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与社会交换论纲（论文文献综述）
胡锡琴[1]（2021）在《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世纪以来,随着“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建立,中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尤其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对非洲援助秉承“义利相兼”的理念,充分彰显“平等、互助、互惠、精准、包容”的援助特征,对非洲援助的力度和深度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提升,在国际对非洲援助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坚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将成为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首要目标和行动方向。虽然国际、国内社会关于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关注日益提高,但对其援助目的、援助效果却存在诸如“新发展经验的示范者”、“新殖民主义”、“资源攫取论”等褒贬不一的评价。这既与援助自身的作用机理高度复杂,援、受双方异质性极其明显、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风云变幻等因素有关,也与对援助认知偏差、统计口径差异、研究方法各异等因素有关。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和新世纪以来对非洲援助最多的国家,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呈现典型的“南南合作+援助”的模式,具有显着的民生性和平等性,与西方主要援助国实施的“南北援助”迥然各异。因此,研究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对于新世纪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既具深远的理论价值,又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研究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对受援国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既是考证通过援助带来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跨国流动能否为受援国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又是思考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的贸易便利化,还是审视援助能否实现中国发展减贫经验在非洲的跨国再生产和本土化,缓解和消除非洲的极端贫困状况,更是探寻援助与增长之间“黑箱效应”的有效破解路径,回归到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这一核心命题。论文以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为基础,依据从理论到实证的研究路径,遵循“总—分—总”的逻辑思路展开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主要内容如下:总论部分首先展开中国对非洲援助、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相关理论基础的文献综述,随之梳理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形式及现实特征,然后基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视角,将援助经济增长效应分解为援助流入对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以及援助流入从需求侧拉动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贸易效应及减贫效应（贫困的消除有助于受援国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从而刺激消费,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以此形成促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框架。分论部分首先分别从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减贫效应进行研究,阐释其作用机理及影响路径,并对其国际直接投资效应、贸易效应及减贫效应进行实证检验。随后,从宏观经济层面分析援助流入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及影响路径,并对其宏观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论文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体现为通过对非洲援建基础设施可以降低中国对非国际直接投资的物流成本,其先导效应也可抑制其国际直接投资风险,并且还可通过援助有效缩短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制度距离,释放制度摩擦缓解效应。实证检验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对非洲援助具有国际直接投资促进作用,且存在“门槛效应”,即在中国对非洲援助初期,基础设施领域是援助流入的重点,较为健全的基础设施为外资流入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能力不断增强,然而援助对投资的吸引力却并不持续。因此,援助流入不能仅重视援助流入规模的增加,而应在援助后期将工作重心放在援助分类,加强对教育、生产部门领域的援助,促进受援国制造业以及工业化体系的建立。第二,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贸易效应表现为通过对非洲提供与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援助带来的贸易成本削减效应,通过与贸易政策与管理相关的援助产生的贸易自由化传导效应,还通过与贸易自主发展能力相关的援助产生的贸易环境优化效应。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洲援助能够促进中非双边贸易的发展,加大非洲对华的出口效应,以及进口效应。中非双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双边贸易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中国企业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能显着提高中非双边贸易的发展,在进口、出口效应中均有体现。同时,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因素在双边贸易效应和出口效应中均具有正向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中非双边贸易往来中,非洲地区的自然资源类商品对华出口仍占较高比重,也体现出中非贸易的资源禀赋优势互补。第三,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减贫效应意味着通过对非洲援助能充分发挥中国减贫经验在非洲的国际示范效应,有助于提升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还可缓解受援国的债务水平。实证分析表明非洲受援国的贫困改善与援助是息息相关的,援助能够促进受援国的减贫,特别是提升受援国的人力资本对受援国减贫具有长期的改善作用。尽管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确有助于提升受援国的贫困改善,但其影响却较缓慢,这也印证了减贫周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考虑到援助的异质性,论文将援助分为类似于OECD界定的官方发展援助（ODA-like）和其他官方融资（Other Official Flows-like,简称OOF-like）,结果显示两者均有助于受援国减贫,但就其援助效果而言,OOF-like援助效果更为明显。中国作为一个同时拥有援助国和受援国经验的发展中大国,结合自身的发展经验,在对非洲援助实践中致力于为受援国提供高效的发展方案和发展援助,有助于构建受援国的产业体系,提升其自主发展能力。同时,对受援国政府部门实施债务减免,既减少了受援国金融风险危机爆发的可能,使政府有能力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又能为受援国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对其长期艰巨的减贫工程提供可持续的经济基础。最后,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包括援助流入对受援国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的物质资本补充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以及技术传递与外溢效应。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目的并不仅是提供金融援助,而是通过“南南合作+援助”,尤其是提供技术援助,从根本上培育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项目主要分布在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民生服务、技术人才、农工业合作等领域,体现出强烈的民生性和平等性。实证检验表明中国对非洲援助通过物资资本效应、人力资本效应、技术传递和溢出效应,直接促进了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中国对非洲援助对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是有效的,但关于援助对经济增长是否具有门槛效应,目前还不确定。同时,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对外开放程度等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也具有正相关关系,符合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推理。基于研究结论,论文对改善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建议主要有:大力推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尊重受援国,提升受援国公平参与全球发展的机会;积极构建公平有效的对非洲援助新体制,从援非的实施路径、发展多元化的援助合作方式着手,提升援助的实际效果;强化援、受双方的有效沟通,增进南北援助国之间的理解,减少援助实施的交易成本,更好地发挥援助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论文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为促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论文将援助流入、受援国FDI、贸易、减贫（贫困的消除有助于受援国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从而刺激消费,进而拉动经济增长）视为拉动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四轮驱动力”,系统分析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以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为理论支撑,论文提出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框架既包含援助流入对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也包括从需求侧影响经济增长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及减贫效应。学界对OECD主要援助国对非洲援助关注较多,而对中国对非洲援助议题关注相对较少。同时,学界也多单方面关注援助有效性、政策动机,多论证援助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或投资,或贸易,或减贫的单方面影响。可见,关于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这一议题的系统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基于分析援助对受援国的直接投资、双边贸易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援助对消除受援国贫困的作用,最后回归于探究对受援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充分融入包容性发展的理念,有助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第二,论文通过系统分析中国对非洲援助在受援国发挥经济增长效应的作用机理和路径,结合系统GMM模型、分位数回归、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FGLS模型等实证方法相结合,分别检验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减贫效应与宏观经济增长效应。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洲援助具有明显的“平等、互助、互惠、精准、包容”特征,呈现出典型的“南南合作+援助”、“命运共生型”援助模式,切实致力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有力的驳斥了西方关于中国对非洲援助“新殖民主义”、“资源攫取论”的观点。中国对非洲援助对受援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既有基础设施效应,也有先导效应,还具有制度摩擦缓解效应。对受援国的贸易具有成本削减效应,贸易自由化传导效应和贸易环境优化效应。中国对非洲援助既能发挥中国减贫经验的示范效应,又能提升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还可通过援助改善受援国的债务水平。援助是否对受援国宏观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是讨论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中心问题。论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洲援助有助于发挥对受援国的物质资本补充效应,提升受援国的人力资本,同时技术援助有显着的外溢效应,进而促进受援国的宏观经济增长。第三,论文通过调研掌握了对非洲援助相关工作及研究人员对中国对非洲援助规模、援助质量及援助展望的一手资料。调研形式为向世界银行、中非发展基金、高校从事援助非洲问题的学者等发放中英文版本的对非洲援助质量问卷。通过对有效问卷的分析,发现受访对象关于对非洲援助的援助规模、援助质量及援助展望的认知并不统一,也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实证检验方面,论文将中国对非洲援助类型划分为ODA-like和OOF-like,并引入了援助的滞后期,通过实证检验中国援助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43个样本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双边贸易效应、减贫效应,以及宏观经济增长效应。
王静[2]（2021）在《后冷战时代日本对东南亚环境援助研究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文中提出对外援助是日本二战后恢复正常对外关系、重回国际舞台的重要外交手段之一。冷战结束后日本对外援助已经超出单纯的经济利益考量,开始重视全球性问题。随着气候变暖、森林破坏、海洋污染等全球各类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以及国际社会绿色援助潮流的兴起,日本也逐渐重视起在环境领域的外交战略,欲借助环境援助这一外交工具在国际环境议题上占据主导权。东南亚与日本地缘关系独特,对日本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利益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也是日本援助项目和资金投放的首选区域。日本自战后便以战争赔偿等形式向东南亚国家提供对外援助。随着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日本对东南亚的援助活动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其中环保项目也成为日本援助东南亚的重点内容之一。冷战期间日本对东南亚地区开展的环境援助项目主要集中于与环境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缺乏对当地环保问题的实际考量,因此收效甚微。冷战结束后,日本开始借助各类环境机制,积极同东南亚国家开展环境对话,并以与环保相关的政府开发援助为主要工具深化与东南亚的环境合作关系,大大改善了日本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同时也提升了日本在该地区环境议题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与欧美大多数国家将援助作为“慈善事业”的援助理念不同,日本对外援助的基本理念之一是“互利互惠”主义,即日本始终是将实现本国利益放在重要位置的同时,考虑援助受援国的发展问题。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相比,社会交换理论在研究对外援助问题时注意到了援助和受援双方之间的利益互惠关系,同时还强调了在总体权力对比上作为“弱”势一方的受援国在援助交换关系中所拥有的权力资源,其主要包括三类权力:自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派生性权力。在日本援助东盟实现低碳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日本与东盟受援国在这一援助交换关系中呈现出明显的利益互惠关系:对日本而言,开展环境援助有助于继续维持其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等多方面的利益诉求;对东盟受援国而言,环境援助项目所带来的资金、技术和治理经验本身就是一种获益,利用这些援助资源也能够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环境治理能力。另外,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对受援国在具体问题领域权力资源的分类,东盟受援国在环境援助交换关系中也拥有三类权力资源:在自然性权力上,东南亚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国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广大的商业投资市场等天然优势使其在援助交换过程中对日本形成一定的权力资源;在制度性权力上,东南亚国家作为国际社会成员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中的一员,能够同时利用国际组织和东盟组织等多类国际机制,在国际性以及地区性事务方面对日本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觑;在派生性权力上,其他援助国尤其是中韩等国对东南亚环境援助的投入给东南亚带来了更多的援助选择,降低了对日本环境援助的依赖,进而增加了东南亚与日本讨价还价的权力。尽管冷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环境援助具有较强的利益互惠性,但在实际的援助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影响因素制约了双方环境援助交换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就日本而言,首先基于“自助努力”的援助理念使其对受援国实际状况的考量不够充分;其次,以贷款为主的援助结构也会降低受援国申请环境援助项目的积极性;再次,就援助内容上,日本在“一般环境保护”项目为主的援助活动投入比例较小,这也与其在国际舞台上争做“环保大国”所做出的承诺不太相符。就东南亚而言,一方面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政府都认为经济发展相较于环境保护更加重要;另一方面,大部分受援国自身的环境监管体系发展不成熟,管理能力较弱,导致援助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从发展长远的援助交换关系来看,这些影响因素都不利于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推进其环境援助项目。
陈小鼎,王翠梅[3]（2021）在《援助国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基于日本对华与对印ODA政策比较》文中认为在总预算有限的条件下,援助国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对援助资源进行分割,以决定援助的对象和多寡。然而,日本对华与对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却呈现一种国别性和阶段性"双重标准"。对此,显然不能简单归因于战略考量,而国家利益论、人道关怀论以及社会交换论等对外援助理论解释力不足,相关实证研究则很少从学理层面进行国别比较。究其实质,同一援助国对不同受援国的政策差异及其变迁突显出援助国的角色属性问题。在政府开发援助中,援助国既注重利益权衡与援助实效,也关注国际规范和国内舆论,兼具"经济人"角色和"社会人"角色。这双重角色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实现二者的平衡是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核心考量。对华与对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的动态调整,充分体现出日本以"经济人"为基础同时兼具"社会人"的援助国角色属性。援助国角色属性分析,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对于中国对外援助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新兴援助国,中国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既彰显大国担当与国际道义,也兼顾援助的共生性和有效性,平衡好援助国的"经济人"与"社会人"双重角色。
盘劲呈[4]（2021）在《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8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人民对乡村旅游的需求发生转变,体育旅游作为旅游产业和体育产业深度融合的新兴产业形态,显现出较强的减贫效应。多地利用体育旅游扶贫新举措,建设体育旅游减贫示范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文化及生态减贫成果,其在扶贫方面有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优势。体育旅游不仅可以丰富旅游产品体系、拓展旅游消费空间、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同时也利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结合我国现阶段实情及未来发展需要,“乡村社区如何参与体育旅游?”“体育旅游的减贫路径如何得到补偿优化?”等问题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重要意义。为衡量减贫效应并提出体育旅游扶贫新路径,研究采用深度访谈等质性与问卷调查等量化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对国内外体育旅游研究、乡村旅游扶贫研究、旅游社区参与研究进行回顾。归纳了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历程、条件与机制,基于中心地理论、社会交换论等理论基础,构建了“社区参与体育式减贫”理论模型。结果表明体育旅游扶贫是一项持续型工程,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深化体育运动参与和社区发展能力的互动、增强基层社区体育锻炼的可持续性、提升社区运营体育企业的自主脱贫能力,是乡村居民摆脱贫困的真实意愿,也是实现美好生活的途径。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乡村体育旅游发展依托于非城市区域的可用体育资源,居民以村落体育社区为中心地,开展户外游憩、休闲健身、体育汇演等新兴经营性活动。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主要特征是主动性、分享性和监督性,参与途径为双重参与、全人群参与、运动项目参与和体育赛事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的形态主要有运动消费市场、运动社区、乡村赛事及其附属影响力、当地居民互动,衡量体育旅游减贫成效的途径主要有内生性评价（参与程度、参与能力、动力机制）;影响力评价;减贫节点评价以及村民认知中的减贫评价。第二,研究从3802个标签中提取了2184个基本概念,整理出46个概念类属,凝练为11个主范畴,聚合为一个中心涵义“社区参与体育式减贫”。在此涵义中,“参与度”与“动能”是分类变量,“参与度”表明社区是否具备发展体育旅游的资源、条件和基础,“动能”代表贫困社区具备开发体育旅游资源的动力和能量,由居民参与运动的能力、资源识别能力和扶贫制度等要件构成。基于此,国内体育旅游区域可划分为四类减贫区:运动项目本位区、体育侧位区、旅游侧位区和体育旅游失位区。居民对待体育旅游积极、消极影响时的支持意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减贫的延续性,即持续减贫。第三,我国乡村社区的旅游资源富集,体育旅游发展形态丰富,森林旅游、海滨旅游、冰雪旅游、山地旅游、冒险旅游等形式繁多,旅游资源与运动能力相互促进。在减贫的实践中,体育旅游能促进个体的精神收获,助力精神脱贫,是较好的“扶志”手段;村委会、县城学校和景区具备转化体育资源的能力,具有培养民族传统体育后备运动员、转变经营模式和扩大影响力的功能;同时,体育旅游能更新社区居民观念、强化民间体育团体的内外部网络关系。第四,体育旅游驱动减贫的基础性要素是体育行政管理职能,村委会、景区和学校等单位是推动社区体育旅游发展的机构;减贫驱动的核心要素是社区参与体育运动的程度,以及社区参与体育的动能,两种要素能够促进“贫困社区”的精神减贫,有助于提升社区居民愉悦感、幸福感;社区居民扩大体育基层组织的规模能够有效增强减贫要素之间的互动。第五,减贫效应是一种具有长期影响力的社会现象,体育旅游业融合形态单一、供应链简单、关联产业附加值低,对持续推动经济减贫的效果还未显现。强化以社区为单位的内、外部体育参与能力,能缩小农村文化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差距。社区支持意愿代表社区可持续脱贫的主观能动性,体育专项扶贫计划有助于增加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权利,体育组织促进社交网络不断完善。居民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能能有效提升贫困生活的“存在感”;压缩旅游空间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流动的效率,多社区联动和专项规划等核心导向有助于激发社区参与的自主性,扩大脱贫规模、提升减贫效率。在具体建议方面,一是深化运动参与和社区发展的互动。促进个体锻炼行为转变为社区集体旅游活动,增强社区群体的体育锻炼意愿及运动能力;不断创新具有体育传统文化价值的项目,建设承载民俗文体资源的运动示范村群。二是增强体育旅游减贫的可持续性。规范健身基本权利,增强体育旅游物权收益;壮大体育组织规模,促进民俗旅游多元供给,创造公众营收机会,制定利益分配长效措施;权衡社区参与范围,兼顾资源生态减贫效益。三是增加社区运营体育旅游业的自主脱贫能力。鼓励村寨社区运营,激发社区主导型动能;促进多社区联动办赛,扩大旅游减贫辐射区域;普及户外运动技能,布局体育生计型产业;调动社区参与积极性,营造社区支持氛围。研究提出了体育旅游新兴领域的理论构架,尝试解决深度贫困区域中的实践矛盾。
孙亚贺[5]（2020）在《用交换论视角看德国企业发展与社会的关系》文中研究说明德国的公司治理体制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节点转变的,由战前的管理控制向对峙型控制转变。德国企业组织控制的逻辑由财务承诺、组织整合和内部人控制三部分构成,对管理层的学习和管理框架的投资,把蓝领工人和企业管理者整合到组织学习中去,使作为企业内部人的管理者得以控制公司的资源分配和收益,造就了德国公司发展的组织和竞争优势。本文以社会交换论的视角来看德国公司治理体制的变迁,来探讨德国企业发展与社会的关系。
刘红红[6]（2020）在《公益与私利的平衡：社区食堂的治理结构与其发展 ——基于三个案例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为了解决老年人的“吃饭难”问题,老年助餐服务快速发展。早在2008年上海市民政局就颁布了《上海市民政局关于鼓励社区设立老年人助餐服务点的通知》（沪民福发[2008]5号）来加快推进上海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化发展,帮助生活不便、单独居住的高龄老年人解决日常生活用餐困难问题。2019年上海市再次将社区老年助餐点建设列为政府的实事项目。因此,以社区为依托、利用社区空闲资源,通过政府给予适当补助、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等形式,为老人尤其是鳏、寡、孤、独老人就地提供方便快捷的助餐服务或送餐上门服务。因此,社区食堂的创建受到了老年人的热烈欢迎。本文以社区食堂为研究对象,选取长征镇社区食堂、洋泾社区食堂、莘城镇莘城社区食堂三个不同的案例,借助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将社区食堂视为整个社会系统,将治理主体视为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认为它们对社会系统的稳定、和谐起到重要的支持、维护功能。在对三个社区食堂的创建过程和运营状况、治理结构进行调研和描述,并对社区食堂工作人员、运营公司负责人、街道和社区人员进行访谈后,具体分析政府、企业、和社会等治理主体的“角色—地位”,在社区食堂中发挥的功能,从而探讨社区食堂如何实现公益与私利的平衡,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通过分析和梳理,认为政府、企业、社会等利益相关者在不同模式的社区食堂内分别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它们彼此交叉合作,共同作用于社区食堂。作为掌握社会大部分资源和社会权力的政府,在社区食堂的创建、运营过程中,无论是在政策、资金还是监督管理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正在从主导向支持转化。企业在社区食堂中发挥的作用逐渐明显,其多样化的内容、专业化的服务和有效的资金成为社区食堂持续发展的重要补充,在运营中的作用正逐步取代政府成为主导。社会和社区距离公民最近,其所拥有的资源正在进一步发挥作用,并引导人们积极的参与。同时分析了治理主体的功能和优势,通过以“社会企业双重属性”为原则、以“信任关系”为基础、以“需求交换”为核心的外部治理结构体现它们之间的互动过程。各利益主体通过需求认知和资源交换进行合作,利用自身的优势共同支持社区食堂。本研究认为社区食堂在大方向上要坚定合作治理的方向,除了坚持多元化、社会化治理以及构建政府在资源上的支持、企业在市场经济上的主导、社会积极配合参与的治理结构之外,还必须做到目标公益化、经营商业化、服务专业化才能实现社区食堂公益与私利的平衡,实现社区食堂的持续发展。
昝瑞语[7]（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洲的援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向经济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为南南合作和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连心”,在加强政府间合作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中外民间交流合作。社会组织作为一支新兴力量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与对外友好合作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在整合社会资源、消除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贡献颇多。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通过社会组织从事对外援助,既是提高援助效果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随着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成熟,其国际化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并且已经在实践中取得较大成效。2016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开展对外交流,发挥社会组织在对外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体育、环保等交流中的辅助配合作用,在民间对外交往中的重要平台作用。如何引导社会组织在民间对外交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中国政府、学术界和社会组织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鉴于中国社会组织已经具有较长时间援助非洲的基本经验,通过梳理总结其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援助领域、实践模式以及面对的现实考验等问题,可以为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对外援助,在中国对外民间交往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参考借鉴。论文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以及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作为研究问题的理论资源,回顾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介绍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活动领域,分析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实践模式及影响,揭示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论文的框架结构由6个章节构成。第1章为绪论。这一章主要介绍了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2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问题概述。这一章首先对社会组织、对外援助等相关概念进行了阐释,然后阐述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宏观背景,即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中国的对外援助发展转型、中非友好合作不断深化、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最后,把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起步与发展两个阶段,分析了每一个阶段的基本特征。第3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理论资源。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例如国际合作理论、社会共同体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例如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援助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中国特色慈善理论;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例如参与式发展理论、西方现代慈善理论、第三部门理论。这些理论构成了本选题研究的理论资源。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工作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以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为参考借鉴。第4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活动领域。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主要活动领域包括人道主义类援助、医疗卫生类援助、教育类援助与能力培养类援助等4种主要援助类型和活动领域。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程虽然不长,但对非洲的援助涉及多个领域,并取得了显着成绩,这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第5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模式影响。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实践模式主要有4种,即参与中国政府对非援助模式、与国际机构合作开展对非援助模式、与中资企业合作开展对非援助模式、独立开展对非援助模式等。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提升了中国援非能力、深化了中非间合作、提高了中国国际形象、改善了被援助地区的教育与医疗状况。第6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国社会组织在援助非洲的过程中暴露出的自身问题,主要是公信力整体不高和海外行动能力不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也受到国内外环境的制约,即对外援助相关法律政策缺失,对外援助舆论环境不佳,对外援助资金渠道有限,被援助国家情况复杂且对接单位能力差等。对此,必须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加强社会组织国际化的能力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对非援助的舆论环境,构建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资助网络,加强对受援助国家的国情研究。综上所述,论文的学术观点创新是:（1）论文强调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中国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中国的对外援助转型发展、中非友好合作不断深化、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等,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宏观背景。在此基础之上,把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起步与发展两个阶段,并分析了每一个阶段的基本特征。（2）论文强调人道主义援助、医疗卫生援助、教育援助、能力培养,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主要活动领域;与中国政府合作模式、与国际机构合作模式、与海外中资企业合作模式、独立运作模式,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主要模式;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提升了中国援助非洲的能力、深化了中非间的合作内容、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改善了受援助地区的教育与医疗状况。（3）论文强调中国社会组织公信力整体不高、海外行动能力不强,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时自身存在的问题。同时,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还存在着国内外环境的约束,即对外援助法律政策缺失、舆论环境不佳、资金渠道有限、受援助国情况复杂且对接单位能力不强等。解决问题的对策是: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加强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能力建设,完善社会组织对外援助的法律法规,营造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援助的舆论环境,构建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援助的资助网络,加强受援助国家的国情研究。从而,从整体上做到了学术观点的创新。
王一言[8]（2020）在《中国对非农业援助中的政府跨部门合作影响因素研究 ——理论阐述与案例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在新中国建设的初期,中国就与非洲国家结下了深厚友谊,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继续深化中非关系是中国政府的理性选择,中非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分量更重,中国对非农业援助已成为中国对非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非农业援助实现了资源互补和彼此获益,这是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基础和前提。具体来说,非洲大陆土地广袤、土壤肥沃,但非洲国家农业生产技术落后,而中国拥有丰富、先进的农业技术,中国对非援助将快速提高非洲国家的农业生产水平,加速非洲大陆的土地开发,从而实现中非之间的资源互补,最终让双方在农业援助中受益。建国以来中国对非洲大陆提供了大量农业方面的援助,促进了当地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自上世纪50年代末至今,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管理模式的演化经历了从国家统一配置资源模式,改革开放下的承包管理模式到现如今大部制改革下多部门共同合作参与模式。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对非农业援助模式的变迁与中国自身经济制度改革及国家战略变化密切相关。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多部门共同合作参与模式促进了援助模式的创新,大大提高了援助效率。本文研究的焦点在于何种因素影响了对非农业援助中政府高效率跨部门合作的形成。通过系统地梳理援助效果的影响因素,建立了相应的理论框架。首先,本文从对非援助及跨部门合作这两个定义入手,在梳理各类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中国援非农业的历史进程与发展现状,并通过研究中国对非农业援助模式的发展历程,归纳出政府跨部门合作在对非援助中立足并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次,通过对中国对非农业援助中跨部门合作实践的研究分析,总结归纳出影响跨部门合作成效的三点因素,分别是文化因素、市场因素和政治诉求,并得出一套相对应的效果影响机制的假设。接着,分析三个影响因素在具体案例中对援助效果的影响情况,从而得出相应的理论框架。最后,运用理论框架对正反案例进行演示。结合实际情况及案例分析,最终总结出可在今后援非工作中进行推广的经验,并通过借鉴国外对外援助中跨部门合作经验进而提出对策和建议。总而言之,本文拟解决的问题是期望在中国对非农业跨部门合作援助经验中,探究出影响跨部门合作机制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对跨部门合作机制的理论框架进行梳理,并且探明跨部门合作机制的运行过程,以期为我国今后的对外援助活动提供理论指导。在新时代下,我国不断打开胸怀、融入世界,并且积极地传播中国模式和经验,但只有系统地建立起相关的理论框架,才能助力于中国模式的发展,更好地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王爽[9]（2020）在《县域内城乡教师联动教研实践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乡教师联动教研是当前加强城乡教师交流,促进乡村教师能力素质提升的主要形式。教师通过参与联动教研活动与其他教师进行有意义的互动来解决教学实践中的问题,获得教学理论和实践知识的增长,最终实现教师的专业发展。检视城乡教师联动教研的实践历程,分析教师互动对城乡教师联动教研的作用及价值,总结多地区在促进城乡联动教研中教师互动的经验,对于城乡联动教研的有效推进有深远意义,对于城乡学校间有效开展教师联动教研活动有借鉴价值。从社会互动的视角出发,本文试图从两个层面对城乡联动教研进行探讨:在理论层面,城乡联动教研是否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以活动为载体的教研互动的本质是什么?在实践层面,城乡教师是如何实现教研互动的,如何推进城乡教师的教研互动?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试图理清“城乡联动教研”与“城乡教育一体化”、“校本教研”等关键词的逻辑关系,明晰教研互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深入四川省广元市、四川省遂宁市及重庆市璧山区进行田野考察,主要采用访谈法、观察法,辅以问卷法对城乡联动教研中教师教研互动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城乡联动教研在多地区已成为促进城乡教师共同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城乡教师特别是乡村教师通过参与城乡联动教研活动拓宽了专业发展的途径,教师的能力素质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教师教研冲突互动制约着联动教研有效的开展。乡村教育“城镇化”的发展定位引起了城乡联动教研偏城市化的定位,教研脱离乡村教学的实际,使得乡村教师不能很好的参与到教研互动中,教师教研水平低、学校教研经费供给少、教研主管部门管理难等现实问题难以跟上联动教研的发展需求,组织联动不足,教师互动不够导致教师参与联动教研获得专业提升的效果差。本研究认为,单从改进联动教研活动本身来提升教研效果的做法效果甚微,由内而外的加强联动教研建设才能彻底解决联动教研面临的现实问题。在制度层面,建立健全与城乡联动教研发展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及激励保障机制,为联动教研活动的开展提供有力保障;在文化层面,加强城乡学校教研文化的融合,消除唯本土教研文化优势的隔阂,为教师良好教研互动提供前提;在互动层面,强化多元主体参与联动教研的互动规范意识,以多样教研形式促进联动教研常态化开展;在评价方面,丰富教师评价与活动评价的内容,强化联动教研活动参与者参与教研评价的主体地位,促进教师的教研改进及联动教研的健康发展。
陈敏[10]（2020）在《社会交换论视角下微信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文中提出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在受着某种明的、暗的,能带来奖励或者报酬的交换活动的支配,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不例外,他们之间的社会交换是以亲子关系为中心,综合了日常以及家庭活动中父母与子女所表现出的情感、思想、行为、观念等。微信发展至今已经8个年头,正如微信官网上所说“微信,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渗透到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逐渐成为家庭代际交流的重要工具。目前国内对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老年人生活与养老问题、家庭内部的代际互动、代际交换的影响因素、代际情感交流,涉及微信的研究还不够充分,跨学科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本文将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相结合,运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方法,以18岁以上的微信群体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探究微信使用对家庭社会交换特性及交换资源的影响。本研究的自变量为微信使用强度、使用功能和使用动机,因变量为家庭社会交换的四个特性:交换基础、交换理性、不均衡性、公平互惠,以及社会交换资源。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微信使用强度、使用功能和使用动机对交换基础的影响都十分显着,且获取信息动机的影响最大,该动机越强,交换基础越强;（2）微信使用强度、使用动机对交换理性的影响十分显着,自我表露与消遣动机影响最大,该动机越强,交换理性越强;（3）微信使用功能、使用动机对不均衡性的影响十分显着,且信息与生活便利功能影响最大,该功能使用越多,不均衡性越强;（4）人际交往动机对公平互惠影响十分显着,该动机越强,公平互惠程度越高;（5）与父母微信交流的时长、频率对感情、思想资源和微信互动影响显着。时长越长,频率越高,资源交换越多;（5）人口统计学与社会结构变量会影响家庭社会交换,但影响不大:男性、非学生、博士群体的交换基础更低;月收入越低,交换理性程度越高,男性的交换理性程度更高;民主型家庭教养方式群体的家庭社会交换不均衡性更低;溺爱型家庭教养方式、城镇的群体的家庭社会交换公平互惠程度更低;母亲文化程度对感情资源有较显着的负向影响;放任型、溺爱型家庭教养方式群体的思想资源交换更少;文化程度为博士的群体的微信互动更少。另外,文章总结了微信影响下的家庭社会交换的特点:（1）感情资源为主,交换更频繁;（2）信任感更具象化,但面临挑战;（3）理性与亲情并重,交换不平衡;（4）亲子地位趋于平等,但父母权威仍在。
二、资本与社会交换论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资本与社会交换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对外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相关研究 |
| 1.2.2 关于对外援助与外国直接投资的研究 |
| 1.2.3 关于促贸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 |
| 1.2.4 关于对外援助与受援国减贫的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核心概念 |
| 2.1.2 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核心概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发展经济学理论 |
| 2.2.2 国际政治学理论 |
| 2.2.3 国际社会学理论 |
| 2.2.4 中非命运共同体理论 |
| 3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形式及特征 |
| 3.1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形式、规模及结构 |
| 3.1.1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主要形式 |
| 3.1.2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规模 |
| 3.1.3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结构 |
| 3.2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时代特征 |
| 3.2.1 中国对非洲援助进入“南南合作+援助”的机制化阶段 |
| 3.2.2 从意识形态输出向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转变 |
| 3.2.3 从政治外交单一驱动向多维动机驱动的转变 |
| 3.2.4 南南援助与南北援助的异质性日益凸显 |
| 3.3 国内外对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认知 |
| 3.3.1 来自国际社会的认知 |
| 3.3.2 来自国内社会的认知 |
| 4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框架 |
| 4.1 新世纪中国援助促进非洲受援国经济增长的路径解析 |
| 4.1.1 从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层面的解析 |
| 4.1.2 从促贸援助层面的解析 |
| 4.1.3 从减贫效应层面的解析 |
| 4.1.4 从宏观经济增长效应层面的解析 |
| 4.2 新世纪对非洲援助宏观经济增长效应的作用机理 |
| 4.2.1 对非洲援助促进受援国资金累积的作用机理 |
| 4.2.2 对非洲援助改善受援国人力资本的作用机理 |
| 4.2.3 对非洲援助提升受援国技术水平作用机理 |
| 5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 |
| 5.1 中国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的时空演化 |
| 5.1.1 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规模持续上升 |
| 5.1.2 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多样化 |
| 5.1.3 对非洲国际直接投资国别分布的差异化 |
| 5.2 国际直接投资效应作用路径 |
| 5.2.1 援建基础设施,降低FDI物流成本 |
| 5.2.2 援助的先导效应,降低FDI投资风险 |
| 5.2.3 援助缩短了制度距离,释放制度摩擦缓解效应 |
| 5.3 对非洲援助的国际直接投资效应检验 |
| 5.3.1 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5.3.2 援助对国际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 |
| 5.3.3 东道国规模差异化条件下援助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贸易效应 |
| 6.1 对中非双边贸易的现实考察 |
| 6.1.1 中非贸易总额的变化 |
| 6.1.2 中非贸易的商品构成 |
| 6.1.3 中非贸易的地理分布 |
| 6.2 对非洲援助的双边贸易效应作用路径 |
| 6.2.1 与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援助带来贸易成本削减效应 |
| 6.2.2 与贸易政策与管理相关的援助产生贸易自由化传导效应 |
| 6.2.3 与贸易自主发展能力相关的援助产生贸易环境优化效应 |
| 6.3 对非洲援助的双边贸易效应检验 |
| 6.3.1 双边贸易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6.3.2 援助对中非双边贸易规模促进作用的检验 |
| 6.3.3 援助的进口效应和出口效应 |
| 6.4 本章小结 |
| 7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减贫效应 |
| 7.1 对非洲贫困的现实考察 |
| 7.1.1 贫困人口规模及人均预期寿命 |
| 7.1.2 贫困人口地域分布 |
| 7.2 对非洲援助减贫效应的作用路径 |
| 7.2.1 通过援助发挥减贫经验的示范效应 |
| 7.2.2 通过援助提升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 |
| 7.2.3 通过援助改善受援国的债务水平 |
| 7.3 对非洲援助的减贫效应检验 |
| 7.3.1 减贫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7.3.2 援助总量对受援国减贫的影响 |
| 7.3.3 援助异质性对减贫效应的实证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8 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 |
| 8.1 非洲经济增长的困境 |
| 8.1.1 非洲经济增长的时序变化 |
| 8.1.2 非洲经济增长的空间差异 |
| 8.1.3 非洲经济增长的阶段位次 |
| 8.2 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作用路径 |
| 8.2.1 援助的物质资本补充效应 |
| 8.2.2 援助的人力资本提升效应 |
| 8.2.3 技术援助的外溢效应 |
| 8.3 对非洲援助的宏观经济增长效应检验 |
| 8.3.1 经济增长效应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 8.3.2 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
| 8.4 本章小结 |
| 9 提升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的对策建议 |
| 9.1 完善对非洲援助管理体制,提升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 |
| 9.1.1 改革对非洲援助管理体制,提升援助资源的协同整合能力 |
| 9.1.2 优化对非洲援助领域,提升对非洲援助经济增长效应 |
| 9.2 坚持包容平等的发展援助,培育受援国自我发展能力 |
| 9.2.1 通过包容平等的对非洲援助,增进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 |
| 9.2.2 坚持包容性视域下的援助,提升受援国自我发展能力 |
| 9.3 积极与利益相关主体沟通,维护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
| 9.3.1 增强与国际发展合作机构的资源整合和经验共享 |
| 9.3.2 改善援助数据透明度从而增进与其他援助国的互信 |
| 附件1: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调查问卷(中文版) |
| 附件2: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调查问卷(英文版)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
| 致谢 |
（2）后冷战时代日本对东南亚环境援助研究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与社会交换理论相关的研究 |
| (二)与日本对东南亚环境援助相关的研究 |
| (三)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 |
| 三 研究目标、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基本框架 |
| 四 创新点 |
| 第一章 理论与概念介绍 |
| 1.1 国际政治中的社会交换理论 |
| 1.1.1 社会交换的基本内涵 |
| 1.1.2 社会交换理论与对外援助 |
| 1.2 环境援助的基本内容 |
| 1.2.1 国际社会中的环境援助 |
| 1.2.2 日本政策中的环境援助 |
| 第二章 日本环境援助的兴起与发展 |
| 2.1 冷战结束前日本环境援助的兴起背景 |
| 2.2 冷战结束后日本环境援助的发展 |
| 2.2.1 冷战结束后日本环境援助发展的推动因素 |
| 2.2.2 冷战结束后日本环境援助发展的主要表现 |
| 第三章 日本对东南亚环境援助的整体情况 |
| 3.1 冷战结束前日本对东南亚环境援助的概况 |
| 3.1.1 日本对东南亚开展环境援助的背景 |
| 3.1.2 冷战结束前日本对东南亚环境援助的主要方式 |
| 3.1.3 冷战结束前日本对东南亚环境援助的效果 |
| 3.2 冷战结束后日本对东南亚环境援助的调整 |
| 3.2.1 东南亚仍是日本环境援助优先考虑对象 |
| 3.2.2 以援助为主要工具推进日本与东南亚的环境合作关系 |
| 3.2.3 利用各类环境机制强化日本对东南亚的环境援助功效 |
| 第四章 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日本对东南亚的环境援助分析--以后冷战时代日本援助东盟实现低碳社会发展为例 |
| 4.1 日本援助东盟实现低碳社会发展的主要措施 |
| 4.1.1 通过Lo CARNet与东盟共享低碳发展知识 |
| 4.1.2 设立JMC项目向东盟推广日本先进减排技术 |
| 4.1.3 建立多元资金机制为减排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
| 4.1.4 借助城市-城市合作关系推动东盟实现低碳发展 |
| 4.2 日本援助东盟实现低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互利关系分析 |
| 4.2.1 日本的获利分析 |
| 4.2.2 东盟受援国的获利分析 |
| 4.3 日本援助东盟实现低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权力资源分析 |
| 4.3.1 日本的权力资源 |
| 4.3.2 东盟受援国的权力资源 |
| 第五章 后冷战时代日本与东南亚环境援助交换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 |
| 5.1 日本方面的制约因素 |
| 5.1.1 援助理念上缺乏对受援国实际情况的考量 |
| 5.1.2 援助结构上日元有偿援助占比过大 |
| 5.1.3 援助内容上“一般环境保护”项目占比较小 |
| 5.2 东南亚方面的制约因素 |
| 5.2.1 过于注重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
| 5.2.2 环境管理能力弱,援助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援助国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基于日本对华与对印ODA政策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代表性研究述评 |
| （一）现有理论分析及其局限 |
| （二）相关实证研究及其不足 |
| （三）援助政策差异背后的援助国角色属性问题 |
| 三、政府开发援助政策背后的援助国双重角色平衡 |
| （一）援助国在政府开发援助中的“经济人”角色 |
| （二）援助国在政府开发援助中的“社会人”角色 |
| （三）援助国双重角色平衡与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倾向 |
| 四、援助国双重角色平衡视角下日本对华与对印ODA政策比较 |
| （一）20世纪90年代的“逆势而上”与“骤然停止” |
| （二）21世纪初的“不断削减”与“逐步攀升” |
| 五、援助国角色属性分析对于中国对外援助的启示 |
（4）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重点、难点 |
| 1.5.1 研究重点 |
| 1.5.2 研究难点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体育旅游减贫的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国内外体育旅游研究 |
| 2.1.1 国内外体育旅游研究概述 |
| 2.1.2 体育旅游与乡村发展概述 |
| 2.2 乡村旅游减贫研究 |
| 2.2.1 国内外乡村旅游减贫研究 |
| 2.2.2 乡村旅游的减贫效应研究 |
| 2.3 旅游社区参与减贫的相关研究 |
| 2.3.1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主要涵义 |
| 2.3.2 旅游社区参与减贫的影响因素 |
| 2.3.3 旅游社区参与减贫的居民态度 |
| 2.3.4 旅游社区参与减贫的效果评价 |
| 2.4 核心概念的界定与释义 |
| 2.4.1 乡村社区 |
| 2.4.2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 |
| 2.4.3 体育旅游减贫 |
| 2.4.4 旅游减贫感知 |
| 2.5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5.1 地理二元经济论 |
| 2.5.2 中心地理论 |
| 2.5.3 社会交换论 |
| 2.5.4 公民参与理论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减贫历程及理论分析 |
| 3.1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历程 |
| 3.1.1 “社区参与”的现象演变及特征 |
| 3.1.2 社区体育旅游的现象演变及特征 |
| 3.1.3 体育旅游减贫的典型案例 |
| 3.1.4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表现形态 |
| 3.2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减贫过程 |
| 3.2.1 体育旅游减贫的条件识别 |
| 3.2.2 体育旅游减贫的帮扶对象 |
| 3.2.3 体育旅游减贫的帮扶管理 |
| 3.2.4 体育旅游减贫的成效评价 |
| 3.3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减贫机制 |
| 3.3.1 体育旅游减贫的利益机制 |
| 3.3.2 社区参与体育的互动机制 |
| 3.3.3 减贫效应成效的衡量机制 |
| 3.4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效应混合研究评估框架 |
| 3.4.1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的理论特性 |
| 3.4.2 社区体育旅游认知结构的内涵 |
| 3.4.3 社区体育旅游减贫效应质性框架 |
| 3.4.4 体育旅游减贫效应质性框架检验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效应的理论框架构建 |
| 4.1 评估目标—社区参与体育运动多维减贫的长期效应 |
| 4.1.1 体育运动的健康减贫效应 |
| 4.1.2 体育多维减贫的社区营造 |
| 4.2 空间要素—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评估区域及对象 |
| 4.2.1 贫困乡村社区的地理区域筛选 |
| 4.2.2 贫困社区体育旅游的多维指向 |
| 4.2.3 体育旅游帮扶对象的多维测度 |
| 4.3 执行规范—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评估方法及原则 |
| 4.3.1 质性研究的原理 |
| 4.3.2 理论敏感性原则 |
| 4.3.3 访谈的一般原则 |
| 4.4 核心要素—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中心涵义 |
| 4.4.1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数据采集 |
| 4.4.2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编码及类属 |
| 4.4.3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类属萃取 |
| 4.4.4 中心涵义:“社区参与体育式减贫”框架 |
| 4.5 指标确定—“社区参与体育式减贫”框架的预测 |
| 4.5.1 贫困社区参与体育减贫的小样本测试 |
| 4.5.2 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指标信效度检验 |
| 4.5.3 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
| 4.5.4 “参与度-动能-持续效应”框架PLS回归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贵州省黔东南雷公山贫困社区体育旅游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
| 5.1 黔东南“雷公山”贫困社区范围及活动 |
| 5.1.1 乡村分布与活动范围 |
| 5.1.2 体育赛事与节庆活动 |
| 5.2 黔东南“雷公山”贫困社区体育旅游减贫效应评估设计 |
| 5.2.1 减贫效应的研究假设 |
| 5.2.2 减贫效应变量与条目 |
| 5.2.3 调查过程及数据来源 |
| 5.2.4 体育旅游减贫效应的评估模型 |
| 5.2.5 体育旅游减贫维度信效度检验 |
| 5.3 黔东南“雷公山”贫困社区体育旅游减贫效应调查结果 |
| 5.3.1 黔东南“雷公山”社区贫困人口特征 |
| 5.3.2 黔东南“雷公山”社区典型贫困特征 |
| 5.3.3 黔东南“雷公山”社区减贫因素探索 |
| 5.3.4 黔东南“雷公山”社区减贫因素验证 |
| 5.3.5 黔东南“雷公山”社区减贫假设检验 |
| 5.4 贫困社区居民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的意愿分析 |
| 5.4.1 体育旅游参与人口的基本特征分析 |
| 5.4.2 居民参与体育旅游减贫具有差异性 |
| 5.4.3 建档立卡与致贫原因的显着性分析 |
| 5.5 贫困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效应的要素分析 |
| 5.5.1 减贫驱动的核心要素——参与度及动能 |
| 5.5.2 减贫驱动核心要素正向促进个体精神脱贫 |
| 5.5.3 减贫驱动基础要素——体育管理行政职能 |
| 5.5.4 减贫驱动要素互动——居民自组织规模化 |
| 5.6 贫困社区体育旅游减贫要素的外部可持续分析 |
| 5.6.1 体育旅游社区核心要素的可持续减贫 |
| 5.6.2 体育旅游专项减贫制度的社区增权效应 |
| 5.6.3 体育旅游民间团体的文化传承效应 |
| 5.6.4 体育旅游社区自主锻炼的社区增权效应 |
| 5.6.5 体育旅游社区核心要素的生态减贫效应 |
| 5.7 贫困社区体育旅游减贫的内驱可持续减贫分析 |
| 5.7.1 资源识别与价值交换(运营)基础 |
| 5.7.2 专项规划未能与社区支持形成互动 |
| 5.7.3 社区支持意愿促进可持续减贫 |
| 5.7.4 多中心村落社区参与扩大脱贫规模 |
| 5.8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减贫延续:优化体育旅游社区参与路径 |
| 6.1 深化体育旅游社区核心要素的互动 |
| 6.1.1 动能转化,促进个体锻炼向社区集体旅游活动转化 |
| 6.1.2 强化能力,增强体育锻炼意愿与社区群体运动能力 |
| 6.1.3 壮大村落,建设承载民俗文体资源的运动示范村群 |
| 6.1.4 更新观念,创新具有传承体育文化价值的传统项目 |
| 6.2 增强贫困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的外部可持续性 |
| 6.2.1 规范健身基本权利,增加体育旅游物权收益 |
| 6.2.2 壮大体育组织规模,促进民俗旅游多元供给 |
| 6.2.3 创造公众营收机会,制定利益分配长效措施 |
| 6.2.4 权衡社区参与范围,兼顾资源生态减贫效益 |
| 6.3 延展体育旅游业内在驱动减贫的自主脱贫空间 |
| 6.3.1 鼓励村寨社区运营,激发社区主导型动能 |
| 6.3.2 多社区联动办赛,扩大旅游减贫辐射区域 |
| 6.3.3 普及户外运动技能,布局体育生计型产业 |
| 6.3.4 调动社区参与积极性,营造社区支持氛围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创新之处 |
| 7.3 研究局限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件1 访谈提纲与文本概况 |
| 附件2 预调查与正式调查 |
| 附件3 文本数据编码示例 |
| 学习经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用交换论视角看德国企业发展与社会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一、社会交换理论 |
| （一）社会交换论的思想来源 |
| （二）霍曼斯的人际交换理论 |
| （三）布劳的社会交换结构论 |
| 二、德国公司治理体制的变迁 |
| （一）战前的公司治理体制———管理控制 |
| （二）战后的公司治理体制———对峙控制 |
| 三、用交换论视角看德国企业发展与社会的关系 |
| （一）组织控制的逻辑 |
| （二）企业发展与社会的交换 |
| 四、总结 |
（6）公益与私利的平衡：社区食堂的治理结构与其发展 ——基于三个案例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社会企业 |
| 二、社区食堂 |
| 三、治理与治理结构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五节 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创新 |
| 二、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 |
|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 |
| 第二节 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与案例介绍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 一、案例的选取 |
| 二、资料的来源 |
| 第二节 案例介绍 |
| 一、长征镇社区食堂 |
| 二、洋泾社区食堂 |
| 三、莘城社区食堂 |
| 第三节 案例小结 |
| 第四章 案例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社区食堂治理的基本方向:合作治理 |
| 一、平等协作的治理方式 |
| 二、政企共赢的资源整合方式 |
| 第二节 社区食堂的治理结构 |
| 一、以“社会企业双重属性”为原则的社区食堂外部治理结构 |
| 二、以“信任关系”为基础的社区食堂外部治理结构 |
| 三、以“需求交换”为核心的社区食堂外部治理结构 |
| 第五章 社区食堂治理结构构建 |
| 第一节 社区食堂的平衡治理 |
| 一、建立多元化治理格局 |
| 二、坚持社区食堂社会化治理 |
| 第二节 构建政府支持+企业主导+社会参与的平衡治理结构 |
| 一、政府支持 |
| 二、企业主导 |
| 三、社会参与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洲的援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框架及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框架结构 |
| 1.4.2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4.3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问题概述 |
| 2.1 相关概念阐释 |
| 2.1.1 社会组织 |
| 2.1.2 对外援助 |
| 2.2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客观背景 |
| 2.2.1 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 |
| 2.2.2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 |
| 2.2.3 中国对外援助发展转型 |
| 2.2.4 中非友好合作不断深化 |
| 2.2.5 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
| 2.3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史历程 |
| 2.3.1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起步阶段 |
| 2.3.2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发展阶段 |
| 第3章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理论资源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3.1.1 国际合作理论 |
| 3.1.2 社会共同体理论 |
| 3.1.3 经济全球化理论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3.2.1 对外援助理论 |
| 3.2.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 |
| 3.2.3 公益慈善理论 |
| 3.3 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 |
| 3.3.1 参与式发展理论 |
| 3.3.2 西方现代慈善理论 |
| 3.3.3 第三部门理论 |
| 第4章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活动领域 |
| 4.1 人道主义救援 |
| 4.1.1 紧急救援 |
| 4.1.2 日常援助 |
| 4.2 医疗卫生援助 |
| 4.2.1 基建与物资援助 |
| 4.2.2 义诊活动 |
| 4.2.3 防艾宣传和抗击疫病 |
| 4.2.4 医疗技能培训 |
| 4.3 教育援助 |
| 4.3.1 援助教育基础设施 |
| 4.3.2 学龄儿童营养改善 |
| 4.4 能力培养 |
| 4.4.1 社会组织能力培养 |
| 4.4.2 个人发展能力培养 |
| 第5章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模式与影响 |
| 5.1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模式 |
| 5.1.1 参与中国政府对非援助模式 |
| 5.1.2 参与国际机构对非援助模式 |
| 5.1.3 与中资企业合作援非模式 |
| 5.1.4 独立运作援非模式 |
| 5.2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影响 |
| 5.2.1 提升了中国援非能力 |
| 5.2.2 深化了中非合作内容 |
| 5.2.3 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
| 5.2.4 改善了受援地区教育和医疗状况 |
| 第6章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 6.1 中国社会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 |
| 6.1.1 中国社会组织公信力整体不高 |
| 6.1.2 中国社会组织海外行动能力不强 |
| 6.2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存在的国内外环境约束 |
| 6.2.1 中国社会组织对外援助法律政策缺失 |
| 6.2.2 中国社会组织对外援助舆论环境不佳 |
| 6.2.3 中国社会组织对外援助资金渠道有限 |
| 6.2.4 受援国情况复杂且对接单位能力不强 |
| 6.3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对策建议 |
| 6.3.1 提升中国社会组织公信力 |
| 6.3.2 加强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能力建设 |
| 6.3.3 完善中国社会组织对外援助法律法规 |
| 6.3.4 营造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援助舆论环境 |
| 6.3.5 构建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援助资助网络 |
| 6.3.6 强化受援国国情研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8）中国对非农业援助中的政府跨部门合作影响因素研究 ——理论阐述与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对外援助 |
| (二)跨部门合作 |
| (三)政府跨部门合作机制 |
| 三、文献综述 |
| (一)中国对外援助的相关文献 |
| (二)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文献综述 |
| (三)对外援助中的政府跨部门合作研究 |
| (四)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结构安排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对外援助与政府跨部门合作 |
| 一、对外援助理论 |
| (一)经济学角度的对外援助理论研究 |
| (二)政治学角度的对外援助理论研究 |
| (三)社会学角度的对外援助理论研究 |
| (四)中国特色对外援助理论 |
| 二、政府跨部门合作理论 |
| (一)资源依赖理论 |
| (二)组织交易理论及交易成本理论 |
| (三)界面管理理论 |
| (四)博弈理论 |
| (五)网络化治理理论 |
| 三、建立政府跨部门合作机制的分析框架 |
| (一)政府跨部门合作机制的动因 |
| (二)政府跨部门合作机制的内容 |
| (三)我国政府跨部门合作机制的具体表现 |
| 第三章 中国对非农业援助中的政府跨部门合作框架 |
| 一、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发展历程 |
| (一)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的单向援助 |
| (二)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的双边合作 |
| (三)21世纪的多渠道、宽领域合作 |
| 二、中国对非农业援助中的政府跨部门合作机制的起因 |
| (一)内部因素 |
| (二)外部因素 |
| 三、中国对非农业援助中的政府跨部门合作机制的运行与特点 |
| (一)中国对非农业援助中的政府跨部门合作机制的运行 |
| (二)中国对非农业援助中的政府跨部门合作机制的特点 |
| 第四章 中国对非农业援助中的政府跨部门合作成效的影响因素 |
| 一、影响因素 |
| (一)政治诉求 |
| (二)文化因素 |
| (三)市场需求 |
| 二、因果机制 |
| (一)政治诉求型 |
| (二)文化因素型 |
| (三)市场需求型 |
| 第五章 案例分析 |
| 一、成功案例 |
| (一)案例一:坦桑尼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项目 |
| (二)案例二:埃塞俄比亚农业职教项目 |
| (三)对成功案例的因果机制分析 |
| 二、失败案例 |
| (一)案例一:中农可可(加纳)工程 |
| (二)案例二:加纳的阿菲费农田水利工程 |
| (三)对失败案例的因果机制分析 |
| 三、案例比较与总结 |
| 第六章 中国对非农业援助中政府跨部门合作机制的启示与展望 |
| 一、中国对非农业援助中政府跨部门合作机制的优势和存在问题 |
| (一)中国对非农业援助中政府跨部门合作机制的优势 |
| (二)中国对非农业援助中政府跨部门合作存在的问题 |
| 二、对外援助中政府间跨部门合作机制的中外比较 |
| (一)与美国相比较 |
| (二)与英国相比较 |
| 三、对中国对外援助中政府跨部门合作机制的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9）县域内城乡教师联动教研实践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理论基础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四)研究设计 |
| 一、城乡教师联动教研的实践形态 |
| (一)行政干预的“捆绑式” |
| (二)自发的同类学校协作 |
| (三)“名师”引领的小型教研共同体 |
| 二、城乡教师联动教研的实践效益 |
| (一)关注教师个体成长的教研走向常态化 |
| (二)乡村教师的课堂教学走向规范化 |
| 三、冲突互动:城乡教师联动教研的问题凸显 |
| (一)教研互动主体的角色失调 |
| (二)教研活动的互动情境缺失 |
| (三)教研过程的单向互动突出 |
| (四)教研互动结果的评价僵化 |
| 四、联动教研呈现冲突互动现象的归因分析 |
| (一)互动理念层面:乡村教育“城镇化”的误区 |
| (二)教研实践层面:现实条件与发展需求的冲突 |
| 五、走向协调互动:城乡教师教研互动与互惠的策略探讨 |
| (一)着力于制度设计,激发教研联动组织内生动力 |
| (二)引导城乡学校的教研文化理性交流交融 |
| (三)强化多元互动,保障联动教研常态化 |
| (四)不搞一刀切,以能力素质提升为评价导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社会交换论视角下微信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社会交换论及相关研究 |
| 2.2 新媒体与家庭代际关系 |
| 第3章 研究设计 |
| 3.1 核心概念界定 |
| 3.2 研究问题与架构 |
| 3.3 研究对象 |
| 3.4 研究方法 |
| 第4章 微信使用对家庭社会交换的影响分析 |
| 4.1 描述性分析:微信使用、人口统计学与社会结构变量 |
| 4.2 微信使用强度对家庭社会交换特性的逐步回归分析 |
| 4.3 微信使用强度对家庭社会交换资源的逐步回归分析 |
| 4.4 微信使用功能对家庭社会交换特性的相关、逐步回归分析 |
| 4.5 微信使用动机对家庭社会交换特性的相关、逐步回归分析 |
| 4.6 微信使用与家庭社会交换特性的阶层回归分析 |
| 4.7 微信使用强度与家庭社会交换资源的阶层回归分析 |
| 4.8 回归分析结论 |
| 第5章 微信影响下家庭社会交换的特点 |
| 5.1 感情资源为主,交换更频繁 |
| 5.2 信任感更具象化,但面临挑战 |
| 5.3 理性与亲情并重,交换不平衡 |
| 5.4 亲子地位趋于平等,但父母权威仍在 |
| 第6章 讨论与展望 |
| 6.1 讨论 |
| 6.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四、资本与社会交换论纲（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 胡锡琴. 四川大学, 2021(02)
- [2]后冷战时代日本对东南亚环境援助研究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D]. 王静.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援助国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基于日本对华与对印ODA政策比较[J]. 陈小鼎,王翠梅. 当代亚太, 2021(01)
- [4]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研究[D]. 盘劲呈.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5]用交换论视角看德国企业发展与社会的关系[J]. 孙亚贺. 河北企业, 2020(11)
- [6]公益与私利的平衡：社区食堂的治理结构与其发展 ——基于三个案例的比较研究[D]. 刘红红.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4)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洲的援助研究[D]. 昝瑞语. 吉林大学, 2020(08)
- [8]中国对非农业援助中的政府跨部门合作影响因素研究 ——理论阐述与案例分析[D]. 王一言.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9]县域内城乡教师联动教研实践策略研究[D]. 王爽. 西南大学, 2020(01)
- [10]社会交换论视角下微信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D]. 陈敏.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