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镕基抵达新德里(论文文献综述)
孟庆龙[1](2021)在《印度对1962年战争的认知与对华政策走势》文中研究说明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对印度的政治、军事、外交、心理等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进而深刻影响了中印关系的总体走向。印度对领土问题的偏执和对这场战争的错误认知,加剧了中印边界争端的复杂性、解决问题的长期性和中印关系发展的曲折性。印度在对华关系中不断提升军事的作用,提高了在边界地区滋生事端甚至严重冲突的风险,增加了中印关系走出低谷的不确定性。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方面应该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加强研究,做好预判,精准应对,保持定力,努力培育、发展和利用一切积极力量,与各方一道,使中印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王一帆[2](2021)在《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文中提出当前,中国反恐斗争已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通过采取多元化和立体化的综合治理手段,“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已基本丧失在中国境内的生存空间,反恐形势已发生质的变化。恐怖主义风险最高的中国新疆地区已连续四年多未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国家安全稳定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力保障。但是,部分“东突”恐怖主义势力仍在境外开展恐怖主义活动,受多重因素影响,土耳其已成为“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境外的大本营和避难中心。“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土耳其煽动反华舆论,筹措发展资源,扩大组织规模,集中训练恐怖活动人员,遥控指挥实施恐怖袭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长期盘踞在土耳其,使中国无法从根源上铲除这一“毒瘤”。因此,与土耳其推进和深化反恐合作,对中国进一步开展反恐斗争和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限制“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土耳其的活动与发展,中国与土耳其开展的反恐合作已启动多年,但是取得的成效不佳,缺乏实质化进展,亟需在多个关键环节进行突破。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提升,政治互信日益增强,在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两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和推进反恐合作的共识也在逐步深化。因此,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面临重大机遇。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在论述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和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中国与土耳其开展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内外环境和制约因素,并提出推进和深化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具体对策。本研究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包括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相关理论和研究框架等内容。第二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演进和发展,详细梳理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共经历了起源阶段、探索阶段、发展阶段和深入阶段。总结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具有的发展特征,主要包括进程阶段性、立场反复性、合作复杂性和目标长期性。第三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深入剖析开展反恐合作对中国与土耳其以及维护地区和全球安全稳定的重要意义。第四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内外环境,客观分析推进反恐合作具有的可行性。第五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伊斯兰国”和“东突”等恐怖主义发展因素,缺乏互补性的反恐合作需求、存在差异化的反恐合作目标以及不确定和不统一的反恐标准等双方利益因素,美国和欧盟各国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态度等国际力量因素。第六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推进和深化,提出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践性的对策,包括巩固反恐合作共识,夯实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根基;完善反恐合作机制,提升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效率;优化反恐合作环节,拓宽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范围;加快推进全面合作,实现中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突破等内容。
张丽[3](2019)在《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实证研究 ——基于外交文档的文本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被提出以来,受到沿线沿路国家积极响应,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随着丝路基金设立、《愿景与行动》实施方案出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以及倡议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并被普遍视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布局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主要创始成员国的印度却公开反对“一带一路”倡议,引起国内外关注和研究。中印共同崛起成为21世纪亚洲甚至国际政治新动向。作为世界人口基数最大、毗邻而居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印面临着市场、资源、地区影响力竞争等诸多挑战。两大新兴经济体能否打破冲突魔咒实现和平共处,对双边关系、亚洲乃至全球稳定至关重要。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认知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印合作,而且加剧了南亚地区安全紧张局势。分析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切、态度及应对,探究印度对华认知影响因素,厘清错误知觉产生的根源,对于中印两国增进互信互谅、形成良性战略互动将起到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对建构主义视角下国家身份理论及国际政治错误知觉两个理论假设的有效性进行充分验证。本文第一章主要阐述从尼赫鲁到英迪拉再到人民党执政期间印度国家身份认知对其南亚政策的影响。第二章通过对2000年至2018年间18份印度外交年报,尤其是莫迪执政以来相关外交文档文本分析,论述印度外交战略布局及其对华政策定位转变。第三、四章为本文主体论证部分,对包括2013年10月至2019年2月期间112组议会相关问答、30组新闻发布会相关记者问答、38份外交部相关新闻通告、6份政要演讲在内的192份印度外交文档进行话语及潜在语义分析,研究文本对象的立场、观点、价值、利益等,推断其背后的意图和目的,并据此系统梳理总结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态度、关切及应对。第五章探析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的影响因素及印度视角下中印关系走向。本文研究表明,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地缘政治及经济博弈下国家利益的权衡,大致经历了观望争议、不合作、抗衡抵制、竞争合作四个阶段,目前仍处于动态建构中。印度致力于追求大国地位,视中国为市场资源及地区主导权竞争对手,尤其忌惮中国在其传统势力范围加大存在。随着南亚国家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取得显着合作成效,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出现从摇摆到抵制的较大转变。2018年1月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贸易单边主义及对伊制裁使印度国家利益受损,印度重新审视对美政策,提升印俄及印中关系,逐渐回归大国平衡外交,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随之“柔化”。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领土主权关切及对中国在南亚印度洋地区存在增大的关切,本质上都体现了印度的安全焦虑。一方面,印度担心巴基斯坦在中国经济及军事援助下获得对印战略优势,从而威胁印度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印度唯恐中国在南亚印度洋地区存在不断增加,危及印度地区主导权。因此,印度通过“邻国优先”政策加强与南亚次大陆国家互联互通、通过“向东行动”政策对接东南亚国家、通过伊朗恰巴哈尔港经阿富汗联通中亚国家、通过印日联盟打造“亚非增长走廊”等战略举措,初步构建以印度为中轴向四周辐射的印度版“一带一路”规划,并借力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在“印太”地区抗衡中国影响力。印度对华认知建立在对国际形势研判、自我定位及对中国角色身份定位等基础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错误知觉主要受认知相符、诱发定势、历史包袱等三个维度因素影响。自我与他者身份是动态建构的产物,国家间通过行为互动确定敌人、对手或朋友关系。中印之间缺乏战略相互保障,印度将中国在南亚防御性安全行为解读为进攻性战略,在此棱镜下,印度对华负面认知不断集聚,加之历史偏见的现实影射以及西方舆论的激化,从而导致洞朗对峙发生。中印互信缺乏根源在于人文交流动能不足,民众间沟通渠道不够畅通,更遑论培养相互认同感。长远来看,自下而上的民间模式比自上而下的政府模式更具可持续性,更有利于中印关系发展。
蒋欣欣[4](2018)在《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变迁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新闻报道的框架分析(1949-2018)》文中研究指明已有研究认为,新闻媒体上的“第一夫人”新闻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一夫人”的公共活动及其所展现的国家形象,也可以反映新闻媒体的建构方式和意图。本文采集《人民日报》1949-2018年关于中国“第一夫人”的新闻报道,以框架理论为研究方法论,以内容分析法为研究方法,从高、中、低三个层次对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及其变迁做了研究。研究发现:(1)中国官媒重视“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建构,其媒介形象变迁呈现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报道数量方面,呈现出“n”形、“N”形和“M”形特征,“M”形特征还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二是报道方式方面,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实现从“脸谱式”刻画到“生动式”呈现转变,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和中国政治发展新时代,彭丽媛的“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更为丰富、立体和生动。(2)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主要通过报道议题与报道框架表现。中国“第一夫人”独立参加公共活动时,其报道议程主要集中在社会公益和文化艺术等相关事务;此外,陪同性框架是建构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的主要框架,政策性框架、礼仪性框架和义务性框架居于次要位置。(3)彭丽媛时期媒介形象的框架在不变中有变,此阶段形成中国“第一夫人”热,媒介形象全面体现在“量”、“质”、“议题”、“框架”等角度。彭丽媛时期的“第一夫人”报道总量、年均报道量都达到历史最高值,将“第一夫人”作为报道主要对象的新闻报道占比远远高于其他“第一夫人”,此时期政治外交议题有所下降,社会公益和文化艺术议题大幅度提升,陪同性框架占比减少,义务性和礼仪性框架占比明显提升。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遵循了世界通行框架,但也突出了自己的政治风格和文化色彩。研究发现媒介形象所反映的“第一夫人”活跃程度与国家发展和政治运行有关,文化差异是导致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与他国同中有异的重要因素,个人魅力和时代背景促成了彭丽媛引发中国“第一夫人”热。研究认为要重视“第一夫人”在与最高领导人角色互补、提升国家软实力、对女性的示范等方面的作用,建议在塑造“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时将要根植于本土传统文化,也要做好跨文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要积极推进“‘第一夫人’外交”的制度化,给予“第一夫人”更多自主空间。
林重庚,苏国利,吴素萍[5](2018)在《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堪称世界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或将被看作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尽管国内外人士对这段历史有着广泛而浓厚的兴趣,但对具体过程却缺乏详尽了解。作为国际组织的一员,我亲身经历并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特别是这一过程中的前十多年。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一份难得的殊荣。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再次回顾这段历史,分析这一伟大历程并分享其中的宝贵
巢巍[6](2016)在《越过喜马拉雅山的眺望——国人眼中的印度》文中研究说明国人在汉代之前已经开始了对印度的认识过程,并且在之后的四千多年中从未中断。国人对印度的认知历史大致可以分为1842年以前、18421962年以及1962年之后三个时期。总体而言,国人对印度的认知经历了从朦胧与片面,到系统与整体,再到多元与深入的变化过程。近年来,"龙象共舞"抑或"龙象相争"的讨论使国人了解印度的热情进一步高涨。梳理国人眼中印度形象的发展历程能够帮助今人更准确地认识印度。
姜金钟[7](2014)在《中印共赢性发展机制研究》文中指出21世纪的开局20年,对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正经历着快速上升期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无疑是历史最好的战略机遇期,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并存,但其发展进程却难以深入推进,世界体系变革趋势不明朗。世界各国纷纷开始转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务实合作上来,以谋求区域经济利益最大化,从而依靠本区域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以及“战略红利”带给本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持续动力。“中国巨龙”和“印度大象”,以其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地位、优越的资源禀赋、相互间巨大的互补性而使得两国各自追求复兴梦、大国梦的实践存在着合作共赢的巨大潜力。中印共赢性发展目标的实现最终还是要诉诸于两国合作机制的积极构建、平稳运行及成效收益。实际上早在本世纪初印度瓦杰帕伊总理和温家宝总理实现成功互访以来,就已经将两国关系定位提升至“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高度;2013年李克强总理与曼莫汉?辛格总理进行了开创历史的年内互访,无疑将双边关系推进到全面合作的高度和多领域发展的深度。经过十余年合作高速度、快节奏的发展,中印之间已经搭建起多层次、跨领域、广向度的对话、磋商与合作机制。中印合作的共赢性发展、机制化建设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合理延伸,它建立在战略全局之上,是两国交往日益密切和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良性互动产物。中印间全方位的合作共赢发展有力地保障了中印关系的稳步推进,促进了双方实力的提高,推动了中印两国同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更提升了中印两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成效显着。基于此背景,我们可以在今后一段历史时期内对中印共赢性合作的发展态势保持乐观的态度,因为通过对中印合作机制的深入分析以及对中印合作机制化轨迹的审视,即使中印战略合作机制建设面临诸多问题等,中印两国交流的领域和范畴也正在以超出双边关系的快车道节奏向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扩展。对中印共赢性发展合作机制的现状进行梳理,对其发展潜力深入分析,可以有效地对中印关系中的障碍进行风险控制、分歧规避,从而对两国利益契合、深化合作共赢进行理论探索。本文试图从梳理两国交往合作的历史入手,将中印合作机制置于双边关系、地区多边关系、全球体系这三个维度特质中去分析,重点剖析了两国间有着悠久合作历史和显着成效的经济贸易、能源领域合作在新时期的共赢。从现象的梳理、关系的演变历程去概括两国交往合作历程中的“变”与“不变”,厘清中印共赢性发展“新思维”,力图描绘出新时期中印关系模式的轮廓,最终为两国更加长远的合作共识达成、利益诉求协调、互利共赢发展的战略路径选择提供初步的政策建议和参考。
周宏刚[8](2013)在《印度英文主流报纸的中国形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家形象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和印度是全球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中印两国的相互认知对于亚洲的繁荣与稳定以及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三家印度英文主流报纸《印度时报》、《印度教徒报》、《印度快报》为研究对象,抽取2003至2011年间与中国相关的4687篇报道。由于印度的官员、受教育阶层以及对外交政策有影响力的人士都讲英语,印度英文媒体对政府的外交决策具有重要的舆论影响力。一般认为,《印度时报》是印度右翼势力的代言人;《印度教徒报》代表左翼政党的利益;《印度快报》对中国保持警惕,但态度较为温和,总体上“中间偏右”。三家报纸的基本上能够代表印度英文媒体对中国的看法。2003年以来,中印关系回暖,经贸交往带动了中印关系的全面发展。虽然中印关系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是两国政府发展友好关系的决心从未动摇,两国全面合作的进程从未中断。反映在舆论界,就是中印关系成为三家报纸持续报道的焦点。9年间三家报纸对中国的报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3年的恢复期。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是中印友好关系的新起点。《印度时报》关于中国的报道从2002年的76篇迅速增长到2003年的120篇。三家报纸讨论的是要不要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如何评价瓦杰帕伊对中国的访问。第二阶段,2004年到2006年的稳定发展期。由于中印两国的交往已停滞多年,三家报纸对中国有一些好奇,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快速发展,印度应该在哪些方面学习中国,如何开拓中国市场。与此相应的是,三家报纸对中国的报道数量稳步增长,反映出中印关系欣欣向荣的景象。第三阶段,2007年到2011年的怀疑挫折期。中印贸易不平衡的加剧、边界问题的悬而未决以及地缘竞争的愈演愈烈,这些都成为中印关系的障碍。三家报纸对中国的报道数量持续走高,但是报道倾向开始发生变化,从友好转向猜忌,中国的国家形象开始下滑。本文采用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的方法,以议题为经,以时间为纬,分析了三家报纸在政治、经济、军事等七大议题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中国形象。《印度时报》采用二元对立的框架,把中国看成竞争者和敌对者,处处担心中国,反映出其自卑的心态。《印度教徒报》采用中印一体的框架,把中国看成友好的邻居,折射出其乐观自信的心态。《印度快报》采用对比的框架,既强调在经济上与中国合作,又在政治军事上高度警惕中国。中国形象受到三家报纸报道框架的制约,通过议题的设置、报道数量的多少、报道角度的选择以及报道手法的运用体现出来。《印度时报》最关注的是经济和社会议题,议题设置是“封闭式”的,焦点效应突出,加上故事化手法的运用,能够增强报道的系统性和说服力,但是容易以偏概全,误导读者。《印度教徒报》对政治和文化议题关注较多,议题设置是“开放式”的,议题分散,报道手法比较客观,但是这些都削弱了报道的力度。《印度快报》注重军事和环境议题的报道,关注宏观议题,对事件的历史和国际背景的介绍较多,报道手法客观、冷静,常常采用对比的视角。《印度快报》对中国的立场表面上比较温和,而实际上关注的都是事关全局利益的战略性议题。本文最后从新闻生产的角度分析了影响报道框架的各种因素,包括国家利益、市场压力、政党政治、职业理念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在国际传播中,媒体中的国家形象受国家利益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市场和政党政治的压力。三家报纸中不同的中国形象体现了中印关系的复杂性,也反映出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因此,中国形象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自身状况的改善。
李翔[9](2013)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从这次全会开始,全国上下思想解放,进入了波澜壮阔的与时俱进、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项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其中,中国体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事业发展成就的缩影,是由“边缘化”到对世界产生深刻影响的典型代表。中国体育取得的成就与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是密切关联的,一定意义上,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的成就决定了中国体育的成就。目前,关于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的研究甚少,特别是运用史学研究方法,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进行史料性研究没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作为研究对象,是结合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意义深远的鸿篇巨着的基本时代背景、结合30多年来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对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情况进行描述,运用文献资料法、史学研究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中国与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关系、中国与区域国际体育组织的关系、中国与各个国家的双边体育关系为基本架构,以重大事件、主要人物为基本素材和索引,系统梳理,形成特定历史阶段的专题性文献。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的基本史料系统梳理,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是与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是密切关联的,而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本身而言,改革开放是原始动力,世界变化是历史机遇,中国体育的自身努力是根本原因。在今天,中国体育因为有了改革开放以来奠定的扎实基础、因为有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体育领域获得的制高点与话语权,应该也能够在体育本质的回归、人类共同社会理想追求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诠释,从而影响其他,满足国家与世界的和谐发展需求,引领人类文化的大同。
朱宇凡[10](2010)在《中印海上安全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研究中印海上安全观与海上安全战略、中印在海上安全领域内的分歧及合作。本文认为,首先,中印两国在海上安全范畴内拥有很多可以比较的相似之处。中印两国都曾是极其富强的文明古国,创造了灿烂的,影响深远的文化。在地缘环境上,都属于陆海复合型国家,海洋对于古代的中印来说长期处于和平的状态,并作为一种地缘隔绝而存在。而在近代,中印都经历了主权的沦丧,安全威胁与入侵都来自海上。在现代,中印海上安全观的重建都与国家的重新崛起紧密相连,海上安全战略都与国家安全战略密切相关。但由于地缘环境的不同、构成海上安全内容的不同、地区安全结构的不同,中印海上安全观与海上安全战略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将进一步影响中印海上安全环境的构建。本文对中印过去的类同与现今的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揭示了这种同与不同的原因、可能带来的影响。其次,目前中印海上安全关注的范围大致都在亚太地区及印度洋地区。印度意在印度洋地区实施“印度之洋”的印度洋控制战略,在亚太地区实施“东向政策”。在印度洋地区,印度在力所能的控制范围内提防区内国家与中国过多接触,或对中国与这些国家间的关系进行平衡。在亚太地区,印度努力发展与美国、东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关系,希望在亚太地区安全结构中占据一定位置,而亚太国家也对印度的介入持一定的欢迎态度。中国在亚太地区由于存在领土与主权纠纷,并面临岛链的封锁,故此在海上安全战略的安排上非常审慎,以大局为重,以保持海上安全现状为基础,力图在防御中有所突破。在印度洋地区,中国以海上交通线与能源安全为要,保护海上交通安全,发展与沿岸国家的友好关系,在其中一些国家建立港口、铺设管道,以保障海上能源安全。中国在印度洋上的安全政策触及了印度的敏感神经,印度将中国此举视为中国在构筑针对印度的包围圈,当然,印度的反应也可看做是一种虚张声势,目的是为了在博弈中获得更高的筹码。对对方的安全政策,中印双方基本保持了理性与克制。虽然存在不少的分歧点,中印两国在海上安全上依然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尤其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内有着较大的合作前景。如反恐、打击海盗活动、反有组织犯罪、联合救灾等。最后,本文提出了设想:构建一个由中印主导的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该设想旨在建立中印间的固定信息交流机制,消除彼此间的战略误读,逐步建立信心,最终达成机制性的安全合作。该合作机制同时保持多边性与开放性,以消除周边国家疑虑,最终形成地区性的安全合作机制。当然,要建立这样一个合作机制,将会受到各种因素的牵制,困难将非常大,但仍不失为中印彼此消除疑虑,未来在海上安全领域内进行合作的一种战略选择。
二、朱镕基抵达新德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朱镕基抵达新德里(论文提纲范文)
(1)印度对1962年战争的认知与对华政策走势(论文提纲范文)
一、不断固化和加持的僵硬边界问题立场 |
二、不健康心态与民族主义宣传 |
三、不断提升的军事因素的影响 |
四、曲折前行的中印关系 |
第一,边界问题一直严重制约着两国关系的发展。 |
第二,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决定了中印关系的缓慢、曲折前行。 |
第三,不断提高军事的作用对印度对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
五、结语 |
(2)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综述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1.1 关于土耳其的研究现状 |
1.3.1.2 关于反恐合作的研究现状 |
1.3.1.3 关于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研究现状 |
1.3.1.4 关于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3.2.1 在土耳其外交关系和对外政策方面 |
1.3.2.2 在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和“库尔德工人党”方面 |
1.3.2.3 在地区和全球反恐合作方面 |
1.3.2.4 在中国与土耳其关系方面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文献研究法 |
1.4.2 跨学科研究法 |
1.4.3 学术访谈法 |
1.5 相关理论 |
1.5.1 合作论 |
1.5.2 国家利益论 |
1.5.3 国家安全理论 |
1.6 研究框架 |
2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演进和发展 |
2.1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 |
2.1.1 起源阶段 |
2.1.2 探索阶段 |
2.1.3 发展阶段 |
2.1.4 深入阶段 |
2.2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发展特征 |
2.2.1 进程阶段性 |
2.2.2 立场反复性 |
2.2.3 合作复杂性 |
2.2.4 目标长期性 |
3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 |
3.1 开展反恐合作对中国的战略价值 |
3.1.1 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实践 |
3.1.2 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根本要求 |
3.1.3 参与中东地区安全治理和非传统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 |
3.1.4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必然选择 |
3.1.5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维护海外利益的重要保障 |
3.1.6 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根本出路 |
3.2 开展反恐合作对土耳其的战略价值 |
3.2.1 强化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核心基础 |
3.2.2 深化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关键前提 |
3.2.2.1 土耳其国内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
3.2.2.2 土耳其与中国贸易不平衡加剧 |
3.2.3 维护国内政治和社会安全稳定的有效手段 |
3.2.4 改善国际形象和提升影响力的正确途径 |
4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内外环境 |
4.1 国际环境 |
4.1.1 中东地区力量格局转变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战略契机 |
4.1.2 多元化的国际合作机制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平台保障 |
4.1.3 世界各国的反恐立场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舆论支持 |
4.2 国内环境 |
4.2.1 中国境内恐怖主义风险显着降低 |
4.2.1.1 预防打击恐怖主义 |
4.2.1.2 开展去极端化治理 |
4.2.1.3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
4.2.2 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变趋势日益明显 |
4.2.2.1 以更加积极自主的态度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 |
4.2.2.2 以更加丰富灵活的方式强化亚太区域的合作 |
4.2.3 中国与土耳其不断深化多领域的合作 |
4.2.3.1 经济领域合作 |
4.2.3.2 人文领域合作 |
4.2.3.3 其他领域合作 |
5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制约因素 |
5.1 恐怖主义发展因素 |
5.1.1 “伊斯兰国”的发展变化 |
5.1.1.1 调整武装活动策略,改变恐怖袭击方式 |
5.1.1.2 拓展外部发展空间,寻求多方势力合作 |
5.1.1.3 积极开展跨国“圣战”,策划实施“回流”渗透 |
5.1.2 “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发展变化 |
5.1.2.1 以土耳其为政治和发展中心 |
5.1.2.2 以土耳其为指挥和活动中心 |
5.2 双方利益因素 |
5.2.1 缺乏互补性的反恐合作需求 |
5.2.2 存在差异化的反恐合作目标 |
5.2.3 不确定和不统一的反恐标准 |
5.3 国际力量因素 |
5.3.1 美国因素 |
5.3.1.1 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 |
5.3.1.2 美国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政策 |
5.3.2 欧盟因素 |
5.3.2.1 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 |
5.3.2.2 欧盟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政策 |
6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推进和深化 |
6.1 巩固反恐合作共识,夯实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根基 |
6.1.1 坚持打击恐怖主义 |
6.1.2 坚持反对干涉他国内政 |
6.1.3 坚持反对反恐“双重标准” |
6.2 完善反恐合作机制,提升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效率 |
6.2.1 加强反恐问题磋商交流机制建设 |
6.2.2 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价值 |
6.2.3 争取第三方国家对反恐合作的支持 |
6.3 优化反恐合作环节,拓宽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范围 |
6.3.1 强化反恐情报交流共享 |
6.3.2 协调开展网络信息监管 |
6.3.3 探索反恐怖融资合作渠道 |
6.3.4 促进去极端化治理交流 |
6.3.5 推动引渡合作取得新进展 |
6.4 加快推进全面合作,实现中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突破 |
6.4.1 持续增进政治互信 |
6.4.2 破解经济合作瓶颈 |
6.4.3 丰富人文交流形式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学研究成果 |
致谢 |
(3)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实证研究 ——基于外交文档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序论 |
第一节 问题由来及选题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 研究概况 |
二 主要进展和基本观点 |
三 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
第三节 本文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创新方法 |
第四节 研究难点与学术创新 |
一 研究难点 |
二 创新点 |
第一章 印度国家身份及其南亚政策 |
第一节 印度国家身份定位与发展 |
一 国家身份界定及相关理论 |
二 政治精英对印度国家身份认知的演变 |
第二节 印度南亚政策 |
一 知觉、错误知觉与外交决策 |
二 印度南亚政策的形成及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印度外交战略及对华政策调整(2000‐2018)---基于《印度外交年报》的文本分析 |
第一节 新世纪以来印度的外交战略布局 |
一 21世纪初印度外交战略布局 |
二 2008 年后印度外交自我定位 |
三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的外交重心 |
第二节 印度对华政策定位 |
一 印度对中国国家身份的界定(1998‐2018) |
二 印度对印中关系的定位(2000‐2018) |
三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对华认知的转变(2014‐2018)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及态度的演变 |
第一节 争议观望期(2013年10 月--2015年7 月) |
一 印度政治精英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 |
二 印度官方回应 |
三 印度的战略盘算 |
第二节 不合作期(2015年7月--2017年5月) |
一 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关切 |
二 印度对中国在印度周边推进互联互通的安全关切 |
三 印度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消极合作态度 |
第三节 抵制抗衡期(2017年5 月--2018年5 月) |
一 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安全关切升级 |
二 印度对洞朗事件的认知 |
三 印度对中国‐马尔代夫关系的关切 |
四 印度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在印度周边地区影响力提升的忌惮 |
第四节 竞争合作期(2018年5 月—至今) |
一 印中首脑武汉会晤的积极意义 |
二 印度大国外交平衡政策回归对印中关系的积极影响 |
三 体现印度合作倾向的其他积极因素 |
四 印巴领土纠纷投射在中巴经济走廊主权关切的不利因素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应对 |
第一节 印度版“一带一路”概念及主张 |
第二节 “邻国优先”政策下印度版“一带一路”互联互通项目 |
一 印度强化与邻国关系以维护地区影响力 |
二 印度与邻国互联互通代表项目 |
三 “邻国优先”政策下的“印度优先”先决条件 |
四 对邻国“印度优先”预期落差的积极应对 |
第三节 印度抗衡“一带一路”倡议的其他举措 |
一 印日联盟及“亚非增长走廊” |
二 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 |
三 “向东行动”政策对接东盟 |
四 重新审视非洲及中亚政策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影响印度认知的因素及印度视角下双边关系发展趋势 |
第一节 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错误知觉产生的原因 |
一 身份定位 |
二 互信缺乏 |
三 历史积怨 |
四 西方舆论 |
第二节 印度视角下印中关系发展趋势 |
一 印度学界及智库对双边关系发展的研判 |
二 “一带一路”背景下印度政治精英对双边关系走向的认知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4)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变迁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新闻报道的框架分析(1949-201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1.2.1 国外相关研究述评 |
1.2.2 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
1.3 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2 理论述评与研究命题 |
2.1 “第一夫人”与国家形象 |
2.2 媒体与政治人物形象构建 |
2.3 “第一夫人”的报道框架与议程 |
2.4 中国政治文化环境与“第一夫人” |
3 研究设计 |
3.1 研究方法论 |
3.2 研究方法 |
3.3 研究对象与样本获取 |
3.4 编码规则 |
3.4.1 高层次编码规则 |
3.4.2 中层次编码规则 |
3.4.3 低层次编码规则 |
3.5 研究过程与分析工具 |
4 高层次研究结果 |
4.1 “第一夫人”报道数量呈现“N”“N”和“M”特征 |
4.2 “第一夫人”报道主要对象 |
4.2.1 横向:报道主要对象“是‘第一夫人’”占比较低 |
4.2.2 纵向:“第一夫人”单独报道比例呈总体上升趋势 |
5 中层次研究结果 |
5.1 “第一夫人”报道议题 |
5.1.1 横向:报道议题主要集中在政治外交领域 |
5.1.2 纵向:彭丽媛时期所有报道议题比例均高于其他时期 |
5.2 “第一夫人”报道框架 |
5.2.1 横向:陪同性框架在报道框架中占主导地位 |
5.2.2 纵向:彭丽媛时期义务性和礼仪性框架占比明显提升 |
5.3 报道主要对象、报道议题、报道框架的交叉分析 |
6 低层次研究结果 |
6.1 报道高频词分析 |
6.1.1 主要运用陪同性框架建构“第一夫人”媒介形象 |
6.1.2 陪同性框架在政治外交议题中具有差异化表现 |
6.1.3 陪同性框架在王光美时期有四种特殊表现形式 |
6.2 中心词社会网络分析 |
6.2.1 中国“第一夫人”单独参与社会公益和文化艺术活动 |
6.2.2 “第一夫人”依附于最高领导人开展独立活动 |
6.2.3 “第一夫人”独立参与的活动带有女性符号特性 |
7 研究结论与讨论 |
7.1 研究结论 |
7.1.1 中国官媒历来重视“第一夫人”媒介形象建构 |
7.1.2 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的呈现逐步“生动化” |
7.1.3 中国“第一夫人”独立承担社会公益和文化艺术事务 |
7.1.4 陪同性框架是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的主框架 |
7.1.5 彭丽媛时期形成中国“‘第一夫人’热” |
7.2 研究讨论 |
7.2.1 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建构的政治因素 |
7.2.2 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建构的文化因素 |
7.2.3 新时代“‘第一夫人’热”的个人和时代因素 |
7.3 研究启示与建议 |
7.3.1 研究启示 |
7.3.2 研究建议 |
7.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A.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B.新中国历任国家主席和夫人* |
C.《人民日报》中国“第一夫人”报道样本及编码 |
(5)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论文提纲范文)
一、认识到引进新思想的重要性 |
二、引介苏东改革理论和经验 |
三、世行报告引入现代主流经济学 |
四、“巴山轮会议”引介宏观调控国际经验 |
五、组建中金公司, 助推国企和金融改革 |
六、新世纪的理念和思想引进 |
结语 |
(6)越过喜马拉雅山的眺望——国人眼中的印度(论文提纲范文)
一、从“乘象以战”到“佛国”(1842 年之前) |
二、从“前车之鉴”到“互为兄弟”(1842~1962) |
三、从“敌对”到“携手”(1962 年之后) |
(7)中印共赢性发展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1 研究背景 |
2 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1 中印关系发展的历史沿革 |
2 中印合作不同层面的背景 |
3 中印各领域合作机制探究 |
(三)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四)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 |
(五)创新点 |
第一章 冷战以来中印两国合作的历史回顾 |
1.1 冷战前后的中印关系 |
1.1.1 冷战时期中印关系的长期激荡 |
1.1.2 冷战结束以来中印关系的曲折发展 |
1.2 冷战结束之后中印合作全面发展 |
1.2.1 中印政治领域合作的深化 |
1.2.2 中印经贸层面合作的繁荣 |
1.2.3 中印军事及区域安全合作的突破 |
1.2.4 中印文化交流合作渠道的丰富 |
第二章 国际合作视角及地缘政治背景下的中印合作机制 |
2.1 中印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合作机制 |
2.1.1 中印两国与东盟的区域性合作 |
2.1.2 中印俄三方的良性互动 |
2.2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的中印关系 |
2.2.1 “金砖国家”的产生 |
2.2.2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分析 |
2.2.3 中印合作机制对“金砖国家”合作的推动 |
第三章 中印共赢性发展合作机制:基于能源和经贸的维度 |
3.1 中印能源战略的共赢性发展合作 |
3.1.1 中印能源安全状况及国际战略 |
3.1.2 中印能源战略合作的必要性分析 |
3.1.3 中印能源战略从竞争走向合作的实践 |
3.2 中印双边经济贸易发展的合作共赢 |
3.2.1 中印双边经济贸易发展的现状 |
3.2.2 中印双边经济贸易的制约因素 |
3.2.3 中印双边经济贸易发展的潜力分析 |
第四章 中印共赢性发展机制的效益评价和发展前景 |
4.1 中印共赢性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
4.1.1 影响中印关系的双边因素 |
4.1.2 区域周边及国际环境中不利于中印共赢发展的因素 |
4.2 中印共赢性发展机制的层次分析 |
4.2.1 中印合作的协调机制 |
4.2.2 中印合作的运行机制 |
4.2.3 中印共赢性发展的保障机制 |
4.3 中印合作共赢的发展前景 |
4.3.1 中印共赢性合作的良性发展趋势 |
4.3.2 中印共赢性合作的政策建议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8)印度英文主流报纸的中国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1.2 研究现状述评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2 基本统计 |
2.1 样本分布 |
2.2 报道篇幅 |
2.3 稿件来源 |
2.4 发稿地点 |
2.5 消息来源 |
3 议题分析 |
3.1 政治议题 |
3.2 经济议题 |
3.3 军事议题 |
3.4 文化议题 |
3.5 社会议题 |
3.6 环境议题 |
3.7 科技议题 |
小结 |
4 报道框架与国家形象 |
4.1 报道框架与国家形象 |
4.2 报道框架的体现 |
5 新闻生产过程的制约因素分析 |
5.1 国家利益 |
5.2 市场压力 |
5.3 政党政治 |
5.4 西方文化 |
5.5 职业理念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样本摘要 |
附录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参加会议及课题目录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 研究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三、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对象 |
(二) 研究方法 |
四、 相关概念与内容安排 |
(一) 相关概念 |
(二) 内容安排 |
上篇 1977-1992 年中国体育对外关系的变革与发展 |
第一章 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 |
一、 “奥运模式” |
(一) 国际奥委会的努力 |
(二) 中国的努力 |
(三) “奥运模式”的意义 |
(四) 新中国的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
二、 1977-1992 年,中国与奥运会 |
(一) 1980 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
(二) 抵制 1980 年莫斯科奥运会 |
(三) 洛杉矶、汉城、巴塞罗那 |
(四) 萨拉热窝、卡尔加里、阿尔贝维尔 |
三、 受邀来访的国际奥委会委员 |
第二章 中国与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之间的关系 |
一、 积极争取重新加入相关国际单项体育组织 |
(一) 足球、羽毛球、田径 |
(二) 其他项目 |
二、 广泛邀请国际单项体育组织负责人访华 |
(一) 1977-1984 年 |
(二) 1985-1992 年 |
三、 全面参与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事务 |
(一) 亮相国际单项体育组织 |
(二) 参加国际体育组织竞选 |
四、 参加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各项重要赛事 |
(一) 1977-1984 年 |
(二) 1985-1992 年 |
五、 承办单项国际体育赛事和承接国际体育组织会议与培训 |
(一) 承办单项国际体育赛事 |
(二) 承接国际体育组织会议与培训 |
第三章 中国与亚洲地区国际体育组织的关系 |
一、 亚洲运动会 |
(一) 1978 年曼谷亚运会 |
(二) 1982 年新德里亚运会 |
(三) 1986 年汉城亚运动会 |
二、 成功举办第 11 届亚洲运动会 |
(一) 中国申办第 11 届亚洲运动会 |
(二) 第11 届亚洲运动会的筹办过程 |
(三) 第11 届亚洲运动会的胜利召开 |
三、 努力在各种亚洲体育组织中发挥作用 |
(一) 承担亚洲体育组织委托的任务 |
(二) 争取在亚洲体育组织的话语权 |
第四章 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体育双边关系 |
一、 中国与欧洲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一) 中国与西欧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二) 中国与东欧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二、 中国与美洲大洋洲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一) 中国与美洲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二) 中国与大洋洲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三、 中国与亚洲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一) 中国与东亚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二)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三) 中国与西亚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四) 中国与南亚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四、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一) 中国与北非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二) 中国与东非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三) 中国与西非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四) 中国与中部和南部非洲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上篇小结 |
下篇 1993-2008 年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 |
第一章 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 |
一、 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 |
二、 北京第二次申办奥运会 |
(一) 不申办 2004 年奥运会 |
(二) 酝酿申办 2008 年奥运会 |
(三) 确定北京再次申奥 |
(四) 北京获胜 |
三、 1993-2004 年,中国与奥运会 |
(一) 亚特兰大、悉尼、雅典 |
(二) 利勒哈默尔、长野、盐湖城、都灵 |
四、 北京成功举办第 29 届夏季奥运会 |
第二章 中国与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关系 |
一、 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和中国的往来 |
(一) 国际单项体育组织负责人频繁来华 |
(二) 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中的中国声音 |
二、 中国参加的国际单项体育比赛 |
(一) 世界锦标赛 |
(二) 世界杯赛 |
(三)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
三、 中国承办的国际体育比赛和重要会议 |
(一) 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 |
(二)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及其他重要国际比赛 |
(三) 国际重要体育会议和体育培训 |
第三章 中国与亚洲地区国际体育组织的关系 |
一、 中国在亚洲地区国际体育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 |
二、 中国与亚洲运动会和东亚运动会 |
(一) 中国与亚洲运动会 |
(二) 中国与东亚运动会 |
(三) 中国承办的亚洲锦标赛和亚洲杯赛 |
第四章 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体育双边关系 |
一、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一) 中国与欧洲发达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二) 中国与亚洲发达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三) 中国与美洲、大洋洲等发达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二、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一) 中国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二) 中国与欧洲发展中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三) 中国与非洲发展中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四) 中国与拉美地区发展中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三、 中国与最不发达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一) 中国与亚洲最不发达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二) 中国与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三) 中国与大洋洲最不发达国家的体育双边关系 |
下篇小结 |
研究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中印海上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二、学术史评述 |
三、核心概念 |
四、论文框架、研究方法、研究难点以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中印海上安全与安全战略评述 |
第一节 中印海上安全:历史叙述及比较 |
一、关于中印海上安全的历史叙述 |
二、中印海上安全:历史及现状的比较 |
第二节 中印海上安全战略 |
一、海上安全战略的概念、内容及特点 |
二、中国海上安全战略述评 |
三、印度海上安全战略述评 |
第二章 中印海上安全分歧 |
第一节 中印在印度洋地区的海上安全分歧 |
一、中印在印度洋地区所存分歧的战略层面分析 |
二、孟加拉 |
三、斯里兰卡 |
四、巴基斯坦 |
五、马尔代夫 |
六、塞舌尔 |
七、毛里求斯 |
八、非洲 |
第二节 中印在亚太地区的海上安全分歧 |
一、东盟 |
二、马六甲海峡 |
三、缅甸 |
四、大国因素 |
第三章 中印海上安全合作 |
第一节 中印海上安全合作意义重大 |
一、中印海上安全合作有利于中印共同崛起 |
二、中印海上安全合作对地区安全的意义 |
三、中印海上安全合作有利于为双方的海洋权益创造更大空间 |
第二节 中印海上安全合作现状 |
一、中印历次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
二、中印海上安全合作的制约因素 |
第三节 中印海上安全合作前景 |
一、联合打击海上恐怖主义 |
二、联合打击海盗活动 |
三、联合打击海上有组织犯罪 |
四、联合救灾减灾 |
五、中印海上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前景 |
六、中印海洋资源领域的合作前景 |
七、构建新型的合作机制,推动中印海上安全合作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朱镕基抵达新德里(论文参考文献)
- [1]印度对1962年战争的认知与对华政策走势[J]. 孟庆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21(06)
- [2]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D]. 王一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1(12)
- [3]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应对实证研究 ——基于外交文档的文本分析[D]. 张丽.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变迁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新闻报道的框架分析(1949-2018)[D]. 蒋欣欣. 重庆大学, 2018(04)
- [5]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J]. 林重庚,苏国利,吴素萍. 中共党史研究, 2018(04)
- [6]越过喜马拉雅山的眺望——国人眼中的印度[J]. 巢巍.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16(01)
- [7]中印共赢性发展机制研究[D]. 姜金钟. 上海师范大学, 2014(03)
- [8]印度英文主流报纸的中国形象研究[D]. 周宏刚. 华中科技大学, 2013(10)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变革与发展研究[D]. 李翔. 苏州大学, 2013(10)
- [10]中印海上安全问题研究[D]. 朱宇凡. 中共中央党校, 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