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与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政策的调整（论文文献综述）
匡民[1]（2021）在《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研究的现状、热点与分析——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文中认为本文以我国1999-2021年发表的关于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的CSSCI文献数据为基础,借助Cite Space软件,对中国生育政策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和分析,探究该领域的发展前沿和趋势以及研究热点。笔者对中国生育政策的动态演变、前沿热点和领域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发现生育政策调整紧跟社会的发展变化,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也愈来愈丰富。
张琴[2]（2020）在《“全面二孩”背景下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及对策支持研究 ——以昆明市盘龙区为例》文中认为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问题不断凸显,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频频调整却没有产生明显生育堆积的现象。生育意愿作为生育行为的提前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对生育水平有预测作用。及时了解和掌握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分析当下生育政策执行面临的困难,并对症下药,对提高我国生育水平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昆明市盘龙区育龄群体为调查研究对象,运用调查问卷法与访谈法从生育动机、性别偏好、理想子女数量、生育动机来测量其二孩生育意愿,并运用SPSS数据统计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深入分析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对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50.7%受访者愿意生育二孩,传统的性别偏好已淡化,儿女双全和女孩偏好成为二孩生育的主要推动力,情感寄托和为孩子找个伴成为新的生育目的,家庭因素、国家政策和社会福利保障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较大。二孩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面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妇女权益保障不健全、配套政策不完善等困难,为此提出二孩生育的支持性对策。
夏雯瑶[3]（2020）在《西部贫困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研究 ——以四川省金口河区为例》文中提出本世纪初,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近二十年以来,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讨论的声音不绝于耳,但聚焦农村老年群体生活现状的人却为数不多。一直以来,我国深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农村长期处于被动、不受重视的地位,农村分配到的社会资源与城市相差甚远,农村老年人在福利上的待遇亦远不及城市老年人,前者的社会福利短缺问题俨然成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一块短板。2020年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决胜年,推动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事业向前发展,满足农村老年人切身福利需求是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必要举措。须知社会福利一词虽是舶来物,但中国的社会福利萌芽早在农耕文明时期就已出现,经由几千年绵延发展,如今已粗具规模,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体系,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正是这一体系下的分支。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和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研究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提供了理论基础,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则提供了一个研究的角度——福利供给主体分析。本文主要研究我国西部贫困农村的老年人社会福利问题,选取四川省深度贫困县金口河区为调研地点,通过问卷调查和相关人员访谈深入了解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医疗健康、精神文化三方面的福利获取状况。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当地政府在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事业上有一定贡献,但仍存在家庭的供给地位逐步弱化、政府的责任回归不到位、集体的社会福利供给不足、社会组织的供给角色边缘化等问题。笔者认为,出现这些问题既有传统观念因素、经济与政策因素,又有法律制度因素及管理因素。基于以上原因分析,从形成公平正义的福利理念、制定因地制宜的扶助政策、健全老年人社会福利法律体系和搭建多元主体的供给平台四方面提出了发展西部贫困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事业的对策建议。文末,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讨论,提出了对于中国社会福利发展道路的一些拙见,以期为我国社会福利事业做出些许贡献。
万新月[4]（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口,作为人类历史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对推动社会进步有重要影响,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也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生育行为在微观层面上能够反映人们的生育意愿,生育水平在宏观维度上更能体现当前社会的生育观念和文化。因此,生育水平的变迁研究是了解中国生育观念和文化转变的现实依据。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与经济、家庭、教育等社会因素密切联系。结合人类发展的历史性、社会发展的关系性,选择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定性定量相结合地分析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深入探索中国人口发展脉络,有利于推进新时代下中国人口战略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口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以唯物史观为视角,首先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各代领导人的人口思想与论述的基础上,梳理建国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的变迁历程,为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分析搭建政策背景。然后搜集相关数据,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分析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情况。发现自建国以来,中国生育水平呈现出波动式下降的变迁特点,而且自21世纪以来,中国步入稳定的低生育水平状态,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与生育政策的变迁紧密联系,体现了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口理论对中国人口发展的指导作用。此外,中国生育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其中高生育水平集聚地主要分布在我国西部和南部,低生育水平聚集地主要分布在我国华北和东北地区;而近16年以来,中国低生育水平聚集的城市数量减少,高生育水平聚集的城市数量有上升的趋势,上升城市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南地区,因此加强对生育水平空间变迁的关注与研究有利于中国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接着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定性分析物质生产、婚姻家庭、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和就业发展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选取相关变量、构建数据模型,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日常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变动不影响生育水平,平均家庭户规模的扩大、粗离婚率的上升、城镇化发展对中国生育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人均GDP的增长、失业率的上升对中国生育水平有显着的抑制作用,人均受教育年限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呈“U”型关系,且最低点为8.8年。最后,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促进二孩政策与社会经济政策配套衔接,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指导作用,明确中国生育水平空间发展不平衡状态,提高中国社会发展内生动力以及创新力的政策建议。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分析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域的一次拓展性研究,对中国人口结构与经济、教育、家庭和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杨竟艺[5]（2020）在《凉山彝区返贫问题及防范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认为,任何一个时代所赋予的问题都有其合理的一面,都是其困难的再现,但“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问题才是关键”。（1）正因为“问题是时代的先导”,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具体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际相结合,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开创了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新局面,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向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台阶。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高度重视现实中的重大民生问题。贫困自建国以来都是我们党和国家高度关注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将脱贫攻坚提到了国家战略发展新高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必须将脱贫攻坚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头等大事,要让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勠力同心、摆脱贫困的牵挂,也如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的新年贺词中讲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亿人要携手前进。让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好起来,是我心中的牵挂。”（2）消除贫困是我党的重要使命,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消除贫困并非一蹴而就,要打赢这场脱贫攻坚硬仗,就必须防止返贫。当然,防止返贫就必须正确认识脱贫与返贫,即脱贫并不意味着没有返贫,也不是说返贫就意味着脱贫没有成效。所以,我们要正确处理好“脱贫攻坚”和“防止返贫”的关系,既要努力攻坚,又要防止返贫,坚决杜绝边攻坚边返贫现象。目前,虽然扶贫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但政策性、运动式扶贫的一些举措缺乏稳定脱贫和长效脱贫的可持续性,致使精准脱贫后的返贫问题突出,尤其是在我国的深度贫困地区。凉山彝区是我国人口最为集中、占地面积最大的彝族聚集地,在经历“一步千年”的社会跨越之后,彝区长期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始终无法与先进的社会生产关系同步,致使凉山彝区的贫困面貌长期难以得到改变,其贫困面之大、贫困时之长、贫困度之深、返贫率之高、脱贫之难等都成为了中国脱贫攻坚中的典型代表。虽凉山彝区倍受党和政府的关怀与帮助,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也成效显着,但“返贫”却并没因成效而止步,它不但给彝区人民的物质生活压力重重,而且给贫困人口的精神带去诸多桎梏,使彝区人民摆脱贫困的期盼化成泡影。但彝区人民并没有屈服于现状,而“总是追求预期的目的来创造自己的历史。”（3）无可辩驳,事物发展的轨迹无疑“都带有自己的历史痕迹”。（1）无论是在凉山彝区的“大水漫灌”的扶贫开发中,还是在“精准滴灌”的脱贫攻坚中,无论是“输血”还是“输血”与“造血”相结合,虽都凝集着向凉山彝区贫困宣战者的辛劳与付出,但“返贫”和防止“返贫”仍是当下彝区人民难以解决的难题。为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凉山彝区“返贫”为问题导向,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理论成果,运用文献研究、调查分析、定量与定性分析等方法,本着以长效摆脱凉山彝区贫困并实现与全国人民同步小康为目标,在详细梳理与充分阐释国内外相关返贫问题研究、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之后,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凉山彝区返贫问题及防范对策展开全面论证与分析。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视角对反贫困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理论与思想进行总结与分析,以期作为全文的精神统领。其次,根据凉山彝区的贫困与扶贫状况分析“低坝地区”、“二半山区”和“高山地区”的返贫状况,并分析其返贫的主要特征即“时间的短暂性”、“对象的相似性”、“地域的广泛性”、“数量的递增性”等;再次,重点从内外两个关键因素分析了返贫的主要原因。不但从外在因素全面剖析了政策、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方面的返贫原因,而且还详细地分析了扶贫者和贫困者两个内在因素。最后,针对凉山彝区的返贫原因从政策、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方面提出了防止返贫的主要对策建议,系统地提出了诸如“禁毒防艾”防控、消解“贫困文化”等的系列措施和机制构建。
张翠玲[6]（2019）在《我国生育间隔政策变动对我国生育水平及生育模式的影响》文中提出生育时间是人类生育模式的重要维度之一,通常通过包括初育年龄、终育年龄、各孩次之间的时间间隔等指标来测量生育的早晚及生育的密度。对这些指标进行现状、趋势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至关重要。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人类生育行为中,一孩到二孩之间的间隔差异很大,呈现出显着的区域、社会和文化的不同。在我国,生育间隔政策曾长期被用于“调节出生人口在同一时点上的分布,达到降低人口生育密度、减缓人口增长的目的”。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间隔生育”一直是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1980年后,各省的生育间隔要求更加普遍。对依法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夫妇,均要求第一个子女和第二个子女之间的时间长度及（或）母亲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最低年龄。截止到2016年,全国绝大部分省（区市）取消了类似要求,自此,在我国生育政策中扮演重要地位的生育间隔政策被终止,育龄妇女可以自主决定二孩生育时间。综合现有文献来看,大多数研究将生育间隔作为生育模式分析的一个重要维度,围绕二孩生育间隔进行算术平均值计算和内部间隔结构分析,来观察个体二孩生育行为的时间变化。同时,出生间隔的长短也与母婴健康有关,了解间隔过长和间隔过短人群的规模大小以及规模变动趋势,进一步认识二孩生育间隔内部间隔结构的特征和变化,在人口发展中有特殊需要。然而长期以来,研究二孩生育间隔的微观数据来源有限,近十多年来的二孩生育间隔变动较为缺乏,而这又是我国生育政策变动较为频繁的时期,补充相关二孩生育间隔变动趋势的相关研究极为必要,需要相应的数据支持来补充相关国内实证研究。此外,现有文献缺乏对我国生育间隔政策的详细梳理,相关政策效应研究亦是空白。对中国生育转变的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评估生育数量政策对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对二孩生育年龄和二孩生育间隔的相关政策规定关注较少,对生育间隔政策是否影响及如何影响我国时期生育水平波动和生育模式转变的研究尚为空白,通过间隔政策差异解读省际生育转变差异的研究更是鲜见。究其原因,二孩政策生育年龄和法定生育间隔规定的高度多元化以及随时间的频繁变更增加了相关政策效应研究的难度,因此导致直接影响二孩生育时间的生育间隔政策却很少被触及。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各省广泛的政策差异也为研究出生数量、生育水平、生育时机及生育间隔如何随生育政策变动而波动提供了巨大空间,尤其是生育水平及生育模式在老的政策被取消或新的政策实施后的变动状况。各地不同阶段、不同内容的生育间隔政策如何影响二孩生育间隔的分布,对各时期的二孩生育水平有什么样的影响,并构造出什么样的二孩间隔递进模式,将是本研究旨在回答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时,对我国二孩生育间隔政策及其政策效应的研究可以促进对计划生育政策历史作用的评估。在生育推迟作为影响和解释低生育水平的一个重要维度越来越受重视的背景下,开展生育间隔政策背景下的二孩生育时间及生育间隔分析,能进一步深化对我国生育推迟进程及原因的理解,从而为判断我国未来生育水平及生育模式提供有益的借鉴。本研究首先梳理了我国二孩生育间隔政策的历史变迁,通过对31个省（区市）1980年来以来的生育间隔要求的详细梳理,获得间隔政策变迁的基础资料,作为理解我国二孩生育间隔变动的宏观制度背景。之后,从多个维度分析了我国二孩生育间隔的历史变动及其对我国时期生育水平波动及生育模式变迁的影响。为认识我国二孩生育间隔变动的内部人群差异,进一步分析二孩间隔的内部结构。此后,采用生存分析方法对照了妇女的不同出生队列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风险和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时间早晚,并对城乡、民族、地区、一孩性别、妇女教育水平进行了对比分析。文章最后一部分基于省级典型性分析和省际对比分析,检验各省间隔政策变迁如何影响二孩生育时间及二孩生育水平。研究发现,作为“晚（晚婚晚育）、稀（长间隔）、少（少生）”人口政策的重要内容,中国引入生育间隔规定是针对当时“早（早婚早育）、密（间隔短）、多（多育）”的一种干预和调控。20世纪八十年代部分省份颁布了二孩生育间隔政策、到了九十年代普遍化,自世纪之交以来逐步废除。依法生育二孩的政策生育年龄和生育间隔规定的高度多元化,各地的间隔要求亦随时间频繁变更。政策的变迁本身反映了政府对于生育间隔这一政策手段认识的不断转变和进化。由于可生育二胎的人群及生育时间由国家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具有区域自治权的市制定,各省对一孩和二孩间隔要求不仅差异较大,调整时间及调整内容也各不相同,取消间隔政策的步调也不同步,间隔政策的出台、调整和取消既有时间差,也有间隔要求的长度和生育二孩年龄的早晚差异,还有豁免群体差异。同样的二孩生育行为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期受到多元的时间规制。对我国31省（区市）生育间隔政策的相关要求及历史变动的详细梳理,宏观上掌握了要求生育间隔省份的数量变化,微观上明晰了各省生育间隔规定的方式、具体内容、修订次数及调整方向,填补了目前生育政策研究的空白。二孩生育间隔直接反映了我国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是政策的“晴雨表”,也间接反映着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密度,建构着我国妇女的生育模式和家庭的世代间隔。本文基于120县人口监测系统2013年上报数据的分析显示,我国平均二孩生育间隔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前的长期稳定、1990-2005年间的持续上升和2006年至今的缓慢下降,这与我国生育间隔规定呈明显动态关联。1990-2005年间我国平均二孩生育间隔和长间隔所占比例持续上升,越晚出生的妇女其生育二孩的概率更低、生育二孩的进度更慢,人们的生育密度降低,人口增长减缓。基于山东、广东等13省的典型性分析进一步揭示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生育数量政策基本稳定的背景下,各省生育间隔政策的变化对各省的二孩生育时间、二孩生育间隔以及时期总和生育率均产生了强烈影响。间隔政策的出台及政策收紧导致二孩生育水平和时期一孩到二孩的孩次递进比显着下降,放松及取消间隔政策后二孩生育水平和一孩到二孩的孩次递进比相应上升。不同的间隔政策及其变迁导致了各时期不同的二孩分布以及政策驱动的二孩间隔递进模式衍变。各时期的生育间隔政策通过将二孩生育集中或分散到更长的时间,引起二孩生育间隔变动及基于间隔的二孩生育率变动,从而导致不同阶段的时期生育水平波动和生育模式的变迁,显示其在我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研究也促进了对于我国生育推迟的相关研究。我国目前的生育推迟研究多集中在一孩,而由于生育间隔政策的影响,各省的二孩生育时间长期受到间隔政策的强约束,缔造出不同的二孩生育推迟幅度与生育推迟进程。不同间隔政策导致不同间隔年的二孩分布以及政策驱动的二孩间隔递进模式的演化过程。随间隔政策出台,10年间隔的一孩到二孩的递进曲线从左倾斜过渡到右倾斜,间隔政策放松（包括取消）后再次偏向左侧。相应的,峰值二孩生育间隔从八十年代的2年逐渐向更长的政策性间隔年限转变,二孩生育年龄不断推迟。然而,生育间隔政策取消后间隔变短、峰值生育间隔逐渐向2年回归,再次证明在生育间隔政策实施期间,人们的生育时间安排受外在制度约束,一旦外在约束撤销后,生育时间更加自主,生育推迟的幅度有所减弱。本研究还揭示了不同时期不同间隔政策省际间的同质性与异质性。以往的生育间隔分析通过计算平均二孩生育年龄与平均初育年龄的差值来测量二孩生育的集中度,但无法反映二孩生育时间的离散度和异质性。本研究通过基于间隔的一孩到二孩递进比这一指标,既展示了不同时期二孩生育的集中度,也提供了二孩生育在不同间隔的离散分布,更加全面地展示了不同时期和各省不同间隔政策背景下二孩生育的递进概率和生育进度,揭示了政策导致的地区和时期差异,丰富了二孩生育间隔模式及变动规律的相关认识,深化了生育间隔政策变动在我国生育转变中作用的理解,也证明了生育间隔政策在解释我国生育行为的省际差异中的作用。在当前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全国不分城乡均晚婚晚育、群众主动推迟生育、低生育水平长时期持续的背景下,育龄群众对于生育的自我掌控更强,生育间隔规定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力和作用空间在减小,生育期缩短,过长过短间隔所带来的人口健康影响应被重点关注,并向有关人群提供针对性的公共服务。虽然当前政策要求的生育间隔已经淡出,生育间隔作为一种政策手段已退出历史舞台,但考虑到恰当的生育间隔对母婴健康的益处,间隔生育（birth spacing）和适当的生育间隔应被重视并倡导,实现从政策主导的被动生育间隔到自主的间隔生育转变。通过有效的避孕节育,达到合理的生育间隔,促进母婴健康,亦是全民健康时代的现实要求。
刘伍洋[7]（2019）在《扶贫背景下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动力机制及其规划应对 ——以湖北省宣恩县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在精准扶贫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加快提升我国中西部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水平以及如何引导其城镇化健康发展是摆在我国城镇化发展道理上的重要问题。而目前已有的文献中对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城镇化研究偏多,对于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的研究偏少;而在城镇化动力机制方面,对于贫困山区的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去分析,从中观、微观层面的研究寥寥无几。因此,本文以贫困山区县宣恩为例,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研究宣恩县城镇化动力机制,并提出相应的空间规划与发展对策思考,有利于破解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困局,为实现区域共同发展提供帮助。第一部分,对我国的扶贫历程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由来进行了探讨,并提出本文所讨论的贫困山区县,主要是指位于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山区县;接下来,分析了我国贫困山区县域的整体现状,主要是从自然环境、政策环境、经济产业、社会文化、城镇空间等五方面展开。第三,从扶贫背景下分析了,我国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的历程与特征,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缓慢发展阶段（1978-1993）,第二阶段是稳步发展阶段（1994-2010）,第三阶段是快速发展阶段（2011-至今）。然后,具体探讨了我国贫困山区县县域城镇化现状发展特征和制约其发展突出问题,为认识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现状困局具有重要作用。最后,结合绪论部分文献综述,所提出的初步研究命题与思路,即将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的动力因子进行重新组合,从城乡规划学角度,构建了宏观、中观、微观,三位一体的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动力机制初步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研究城镇化动力机制的整体思路与逻辑缘由,为后面的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有利于下一步的实证研究。第二部分是以宣恩县为典型实证案例,进行宏观、中观、微观的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在宏观层次上,通过分析对政策制度对其城镇化的影响,来探讨其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宏观动力机制。研究表明,宏观的政策制度上,特别对于贫困山区县域而言,国家的扶贫政策与扶贫资金投入,对其城镇化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其发展的重要动力,其它政策制度因素,主要有生态补偿政策、对口帮扶政策、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以及土地、户籍制度等。中观层次上,由于政策制度是在宏观层面上起到保障与调控作用,在其转化和推动城镇化发展方面,是通过产业经济等中观层面的指标实现其城镇化发展。因此,构建了产业经济驱动的县域城镇化中观动力机制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剖析其主要城镇化发展动力。研究表明,资源环境是基础力,是城镇化发展基础;山区农业是初始力,一方面为城镇提供农业产品,另一方面为城镇提供剩余的劳动力;新型工业是主导力,以农特产品加工业为工业主导,其他工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是后续发展力,以基本公共服务业为主,教育城镇化是其重要推力,旅游业未来发展潜力较大。微观层次上,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从微观层面上需要剖析其农村居民的需求与迁移意愿,通过实地调研与问卷访谈,运用统计性描述和二元逻辑模型的分析,探讨哪些因素是推动农村居民迁居城镇,哪些因素阻碍其迁居城镇,以及农民的城镇化行为动机是怎样的,是从微观的人口要素层面研究其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表明,个人因素在迁移城镇中主要与年龄存在负相关,与学历、打工年限是正相关;在读学生数量存在负相关性,家庭收入水平存在正向关联;社会制度因素上,如户籍制度、计生政策等,对农民的迁移存在负相关性;外部环境因素方面,其中教育因素的正向关联最大,其次是工作因素,医疗和文化娱乐这两个变量也对其产生正向影响;生活成本产生最大负向影响,其次是生活方式等。最后,是对宣恩县空间规划体系与发展对策研究。第一,基于这三个层次的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分析,探讨了基于“综合观”的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动力机制,通过逻辑框架分析,得出它们相互之间是具有相互影响与制约的关系。宏观政策制度的各种动力之间具有相互的促进、调控、制约、释放等相互关系,中观产业经济上,是受到宏观政策的影响,同时也会被微观的农民主体行为产生干预与影响,微观人口要素上,从农民的主体行为受到宏观政策和中观产业经济的引导与反馈,但是,农民的行为动机也会对城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二,分析了动力机制与空间规划的关系,城镇化动力机制影响并作用于空间,空间的建设行为是城镇化动力机制的表象。并提出了宣恩县县域空间规划体系研究的逻辑思路,即按照“现状问题分析—动力机制探讨—空间规划体系研究”的思路模式,分别从宏观政策制度、中观产业经济、微观的人口要素三个层面,提出其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逻辑。第三,针对宣恩县的情况,从宏观、中观、微观分别提出相应的空间规划体系研究与思考:第一,亟需“立法”的县域国土空间规划——基于宏观动力机制思考;第二,注重“空间优化”的特色小镇规划——基于中观动力机制思考;第三,探索“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规划——基于微观动力机制思考。第四,提出贫困山区城乡空间发展的对策思考,主要是思考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发展的转型;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动力机制视角,提出贫困山区县域城乡空间发展规划对策;并且,初步构建了贫困地区城乡空间发展理论框架。以期能够为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发展和相关空间规划编制提供一定借鉴意义。
陈世海[8]（2019）在《嵌入视角下宝乡彝汉民族互动研究》文中指出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自发移民到相对发达的汉族农村地区寻求发展出路,是当前我国社会流动领域中的一种特殊现象。移民搬迁后,少数民族嵌入到汉族的日常生活之中,与本地村民混合居住而构建了新的生活场域,形成了民族互动的多种样态。本研究在嵌入视角下,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对自发从凉山欠发达地区搬迁到相对发达的宝乡汉族农村而形成的彝汉民族互动现象开展了研究。文章包括导论等八个部分,主要从物质生产、日常交往、民族文化、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治理等方面开展了嵌入视角下的民族互动研究,主要研究发现有:当发展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自发搬迁到相对发达的汉族农村时,便形成了嵌入式民族混居场域;在阶层结构上,因资源占有、职业分布、价值理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外来的少数民族往往在整体层面嵌入在了社会结构的底层,这种“底层结构嵌入”是双方社会互动的基本前提;与此同时,汉族生活习惯、社会规则等方面也从文化、价值、规范等角度嵌入到外来少数民族群体之中,形成了“双重嵌入”的局面,这种局面既为双方社会互动提供了条件,又限定了行为规范、制度约束的协商空间。居住和种植空间的交叉分布,为双方日常交流以及生产方式的互动提供了条件。在种植内容和种植工具方面向汉族融合,是少数民族在形成文化震惊与差异体验的“内驱力”,以及借助社会支持力量等“外助力”完成技术学习后的双重合力驱动下的行为,体现了对自然环境的“自适应”以及由习惯主导转变为效用主导的理性选择;在互动中的语言使用方面,当群体规模、文化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时,哪个民族群体处于高社会阶层,其语言便同其社会地位一样,拥有吸引其他民族自觉学习、使用的力量;在礼物往来中,互惠关系并非一开始就出现,礼物的受和授往往依据其社会阶层的位置而决定,除去授受双方礼物数量、价值以外的净值,体现出来的是结余方更高的社会阶层、权力和声望;在民族文化方面,外来小民族群体与本地大群体文化中差异大、甚至带有“危险性”元素的文化特质,最易在外群体压力和内群体自我纠正机制下被同化,相比于内隐文化（如宗教信仰）而言,外显文化（如民族服饰）更容易被同化。在底层嵌入的格局下,外来少数民族群体与本地汉族群体在总体上可能构建出“示好型社会关系”和“梯度型社会关系”等社会关系形态,也存在少量的“和谐型社会关系”和“排斥型社会关系”;经济社会文化的本源性差距是影响双方社会关系的面上原因,而人际交往能力、为人处事方法则是影响社会关系的点上原因;一般来说,有过与汉族人互动经验,具备随和、老实、谦卑、勤劳、肯出力等性格特征的少数民族群体更容易得到本地人接纳;在后天形成的嵌入式生活中,群体规模、文化、发展程度差距较大的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心理和行为方面的鸿沟,没有治理和服务层面的介入,这种鸿沟通常难以依靠自身力量予以弥合。文章综合以上研究发现,对少数民族嵌入汉族地区的社会互动提出了初步的解释框架,以供后续研究予以批评。在此基础上,文章探讨了后天生成的民族混居农村社会治理问题,研究指出:当异质性较强的少数民族群体嵌入到规模更大的汉族群体时,原先的社会治理结构将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民族问题的治理经验缺乏,特别是缺乏对嵌入后的少数民族文化和议事规则的了解,对于开展民族治理将造成较大障碍。而嵌入的少数民族群体过分执着于与本地文化差异较大、甚至会给本地人带来心理或潜在人身威胁的传统和文化特质,将更容易引起大群体的排斥,并反过来影响自身在本地的可持续发展,更将增加社会治理的难度。通常来说,地方管理者受本地稳定发展的“大局观”限制,会在多重比较和博弈后生成“不出事逻辑”,以此为基础,运用体制内动员、多部门联合、法理与协商等多种治理手段,化解因文化冲突所导致的矛盾纠纷。而事实上,这种治理理念和方法都存在弊端,难以应对民族嵌入后的社会格局。要突破这种状况,需要重新界定“大局意识”,将管控式思维转变为服务性思维,吸纳本土精英和嵌入精英,激发内源性发展力量,强调自组织建设,在专业社会组织的配合下,以需求为导向开展综合化、专业化、本土化服务,完善治理结构,才能达到善治的最终目标。
任经宪[9]（2019）在《边疆民族地区贫困户返贫研究 ——以云南为例》文中指出贫困话题伴随着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扶贫开发也始终是我国农村工作的重点,尤其是自精准扶贫国家战略实施以来,大量的农村人口脱离贫困,诸如云南这样的边疆民族地区也不例外,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但是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结点的临近,返贫问题在云南这样的边疆民族地区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立足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综合分析当下云南脱贫攻坚过程中导致返贫问题产生的原因,探析治理各类导致返贫现象的新模式。本文首先提出问题、论述了选题缘由以及研究意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建国以后全国以及云南省扶贫开发的政策、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进一步对云南省返贫的现状和特征进行总体的概括,从“不可控因素、政府因素、社会因素、个人因素”等几个方面对云南的“返贫”根源进行了有据的分析;首先,针对不可控因素,分条整理提出需要进一步重点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各类救助机制以及集中整治不良风俗规则等;针对政府因素方面,需要政府推动扶贫工作机制改革,创新扶贫工作方式等;在社会因素方面,需大力联动社会扶贫力量,创新各方扶贫力量的联合参与渠道;最后,个人因素方面,需要加强贫困群众的自身能力建设,改善其落后贫困文化。当然,这一命题还有很多理论与实证方面的问题亟待深入研究,如:贫困人口经济测算标准应如何设定等。
李致江[10]（2019）在《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调查》文中认为水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水族人口规模为41.18万人,主要聚居于黔桂交界的龙江与都柳江上游,贵州省三都县是我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全国约63%的水族人口聚集于此。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民族人口政策、民族教育政策、民族经济政策等的支持下,水族人口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具体表现为人口素质逐步提高、人口城镇化率稳步提升、人口产业结构与人口职业结构不断优化、人口流动日益加剧。但是,水族人口发展与全国、汉族、少数民族人口平均发展水平相较仍有差距,不仅面临人口增长速度锐降、人口身体素质较差、人口文化素质较低、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人口单向流迁等内部非均衡发展问题,而且存在人口城镇化率低、人口产业结构滞后、人口职业结构不合理、人口相对贫困、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突出等外部非均衡发展问题。水族人口非均衡发展问题的原因既与以往计划生育政策过严、民族政策不完善有关,又与水族地区自然环境脆弱、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相连,同时也与社会流动带来的民族文化变迁相接,是自然、经济、社会、文化与政策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人口均衡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主要指向。当下,水族人口虽然存在一系列非均衡发展问题,但同时亦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创造了生育空间,民族政策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经济发展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绿色发展理念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向引领。为实现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首先,应强化水族人口内部均衡发展的政策支持。全面贯彻落实二孩生育政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综合应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积极化解人口老龄化风险;其次,应加快水族经济发展步伐。重点提升人口城镇化水平,优化人口职业结构,推进人口产业结构均衡发展。再次,应优化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社会环境。提升人口社会保障水平,扎实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加强医疗卫生事业建设。最后,应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这不仅对水族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会对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均衡发展产生一定的参照示范作用,更重要的是对实现我国民族平等、民族发展、民族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与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政策的调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与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政策的调整（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研究的现状、热点与分析——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一）数据来源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生育政策调整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
| （一）我国生育政策研究整体发文趋势 |
| （二）核心作者分析 |
| 四、生育政策调整研究的热点分析 |
| （一）关键词共现分析 |
| （二）关键词聚类分析 |
| 1. 人口政策。 |
| 2. 生育率与生育水平。 |
| 3. 人口老龄化。 |
| 4. 全面二孩与单独二孩。 |
| 五、生育政策调整研究演进分析 |
| （一）突现词分析 |
| （二）时区图分析 |
（2）“全面二孩”背景下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及对策支持研究 ——以昆明市盘龙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案、技术路线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的界定和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生育政策 |
| 二、生育意愿 |
| 第二节 理论依据 |
| 一、政策周期理论 |
| 二、理性选择理论 |
| 第三节 生育政策变迁 |
| 一、鼓励生育阶段 |
| 二、节制生育阶段 |
| 三、逐渐放开生育阶段 |
| 第二章 盘龙区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分析 |
| 第一节 生育动机 |
| 第二节 生育数量 |
| 第三节 性别偏好 |
| 一、传统观念带来的男孩偏向 |
| 二、经济因素影响下的女孩偏好 |
| 第四节 生育计划 |
| 一、初育年龄影响生育计划 |
| 二、生育计划的可变性 |
| 第三章 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生育动机影响因素分析 |
| 一、生育动机与个人因素 |
| 二、生育动机与家庭因素 |
| 三、生育动机与社会因素 |
| 第二节 生育数量影响因素分析 |
| 一、生育数量与个人因素 |
| 二、生育数量与家庭因素 |
| 三、生育数量与社会因素 |
| 第三节 性别偏好影响因素分析 |
| 一、性别偏好与个人因素 |
| 二、性别偏好与家庭因素 |
| 三、性别偏好与社会因素 |
| 第四节 生育计划影响因素分析 |
| 一、生育计划与个人因素 |
| 二、生育计划与家庭因素 |
| 三、生育计划与社会因素 |
| 第四章 “全面二孩”政策执行面临的困难 |
| 第一节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
| 一、学前教育资源紧缺 |
| 二、基础教育资源不均衡 |
| 第二节 妇女权益保障不健全 |
| 一、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 |
| 二、生育服务不到位 |
| 第三节 政策执行过程有偏差 |
| 一、宣传力度不够 |
| 二、监督作用不明显 |
| 第四节 配套政策不完善 |
| 一、相关补贴政策缺位 |
| 二、生育保险未能全覆盖 |
| 第五章 生育意愿对策支持分析 |
| 第一节 合理分配教育资源 |
| 一、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 |
| 二、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 |
| 三、规范民办学校管理 |
| 第二节 健全妇女权益保障 |
| 一、保障妇女劳动权益 |
| 二、提供多样化的托幼服务 |
| 第三节 优化生育政策执行方式 |
| 一、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
| 二、做好基层计生服务工作 |
| 第四节 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
| 一、发展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 |
| 二、创新社会组织支持的模式 |
| 结论与不足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西部贫困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研究 ——以四川省金口河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实证研究法 |
| (三)多学科综合研究法 |
| 五、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西部贫困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的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西部贫困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社会福利 |
| 二、老年人社会福利 |
| 三、贫困 |
| 第二节 西部贫困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 |
| 二、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三、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
| 第三节 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的发展历程概述 |
| 一、发展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的必要性 |
| 二、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的发展脉络 |
| 三、当前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事业的整体状况描述 |
| 第二章 金口河区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金口河区老年人社会福利问题的普遍意义 |
| 第二节 金口河区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的基本政策 |
| 第三节 调研对象的基本情况介绍 |
| 第四节 调研对象的福利情况分析 |
| 一、日常生活方面 |
| 二、医疗健康方面 |
| 三、精神文化方面 |
| 第三章 金口河区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事业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家庭:供给主体地位逐步弱化 |
| 一、子女赡养水平不断降低 |
| 二、家人陪伴时间减少 |
| 第二节 政府:责任回归不到位,扶持力度不足 |
| 一、福利机构设置不合理 |
| 二、福利政策未考虑地域性 |
| 第三节 集体:社会福利供给不足 |
| 一、村委会代行集体经济组织职能 |
| 二、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性收入有限 |
| 第四节 社会组织方面:供给角色边缘化,作用发挥有限 |
| 一、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常态体系未建立 |
| 二、社会组织自身能力不足 |
| 第四章 金口河区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传统观念因素 |
| 一、传统执政观念上的城乡失衡导致福利二元化 |
| 二、老年人自身的福利意识淡薄 |
| 第二节 经济与政策因素 |
| 一、贫困县落后的经济基础造成福利发展滞后 |
| 二、计划生育政策下家庭规模小型化导致家庭福利供给减弱 |
| 第三节 法律制度因素 |
| 一、现行社会福利法律体系不健全 |
| 二、系统的老年人社会福利专门法缺失 |
| 第四节 管理因素 |
| 一、政府福利部门管理欠佳导致扶持力度不足 |
| 二、双重管理体制导致社会组织参与有限 |
| 三、集体经济管理不规范导致供给不足 |
| 第五章 发展西部贫困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事业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转变福利观念:形成公平正义的福利理念 |
| 一、构建城乡社会福利事业均衡发展的福利观 |
| 二、重视农村地区老年人的社会福利诉求 |
| 第二节 弥补区域差异:制定因地制宜的扶助政策 |
| 一、开发地方特色扶助项目 |
| 二、福利资源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 |
| 三、做好福利供给与脱贫攻坚的协调工作 |
| 第三节 完善法制建设:健全老年人社会福利法律体系 |
| 一、修订现行法律中有关老年人社会福利的内容 |
| 二、制定系统的老年人社会福利专门法 |
| 第四节 划分权责范围:搭建多元主体的供给平台 |
| 一、建立区县级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管理机构 |
| 二、扶持社会力量参与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事业 |
| 三、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
| 结语 |
| 一、总结 |
| 二、关于中国社会福利发展道路的讨论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类 |
| 二、期刊类 |
| 三、硕博论文类 |
| 四、电子文献类 |
| 五、报刊类 |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 附录一 J区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现状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民政局及老龄办相关人员访谈提纲 |
（4）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选题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主要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2 概念解释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内涵与界定 |
| 2.1.1 生育水平的内涵 |
| 2.1.2 生育水平的指标界定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 |
| 2.2.2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关于人口的重要论述 |
| 2.2.3 习近平同志关于人口的重要论述 |
| 3 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分析 |
| 3.1 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政策的变迁 |
| 3.1.1 中国生育政策变迁的历史进程 |
| 3.1.2 中国生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3.2 中国生育水平的时间变迁 |
| 3.2.1 中国生育水平呈现波动式下降的变迁特点 |
| 3.2.2 中国自21世纪以来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状态 |
| 3.3 中国生育水平的空间变迁 |
| 3.3.1 中国整体生育水平具有空间自相关性 |
| 3.3.2 中国局部生育水平具有空间集聚性 |
| 4 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水平影响因素的分析 |
| 4.1 中国生育水平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4.1.1 人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也是物质资料的消费者 |
| 4.1.2 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第三种关系 |
| 4.1.3 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 4.1.4 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
| 4.1.5 社会就业发展与人口增长 |
| 4.2 中国生育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2.1 变量选择 |
| 4.2.2 数据来源 |
| 4.2.3 模型构建 |
| 4.2.4 数据检验 |
| 4.2.5 实证分析 |
|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指导作用 |
| 5.2.2 明确中国生育水平空间发展不平衡状态 |
| 5.2.3 促进二孩政策与社会经济政策配套衔接 |
| 5.2.4 提高中国社会发展内生动力以及创新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凉山彝区返贫问题及防范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研究主要拟定创新点 |
| 1.5 研究难点与不足 |
| 第2章 返贫的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返贫的相关概念阐释 |
| 2.1.1 贫困与扶贫 |
| 2.1.2 脱贫与返贫 |
| 2.2 返贫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制度贫困的理论 |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扶贫思想 |
| 2.2.3 习近平精准扶贫和防止返贫重要论述 |
| 第3章 凉山彝区存在的返贫问题及返贫特征 |
| 3.1 凉山彝区贫困与扶贫状况 |
| 3.1.1 凉山彝区的区域概况 |
| 3.1.2 凉山彝区的贫困状况 |
| 3.1.3 凉山彝区的扶贫成效 |
| 3.2 凉山彝区的返贫状况分析 |
| 3.2.1 凉山彝区“低坝地区”的返贫状况 |
| 3.2.2 凉山彝区“二半山区”的返贫状况 |
| 3.2.3 凉山彝区“高山地区”的返贫状况 |
| 3.3 凉山彝区“返贫”的主要特征 |
| 3.3.1 返贫时间的短暂性 |
| 3.3.2 返贫对象的相似性 |
| 3.3.3 返贫地域的广泛性 |
| 3.3.4 返贫数量的递增性 |
| 第4章 凉山彝区返贫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1 返贫的外在关键因素分析 |
| 4.1.1 政策因素:缺乏长效脱贫的政策机制 |
| 4.1.2 经济因素:缺乏稳定产业与市场支撑 |
| 4.1.3 文化因素:“贫困文化”的影响深远 |
| 4.1.4 社会因素:社会帮扶与激励机制缺失 |
| 4.1.5 生态因素:恶劣自然环境与地质灾害 |
| 4.2 返贫的内在关键因素分析 |
| 4.2.1 扶贫者:意识淡薄、队伍弱化和责任缺失 |
| 4.2.2 贫困者:内生动力缺乏,“艾毒病学”返贫 |
| 第5章 凉山彝区防止返贫的主要对策建议 |
| 5.1 政策上加强关键制度的建立健全与完善 |
| 5.1.1 科学构建防止返贫的政策和制度 |
| 5.1.2 完善义务教育控辍保学保障制度 |
| 5.1.3 坚定不移实施国家计划生育政策 |
| 5.1.4 健全“禁毒防艾”立体防控机制 |
| 5.2 经济上打造特色产业和培育市场机制 |
| 5.2.1 打造彝区自然禀赋的产业优势 |
| 5.2.2 发展民族特色旅游和文化产业 |
| 5.2.3 培育彝区优势产品的市场机制 |
| 5.3 文化上夯实基础教育和消解“贫困文化” |
| 5.3.1 完善基础教育设施设备 |
| 5.3.2 建立稳定教育发展机制 |
| 5.3.3 营造消解贫困文化氛围 |
| 5.4 社会上优化互助帮扶与激励保障制度 |
| 5.4.1 健全帮扶机制和优化互助合作机制 |
| 5.4.2 构建激发彝区内生动力的激励机制 |
| 5.4.3 健全养老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 |
| 5.5 生态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
| 5.5.1 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的防治机制 |
| 5.5.2 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机制建设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学术成果 |
| 附录 |
（6）我国生育间隔政策变动对我国生育水平及生育模式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数据来源 |
| 1.3 研究内容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生育 |
| 2.1.2 计划生育 |
| 2.1.3 生育间隔 |
| 2.1.4 生育政策 |
| 2.2 生育理论 |
| 2.2.1 孩子的成本与效用理论 |
| 2.2.2 扩散理论 |
| 2.2.3 生命历程理论 |
| 2.2.4 计划行为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生育间隔变动趋势 |
| 2.3.2 二孩生育间隔内部间隔结构分析 |
| 2.3.3 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因素 |
| 2.3.4 生育间隔对人口预测的影响 |
| 2.3.5 生育间隔对人口结构的影响 |
| 第3章 我国生育间隔政策的变迁历程 |
| 3.1 八十年代以前的生育间隔要求 |
| 3.1.1 生育间隔规定的萌芽 |
| 3.1.2 七十年代的生育间隔要求 |
| 3.2 生育间隔规定的普遍化 |
| 3.3 生育间隔规定的调整与变迁 |
| 3.3.1 省级生育间隔政策调整次数 |
| 3.3.2 生育间隔政策的逐步取消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二孩生育间隔的变动趋势 |
| 4.1 二孩生育间隔的差异分析 |
| 4.1.1 二孩生育间隔的时期差异 |
| 4.1.2 地区差异 |
| 4.1.3 城乡差异 |
| 4.1.4 民族差异 |
| 4.1.5 子女个体因素的二孩生育间隔差异 |
| 4.1.6 不同人工流产次数的二孩生育间隔 |
| 4.1.7 不同生育政策的二孩家庭生育间隔差异 |
| 4.2 生育间隔规定对二孩生育间隔时期变化的影响 |
| 4.3 生育间隔设立、调整与取消前后二孩生育间隔差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二孩生育间隔内部结构分析 |
| 5.1 二孩生育间隔结构的内部构成与时期差异 |
| 5.2 基于初育史的二孩生育间隔构成 |
| 5.2.1 初育队列的二孩生育间隔构成 |
| 5.2.2 不同初育队列的分初育年龄二孩间隔构成分析 |
| 5.3 妇女出生队列的二孩生育间隔构成分析 |
| 5.3.1 同一出生队列妇女的二孩生育间隔内部构成 |
| 5.3.2 同一出生队列妇女的生存曲线及差异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山东省的生育间隔政策效应的典型性分析 |
| 6.1 开展间隔政策效应省级分析的必要性 |
| 6.1.1 山东省生育政策及生育水平波动的特殊性 |
| 6.1.2 主要研究内容 |
| 6.2 山东省婚育政策历史变动 |
| 6.2.1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婚育年龄要求 |
| 6.2.2 山东省生育数量及婚育时间要求的历史变动 |
| 6.3 数据与方法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研究方法、分析指标及关键政策变动分析 |
| 6.4 研究发现 |
| 6.4.1 时期生育水平波动 |
| 6.4.2 生育时间和二孩生育间隔变动 |
| 6.4.3 年龄别生育模式的变动 |
| 6.4.4 政策对生育水平和时间的影响 |
| 6.4.5 生育率转变的数量效应和进度效应 |
| 6.5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5.1 主要发现 |
| 6.5.2 山东省典型分析对理解我国时期生育水平波动的启示 |
| 第7章 生育间隔政策对我国时期生育及生育模式的影响 |
| 7.1 开展间隔政策效应分析的必要性 |
| 7.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7.2.1 研究方法 |
| 7.2.2 数据来源 |
| 7.3 省级生育间隔政策变动 |
| 7.4 研究发现 |
| 7.4.1 “开小口、堵大口”时期的生育水平及生育时间变动 |
| 7.4.2 “严控人口增长”时期的生育水平及生育时间变动 |
| 7.4.3 生育间隔政策调整后的生育水平及生育时间变动 |
| 7.4.4 生育间隔政策取消后的生育水平及生育时间变动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扶贫背景下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动力机制及其规划应对 ——以湖北省宣恩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精准扶贫政策,为贫困山区提供宏观政策保障 |
| 1.1.2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贫困山区发展带来新机遇 |
| 1.1.3 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为扶贫工作提供动力支持 |
| 1.1.4 贫困山区滞后的城镇化现状,尚需探索新的城镇化道路 |
| 1.2 相关理论及研究综述 |
| 1.2.1 相关概念界定 |
| 1.2.2 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理论 |
| 1.2.3 城镇化相关基础理论 |
| 1.2.4 城镇化的减贫效应研究 |
| 1.2.5 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 |
| 1.2.6 研究评述 |
| 1.2.7 研究命题与思路的提出 |
| 1.2.8 小结 |
| 1.3 研究目的、意义与课题支撑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3.3 课题支撑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设计 |
| 1.5.1 研究区域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技术路线 |
| 1.6 可能的创新点 |
| 2 扶贫背景下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动力机制的框架建构 |
| 2.1 我国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建设现状 |
| 2.1.1 我国的扶贫历程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历史由来 |
| 2.1.2 我国贫困山区县域的整体现状 |
| 2.2 扶贫背景下我国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历程与特征 |
| 2.2.1 1978 —1993年扶贫时期的城镇化基本特征:起步发展 |
| 2.2.2 1994—2010 年扶贫时期的城镇化基本特征:稳步发展 |
| 2.2.3 2011年—至今扶贫时期的城镇化基本特征:快速发展 |
| 2.3 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发展的现状特征 |
| 2.3.1 人口要素的城镇化特征 |
| 2.3.2 产业经济的城镇化特征 |
| 2.3.3 空间格局的城镇化特征 |
| 2.3.4 社会生活的城镇化特征 |
| 2.3.5 资源环境的城镇化特征 |
| 2.4 制约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发展的突出问题 |
| 2.4.1 山区城镇化建设与生态保护问题 |
| 2.4.2 产业经济滞后与消除贫困问题 |
| 2.4.3 社会文化趋同与少数民族问题 |
| 2.4.4 山地乡镇支撑系统落后与城乡要素转换问题 |
| 2.5 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动力机制的构建思路 |
| 2.5.1 整体思路 |
| 2.5.2 构建逻辑 |
| 2.6 本章小结 |
| 3 政策制度驱动的宣恩县城镇化宏观动力机制分析 |
| 3.1 引言 |
| 3.2 国家政策对宣恩县城镇化的作用机制分析 |
| 3.2.1 扶贫政策的保障力 |
| 3.2.2 财政转移支付的拉动力 |
| 3.2.3 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补偿力 |
| 3.2.4 少数民族政策的稳固力 |
| 3.2.5 税收政策的还返力 |
| 3.2.6 对口帮扶的帮扶力 |
| 3.3 地方政府政策对宣恩县城镇化的作用机制分析 |
| 3.3.1 地方政府的空间政策分析 |
| 3.3.2 易地扶贫搬迁的推动力 |
| 3.3.3 产业园区的引擎力 |
| 3.3.4 重要基础设施建设的带动力 |
| 3.3.5 返乡创业园区建设的回流力 |
| 3.3.6 教育培训的投入力 |
| 3.4 土地制度发展的创新力 |
| 3.4.1 “增减挂钩”对山区土地用地难的整理力 |
| 3.4.2 土地流转服务平台的规范力 |
| 3.5 户籍制度改革的聚合力 |
| 3.5.1 户籍制度改革对城镇集聚的提升力 |
| 3.5.2 户籍制度改革对“半城镇化“的破解力 |
| 3.6 宣恩县城镇化宏观动力机制构成分析 |
| 3.7 本章小结 |
| 4 产业经济驱动的宣恩县城镇化中观动力机制分析 |
| 4.1 引言 |
| 4.2 产业经济驱动的城镇化动力机制指标体系 |
| 4.3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
| 4.3.1 研究方法 |
| 4.3.2 数据来源 |
| 4.4 结果与分析 |
| 4.5 产业经济的驱动力 |
| 4.5.1 资源环境的基础力 |
| 4.5.2 山区农业的初始力 |
| 4.5.3 新型工业的主导力 |
| 4.5.4 第三产业的后续力 |
| 4.6 宣恩县城镇化中观动力机制构成分析 |
| 4.7 本章小结 |
| 5 农民主体驱动的宣恩县城镇化微观动力机制分析 |
| 5.1 引言 |
| 5.2 研究方法 |
| 5.2.1 分析模型 |
| 5.2.2 研究假设 |
| 5.3 数据来源 |
| 5.3.1 调研范围及问卷发放 |
| 5.3.2 基本情况统计 |
| 5.3.3 变量设定 |
| 5.4 结果分析 |
| 5.4.1 个人特征因素对城镇化意愿影响 |
| 5.4.2 家庭特征因素对城镇化意愿影响 |
| 5.4.3 社会制度特征因素对城镇化意愿影响 |
| 5.4.4 外部环境特征因素对城镇化意愿影响 |
| 5.5 宣恩县城镇化微观动力机制构成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动力机制视角下宣恩县空间规划体系与发展对策研究 |
| 6.1 引言 |
| 6.2 基于“综合观”的城镇化动力机制的运行逻辑 |
| 6.2.1 “自上而下”的宏观城镇化动力机制 |
| 6.2.2 “中轴枢纽”的中观城镇化动力机制 |
| 6.2.3 “自下而上”的微观城镇化动力机制 |
| 6.2.4 基于“综合观”的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 |
| 6.3 基于动力机制理论的空间规划体系构建思路 |
| 6.3.1 城镇化动力机制与空间规划的关系 |
| 6.3.2 基于动力机制理论的空间规划体系构建逻辑 |
| 6.4 基于动力机制理论的空间规划体系再思考 |
| 6.4.1 亟需“立法”的县域国土空间规划——基于宏观动力机制的思考 |
| 6.4.2 注重“空间优化”的特色小镇规划——基于中观动力机制的思考 |
| 6.4.3 探索“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规划——基于微观动力机制的思考 |
| 6.5 基于动力机制理论的县域城乡空间发展对策 |
| 6.5.1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发展转型 |
| 6.5.2 贫困山区县域城乡空间发展的规划对策 |
| 6.5.3 构建贫困地区城乡空间发展理论的初步构想 |
| 6.6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B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参与的主要工程实践项目 |
| C 农村居民迁居意愿调查问卷 |
| D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8）嵌入视角下宝乡彝汉民族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及主题 |
| (一) 传统农村社区、空心化及其转型的可能路径 |
| (二) 少数民族扶贫与异地搬迁、自发移民 |
| (三) 少数民族自发移民后的“嵌入式”生活 |
| 二、研究回顾与述评 |
| (一) 有关嵌入研究的回顾与梳理 |
| (二) 我国少数民族的人口流动与自发移民 |
| (三) 少数民族流动背景下的民族互动研究 |
| (四)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社会治理研究 |
| (五) 研究述评 |
| 三、研究的内容、价值、概念与思路 |
| (一)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 研究的价值和创新 |
| (三)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田野点介绍 |
| (一) 县域经济社会概况 |
| (二) 宝乡经济社会概况 |
| 第一章 宝乡的空心化及彝胞的嵌入 |
| 第一节 民工潮与宝乡空心化 |
| 一、民工潮的形成与农村空心化 |
| 二、宝乡汉族的人口迁出及农村空心化 |
| 第二节 社会网牵引下彝胞的自发移民与嵌入 |
| 一、彝胞的自发移民与全面嵌入 |
| 二、彝胞自发移民过程中的社会网运行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彝汉互动 |
| 第一节 土地的流转与利用 |
| 一、彝胞对宝乡闲置土地的利用 |
| 二、闲置土地再利用的价值及其不确定性 |
| 第二节 从荞麦、背篓到水稻和扁担 |
| 一、种植内容的变化: 从荞麦到水稻 |
| 二、种植工具的变化: 从背篓到扁担 |
| 第三节 农村里的兼业型农民工 |
| 一、城镇化与汉族农民工回流创造的兼业机会 |
| 二、农村里的“兼业型”农民工 |
| 三、兼业过程中的纠纷及底层抗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彝汉互动 |
| 第一节 汉语的使用、习得及情境选择 |
| 一、彝胞在宝乡的日常语言使用 |
| 二、彝胞在宝乡的汉语习得 |
| 三、特殊情境下的语言使用 |
| 第二节 礼物交换: 从有来无回到礼尚往来 |
| 一、有来无回的礼物 |
| 二、有来有往的礼物交换 |
| 三、彝汉双方礼物交换的逻辑 |
| 第三节 留守与流动: 儿童的“战争与和平” |
| 一、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 |
| 二、汉族留守儿童与彝族流动儿童的日常交往 |
| 三、汉族留守儿童与彝族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族文化调适中的彝汉互动 |
| 第一节 “另类”服饰的演变与融合 |
| 一、彝族服饰的传统特征 |
| 二、彝胞服饰的呈现及汉族人的反应 |
| 三、彝族服饰向汉族融合的内在逻辑 |
| 第二节 “阴宅”恐惧与泛神信仰 |
| 一、凉山彝族的泛神化宗教信仰 |
| 二、彝胞泛神化信仰在宝乡的呈现 |
| 三、彝胞泛神化信仰在宝乡的演变逻辑 |
| 第三节 难以组织的火把节 |
| 一、火文化对凉山彝族的重要性 |
| 二、难以组织的火把节 |
| 三、“冷落”火把节的背后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彝汉互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 |
| 第一节 “帮工”及其构建的社会关系 |
| 一、彝胞各种形式的“帮工”行为 |
| 二、由“帮工”所呈现的社会关系 |
| 三、“帮工”改进社会关系的拓展分析 |
| 第二节 并不成功的民族通婚 |
| 一、族际通婚与民族关系的探讨 |
| 二、并不成功的民族通婚案例 |
| 三、不成功的通婚呈现出的社会关系 |
| 第三节 非常难得的守望相助 |
| 一、从互帮互助到守望相助 |
| 二、守望相助背后的交往选择 |
| 三、守望相助背后的深层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彝汉互动背后的农村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提供帮助”还是“让人头疼”: 嵌入式生活的治理难题 |
| 一、治理难题的具体表现 |
| 二、治理难题的形成原因 |
| 三、治理难题背后的深层因素 |
| 第二节 “店大欺客”还是“客大欺店”: 治理中的主客反转 |
| 一、主客反转的诱因及文化基础 |
| 二、主客反转的治理方法与逻辑 |
| 三、主客反转引申出的治理反思 |
| 第三节 服务型治理的对策建议 |
| 一、当前宝乡的农村治理体系 |
| 二、彝胞的服务型需求 |
| 三、可能的服务型治理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结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
| 三、本研究的局限性 |
| 四、未来研究的可能性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完成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9）边疆民族地区贫困户返贫研究 ——以云南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概念论述 |
| 第二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综述总结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难点和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难点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边疆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历程及其理念转变回顾 |
| 第一节 扶贫艰难摸索阶段(1949-1977) |
| 第二节 体制推动改革阶段(1978-1985) |
| 第三节 专项计划推动阶段(1986-2000) |
| 第四节 深化扶贫开发阶段(2001-2012) |
| 第五节 精准扶贫推动阶段(2013-至今) |
| 第二章 边疆地区贫困户返贫现状与特征 |
| 第一节 返贫现状分析 |
| 第二节 返贫特征分析 |
| 第三章 边疆民族地区贫困户返贫原因剖析 |
| 第一节 不可抗力因素 |
| 一、因环境条件恶劣返贫 |
| 二、因病返贫 |
| 三、因灾返贫 |
| 四、因教返贫 |
| 五、因老返贫 |
| 六、因毒返贫 |
| 七、因婚返贫 |
| 八、因超生返贫 |
| 第二节 政府因素 |
| 一、扶贫标准不断变化 |
| 二、数字脱贫现象严重 |
| 三、短期产业发展停滞 |
| 四、扶贫工作本身缺陷 |
| 第三节 社会因素 |
| 一、社会扶贫理念尚未确立 |
| 二、社会扶贫平台建设滞后 |
| 第四节 个人因素 |
| 一、劳动力的内生动力不足 |
| 二、劳动力受传统因素影响 |
| 第四章 边疆地区贫困户返贫原因对策研究 |
| 第一节 不可抗力因素治理对策 |
| 一、重点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活生产环境 |
| 二、完善创新医疗救助机制,提升群众疾病抵御能力 |
| 三、鼓励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探索扶助学生崭新模式 |
| 四、加大硬件防御设施建设,提升应对灾害救援能力 |
| 五、增加政府财政支持力度,鼓励老年群体劳有所获 |
| 六、加大宣传增强禁毒意识,综合防治提升打击力度 |
| 七、集中整治不良婚嫁规则,教育引导群众移风易俗 |
| 八、严格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完善奖励优生优育制度 |
| 第二节 推动工作机制改革,创新扶贫工作方式 |
| 一、设置科学合理的脱贫标准 |
| 二、积极创新扶贫的发展思路 |
| 三、加大扶贫项目的扶持力度 |
| 四、健全调整必要的制度建设 |
| 第三节 联动社会扶贫力量,创新联合参与渠道 |
| 一、树立社会扶贫理念,提升社会扶贫地位 |
| 二、搭建扶贫参与平台,拓宽社会扶贫渠道 |
| 第四节 倡导自立根生文化,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
| 一、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积极引导群众意识 |
| 二、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提高自主脱贫能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人口均衡发展研究 |
| (二)少数民族人口研究 |
| (三)水族研究 |
| (四)研究现状简评 |
| 三、研究方法、理论基础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理论基础 |
| (三)创新之处 |
| 四、田野调查点概况 |
| (一)水族传统文化 |
| (二)田野点基本情况 |
| (三)调查过程 |
| 第一章 水族人口变动的历史考察 |
| 一、水族人口数量与人口再生产类型 |
| (一)人口数量 |
| (二)人口再生产类型 |
| 二、水族人口素质 |
| (一)人口文化素质 |
| (二)人口身体素质 |
| 三、水族人口自然结构 |
| (一)人口性别结构 |
| (二)人口年龄结构 |
| 四、水族人口经济社会结构 |
| (一)人口城乡结构 |
| (二)人口产业结构 |
| (三)人口职业结构 |
| 五、水族人口迁移 |
| 第二章 水族人口非均衡发展问题及其缘由 |
| 一、水族人口内部非均衡发展问题及其缘由 |
| (一)人口增长速度锐降 |
| (二)人口素质偏低 |
| (三)人口性别比失调 |
| (四)人口老龄化严重 |
| (五)人口单向流迁 |
| 二、水族人口外部非均衡发展问题及其缘由 |
| (一)人口城镇化率较低 |
| (二)人口产业结构滞后 |
| (三)人口职业结构不合理 |
| (四)人口相对贫困 |
| (五)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突出 |
| 第三章 实现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机遇与路径选择 |
| 一、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面临的机遇 |
| (一)二孩政策创造了生育空间 |
| (二)民族政策提供了政策支持 |
| (三)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
| (四)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
| (五)绿色发展理念提供了科学的方向引领 |
| 二、实现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路径选择 |
| (一)强化水族人口内部均衡发展的政策支持 |
| (二)加快经济发展步伐 |
| (三)优化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社会环境 |
| (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 ：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调查问卷(节选) |
| 附录二 ：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访谈提纲(部分) |
| 附录三 ：田野调查相关照片 |
| 附录四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与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政策的调整（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研究的现状、热点与分析——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J]. 匡民. 黑龙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2021(19)
- [2]“全面二孩”背景下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及对策支持研究 ——以昆明市盘龙区为例[D]. 张琴.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3)
- [3]西部贫困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研究 ——以四川省金口河区为例[D]. 夏雯瑶. 上海大学, 2020(03)
- [4]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生育水平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D]. 万新月. 西华大学, 2020(01)
- [5]凉山彝区返贫问题及防范对策研究[D]. 杨竟艺. 成都理工大学, 2020(05)
- [6]我国生育间隔政策变动对我国生育水平及生育模式的影响[D]. 张翠玲. 吉林大学, 2019(02)
- [7]扶贫背景下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动力机制及其规划应对 ——以湖北省宣恩县为例[D]. 刘伍洋. 重庆大学, 2019
- [8]嵌入视角下宝乡彝汉民族互动研究[D]. 陈世海. 云南大学, 2019(09)
- [9]边疆民族地区贫困户返贫研究 ——以云南为例[D]. 任经宪.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10]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调查[D]. 李致江.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