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治国理政辨析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辨析（论文文献综述）

李珊珊^[1]（2021）在《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党制度是人类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共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全新概括,其中具有两大主体,一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二是作为参政党的八个民主党派。作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党概念,民主党派是与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亲密友党,而参政党的称谓则是一个具有集体含义的政治名词,彰显了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独特位置和作用。它突破了西方政治学对“政党”的一般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特色”所在。新型政党制度是一个系统性构成,参政党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其角色定位的规范化程度,及其与其他结构性要素的互动关系对这一制度具有重要的型塑作用。因而以参政党为视角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需要从要素分析系统、从部分考察整体,这与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具有一定程度的契合性,可以借鉴其角色、结构与体系的分析模型,将参政党角色定位于组织、制度与治理三个层面,再以此为基础分析参政党与执政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体系中的结构性互动,以及参政党的角色功能向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效能的转化,从而形成从参政党视角出发考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框架。参政党的三种角色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首先,参政党只有具备完善的组织体系,才能在此基础上建构规范化的制度,进而充分发挥治理功能;其次,合理有效的制度设计,也为参政党组织的良性发展,及其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必要保障;再次,随着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的不断深化,又反过来对其组织建设和制度设置的规范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角色定位在新型政党制度演进的过程中不断明确,同时其自身的规范化进程也深刻影响着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模式,使后者呈现出平稳渐进、合作共识的总体特征。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包括组织模式、制度模式与治理模式三重要素。在组织模式上,参政党与执政党的互动遵循民主集中的组织原则,形成了非竞争性的组织关系,具有非对称性的组织特征。在制度模式上,参政党与执政党在国家政权层面的互动形成了“执政—参政”的制度模式,在政党层面的互动形成了多党合作的制度模式,在社会层面的互动形成了政治协商的制度模式。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新型政党制度全方位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形成了“嵌入式”治理的模式,具有一主多元的权力配置格局,以及科学化与民主化的政策优化机制。从总体上看,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呈现出鲜明的合作型特征,其中执政党领导合作,参政党协同参与,有效提升了治理绩效。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效能包括体系效能、过程效能与政策效能三个维度。参政党自身具有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利益综合、社会服务与政策反馈等功能,它与执政党互动则形成了政治沟通、科学决策、民主协商以及民主监督等功能。这些功能维系着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提升了该制度的效率与稳定性,充分展现了该制度治理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政策效果。尽管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显着的制度优势,但它在结构运作与能效发挥等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而参政党自身建设也有待进一步规范。鉴于外在的环境的复杂多变,新型政党制度尤需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提升运行效能、增强适应能力,从而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孙道壮^[2]（2020）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就党自身而言,首先就需要坚持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党的执政地位而言,这需要树立党在社会中的权威。而权威作为一种得到服从和认同的创造性意志,在其自身由“神”到“人”的历史演进中,不仅将自身的重心由“创造性意志”转移到了“服从和认同”方面,而且经历了自身由“自在”到“自为”的艰难历险,实现了自身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自我突围。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作为对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意志的服从与认同,既具有着一般政党权威的普遍性视域,又具有着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威的特殊性视域,同时还具有着中国共产党自身权威的个别性视域。三重视域的融合,在使得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从整体上进行把握的同时,也要求我们必须以一种多维系统性的互动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塑造过程进行要素的解剖和探讨,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体上把握其运作过程的同时,又能够做到层层深入,以不断剥开其塑造过程的外在表象,直抵其核心意旨。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塑造,不仅是一种静态结果的呈现,更是一种动态过程的展现,不仅是一种外在形式的表面,更是一种内在自觉的实践。为了更好地体现其自身的这一多维性质,本文将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塑造过程划分为主体、内容、介体、客体、效果五个要素,在对其每个要素都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实现对其整体性、规律性的把握。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主体要素,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内容要素,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介体要素,人民群众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客体要素,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就成为了其权威塑造的效果要素。以此为框架支撑,本文在第一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的基本问题进行综合性探讨,旨在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即是“对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意志的服从和认同”的基本内涵;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在多维互动过程中所彰显出的由权利到权力、由强制到认同、由民主到自由的内在规定本质;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所包含的领袖权威、党内权威、党际权威、执政权威等多种类型;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所具有的建构性、辐射性、历史性等多元特征;明确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所主要蕴含的五个要素;明确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所体现出的从本源到本位的生成、从形式到效应的运行、从动力到指向的发展等逻辑机理。在第二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这一主体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党的组织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主体依托、内在理由、生成基础,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主体在武装夺权中地位的确立、在全面建设中力量的壮大、在改革开放中实现自身的转型的历史探索进行了具体分析,对中国共产党权塑造主体由“被动”向“主动”的现代化转变、市场经济运行方式对其造成的局部冲击、其自身从“结构”到“理念”的时代性调适的现实际遇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保持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先进性质、发挥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人事功能、完善党的权威塑造主体的队伍管理等锤炼路径。在第三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意志这一内容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发挥着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内在灵魂、推动党的权威塑造的纵深发展、把控党的权威塑造的整体进程的重要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确立自身主题、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丰富自身涵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深化自身主旨的历史演进进行了具体分析,对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内容的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资本逻辑对其造成的一定影响,以及在发展创新中突显政治意志的根本地位的现实状态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以理论发展滋养党的权威塑造内容、以初心使命淬炼党的权威塑造内容、以精神家园引领党的权威塑造内容等建构路径。在第四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体制这一介体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是党的权威塑造的表现形式、是党的权威塑造的秩序保证、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路径依赖等重要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对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的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形成、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由“政治拱卫”到“经济建设”模式的过渡、法治元素的不断增强的历史进行了具体分析,对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现代化、系统化、科学化,现代科层制弊端对其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及其在时代发展中的新型格局的现实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筑牢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根基、促进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转型、提升党的权威塑造介体的效能等拓展路径。在第五章通过对人民群众这一客体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人民群众是党的权威塑造的作用对象、客体变量与根本力量,并以此为基础对在革命过程中对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内在唤醒、在全面建设中推动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实践转换、在改革开放中促进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能力提升等党的权威塑造客体力量激活的历史进行了具体分析,对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理性化、层次化、个体化,现代性生存困境对其造成的一定影响,及其在时代发展中的活力呈现的现实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密切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保持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平衡、促进党的权威塑造主体与客体的共同发展等夯实党的权威塑造客体的实践路径。在第六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这一效果要素在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中重要作用的探讨,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是党的权威塑造的目标诉求、衡量标准、效果体现,并以此为基础对党的权威塑造效果在“革命建国”中的初步达成、在秩序重建中的逐步提升、在经济发展中的不断深化等在历史中的推进进行了具体分析,对党的权威塑造效果在各种动态变量中呈现出多种变化、现代化认同困境对其造成的一定不良影响、以提升认同质量为主导对其进行的时代构筑等现实体现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提出了筑牢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生成根基、推动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深入发展、提升党的权威塑造效果的内在指数等实践路径。通过对这五个要素的深入探讨,本文在第七章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塑造得出了若干理论认识,提出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根本政治保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理论武装;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强大的组织队伍;坚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良好风尚;把加强纪律建设作为治本之策,强化党在权威塑造中的纪律和规矩意识;不断扎牢制度的笼子,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根本制度保障;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为党的权威塑造提供健康的肌体等若干理论认识,旨在为更好地推进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最后,本文对党的权威塑造进行了现实的观照,指出在当前形势下必须要在开展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中,坚决践行“两个维护”,并对党的权威塑造进行了未来的展望。

姜新^[3]（2020）在《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离开共产党来谈国情是不现实的,党内治理牵动着国家治理的每一条神经。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已经超过9000万,其中约有80%的国家公务员,以及超过95%的领导干部具有中共党员身份,办好中国的事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社会肌理和国家结构在加速转型,经济结构、政治布局、利益分配格局、意识形态等方面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同时,党内腐败和思想混乱等治理窠臼问题被新媒体无限扩大,更加直白地摆在了名为信息社会的“砧板”之上。党内治理问题在削弱党的执政效力的同时,更是通过溢出效应辐射整个国家的治理进程。党内治理的迫切程度可谓前所未有,但党内治理理论架构,以及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话语体系还处于成长时期,难以与西方现代法治和政党理论抗礼。本文以依规治党为切入点,意在回答五个问题:依规治党的定义是什么?推行依规治党的依据是什么?依规治党的经验是什么?依规治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深入推进依规治党的对策是什么?以此实现巩固现有党内制度优势的同时将制度优势更高效地转换为治理效能,丰富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首先,依规治党的定义是什么?本文将依规治党的概念概括为:依规治党是法治思维在党内建设领域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在构建科学、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的基础之上,运用制度手段对党内事务、党员行为和党内政治生活进行治理。依规治党的本质:明确权责划分,规范权力运行。依规治党的目标:借鉴法律属性管党治党,使政党保持生机活力,引领法治中国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次,推行依规治党的依据是什么?本文分别从政党理论、执政党理论、法治理论三方面阐释依规治党的理论根据;从世情、国情、历史经验三个角度充实依规治党的现实根据;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规治党逐渐演变的理论架构阐释依规治党的制度根据。再次,依规治党的经验是什么?依规治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本文总结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新时期、新时代四个时期的标志性成果和经验教训。以此为依据总结出新时代依规治党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依规治党概念本身不够明确凝练。二是,依规治党的研究重点需转移,由横向思辨转向执行细节。三是,党内法规的内容和执行程序存在碎片化、不规范以及广泛性不足的问题。四是,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同期推行,法治思维还没有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完全认可,依规治党出现监督不足和矫枉过正并存的现实悖论。同时,依规治党的容错纠错措施存在匮乏。五是,依规治党软环境面临信仰缺失、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击。最后,深入推进依规治党的对策是什么?本文从党内法规生成机制和依规治党执行效力两方面入手,在巩固制度优势的同时,将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党内法规生成领域:一是,明确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原则（坚持科学理论、人民立场、法治精神）。二是,提出新时代优化党内法规生成机制的切入点（法规队伍的配置、交流培训和民主参与）。三是,明确法规生成机制的未来关注点（补足合规审查机制,形成闭环的党内法规的生成机制）。依规治党执行效力:一是,通过“圆桌学习”和新的选人用人模式,实现从严治吏。二是,以党内监督为保障,规范权力运行。三是,在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下,从立法契合、过程衔接两方面,推进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一体化。四是,补足兜底措施,充实依规治党的救济措施。

王光明^[4]（2020）在《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认为党内政治文化集中反映了政党的政治品格、文化根基、价值追求,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精神标识。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新时代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重大时代任务,提出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科学命题,形成了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重要抓手。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既是对我们党90多年自身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科学升华,又是着眼于新时代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的战略任务而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新时代深入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应有之义和内在要求,对于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来源于管党治党的实践活动,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建构主体、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为核心导向、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体系,具有政治性和文化性相统一、时代性和民族性相统一、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鲜明特征,主要包括思想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等具体形式,在凝聚思想共识、规范政治生活和净化政治生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和国外政党政治文化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其中,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是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魂”;传统民本思想、德治思想、法治思想、选贤任能思想、修身律己思想和廉政思想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构成了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根”;国外政党有序发展党内民主、重视政党法治、加强廉政建设、渐进推动政党改革和塑造良好政党形象的政党文化,则为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注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贯穿于管党治党实践活动始终。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奠基和探索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调试和曲折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则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修复和完善期。90多年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历程,形成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一是持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完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科学指南;二是加强党内集中教育,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固本培元;三是强化党的制度建设,巩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独特精神标识,在以政党-社会-国家为核心构成要素的政治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功能。首先,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价值引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文化支撑,筑牢了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价值根基。其次,党内政治文化作为具有明确政治方向的文化形态,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先进性,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党的政治实践中的集中体现,也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前进的“风向标”和“指明灯”,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再次,党内政治文化既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强化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治保证,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并持续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通过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培厚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土壤;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创新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理念;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厚植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推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取得了新成效。但不可忽略和否认的是,当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仍存在党员干部对党内政治文化认知存在偏差、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体制机制不健全、面临不良政治文化的冲击等现实问题。究其根本,就在于封建思想、西方文化思潮等多元文化对党内政治文化的挤压,以及管党治党实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等主客观因素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形成了冲击和挑战。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应坚持统筹协调,加强顶层设计,要始终坚持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统一、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的逻辑理路,自觉做到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加强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持续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形成和巩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方法体系保障、思想保障、主体保障和制度保障。

赵洪良^[5]（2020）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能力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党的政治能力建设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内在要义和本质规定。党的政治建设所内含的“政治强党”意蕴是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逻辑指引,也是从政治能力视角思考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逻辑理路。在党的政治建设意义上,提升党的政治能力是中国共产党确保政治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政治权威,彰显党的政治本色和政治特征的关键之举。理解党的政治能力的内涵要义要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解析党的政治能力的内容构成、价值功能和本质属性。要从政党能力的视角理解党的政治能力的一般的、共性的、基本的政治诉求,结合新时代党的政治能力的重要论述,尝试从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两个层面理解党的政治能力的内容要素,在此基础上阐释党的政治能力建设在党的政治建设过程中的功能定位,总结出提升党的政治能力内在逻辑与政治诉求,全面把握提升党的政治能力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目标来源于党的政治建设实践。结合党的政治建设的的发展历程来看,提升党的政治能力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建设的内在逻辑和必然结果,是回应党的自身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和新挑战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党的政治能力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认识和创新举措,推动党的政治建设实践焕发出强大政治活力,为新时代管党治党积累了有益经验。出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政治需要,强化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就成为新时代“旗帜鲜明讲政治”的核心要义。可见,作为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如何永葆政治先进性,如何锻造强大的政治能力,如何以党的政治能力推动党的事业发展,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从能力要素系统来看,党的政治能力着眼于党的政治力和组织力建设的特定过程,其内在包含了党的能力系统的诸多要素,体现了党的建设和执政背后的共性政治要求。参照党的政治建设基本范畴,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内容要素可划分为职能性政治能力、保障性政治能力、方法性政治能力、核心性政治能力、预防性政治能力,规定了党的政治能力是由多重能力要素整合构成的整体性能力系统。这种能力系统是对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治国理政能力的系统化表达,是对党的政治功能、责任使命、政治角色、政治本领等的综合体现。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多年努力和实践探索,党的政治能力建设取得显着成效,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质量。但也要清醒认识到,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着的各种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上的强力挑战,党的政治能力建设面临和现实梗阻和阻滞因素愈加明显,提升党的政治能力的相关实践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而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实现党内政治团结、凝聚统一共识,着力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在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方面,要尝试将党的政治建设的经验优势转化为增强中国共产党政治先进性的核心政治资源,在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不断释放巨大的政治能量。要以“能力强党”为价值导引,按照体系化建设思路为新时代党组织政治能力建设提供丰富的方法路径,着力构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目标功能体系、主体内容体系、组织保障体系、效益评价体系。针对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人员结构配置不合理、专业化能力不高、政治素养不强、政治能力不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等问题,要尝试从政治思维、政治素养、政治本领等方面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站位和政治担当。并在党的政治建设的经验支持下,不断强化和优化党的政治能力的提升机制,深化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制度化路径。

王梅琳^[6]（2020）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进新时代。在时代的大背景、国情的大前提、理论的大框架规定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面临着重大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与奋斗目标,显然需要在中国特色发展方式与现代世界发展模式二者融合中,突出中华民族内在本质的坚守。就此而言,系统而深入地挖掘、梳理、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饱含的极为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在对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基础上,寻求与探索一套切实可行的行动机制,真正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制度与实践过程之中,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与重大的实践问题。本论文正是在这一问题的导向下展开的。本论文的基本思路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为研究主题,立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规定与实践逻辑,从机制层面探索如何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有效融入其中。论文总体上遵循理论探讨—现实分析—理念融入—制度融入—行为融入这一研究思路展开。这一思路的核心是一个一般理论建构的基本逻辑。论文首先在对核心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机制的理论框架;其次,立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现实挑战与本身特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硕的治国理政资源与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系统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明确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内在逻辑;再次,遵循“融入机制”的一般理论框架及其现实规定,分别从融入机制运行的柔性力量、刚性保障、行为实践三维架构出发,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制度设计与行为要求,搭建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系统化、规范化、可操作化的机制;最后,基于整个融入机制的建构过程,从融入机制建构的主要原因、重点所在与预期结果,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给予我们的经验启示。在上述思路指引下,本论文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文本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科学开展问题的讨论。本文共分八个部分展开:在绪论部分,主要阐述研究的缘起与意义、研究的现状、研究的目标与内容、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以及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第一章着重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机制的相关概念与行动框架,界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与融入机制的概念,建立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观念、制度与行为三维框架,为本论文的进一步推进奠定坚实的概念与理论基础;第二章客观分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现代化面临的观念、制度与行为层面的挑战,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应对这些挑战过程中的效用。同时,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体与场域困境,论证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可以为其提供主体保障与场域支撑,从而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必要性;第三章从开放性和本土性角度分析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具有的吸收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品格,从观念、制度与行为层面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厚治国理政资源,从思想观念与价值目标方面论证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从而明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可能性;其后的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观念、制度和行为三重维度的架构体系,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系统行动机制建构。上述机制的建构,需要明确融入的基本依据、主要内容、价值原则与可行路径,以保证机制建构的有效性和运行的可持续性;第七章统筹考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机制建构的原因、重点与结果,提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过程中必须注意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价值,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引领中国社会发展。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论文得到的基本结论是: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历史资源而存在,它之于当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观念、制度与实践具有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不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以潜意识、集体无意识、集体意向等形式而自发地存在并发挥规范作用。这是一种“自在的”行为。第二,以自觉的思维方式、制度建构与实践行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意识地、有目的地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之中,从而达成中国之治,这是一种“自觉的”行为。第三,中国共产党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核心,必须积极主动作为,对中华传统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精神命脉做出能动的选择与理性的接纳,科学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机制系统建构。

刘燕妮^[7]（2019）在《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治理”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话语之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上的全新理念,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研究的重要范畴。地方是民众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是民众利益诉求表达和利益矛盾的集中地,倡导国家治理议题必须关注地方治理水平和治理绩效。地方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环节。打造中国特色的地方治理,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因此要将党的领导与建设嵌入到地方治理中。我国地方治理转型是地方党委、政府、社会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角色,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基础性论述及国家回归社会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当代中国地方治理变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社会是两个重要的行为主体,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与互动样态必然深刻影响着地方治理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构成了地方治理的重要论域。本文在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探讨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对推动地方治理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自产生以来深深地扎根于社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的执政党和领导党,并带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党始终保持和传承了扎根于社会、依托于群众的优良传统。因此党社关系问题（或其所包含的党群关系）长期以来是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的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从历史维度看,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始终在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互动关系及架构中运作并寻找平衡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在中国社会整体变迁的宏大背景下,我国党社关系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同构化”、改革开放以来“初步分离”关系形态的发展变革。地方治理现代化为我国党社关系建构提供了新逻辑和新思维。但不可否认,当前党社关系的互动方式和存在样态与地方治理现代化尚存在一定张力,表现为党的社会基础出现弱化的风险、党服务社会功能转型滞后、党与社会沟通出现脱节现象以及党在社会主体性发展中的功能发挥不足等问题。剖析党社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可归结为: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社会基础的变化、地方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地方党组织与社会民众之间平等民主的话语秩序尚未建构、地方党组织社会化失衡等因素。本文对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研究基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论证,一方面从党这一主体要素切入,提出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引领与培育。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已逐渐脱离国家权力的控制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但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社会组织化程度、自治水平较低,广大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及应具备的公民意识、公民精神还不适应我国现代治理变革。为此,在地方治理框架下,党社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引领与培育社会,促进社会相对独立自治体系的形成,培育现代公民、培育社会生活共同体价值规范、支持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进程,建立政府与社会协作共治的平台和机制,以适应治理现代化这一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目标和政治规划需求。另一方面从社会这一主体要素切入,提出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表现为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权能的增益与制约。当前中国社会主体性觉醒对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维护公共利益、回应民众诉求、推动民主政治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在地方治理中,社会的公益性、志愿性等道德精神与品质能够克服党的决策忽视民众意愿,或是出现阶级利益倾斜的取向。同时,现代社会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民间性、自治性等优势,在代表和维护特定群体利益、整合社会资源、汇聚人才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优势,对党的功能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另外,社会转型带来公民权利的增长和发展,强化了公民权利对党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实现地方党权授予和行使的人民性,进而优化地方治理。依据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党社关系基本内容深入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构建地方治理中党全面领导下的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党的全面领导是“服务与协商”党社关系模式的基本原则和政治前提,两者表现出互促共强的有机统一性。地方治理现代化蕴含的民主、责任、回应、参与等精神理念极大地凸显了“社会本位”的价值回归,党服务社会是地方治理中党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内容,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以贯之的宗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体现。协商为民众参与地方治理提供了广阔平台,党社协商契合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要义,在地方治理中,有利于党与社会的广泛合作、党与社会的对话沟通和党有效集中民意,是党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机制。

刘蕊^[8]（2019）在《新时代我国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治生态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话语创新,它指涉的是政治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共生演化,反映的是政治共同体的生存状态。政党政治生态则是政治生态在政党领域的综合映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最高政治力量,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决定了执政党政治生态必然是中国政治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根本上决定和制约着政府行政生态、社会政治生态状况。因此,在中国政治生态话语体系中,研究政治生态必然绕不开执政党政治生态,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研究,业已成为了中国政治生态研究领域中亟待解决和亟需突破的重要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塑造新气象展现新作为,必须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有关政治生态建设的讲话精神,全面精准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做出把政治生态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净化和优化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坚定决心和战略部署,必须牢牢把握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内涵本质、要素构成、生成机理及优化路径,唯此才能更好地实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伟大工程的宏伟目标。本文选取政治生态中最核心、最关键、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执政党政治生态作为研究对象。旨在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政治生态学的分析视角出发,探究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并运用生态化思维分析执政党系统内部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张力,以寻求执政党政治生态优化与治理效能双向提升的逻辑进路,促进执政党系统的要素匹配和肌体健康,营造良性、有机、廉洁的执政党政治生态。研究执政党政治生态,本质上就是探讨执政党、国家和社会三者之间职能、权力和利益的结构关系及其互动过程,找寻实现党的权力、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三者之间的互动与平衡的现实路径。因此,在分析视角选择上,本文不仅从宏观视角,分析从政环境与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关联问题,而且注重从政治生态学的系统性分析视域,深入探究执政党系统内部结构及其机理,并把执政党政治生态看作一个整体,既深入剖析执政党外部环境的深刻变迁,也统筹关注执政系统内部要素的匹配和结构功能的优化问题。换言之,就是把执政党内部系统的要素匹配和结构功能优化,同外部环境的修复净化统筹起来,把执政党政治生态的生成看作是党的执政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共生演化的结果。唯此,才能准确勾勒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的运行轨迹,才能更好地探究促进执政党政治生态优化的实现路径。本文在整体结构布局上分为上下两个篇章,上篇主要是提出问题,包括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下篇主要是分析对策即提升论,包括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执政党政治生态基本理论。旨在从静态分析维度,重点探究我国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理论意蕴,分析论证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内涵要素、基本结构及其本质功能等。执政党政治生态,就是执政生命系统与执政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关联互动所生成的相对稳定态势。它是执政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各组成部分之间有效衔接,以及执政系统与环境系统关联互动的整体性映射;执政党作为一个复杂的生命有机体,必然会涉及诸多相关性要素,这些要素互相关联,彼此联系,主要包括主体性要素、程序性要素和支撑性要素;为准确理解执政党政治生态的时空结构,全面认知执政党政治生态全貌,总体上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来把握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基本结构。纵向层级上,可划分为中央层面执政党政治生态、地方层面执政党政治生态和基层执政党政治生态。横向结构上,可划分为执政党政治“内生态”和执政党政治“外生态”;功能属性上,执政党政治生态还具有维护功能、反映功能、检验功能三大功能。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阐释框架。主要探讨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发生、发展、运行的基本过程及其演替规律,并从动态分析维度,宏观上分析哪些因素会影响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进程和结果,以及如何科学评价执政党政治生态的优劣状况等。执政党政治生态是政党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革新性调适的自然演化,其演替发展的基本动力来自于外部环境压力和内部变革动力所形成的双向合力;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健康和谐发展,既需要执政生命系统对执政环境进行汲取、吸收和反馈,并通过自处理系统内化为执政系统内生态要素,也需要执政党政治内生态根据外生态的变化不断地调整自身内部结构功能,并满足、适应、引领外生态的发展,以达至内外生态的和谐共生、协调进化;影响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状况的关键因子,宏观上可分为两大类,即执政系统内部相关因子和执政系统外部相关因子。内部相关生态因子主要包括执政主体状况、执政体制机制状况、执政系统要素结构功能状况等。外部相关生态因子主要包括物质生产方式与水平、文化习俗和政治传统、社会风尚氛围等;对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进行评价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精细工程,从现实工作角度分析,结合执政党政治生态的核心构成要素和关键影响因子等信息,本文选取了有效适应性、复杂多样性、动态稳定性和持续发展性,作为评价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四个一级指标。同时把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文化、党内法规制度和党内外监督制约四个核心监测点,作为执政党政治生态的二级评价指标。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现实考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把政治生态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注重外强净化与内增活力相统一不断推动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回顾梳理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我国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呈现出把纪律挺在前面、零容忍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实现巡视派驻全覆盖、重点查处扶贫、污染防治领域的腐败等多种鲜明特点;经过这几年持续用力,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执政系统结构功能调适上,还是在内外部环境系统净化上都有长足进步,执政党政治生态明显好转;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依然任重道远。当前我国执政党政治生态仍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表现为阶层利益不断分化、公权力仍然存在异化风险、执政环境复杂多变、公信力弱化倾向显现等问题;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分析,造成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包括关键要素尚不匹配、相关限制性因子缺位、外部场域劣变因子侵入以及内外良性循环不畅等等。为此,亟需我们从政治生态学分析视域,统筹思考、对症下药找到执政党政治生态不断优化的建构路径。执政党政治生态提升论。本文认为从政治生态学分析视域来看,执政党政治生态的优化和提升,宏观层面要遵循标本兼治、内外兼修、统筹整合的逻辑进路。中观层面要做好执政系统内部各要素匹配协调,执政系统外部环境的修复与净化,以及执政系统整体效能的调适优化。微观层面上,一方面,需要通过调适和完善党的执政系统来进行。调适和完善执政系统的过程,即不断完善执政要素之间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过程,也是执政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关系的科学化、制度化与规范化的过程。另一方面,需要通过修复和净化党执政的外部环境来进行。修复和净化党执政的外部环境,即不断提升执政环境系统开放性和有机性的过程。如果说党的执政系统的调适和完善是内向优化进路,那么执政外部环境的净化,则是外向优化进路,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推动着执政党政治生态系统的协同进化。总之,执政党政治生态的优化,需要执政党不断主动调适更新执政系统内部要素、结构、功能状况,以执政党内部自身变革积极引领外部环境的优化发展,最终达至执政党政治内生态与外生态的和谐共生、良性互动和协同进化。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理论探讨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活动相互促进,并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整个执政实践过程的始终。优化执政党政治生态的最终目的,是构建起能够维护和保障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履行长期执政使命的良性、有机、廉洁的执政党政治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能够生生不息输入执政系统,党的执政能力显着提高、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环境更加健康、执政基础更加巩固,中国共产党能够更高效科学地履行执政使命,更快捷恰当地满足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这样的生态系统是理想的执政党政治生态系统,这需要集中全党的智慧,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朱雄君^[9]（2019）在《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信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灵魂和力量源泉,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之根本,是中国共产党兴党强党之要义。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是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时期,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守的重要遵循。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只有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旗帜,才能始终保持自己的政治本色,始终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始终保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才能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信仰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高度重视信仰安全的战略地位,坚持将维护信仰安全作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任务,着力在加强理论武装、严肃政治生活、激发内生动力上下功夫,不断增强全党坚守信仰、维护信仰、锻造信仰、践行信仰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确保全体党员、干部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问题极端重要的战略考量,本文将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问题作为研究的主题,从信仰安全的学理基础入手,对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的结构构成、战略意义、现实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在借鉴中国共产党维护信仰安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维护的主要路径,为中国共产党维护信仰安全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首先,本文阐明了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包括马克思主义信仰、政治信仰、政治安全、执政安全等与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主题有关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和梳理,提出信仰安全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着力维护的重大安全,并从总体上阐明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其次,本文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的学理基础。一是论证信仰安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安全的核心构成,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维护自身的执政安全,就必须维护好自身的信仰安全。二是对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的内涵与特征进行理论分析,在对信仰、中国共产党的信仰、信仰安全的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和诠释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的内涵进行了学理分析,提出信仰安全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维护的核心安全。三是对信仰安全的内在结构进行理论探讨,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主体层次、内容体系、影响因素的分析,厘清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的内在结构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构建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的理论分析框架。再次,本文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的战略地位。一是从理论层面分析信仰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价值,提出信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支撑和力量源泉,信仰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价值;二是从历史层面考察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生命历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发展进程的历史考察,提出信仰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根本、兴党强党的要义。三是立足中国共产党的当代实践,从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正确方向、生机活力、强大力量四个方面论证信仰安全的战略意义。然后,本文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一是从信仰客体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信仰体系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主要包括:时代的变迁对信仰体系的真理力量的挑战,功利性泛滥对信仰体系的价值基础的侵蚀,多元化思潮对信仰体系的一元地位的冲击,大众化滞后对信仰体系的神圣魅力的消融。二是从信仰主体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信仰主体安全存在的重大隐患,主要包括:“批发式”入党降低了党员、干部对信仰的尊崇,“浅尝试”学习削弱了党员、干部对信仰的认同,“两面人”现象动摇了党员、干部对信仰的坚守,“宽松软”管理弱化了党员、干部对信仰的锻造;三是从信仰结构的角度探讨了个体性信仰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包括:一些党员、干部信仰模糊,部分党员、干部信仰淡化,少数党员、干部信仰动摇,个别党员、干部信仰缺失,极少数党员、干部存在信仰背叛问题。四是探讨了信仰安全问题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是从党员、干部的个体视角分析信仰安全问题的严重后果,从执政安全的战略维度分析信仰安全问题的巨大威胁,从民族复兴的宏观视野分析信仰安全问题的潜在风险。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安全是能够得到保障的,但是面临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确保信仰安全,就必须有效应对和化解时代变迁、功利主义、多元化思潮、大众化滞后对信仰体系带来的挑战和威胁,着力解决党员、干部队伍入口关不严、理论学习不深入不透彻、组织生活“宽松软”、“两面人”现象给信仰安全带来的隐患,着力解决少数党员、干部信仰模糊、信仰淡化、信仰动摇、信仰丧失、信仰背叛的问题,特别是要防止党员、干部个体层面的个体性信仰安全问题向全党层面的总体性信仰安全问题的扩大和蔓延。最后,针对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信仰安全的内在运行规律,借鉴中国共产党维护信仰安全的历史经验,本文提出了维护信仰安全的主要路径:一是要加强理论武装,打牢信仰的理论之基。具体来说包括以下路径: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增强信仰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着力加强理论转化,增强信仰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有效开展理论教育,增强信仰的认知度和认同感。二是要强化规矩纪律,维护信仰的神圣地位。具体来说就是:将信仰合格作为党员发展的首要标准,让信仰守望成为必须遵循的重要底线,把信仰维护贯穿监督执纪的全部过程。三是要严肃政治生活,强化信仰的组织锻造。就是要将坚定信仰作为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将信仰淬炼作为党性锻炼的核心内容、将信仰仪式作为组织生活的规定动作。四是要激发全党活力,推动信仰的广泛实践。关键举措包括:在坚持学思践悟中做到知行合一,在抓住“关键少数”中推动以上率下,在铸就信仰丰碑中激发实践力量。

丁粮柯^[10]（2019）在《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的转化机制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的转化机制为研究对象,以政治过程为研究视角进行研究。首先,本文比较分析党的主张和国家意志的概念,从两个层面划分党的主张的类型,继而从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方面分析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的原因;其次,本文以政党执政理论为基础,重点分析转化机制的构成要件;最后,本文剖析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的转化过程,从而进一步解释党的主张如何转化为国家意志,并对转化机制未来的发展进行展望。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加以分析论述:第一部分,导论。通过对目前学术界关于党政关系、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及党的主张和国家意志的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将过往研究所存在的局限性概括如下:第一,学术界直接使用“党的主张”和“国家意志”此类概念的居多,而对此加以详细理论分析者甚少,存在基础概念混乱的现象;第二,学术界从价值层面论述将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的重要意义的居多,而系统分析党的主张如何转化为国家意志者甚少。有鉴于此,本文的选题及分析之新意在于:对“党的主张”和“国家意志”进行比较分析,并对党的主张的类型进行了分类,通过对基础概念进行系统阐释以对其加以理解和把握;对转化机制的构成要件和运转过程进行重点分析,阐释党的主张是如何转化为国家意志的问题。第二部分,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的转化机制的概述。本部分利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本质属性、功能作用、内容实现方式三个方面,对党的主张和国家意志的概念进行理解和把握。从领导和执政两个角度将党的主张进行分类,以进一步把握“党的主张”这一概念。与此同时,该部分还从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两个方面对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的原因进行分析,以为后续研究做好铺垫。第三部分,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的转化机制的理论基础。本部分在对政党执政概念进行界定,并对政党执政的实践要点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剖析转化机制的构成要件。转化机制有五大构成要件,分别是主体要件,即谁来转化;客体要件,即转化什么;程序要件,即依据什么转化;结果要件,即转化成什么;目的要件,即实现什么目的。剖析这些构成要件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转化机制。第四部分,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的转化过程。本部分从政治过程视角出发,分析转化机制的运转过程,即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的转化过程。转化过程包括四个环节,即党的主张的形成、党的主张的表达、国家意志的形成和国家意志的表达。同时,转化过程按照内容可以划分为三种不同类型。最后,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该部分对转化机制未来的发展进行展望并提出建议。第五部分,结论。本部分是对全文的回顾与总结,并将针对部分现实问题进行启示性的提炼与升华。

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辨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辨析（论文提纲范文）

（1）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时代我国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的转化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辨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D]. 李珊珊. 山东大学, 2021(02)
• [2]中国共产党权威塑造问题研究[D]. 孙道壮. 山东大学, 2020(09)
• [3]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研究[D]. 姜新. 华侨大学, 2020(12)
• [4]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D]. 王光明. 兰州大学, 2020(01)
• [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能力建设研究[D]. 赵洪良. 兰州大学, 2020(01)
• [6]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机制研究[D]. 王梅琳.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1)
• [7]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D]. 刘燕妮. 山东大学, 2019(02)
• [8]新时代我国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研究[D]. 刘蕊. 山东大学, 2019(02)
• [9]中国共产党信仰安全问题研究[D]. 朱雄君.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10]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的转化机制研究[D]. 丁粮柯.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治国理政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