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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辞典》词条(未定稿)选登:（论文文献综述）

姚大怀^[1]（2015）在《民国传奇杂剧史论》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民国时期的历史与文化进程以及戏曲史的演变为背景,以民国传奇杂剧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新戏曲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全面考察该时段传奇杂剧的发展、变化以及消亡历程,重点分析重要作家群体的思想艺术倾向以及各时段作品的思想主题、艺术风貌、剧本体制的传承与新变,总结民国传奇杂剧的价值与地位,反思其在剧烈的政治文化转型中尴尬的处境。为此,本文拟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篇属于“史”的范畴,即以时间为线,审视民国传奇杂剧的演变过程,共四章内容。第一章为民国传奇杂剧概述,主要涉及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民国传奇杂剧的界定。笔者拟从时空、文体以及学科等三个角度为民国传奇杂剧进行界定,从而进一步明确本文的研究范围。二是民国传奇杂剧的整理统计。该部分将从作家的籍贯分布、年龄分布、作品创作（刊发）的时间分布、作品刊发的地域分布以及传播载体等角度对民国传奇杂剧进行统计,从而从总体上把握民国传奇杂剧的作家、作品情况。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以民国初期、中期与后期的传奇杂剧创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不同时段作品的发展背景,探讨其兴盛与衰亡的外部原因,并从时代主题、传统主题等两个角度梳理各阶段的创作情况,宏观展现民国传奇杂剧的发展历程及其兴盛、沉潜与消亡的规律。本文认为,推动传奇杂剧继续前进的外部要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是梁启超及其小说界革命对于传奇杂剧的启示,其二是现代报刊业与出版业以及文化市场的强烈刺激,其三是不同类型剧作家的勉励坚守,其四是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与空前严峻的民族危机；除剧本体制以及剧作质量等内部因素外,致使传奇杂剧走向衰亡的外部因素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是远离戏曲舞台,其二是新文学与现代话剧的冲击,其三是大批作家的纷纷淡出,其四是现代报刊业以及文化市场与传奇杂剧的疏离。通过梳理民国不同时期的剧作内容与主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直击现实、服务读者、紧随时代主题需求,是民国传奇杂剧的主旋律与主要特色；抒情言志、自娱自乐、与时代需求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也是民国传奇杂剧的重要特点,但与民国以前的此类剧作相比,同样融入了相应的时代色彩。下篇属于“论”的范畴,即抓住民国传奇杂剧发展与消亡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加以论述,并涉及对其戏曲史与文学史地位的评价,共分五章。第五章至第七章分别以报人作家、遗民作家、学者作家等主要作家群体为研究对象,旨在展现不同群体的思想倾向、创作观念、艺术贡献以及相应的教训等,从微观上展现民国传奇杂剧的兴衰得失。本文认为,受思想、经历、职业、修养等要素的影响,上述三类作家在担负起民国传奇杂剧创作主力的同时,均从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传奇杂剧的发展进程,并给后世留下迥异的经验与启示。报人作家主要在民初发挥了主导作用,并在政治与市场意识的双重作用下,其剧作明显指向政治时事与文化市场。在延续清末传奇杂剧的兴盛局面并收获可贵的艺术经验的同时,报人作家也在思想、艺术以及文体形式上暴露出明显的硬伤,从而透支了传奇杂剧的生命。遗民作家的创作高峰也在民国初期。特定的成长环境与生平经历,决定了遗民作家多在剧作中表达特有的遗民思想,表现出与民国政权以及新文化的截然对立。就艺术而言,遗民剧作在情节、人物、语言等方面存在诸多弊端,具有较为明显的文人化与学术化的倾向,客观上加速了传奇杂剧的衰亡进程。学者作家在民国中后期成为传奇杂剧创作的主力。深重的民族危机、特殊的学者境遇与扎实的曲学造诣,使得学者作家一方面大声疾呼,号召民众勇赴国难,另一方面将传奇杂剧当成抒情写心的载体以及学术尝试的平台,表现出与报人作家、遗民作家截然不同的创作倾向。在艺术方面,学者作家注重曲律、文采与布局,创作了一批兼顾案头与场上的佳作,堪称民国传奇杂剧领域艺术造诣最为深厚的群体,其创作对于探索中国戏曲的发展方向不无启示意义。第八章通过与元明清以来的戏曲进行比较,以及综合比较民国各阶段的创作情况,揭示民国传奇杂剧在思想内容、艺术方面以及剧本体制等方面的传承与新变。本文认为,民国时期,剧作家们一方面承袭了既有的戏曲传统,在传统题材领域收获颇丰,在书写传统主题方面仍表现出强烈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吸收了清末以来戏曲发展的经验,在题材开掘与主题开拓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创作成就；就艺术风貌而言,民国传奇杂剧在吸收传统戏曲艺术经验的基础上,更多地融合时代发展的需求,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以及戏语言风格等方面明显地表现出新旧兼备的特色；在剧本体制方面,传承即意味着对文体个性的坚守,而新变则意味着挣脱束缚,探求新的发展道路。对于民国传奇杂剧而言,无论是传承,还是新变,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第九章一方面将民国传奇杂剧分别放在民国与当下,揭示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与当代意义,另一方面将其置于戏曲史与文学史领域,总结其无法替代的戏曲史与文学史地位。本文认为,作为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孕育出来的艺术成果,传奇杂剧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下亦具有重要的认识、审美与借鉴价值,较之于鼎盛时期的传奇杂剧,亦有一定的可比性。本文还在重点梳理其艺术贡献的基础上,审视民国传奇杂剧在传奇杂剧史、民国戏剧史以及文学史上的地位,并认为,民国传奇杂剧是元明清戏曲史的延续,是传奇杂剧史的殿军与终点,是民国戏剧史的旁枝与支流,并与其他文体一道,共同构筑起斑斓多姿的民国文学,堪称中国戏曲史与民国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余论部分将以政治文化转型为切入口,综合分析民国传奇杂剧的功能定位、创作手法以及传播方式等关键问题,从而探讨与反思民国传奇杂剧的处境。本文认为,在政治文化剧烈转型之际,民国传奇杂剧只能处于一个两难的处境之中,无论如何抉择,都无法摆脱逐渐消亡的命运。

刘凡^[2]（2013）在《曹典球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曹典球是才冠三湘士林的鸿儒,更是桃李满园的一代师尊。他是与胡元倓、朱剑凡、徐特立等人齐名的近代湖南教育家群体中的一员。他一身纵横政界、实业界、教育界,看似纷繁复杂。只因心中怀着对国家的赤子情怀,寻寻觅觅只为求一救国之道。其主要的经历和成就都在教育领域,是当之无愧的以教育为事业的教育家。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都始终以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己任。其教育生涯涉及教育行政、高等教育、私立学校以及社会教育等,几乎囊括了近代湖南教育的方方面面。他的教育思想中无论是学校教育思想、社会教育思想还是家庭教育思想都以救国、爱国为旨归。集中反映了时代与地域的双重特征,有近代湖南教育家群体的群体特征,也有他个人的鲜明特色。他的教育经历既是近代湖南教育史的一例个案,又是近代湖南教育史的一个缩影。本文将从救亡图存与教育救国的时代浪潮、湖湘文化与传统教育的深刻影响和维新师友与志士同仁的潜移默化三个方面分析曹典球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而将曹典球的教育实践按照场所分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教育行政以及对湖南教育事业的扶持等方面。其中重点是以文艺中学为主的中等教育和以湖南高等实业学堂为主的高等教育。再运用大量的史料,具体论述曹典球的学校教育思想、社会教育思想以及家庭教育思想。最后,通过将曹典球与近代湖南教育群体内的其他人进行比较,总结其群体特征,概括其个人特点,进而对曹典球及其教育事业进行客观地评价。

何建国^[3]（2011）在《领袖着作与意识形态：孙中山着作的出版与传播研究（1919—1949）》文中指出孙中山在致力于革命事业的过程中博览群书、笔耕不辍。他长期对中西新旧之学的汲取成为其革命思想的源头,并逐渐沉淀、物化为文本,形成丰厚的着述,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然而在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因其是乱党的首领、讨伐的对象,他的着作涉嫌“邪说”、“赤化”及妨碍治安等只能秘密出版。孙中山逝世后,他所创立的中国国民党逐步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他本人也由往日被通缉的要犯而成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同时,中国国民党通过一系列的决议使孙中山的思想逐渐由个体而群体进而被确立为一个时代的思想——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中国国民党为了实现建构意识形态这一目标,把孙中山的着作奉为“圣经”,对其大量编辑,并且逐步建立了集印刷、出版、发行为一体的较为完善的推广体系。不仅把孙中山的原着改编成多种形式出版,而且还编印出版对其原着的阐述性着作。此外,还将孙中山着作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对孙中山着作的编辑、出版与推广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一项施政内容。抗战爆发后,中国国民党宣传部、三青团以“摊派”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征印《总理遗教》、征印《三民主义》百万册的运动。在政府的倡导下,孙中山着作成为图书市场中一个醒目的、具有巨大号召力的符号。因此在官方之外,民间机构顺势而为,迎合政府的意图,也大量出版孙中山的着作。官民交互之下的孙中山着作出版经历了从秘密到公开,从民间主导到官方主导,从拒绝承印到主动承印再到被动捐印的过程。孙中山着作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出版所呈现的基本特点是出版机构多,持续时间长,版本种类繁、形式内容异。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充分施展国家权力,借助国家力量,通过编印书刊、散发传单、演讲宣传、艺术宣传、社会教育、读书运动、张贴标语、呼喊口号及现代媒介等各种渠道来宣传孙中山的学说。特别是在教育界、学术界开展一系列对孙中山学说的植入与推广活动。它们或者以中性的和暗示性的语言,欲使其等同于普遍真理；或者向全社会导读孙中山的着作,提供当局所认可的“有用之学”,试图“说服”全体国民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信仰三民主义。它不仅在“加工”知识,而且也在“加工”人。在政治家、教育家、出版家及名流学者等社会各个阶层的合力推动下,南京国民政府所推广的意识形态逐步扩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使日常生活与政治有机交叠,成为普通民众生活的组成部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许多值得关注并令人深思的问题。首先,孙中山生前精心修订的《三民主义》,竟然在日后的出版过程中错误百出,乃至鱼目混珠。国民党中宣部对孙中山着作的发行,也逐步由全部承担出版费用过渡到部分承担,最后发展为不承担费用。其次,国民党内部对孙中山着作众说纷纭的解读,不断赋予其“新”的意义。同时,对孙中山着作的阅读逐渐从个体走向了集体,从自主性转变为强制性,从主动演变为被动,从积极发展为消极。再者,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在经费、组织、宣传技能以及具体宣传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孙中山的着作在历史的时空中,被不断地扭曲和利用,简约为一种象征、一种仪式、一种符号等一系列的“他者”。南京国民政府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在使主义学术化的同时,也在使主义符号化、工具化、商品化。更为关键的是,孙中山的宏伟蓝图在现实的具体实践中没有落实到位,这种背驰使得中国国民党试图通过宣传孙中山的学说来“启蒙”大众,实现信仰三民主义的愿望,在实际的施政中却是在消解着这一构想。人们在对学说认知、期待实现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了“反启蒙”的立场。孙中山着作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张力,导致以统一思想为出发点的意识形态宣传,事与愿违地收获了思想混乱,言论庞杂,以致于根本无法形成统一的思想,最终使国民党所宣传的三民主义变成了一个抽象名词。孙中山着作所背书的政府信用在文本与实践的巨大反差中丧失殆尽,使广大民众丧失了对三民主义的信仰。纵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着作的出版与传播,它有组织、有计划地指向特定的政治目标,是官方话语对大众话语的精神改造。它既是中国国民党再造知识权威的过程,也是建构意识形态的过程,同时还是解构意识形态的过程。

二、《财政辞典》词条(未定稿)选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财政辞典》词条(未定稿)选登:（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传奇杂剧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2）曹典球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领袖着作与意识形态：孙中山着作的出版与传播研究（1919—1949）（论文提纲范文）

四、《财政辞典》词条(未定稿)选登:（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传奇杂剧史论[D]. 姚大怀. 华东师范大学, 2015(10)
• [2]曹典球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研究[D]. 刘凡. 湖南师范大学, 2013(S1)
• [3]领袖着作与意识形态：孙中山着作的出版与传播研究（1919—1949）[D]. 何建国. 华东师范大学, 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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