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人的“巫山女神情结”

一、论中国文人的“巫山神女情结”（论文文献综述）

施昂^[1]（2021）在《晚唐五代词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政局动荡、兵戈不断。在此时代背景下,文人四处游走、被迫迁移,其思想与创作免不了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同时,词作为一种新兴的文本表达体裁,在晚唐五代时期逐渐兴盛。对词学的地理与地域研究的学术史的梳理中可以看到,涉及晚唐五代阶段的研究较少,且鲜少有对此时期的各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作系统探讨。因此对晚唐五代词地理分布的梳理很有必要。本文将在“文学地理学”理论的引导下,尝试对晚唐五代词作地理分布现象的梳理。词人籍贯地与活动地的分布及其所受区域文化,能呈现其时词学版图的静态特征与动态流变,从而在空间上勾联南北,在词史的发展上纵向贯通。全文分为四章。绪论部分首先回顾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及其理论建构,梳理词学研究中有关地理与地域的研究。其次,阐明晚唐五代词的地理分布与区域文化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最后,介绍全文的研究思路、篇章结构与方法。第一章晚唐五代词人的分布。首先,对晚唐五代词人词作的基本情况包括词人名、分属时期、籍贯地、籍贯地的今属地、词人生卒年、所用词调数、所作词作数、词人的徙任地及有关基本情况的备注如所仕政权等进行梳理。其次,分别对其中分属于晚唐和五代的词人的籍贯作地理分布的列表统计。接着,根据词人仕途流徙析出文人流向表,得出其时的词学版图具有扩散性、南方化及都市向心力的特点,从动态上展现晚唐五代词史的发展。并据此,生成其时的五个文学区系六个区域文学中心。第二章晚唐五代词内容的区域分异。分别对隶属于六个区域文学中心即长安—洛阳—开封、敦煌、成都、长沙一江陵、江都一金陵一杭州、长乐一泉州一兴王府的词人的词作内容的地理信息进行分析。在对文本内容的考察中发现同一区域文学中心中本土或移民词人对于都市等外部环境的感知不同,反映在文本上就呈现出了不同的画面,这一现象在西蜀词人中颇为瞩目。从整体上而言,晚唐五代词在内容上涉及到的地理因素除自然地理外,以地区发展为多。第三章晚唐五代词的区域比较。从地理风貌包括地理位置、地形地貌与水文水系、气候特征及以矿产与动植物资源为代表的自然资源等,地区发展如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教育培养与人才选拔、军事制度与城市建设等以及文学文化渊源的传承等方面对晚唐五代词的区域分异结果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发现,地理风貌对词人审美情趣与文学选择有熏染与促成作用;地区发展对词的创作有推动和鼓励作用;文学文化渊源上除了佛、道等思想外,中原大唐气象崇文尚武的余韵、蜀中尚“靡丽”的文学传统、荆楚之地“骚怨”传统的回归与超越、六朝以来江南诗性文化的形成与成熟、闽粤岭南流贬文人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各地呈现出了不同的传承风貌。第四章晚唐五代词的地理意象。由于词人之间存在着交流互动、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接受的历来文化传统的同一性使得词人创作的文本内容呈现出趋同。这种相似与趋同性在地理意象的运用与表达上可以显见。于是将晚唐五代词的地理意象粗分为区域意象和地景意象,试图对这些地理意象的意蕴以及差异进行阐释。区域意象包括边地意象、江南意象与荆楚意象;地景意象包括两大都市意象群即长安—洛阳都市意象群、吴越都市意象群,以及巫山意象。

樊梦瑶^[2]（2021）在《李白代言类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运用诗学理论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文学心理学研究等方法,对李白代言类诗歌的创作情况做了深入系统的挖掘。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对李白“代动植物言”和“代男性言”的诗作做了认真细致的考索;对影响李白代言类诗歌创作的心理因素做出了具体分析:还应用MBTI心理量表对李白的人格形态做了分析,从而从文学创作发生的源头即作者层面窥视李白代言类诗歌创作的心理动因;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分析李白代言类诗歌的特点和优点,把握李白代言类诗歌创作的深刻内涵。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绪论及第一章内容）主要界定了代言类诗歌的概念、李白代言类诗歌创作对于古乐府诗歌写作传统的创新及海内外研究现状、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对唐前代言类诗歌的研究,主要从“开源”的角度对先秦至魏晋时代的典型代言类诗歌进行分析和探讨。第二部分（第二章）主要引入了“隐含作者”、“叙述者”等西方叙事学概念来探究李白代言类诗歌的生成机制,还对李白代言类诗歌的创作类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划分。按照被代言的“叙述者”种类,李白代言类诗歌大致可以分为“代动植物言”、“代女性言”和“代男性言”三个大类,其中每类之下又细分为不同的小类。第三部分（第三章）通过MBTI人格量表、“心理距离说”、“男权中心论”的影响等因素,从文学创作的心理因素角度,对李白代言类诗歌的创作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第四章）主要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李白代言类诗歌与《玉台新咏》、《古诗十九首》和曹丕代言类诗歌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李白代言类诗歌具有重视人物心理状态挖掘、抒情方式较为直接,突破了南朝时期的模式化写作套路,情感更加真挚等特点。第五部分（第五章）主要分析李白代言类诗歌的艺术价值,即从李白代言类诗歌在文学创作上的意义和价值方面进行分析,从而得出李白代言类诗歌中具有的对“人性美”的追求、崇尚自然等理念已经成为镌刻在中华儿女传统基因中的一串串“密码”,对倡导和谐共生的当代社会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总之,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李白代言类诗歌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思考和分析,试图勾勒李白代言类诗歌创作。这也有助于当今读者较为系统性地认识和评价李白。

李定广^[3]（2021）在《《唐诗三百首》的“软硬伤”及其成因》文中提出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作为引导人们诗词入门、应该较全面公允地反映唐诗面貌的"一般选本",存在许多"软硬伤"。主要"软伤"有三:其一,选入大量宫怨诗;其二,不选张若虚、李贺、罗隐等名家、大家的诗;其三,在唐诗大家推举上,扬杜抑李、重李商隐轻白居易的倾向明显。主要"硬伤"有五:其一,作者张冠李戴;其二,诗人时代归属错误;其三,诗体分类不当;其四,随意缩减原诗题目;其五,文本臆改不当或照抄错误版本。这些"软硬伤"的产生,"弥纶群言"是主因。此书主要弥纶自《唐诗别裁集》《唐诗品汇》《乐府诗集》《唐人万首绝句选》四部书,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清代前、中期唐诗学的缩影,其"软硬伤"反映了古今编选理念和学术规范之间的张力。今天看来,此书没有全面反映唐诗成就,难以担当唐诗普及之大任。

叶烨^[4]（2020）在《《玉台新咏》中的帝王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帝王诗,即出自于帝王的诗。这类诗带有明显的帝王烙印,具有明显的帝王色彩,是古代文学范畴中一类极具特色、极具价值的研究素材。《玉台新咏》即收录了12位帝王诗人的两百余首作品,且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从帝王作艳诗的缘由,《玉台新咏》中选录的帝王诗的思想情感与艺术手法,以及《玉台新咏》收录帝王诗的价值这四方面入手,重点分析189首“帝”诗与29首“王”诗,可重新审视这12位帝王诗人群体的情感指向、审美情趣和诗歌风格,揭示诗歌创作主体与诗歌风格的内在联系,从而深化人们对《玉台新咏》的阅读深度与理论研究。因此本文主体内容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帝王作艳诗的成因。主要从编者徐陵编纂《玉台新咏》需要帝王诗为其张目的主观意图,“新变”诗风的影响,“新变”诗风娱乐化倾向的影响,经学式微、佛教兴盛等方面展开论述,找到帝王多作艳诗的逻辑根源。第二章,从内容上分析帝王诗的思想情感。帝王诗的思想情感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帝王奢靡生活的吟咏,一类是对女子悲惨命运的同情,这是帝王诗思想情感的特点,也是其独特价值的所在。第三章,从形式上分析帝王诗的艺术手法。通过具体的诗作分析、归纳出帝王诗崇尚意象和典故这两种艺术手法。帝王诗人运用这些艺术手法为自己的诗作增添了不可多得的写作技巧,也彰显了“新变”的魅力。反言之,以帝王之尊,推“新变”之澜,对时代诗风的最终形成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第四章,《玉台新咏》收录帝王诗的意义与价值。首先,以舞蹈入诗、应令入诗、色彩入诗、情感入诗,扩大了诗歌内容;其次在声律、对偶、大胆改制七言诗等方面进行形式的创新,增强了诗歌的审美,均为帝王诗值得肯定的价值。自问世以来,《玉台新咏》一直以“艳诗”着称,而帝王诗的选入,不仅仅是因为此类作品亦属“艳诗”行列,更重要的是,编者徐陵需借帝王之威为其倡导的“新变”诗风张目。就结果来看,《玉台新咏》帝王诗的选入,确实为徐陵推行“新变”诗风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同时帝王诗人们身体力行,将“新变”诗风带入了自己的诗中,无论是诗歌情感的表达还是意象、典故的使用方面,都以“新变”为主旨,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六朝诗歌的发展。《玉台新咏》所收帝王诗的多维研究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晋如意^[5]（2020）在《唐宋时期“刘阮遇仙”三大词牌的生成与发展》文中研究说明“刘阮遇仙”故事最早记录在南朝宋刘义庆的《幽明录》一书中,一直广为流传,到唐代吟咏更甚,并产生了专咏“刘阮遇仙”故事的三大词牌,从这些词牌及词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刘阮遇仙”故事对唐宋词发展的影响。因此,本文从词牌名出发,从四个方面分析三大词牌在唐宋词中的生成与发展:首先,分析“刘阮遇仙”三大词牌的产生。《天仙子》最晚产生于盛唐时期,到五代有较多词作出现,但体制尚未定型。《忆仙姿》与《阮郎归》产生于五代时期,虽词作较少,但体制却已定型。三大词牌在创作之初,就有着不同的声情特点。第二,通过对唐五代“刘阮遇仙”相关词作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此故事在词中有着新的叙述特点。不仅对本事进行了故事元素、情节模式、人物形象上的综合改造,还将“桃源”故事与女冠文化融入其中,使得“刘阮遇仙”故事更加动人。第三,分析“刘阮遇仙”三大词牌在宋代的发展与成熟。“刘阮遇仙”词牌发展到宋代,出现了众多同调异名现象,《天仙子》的体制在宋代定型,《忆仙姿》、《阮郎归》体制也更加成熟。而在声情特点上,三大词牌在继承五代词作韵部使用的基础上,对新的韵部进行尝试,呈现出多样的声情特点。第四,分析宋代“刘阮遇仙”三大词牌的主题承变。宋代以三大词牌创作的词,继承了五代时期以恋情为主的特色,并从男女不同角度阐述深情。除恋情之外,三大词牌在宋代还扩展出咏物、伤春、送别、羁旅、隐逸、长寿等诸多主题,使得“刘阮遇仙”词牌有了更为广泛的表现空间。

李文韬^[6]（2019）在《两宋词高唐意象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源自宋玉《高唐赋》的相关传说自古以来就广为流传,被人们津津乐道,由此也产生了三类高唐意象系列:即地理类意象系列“高唐、云梦台、阳台、巫山”;人物类意象系列“神女、宋玉、襄王”;本事类意象系列“朝云、行雨”。这些意象系列在后世文人骚客笔下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与活力,又衍生出一系列相关意象,由此组合成为高唐意象群。宋词因多写男女之情,对带有艳情内涵的高唐意象群青睐有加。但是目前对于两宋词中高唐意象群使用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首先,虽然对高唐意象群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泛,但是多集中在针对某一个或某一类意象的研究之上,且搜集的作品并不多;其次,对宋人喜用高唐意象群的原因解释不甚全面;再次,对高唐意象群的使用意义没有进行分析解读。因此,在进一步整理两宋词涉及高唐意象群词作的基础上,对该意象群使用情况做更为全面、系统的分析,显得很有必要。本文共分三章:第一章分析了宋词中高唐意象群的生成背景。从前代文学作品中的积累、宋代社会风气及心理因素对宋人创作的影响两大方面,分析论证了宋人喜用高唐意象群的原因。首先,前代文学作品中使用高唐意象群的情况比较常见,宋代高唐意象群的内涵就是从前代作品中衍生、深化而来。其次,有宋一代狎妓之风盛行,文人享乐意识浓厚,心理上追求一种艳遇式的刺激之感,而高唐意象群正符合他们这种要求。因此,宋代文人往往会运用高唐意象群描写男女情事。第二章对宋词中高唐意象群的使用作了说明,阐述了三大类高唐意象系列的使用方式。指出高唐意象群往往都会与梦境结合来表达情思、抒发怀抱,其中地理类意象系列与本事类意象系列用来表现男女情事的作品居多。其中部分作品直写艳情,语言卑俗、格调低下,近乎民间俚曲;部分作品则经过一定程度的雅化,或包含离别相思之苦,或包含忆旧怀人之悲,或包含羁旅行役之感,或包含韶华易逝之叹。此外,在地理类意象系列中,出现巫山意象的作品往往喜与其他意象合用敷衍《高唐赋》本事,或描写巫峡盛景。本事类意象系列中的朝云、行云两意象易被拟人化,用来指代心上人或歌妓舞女。人物类意象系列的使用较为简单,神女意象取代意居多,一些咏物词使用到了该意象;宋玉与楚王意象则经常合用,来写男女之事。词牌名中高唐意象群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巫山一段云》和《高阳台》上,内容多为述说离别相思之苦。第三章对宋词高唐意象群使用的意义进行了论述。认为宋词继承了前代诗词作品中对艳情主题的描写,且更加大胆开放,对该意象群的使用不再是含蓄婉约地借景抒情,而是直白坦诚地吐露心声,如此一来便固化了高唐意象群的艳情内涵,后世文人在描写艳情时便能够对该意象群信手拈来。高唐意象群在五代时总体呈现出一种“俗”的特点,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北宋,后经柳永、晏几道、吴文英等文人的努力,使得该意象群褪去了“俗”的意味,增添了“情”的体验,更加含蓄化,也使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能有多种选择。

王家宏^[7]（2017）在《论美国汉学家薛爱华的神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神女" 一词源于宋玉《神女赋》,在古典诗歌中常作为巫山神女的简称。受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的影响,神女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逐渐具有了性爱意味,因而"神女"不仅指巫山神女,而且可指称大胆奔放的女性。实际上,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神女"还可泛指一切神话传说中的女性神灵。它既可指巫山神女,也可指女娲、洛神、湘夫人、汉女等古老的女性神灵,还可指杜兰香、成公智琼等各种道教女仙。美国汉学家薛爱华的《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和雨女》则是以巫山神女、女蜗、洛神、湘夫人、汉女、龙女等古老的女性神灵为研究对象的专着。本论文以薛爱华专着《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和雨女》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对薛爱华神女研究进行梳理与评析,另一方面则对其文学中神女的研究进行扩展,探讨神女与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关系。本论文共分为六部分:绪论,综述国内外神女研究的现状,以及薛爱华神女研究的特点、价值;第一章,分析薛爱华神女研究的理论,探究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神女的独特视角与方法;第二章、第三章,梳理、评析薛爱华对唐代宗教及文学中神女的研究;第四章,研究中国古典文言小说中神女形象、神女故事的原型与变形,以及这些故事的文本价值,以补充薛爱华神女研究的不足;最后为结语。本文对薛爱华的神女研究进行再研究,有助于吸收和借鉴国外汉学家独特的文学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有助于对中国古典文学中"神女"这一重要的文学形象进行系统性研究,从而发现神女与神话、文学、宗教的关系以及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文言小说中有关神女的各个文学作品相互之间的关联。

黄艳^[8]（2017）在《宋代三峡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宋代三峡诗的创作人数众多,数量非常丰富,在内容形式、艺术手法、文化意蕴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宋代三峡诗的书写范围比唐代更加广阔。宋人在借鉴前人写作经验的基础上,对三峡诗的主题内容进行了深度挖掘。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三大峡谷的壮丽风光得到了宋人的尽情歌咏,巫山神女的艺术形象在宋人笔下显得更为丰满,以夔州白帝城、八阵图为主的三国遗迹和以屈原、宋玉、王昭君为代表的秭归名人故居都在宋人笔下得到了艺术的再现。在题咏峡区风俗民情的同时,宋人更加关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侧重反映和揭示民生疾苦,更具民本情怀。宋代三峡诗艺术手法多样,描写更加细致,有情韵减弱、理性加强的倾向。诗歌篇幅普遍加长,说理议论增多,抒情性减弱,语言稍嫌累赘。宋代三峡诗融合了前代浪漫忧伤的艺术基调与宋代理性思辨的时代氛围,呈现出一种理性之中略带浪漫感伤的特殊风味。“山”、“水”、“云雨”、“猿”、“石”等三峡诗中的常见意象在宋代逐渐完善,“云雨”、“啼猿”意象更是发展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意象。在唐代基本定型的两种特殊的三峡诗体《巫山高》与《竹枝词》,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色,如融入了新的元素视角和深入理性的思考。巴楚文化给三峡诗打上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烙印,宋代三峡诗则把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宋人将三峡的自然山水与诗人自身的审美体验进行了重新整合,逐步发展出理性深沉的山水文化观照。三峡独具特色的贬谪文化由屈原发端,经由李白、杜甫等人沉淀积累,到寇准、欧阳修等人逐步完善。宋代三峡贬谪文化的整体基调已由悲愤不平、消极沉郁转变为平和沉稳、积极向上,呈现出一种理性睿智的新气象。

黄权生^[9]（2015）在《《高唐赋》正文为巫山神女祭文考》文中认为学界一般认为宋玉的《高唐赋》为山水文学作品,甚至认为是"自荐枕席""巫山云雨"的男欢女爱的文学作品,通过考证,所谓山水文学和"自荐枕席"是其表象,该赋正文是楚国祭祀所用的祭文。该赋具体产生的地点在楚国西部高山巫山,而巫山是楚国的神山（圣山）,正文描绘了整个祭祀的地点、祭品、神职人员、祭祀要求和过程等,而祭祀的主神是楚国的"（东皇）太一"神。正文中纵猎"羽猎"仪式是祭祀的重要内容,楚王代天行高禖社祀之礼,与"神"交合以求雨于"天（社）",祈求楚国国家兴旺,盼使物种蕃茂。历代文人骚客往往被《高唐赋》和《神女赋》"自荐枕席"所惑,没有理解春秋战国时《高唐赋》所记载的历史文化的真相,造成千古误传。

贾平^[10]（2015）在《宋词与民间文化》文中指出中国的大传统与小传统都在宋代达到鼎盛,宋词即生长于此背景下。自宋迄今对宋词的“雅”、“俗”品格之论一直不绝。以“民间”视角考察宋词,古代文学学术界对此课题有一定的关注和研究,但缺乏有系统的专着。本文以《全宋词》为研究对象,从民间文化的视角观照宋代词人和宋词,运用文献学、文艺学、文化学、统计学的研究方法考察宋代文人对民间文化的接受和民间文化对宋词的影响。本文首先对宋代的“民间”作了一个全景式的介绍和说明。宋代民间文化具有信仰多元、淫祀泛滥、民间文化空间多重交叠等特点。宋代民间文学数量庞大、形态丰富;风物传说尤其多,建构了地方知识系统,并引起了文人的兴趣和关注;宋代说话的发达促进了民间文学的传播。词人对民间文化的态度主要有四种:记录与传播,观看与欣赏,参与和融入,互动与学习。其次,本文按照民间文化和民间文学的分类分章别论,从微观和中观层面探讨宋词与民俗文化、宋词与神话、宋词与传说故事、宋词与民歌、宋词与民间艺术的关系。宋词反映了宋代文人的民俗观和民俗信仰,有时文人处在民俗的自觉状态;有时文人反观民俗表达自己的思想;有时文人发挥主体意识改创民俗,如对紫姑信仰的改创。宋词中的神话因素比较多,从统计看,女神书写占《全宋词》很大比重,成为宋词婉约风格蔚为大宗的重要影响因素。宋代文人的女神书写较前代有很大变化,“我神”共处的叙述方式体现了他们极强的自我意识。宋词中记录了一些未见于其他文献的民间传说故事,或者在旧的故事中融入新的叙事元素,具有史料价值。如从宋词看,八仙传说很可能已在宋代定型。宋词对于传统民间传说故事的个性化表达体现了宋代文人的心态。宋代词人对一些民歌中的女性形象,如采莲女、采桑女、采菱女、莫愁等进行了再创作;在词体形式上,词人有意识地借鉴了民歌体式,如十二月歌、祝酒辞等。宋词中记录了民间艺术的表演情形和相关知识,具有史料价值,也可看出文人对民间艺术的接受程度。宋词有融入民间艺术表演中的情况,体现了宋词的民间性。最后一章,从民间文化的精神层面,探讨宋词体现的文人精神与民间文化精神的契合之处,并阐释原因。宋词体现的谐谑、批判、自由、纵情、平常、知足的心态与民间精神是契合的,可见宋代文人高雅面孔之外的世俗一面。民间精神本身传统很深,至宋,世俗文化对文人的影响变得更大,词体自身的轻松自由风格等都是其中原因。最后,在“结语”部分总结了宋词与民间文化的关系。宋词（主要指文人词）对民间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记载、雅化和辨正。民间文化为词人提供了学习和创作的资源,并对词人及词作产生影响。主要是三个方面,创作题材、母题、原型等来源于民间文化;形式上借鉴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文化的思想、精神对词人产生影响。宋代文人与民间文化发生关联,主要有以下原因:宋代统治者和文人对民间文化的重视都超越了前代;宋代文人接触民间生活的机会比较多,部分原因乃是由于他们庶族、寒族的身份;宋代的民间艺术很繁荣,浸润了文人的心灵;词体本身的通俗品格使之会与民间文化产生融通。

二、论中国文人的“巫山神女情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中国文人的“巫山神女情结”（论文提纲范文）

（1）晚唐五代词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李白代言类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唐诗三百首》的“软硬伤”及其成因（论文提纲范文）

（4）《玉台新咏》中的帝王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唐宋时期“刘阮遇仙”三大词牌的生成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6）两宋词高唐意象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论美国汉学家薛爱华的神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宋代三峡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高唐赋》正文为巫山神女祭文考（论文提纲范文）

（10）宋词与民间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中国文人的“巫山神女情结”（论文参考文献）

• [1]晚唐五代词的文学地理学研究[D]. 施昂.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2]李白代言类诗歌研究[D]. 樊梦瑶.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唐诗三百首》的“软硬伤”及其成因[J]. 李定广. 文艺研究, 2021(01)
• [4]《玉台新咏》中的帝王诗研究[D]. 叶烨. 安庆师范大学, 2020(11)
• [5]唐宋时期“刘阮遇仙”三大词牌的生成与发展[D]. 晋如意. 四川师范大学, 2020(11)
• [6]两宋词高唐意象群研究[D]. 李文韬. 聊城大学, 2019(01)
• [7]论美国汉学家薛爱华的神女研究[D]. 王家宏.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1)
• [8]宋代三峡诗研究[D]. 黄艳.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3)
• [9]《高唐赋》正文为巫山神女祭文考[J]. 黄权生. 荆楚学刊, 2015(04)
• [10]宋词与民间文化[D]. 贾平.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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