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抓住机遇、加快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胡炅坊[2](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高度快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由发展而衍生出来的各种内部问题,以及由国际环境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外部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始终没有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走势持续低迷。加之2020年初全球范围新冠疫情的爆发,全球各地区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重创。在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下,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多个地区抬头,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浓厚阴影。从内部环境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过去几十年发展所带来的部分问题开始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如生态环境破坏、产能过剩、贫富差距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等。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各种矛盾交织并行的特殊历史背景。为了应对处理国内外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各种风险挑战、积极求变,在指导新时代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系统的经济指导思想。在2017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探索新时代经济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同时也是对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经济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重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既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演变范式,又克服了西方经济学重实证而轻实践的理论缺陷,从根本上解决了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后带来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矛盾和困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通过系统总结以往经济发展理论的不足和缺陷,立足于新时代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科学揭示了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准确判断了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势。具体来说,本文一共分文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以及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力图对本研究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明确研究思路,力图通过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科学完整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全貌。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概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结合相关资料,将其划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和成熟期。第四部分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从逻辑层面将其概括为“1+7+1”的逻辑架构,即为“新发展理念+七个坚持+新发展格局”。第五部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和理论特征进行了科学概括。在理论逻辑上具体体现为: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在理论特征上体现为科学性、现实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国际性的高度统一。第六部分集中论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在理论贡献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且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在实践价值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另一方面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张晨瑶[3](2020)在《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要求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明确了东北参与“一带一路”的方式和程度即深度融入,提升了新形势下东北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中的站位,即建成国家开放合作高地。时隔一年,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东北地区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示东北要通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进一步提升开放的水平和层次。从建设开放合作高地到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国家对东北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定位逐步升级,期望逐渐提高。为此,东北地区在融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努力贯彻新理念、注重拓展新领域,实现对外开放的高层次、高质量。丝路深耕,开放升级,“一带一路”倡议给东北地区开放发展提供了新舞台也提出了新要求,东北唯有强化优势、补齐短板,才能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过程中,尽快达到对外开放新前沿的理想境界。关于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是侧重于某一产业、某一领域的对接,和相对笼统的整体性研究,缺乏系统而完整、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东北三省一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为切入点,分析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重要依托、拓展平台、推进路径,提炼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力求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展开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区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开发阵容,以此撬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方向的主要驱动力量。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展开论述:第1章,绪论。概述了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总结了国内外目前对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综述现有研究成果,形成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2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以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作为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思想,梳理从国家到东北各地关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政策依据。从历史渊源、文化底色、经济关联、跨境交往四个方面探究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第3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全面分析了东北地区既有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包括辽宁沿海经济带、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沈阳经济区、哈长城市群的发展情况。评估发展现状、分析制约因素、提出对策建议,强化其依托作用以更好的承接“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机遇。第4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系统阐释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四个方向上的跨国战略平台,即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北上开发北极航线,东进西拓南下北上构建东北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第5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深入论证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的时代契机、基本思路、重要价值、支撑条件、现存问题、实施方案等,以重大工程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第6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塑造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中国范例: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成漫丽[4](2021)在《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空间联动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支柱,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制造业绿色转型的质量逐渐成为衡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制造业高能耗、低效率的传统粗放式发展模式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制约了经济的持续高质量发展。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紧密交织的环境下,以技术创新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基于此,本文以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为主题,聚焦行业、区域、战略性产业探索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和空间联动效应,寻找加快推进制造业绿色转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有力途径。本文在回顾和总结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制造业内部发展特征和外部发展环境,研究了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动态影响和空间联动性,并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节能降耗等维度深层次地揭示了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驱动机理与作用,结合实证结果提出了有利于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的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点如下:(1)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及静态影响分析。基于制造业行业发展异质性研究视角,构建了Slack Based Measure Undesirable-Malmquist-Tobit综合评价方法,提出了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及影响。根据环境污染强度将制造业行业分为清洁行业、中度污染行业和重度污染行业,运用Slack Based Measure Undesirable模型对不同制造业行业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了测度和分析。Malmquist指数模型测度了制造业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了制造业行业的技术变化率和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基于波特假说,通过构建静态面板模型,探索在治理转型背景下,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机制,并提出了其对制造业行业绿色转型复合推动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制造业清洁行业绿色发展效率最高,重度污染行业次之,中度污染行业效率最低;波特假说存在行业异质性。(2)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动态影响及潜力分析。基于动态研究视角,研究了节能降耗与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内在机理。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在引入宏观经济变量的同时提出了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节能降耗的影响机理,并考察了不同的影响因素对制造业能源消耗的作用和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将情景分析与Block bootstrap相结合构建了节能情景和清洁情景,从时间动态研究视角,预测了制造业能源消耗和节能降耗的空间和绿色发展潜力。研究发现,在节能情景下,2020年和2025年的能源消耗与基准情景相比将分别减少343.91 Mtce和940.17Mtce;在清洁情景下,2020年和2025年的能源消耗比基准情景将分别减少427.53Mtce和1066.28 Mtce。(3)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转型的空间联动效应研究。基于效率测度研究视角,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转型的空间联动效应。运用相关的创新价值链理论,将制造业技术创新活动分为技术创新阶段和经济转化阶段,提出了基于网络Slack Based Measure模型的制造业技术创新价值链效率评价方法,进而利用Global Malmquist Luenberger指数模型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演变趋势及其区域发展异质性进行了研究;还探索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高级化、信息化、市场化等因素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制造业绿色转型的空间联动性。研究发现,制造业的技术研发效率高于经济转化效率;“十二五”时期,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技术创新价值链效率差距不断缩小,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较为平稳,其他地区波动较为明显,制造业绿色转型空间联动效应显着。本文在分行业、分阶段、分区域深入研究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影响和空间联动效应的基础上,为我国制造业的绿色协调发展能力建设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1)针对重度污染行业应加强技术创新能力,适度弱化环境监管,避免拥挤效应;中度污染行业和清洁行业,应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时适当加强环境规制力度。(2)应继续提高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优化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产业结构、优化现代经济发展体系;深化能源价格改革,降低能源消耗,推动经济高质量平稳发展。(3)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与科技成果交易机制,提高转化效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构建适度均衡的新型城市空间布局,加强区域间信息化、市场化的协同融合发展,进一步提高空间治理能力。
刘伟岩[5](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申晓蓉[6](2020)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启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历程。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以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书写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新篇章,以自身的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与世界。论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本视域,深入系统地总结和把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经验,采取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文献研究、跨学科研究的分析方法,力求能够对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进行创新性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经济现代化具有理论与实践、指导与被指导的互动关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域研究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符合三个理论原则,即贴合国情、符合社会主义方向、遵循现代化规律,并以此为前提区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与“一般经验”,为全文的整体性研究奠定了学理基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来看,中国经济现代化成功的基本经验在于以新型工业化为主推进经济现代化,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度以及工业化的可持续性。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动力来看,一方面,中国经济现代化始终坚持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现代化得以完善与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内涵式发展、稳定趋势以及国际化水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机制来看,始终坚持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目标与发展的平衡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区域的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保障机制来看,中国经济现代化持续推进的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并以加强自身建设来提高党领导经济现代化的水平。同时,在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国有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为经济现代化也起到了强有力的保障与支撑作用。
姚科敏[7](2020)在《习近平科技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习近平科技观,对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为实现新时代科技融合发展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理论指导,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正确处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系统研究法,在界定习近平科技观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主要内容,研究和阐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界定和探讨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是研究习近平科技观的一项奠基工作。习近平科技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科技全球治理观等方面。从思想渊源看,习近平科技观既吸取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古今科技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做到了中西结合、古今贯通,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从理论基础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为习近平科技观提供了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科技观形成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知识的持续积累大大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增长、颠覆性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范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愈加凸显的国际背景下,形成于中国科技事业迅速崛起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的国内背景下。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阶段(1969年—1982年)、初步形成阶段(1982年—1993年)、形成轮廓阶段(1993年—2012年)和丰富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习近平科技观具有创新性、人民性、时代性、前瞻性、开放性、保障性等基本特征。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和科技全球治理观。其中,科技创新观是核心,科技体制改革观是动力,科技战略观是统领,科技人才观是关键,科技伦理观是保障,科技全球治理观是条件,上述六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习近平科技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习近平科技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其现实意义在于:习近平科技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吴丹洁[8](2019)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福建海洋经济深化发展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迈入21世纪,各国对海洋资源开发的高度重视,海洋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方向发展。深化海陆协同发展、海洋经济合作发展,研究福建省海洋经济纵深发展的理论机制,对丰富和深化海洋经济理论体系,对促进福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福建“海丝核心区”、建设海洋强国都有重大意义。目前海洋资源开发已步入高效开发应用的时期。经济发展受到陆地资源缺口日益扩大、社会需求不减反增、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因素的影响,必然会走向海洋经济和陆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模式。为实现海洋经济展的新突破,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在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时代,海陆再平衡是新时期深化海洋经济合作发展的战略需要。在新机遇、新挑战面前,探讨推进海洋经济深化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论文基于“一带一路”背景,综合运用产业经济、空间经济学、区域经济、海洋经济等相关理论,采用归纳与演绎推理、理论与实证研究、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沿着理论阐释——现实分析与评价——路径选择的思路展开。本文核心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梳理国内外海洋经济研究进展,阐释福建海洋经济深化发展的理论框架。对海洋经济的国内外文献综述和“一带一路”与海洋经济发展的关系的文献梳理和述评,研究发现将海陆经济一体化与再平衡的研究较少,研究中存在着重应用轻理论的现象,结果导致目前理论研究滞后和不足,本论文研究福建省海洋经济纵深发展的理论机制,凝练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的实践,提炼、丰富和深化海洋经济理论体系。本论文阐释了福建海洋经济深化发展的理论框架,理论框架中蕴含的海陆再平衡战略思维:在以海带陆、陆海联动,陆海经济共同发展、良性循环的框架下,推动福建省海洋科技创新、海洋经济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强化,助力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落实,海洋经济与内陆经济协同发展,海洋经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共赢发展,推动海洋经济拓展国际市场比较优势、加快高端要素集聚,扩大开放、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福建海洋经济深化发展。第二部分,福建海洋经济发展的历程、现状描述,发展评价与实证研究。在分析了福建省深化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和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研究提出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的评价模型,同时提出福建省海陆统筹发展的评价模型,通过两个模型的对比评价分析,得出2010年以后,海陆经济逐渐呈现协调发展态势,海洋经济需要深度调整,通过海陆再平衡的战略思维,加强海陆联动,促进优质要素向海集聚,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推动海洋经济深化发展。第三部分,以理论阐释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福建海洋经济深化发展的体系化的路径:融入“一带一路”、海洋经济深化合作发展、深化海陆协同发展,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完善海洋经济战略空间布局,促进海洋经济提质增效;发展海洋湾区经济,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推进海洋贸易环境国际化,拓展国际市场比较优势;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加快高端要素集聚;产学研一体化培养高新技术人才,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提升海洋产业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全域统筹海陆生态治理,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综合而言,论文实现了系列层面的创新。一是研究视角上,研究主要指出海陆再平衡是“一带一路”背景下,福建省海洋经济深化发展的战略思维;二是理论框架上,基于“一带一路”背景,研究提出福建省海洋经济深化发展理论框架,在海陆联动、良性循环的框架下,海洋经济与陆地经济之间的要素有效流动与协同发展、海峡两岸合作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合作发展,推动海洋经济升级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借助并助力“一带一路”经济建设,以全面协调、可持续、高质量的海洋经济发展态势,海洋经济迈向深化发展;三是研究提出福建省海洋经济深化发展的体系化的路径与政策建议。提出福建省海洋经济深化发展要融入“一带一路”、海洋经济深化合作发展、深化海陆协同发展的路径;提出了完善海洋经济战略空间布局,发展海洋湾区经济,推进海洋贸易环境国际化,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产学研一体化培养海洋高新技术人才,提升海洋产业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全域统筹海陆生态治理的体系化政策建议。
程文[9](2020)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技术进步已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技术进步水平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国际竞争力。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来临,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召,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技术进步体现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改进。技术进步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事实基础的存在,体现为技术人工物结构功能某一方面的效率和有效性的增强;二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价值选择,即技术进步的伦理取向,体现人类的一般价值维度。技术进步是技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技术进步体现的是劳动的主、客观因素之间物质结合关系的变革。技术进步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得到体现,技术进步也可以在技术产品中得到体现,从质的方面看,技术进步意味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量的方面看,技术进步意味着劳动主、客观因素的结合比例以及投入产出比例的变化,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有的技术基础、技术教育、技术人才和技术管理是影响技术进步的最主要因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技术进步的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进行中国技术进步的推动工作,并将在技术进步实践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用以进一步指导技术进步的相关思想。主要体现为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五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内的技术进步思想,是五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技术进步的本质和规律以及技术进步与其它科学及社会现象的关系的观点、认知的总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其中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关于技术进步的功能、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异化及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等思想为之提供坚实的基础;有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发展历程中所显示的独创性、实用性、继承性和开放性的突出特点,以及鲜明的进步思想、创新意识和超越意识,为之提供重要启发;还有西方科技发展史中展现出的重视实验和发明创造,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和发展高科技,以及重视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发展的技术进步思想为之提供重要的借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技术进步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并深化的,在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和理论经验,完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奠基;在新中国头27年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逐渐形成;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的发展和深化;十八大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表现为在新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创新发展。自延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我国的技术进步事业,总结提炼出了丰富的关于技术进步的功能、技术进步的途径、技术进步的主体以及技术进步的保障条件等方面的理论和思想,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在指导中国技术进步的事业中,各个方面的内容依据不同的时代特点和不同的具体国情而发展演进、逐步完善,体现出时代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现实性与人民性相一致、开放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技术进步事业的蓬勃发展,证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指引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各项工作的科学指南,是推动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前进、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思想力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为大力推进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实现新跨越、再造新辉煌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我国技术进步事业从追赶向并跑、领跑转变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研究告诉我们,明确技术进步的方向并给予支持至关重要,在新时代我们要落实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思想,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构建技术进步命运共同体,以保证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和保障技术进步有利于增进全人类幸福的正确方向。
刘登攀[10](2019)在《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文中提出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发生了重大战略转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成为亟需回答的时代命题。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方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进行研究,梳理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论述、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态势、总结了其主要特征,并进而研究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条件,最后提出了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战略策略,从而尝试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全文共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其中导论部分包括研究述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等,正文包括五章。第一章着重从理论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首先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内涵的界定,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与以前对外开放的区别;其次通过对党的十八大之前对外开放理论的梳理,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找到理论渊源,也更好弄清其与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区别;第三则通过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系统总结和分析,为弄清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变找到理论基础;第四通过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论述的梳理,将其主要归结为开放方向、开放原则、开放路径、开放价值导向、开放与新发展理念、开放与国内治理、开放与世界治理等几个方面。第二章、第三章重点从实践层面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这一历史命题。第二章主要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态势,从总体上、从形式上把握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整体面貌。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实践的分析,也即对自由贸易区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服务业扩大开放、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人民币国际化等对外开放战略措施的分析,总结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生成,其基本内涵包括对标国际一流标准的全方位产业开放格局、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地理开放格局、“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投资开放格局、美元与人民币协同互补的货币开放格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重的地缘开放格局、多边区域双边兼顾的贸易开放格局。第三章通过国内与国际、历史与现实相比较的方法总结出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呈现出的独特特征,从关键角度、从实质意义上把握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解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与其他对外开放区别,认清其在中国和世界对外开放史上的历史地位。其主要特征包括在治理方式上所呈现出的治理特征,在中国2000多年对外开放史上所呈现出的历史特征,在全球化500年历史上所呈现出的对于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的全球化特征,在中国和世界对外开放史上的比较中所呈现出的不同的价值导向特征。论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重点从实践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历史命题。第四章系统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内外部条件,即中国内部所拥有的优势和劣势,外部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内部来看,中国自身所拥有的对外开放优势主要包括庞大内部市场规模优势、又快又好的经济发展态势、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大幅提高的科技实力、稳定的宏观发展环境等五方面。中国对外开放的劣势主要包括高水平开放所需经济基础还不牢固、营商环境落后于世界一流水平、海外权益保护机制和能力处于起步阶段、科技创新水平与强国相比差距较大、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增加、资源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从外部来看,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的机遇主要包括面向发展中国家,抓住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机遇;面向发达国家,抓住承接服务产业国际转移机遇;面向新科技革命,抢抓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机遇;面向全球治理,抓住世界经济治理地位提升机遇。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主要包括价值链高低两端的挑战、全球经济治理上的挑战、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挑战、政治安全等复杂风险的挑战、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不认同的挑战。第五章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策略。通过对新时代对外开放实践和理论的总结,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的依据,并提出了核心战略、保障战略、对美战略、安全战略等四大战略。核心战略是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造中国引领世界发展的竞争力:其目标是塑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其基础是庞大市场和优质产能,其动力是抓住新科技革命机遇、占据价值链顶端,其主体是培育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其路径是“一体两翼”的建构途径,其保障是完善构建全球价值链的保障体系。保障战略是创造有利于实现核心战略的内外发展环境,具体包括:营造有利的内部发展环境即国内宏观环境保障,完善海外权益保护机制体系即海外权益保护保障,构建有利外部制度环境即国际治理体系保障。对美战略是中美开展全面战略合作,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安全战略是守住经济安全底线,具体包括:坚持渐进式开放,降低开放发展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建立资源安全体系,确保国家资源安全;完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机制,保护国家经济安全。文章的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结语的第一部分强调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转型的总体原因。结语的第二部分进一步明确了论文第一章主要从理论层面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这一时代命题,第二章到第五章主要从实践层面回答“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的、新时代中国怎样对外开放”,其中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回答前一个问题,第四章和第五章则着重回答了后一个问题。结语的第三部分简明总结了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二、抓住机遇、加快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抓住机遇、加快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标 |
1.1.3 研究意义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1.2.1 利用外资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1.3.4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选题意义 |
1.2.1 研究意义 |
1.2.2 实践价值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3.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1.3.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资源 |
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2.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
2.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
2.1.3 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崭新且复杂 |
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理论资源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相关政治经济学理论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经济思想 |
2.2.3 西方经济学值得借鉴的相关理论 |
第3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 |
3.1 萌芽期:七年知青岁月的初期经验 |
3.1.1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树立 |
3.1.2 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开启 |
3.2 形成期:30 年的地方经济治理经验 |
3.2.1 正定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3.2.2 福建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3.2.3 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3.2.4 上海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3.3 成熟期: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经济思想 |
3.3.1 十八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3.3.2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3.3.3 十九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3.3.4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第4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 |
4.1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引领——新发展理念 |
4.1.1 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
4.1.2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及基本内涵 |
4.1.3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
4.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涵——“七个坚持” |
4.2.1 经济发展领导核心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
4.2.2 经济发展目的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4.2.3 经济发展阶段特征论: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 |
4.2.4 经济体制改革论:坚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关系 |
4.2.5 宏观经济管理论: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 |
4.2.6 经济发展战略论: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 |
4.2.7 经济工作方法论: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 |
4.3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格局 |
4.3.1 构建高质量国内大循环 |
4.3.2 优化发展国际大循环 |
4.3.3 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
第5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及理论特征 |
5.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 |
5.1.1 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 |
5.1.2 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 |
5.1.3 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 |
5.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特征 |
5.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性 |
5.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现实性 |
5.2.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性 |
5.2.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人民性 |
5.2.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际性 |
第6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
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 |
6.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6.1.2 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 |
6.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实践价值 |
6.2.1 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
6.2.2 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3)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创新点摘要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第2章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 |
2.1 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论述 |
2.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意蕴 |
2.1.2 “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 |
2.1.3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
2.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依据 |
2.2.1 国家顶层设计 |
2.2.2 地方政策规划 |
2.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 |
2.3.1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渊源 |
2.3.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底色 |
2.3.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关联 |
2.3.4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跨境交往 |
第3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 |
3.1 辽宁沿海经济带 |
3.1.1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现状概述 |
3.1.2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现存问题 |
3.1.3 针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现存问题的应对措施 |
3.2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
3.2.1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现状 |
3.2.2 当前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的制约因素 |
3.2.3 应对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现存问题的对策建议 |
3.3 沈阳经济区 |
3.3.1 沈阳经济区的基本态势 |
3.3.2 当前制约沈阳经济区发展的主要因素 |
3.3.3 解决沈阳经济区现存问题的基本路径 |
3.4 哈长城市群 |
3.4.1 哈长城市群发展情况概述 |
3.4.2 当前哈长城市群发展的制约因素 |
3.4.3 加快哈长城市群发展的重要举措 |
第4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 |
4.1 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 |
4.1.1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基础 |
4.1.2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制约因素 |
4.1.3 推进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
4.2 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 |
4.2.1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优势条件与发展态势 |
4.2.2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主要瓶颈 |
4.2.3 优化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选择 |
4.3 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 |
4.3.1 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现状 |
4.3.2 环渤海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
4.3.3 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对策建议 |
4.4 北上参与北极航线开发 |
4.4.1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战略价值 |
4.4.2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现实挑战 |
4.4.3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基本策略 |
第5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 |
5.1 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推进方略 |
5.1.1 大连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优势条件 |
5.1.2 建设大连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战略价值 |
5.1.3 推进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对策建议 |
5.2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推进构想 |
5.2.1 满洲里对外开放的历史沿革 |
5.2.2 满洲里开放发展的现存问题 |
5.2.3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的品牌识别与塑造 |
5.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 |
5.3.1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历史沿革和现实进展 |
5.3.2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重要战略价值 |
5.3.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可行性分析 |
5.3.4 加快推进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的建议 |
5.4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 |
5.4.1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动力解析 |
5.4.2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挑战 |
5.4.3 推进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基本策略 |
第6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 |
6.1 塑造全球化包容性发展的中国范例 |
6.1.1 把握全球化模式深度调整下的历史机遇 |
6.1.2 提供东北亚各国共话发展的沟通平台 |
6.1.3 促进东北地区跨境民族文化传承发展 |
6.2 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 |
6.2.1 完善国家区域经济总体布局 |
6.2.2 推进京津冀与东北地区协同发展 |
6.2.3 提升东北地区城市群整体实力 |
6.3 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
6.3.1 形成东北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
6.3.2 打通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大通道 |
6.3.3 开创东北地区对外贸易新局面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致谢 |
作者简介 |
(4)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空间联动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制造业转型模式研究现状 |
1.2.2 制造业绿色转型及效率研究现状 |
1.2.3 技术创新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研究现状 |
1.2.4 研究评述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框架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制造业绿色转型概念界定 |
2.1.2 制造业绿色转型内涵拓展 |
2.1.3 技术创新驱动因素和影响机理 |
2.2 理论基础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2 技术创新理论 |
2.2.3 产业结构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制造业绿色转型现状分析 |
3.1 制造业绿色发展现状 |
3.1.1 制造业绿色转型趋势 |
3.1.2 制造业绿色发展EKC曲线 |
3.2 制造业绿色转型的环境 |
3.3 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困境 |
3.4 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机遇 |
3.4.1 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外部机遇 |
3.4.2 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内部机遇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及静态影响分析 |
4.1 问题描述和模型构建 |
4.1.1 问题描述 |
4.1.2 模型构建 |
4.2 数据选取与来源 |
4.2.1 效率指标 |
4.2.2 环境变量 |
4.3 制造业分行业绿色发展效率分析 |
4.3.1 制造业重度污染行业绿色发展效率分析 |
4.3.2 制造业中度污染行业绿色发展效率分析 |
4.3.3 制造业清洁行业绿色发展效率分析 |
4.4 制造业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分析 |
4.4.1 制造业重度污染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4.4.2 制造业中度污染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4.4.3 制造业清洁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4.5 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分析 |
4.5.1 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影响建模 |
4.5.2 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影响分析 |
4.6 实证结果与讨论 |
4.7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动态影响及潜力分析 |
5.1 问题描述和模型构建 |
5.1.1 问题描述 |
5.1.2 模型构建 |
5.2 数据选取与来源 |
5.3 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动态影响因素分析 |
5.3.1 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动态面板建模 |
5.3.2 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动态影响分析 |
5.4 制造业绿色转型情景与绿色发展潜力分析 |
5.4.1 制造业绿色转型稳健性分析 |
5.4.2 制造业绿色转型潜力分析 |
5.5 实证结果与讨论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转型的空间联动效应研究 |
6.1 问题描述和模型构建 |
6.1.1 问题描述 |
6.1.2 模型构建 |
6.2 数据选取与来源 |
6.2.1 技术创新价值链指标 |
6.2.2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 |
6.2.3 发展环境变量 |
6.3 制造业技术创新价值链效率及区域异质性分析 |
6.3.1 制造业技术创新价值链效率分析 |
6.3.2 制造业技术创新价值链的区域异质性分析 |
6.4 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演变趋势及区域异质性分析 |
6.4.1 制造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演变趋势 |
6.4.2 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异质性分析 |
6.5 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转型的空间联动性分析 |
6.5.1 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转型的空间联动效应建模 |
6.5.2 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转型的空间联动效应结果分析 |
6.6 实证结果与讨论 |
6.7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7.1 总结 |
7.2 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活动及成果情况 |
(5)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答辩决议书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框架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第2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一般分析 |
2.1 科技革命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2.1.1 科技革命的概念 |
2.1.2 战后科技革命研究范围的界定 |
2.2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及研究范围界定 |
2.2.1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
2.2.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研究范围界定 |
2.3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2.3.2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2.3.3 产业技术范式理论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基于创新体系视角的分析框架 |
3.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 |
3.1.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
3.1.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催新”与“改旧” |
3.2 创新体系相关理论 |
3.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3.2.2 部门创新体系理论 |
3.3 以创新体系为切入点的分析视角 |
3.3.1 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3.3.2 部门创新体系与产业技术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背景 |
4.1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
4.1.1 战前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下日本产业的“重化型”化(20世纪50-60年代) |
4.1.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轻薄短小”化(20世纪70-80年代) |
4.1.3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后) |
4.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背景 |
4.2.1 重化型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日渐凸显 |
4.2.2 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机遇 |
4.2.3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经济基础 |
4.2.4 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 |
5.1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载体: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
5.2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5.2.1 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 |
5.2.2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 |
5.2.3 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 |
5.2.4 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
5.2.5 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 |
5.3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5.3.1 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5.3.2 遵循技术创新的“现场优先主义”原则 |
5.3.3 实行考虑市场因素的“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 |
5.3.4 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 |
5.3.5 重视对在职人员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 |
5.4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5.4.1 从事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5.4.2 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 |
5.4.3 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类高科技人才 |
5.5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5.5.1 产学官联合攻关尖端技术 |
5.5.2 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 |
5.5.3 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
5.6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评析 |
5.6.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5.6.2 “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5.7 本章小结 |
第6章 战后科技革命催生日本主要新兴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6.1 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与日本部门创新体系 |
6.2 微电子技术催生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6.2.1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6.2.2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6.2.3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6.2.4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6.2.5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6.3 计算机技术催生下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
6.3.1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6.3.2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6.3.3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6.3.4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6.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的匹配性评析 |
6.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半导体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6.4.2 部门创新体系与计算机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6.4.3 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战后科技革命改造日本主要传统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7.1 科技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
7.2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工业机器自动化的发展 |
7.2.1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7.2.2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7.2.3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7.2.4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需求因素 |
7.3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汽车电子化的发展 |
7.3.1 汽车电子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7.3.2 汽车电子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7.3.3 汽车电子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7.3.4 汽车电子化中的需求因素 |
7.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匹配性评析 |
7.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工业机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7.4.2 部门创新体系与汽车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7.4.3 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
8.1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 |
8.1.1 构建了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 |
8.1.2 重视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 |
8.1.3 加速推进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 |
8.1.4 借力科技革命的“双重性质”推动新旧产业协调发展 |
8.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教训 |
8.2.1 创新体系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 |
8.2.2 创新体系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 |
8.2.3 政府主导下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 |
8.3 本章小结 |
第9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
9.1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
9.1.1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机会窗口” |
9.1.2 为我国新兴产业“追跑”“齐跑”与“领跑”的并行发展提供机遇 |
9.1.3 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会 |
9.2 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体系 |
9.2.1 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 |
9.2.2 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 |
9.2.3 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 |
9.2.4 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 |
9.3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相关理论概述 |
第一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关系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思想指引 |
二、中国经济现代化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理论基础 |
一、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的理论原则 |
二、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的研究对象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根本主题:工业化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蕴含着中国工业化的探索 |
二、新型工业化体现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现实条件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要实现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 |
一、加强工业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 |
二、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互动 |
三、推动工业化进程中的可持续发展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动力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活力源泉:改革开放 |
一、改革开放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 |
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
三、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对外开放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创新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推进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机制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指向:以人民为中心 |
一、阶段性目标: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为核心 |
二、最终目标: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应处理好目标与发展的关系 |
一、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
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三、正确地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保障机制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 |
一、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支柱力量 |
二、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加强自身建设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以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为支撑 |
一、发挥国有经济在经济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 |
二、国家宏观调控为经济现代化保驾护航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7)习近平科技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1.1.1 研究缘起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1.3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1.3.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1.3.2 研究方法 |
1.3.3 创新之处 |
第2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
2.1 习近平科技观的概念界定 |
2.1.1 科技的含义 |
2.1.2 科技观的含义 |
2.1.3 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 |
2.2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 |
2.2.1 中国古代科技思想 |
2.2.2 西方古今科技思想 |
2.3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基础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 |
2.3.2 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 |
第3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 |
3.1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 |
3.1.1 萌芽阶段(1969 年-1982 年) |
3.1.2 初步形成阶段(1982 年-1993 年) |
3.1.3 形成轮廓阶段(1993 年-2012 年) |
3.1.4 丰富发展阶段(2012 年至今) |
3.2 习近平科技观的基本特征 |
3.2.1 创新性 |
3.2.2 人民性 |
3.2.3 时代性 |
3.2.4 前瞻性 |
3.2.5 开放性 |
3.2.6 保障性 |
第4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 |
4.1 科技创新观 |
4.1.1 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
4.1.2 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
4.1.3 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
4.2 科技体制改革观 |
4.2.1 推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
4.2.2 深化基础科学研究体制改革 |
4.2.3 完善科技奖励制度 |
4.2.4 健全科技人才评价制度 |
4.3 科技战略观 |
4.3.1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
4.3.2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4.3.3 优先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
4.4 科技人才观 |
4.4.1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
4.4.2 完善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 |
4.4.3 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
4.5 科技伦理观 |
4.5.1 使科技成果更充分地惠及人民群众 |
4.5.2 以绿色科技促进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 |
4.5.3 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
4.6 科技全球治理观 |
4.6.1 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 |
4.6.2 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4.6.3 发挥科技创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
第5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5.1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 |
5.1.1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 |
5.1.2 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 |
5.1.3 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
5.1.4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 |
5.2 习近平科技观的现实意义 |
5.2.1 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 |
5.2.2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 |
5.2.3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 |
5.2.4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 |
5.2.5 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一带一路”背景下福建海洋经济深化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其意义 |
1.1.2 海洋经济深化发展是助力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迫切需要 |
1.1.3 海陆再平衡是新时期深化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创新点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创新点 |
1.5 研究框架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
2.1 “海洋经济”以及“‘一带一路’与海洋经济”文献综述 |
2.1.1 国外海洋经济文献综述 |
2.1.2 国内海洋经济文献综述 |
2.1.3 “一带一路”与海洋经济文献综述 |
2.1.4 文献述评 |
2.2 相关概念 |
2.2.1 “一带一路” |
2.2.2 海洋经济 |
2.2.3 海洋文化 |
2.2.4 海陆再平衡 |
2.3 理论工具 |
2.3.1 空间经济学理论 |
2.3.2 产业经济理论 |
2.3.3 区域经济理论 |
2.3.4 海洋经济理论 |
2.4 福建省深化海洋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 |
2.4.1 提出“福建省深化海洋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的政策背景 |
2.4.2 海陆耦合关联分析 |
2.4.3 海陆再平衡的内涵 |
2.4.4 海陆再平衡的逻辑 |
第三章 福建省深化海洋经济发展历程、现状与问题 |
3.1 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历程 |
3.1.1 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背景 |
3.1.2 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阶段 |
3.2 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
3.2.1 福建省海洋第一产业发展现状 |
3.2.2 福建省海洋第二产业发展现状 |
3.2.3 福建省海洋第三产业发展现状 |
3.3 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成就与问题 |
3.3.1 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成就 |
3.3.2 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
第四章 福建省深化海洋经济发展的条件分析与评价 |
4.1 福建省深化海洋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海丝核心区与政策叠加效应 |
4.1.1 福建海洋经济迎来的崭新经济机遇——海丝核心区建设 |
4.1.2 “一带一路”倡议后福建海洋经济迎来政策方案密集的环境 |
4.2 福建省深化海洋经济深化发展的基础与条件分析 |
4.2.1 福建省深化海洋经济深化发展的资源基础与条件 |
4.2.2 福建省深化海洋经济深化发展的产业基础与条件 |
4.2.3 福建省深化海洋经济深化发展的科研基础与条件 |
4.2.4 福建省深化海洋经济深化发展的文化基础与条件 |
4.3 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评价 |
4.3.1 海洋经济发展的评价方法 |
4.3.2 有关数据说明 |
4.3.3 实证数据与解释 |
4.3.4 福建省海洋经济深化发展评价实证结果及分析 |
4.4 福建省海陆耦合发展实证研究 |
4.4.1 福建省海陆耦合发展的评价方法 |
4.4.2 福建省海陆耦合发展的评价模式 |
4.4.3 福建省海陆耦合发展评价的数据及解释 |
4.4.4 福建省海陆耦合发展评价实证结果及分析 |
第五章 海陆再平衡特征分析与战略选择 |
5.1 福建省海洋经济海陆再平衡的特征分析 |
5.1.1 福建省海洋经济海陆再平衡的特征 |
5.1.2 海陆相关基础关系与海陆再平衡动因分析 |
5.2 福建省海洋经济海陆相关要素再平衡 |
5.2.1 海陆资源要素再平衡 |
5.2.2 海陆资本要素再平衡 |
5.2.3 海陆技术要素再平衡 |
5.2.4 海陆劳动力要素再平衡 |
5.3 福建省海洋经济海陆再平衡的战略选择 |
5.3.1 福建省与内陆地区海陆再平衡的战略选择 |
5.3.2 海峡两岸海洋经济海陆再平衡的战略选择 |
5.3.3 福建省与东南亚国家海洋经济海陆再平衡的战略选择 |
第六章 福建省海洋经济深化发展的路径与政策建议 |
6.1 福建省海洋经济深化发展的路径 |
6.1.1 融入“一带一路” |
6.1.2 秉承两种发展:深化海陆协同发展、深化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海洋经济合作发展 |
6.2 福建省海洋经济深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
6.2.1 完善海洋经济战略空间布局,促进海洋经济提质增效 |
6.2.2 发展海洋湾区经济,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 |
6.2.3 推进海洋贸易环境国际化,拓展国际市场比较优势 |
6.2.4 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加快高端要素集聚 |
6.2.5 产学研一体化培养海洋高新技术人才,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
6.2.6 以创新为驱动力,提升海洋产业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 |
6.2.7 全域统筹海陆生态治理,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作者简介 |
(9)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一)国外关于技术进步的研究 |
(二)国内关于技术进步的研究 |
(三)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研究现状 |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三、技术进步及相关概念辨析 |
(一)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
(二)技术进步的涵义 |
(三)技术进步与技术引进、技术扩散、技术创新 |
四、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 |
(三)研究的重点与创新之处 |
第二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理论渊源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技术进步思想提供基础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技术进步思想 |
(二)列宁的技术进步思想 |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技术进步思想提供启示 |
(一)中国历史传统中技术进步经验的启示 |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理念及超越意识的启示 |
三、西方科技发展史中的技术进步思想提供借鉴 |
(一)重视实验以及发明创造 |
(二)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发展高科技 |
(三)重视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发展 |
第三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历史发展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萌生(1921-1949) |
(一)重视普及自然科学知识 |
(二)积极发展科技教育事业 |
(三)尊重优待科技人才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形成(1949-1978) |
(一)“向科学进军”,注重科技规划 |
(二)倡导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
(三)提出“自立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技术进步方针 |
三、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初步发展(1978-1989) |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二)开放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成果 |
(三)改革科技体制,解放生产力 |
(四)尊重人才,重视教育 |
四、扩大开放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深化发展(1989-2012) |
(一)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
(二)提出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 |
五、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创新发展(2012-2019) |
(一)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
第四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演进 |
(一)技术进步的功能 |
(二)技术进步的途径 |
(三)技术进步的主体 |
(四)技术进步的保障条件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特征 |
(一)时代性与实践性相一致 |
(二)科学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三)自主性与开放性相结合 |
第五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意义和启示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意义 |
(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 |
(二)为我国技术进步事业从追赶向并跑、领跑转变提供强大思想武器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启示 |
(一)明确技术进步的方向并给予支持至关重要 |
(二)落实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思想是推进新时代技术进步事业的保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10)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述评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论述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内涵界定 |
一、十八大以前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内涵 |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内涵 |
第二节 党的十八大以前对外开放理论综述 |
一、中国传统对外开放理论 |
二、马克思、列宁对外开放理论 |
三、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开放理论 |
第三节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论述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背景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展脉络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 |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渊源 |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渊源 |
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关系 |
第四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理论论述 |
一、开放方向方面的论述 |
二、开放原则方面的论述 |
三、开放路径方面的论述 |
四、开放价值导向方面的论述 |
五、开放与新发展理念方面的论述 |
六、开放与国内治理方面的论述 |
七、开放与全球治理方面的论述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总体态势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实践 |
一、自由贸易区战略 |
二、“一带一路”倡议 |
三、服务业扩大开放 |
四、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 |
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
六、人民币国际化 |
第二节 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生成 |
一、对标国际一流标准的全方位产业开放格局 |
二、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地理开放格局 |
三、“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投资开放格局 |
四、美元与人民币协同互补的货币开放格局 |
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重的地缘开放格局 |
六、多边、区域、双边兼顾的贸易开放格局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主要特征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治理特征 |
一、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 |
二、创新性与延续性相结合 |
三、顶层设计与底层探索相结合 |
四、依法治理与制度创新相结合 |
五、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 |
六、融入世界与引领世界相结合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特征 |
一、中国对外开放历史三个阶段的划分 |
二、新时代对外开放是对1.0时期的复兴 |
三、新时代对外开放是对2.0时期的超越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全球化特征 |
一、全球化阶段新划分 |
二、西方推动的全球化的主要特征 |
三、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全球化特征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价值特征 |
一、中国历史及世界其他国家对外开放价值导向 |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价值导向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基本条件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优势分析 |
一、庞大的内部市场优势 |
二、又快又好的经济发展优势 |
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优势 |
四、大幅提高的科技实力优势 |
五、稳定的宏观发展环境优势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劣势分析 |
一、高水平开放所需经济基础还不牢固 |
二、营商环境条件落后于世界一流水平 |
三、海外权益保护体系处于起步阶段 |
四、科技创新水平与强国比差距较大 |
五、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增加 |
六、资源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机遇 |
一、面向发展中国家,产能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机遇 |
二、面向发达国家,承接服务产业国际转移机遇 |
三、面向新科技革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机遇 |
四、面向全球治理,世界经济治理地位提升机遇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挑战 |
一、价值链高低两端的挑战 |
二、全球经济治理的挑战 |
三、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挑战 |
四、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不认同的挑战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策略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依据及构成 |
一、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主要依据 |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基本构成 |
第二节 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 |
一、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基本分析 |
二、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必要基础 |
三、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动力 |
四、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市场主体 |
五、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建构路径 |
六、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保障体系 |
第三节 创造有利的内外发展环境 |
一、持续推动国内改革,营造有利的内部发展环境 |
二、完善海外权益保护体制,提供有效外部救济体系 |
三、推动国际治理体系改革,构建有利外部制度环境 |
第四节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
一、战略对抗将导致双输,损害双方的战略利益 |
二、战略合作将带来双赢,有益于双方战略利益 |
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展做贡献 |
第五节 守住经济安全底线 |
一、坚持渐进式开放,降低开放发展风险 |
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
三、建立资源安全体系,确保国家资源安全 |
四、完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机制,保护国家经济安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抓住机遇、加快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D]. 胡炅坊. 吉林大学, 2021(01)
- [3]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D]. 张晨瑶.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
- [4]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空间联动效应研究[D]. 成漫丽. 合肥工业大学, 2021(02)
- [5]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研究(1978-2018)[D]. 申晓蓉.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7]习近平科技观研究[D]. 姚科敏.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8]“一带一路”背景下福建海洋经济深化发展路径研究[D]. 吴丹洁. 西北大学, 2019(07)
- [9]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D]. 程文.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10]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研究[D]. 刘登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