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十一届国际烧伤大会见闻（论文文献综述）
祝勇[1]（2021）在《故宫文物南迁》文中认为第一章抬着棺材找坟地:烽烟南渡一、山河已然破碎,故宫何谈完整1931年9月19日早上九点,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的李宗侗先生像往常一样走出北京南城丞相胡同的家门,乘一辆洋车前往故宫博物院上班,过顺直门1,听到路边叫卖号外的声音,他让车夫停车,买了一张报纸。上面的大字标题,让他悚然一惊。2
梁晨晖[2]（2020）在《二十世纪初山西工人阶级形成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二十世纪初山西工人阶级形成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学界的关注,山西工人阶级一直被包含在华北工人阶级这个大团体中进行研究分析。学界对于山西工人阶级形成的认识,长期以来陷入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政治地位低下,经济上受资本家剥削,在中共山西党组织的启蒙与教导下,阶级觉悟提高,反抗与斗争意识增强,开始举行罢工,完成了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并且在工运骨干与中共山西党组织的动员组织下,奋起抗击并与山西地区的农民阶级结成联盟,成为山西地区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这样的认识尽管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掩盖了山西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的复杂性与工人自身的斗争性,在这种认识下,山西工人阶级仅仅表现出一种在中共山西党组织的影响下成为领导阶级的政治化色彩,而山西工人阶级在纷杂的社会思潮中,展现的丰富的人物形象与非政治化的一面被人为的忽略。探究二十世纪初山西工人阶级的形成问题,要在理清其历史脉络的基础上,以山西工人自主能动性为中心,在“新劳工史”与“新革命史”的研究视域下,梳理二十世纪初山西工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作为改造社会的武器的原因与过程、山西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以及早期山西地方党组织在山西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重要影响,全面认识山西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工厂是工人诞生的前提和基础。第一部分围绕近代山西工人的产生,通过梳理近代山西工业的兴起与发展,了解山西工人产生的时代背景;发现二十世纪初的山西工人主要是由破产农民与手工业者组成,在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阶层被打破的状态下,乡土人情、血缘、技术等因素又使得他们重新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为之后罢工等集体行动打下了基础;对于首次进入工厂的山西工人来说,恶劣的生产环境、险恶的工厂政治以及苛刻的工厂制度与没有任何保障的工资,推动他们形构出一个基于生存需求的共同体,为革命派的团结与动员提供了机会与空间。山西工人从产生那天起,忍受着资本家与工厂主的剥削压迫,这种惨重的压榨,迫使工人群体自发地进行反抗斗争。五四运动后,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和共产主义争夺着几乎是同一批潜在的信众,最终马克思主义叩开了山西工人的心扉。因此第二部分以山西工人的斗争运动为研究对象,分析山西工人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不断发起抗争运动,进而在山西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发动和领导下,山西工人运动逐步兴起。“塑造”山西工人是中共山西党组织的重要实践。第三部分围绕中共山西党组织对山西工人的“塑造”展开,通过创办“晋华书社”、开办“平民小学”和“工人夜校”等方式启发山西工人的阶级觉悟,之后采取组建山西工人联合会等一批山西工会组织、举行罢工活动等方式掀起了山西工人运动的高潮。山西工会组织的成立、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中共山西党组织的产生以及山西工人从分散的经济斗争到统一的政治行动,标志着山西工人阶级最终形成,同时反映出其“阶级意识”中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以及组织化程度和政治追求的局限的特点。
张雷[3]（2020）在《媒体融合背景下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文中认为一个人的挺立,依靠的是脊梁;一个民族的崛起,支撑的是精神。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但需要遍地林立的物质大厦,更需要建造巍峨耸立的精神大厦。人是精神的载体,人物报道是传播和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引导主流舆论的利器,也是建造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重要载体。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作为中国人民的“第一大报”,70多年来,一代代人民日报的新闻工作者,秉承党中央机关报的历史使命,书写着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战斗、生活、建设、发展的当代史,描绘着新中国精神大厦的图谱,形成了独特的人物报道传统。2014年8月18日,《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经由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这个指导意见的通过,标志着“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被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有了系统的顶层设计。在党中央领导下,打响了一场以传统主流媒体为主体、夺取移动互联网时代主流舆论阵地的攻坚战。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主流媒体排头兵和主力军,人民日报抓住媒体融合的时代机遇,坚持“一手抓技术,一手抓内容”,在依托“中央厨房”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的同时,不断提高优质内容生产能力,把人物报道这一传统优势和长处发挥到了极致,人物报道的栏目创新也进入了新的活跃期。根据本研究所做的全样本统计,2014年8月至2019年4月,人民日报共刊发人物报道9000多篇,月均150余篇,其中三分之二以上为栏目稿,涉及栏目387个,新开设栏目197个,人物报道由以往的“多栏目”格局演化为“多栏目集群”的新格局。以人物的精神为“特殊材料”,以栏目建设为主体,人民日报在其版面、网页、移动新媒体上构建起一种类似当今“摩天大楼”所普遍采用的“巨型框架+核心筒+加强桁架”结构,映射出“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生动镜像。2014年之后,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栏目格局发生变化:首先是典型报道栏目多样化、立体化、系统化:重大典型报道以“时代楷模”宣传为核心,“时代先锋”、“先锋足印”、“最美基层干部”、“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四大栏目“鼎足之势”,各类中小型典型报道栏目不断推陈出新。这四大栏目与“时代楷模”以及众多中小型典型报道栏目结合在一起,就构筑起了一座精神大厦的“核心筒”。2013年之前,人民日报已经出现多个大型常设普通人故事栏目,并形成了“人生境界”、“劳动者之歌”、“身边的感动”、“暖流”等多个栏目“接力”的局面。2014年之后,人民日报以“普通人”为报道对象的栏目由过去的“接力”,发展到“栏目集群”,“新春走基层”、“点赞中国”、“故事·百姓影像”、“守望”、“行进中国·精彩故事”、“发现身边”等新栏目与“劳动者之歌”齐头并进,交相辉映,形成了一种类似超高层建筑上围绕在“核心筒”周围的“巨型框架”结构。在人民日报四大类栏目集群当中,还有一类数量较大的“主题人物报道栏目集群”,基本上都是为了适应阶段性主题宣传而设置。这些人物报道栏目均为战役性主题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围绕特定主题,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故事,通过人的故事来鼓舞人心、凝聚人心、激励人心,形成了人民日报建设民族精神大厦的“加强桁架”。人民日报上的人物报道,走过了70多年的光辉历程,书写了一代代中华儿女的生动故事,树立了一个个光辉的典型、榜样、楷模。在媒体融合的时代背景之下,借助最新的“中央厨房”全媒体运行平台,人民日报的人物报道也探索出一条“用全媒体手段讲述人物故事”的新路径,开创出一个个全新的全媒体人物报道栏目,构筑起中华民族精神大厦最具创新色彩、时代特色的“塔尖”。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的实践,为构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提供了宝贵的参照,也启发了更多的思考:任何一座高楼大厦,要想巍然耸立,矗立不倒,必须打好坚实深厚的基础。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深深植根于中华儿女的内心深处,巍然耸立在党心民心的基础之上。党心和民心,是这座大厦的基础和生命力所在。筑牢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基础,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不忘初心锤炼党魂,使精神大厦的“核心筒”根深蒂固;二是扎根人民凝聚民心,使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牢不可破;三是守正创新做强媒体,使精神大厦的“建筑师”坚强有力。
刘梦婷[4]（2020）在《近代上海医药报刊与西医知识传播（1927～1937）》文中研究表明明清以来,传教士的东来打开了我国医学传教的窗口,社会上层开始接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医学知识。清中期广州地区成为传教士医学传播的策源地,医学开始向下发展,推进了西医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进程。近代上海开埠以后,繁荣发达的上海社会、日渐兴起的文人群体、不断完善的报刊行业,推动了近代上海新闻传播业发展。在传教士的示范作用下,教会医院、西医人才数量增多,国人学习西医、开业行医、创办医校的规模也日渐壮大。报刊传播西医、宣扬西医知识成为主流,在中西医冲突背景下,蓬勃发展。1927年至1937年是近代上海医药报刊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医药报刊数量丰富、种类多样、思想交织碰撞。其中以政府主导的《卫生月刊》、药商创办的《新医药刊》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引导的《申报·医药周刊》在这一时期别具一格,开创西医知识传播的新平台,传播现代医学知识,有助于沟通编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医药知识的传播过程中,从传播主体的转变看,早期由国外医学传教的传教士引入,并主导传播。伴随着国内医学院校、医药社团的组织创办,国人开始学习、传播西医日益成为近代上海西医传播的主流。从传播的内容来看,专业深奥的西医知识逐渐被民众日常的卫生知识、健康知识所取代,西医知识的大众化日益成为社会主流趋势,民众开始参与医药知识的讨论,并影响医药刊物的编辑方针和志向。从传播的受众看,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过程中,其受众主要包括近代上海乃至全国的中西医师、身患疾病的患者、报刊订户以及依靠报刊进行商品营销的广告商等,通过读者来函或医药问答的方式,传递作为读者的疑问与诉求。从传播的效果看,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受众有限,停留于医患关系以及商业利益表面,能够阅读刊物的也仅是一些具备阅读水平和医学经验的知识分子,广大的普通老百姓仍游离于知识传播的范围内。但我们亦不可忽略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价值。报刊传播西医知识传递了科学准确的西医专门知识,干净清洁的公共卫生观念,形成了医师在开业行医过程中的规范,转变了民众的就医观念和就医行为,对近代上海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现代医学在中国的传播。
李春亭[5]（2018）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文中指出抗日战争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步伐。抗战期间,云南医疗卫生机构不断扩充,并逐渐覆盖到边远和民族地区,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加之医学院校和卫生人才内迁,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卫生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不同等级的卫生院有了固定的经费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得到一定保障。防疫是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的首要任务,制度建设和环境卫生则是其主要内容。通过构建省县两级卫生组织体系,提高传染病防治水平,宣传卫生知识,开展空袭救护医疗,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支持。国际组织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社会各界捐款捐药、民众积极参与,在战争时期形成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合力。妇幼卫生和学校卫生,取得了难能可贵的进步。卫生政策和法规在实施中,充满了问题和矛盾,经济发展水平低、经费短缺、卫生人才紧缺、政策协调性差、贪污腐化使很多想法无法落到实处,公共卫生建设成效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当时,国家权力意图借助卫生,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效果并不理想。新式的报纸和期刊,在互动中传播了卫生观念。即使西医借助知识和权力,占据了卫生行政与医疗技术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却无法改变中医在医疗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的医疗选择日趋多元,底层民众的健康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14年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公共卫生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绝不是让人满意的。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的卫生健康事业,要坚持健康优先原则,改善医疗卫生设施,培养卫生人才,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优化健康教育,重视调查研究。要在健康扶贫中深化“健康中国”建设,不断提高健康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刘洋[6]（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张娣[7]（2017）在《童年的“消逝”与“绽放” ——近30年中国少儿电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对1958年至2015年"中国少儿电视"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着重讨论了近30年间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基本情况和电视环境下中国少儿文化的基本状况,讨论了在中国电视体制和规制下,中国少儿电视与中国少儿文化重构的关系,以及中国少儿电视进入频道时代后的繁荣与危机,讨论了产业化和新媒体为少儿电视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本文以"童年的绽放"为标题,在认真汲取波兹曼《童年的消逝》这一"儿童电视文化史"的经典之作的学术素养的同时,也依据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童年消逝"理论的普适性问题提出了讨论和修正。依据本文的研究,无论是就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文化环境而言,还是就电视这一媒介平台所承载的中国儿童的话语权、选择权而言,中国少儿电视文化在近30年中都得到了积极健康的发展,童年的"绽放"是近30年中国少儿电视发展史的主流。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除绪论外,正文共四章。第一章,简要梳理了中外少儿电视的历史。其基本材料和节点虽然来自《美国电视史》、《中外广播电视史》、《童年的消逝》等前人的着作,但在综合叙述的过程中,本文也尽可能地依据时代背景和技术发展,对不同时期少儿电视的特点进行归纳和提炼。其中,中国少儿电视"节目时代"、"频道时代"、"新媒体时代"三个阶段的划分等,是前人所未曾明确言及的。第二章,通过对中外电视体制、媒介产权、电视规制的对比,讨论并肯定了了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制度优势与道路优势。同时,依据学术界的分类研究和个人的理解,对新闻类、娱乐类、教育类、服务类等类型的少儿电视节目的发展特征、制作方式、运营特点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第三章,讨论了中国少儿电视进入"频道时代"的背景、历程及意义。通过分析研究我国现阶段少儿电视呈现出的时代特征,阐释了"儿童本位"为出发点的中国少儿电视对中国少儿文化的曲折重构及贡献。认为与西方电视语境中的"童年消逝"最大的不同是,中国电视媒体兴起之后,对中国儿童的影响、对儿童本位的确立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文化传统中相对缺失的"儿童本位",包括儿童的选择权、自主权、话语权等等,都因电视这一媒介平台而渐次建构。第四章,讨论了我国少儿电视频道进入新媒体时代的发展特征,机遇与困境,探讨其所处的政策规制、市场竞争、受众需求、互联网冲击,以及人才制约等方面的问题,认为少儿电视的节目化、少儿电视频道以及少儿电视频道产业化,是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三大里程碑,也为中国少儿的健康成长,为他们的"童年绽放"搭建了最好的平台。同时以山东少儿频道产业化为案例,讨论了中国少儿频道产业化之路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提出少儿频道突破发展瓶颈的主要策略:内部架构的重建、节目品牌化的运作、构建节目之外的产业格局以及新媒体挑战下的媒体融合。下篇为《中国少儿电视大事年表》。《年表》以"条目纪年"的方式,尽可能清晰地"复现"近60年（1958-2016年）中国少儿电视绽放与发展的真实历程。《年表》中除了极少量的内容直接采自《1955-1983中央电视台大事记》外,其余的条目均来自网络主题检索和近百种《年鉴》、《年报》类纸质资料的逐页翻检,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原始资料的首次辑录。这份《年表》也是一部微型的《中国少儿电视史》,多少可以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王光艳[8]（2016）在《湖北当代纪录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一种独特的影像形式,纪录片担负着诸多重要功能：第一,它真实记录人类社会的历史,用直观的影像为社会的变迁留存一份珍贵的档案；第二,它通过影像传递某种思想,进而影响受众；第三,它通过文化传播,促进不同地域人们的相互了解；第四,它属于文化产业,可以带动新兴产业发展；第五,纪录历史与现实,最终目的是启迪未来。作为地方纪录片的代表,湖北纪录片创作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标本”价值。一、起步较早。早在1905年,湖北人谭鑫培就参与了中国第一部舞台纪录片《定军山》的拍摄。1911年,朱连奎在武汉拍摄了辛亥革命。二、水平较高。湖北创作的纪录片屡屡斩获国内、国际大奖。三、思想活跃。湖北纪录片导演的创作思想十分活跃,既有坚持传统的一面,也有部分思想引起诸多的争议。四、产业待兴。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部分,湖北纪录片的振兴尚待时日。因此,研究湖北当代纪录片的发展有助于我们认识湖北地区在纪录片创作中的成就,也有利于我们“解剖麻雀”,充分认识地方纪录片创作中的巨大能量。本文着力研究的是湖北当代纪录片,力图通过纵、横两条脉络来揭示湖北纪录片的发展历程和创作特点。整篇论文分为“绪论”、“上篇”、“下篇”、“结语”等四个部分,主干是“上篇”和“下篇”。绪论部分是全文的总体说明,也是全文逻辑思路的集中表述,说明了选题的由来、研究现状、研究方案与学术创新、有关概念的界定等问题。论文的“上篇”是湖北纪录片发展史研究,分为五章。第一章是湖北当代纪录片创作的“前史”,介绍从纪录电影的传入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湖北纪录片创作的情况。第二章到第五章分别是“十七年”、“文革”期间、新时期、多元化时期的湖北纪录片创作。按照拉斯韦尔的5w模式,在研究过程中,注重纪录片的“谁拍摄／放映”、“放映／拍摄什么”、“通过什么渠道”、“谁观看”、“产生什么效果”的考察和研究,结合世界及中国影视的发展状况横向比较,构建基于传播学视野下的湖北纪录片发展史。这是历史纵向的湖北纪录片梳理。论文的“下篇”是湖北纪录片创作研究,也分为五章。依据纪录片的主题、内容倾向等把纪录片分成五大类,即：新闻纪录片、历史文化纪录片、文献纪录片、自然科学纪录片、人文社会纪录片等,从第六章到第十章按照纪录片的类型分别论述。在具体每章论述中,分成本类型纪录片创作概貌、创作特点、个案研究、本章小结等几个方面,力图建构一个从历史到现实、从面到点的研究模式。从整体来看,“下篇”是横向的湖北当代纪录片研究。结语部分是对湖北纪录片的若干思考,包括纪录片影像介入历史的意义、地域影像纪录与社会发展、湖北纪录片创作的启迪、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关于后续研究的思考等。需要说明的是,本人竭尽所能地将有代表性的、主流的湖北纪录片基本上都搜集在文中。但是,由于湖北纪录片在不同的年代,由不同的机构和个人拍摄,数量很大,不计其数,很难收全。因此,难免有遗漏,后续的研究可弥补其不足。此外,在文末,还附录了《湖北纪录片发展大事记》和《湖北纪录片获奖作品名录（部分）》。通过这种的形式,期望读者可以很便捷地了解各个不同时期湖北纪录片的发展状况。
刘霞[9]（2016）在《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文中提出公民和公民教育已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公民及公民教育是一个外来词,它源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代表着西方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20世纪初,中国启蒙思想家引入和借鉴西方公民教育,开启了中国公民教育的进程。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公民教育进行得如何,需要我们做历史的考察和分析。公民教育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代表着国家的意志,体现在国家颁布的法律、政策和文本之中。母语教科书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载体,不仅承载了国家对公民教育的具体要求,而且也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文本呈现。所以,本研究选取母语教科书作为研究中国公民教育的分析文本,旨在分析自公民教育引进中国的百年来,母语教科书传递了什么样的公民文化,塑造了什么样的公民形象,以及怎样传递这些文化,怎样塑造这些形象,这些公民文化和公民形象对中国公民教育产生何种影响。借助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分析,反思中国公民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从而建构中国公民教育的理想体系。本文依据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将百年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分为四个阶段考察:第一阶段:1904—1936,这一阶段是西方公民教育在中国的本土化时期,也是公民教育的萌芽期和快速发展期,其目的是以公民教育改造国民性。在20世纪初期,公民教育的引进、传播与母语教科书的编写、使用步调一致、诉求一致。公民教育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前的母语教科书中就有萌芽,辛亥革命胜利后,民主、共和、平等、权利等西方公民教育的核心思想理所应当地编写进“共和国教科书”中。此时的公民教育重视公民性的宣扬,结合了时代的诉求,强调了中国文化的参与。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由学习日本转为学习美国,并仿效美国的课程设计,学校开设“公民科”,编写公民读本,美欧的公民教育思想通过母语教科书得以广泛传播。之后,蒋介石统治的南京国民政府试图以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等取代公民教育,虽然遭到抵制,但此时的公民教育已受到蒋介石政府“巩固政权、寻求认同”等政治意图的干扰。加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外辱,公民教育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也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当时的国情。故而,中国公民教育开始偏离正途,出现了政治化的前兆。第二阶段:1937—1949,这一阶段因为战争的需要,公民教育蜕变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公民教育陷入了低谷。在抗日战争期间,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根据地,都重视公民教育与抗战教育融合,为抗战服务。此阶段,公民教育成为抗战的动员工具。在国家和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公民教育要求个体将自由和权利全部贡献给国家,母语教科书成为号召特殊时期公民爱国报国的宣传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都非常重视公民教育,强调民主、平等的思想,但国民党为巩固现有政权,强调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强调公民的国家认同;共产党为了建立新中国,反对并在教科书中解构封建落后的传统文化,反对现有政权,为建立新政权服务。第三阶段:1949—1976,这一阶段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权、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公民教育被“人民”教育、“接班人”教育所取代,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人民”教育是高度政治化的,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强调阶级立场的重要性,强调教育的政治使命。因而,此阶段的母语教科书中强调政权认同,强调无私奉献,强调道德的阶级性。在“文革”期间,“人民”教育被异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教育,宣传虚假民主,践踏传统文化、反人性,也错误地判断了时代诉求,使公民教育走向了异化,成为政治宣传和阶级斗争的工具。第四阶段:1977-新世纪,这个阶段是我国公民教育的恢复和重建期。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民主社会的建设和法治的完善,公民教育的外部条件日益成熟,从而催生了新时期公民教育的觉醒。此阶段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强调公民爱国以及公民合作,公民榜样也变得丰富多样。尤其是新世纪,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内容涉及到了好的公共生活所需要的公民品质,关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公民文化的一致性,并以知识作为公民美好生活的内在价值等。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不断增强,传统文化在公民教育中的地位得到提升,而开放的心态也使得西方公民精神在公民教育中得以呈现,并与社会发展的时代诉求相结合,公民教育开始进入一个自觉的、良性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百年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教育思想的回顾,我们发现,公民教育的发展必须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基于人性的公民性、体现国家意志的政治诉求和植根于民族的传统文化。公民性、政治诉求和传统文化,成为了对公民教育相互影响、相互制衡的稳定结构。中国的公民教育,必须符合公民性的人性本质,立足中国立场,体现中国文化,面向中国问题,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正是基于此,本文最后提出了基于中国伦理精神的公民教育体系的构想。
郭柳生[10]（2015）在《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的量化研究 ——以贝德士《中国基督徒名录》为中心》文中认为美国传教士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所遗留的《贝德士文献》（Bates ’ Paper）是中国基督教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重要史料。《中国基督徒名录》（Bates’List）作为文献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为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人物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在修订和补充基督徒信息的基础上,利用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对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人物进行量化分析,有助于全面、客观地了解和重新认知这个特殊群体,这对推动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大有裨益。通过对中国基督徒精英的性别、家庭、地域、活动年代、所属教派、教育经历与职业选择等基本信息的量化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并总结出这个群体的一些基本特征:（1）男女比例悬殊,精英信徒以男性为主;（2）主要出身城乡普通家庭,尤其是第一代基督徒几乎全部出身贫苦或耕读之家;（3）集中分布在沿海、沿江等通商口岸地区,在地域上呈现从沿海--内陆--边疆依次递减的分布特点;（4）主要活跃于清末民初及二十世纪前半期,1949年后受制于政治环境而归于沉寂;（5）在教派归属上,主要分布在圣公会、卫理会、长老会、公理会等英美差会,同时在本色化运动的推动下,中华基督教会日益显示重要地位;（6）大多数基督徒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又以教会大学毕业生居多,留学欧美、日本的高等学府的亦不在少数,知识素养普遍很高,是近代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7）在职业选择上具有多样性和现代性,活跃于军政、文化教育、宗教、新闻出版、工商、医疗卫生、财政金融、司法、工程建筑等各界,并成为这些新兴职业领域的领军人物,取得了在当时条件下令人赞叹的成就,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下推动了社会发展,对民国时期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总而言之,对中国基督徒的认知不能再停留在片面的"吃教者"形象,而应站在本土视角和现代化视域下重新审视他们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修正或补充他们在近代社会上的群体面相,从而形成更全面、更客观的新认知。
二、第十一届国际烧伤大会见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十一届国际烧伤大会见闻（论文提纲范文）
（1）故宫文物南迁（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抬着棺材找坟地：烽烟南渡 |
| 一、山河已然破碎，故宫何谈完整 |
| 二、日人不可不防，文物不可不迁 |
| 三、宫殿前小山般堆起文物箱 |
| 四、文物连夜运出故宫 |
| 五、列车停在浦口，不知道往哪里开 |
| 六、请你明天九点钟再来一次 |
| 第二章一番风雨路三千：徘徊京沪 |
| 一、上海仁济医院的“临时周转房” |
| 二、故宫文物中存在赝品 |
| 三、马衡被任命为第二任院长 |
| 四、影印《四库全书珍本》 |
| 五、上海预展会取得“轰动效应” |
| 六、中国文物第一次有组织地走向国际 |
| 七、文物在六朝古都安家 |
| 八、易培基不可能活着看到洗清冤案了 |
| 九、千军万马的内迁洪流 |
| 十、运出南京的最后机会 |
| 第三章谁念客身轻似叶：西迁南路 |
| 一、湖南大学图书馆被日本飞机炸平了 |
| 二、长沙至贵阳有土匪出没 |
| 三、安顺郊外的理想山洞 |
| 四、烟波一笠，回首江天 |
| 五、赴苏展品的安全，令故宫同人感到揪心 |
| 六、安顺待不下去了 |
| 七、在巴县的竹海中隐匿形迹 |
| 第四章千军万马一条江：西迁中路 |
| 一、把两千多箱文物抛在南京，让马衡无比自责 |
| 二、不易受潮湿的物品暂存重庆 |
| 三、宜宾也不安全 |
| 四、装满文物的木船纤绳断了 |
| 五、轰炸乐山的纪录片成为日本空军的“样板片” |
| 六、当学术巨匠遭遇大足石刻 |
| 第五章到晚才知身是我：西迁北路 |
| 一、一个家庭的“南迁” |
| 二、军火库做文物库房 |
| 三、在大雪中翻越秦岭 |
| 四、大慈寺僧人要遵守来自故宫的“戒规” |
| 五、古佛青灯，伴他写下一生中最重要的着作 |
| 六、大火向存满故宫文物的武庙蔓延过来 |
| 七、为守护国宝而牺牲的军人 |
| 第六章覆巢犹幸能完卵：沦陷之城 |
| 一、故宫人员关闭了故宫大门 |
| 二、在日本人眼皮底下搞了件大事情 |
| 三、日本收藏的大量文物，实为我国家博物馆之无上妙品 |
| 四、日本投降了，有人半信半疑 |
| 五、华北日军投降仪式在太和殿广场举行 |
| 六、文物工作者的胜利“纪念碑” |
| 第七章八千里路云和月：东归北返 |
| 一、故宫文物走了，文化的种子留下了 |
| 二、接二连三的翻车事故 |
| 三、你不是学生，你是共产党的代表 |
| 四、台湾，是什么地方啊 |
| 五、南迁文物回到出发地 |
| 六、追缴“小白楼”散佚书画 |
| 七、“故宫盗宝案”尘埃落定 |
| 第八章人间毕竟晴方好：一宫两院 |
| 一、文物迁出北平以来最大一次损失 |
| 二、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
| 三、生命中最后两个字 |
（2）二十世纪初山西工人阶级形成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为什么是山西工人;选题缘起及问题意识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第三节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近代山西工人的产生 |
| 第一节 近代山西工业的兴起 |
| 第二节 山西工人的主要来源 |
| 第三节 山西工人的生存状况 |
| 第二章 山西工人的抗争 |
| 第一节 山西工人早期的自发斗争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山西工人中的传播 |
| 第三节 山西工人运动的初兴 |
| 第三章 中共山西地方党组织对工人的塑造 |
| 第一节 启发“觉悟” |
| 第二节 “反帝反封”的“阶级斗争” |
| 第三节 山西工人阶级的形成及其特点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媒体融合背景下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选题背景与文献综述 |
| 1.1 媒体融合是一场巩固主流舆论阵地的攻坚战 |
| 1.1.1 媒体融合的背景:主流媒体面临空前挑战 |
| 1.1.2 媒体融合的手段:打造新型主流媒体 |
| 1.1.3 媒体融合的目的:传播和塑造主流价值观 |
| 1.2 人民日报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
| 1.2.1 独特地位:党中央机关报的使命与担当 |
| 1.2.2 重要作用:从主流媒体到新型主流媒体 |
| 1.2.3 具体实践:用主流新闻塑造传播主流价值观 |
| 1.3 人物报道对传播塑造主流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 |
| 1.3.1 人物报道溯源:东方纪传体史书与西方人物传记 |
| 1.3.2 中国特色人物报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体现 |
| 1.3.3 西方特色人物报道:现代传播学的借鉴 |
| 1.4 栏目创新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系统工程 |
| 1.4.1 栏目:也是一种系统化的框架结构 |
| 1.4.2 人民日报的栏目创新:正处在新的活跃期 |
| 1.4.3 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尚待深耕的“沃土” |
| 1.5 本研究目的、意义、方法和结构 |
| 1.5.1 本研究选题的目的 |
| 1.5.2 本研究选题的意义 |
| 1.5.3 本研究的基本方法 |
| 1.5.4 本研究的逻辑结构 |
| 第二章 媒体融合阶段人民日报人物报道的多维分析 |
| 2.1 文本分析:对9462篇人物报道的量化分析 |
| 2.1.1 人物报道日均发稿量在5篇以上 |
| 2.1.2 人物报道发稿的主阵地在要闻版 |
| 2.1.3 人物报道的主旋律是核心价值观 |
| 2.1.4 人物报道是人民日报的核心优势 |
| 2.2 栏目分析: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空前活跃 |
| 2.2.1 栏目众多:涉及人物报道的栏目多达387个 |
| 2.2.2 创新活跃:新开设人物报道栏目多达197个 |
| 2.2.3 结构有序:人物报道栏目呈现四大集群现象 |
| 2.3 模式分析:媒体融合催生人物报道新模式 |
| 2.3.1 “扫一扫”背后:媒体融合带来新闻模式之变 |
| 2.3.2 人物报道新体验:“扫描二维码体验更丰富” |
| 2.3.3 人物报道新映像:“看人民映像品百味人生” |
| 2.3.4 人物报道新呈现:“扫一扫与人物面对面” |
| 2.4 理论分析:社会文化空间的重构与精神交往升级 |
| 2.4.1 文化空间重构呼唤精神交往升级 |
| 2.4.2 人类精神交往具有“多层次性”特征 |
| 2.4.3 高层次精神交往追求人与人的默契、心与心的和谐 |
| 2.4.4 高层次精神交往的价值在于构建心灵相通的意义世界 |
| 2.4.5 人民日报人物报道的精神交往意义 |
| 第三章 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历程:久久为功的铸魂工程 |
| 3.1 纸媒体阶段:树立重大典型,报道新人新事 |
| 3.1.1 典型人物报道的三次高潮(1949—1989) |
| 3.1.2 典型人物报道的栏目化趋势(1990-1996) |
| 3.1.3 “新人新事”类栏目的演化(1951—1996) |
| 3.2 报网互动阶段:弘扬时代先锋,讲述百姓故事(1997—2013) |
| 3.2.1 报网互动开启典型报道“新模式” |
| 3.2.2 “时代先锋”栏目成为典型报道“顶梁柱” |
| 3.2.3 普通人物报道栏目成为“新常态” |
| 3.3 媒体融合阶段:讴歌时代楷模,构建精神大厦(2014——2019) |
| 3.3.1 典型报道栏目集群:矗立起精神大厦的“核心筒” |
| 3.3.2 普通人报道栏目集群:编织起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3.3.3 主题人物报道栏目集群:构造出精神大厦的“加强桁架” |
| 3.3.4 全媒体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突出为精神大厦的“塔尖” |
| 第四章 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核心筒” |
| 4.1 时代楷模报道:铸就“核心筒”的“中心柱” |
| 4.1.1 “时代楷模”的来龙去脉 |
| 4.1.2 “时代楷模”的“全媒体交响” |
| 4.1.3 人民日报上的“时代楷模” |
| 4.2 四大典型报道栏目:“核心筒”的“四大支柱” |
| 4.2.1 “时代先锋”栏目:先锋模范的典型事迹 |
| 4.2.2 “先锋足印”:践行核心价值观 |
| 4.2.3 “最美基层干部”:扎根基层的颂歌 |
| 4.2.4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永恒的英烈精神 |
| 4.3 中小型典型报道栏目群:“核心筒”的有机结构 |
| 4.3.1 多姿多彩的“典型风采” |
| 4.3.2 别出心裁的“典型呈现” |
| 4.3.3 各式各样的“典型故事” |
| 4.4 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理论分析:为国家立心,为时代铸魂 |
| 4.4.1 典型人物:体现“榜样的力量” |
| 4.4.2 典型人物报道:体现党报的担当 |
| 4.4.3 栏目创新:为典型人物报道开辟新空间 |
| 第五章 人民日报普通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5.1 大型栏目:“巨型框架”的“巨型柱” |
| 5.1.1 “走转改”系列:歌颂基层一线的普通劳动者 |
| 5.1.2 “微故事”系列:微小故事里的伟大进程 |
| 5.1.3 “影像”系列:镜头里的百姓故事 |
| 5.1.4 “青春派”:青春飞扬的新一代 |
| 5.2 中小型栏目群:“巨型框架”的“二级柱” |
| 5.2.1 “发现”系列:挖掘生活深处的精神之美 |
| 5.2.2 “生活”系列:老百姓的美好新生活 |
| 5.2.3 “法治”系列:见证法治进程 |
| 5.2.4 “青春”系列:新生代的故事 |
| 5.3 人民日报普通人报道栏目创新理论分析:“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践 |
| 5.3.1 用“新人新事”反映“新时代新风尚” |
| 5.3.2 讲述普通人身边的感人故事 |
| 5.3.3 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第六章 人民日报主题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加强桁架” |
| 6.1 新时代主题人物报道栏目群:四大“腰桁架” |
| 6.1.1 中国梦系列栏目:用“中国梦”凝聚人心 |
| 6.1.2 新时代系列栏目:演奏新时代交响 |
| 6.1.3 脱贫攻坚系列栏目:脱贫攻坚的故事 |
| 6.1.4 中国故事系列栏目: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
| 6.2 纪念性栏目群:四大“伸臂桁架” |
| 6.2.1 抗战主题系列人物栏目:传承抗战精神 |
| 6.2.2 长征主题系列栏目:重温长征精神 |
| 6.2.3 改革开放系列栏目:坚定改革开放的脚步 |
| 6.2.4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栏目:掀起爱国主义的高潮 |
| 6.3 人民日报主题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理论分析:智媒时代尤需“以情动人” |
| 6.3.1 重大主题报道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 |
| 6.3.2 不断提高重大主题报道的“人气指数” |
| 6.3.3 “以情动人”是重大主题报道的最高境界 |
| 第七章 人民日报全媒体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塔尖” |
| 7.1 在媒体融合大潮中开创人物报道新栏目 |
| 7.1.1 “点赞中国”:第一个大型全媒体互动人物报道栏目 |
| 7.1.2 “工匠绝活”栏目:用绝活表现“绝活” |
| 7.1.3 “暖闻热评”栏目:用评论传播“人物” |
| 7.1.4 “中国有我”栏目:用故事为奋斗者喝彩 |
| 7.2 在“中央厨房”支撑下讲述全国两会“融故事” |
| 7.2.1 “融·两会”栏目:中央厨房的新呈现新体验 |
| 7.2.2 “融两会”栏目: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讲述 |
| 7.2.3 “我当融记者”栏目:人民日报记者的“融故事” |
| 7.3 在媒体融合时代讲好“总书记”的“微故事” |
| 7.3.1 “我和总书记面对面”栏目:“大主题”的“全媒体呈现” |
| 7.3.2 “总书记的深情牵挂”栏目:脱贫攻坚最前沿的故事 |
| 7.3.3 总书记的“微镜头”:“大人物”的“微视角” |
| 第八章 结论与启示:筑牢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基础 |
| 8.1 铸党魂:强化精神大厦的“核心筒” |
| 8.1.1 活力的源泉:党的主题教育活动接力 |
| 8.1.2 永远的初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
| 8.1.3 榜样的力量:用英烈先锋教育全党 |
| 8.2 聚民心:优化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8.2.1 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
| 8.2.2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聚民心” |
| 8.2.3 生动具体地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8.3 砺铁军:锤炼精神大厦的“铸魂人” |
| 8.3.1 新闻工作者也是“铸魂人” |
| 8.3.2 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武装新闻工作者 |
| 8.3.3 担当起“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历史重任 |
| 8.3.4 书写好当代中国人民的奋斗史、生活史、心灵史 |
| 参考文献 |
| 致谢:一个新闻记者的心路 |
| 个人简介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4）近代上海医药报刊与西医知识传播（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结构安排与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上海西医知识传播缘起 |
| 第一节 近代上海的西医传播 |
| 一、西医传播的社会环境 |
| 二、传播者身份的转变:从传教士到上海西医 |
| 第二节 医药报刊的探索与发展 |
| 一、科学报刊与早期西医传播 |
| 二、西医刊物的概述与分类 |
| 小结 |
| 第二章 报刊传播中的西医知识 |
| 第一节 政府与卫生:《卫生月刊》中的西医传播 |
| 一、由《卫生季刊》到《卫生月刊》 |
| 二、以“卫生”为导向的知识传播 |
| 三、西医知识的多元讲述方式 |
| 第二节 商业与营销:《新医药刊》中的西药传播 |
| 一、新亚制药厂和《新医药刊》 |
| 二、相时而动:星牌药品的宣传与营销 |
| 第三节 媒介与健康:《申报·医药周刊》所见西医知识 |
| 一、《申报·医药周刊》概况 |
| 二、西医知识的介绍、宣传 |
| 三、医学论争:关于煤油治肺痨的个案研究 |
| 小结 |
| 第三章 西医知识传播对近代上海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反响 |
| 一、传播方式的多样化 |
| 二、编读之间的互动化 |
| 第二节 西洋医学技术的传播和接纳——以X光技术为例 |
| 第三节 近代上海的医学观念变迁 |
| 一、西医知识传播与卫生观念的普及 |
| 二、传统医药观念与中医科学化 |
| 三、医师道德的社会规范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5）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与现实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国外医疗史研究概况 |
| (二) 国内医疗史研究概况 |
| (三)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研究概况 |
| 三、概念与论域界定 |
| (一) 公共卫生 |
| (二) 研究的时空断限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资料概况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因势而动: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因应 |
| 第一节 近代公共卫生建设的时代背景 |
| 一、自知者“明”:中国人眼里的“不卫生”状况 |
| 二、旁观者“清”:西方人记述的“不卫生”形象 |
| 三、医疗与救国的想象 |
| 第二节 20世纪初至抗战前云南卫生概观 |
| 一、“积弱”的边疆云南 |
| 二、“瘴气”的区域影响 |
| 三、疫病的传统应对 |
| 第三节 近代云南公共卫生事业的开端 |
| 一、清末民初云南医疗卫生的革新 |
| 二、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发展 |
| 三、民初至抗战前云南公共卫生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规模粗具: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组织体系的形成 |
| 一、卫生行政体系的变革 |
| 二、公共卫生人才的培训 |
| 三、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地方公共卫生的运作 |
| 一、经费保障 |
| 二、业务开展 |
| 第三节 卫生法规的制定与实施 |
| 一、卫生法规的制定 |
| 二、卫生法规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救死扶伤:疫病防控与空袭救护 |
| 第一节 疫病防控 |
| 一、疫病的流行:抗战时期云南传染病的流布 |
| 二、官方的措施:构建防疫体系 |
| 三、民间的应对:以1942年呈贡县霍乱防治为例 |
| 第二节 空袭救护与毒气防御 |
| 一、空袭救护 |
| 二、毒气防御 |
| 第三节 战时卫生资源的整合 |
| 一、由外而内:国家卫生的在场 |
| 二、人道主义:国际力量的援助 |
| 三、无问西东:社会资源的整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日新月异:公共卫生服务的深入 |
| 第一节 清洁:公共空间的卫生治理 |
| 一、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 |
| 二、基层环境卫生的改善 |
| 第二节 保健:妇婴卫生 |
| 一、新法接生 |
| 二、儿童保健 |
| 第三节 教养:学校卫生 |
| 一、卫生教育 |
| 二、环境卫生 |
| 三、预防传染 |
| 四、健康检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阐释转化:卫生知识、医疗行为与卫生治理 |
| 第一节 卫生知识的大众化 |
| 一、卫生的动员 |
| 二、卫生知识的灌输 |
| 三、卫生知识的互动 |
| 四、卫生的消费——以报刊医药卫生广告为中心 |
| 第二节 日常疾病及其医疗 |
| 一、昆明及其周边地区的疾病与医疗 |
| 二、边区的疾病与医疗 |
| 三、中西医之争下的医疗选择 |
| 第三节 边疆卫生治理模式的探索:以边疆开发方案为中心 |
| 一、扑灭“瘴疠” |
| 二、改良环境卫生 |
| 三、发展医疗卫生设施 |
| 四、发展社会生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回顾展望: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效与启发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面临的困难 |
| 一、经济发展滞后 |
| 二、局势动荡 |
| 三、工作经费匮乏 |
| 四、贪污腐化严重 |
| 五、卫生观念滞后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成绩 |
| 一、为抗战提供医疗卫生支持 |
| 二、加快了云南公共卫生建设 |
| 三、奠定战后云南医疗卫生发展的基础 |
| 四、促进云南边疆开发建设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的局限 |
| 一、政策协调性差 |
| 二、制度难以落实 |
| 三、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充分 |
| 四、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 |
| 第四节 边疆民族地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启示 |
| 一、坚持健康优先原则 |
| 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
| 三、注重政策衔接 |
| 四、培养卫生人才 |
| 五、优化健康教育 |
| 六、深化研究与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思路 |
| 0.4 方法与创新 |
| 0.5 概念释名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 1.5.1 远大的目标 |
| 1.5.2 合理的原则 |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 3.1.2 晋城医学馆 |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 6.2.1 办刊宗旨 |
| 6.2.2 栏目设置 |
| 6.2.3 文章主题 |
| 6.2.4 作者倾向 |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童年的“消逝”与“绽放” ——近30年中国少儿电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阐释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研究资料、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与不足 |
| 上篇 |
| 第一章 国内外儿童电视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国外少儿电视发展史 |
| 一、"节目时代"的国外少儿电视 |
| 二、"频道时代"国外少儿电视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少儿电视第一个时期:节目时代(1958-1999) |
| 一、中国少儿电视分期的界定依据 |
| 二、"节目时代"少儿电视发展脉络 |
| 三、丰富、突破与交流: "节目时代"中国少儿电视的发展特征 |
| 第三节 中国少儿电视第二个时期:频道时代(1999-2008) |
| 一、国内少儿频道成立之必然 |
| 二、中国少儿电视"频道时代"的开启 |
| 三、少儿电视频道的"绽放" |
| 四、精品节目与产业化:频道时代少儿电视的特征 |
| 第四节 中国少儿电视第三个时期:新媒体时代(2008年至今) |
| 一、新媒体时代的少儿电视 |
| 二、新媒体时代中国少儿电视的发展 |
| 第二章 阳光与净土:近30年中国少儿电视的内容规制与分类研究 |
| 第一节 社会效益至上:中国电视发展的道路自信 |
| 一、世界三大电视体制概述 |
| 二、社会效益至上:中国电视体制的文化选择与自信 |
| 三、关于中国电视体制优劣的争议与结论 |
| 第二节 不能污染的净土:中国少儿电视的内容规制 |
| 一、中国少儿电视的内容规制与法律保护 |
| 二、中国少儿电视保护规制的实践 |
| 三、中国少儿电视节目的地位与作用 |
| 四、中国少儿电视节目的分类 |
| 第三节 少儿新闻类节目研究 |
| 一、少儿新闻面面观 |
| 二、少儿新闻类节目制作分析:以山东少儿《锵锵校园行》节目为例 |
| 三、《锵锵校园行》与《新闻袋袋裤》节目比较研究 |
| 第四节 少儿娱乐类节目研究及功能研究 |
| 一、少儿娱乐类节目的发展与作用 |
| 二、少儿娱乐类节目制作分析:以山东少儿《非常小孩》节目为例 |
| 三、《非常小孩》与《快乐大巴》节目比较研究 |
| 第五节 少儿教育类节目研究 |
| 一、少儿教育类节目发展探究 |
| 二、少儿教育类节目制作分析:以山东少儿《成长关注》节目为例 |
| 三、《成长关注》与《幼儿缘》节目比较研究 |
| 第六节 少儿服务类节目研究 |
| 一、少儿服务类电视节目兴起与发展 |
| 二、少儿服务类节目制作分析:以山东少儿《辣妈驾到》节目为例 |
| 三、《辣妈驾到》与《非童小可》节目比较研究 |
| 第三章 频道时代:少儿电视的绽放与中国少儿文化的重构 |
| 第一节 少儿频道的建立与"频道时代"的到来 |
| 一、余培侠与中国少儿频道的建立 |
| 二、"频道时代"建立的政策因素与各地少儿频道的建立 |
| 第二节 少儿频道的时代特征 |
| 一、少儿频道的"公益性" |
| 二、"四级少儿频道"体制 |
| 三、动漫播出平台与动漫产业 |
| 四、传播平台更是教育平台 |
| 第三节 频道时代中国儿童文化的重构 |
| 一、儿童的缺失与"儿童本位"的艰难初现 |
| 二、电视媒介实践中儿童权利的初步体现与成人权威的瓦解 |
| 三、电视是儿童产生"自我认知"的助推器,赋予儿童更丰富的娱乐权与参与权 |
| 四、频道时代电视媒介对儿童本位的确认 |
| 第四章 新媒体时代:中国少儿电视的困境、机遇与未来 |
| 第一节 中国少儿电视发展困境的深度分析:外部困境与内部因素 |
| 一、政策环境:扶持与限制 |
| 二、受众限制与发展道路的迷失 |
| 三、来自内部的制约因素 |
| 第二节 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少儿电视的危机与机遇 |
| 一、中国新媒体发展概况 |
| 二、新媒体发展的影响 |
| 三、新媒体发展对少儿的隐忧 |
| 第三节 产业化——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被动与主动 |
| 一、中国电视产业化概述 |
| 二、中国少儿电视产业化的曲折历程:理念的分歧与政策、体制的波动 |
| 第四节 中国少儿电视产业化的四个维度 |
| 一、产业化的基石:少儿频道内部架构的重建 |
| 二、产业化途径:少儿频道的品牌化发展 |
| 三、产业化创新:少儿频道构建节目之外的产业格局 |
| 四、产业化前沿:少儿频道的媒体融合 |
| 第五节 中国少儿电视产业化案例讨论:山东少儿频道 |
| 一、山东少儿频道的产业化概况 |
| 二、山东少儿频道的组织架构与管理模式 |
| 三、山东少儿频道产业布局与创新之一"品牌活动与儿童剧" |
| 四、山东少儿频道产业布局之二:儿童教育产业 |
| 五、山东少儿频道产业布局之三:亲子服务产业 |
| 六、山东少儿频道产业布局之四:云端上的产业战略 |
| 七、山东少儿频道产业布局之五:全面的电子商务产业 |
| 下篇 |
| 1. 《中国少儿电视大事年表》 |
| 2. 《山东少儿电视大事年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8）湖北当代纪录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湖北纪录片研究现状分析 |
| 三、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纪录片”及“湖北纪录片”的界定 |
| 上篇：湖北纪录片发展史研究 |
| 第一章 晚清民国时期湖北影视纪录(1895—1949) |
| 第一节 纪录片的传入与萌发 |
| 一、影像生意：纪录片的诞生 |
| 二、西风东渐：纪录片传入中国 |
| 第二节 纪录片在湖北的早期传播 |
| 一、登陆汉口：湖北人初会纪录片 |
| 二、立足武汉：纪录片带来的“欧风美雨” |
| 第三节 辛亥战火催生的纪录片 |
| 一、巧遇辛亥：武昌首义遭逢“纪录” |
| 二、辐射各地：纪录片在湖北境内传播 |
| 第四节 抗日烽火中的湖北影视纪录 |
| 一、风云际会：艰苦卓绝的抗战纪录 |
| 二、热血奔涌：基于影像的抗战宣传 |
| 三、管中窥豹：魂牵中国的大师纪录 |
| 第五节 解放战争中的湖北影视纪录 |
| 一、战火洗礼：如影随形的战争纪录 |
| 二、迎接胜利：大军南下的湖北纪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十七年”的湖北纪录片创作(1949—1966)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的湖北纪录片(1949—1953) |
| 一、机构整合：创作机构重新洗牌 |
| 二、欢庆建国：庆祝新中国诞生的湖北影像 |
| 三、关注发展：解放初期的湖北影像纪录 |
| 第二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纪录片(1956—1966) |
| 一、发展电影：湖北纪录片创作有了自己的阵地 |
| 二、建立电视：湖北纪录片有了电视舞台 |
| 三、史海拾珠：省外电影厂镜头下的湖北纪录片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革”时期湖北纪录片创作(1966-1976) |
| 第一节 “文革”初期的湖北纪录片(1966-1969) |
| 一、山雨欲来：创作机构遭遇“夺权”风暴 |
| 二、乱中蓄势：纪录片创作蹒跚起步 |
| 第二节 “文革”中期的湖北纪录片(1969—1973) |
| 一、风雨飘摇：创作机构乱中求生 |
| 二、艰难跋涉：湖北电影纪录片登上舞台 |
| 第三节 “文革”末期的湖北纪录片(1973—1976) |
| 一、风潇雨晦：创作机构渐成规模 |
| 二、逆境成长：纪录片创作初显成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期湖北纪录片创作(1976—1992) |
| 第一节 徘徊期与拨乱反正期湖北纪录片(1977—1982) |
| 一、调整巩固：地市开始建立电视台 |
| 二、蓄势待发：纪录片创作影、视并进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期湖北纪录片(1983—1992) |
| 一、发展壮大：地市电视台纷纷成立 |
| 二、扬帆起航：纪录片创作影、视双丰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跨世纪发展期湖北纪录片(1993—今) |
| 第一节 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期湖北纪录片(1993—2002) |
| 一、合流发展：创作机构初步整合 |
| 二、阔步向前：纪录片创作“影退视进” |
| 第二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期的湖北纪录片(2003—) |
| 一、整合发展：创作机构多次重组 |
| 二、开放多元：纪录片创作接轨市场 |
| 本章小结 |
| 下篇：湖北纪录片创作研究 |
| 第六章 现实的写作：湖北新闻纪录片创作 |
| 第一节 湖北新闻纪录片创作概貌 |
| 一、新闻纪录片的概念 |
| 二、湖北新闻纪录片发展概述 |
| 第二节 湖北新闻纪录片创作特点 |
| 一、深入纪录重大历史事件,及时向外传播 |
| 二、围绕社会热点,注重思想性表达 |
| 三、立足现实问题,挖掘新闻背后的真相 |
| 第三节 个案分析《三峡移民备忘录》：工程移民的当代画卷 |
| 一、纪实视野下的人文关怀 |
| 二、宏大叙事中面与点的平衡 |
| 三、生存视野下的纵横对比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文化的坐标：湖北历史文化纪录片创作 |
| 第一节 湖北历史文化纪录片创作概貌 |
| 一、历史文化纪录片的概念 |
| 二、湖北历史文化纪录片发展概述 |
| 第二节 湖北历史文化纪录片创作特点 |
| 一、凸显宏大的历史文化观 |
| 二、聚焦荆楚文化的特色 |
| 三、渗透文化担当的思考 |
| 第三节 个案分析《楚国八百年》：荡气回肠的楚国史诗 |
| 一、历史与文化：抽丝剥茧的追问 |
| 二、写实与写意：多维叙事的表达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共时与历时的交响：湖北文献纪录片创作 |
| 第一节 湖北文献纪录片创作概貌 |
| 一、文献纪录片的概念 |
| 二、湖北文献纪录片发展概述 |
| 第二节 湖北文献纪录片创作特点 |
| 一、小投入,大视野 |
| 二、小题材,大文章 |
| 三、小细节,大格局 |
| 第三节 个案分析《情系长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武汉》：用文献还原历史 |
| 一、文献：有温度的历史 |
| 二、遗址：有见证的历史 |
| 三、声音：有回想的历史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生命的平等：湖北自然科学纪录片创作 |
| 第一节 湖北自然科学纪录片创作概貌 |
| 一、自然科学纪录片的概念 |
| 二、湖北自然科学纪录片发展概述 |
| 第二节 湖北自然科学纪录片创作特点 |
| 一、用平等的视角关注自然界的生命 |
| 二、从关注单个科学现象发展到关注生态环境 |
| 三、将人类的命运与自然环境相结合 |
| 第三节 个案分析《麇鹿家园》：人与动物的命运共同体 |
| 一、灭绝与再生：环境变迁中的高歌 |
| 二、觅食与繁殖：四季更替中的轮回 |
| 三、竞争与合作：人与动物的相处 |
|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生存的范本：湖北人文社会纪录片创作 |
| 第一节 湖北人文社会纪录片创作概貌 |
| 一、人文社会纪录片的概念 |
| 二、湖北人文社会纪录片发展概述 |
| 第二节 湖北人文社会纪录片创作特点 |
| 一、保持平等视角 |
| 二、凸显人文关怀 |
| 三、贯穿理性思考 |
| 第三节 个案分析《舟舟的世界》：生命的尊严 |
| 一、镜子：反观自我 |
| 二、故事：人文关照 |
| 第四节 个案分析《请为我投票》：人性的折光 |
| 一、标本：班级的透视 |
| 二、视角：社会的映射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湖北纪录片发展大事记 |
| 附录2：湖北纪录片获奖作品名录(部分) |
| 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后记 |
（9）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一) 从本土化到本土自觉:中国公民教育的追求 |
| (二) 母语教科书:中国公民教育的重要载体 |
| (三) 个人的学术背景与学术思考 |
| 二、相关概念界定与厘清 |
| (一) 臣民、国民、人民、公民 |
| (二) 道德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公民教育 |
| (三) 百年母语教科书 |
| (四) 百年的时间段划分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公民教育历史回顾的研究 |
| (二) 中国公民教育本土化的研究 |
| (三) 母语教科书文本内容的研究 |
| (四) 以教科书为载体对公民教育思想的研究 |
| 四、研究思路、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西方公民教育的历程与反思 |
| 第一节 西方公民教育的缘起与嬗变 |
| 一、公民及公民教育的概念源头:共和主义公民观 |
| 二、西方现代公民及公民教育:自由主义公民观 |
| 三、在挑战中完善自由主义公民观 |
| 第二节 中国公民教育的历程与问题 |
| 一、公民:从概念输入到思想萌芽 |
| 二、培养国家公民:从思想宣传到制度建立 |
| 三、强化与变异:从公民教育到国家公民训育 |
| 四、致力教育改革,推动公民教育 |
| 第三节 中国公民教育的本土追求 |
| 一、需要中国文化参与 |
| 二、基于中国社会选择 |
| 三、凝聚中国千年智慧 |
| 第二章 西方公民教育的本上化(1904-1936) |
| 第一节 萌芽、阻抑与发展:公民教育探索期的曲折前行(1904-1919) |
| 一、辛亥革命前公民思想在母语教科书中的萌芽 |
| 二、符合民国宗旨,强调民主训练:《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中的公民教育 |
| 三、公民教育因“复辟”受到短暂阻抑 |
| 第二节 公民教育发展的黄金期(1920-1927) |
| 一、“国语运动”促进了公民教育思想的传播 |
| 二、“公民科”的设立促进了学校公民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三、民主人士对公民教育的文本实践:以《开明国语读本》为例 |
| 第三节 公民教育政治化的前兆(1928-1936) |
| 一、公民教育受到“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的冲击 |
| 二、培育“三民主义”好公民:《新主义国语课本》中的公民教育 |
| 三、为了民族复兴:“九·一八”事变后公民教育的主动政治化 |
| 第三章 公民教育蜕变为政治动员的工具(1937-1949) |
| 第一节 国统区:公民教育融入抗日教育(1937-1945) |
| 一、抗战时期的教育方针:巩固精神国防 |
| 二、腥风血雨下的教科书编写与发行 |
| 三、战时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培养投身于革命的公民 |
| 第二节 革命根据地:用公民教育支持抗战建国(1937-1945) |
| 一、为抗战服务:革命根据地教育的指导思想 |
| 二、革命根据地的教科书编写与发行 |
| 三、时代性和革命性:《战时新课本·国语常识合编》中的公民教育 |
| 第三节 政权转变期:公民教育异化为宣传手段(1945-1949) |
| 一、国统区与解放区的两套经典母语教材 |
| 二、国共两党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比较 |
| 三、“复古”与“解构”:国共两党母语教科书中公民文化认同的分歧 |
| 第四章 以“人民教育”取代公民教育(1949-1976) |
| 第一节 探索与迷惑:新中国公民教育的沉寂(1949-1966) |
| 一、公民、人民与接班人:新中国初期以思想政治为核心的教育目标 |
| 二、语文教科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 |
| 三、新中国初期语文教科书中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教育 |
| 第二节 狂热与崇拜:“文化大革命”中的“接班人”教育(1966-1976) |
| 一、青年学生作为主要参与对象的文化大革命 |
| 二、对建国十七年教育工作的全盘否定 |
| 三、“文革”期间的教科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
| 第三节 “接班人”教育:以北京市小学《语文》为例 |
| 一、“接班人”与国家的关系:“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 |
| 二、课本中的“接班人”生活: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三、课本中的“接班人”榜样:“毛主席的好战士” |
| 四、课本中的儿童:成人化、英雄化、政治化 |
| 第五章 新时期公民教育的复兴与重建(1977—今) |
| 第一节 “民主”“权利”成为新时期中国公民教育的目标(1977-1985) |
| 一、“民主”成为“文革”后最迫切的政治诉求 |
| 二、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与教材重建 |
| 三、改革开放后母语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思想:以全日制十年制小学《语文》为例 |
| 第二节 公民教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催生下快速发展(1986-2000)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公民生长提供了成长的土壤 |
| 二、教育要为现代化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公民 |
| 三、第一套义务教育母语中的公民教育思想 |
| 第三节 新世纪社会主义公民教育的自觉构建(2001-) |
| 一、新世纪启动公民社会的建设策略 |
| 二、新世纪公民教育本土性的初步呈现 |
| 三、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公民:以“苏教版”语文教科书为例 |
| 第六章 百年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
| 第一节 百年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 |
|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公民性的紧张对立 |
| 二、政治诉求凌驾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公民性之上 |
| 三、中国传统文化、公民性与时代诉求三者间的相互制约 |
| 第二节 中国本土公民教育的失落与追问 |
| 一、中国传统文化弱势地位 |
| 二、公民性淹没在战争和战争思维中 |
| 三、传统伦理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 |
| 第三节 基于中国伦理精神的公民教育建构 |
| 一、成为普遍存在者:中国伦理型文化的重要特征 |
| 二、中国伦理与公民精神的价值耦合 |
| 三、基于中国伦理的公民教育设计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10）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的量化研究 ——以贝德士《中国基督徒名录》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1、贝德士及其《中国基督徒名录》的研究 |
| 2、包克强关于民国基督徒精英的研究 |
| 3、中国基督教史的量化研究 |
| 4、海内外关于中国基督徒的研究 |
| 三、研究问题与方法 |
| 1、研究问题 |
| 2、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研究困难 |
| 1、创新点 |
| 2、研究困难 |
| 第一章 贝德士与《中国基督徒名录》 |
| 一、贝德士生平 |
| 二、《中国基督徒名录》介绍 |
| (一) 《名录》的内容、来源 |
| (二) 《名录》的局限性与研究价值 |
| 三、《名录》的人数界定与数据采集 |
| (一) 《名录》的实际辑录人数 |
| (二) 研究数据的采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基督徒精英基本背景分析 |
| 一、性别比例 |
| 二、家庭出身 |
| 三、地域分布 |
| 四、活动年代 |
| 五、所属教派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督徒精英受教育情况分析 |
| 一、受教育程度 |
| 二、国内教育 |
| (一) 高等教育 |
| (二) 传统教育与近代初、中等教育 |
| 三、留学教育 |
| (一) 留学国家 |
| (二) 留学教育:以美国为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督徒精英的职业选择 |
| 一、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的职业分布 |
| 二、基督徒教育工作者 |
| 三、军政界基督徒精英 |
| (一) 早期基督徒革命者 |
| (二) 民初及国民政府时期的基督徒官员 |
| 四、神职人员与教会机构工作者 |
| 五、其他基督徒精英:新闻出版、工商、医疗卫生等 |
| (一) 新闻出版界基督徒精英 |
| (二) 基督徒商人 |
| (三) 医疗卫生界基督徒精英 |
| 本章小结 |
| 结语:重新认识中国基督徒 |
| 一、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的群体特征 |
| 二、基督徒精英与中国现代化 |
| 三、基督徒精英与中国基督教本色化 |
| 四、历史的遗产:1949年以后的中国基督徒精英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中国基督徒名录》(中文修订版) |
| 附录二:贝德士大事年记 |
| 后记 |
四、第十一届国际烧伤大会见闻（论文参考文献）
- [1]故宫文物南迁[J]. 祝勇. 当代, 2021(04)
- [2]二十世纪初山西工人阶级形成问题研究[D]. 梁晨晖. 山西大学, 2020(01)
- [3]媒体融合背景下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D]. 张雷. 河北大学, 2020(02)
- [4]近代上海医药报刊与西医知识传播（1927～1937）[D]. 刘梦婷.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5]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公共卫生建设研究[D]. 李春亭. 云南大学, 2018(09)
- [6]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7]童年的“消逝”与“绽放” ——近30年中国少儿电视研究[D]. 张娣. 山东大学, 2017(08)
- [8]湖北当代纪录片研究[D]. 王光艳.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
- [9]中国公民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基于百年母语教科书的文本分析[D]. 刘霞.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
- [10]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的量化研究 ——以贝德士《中国基督徒名录》为中心[D]. 郭柳生.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