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精神正直的祭坛

一、筑起心灵诚信的圣坛（论文文献综述）

韩晓云^[1]（2018）在《论方方小说的家庭书写》文中指出方方作为一名优秀的女作家,以其作品的独特风貌在中国文坛上占据重要地位,她始终秉承着一颗传统人文知识分子的情怀,专注于小人物的命运书写,从不放弃怀疑、批判精神,在历史语境及现实语境下,将凡人俗事的书写放入家庭书写中,生发对普通大众最深切的生存关照。本论文选取方方小说家庭书写这一维度,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简单介绍方方小说创作及研究的整体面貌,从方方小说的综合性研究和具体内容与特征的研究两方面概述方方小说的研究现状,廓清“家庭”、“家庭书写”等相关理论概念,指出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一章方方小说家庭书写中的人物形象类型本章共三节,以人物的家庭角色为起点,从历史语境和现实语境两个维度,展现方方小说中百态家庭的丈夫、父亲及妻子、母亲和儿童等家庭角色的呈现,男性尊严的受辱和消磨,女性表现为失语者和局外人,而儿童在家庭创伤下表现为仇恨和孤独。第二章方方小说家庭书写的叙事特征结合文本分析,探究方方小说家庭书写的艺术表达。她致力于日常生活化叙事;用悖论和复调建构她笔下的家庭故事,爱而不得,得而不爱的悖论相互缠绕产生荒诞感,多声部叙事的复调的运用让家庭故事多线共进,散发生生不息的意味;叙事语言的诗性审美品格表现在诗意文雅、返璞归真、幽深忧郁三个方面。第三章方方小说家庭书写的价值探讨方方对恋爱、婚姻家庭的书写中一直贯穿着她的质疑态度,第一节分析方方小说文本中表现的爱情的虚伪、亲情的黑洞,展开对“家园”的批判与追问;第二节立足方方小说的知识分子和弱者立场,探究其超性别写作对家庭中“人”的书写的超越与关怀;第三节进一步阐释方方小说家庭书写中的生命力量。

潘乐英^[2]（2018）在《意大利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进入近代以来,意大利由于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民族意识发展迟滞,经济与社会发展落后,在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发展的道路上远远落在英国和法国的后面。随着18世纪末意大利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意大利经历了以民族独立和解放为目的的复兴运动,最终实现了统一,建立了民族国家。作为“迟到的民族”意大利在追求民族解放和统一的过程中和民族建构中遭遇了重重的困难和矛盾,也对当时的思想家提出了矛盾的诉求。本文力求在理论与实际、部分与整体、比较与辨析相结合的基础上,以意大利的民族复兴运动为主线,以政治共同体理论为视角,通过梳理意大利国家统一前后的政治思想理论,展现19世纪意大利民族主义思潮充满矛盾与冲突这一特点,勾勒出从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积极民族主义到进行殖民扩张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演变历程。肇源于但丁和马基雅维等先驱的意大利民族主义的发展遭遇了重重障碍。除了地理、语言等实际因素之外,主要的障碍来自政治和思想方面。由于长期分裂导致的根深蒂固的地方主义和天主教宣扬的普世主义这两种观念和民族主义是矛盾的,极大地压抑和阻挡着民族情感、民族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启蒙思想和浪漫主义激发了意大利人对祖国独立、统一的渴望。拿破仑占领并统治给意大利人强加了国家观念,促进了民族意识的成长,但其专制统治也激起了意大利人反抗异族压迫的民族感情,激发了意大利人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的共同愿望。19世纪初期的烧炭党运动是民族主义发展史上的新篇章,其理论和实践虽然有很多不足之处,却极大地推动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和民族复兴运动的蓬勃展开。对于以何种方式统一意大利,以马志尼为代表的共和主义者、以焦贝蒂为代表的联邦主义者和以加富尔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方案。马志尼认为意大利有共和国的伟大传统,共和制是意大利最理想的政治制度,他希望未来的意大利是一个自由而平等的民主共和国。焦贝蒂相信意大利人在道德和文明方面的领先地位,深信教廷在意大利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认为教皇是无可替代的精神领袖。他建议成立一个由现存的意大利各个邦国结合而成,由教皇充当象征性首领的联邦国家,以此作为将意大利从外国的控制和影响下解放出来的方式。而以加富尔为首的温和自由主义者选择国家组织的、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认为只有自由主义的君主制国家才有成功的希望。三种方案、三种思潮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整个统一运动充满着各种理念的冲突和各派势力的对抗,虽然最后统一在各派妥协的基础上达成了,在皮埃蒙特王朝的旗帜下建立了意大利王国,但是这些矛盾延续到了统一后的国家建设和民族建构中。国家与教廷的冲突、议会中各个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地方主义与形成统一民族意识之间的矛盾等等,使得国家建设异常艰难。加富尔提出的“自由的教会,自由的国家”的思想为虽然解决国家与教廷之间的冲突定下了基调,但围绕教皇世俗权力的存与废而形成的“罗马问题”久拖不决,给民族国家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戴普雷提斯在加富尔解决议会斗争的政治“联姻”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多数派进化论”,以联合中立派议员的方式,形成议会中的多数派。但无论是加富尔的“联姻”政策,还是戴普雷提斯的“多数派进化论”都不能够真正化解党派斗争问题,而只是应付燃眉之急的权宜之计,致使意大利的党派斗争持续至今。克利斯皮论证了对国民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并以各种方式开展了政治教育以促成民族的同一化,缔造意大利人,完成从“形式统一”到“精神统一”的过程。然而无论是为加强中央集权的“皮埃蒙特化”,还是在对待落后的南方的态度上,政府的所作所为都完全与“精神统一”的初衷相背离,未能将意大利民族凝聚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意大利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但国内外的形势却很快让民族主义产生了蜕变。国内矛盾的尖锐、经济的落后、国际地位的低微使得意大利急切地希望能够成为拥有殖民地的帝国。帝国主义者认为建立意大利帝国不仅是意大利民族的使命,也是民族生存之必需。而且殖民活动可以转嫁国内的危机,殖民战争还是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融合的有效方式。但是反殖民运动者对帝国主义者的种种殖民理由进行了反驳和质疑,认为意大利在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下,应先解决国内问题再处理国际问题;在意大利自身还很落后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理由去“教化”其他民族。意大利的殖民活动并不成功,不仅是因为意大利缺乏殖民扩张所需要的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也因为国内缺乏凝聚力,不能形成一致而坚固的前线。总之,虽然意大利19世纪的民族主义的发展促成了国家的统一,但是统一之后的国家建设和民族建构总体来说效果并不理想,这与民族复兴运动整个过程中伴随着的激烈的矛盾与冲突是分不开的。现实的矛盾导致了这一时期的各个阶段的政治思想同样充满了矛盾与冲突,而这些思想上的矛盾冲突又反过来对现实问题的解决造成了困扰。面对国内外的困境,当初积极的民族主义蜕变成了帝国主义思想,最终在20世纪被法西斯主义所利用。而且值得指出的是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虽然促进了意大利的统一,但也遗留下来很多问题:党派斗争、南方问题等诸多矛盾与冲突在意大利近代史上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一直延续到了现代。

李云鹏^[3]（2018）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园林艺术研究》文中提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托斯卡纳地区的园林汲取了自古罗马以来各个时期园林艺术的精华。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托斯卡纳园林集当时的文学、宗教、绘画、建筑、雕塑、工程技术为一体,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园林文化,对西方园林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主要研究对象是14世纪初至20世纪初的托斯卡纳园林,探索园林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权更迭和社会变革下所经历变化过程。通过对古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园林发展演变的回顾,将托斯卡纳园林按照文艺复兴初期、文艺复兴盛期、文艺复兴后期的时间顺序进行展开。依据地理范围分为以佛罗伦萨、卢卡、锡耶纳三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并对区域内园林的空间类型、布局特点、造园要素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对托斯卡纳园林的空间组成要素、造园手法、美学思想等方面特征的解读,归纳总结出园林中的景观要素植物、水体、雕塑的特征和内涵,清晰地展现出托斯卡纳园林艺术的特征。为了更为直观深入地理解园林的形式,选取托斯卡纳园林中具有代表性的伽佐尼花园与中国江南园林中的留园从造园要素上进行多方位的对比分析。探索两种园林风格的异同之处,达到中西园林理论融合,客观分析两种园林之间的特点,理解不同文化下园林艺术的特征。最后,探寻托斯卡纳园林对于法国古典园林艺术产生重要影响的过程和原因。将托斯卡纳园林艺术与现代景观实践相联系,提出现代西方园林艺术的发展并未否定传统,而是不断与现代艺术的新思想和新形式结合,不断进行创新发展,为我国现代景观设计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对国内景观设计的繁荣和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邓贤^[4]（2016）在《五百年来一大千》文中提出第一章少年生死劫1民国五年（1916年）初夏的一天,艳阳普照满眼苍翠,重庆求精中学17岁的天才少年张正权与同学行走在山川如画的返乡小道上,如同置身一座绵延百里的风景画廊。但是不久他们这种好心情就被子弹击碎了——张正权也就是未

朱成俊^[5]（2015）在《武汉柏泉天主教堂案例研究 ——兼论武汉天主教堂的变迁》文中研究指明天主教堂作为西方重要的建筑形式之一,同样也是近代武汉城市建设过程中重要的建筑组成部分,而在武汉现存完好的六座教堂中,柏泉天主教堂是其中从建成到现在受到损坏最少的的一座。由于位于郊区,且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直到八十年代都作为柏泉学校使用,柏泉天主教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没有受到破坏,幸运的保留了教堂建立时的模样。学界关于武汉天主教发展的研究,多半是从宏观角度进行叙述和论证的。本文从对柏泉天主教堂进行现状解读开始,逐步研究柏泉天主教堂的变迁,并讨论了武汉天主教堂的变迁和发展。文章分为七个章节。第一章绪论,作为本课题研究的背景和基础,以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内容现状的分析和总结为前提,提出了以柏泉天主教堂深入研究为切入点分析武汉天主教堂的变迁,提出了可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第二章为柏泉天主教堂现状的解读,笔者从柏泉天主教堂的总平面布局、建筑情况、柏泉天主教堂所体现的宗教语言、使用者及教堂活动五个方面对柏泉天主教堂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第三章从文化传播及建筑分析两个角度研究了柏泉天主教堂的起源,通过对文史资料的总结和与意大利历史建筑案例的比较分析,发现柏泉天主教堂与意大利那不勒斯中华圣家书院有深远的渊源关系,它在立面手法、结构、构造及空间设计等方面受到了意大利建筑特色的影响。文章第四章从选址分析、变迁复原、建筑功能变迁、涉及人物几个方面研究柏泉天主教堂的变迁过程。第五章从平面布局、建筑单体两个方面将柏泉天主教堂与武汉其他五座现存天主教堂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武汉的天主教堂虽然在材料和朝向等方面会有武汉本土建筑风格和布局的特点,但它们更多的还是保留了自己作为西方宗教建筑的特色。第六章为武汉天主教堂变迁的研究,在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整理分析以及各个案例变迁过程的比较之后,可以发现武汉天主教堂变迁的一些规律: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之后,天主教堂开始在武汉大量建成,新中国成立之后,武汉天主教堂中的宗教活动开始逐渐减少,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汉天主教堂大多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且被征为他用;改革开放之后,武汉的天主教堂逐渐恢复了其原有活动。第七章为全文的结语,明确了柏泉天主教堂研究的成果并总结了武汉天主教堂变迁的过程。

辛明玉^[6]（2015）在《王渔洋文言小说研究》文中指出清初王渔洋以神韵诗歌创作及理论领袖文坛，同时他也是一位富有成就的小说家，他的小说作品数量庞大、类型多样、内容丰富、意蕴深刻。他不但写小说，而且评小说，作为评点《聊斋志异》的第一人，促进了此书的传播。王渔洋非常重视通俗小说，论述涉及《平妖传》等多部作品。因此，不论在小说创作实践还是在小说理论研究方面，王渔洋在小说史上都应占有重要的一席。对王渔洋文言小说的研究长期存在如下问题：缺乏独立地位，表现在依附于诗歌研究；依附于《聊斋志异》研究；研究局限于志怪与志人内容等。受古今小说观不同的影响，研究者往往将王渔洋小说割裂开来进行研究，对符合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作品比较重视，而对其他内容则否认其小说价值，对于王渔洋其他小说着作缺乏小说视角的研究分析。王渔洋小说是一个整体，在对传统子史部小说的继承发展，在纵览漫长小说发展史、广泛阅读总结古人小说作品的基础上，形成了师法古、重变通的小说观，重视小说的社会功能。具有讲求实录、以笔记体为主、写作风格转益多师等的特点：一是追步魏晋，继承了六朝小说叙事简洁、粗陈梗概的写作传统；二是借鉴唐宋，对唐传奇和宋人笔记采取了学习和对话的借鉴方式；三是博采群书,广泛阅读古人小说作品，汲取前人文言小说创作成果，形成了兼收并蓄、纳百家语成一家言的胸怀和气度。王渔洋小说具有丰富题材类型，囊括了国家政治、经济运行、社会生活、地理物产等领域，主要有佛道鬼神类、人物轶事类、笑话谐谑类、地理博物类、风俗文化类、典章制度类、谈艺论文类、辩订考证类等不同题材。王渔洋出身科举世家、官居高位、一代诗宗、见闻广博等的特殊经历，形成了王渔洋小说独特的文化气质，即在宗教信仰方面比较侧重科举俗信，在性别意识方面重视女性才学，反映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记录了一定的民间人物和故事，表现出与其他文学家特别是小说家不同的特点，具有深层的文化背景和内涵。王渔洋小说的艺术特点表现为：大雅之音、精于剪裁、含蓄隽永。大雅之音指将文人雅士、仕宦生活作为重要写作客体，以忧国为民、匡正时弊的写作目的为雅正志趣，将琴棋书画、文房四宝、花鸟虫鱼、山水美景等高雅情趣纳入笔下。精于剪裁主要表现为篇幅精致、情节精巧、视角精准，小说没有铺陈渲染宏大的篇章结构，但对故事情节进行了曲折多姿的设计，往往以微知着、以近知远、以微观反映宏观，通过对细节、场面的描写，以小见大地表现人物及反映社会生活。含蓄隽永主要表现为：形象潇洒飘逸、意境清远优美、语言生动传神，以简练的笔墨、含蓄的意境，呈现清新悠远、意境空灵、典雅含蓄、简洁凝练的审美风格。王渔洋是山东地域文化的重要集成者、代表者、开拓者之一，从创作动机看小说是王渔洋的“毕生追求”，从心理上看小说是王渔洋的“大隐孤舟”，从小说文化功能看小说是王渔洋的“补史情怀”。这些动因来自于山东文化海纳百川的胸怀气度，这也是山东地域文化雄踞中国大地的成功秘诀。这些动因表现为明清之际山东文化的发展脉络和时空特点，经济社会发展是明清山东文学崛起的物质支撑，家族文化传承是明清山东文学崛起的重要载体，因时代而通变是明清山东文学崛起的心理动因，活跃文学结社是明清山东文学崛起的重要平台，天行健君子自强是明清山东文学崛起的重要因素。继往而后开来，鉴古方能知今，明清山东文化的图谱为今天推进山东文化强省建设提供了启示和思考。

张小枝^[7]（2015）在《批判与建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思想研究》文中提出表面上看,全球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是西方工业化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快速推展的直接后果,但从哲学的角度来审视,则可以看出这一危机背后所隐藏的更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和形而上学基础。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当下人类所遭遇的这场生态危机其实不过是西方文化危机、思想危机的现实表征而已。其实对于西方文化危机的反思与警示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了,20世纪以后,对于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模式的否定与批评之声更是不绝于耳,这一点从尼采对于“科学理性”的批判态度、斯宾格勒对于“西方没落”的预言、海德格尔对于“诗意栖居”的呼吁和马克斯韦伯对于“世界祛魅”的断言中,都可以找到清晰的佐证。当然,在这一波来自西方思想阵营内部的反思与批判的浪潮中,走得最远、反对最激烈的莫过于以福柯、德里达和利奥塔为代表的一批所谓的“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了。在他们看似平和、学究气十足的“考古学”、“文字学”方法的背后,却潜伏着一个抹去一切形而上学“大叙事”的企图,即通过“去中心”、“反基础”的策略性解构,完成对一切现代性构成物的摧毁和颠覆。否定固然痛快,然而否定过后呢?如果我们的生活不愿意被这些现代性和传统文化的瓦砾所包围,还是需要有人去建构。这个朴素的想法其实就是整个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思想得以展开的原初动力。既认同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文化的批判,又要给人类未来指出一个乐观可靠的前景,这一任务使得几乎所有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都兼有了“批判性”与“建构性”的双重特征。而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恰好为他们完成这一看似矛盾的任务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这种可能性的根据就内在于怀特海生态思想的核心——“过程哲学”之中。以“生态”概念为核心重构世界图景,其实本身就含有“批判性”与“建构性”的双重意味。当这个世界不再被理解为一些机械物的堆积时,显然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否定和批判,因而具有了“批判性”,而当把这个世界看作是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过程时,这就避免了拒斥形而上学后世界落入“虚无化”的窘境,显然又有了“建构性”的特征。同样的双重性特征在以小约翰· B ·科布和大卫·雷·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思想中有着更为清晰的表达脉络。因此,可以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根基就是“生态”思想,无论对于其思想的梳理还是解读都不能离开这个根基。于是,以生态思想为核心,以“批判性”和“建构性”两条相辅相成的脉络为突破口,对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思想展开解读和论述,自然就成为本文得以立论的基础。就“批判性”而言,本文认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反思当今生态危机现状的同时,把批判的矛头主要对准了人类中心主义、机械主义、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伦理学,意在为建构生态自然观和人类生态文明的生存模式扫清障碍。就“建设性”而言,本文开掘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两个向度:一是理论向度。本文认为,这些思想家们以“返魅”的自然概念为核心,以生态思想为视野,对于伦理学、神学、科学以及美学等传统学科进行了重新审视,得出了独特的建设性理论结论。二是其实践向度。文章指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都非常关注现实问题,他们的生态思想都具有明显的现实指向性,主要以人类未来社会生活方式的生态改造为目标,阐述了生态经济、生态农业和生态城市等生态实践理念,意在为生态文明模式的建立提供一个前瞻性的思想路径。本文分为六章来介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思想。第一章介绍了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为选题的意义和背景,并在对国内外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的前提下,提出本文的突破和创新之处。第二章主要揭示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首先阐明了当今世界生态危机的现实状况。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虽然反思到引起这一危机的“现代性”思想弊端,却没有提出改变这一状况的“建设性”方案。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思想是对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一种超越和理论矫正,他们对“现代性”持批判立场的同时,也伴随着建构的主张,对现代社会保持一种“扬弃”的态度,因而具有“批判性”与“建构性”的双重特征。第三章主要介绍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学家对现代社会种种弊端的反思,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西方现代社会的机械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伦理学。第四章集中讨论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思想的理论向度。基于对现代社会的各种弊端的深刻反思,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学家在吸取传统、立足现代以及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积极因素后,对后现代世界的生态伦理观、生态神学观、生态科学观和生态美学观等后现代思想理论进行了重新建构。第五章主要探讨的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实践。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学家都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切,他们在生态实践方面的思考和努力,为人类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为此,他们提出了生态经济、生态农业和生态城市等方面的建设理念和途径。第六章着重论述了生态女性主义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思想的理论回应,以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思想对当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文章认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诸多理念有着深度一致性,可以为中国文化的合理性以及中西文化整合的可能性,提供新的形而上学和方法论基础。

肖维^[8]（2014）在《论大学教育与信仰关照》文中研究指明信仰是人们对自身认为具有最高价值的理论或学说以及人格化的神灵的极端信服和崇拜的一种心理状态。信仰充实、安顿并提升人的存在。信仰至今是影响人类生活的重要因素。在“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尤其是在精神生活匮乏的当代中国,信仰问题具有不可回避性。教育,尤其是代表人类最高智慧所在的大学,在信仰危机的时代应该有所作为。然而,中国现代大学在专业主义和职业主义的挑战和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威胁下,也面临浅薄主义与狭隘主义的危机。大学信仰的失落伴随着大学生的信仰危机。中国当代大学生中庸俗实用主义信仰盛行：学生的学术理想被放逐、德行追求遭摒弃,自我身份显焦虑。大学生的自我反省、时代对堕化的精英价值的反思,迫切要求大学精英价值和理想的回归,以帮助重建精神家园并关照大学生的信仰。个体信仰的形成是一个从认同到崇拜的的心理过程,是知情意的融合和统一。人的未完成性与信仰的可变性规定了信仰教育的合理性根据。大学的宗教渊源和其宗教式文化的传统使大学天生具有保守性和超越性,这是大学教育信仰关照的历史根基。大学教育的整全性是其信仰关照的现实基础。中国基础教育的复杂性使得其价值教育“真空”,这为大学教育的信仰“补缺”提供了空间。西方中世纪大学是“求知”和“朝圣”共荣之地,它复制宗教建筑和环境、引入基督教文献和传教方式、借鉴宗教“苦修”生活方式,通过各种宗教活动和类宗教仪式培育学生的“上帝信仰”和“真理信仰”。近代大学通过开展博雅教育、引入利学研究以及倡导自主、平等的社团生活培育大学生的“知识分子”意识和对真理和德行完善的信仰。现代西方大学信仰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开放包容的大学校园、通识教育的开展、自由灵活的教学方式、“学术工作和娱乐兼顾”的生活方式和庄重、理性的大学典礼和仪式既为学生提供“科学和进步信仰”,又提供一种超越世俗和功利的“终极关怀”。我国古代官办大学通过“庙学合一”的布局、以道德教育为核心的人文教育、“修学游息”和“参评时政”兼顾的生活方式以及政治化的仪式典礼,为学生提供修己善群的使命和圣贤道德理想信仰。古代书院远离尘嚣的选址和清新的环境、“山长”带领的隐修生活试图培养学生的“治学信仰”,但科举接轨的教学以及宗教化的祭祀活动强化了学生“成圣成贤”的理想和信念。近代教会大学通过复制和改进欧美教育模式、加强科学文化教育和对学生进行软硬兼施的方式,为学生提供“基督教信仰”。本土的民国大学校长自由、民主的办学实践、民国教授“无畏追求真理”、“无私砥砺德行”的精神感召,使大学生不仅获得了思想启蒙和多元的信仰选择,还强化了学生“自由”的学术理想。而与革命融合的大学生活则强化了“民族救亡”的信仰。中国现代大学通过作为“通识教育”核心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行政突出”的校园形态将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带给学生,但受政治影响的大学生活则挤兑了大学的学术信仰。大学教育的“信仰关照”不同于“信仰教育”,它是一种特殊的“灵魂化育”,是一次更为宽广的精神旅行。我国大学教育的信仰关照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教化”与“蛊惑”。它既禁锢自由思想,又制造权力崇拜,这种意识形态渗透具有被隐瞒的工具性,是大学教育的扭曲。我国大学教育的信仰关照应穿越意识形态的幻想,走向终极关怀,通过培育学生对无尽真理和终极价值的追求以使学生获得一种意义深远的自由。理性与信仰携手是大学教育信仰关照的前提,丰富而富有个性的大学精神是大学生教育信仰关照的基础,用通识教育代替意识形态教育是大学教育信仰关照的关键,校园建筑和文化景观的映射是大学教育信仰关照的强化,生命的精神交往是大学教育信仰关照的真正实现。

严淑华^[9]（2013）在《女娲与当地女性生活 ——基于河北涉县女娲神话与载体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类的生活经历了由生存——生活——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演进,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不断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历史。女性是社会主体的一部分,是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的生活质量如何,不仅影响到女性个人本身,也影响到其家庭乃至社会。女性生活状况的优劣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进步的程度和文明的程度,反过来,女性生活状况的优劣也影响与决定着家庭和社会的和谐与安宁。女娲是传说中的人类始祖,华夏之初的三皇之一,中国的大母神,是人们心目中伟大女性的代表,她的故事享誉祖国大地。她炼石补天、抟土造人、置高媒、作笙簧、造万物。她拯救人类于水火之中,使人类得以生存；她造人,使人类得以繁衍发展；她规范婚姻制度,使人类的行为有章可循,提高人的德行；她制笙簧,教人乐生,美化人的生活,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她对社会的起源与发展、人类的繁衍与进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河北涉县有全国着名的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抟土造人的场所——娲皇宫,当地人称为“奶奶顶”,由于其建筑造型的奇特又被形象地称为“活楼”、“吊庙”。迄今已有1450多年的历史,是专为祭祀女娲而兴建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最大、最早的奉祀上古天神女娲的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河北涉县女娲祭典于2006年5月20日被国务院纳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里还有全国面积最大的石刻壁经群,经考证为“天下第一壁经群”,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在涉县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广泛流传着女娲的各种神话传说。这里环境优美,碧野蓝天,清澈透亮,含氧量高,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进香游览,每年两次盛大的女娲祭典——政府公祭和民间祭典,是信众们集聚的好时机,每年农历三月的盛大庙会更是香客云集,国内最远处达福建一带,国外人士到此拜祭的也很多,可谓是信众众多。福建甚至还仿造娲皇宫的样子建造了一座与之相同的祭祀场所,足见涉县女娲文化传播之广泛。这种情况下,女娲神话和载体——娲皇宫与当地经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当地的信仰与建筑赋予了女娲的神圣庄严,增强了人们的崇敬感；女娲神话与载体又给予当地群众以精神的慰藉和信仰的寄托,二者共经风雨,直到今天的繁荣与繁华。从全国多处女娲祭祀地来比较,河北涉县女娲神话与载体、女娲祭典、女娲信仰与女娲精神的打造与挖掘独具特色,更具有代表性。那么,当地及周边地区对女娲的信仰普遍而虔诚,受女娲神话与载体影响的当地女性生活如何?对当地社会进步产生哪些影响,如何进一步挖掘和打造女娲精神在当地的彰显力度?如何在社会中倡导女性社会作用与精神?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到涉县娲皇宫周边村落及庙会场所进行走访,进行了田野调查和问卷调查。在此基础上,挖掘女娲对当地女性生活的影响,积极发挥女性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优势与作用。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当地女娲神话故事的内容及特色,女娲神话载体——娲皇宫的细节及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调查研究二者在当地生活沿袭中所展现出来的生活意义。任何神话传说都源于生活,或是生活的写照,或是生活中不如意事情引发的狂想或幻想。从神话传说的生活起源,探究娲皇宫女娲的原型母亲化身,从神话故事描述中的生活场景联想到给当地生活带来的社会生活意义,展现了生活的多姿多彩与女娲带给人们的积极进取、战天斗地、大爱无疆的精神。第二部分介绍当地与女娲有关的生活要素,包括公祭女娲大典和民间祭典的过程与形式、朝顶的壮观、参与的人员、祭典词、家庭祭典、女性的参与状况等,还包括娲皇宫庙会及庙会对当地生活状况的影响、经济影响、声誉影响、女性影响等。庙会现已成为拉动当地经济的重要载体,庙会也是人们祭祀的重要时期,有很多流传的习俗沿袭至今,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女娲及与女娲有关的故事习俗甚至禁忌等已渗入当地生活之中,和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习惯与习俗中都能够找到女娲的影子。第三部分是对当地女性日常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考察。旨在从当地女性生活的表现中,找寻女娲影响与渗入的要素,研究在女娲影响下当地女性的生活特质。与现代社会相联系,在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逐渐提高的过程中,运用女娲精神不断打造女性生活的新境界。第四部分是女娲神话、载体对当地女性生活的反思和重构。反思是为了重构,反思中运用辩证思维方式,从正反两个方面看待神话故事与载体,看待当地女性对女娲的接受度及其女娲对女性生活的影响,既看到带来正面的效益与影响,又看到在现代社会中极度的崇拜而导致的迷信色彩,把女娲庸俗化和泛化的情况。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对女娲信仰的科学性与受教育程度、与年龄有关,分层上还是比较明显。所以,在对女娲神话与载体的建设中,要注重女性励志、女性生活体验、女性精神塑造和女性的自我认知等,不仅挖掘女娲功绩对后人的震撼和激励、后人对女娲精神的传承与弘扬,更要用女娲惊天动地的功绩和战天斗地的精神昭示未来社会发展中女性的价值取向,引导当地及国内所有女性在社会发展中找准发挥自身能量的最佳位置,更好地为社会建设贡献力量,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生力军。在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三个新命题：一是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性权利不是要求得来的,不是自封的,不是别人赋予的,而是自身价值充分展现后,对社会的作用与贡献引发的社会公认；二是强调男女差异的存在,倡导男女合理分工、发挥各自特长,强调“机会同等、优势挖潜、最优控制下的分工协作”,强调“差异化竞争力”；三是母爱是一个大课题,尤其在农村,女性承担着家庭教育的全部责任,肩负着培养祖国接班人的重任,以女娲的大爱与大智慧,展现母爱的科学性。

林曼丽^[10]（2012）在《文革时期“两个食指”现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80年代，一个“被埋葬的中国诗人”—食指，被挖到了“地上”，他在当代诗歌史上的意义也逐渐得到认可。在对食指文革时期的诗歌研究中，人们发现了“两个食指”现象的存在，一个是用个体性语言抒发“小我”情感的食指，另一个则是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抒发“大我”情怀的食指。文革时期的政治运动和诗人自身的性格特点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理清“两个食指”现象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食指的创作历程及创作心理变化轨迹，同时也有助于后来者了解以食指为代表的共和国新生代。“两个食指”又分别代表着当时公开诗坛和地下诗坛的创作主体，因此，理清“两个食指”现象还有助于我们了解文革这个特殊时期复杂的文学创作情况。本文试图从宏观的历史角度与食指的个人情况，结合诗歌文本细读，全面观察与分析文革时期“两个食指”现象的形成，以及这一现象的存在意义。本文指出，红卫兵运动的兴衰、“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是促使“两个食指”现象产生的外部原因，而食指从小接受的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以及他个人天生的敏感气质则是这一现象产生的内部原因。“两个食指”的出现不是一个突发现象，而是先经历了典型抒情模式下的共存，再到“两个食指”的分离。“两个食指”的存在不仅体现了诗人自身的精神矛盾，他后来患上的精神分裂症是这一矛盾的直接体现，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困境。此外，“两个食指”的存在进一步解释了朦胧诗的诞生绝非偶然。

二、筑起心灵诚信的圣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筑起心灵诚信的圣坛（论文提纲范文）

（1）论方方小说的家庭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2）意大利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意大利托斯卡纳园林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五百年来一大千（论文提纲范文）

（5）武汉柏泉天主教堂案例研究 ——兼论武汉天主教堂的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6）王渔洋文言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批判与建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论大学教育与信仰关照（论文提纲范文）

（9）女娲与当地女性生活 ——基于河北涉县女娲神话与载体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10）文革时期“两个食指”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筑起心灵诚信的圣坛（论文参考文献）

• [1]论方方小说的家庭书写[D]. 韩晓云. 山东师范大学, 2018(01)
• [2]意大利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理论研究[D]. 潘乐英.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3]意大利托斯卡纳园林艺术研究[D]. 李云鹏. 上海大学, 2018(02)
• [4]五百年来一大千[J]. 邓贤. 当代, 2016(04)
• [5]武汉柏泉天主教堂案例研究 ——兼论武汉天主教堂的变迁[D]. 朱成俊. 华中科技大学, 2015(06)
• [6]王渔洋文言小说研究[D]. 辛明玉. 山东师范大学, 2015(09)
• [7]批判与建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思想研究[D]. 张小枝. 湖北大学, 2015(04)
• [8]论大学教育与信仰关照[D]. 肖维.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
• [9]女娲与当地女性生活 ——基于河北涉县女娲神话与载体的考察[D]. 严淑华. 武汉大学, 2013(08)
• [10]文革时期“两个食指”现象研究[D]. 林曼丽.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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