、“瓦里”与“闸撒”户 |
| 第二节 隶宫部族的驻牧地 |
| 一、隶宫部族不跟随辽帝捺钵 |
| 二、隶宫部族与“分地” |
| 第三节 隶宫部族的管理机制 |
| 一、“石烈”与“抹里” |
| 二、“先离闼览官” |
| 三、“瓦里”与“闸撒” |
| 第四节 宫分军 |
| 第四章 州县斡鲁朵 |
| 第一节 隶宫提辖司 |
| 一、隶宫提辖司的早期形态 |
| 二、隶宫提辖司的人户 |
| 三、隶宫提辖司的管理机制 |
| 四、隶宫提辖司的职能 |
| 第二节 隶宫州县 |
| 一、隶宫州县的早期形态 |
| 二、隶宫州县的人户 |
| 三、斡鲁朵对隶宫州县的管理 |
| 四、隶宫州县管理制度的改革 |
| 五、隶宫州县的职能 |
| 第三节 奉陵邑 |
| 一、奉陵邑的设置原则 |
| 二、奉陵官 |
| 三、奉陵邑的职能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对象、研究议题、意义与创新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的议题与假设 |
| (三) 研究意义 |
| (四) 创新之处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相关研究 |
| (二) 国外相关研究 |
| 四、全文结构内容 |
| 五、概念界定、研究方法、研究重点和难点 |
|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两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形成与均势和平的维持 |
| 第一节 北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形成与均势和平的维持 |
| 一、北宋与大理的不对称 |
| 二、北宋在不对称条件下对大理制衡 |
| 三、北宋对大理的制衡形成并保持了均势和平 |
| 第二节 南宋前期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形成与均势和平的维持 |
| 一、南宋与大理的不对称 |
| 二、南宋在不对称条件下对大理制衡 |
| 三、南宋前期对大理的制衡形成并保持了均势和平 |
| 第二章 北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成功的原因 |
| 第一节 北宋的防御性政策 |
| 一、政治上:羁縻、怀柔宋理之间的西南诸蛮以遏制大理 |
| 二、经济上对大理实行限制政策 |
| 三、军事上对大理有所作为 |
| 第二节 宋理缓冲区的形成及宋理宋辽均势的相辅相成 |
| 一、宋理缓冲区的形成有利于西南地区形成局部均势 |
| 二、宋理西南均势与宋辽大均势相辅相成 |
| 第三节 大理未对北宋反制衡而且外部霸权势力未介入 |
| 一、大理未联合辽夏对北宋进行反制衡 |
| 二、大理未支持川黔乌蛮对北宋进行反制衡 |
| 三、大理未乘侬智高事件和熙宁战争之机出击北宋 |
| 四、大理未乘金人大举南侵之机南北夹击北宋和南宋 |
| 第三章 南宋前期对大理不对称制衡成功的原因 |
| 第一节 南宋前期的防御性政策 |
| 一、政治上:拉拢大理周边势力制衡大理 |
| 二、经济上加强对大理的限制 |
| 三、军事上:纵容自杞国的崛起以制衡大理 |
| 第二节 宋理缓冲区扩大及宋理宋金均势的相辅相成 |
| 一、南宋前期宋理缓冲区在北宋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
| 二、宋理西南区域均势与宋金大均势相辅相成 |
| 第三节 大理未对南宋反制衡而且外部霸权势力未介入 |
| 一、大理未联合金朝对南宋进行反制衡 |
| 二、大理未乘蒙古大举南侵之机南北夹击南宋 |
| 三、大理未单独进攻南宋 |
| 第四章 蒙古的崛起及南宋后期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的失败 |
| 第一节 蒙古的介入和宋理的反制衡导致三大均势的崩溃 |
| 一、宋金百年均势彻底崩溃 |
| 二、宋理三百年区域均势的瓦解 |
| 三、宋蒙大均势加速崩溃 |
| 第二节 蒙古实施“斡腹之谋”和大理“联宋抗蒙”的失败 |
| 一、蒙古开始实施假道大理夹击南宋的“斡腹之谋” |
| 二、大理国“联宋抗蒙”均势制衡战略的失败 |
| 第三节 “元跨革囊”和“世王其土” |
| 一、“元跨革囊”:大理“高原阻隔”及其“附加实力”的丧失和变迁 |
| 二、“世王其土”:蒙古在滇西保留了大理国 |
| 第五章 蒙古介入下南宋对大理不对称制衡失败的原因 |
| 第一节 南宋与蒙理联军不对称程度加大及均势的崩溃 |
| 一、宋理不对称程度加大:蒙古大理同盟实力远超南宋 |
| 二、宋蒙大均势随着宋理西南均势的瓦解而瓦解 |
| 第二节 大理实施追随蒙古的进攻性反制衡战略 |
| 一、蒙理联军发动进攻:宋理缓冲区和隔离带消失 |
| 二、大理爨僰军由防御性力量转变为进攻南宋的主力 |
| 结论 |
| 一、本研究的发现 |
| (一) 两宋独具特色的政策是不对称制衡大理成功的前提条件 |
| (二) 自然天险对于大理和宋朝不对称制衡均意义重大 |
| (三) 缓冲区的存亡是两宋不对称制衡大理成败的重要因素 |
| (四) 宋理均实行防御性政策是两宋不对称制衡大理成功的重要原因 |
| (五) 西南域外霸权大国蒙古是打破宋理西南均势的干预变量 |
| 二、对均势制衡理论的完善和补充 |
| (一) 对“实力均势”论进行匡正 |
| (二) 域外修正主义霸权大国是决定区域均势成败的最大干预变量 |
| (三) 防御性政策是实现区域均势和平的重要原因 |
| (四) 重要战略资源关系到均势制衡的成败 |
| (五) “地缘政治隔离”概念的提出和初步形成 |
| 参考文献 |
| 着作类 |
| 一、中文着作(含译着、研究或咨询报告) |
| 二、外文着作(含研究或咨询报告) |
| 论文类 |
| 一、中文论文(含学位论文) |
| 二、外文论文(含网络和报刊文章)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 |
| 二、科研课题项目 |
| 后记 |
四、五代时期辽未能称霸中原之原因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从“开国西蕃”到“退居河朔”：4-8世纪中期吐谷浑史研究[D]. 牛时兵. 兰州大学, 2021
- [2]吐谷浑历史问题研究[D]. 曹磊. 内蒙古大学, 2021(12)
- [3]粟特人与后梁、后唐的政治[D]. 李相南. 浙江大学, 2021
- [4]辽帝夏捺钵“政务”研究[D]. 吕宇青.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5]契丹国家与族群的形成[D]. 吴翔宇. 吉林大学, 2021(01)
- [6]辽太宗时期民族关系探析[D]. 豆中浩. 烟台大学, 2021(12)
- [7]澶渊之盟前契丹南下经略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洪纬.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2)
- [8]漠北回纥兴起历程若干问题研究 ——以回纥与唐朝关系史为中心[D]. 吴飞.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9]辽代斡鲁朵研究[D]. 杨逍. 吉林大学, 2020(08)
- [10]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研究[D]. 李魏巍.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