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命”与“鬼”——鲁迅的生命论与末世论

一、鲁迅的“生命”与“鬼”──鲁迅之生命论与终末论（论文文献综述）

常琳^[1]（2020）在《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作为一门显学,关于鲁迅的研究经历了从政治研究到思想研究再到价值研究的变化历程,这是学术研究的前进过程,也是鲁迅深入被解读的必然发展。作为一项研究,要真正走进鲁迅读懂鲁迅,需要走入鲁迅内心探究鲁迅思想深层,唯有探究思想产生的内里源头和生发原因,方能读透鲁迅思想渗透之下呈现出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回归一个真实而深刻的鲁迅形象。论文将研究重点着重于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范畴覆盖鲁迅全部的文学和创作活动。纵观鲁迅一生,“个”思想的形成有其时代语境的影响和渗透,而“个”思想的呈现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其生发和衍变的发展过程。以思想研究为核心,以时间发展为线索,对鲁迅“个”思想的研究始于早期五篇文言论文,历经《呐喊》时期,《彷徨》时期,《野草》时期,贯穿其一生。五篇文言论文蕴涵鲁迅早期“个”思想内涵,也奠定鲁迅终其一生的思想指引,其后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是早期“个”思想的延续发展,也是折射呈现。“个”思想是对鲁迅思想的概括和定位。“个”的内涵所指和意义范畴与“个人”“个性”以及“个人主义”有别,在此,“个”之所指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或文化学概念,而是一个文学性概念,它包括从自我出发的人的个体生活和生命体验中的痛苦、恐惧、绝望等相对比较激烈的情感状态和与之相连的精神世界,是一种以体验性感受和叛逆性思考为特征的个体文化身份自觉。“个”本身并不具有“麻木”、平和、中正、理想主义等在政治学、社会学和道德意义上的种种“积极因素”和正面价值。“个”是源自鲁迅作为个体内在生命性的体验,以反抗和叛逆等形式外在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之中,这一内里的情感状态以及与之相连的精神世界贯穿其全部文学活动,却又在不同时期呈现不一样的生发状态。关于“个”思想的解读和阐述,我们借用“体验”一词来进行阐释。“体验”是一种个人感知,“体验”也是一种文化选择,它着重创造主体本身的精神体验和心理过程。“体验”既重视个体的主体性,也重视体验者的主观精神活动,同时还重视作为主体的体验者本身的自我选择和过滤表达。对于鲁迅“个”思想形成的生命体验,既有童年生活体验中的叛逆性思考,又有家庭生活体验中施爱与失爱的理性感悟;既有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渗透性影响,又有日本文化体验的直观性接受;既有晚清学人教诲的接受影响,又有西方思潮间接接受的他者影响。这一基于个人和国家、家庭和工作、生活和思想相互渗透又彼此影响的体验过程,经由鲁迅自我的判断、选择、接受和内化,聚集为一种内刻于骨外化于肤的极具鲁迅特色的“个”思想。“个”思想既是鲁迅思想生发的源头,也是始终贯穿鲁迅一生的思想脉络;“个”思想是鲁迅呈现出的思想特质,也是我们借以窥视和解读鲁迅的方式与途径。“个”思想包蕴了鲁迅从“希望”走向“绝望”的心路历程,“个”思想也积聚了鲁迅关于“爱”与“恨”的情感交织;“个”思想让鲁迅敢于直视未来,“个”思想让鲁迅勇于面对死亡。基于内心深刻感悟喷薄而发的这一根基性的思想已经不仅仅是鲁迅的思想,而是一种具有民族本土性,关乎生命个体化的中国问题的思想,更是中西文化对话过程中的重要资源依据和思想呈现,这种民族性立场和世界性立场都源自于鲁迅个体生命体悟中的本土经验和生命体验。而我们对于鲁迅的探索和认知,不仅仅是在探究个体鲁迅,也是在探究我们自身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一方面它让我们以俯首的方式沉入生命的最深处,用对生命的切身感受和切肤痛感去认知我们内心最真实的自我存在,另一方面它让我们仰视个体生存背后整个民族以及这个民族刻烙下的文化和历史,它们是个体生命选择之源,也是个体生命呈现之态。在这个宏大的历史与民族文化表征中,鲁迅是第一个体验者,也是第一个言说者。

孙雨佳^[2]（2019）在《战后新时期的日本鲁迅研究 ——以1952年日本东京大学鲁迅研究会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战后日本新时期的鲁迅研究中,1952年成立的东京大学鲁迅研究会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他们立志突破战后第一代研究学者竹内好的框架,为形成新的“鲁迅像”而不断努力。他们的研究推动了日本鲁迅研究的发展,并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使日本的鲁迅研究生生不息。因此,本文着力对1952年的日本东京大学鲁迅研究会（以下简称“鲁迅研究会”）做一个系统的论述,主要从研究会的成立背景与历史事件、研究会对鲁迅思想的研究脉络、以及对鲁迅作品的研究成果三个层面,以求对鲁迅研究会的研究路径与历史意义有更为全面的系统整理。论文第一章对鲁迅研究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做了概述。“血色五一”事件是鲁迅研究会成立的基础,该事件让鲁迅研究会成员聚集在一起,在黑暗中找寻鲁迅思想的特殊光亮;“成员宅见晴海自杀事件”是鲁迅研究会发展中遇到的重大挫折,这一事件让当时小有成就的研究会成员不再沾沾自喜,他们从内心开始自省,成员之间学会团结,学会接受外界的批判;“六一五”事件则是鲁迅研究会成熟的标志,成员的研究成果不断迫近鲁迅的精神,有了较快的成长。论文第二章主要是研究会对鲁迅思想的研究,他们从学习鲁迅的“姿势”开始,了解鲁迅、认识鲁迅。在形成自己的鲁迅观之后,致力于对鲁迅文学性与革命性思想精神进行进一步深入的挖掘。研究会成员们通过对鲁迅“弃医从文”事件深入探讨,突破了竹内好文学和政治无法相融的框架限制,进而丸山昇发现了“革命人鲁迅”的革命文学,以此达到文学与政治的和谐关系,他们发现“弃医从文”的背后并非抛弃政治,而是在选择文学的同时选择政治。论文第三章主要论述研究会对鲁迅作品的研究,选取了关于《孔乙己》《狂人日记》《阿Q正传》的文本研究,试图还原当时研究会成员的讨论过程与研究背景,梳理其研究结论,以及他们当时的研究对后世鲁迅研究的启发意义。通过对1952年的东京大学鲁迅研究会的研究成果分析发现,鲁迅研究会聚集了战后新时期日本鲁迅研究学者的骨干,该研究会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不容小觑,他们的研究至今还在影响着海内外鲁迅的研究,在鲁迅研究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通过论述他们的发展历程,概述他们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对我国的鲁迅研究及现代文学研究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马新亚^[3]（2017）在《文学的启蒙 ——人学视域下的沈从文文学观》文中指出本文试图从人学的视域来阐释沈从文的文学观。沈从文对理想人性的书写和对国民“阉寺性”人格的批判是与鲁迅所开启的“国民性批判”一脉相承的。沈从文的作品既有启蒙主义的价值诉求,又能在美学形态上克服“五四”新文学普遍存在的浅表化、概念化、单一化,把“文学的自觉”与“人的自觉”紧密联系在一起,将“文学的启蒙”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启蒙主义的价值诉求使沈从文的文学观触及到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命题;而以文学为本位的内在结构又使他的作品有着丰富的意蕴:关注人的情感、本能、意志,关注人的个体真实性,关注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关系。沈从文所构建的“湘西神话”,带有一种以复古形式表现出来的现代感;他对人的形而上层面的心理本体的重造,又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深化了“国民性改造”的内涵。基于以上主要观点,本文可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从词源学、西方启蒙运动的发展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中西方对“启蒙”的反思与建构等几个方面出发,大致厘定“启蒙”的思想文化内涵;二是将聚焦点投射到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定历史时空,以陈思和先生对“五四”新文学的两大分类标准为依据,引入“文学的启蒙”这一概念。第一章是由沈从文的基本文学观念出发,依次考察了沈从文文学行为的缘起、他的“五四”观、他的“工具的重造”“抽象的抒情”“爱与美的新宗教”等代表性文学主张,从宏观的层面阐释了沈从文的文学观念对“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重要一支——“文学的启蒙”的赓续:一方面,他高举启蒙主义的价值诉求,强调要从人类求生的庄严景象出发,建设新的“做人观念”;另一方面,他主张文学的独立性,将“爱”“美”“生命”等抽象范畴纳入文学的表现领域,极大地拓宽了“五四”新文学哲学与审美的维度。第二章的主要分析了沈从文在以“文学”为手段进行启蒙的过程中,是如何对自身进行角色定位,并完成启蒙者的主体建构的:第一节以“乡下人”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离合关系为例,阐释了沈从文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想象、重构,意在从侧面来考察沈从文在启蒙过程中对自身的角色定位;第二节则以沈从文与文艺主潮、文艺论争的距离为横切面,由此透视他在“名”“实”之间的个体化选择。因为沈从文的启蒙是“文学的启蒙”,所以本节内容未将重点放在直观层面呈现出来的启蒙者面对启蒙对象时的精英意识或者民间立场,而是将重心放在启蒙者对“理性”“知识”“科学”（包括流行一时的文学创作观念）等“名词”的态度上;第三节则以观念史的梳理为主要研究方法,从文化逻辑的层面来分析“乡下人”的现代内涵以及“湘西神话”的文化策略。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全面整体地阐述沈从文的人学思想,这一部分是全文的重心。沈从文的人学思想内涵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生命强力的呼唤,包括前中期对湘西原始生命强力的颂扬和后期对生命、本能、意志的标张;二是主张人与自然的契合。这两条主线相互交织,共同构成沈从文理想人性建构的基石。沈从文的启蒙是“文学的启蒙”,而文学只承担了启蒙的一部分任务——个体哲学意义上的人的重建,所以人的全面解放得以实现的外围因素（包括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就被自动排除在外,但也正是因为这份纯粹性,沈从文才能够更加专注地探寻人最内在的心理根基,表现人的诗意存在形式,从而极大地拓展了现代文学史上人学思想的形上视野。第四章主要阐释了沈从文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如何消解与启蒙相伴而生的普遍人性以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如何用实感经验、文学想象来还原启蒙对象的具体性、历史性、真实性。沈从文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具体化思考,他的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对启蒙对象性别差异的关注和对人的精神、灵魂隐秘之地的观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启蒙理念的非历史化和现实语境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沈从文将“以不齐为齐”“各尽其性”等本土文化资源纳入到对启蒙对象的阶层差别的理解上的,促进了启蒙向现实语境的降落;沈从文用个体经验与记忆为我们呈现出了人性的复杂与生命的多方,在共情的立场之上还原了下层人民的个体真实性。第五章侧重分析沈从文的启蒙路径与方式。沈从文主张为国人输入一个健康雄强的人生观。那么用怎样的路径与方式来激发国人的意志,使他们获得信心和力量呢?沈从文首先想到的是“文学革命”,接着他又提倡“爱与美的新宗教”“美育重造政治”,主张用多种艺术形式来提升国人的灵魂,增加他们的勇气和信心。其次,他还对人的情感与本能的瞬间有所留心,并意图从中找寻启蒙的契机。在沈从文看来,思想文化固然重要,但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接受者都是人,因此如何解决“人心”的问题,如何让“做人观念”落到实处,如何对人的情感、本能进行因势利导,如何用审美的方式净化人的灵魂,重造人的形而上层面的心理本体,就成为启蒙的关键性问题。第六章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阐释沈从文的价值重估标准对东方文化主体建构的启示:沈从文在“生命”基础上对体系、规则、主义的反抗与鲁迅的反抗方式有着相同的理路——不关注西方观念的具体内容,而关注观念背后的文化体系的整体性和支撑这种文化体系的精神机制;针对主体精神结构的缺陷,提倡意志品质的重塑。第二部分阐释沈从文的理想人性重建在现实境遇的得与失:沈从文所信奉的“文学革命”,是用文学的手段来完成的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变革,相对于社会革命给人带来的变化而言,这是一种更为深入、彻底的变化。沈从文提倡“文学革命”,意在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建和民族国家的重建,但却因过分强调目标与手段的同一性而失去现实可行性,最终不免走向个人主义的穷途末路。

王维玉^[4]（2017）在《中西美学视域中的中国经验与英雄形态研究》文中提出新世纪以来,随着大国崛起及民族主体意识的复兴,从中国经验或实践出发来建构中国话语似乎在诸多学者那里都达成共识。就文艺学、美学学科而言,中国经验作为起点同样是一条值得深化与细致考量的路径。那么,中国经验、经验及审美如何链接?实际上,作为范式转换意义上的中西方美学发展趋势已有症候。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艺术经验（经由形式）、美感（经由无功利特性之彰显）的形而上提升,直至被纳入哲学体系,因审美与现实的渐趋脱离,现代以来受到西方政治美学,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及神话、宗教美学等经验及其形态回归视角的多重批判。而中国美学从王国维开始,就对西方美学的先验理性表示怀疑,而宗白华对传统审美经验与西方异质性的强调,朱光潜对审美经验之孤立绝缘缺陷的持续修补都令人印象深刻。李泽厚以积淀范畴将康德的先验经验化,其间既有实践理论,也有传统的践行观念,及至结合杜威的“经验”建立“情本体”论,更是彰显出富有民族特色的审美经验形态。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审美意识及巫性美学、政治美学及生活美学的兴起,尤其是王斑、骆冬青等学者将审美契入中国革命年代中现实经验,探讨情感是如何得以塑造,形象何以崇高,从精神到肉体的诸多路径,让人有很深刻的现实感、情境感与中国经验感,更是为我们的审美经验及其形态研究拓展了思路。基于上述范式转型背景,回到古希腊,“经验”本义是指一种“尝试行为”,并富含“冒险”意味。而“美”可以指一切愉悦、吸引人以及令人赞赏的事物,及“用于对说话、行为和生活等的包含肯定意义的评价”,这里的美与善是可以互相通用的。所以审美经验是指那种冒险性、尝试性且具有肯定性评价的行为及其多种形态。实践与经验在此意义基本一致。沿此界定,我们会发现中国近代以来的中国经验其实就是一种冒险、尝试行为,亦即一种具有创业性质的英雄行为,并呈现多种形态。因而上世纪初梁启超的过渡时代论很值得思考。在梁氏看来,过渡时代的混杂现实亟需或渴望英雄出现,以其勇武与智慧,走出此过渡时代,并为国民别择出“最良合宜之归属地”。以近代以来中国过渡时代发展历程观之,此过渡时代经由政治、经济、文化,至今似乎仍没有完成。在此过程中,英雄经验及其形态乃过渡时代中国经验的集中体现,中国美学的经验重构,我们可由英雄经验及其表现形态考察入手,从经验的理论重构与个案展开两个方面来看:首先就理论重构而言,既然审美经验是一种具有肯定性评价的、冒险的、尝试行为,而此肯定性评价,又包含美与善的双重含义,那么可基于经验及其形态的如何审美展开及正向价值的终极指向两个维度进行考察,故审美经验重构就包括三个问题:经验的内涵界定,形态展开及终极指向。首先,审美经验是一种具有肯定性评价的尝试行为,近代以来中国过渡时代特质及英雄实践的现实,提供了中国美学建构中经验维度重构的前提。就经验的审美展开而言,检视英雄观念变迁,我们会发现近代以来中国英雄观念承续了中西传统影响下的三种英雄形态:神性英雄、才性英雄与凡性英雄,此三类英雄形态既有历时性递变意味,也是一种互渗性的空间化并存。神性英雄主要在革命年代以“人的神化”为核心观念所导致的革命宣传力量,应该说对革命年代的人心激发、氛围营造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到建国后大跃进尤其是文革时期领袖崇拜,却走向了极端,给社会带来极大混乱,对国人造成极大伤害。凡性英雄体现在普通民众的生存情感依托方面,传统人伦世情的坚守在百姓日常生活中仍然起着极大的作用。才性英雄则主要在知识分子和文化思考者那里体现得明显,如何在现实经验基础上,经由实践而达自由之境,值得反思。就价值指向而言,鬼神和宗教信仰的情感与想象寄托,人伦世情的家园感依偎,践行中渐达的自由,乃是当下人们生存的三种价值指向。其次就个案展开而言,新门神画在人的神化观念及现代西方写实性绘画技法等因素影响下,出现了以工农兵人物形象为主角的新门神画,其间彰显出神道设教及其情感激发、信仰催生的审美因素,对革命胜利有促进作用,建国后到达非理性的极端,对国家、社会造成巨大灾难;新时期以来商人与金刚为主角的门神画,则反映了拜物教的新样态,显示出从神道设教、商品拜物教到虚构形象之际对准宗教式自由的渴望。凡性英雄在贾樟柯电影中有所表现:改革初期物质匮乏但坚守道德的底层民众,改革深入时期面对体制应对出现的将传统情义与物质利益获取有效结合的时代新人,再到近年来面对社会不公等具有传统侠义传统及家园伦理观念的人物形象,显示出凡性英雄的多重面相。“千年英雄”苏东坡事件源于世纪之交法国《世界报》的选评,基于不同立场,《世界报》的文人英雄、林语堂《苏东坡传》的快乐天才及我们才性英雄的不同定位,展示出近代以来全球化语境下对英雄苏轼的不同理解,然而也许才性英雄的解读,才是基于近代以来英雄现实与传统互动的合宜阐发。总之,论文考察了近代以来中国英雄及其经验的审美演绎,对经验之冒险、尝试行为的强调,及其间审美展开及价值指向之多重形态的观照,力求做出较有新意的阐发,对中国美学经验维度进行了贴合现实的重构,旨在以中国经验尤其是英雄经验及其形态为研究视角,为中国美学的话语建构提供参照。

王海燕^[5]（2015）在《鲁迅的黑暗体验与书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黑暗”是晚清民初的启蒙知识分子参照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建构起来的一个概念。在晚清民国的历史语境中,鲁迅以其尖锐深刻而又丰富多元的黑暗书写而成为表达黑暗体验的代表性人物。无论由鲁迅自身的创作还是鲁迅研究历程来看,“黑暗”都是一个关系到如何理解鲁迅精神世界与文学世界的关键词。本文首先致力于概念的清理,将“黑暗”作为一个能集中揭示鲁迅人生、思想、审美观念与艺术个性的核心概念,从外在历史语境与作家内在主体精神两方面追溯黑暗体验的发生过程,厘清鲁迅的黑暗体验与时代共名既保持一致又有重要区别的多重内涵,深化对于鲁迅精神结构的认识。其次,从鲁迅相关创作的代表性主题、形象建构、反讽表达等方面建构一个鲁迅黑暗书写的专题研究系统,在民国的政治、文化、文学生态中,通过对代表作品的细读、对具体而又典型的文学现象的分析,探讨鲁迅的黑暗体验经由怎样的审美机制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常谈常新的重要内容,揭示鲁迅独特的精神气质、多维的精神走向与兼容并蓄的审美趣味。古代汉语中虽然己先后出现了单音词“暗”与双音词“黑暗”,但二者在词义上并不具有完全的通约性,“黑暗”仅指光线不足的自然现象。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以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黑暗中世纪”的命名与批判为参照,发现并赋予了“黑暗”社会学层面的批判内涵,并通过报刊的传播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流行词语之一,“从黑暗走向光明”凝聚着以西方启蒙运动为参照的民族想象。鲁迅既在与时代共名的社会学层面接受并频频使用着“黑暗”,但关注人的整体性这一出发点也使他更进一步探索了个体生命的内在黑暗体验,包括人内在的非理性世界与民俗文化中的鬼神与死亡想象。从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三个层面凝练而成的“黑暗”对于鲁迅来说也因此成为一个比“启蒙”更具包容性的概念。不同时间观的难以兼容使鲁迅的黑暗体验呈现出难以克服的悖论。主题作为意义的沉淀,是体现在整个作品中对生活的深刻而又融贯统一的观点。“纪念”“复仇”“鬼神”是鲁迅黑暗书写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主题。当革命被逐渐建构为一种与自由、解放、新生等内涵相关联的主流政治文化时,鲁迅通过对逝去的革命者纪念的方式,揭示了革命进步与暴政的二重性,映照出不同政治场域中三类革命知识分子的民国命运,其深沉的历史情怀与“隐心而结文”的纪念艺术具备了挑战权力场域的特殊功能。“复仇”主题寄寓着鲁迅对自身与传统之间无法摆脱的文化同质性的焦虑与克服,《铸剑》在熔铸中外复仇文学精神的基础上,象征性地书写了鲁迅心理人格中自我、本我、超我的内在隐秘与他对传统文化之创造机制与压抑机制的洞悉。“鬼神”崇拜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民间信仰,在现代启蒙史观的线性叙述结构中遭到了压制与否定,鲁迅在他一生的各种文体创作中始终不忘鬼神的存在,不仅仅是出于一种文学上的审美趣味,也关涉着他对晚清以降思想文化观念转换变迁以及对启蒙史观的别样思考。鲁迅黑暗书写的形象建构借助于意象、隐喻、象征等符号系统,将现实生活中的现象予以艺术地提炼与变形,重新组合成一套具有多重意旨的话语,让读者在陌生的形象与体验中重新领悟自己的生存境遇。针对二十年代中期知识分子阵营第二次分化中出现的无数碎片化的黑暗,隐喻化的杂文书写成了鲁迅最得心应手的批判武器。“叭儿狗”“羊”“恶鸟”等动物性隐喻充分体现了其黑暗书写见微知着而又活泼锋利的特点。通过对厨川白村象征艺术理论的接受,在《野草》中鲁迅终于找到了与内在黑暗体验相匹配的艺术手段,使早期尝试过的“死火”等象征意象由单薄变得丰盈多义。“夜”作为黑暗体验形象化的特定意象,投射出鲁迅不同阶段思想变化的历程。反讽是鲁迅黑暗体验书写的主要修辞方式。现代反讽的基础是那些明显不能解决的根本性矛盾,展现出的是叙事深层意义上两个命题的对话或对抗,并与修辞技术的关系日趋密切。鲁迅的第一篇创作自序《呐喊·自序》集中了构成其反讽的多种“元矛盾”：记忆与忘却、寂寞与呐喊、小说与文章以及由此生发出的过去和现在、传统与维新、正路与异路、为人与为己、隐藏与显现等一系列冲突。鲁迅杂文中的戏拟反讽与小说中由不可靠叙述制造的反讽既是极富开创性的现代修辞策略,也是他对黑暗体验的机智表达。鲁迅的黑暗书写在社会批评与自我解剖两方面都抵达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其强健的精神立场与极富创造性的艺术形式是他留给当代文学的丰厚遗产。这个大智大勇的写作者以他的“黑暗”照亮了无数渴望并追求光明的后来者。

张春燕^[6]（2015）在《鲁迅话语系统研究》文中提出鲁迅话语系统研究这一论题主要是从鲁迅话语的发生、建构和体系形成进入对于鲁迅生命意向和精神构成的探讨。鲁迅的国民性话语与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日本反思国民性思潮以及晚清国民性话语的语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同出于这一语源,但却有自身的特色。鲁迅的国民性话语是去“种族主义”的国族性话语,其秉持的准则是“个人”。它的建构的本质是反省与自我批评机制的引入。而鲁迅的国民性话语建构与鲁迅对于“话语”权力的警惕形成鲁迅话语中的基本的悖论关系。同时,社会性的话语建构中存在着对于自我生命存在的持续关注,这一话语一方面支撑着国民性话语的形构;一方面又成为明显的异质力量,颠覆了国民性话语的指向。而个人性话语的发生与鲁迅的生命体验无法分离。“铁屋子”作为鲁迅话语中不断复写的意象,其黑暗性和囚牢性是鲁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造形,而其内部复杂的关系结构体现着鲁迅对于生命个体与世界的关系的认知。“铁屋子”是鲁迅国民性话语与个人性话语关系体系的原型。它内部存在着复杂的结构层次和悖论关系:自我与世界的对立、自我与世界的同源关系都呈现着鲁迅话语体系的复杂构成。由这种关系出发,“个”与“群”的对立的建构机制是“差异”的发现和运作。通过“差异”的发现而产生对象,并完成了个体从群体价值中的超越。而自我与世界的同源关系则指向鲁迅的拯救话语的建构和悖论性。同时,“铁屋子”是中与西、旧与新交错并置的“时空体”,呈现出时空交汇的“中间”形态。它既是中国近代遭遇的象征,也是个人精神困境的寓言。“铁屋子”空间维度的相异的价值表呈、时间维度呈示的历史断裂与错位,与“清醒者”一“异乡人”的存在和精神悖论是一体的。鲁迅以空间焦虑为机制,建构了权力话语空间。同时,其话语体系又是多重话语空间并置,背后有不同的价值构成和权力关系。在多重的话语空间中,生命个体的“异乡人”身份凸显。正是“异乡人”的介入,建构了现代话语与传统话语、国民性话语与个人话语遭遇的话语空间,这些并置的空间及其价值构成之间形成了彼此冲突和解构的力。在鲁迅的话语系统中,主要呈现为启蒙话语（主流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对峙。“双漩涡”是鲁迅话语系统的动态生成图式。鲁迅话语中有两个中心陈述:“吃人”与“自反”,“吃人”是鲁迅对于世界的认知的话语,而“自反”是鲁迅对于自身话语的反抗。这两个中心共同组成了鲁迅话语的完整基点,同时这两个中心都在不断地进行话语的衍生,有不断向外推进的话语层次和话语点,所以,鲁迅话语呈现出“双漩涡”式的生成形式。这两个中心辐射出鲁迅话语的体系,并体现着话语系统的动态生成和演变规律。而鲁迅多重话语间的组合关系中暗藏着鲁迅精神、哲学的波动曲线。话语研究最终要研究的是人的存在。鲁迅话语体系也正是鲁迅建构的自我与世界对话的关系。鲁迅经由“自反”实践,在自我与世界、自我与空虚、自我与对象化的自我之间建立了否定、抵抗、自啮的关系,指向的是鲁迅精神世界中的抗世、多疑和自省。同时,鲁迅话语世界中存在着“我应该”、“我不”和“我需要”的三种意愿,并以呐喊、沉默和独白的对话形式呈现出来。在这些话语形式中,话语主体的“自反”性存在凸现出来。

刘超^[7]（2014）在《论鲁迅内在精神之发生》文中指出本论文从人文、话语的现象学角度探究鲁迅内在精神之发生。精神不是固化、对象化的现成之物,现成地装在鲁迅的相关论着里,而是必须在朝向鲁迅的论着的不同视角、话语的过程中才得以显现。在朝向鲁迅的内在精神本身的过程中,不同观点之间的不断复调式对话和不同视角之间的不断相互鉴照打破了不同观点和不同视角原本固化的现成性,方能揭示鲁迅内在发生着的活的精神。本论文对鲁迅内在精神的研究是开放性的,呈现了鲁迅内在精神的不同面向与层次。本论文第一章探究了童年与鲁迅的自我觉醒及回归的关系。童年的经历与记忆使得鲁迅形成创伤性自我意识与超越性母性精神。第二章在辨析伊藤虎丸的“终末论”式鲁迅、细读鲁迅早期论文的基础上,从欧洲近代精神特别是尼采思想和中国传统心学、佛学的角度探究了鲁迅在中西文化的交汇里形成的精神自觉。第三章通过辨析竹内好的“回心说”,细致呈现北京时期绍兴会馆里鲁迅“回心”式自觉的不同方式。第四章通过细读散文诗集《野草》,分析鲁迅内在精神里的悖论意识以及向死而生、回归日常生活与文化母体的通脱意识。这些内在精神的不同面向与层次的片断相互映射、蕴含,成为一个鲁迅的精神镜像。本论文所呈现的只是鲁迅的一个精神镜像,不能说即鲁迅本身。这个精神镜像形成于本论文的研究主体带着自身的问题意识、当下的时代感觉细读鲁迅论着与相关文献以激活其深藏的精神性的过程之中,它具有当今的面目与姿态,具有与现时代对话的意义。

李明晖,靳丛林^[8]（2014）在《何为“丸尾鲁迅”?》文中指出从"以鲁迅文献作为研究的最终依据"和"学术写作让鲁迅进入当代日本思想语境"这两个标准来看,将丸尾常喜的鲁迅研究称之为"丸尾鲁迅"是可以成立的。在"丸尾鲁迅"的学术成就中,关于鲁迅"耻辱"意识的考察和研究更为根本,丸尾常喜正是凭借这个新的问题意识,才充分挖掘出了鲁迅作品的民俗文化研究中所潜藏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

刘颖异^[9]（2013）在《日本的鲁迅《野草》研究》文中认为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是鲁迅的重要创作之一，读懂和辨清《野草》的真意，探究其思想与艺术的奥妙，是中外的鲁迅研究者们不懈追求的事业。自竹内好称许《野草》是“鲁迅文学的原型、索引、代表作，同时也是入门书”之后，日本鲁迅的研究者们或以《野草》来检证自己的鲁迅观，或将《野草》解读作为自己鲁迅观的来源或鲁迅研究的起步。日本的鲁迅《野草》研究在今天已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学术课题。在《野草》研究领域，日本学者的研究是能够给予我们一些启发的。竹内好、丸山昇和伊藤虎丸，是将《野草》放在自己的“鲁迅像”中进行解读的。“回心”在竹内好的鲁迅研究中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语词，研究“回心”思想之于研究“竹内鲁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野草》恰恰可以成为理解竹内好“回心”观的一个门径。在“形而上”的意义上，竹内好认为，小说中暗示着的“非存在”，在《野草》中表现了。而在“形而下”的意义上，“回心”体现于主体在历史情境中的“抵抗”。竹内好战后以自己的鲁迅研究介入日本文化争论的名作《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中，解读的核心文本之一，就是《野草》中的那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竹内好在其中看到的，是鲁迅对于“人道主义”的“抵抗”。丸山昇鲁迅研究的学术特色之一是“以史证文”，即凭藉作家的生平史料与当时的历史状况来解读文学。丸山昇在此以之“证文”的“史”，是鲁迅致力政治革命、在政治革命真正到来后却痛感挫折、在挫折与困顿中以一己之力维系着革命理想的“心灵史”。丸山昇研究《野草》的另一个着力点，是《野草》的写作与鲁迅的“现实战斗”之间的独特关系。在丸山昇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裂和退潮，使得鲁迅的“呐喊”似乎只剩下寂寞的回声，这时候，他就必须首先明确自己是“作为谁”进行战斗，也就是需要解决“我是谁”这个亘古常新的问题，这就是《野草》承担的工作。丸山昇的这个思路，对于我们认识《野草》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是有帮助的。伊藤虎丸是将鲁迅歌颂的“摩罗”理解为耶稣精神之化身的。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野草》中《复仇（其二）》一篇写的耶稣正是真正的基督教精神中信仰的那个耶稣。也就是说，鲁迅虽然改写了“福音书”中关于耶稣本质的重要情节，但是，鲁迅却是真正理解了“福音书”中耶稣的本质的。他特别地强调了《复仇（其二）》之中，所蕴含的“异质”精神力量，或“超越”倾向。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野草》都与伊藤虎丸鲁迅研究中“个”的思想符合一契，《野草》对于“伊藤鲁迅”的鲁迅像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在日本，汉语作为研究者们的外语，在研究现代汉语文学经典时使用笺注的方式成为他们的一种有效途径，他们由此不但得以克服语言造成的障碍，而且也从字句的探究中找到了一些理解《野草》文本的线索，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体现了日本鲁迅研究在“文献”和“实证”方面的优长。日本知名的鲁迅研究者木山英雄、片山智行和丸尾常喜都有以笺注形式写作的《野草》研究专着。这三家笺注都是在明确的、有意义的问题意识之下进行的实证研究。木山英雄的问题意识是鲁迅“主体建构”的逻辑与方法，片山智行的问题意识是鲁迅的“现实主义”，丸尾常喜的问题意识是从《野草》中寻找处于“耻辱与恢复”运动“彷徨期”的鲁迅之心声。三家笺注都对《野草》进行了一丝不苟的词语释读和旁征博引的意蕴读解。《野草》中的《复仇》和《复仇（其二）》，和以“我梦见……”开头的篇章，在三家笺注中都受到较多的关注，笺注的内容都比较详实丰富，而且都形成了一定的阐释体系。比读这些篇章的笺注，可以看到他们思路和方法的不同，也能够给我们多样的启发。以比较文学的方式来研究鲁迅的《野草》，这样的研究成果在迄今为止的日本《野草》研究中占了不小的一个比重。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日本研究《野草》的学者，更是自觉地在这个方面做出努力，力图以实证的态度和比较文学的方法，丰富竹内好、丸山昇等前辈大家的《野草》研究。这种努力中最杰出的一部分，其成功之处首先不在于给此前在日本已经形成的《野草》阐释框架带来了多大的冲击或新变，而是在于给比较文学方法本身做出了一些很成功的、甚至是有一定创造性的示范。山田敬三的比较研究围绕着《野草》中的“存在主义”展开，他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主要不是从思辨的角度而是从“玄想”的角度认识《野草》中鲁迅的“存在主义”。另一方面，山田敬三也不是以存在主义的定义和经典论述作为《野草》的参照系，而是以一些与《野草》中篇章多少有着类似之处的文学作品作为《野草》的参照系，在文学作品与文学作品的比较中论证《野草》的“存在主义”。藤井省三的《野草》研究有着独具特色的比较思路，即追寻“文学资源”。他的《复仇》与《复仇（之二）》研究，是以鲁迅这两篇作品中体现的思想与情感脉络为主轴，追溯作品中意象的来源，让我们得以从鲁迅作品的伟大，体会到文学传承的价值与意义，也从文学传承的事实中，进一步理解了鲁迅作品的伟大。他的《希望》研究则追溯作品的“诗意”资源。藤井省三的《野草》研究，涉及的是文学传承的一种方式，即“文学资源”的传承。他的研究表明，鲁迅写《野草》时所传承的，是基于某种相似思想或相似情绪的意象与诗意的语言，而鲁迅能以这些意象和语言，表达自己独特的思想与情绪，升华了这些意象和语言的艺术性与思想性，熔铸成了独创的、优美的作品。相浦杲的《野草》比较研究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点是以句式分析的形式来研究《苦闷的象征》对《野草》的影响。对于《野草》的“象征主义”风格，相浦杲也联系《苦闷的象征》做了独到的说明。《苦闷的象征》之外，相浦杲在他的论文中还研究了《野草》风格与题材的其他渊源。综观日本的《野草》研究，除了其具体成果富于启发性之外，还有着重视实证研究、擅长比较研究、问题意识明确、重视见解的独创性、以诗意的方式理解散文诗这样五个优长，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张宝金^[10]（2012）在《论鲁迅、沈从文的巫鬼文化书写》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主要探讨鲁迅、沈从文文学创作中对巫鬼文化的美学呈现及深层的哲学思考。在鲁迅身上可以看到他像黑夜中的精灵一样穿行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他无时不在审视自己的灵魂。美丽、纯朴的湘西是激发沈从文创作灵感的源泉,他执着于富有巫鬼气息的烂漫氛围的营造,巫术、巫师、神灵等民间习俗和仪式纳入他的视野,在这背后呈现的是他对原始生命强力的歌颂与赞美。全文共包括三章外加“绪论”和“结语”五个部分。绪论主要介绍巫与鬼产生的原因、巫鬼之间的联系性及巫与鬼的想象与文学创作思维的相似性。第一章阐释鲁迅、沈从文写作的巫鬼兴趣是如何发生的,这其中即有楚越巫鬼民俗的影响,也有作家生活的经验积累。巫鬼情结感染了他们的文学史观,影响了作家的文学创作。第二章探讨巫鬼文化在作家作品中的具体展现。在鲁迅、沈从文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巫鬼是他们与另一个自我所做的精神对话。他们思考生,也关注死后的灵魂,处于不同时空的人与巫与鬼在作家的文学世界中相遇了,在生死之间思索着生命存在的本质。第三章把巫鬼文化放在现代性视野中进行考量。鲁迅、沈从文从巫鬼文化中借鉴了许些现代性的审美因素,其巫鬼文学书写在语言、意象、结构等方面为现代文学增添了新的美学因子。另一方面,鲁迅、沈从文也通过巫鬼文化负面因素的文学呈现,以“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对现代文学完成改造国民性的使命具有重要的意义。结语概述鲁迅、沈从文的巫鬼文化书写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启示。两位作家以新的艺术形式赋予巫鬼文化以新的思想内涵,使现代文学延续着古代文学中人与巫鬼的想象,同时,也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

二、鲁迅的“生命”与“鬼”──鲁迅之生命论与终末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鲁迅的“生命”与“鬼”──鲁迅之生命论与终末论（论文提纲范文）

（1）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战后新时期的日本鲁迅研究 ——以1952年日本东京大学鲁迅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3）文学的启蒙 ——人学视域下的沈从文文学观（论文提纲范文）

（4）中西美学视域中的中国经验与英雄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鲁迅的黑暗体验与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鲁迅话语系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论鲁迅内在精神之发生（论文提纲范文）

（9）日本的鲁迅《野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论鲁迅、沈从文的巫鬼文化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四、鲁迅的“生命”与“鬼”──鲁迅之生命论与终末论（论文参考文献）

• [1]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D]. 常琳.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2]战后新时期的日本鲁迅研究 ——以1952年日本东京大学鲁迅研究会为中心[D]. 孙雨佳.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19(05)
• [3]文学的启蒙 ——人学视域下的沈从文文学观[D]. 马新亚.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1)
• [4]中西美学视域中的中国经验与英雄形态研究[D]. 王维玉.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5]鲁迅的黑暗体验与书写研究[D]. 王海燕.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7)
• [6]鲁迅话语系统研究[D]. 张春燕. 兰州大学, 2015(04)
• [7]论鲁迅内在精神之发生[D]. 刘超. 浙江大学, 2014(12)
• [8]何为“丸尾鲁迅”?[J]. 李明晖,靳丛林.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4(05)
• [9]日本的鲁迅《野草》研究[D]. 刘颖异. 吉林大学, 2013(08)
• [10]论鲁迅、沈从文的巫鬼文化书写[D]. 张宝金. 首都师范大学, 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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