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优质晚籼稻产量因素分析及育种应用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李建平,李俊杰,李文娟,周振亚,王秀芬[1]（2021）在《“十四五”期间我国水稻增产潜力与实现路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水稻是我国主要的口粮作物,随着稻谷总需求量增长,保持其稳产增产能力对确保我国口粮绝对安全意义重大。"十三五"期间我国水稻播种面积明显先下滑后回升、单产增速减缓,产量呈稳中略降趋势,增产形势严峻。稻田基础地力、灌排条件是水稻高产的重要基石,高产育种和栽培技术配套是实现水稻单产飞跃的主要推力,经济效益是种植结构调整的核心动力,政策导向是水稻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根据"十四五"期间水稻生产面临的形势,采用CAMES模型预测,2025年我国稻谷产量为21797万吨,与2020年相比增加611万吨。保障增产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具体实现路径为划定水稻面积红线不低于3000万公顷,力争全国2/3的稻谷产自高标准农田,突破水稻生产种子和机械两大技术瓶颈,通过政策调整稳定水稻种植主体受益预期。
罗慧[2]（2021）在《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研究》文中指出粮食生产技术进步是国家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更是加快国家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当前,我国粮食安全目标已从单一的数量安全向多元目标转变,这就要求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方式和路径必须做出战略性调整,才能有效地应对粮食生产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什么样的粮食生产技术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更符合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需要?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对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历史演进有一个科学的把握,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究竟呈现怎样的演进特征和内在机制,以往的研究忽略了哪些问题。新时代背景下,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演进又会呈现哪些规律。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和要素错配理论,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进行探析,主要的研究内容和结论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在构建“历史情境—制度框架—激励机制—技术选择”情境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经历了跨越式技术进步（1978-1985年和2012年以后）和递进式技术进步（1985-2011年）两种变化节奏。跨越式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制度激励所引发的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递进式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单一要素技术进步的推动。从要素组合的演进变化来看,对我国粮食生产起到明显推动作用的单一技术进步先后是育种技术、肥料相关技术和机械技术。技术进步路径的演进呈现“制度激励→技术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形成新要素组合”的逻辑。演进的内在机制主要有:技术进步路径演进的动力主线是激发要素活力,分析主线是技术成本与收益的对比,波动强度取决于宏微观目标匹配度。第二,在放松要素配置最优的假设条件下,采用超越对数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算得到,在考虑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的情况下,2000-2018年我国粮食作物的广义技术进步率平均为1.7%。6种粮食作物的测算结果分别是:中籼稻（2.72%）、小麦（2.45%）、粳稻（1.73%）、早籼稻（1.27%）、晚籼稻（1.07%）和玉米（0.97%）。进入新时代以来,广义技术进步率的波动趋于平缓,狭义技术进步仍是推动我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动力。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个地区粮食作物的生产技术进步呈现弱偏向性,主要偏向使用机械技术、（使用或节约）育种技术。从要素错配指数的测算结果来看,粮食生产中大部分要素配置处于过度投入状态。第三,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为例,在不考虑要素配置效率的情况下,集体组织统一经营的农地配置模式的广义技术进步率高于家庭承包分散经营模式,且前者的农地配置效率高于后者,但是家庭分散经营模式的技术效率表现更优。基于研究发现,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强农业补贴政策的精准化,挖掘生产技术潜能;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保障机制,提升科技创新质量;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减少灾害对技术进步的冲击;激发农业金融市场的活力,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充分发挥集体组织的统筹优势,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
熊若愚[3]（2021）在《不同灌溉方式和氮肥管理对南方双季优质晚籼稻产量及品质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由于水稻产量的提升、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国家可持续发展要求的需要,开展稻米品质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水肥问题一直是制约水稻生长发育及环境保护的重大难点,随着南方双季优质籼稻的推广,水分灌溉方式和氮肥运筹的研究有利于水稻稻米品质调优生产。本试验以南方双季晚籼稻荣优华占、泰优871和美香占2号为研究材料,在江西农业大学人才培养产学研合作上高创新基地分别于2018—2019年和2019—2020年开展了不同水分灌溉方式和氮肥运筹管理对南方双季晚籼稻产量及产量构成、稻米品质及淀粉理化特性影响的大田试验研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水分灌溉方式对荣优华占（普通食味晚籼稻）、泰优871（优质食味晚籼稻）产量与稻米品质的影响:间歇灌溉有效提升稻田水分利用效率,通过增加结实率保证了优质食味晚籼稻的产量,而通过稳定每穗粒数与结实率维持普通食味晚籼稻的产量。间歇灌溉总体改善了稻米加工品质及食味品质,但间歇灌溉与常规灌溉间稻米外观品质差异并不显着,而持续淹水灌溉处理有利于外观品质的改善。灌溉方式对优质食味籼稻品种直链淀粉、营养品质的影响效应要高于普通食味籼稻品种。2.在间歇灌溉处理下两品种均具有较好的热稳定性。对于优质籼稻泰优871而言,间歇灌溉处理下中小颗粒淀粉及支链淀粉长链增加,降低了支链淀粉平均链长及大颗粒,导致糊化温度升高;而对于普通食味稻荣优华占,间歇灌溉增加了大颗粒以及中短链,有利于降低糊化焓。总的来说,采用间歇灌溉方式有利于两品种淀粉热力学特性及糊化特性,从而改善了稻米的加工品质及食味品质。3.不同氮肥运筹方式处理下,随着氮素穗肥比例的增加、基肥比例的降低,美香占2号有效穗数、每穗粒数及结实率呈先增后降的趋势,且在基肥、分蘖肥与穗肥比例为5:2:3和4:2:4时南方优质晚籼稻的产量最高。穗肥比例增加、基肥比例降低,稻米的糙米率、精米率和整精米率呈先增后降的趋势;垩白粒率和垩白度呈先降后升的趋势;直链淀粉含量呈先降后升的趋势;蛋白质呈先增后降的趋势。总的来说,在基肥、分蘖肥与穗肥比例为5:2:3和4:2:4时南方优质晚籼稻稻米产量、加工、外观、食味及营养品质达到最优。4.从稻米理化特性来看,随着穗肥比例的增加、基肥比例的降低,降低了α-1,4糖苷键,但增加了α-1,6糖苷键,从而使得稻米淀粉的直链淀粉含量降低,支链淀粉含量增加,淀粉相对结晶度增加,糊化焓增加,淀粉热稳定性提高。穗肥比例的增加使得支链淀粉短链增加,淀粉中小颗粒增加,使淀粉峰值黏度和崩解值增加,消减值降低,淀粉食味特性相对提高。基肥、分蘖肥与穗肥比例为5:2:3时糊化焓、峰值黏度和崩解值显着增加、消减值显着降低,所以淀粉热力学特性及糊化特性达到最优,且与其他氮肥运筹方式相比,在5:2:3处理下稻米产量及稻米品质最优。综上所述,基肥、分蘖肥与穗肥比例为5:2:3时是南方优质晚籼稻产量提升及品质调优最好的氮肥运筹方式。
吴山[4]（2021）在《提质增效背景下中国水稻主产区水稻生产效率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张建锋[5]（2020）在《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 ——以农机服务为例》文中指出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经步入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新阶段。在新发展阶段,“如何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以土地承包、家庭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营制度如何创新以适应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成为亟待破解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立足我国人均耕地资源少、农业劳动力资源弱质化、粮食供给总量紧平衡等现实,着力推进农业专业化分工与合作、推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逐渐为社会所认同。与此同时,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我国农业专业化分工呈现深化趋势,但在区域、产业、具体农事活动方面存在不协调不充分问题。立足我国小规模农户将长期存在并处于基本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国情,在深化专业化分工过程中,探究农户参与分工与合作的缘由、农户参与分工与合作的方式、农户参与分工与合作的保障,具有现实的必然性和理论的必要性。本文以农机服务为例,探究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回答“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为什么要以合作的方式完成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如何合作以保障农事活动的有效实现?”问题,并将“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如何合作”分解为“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如何选择相应的合作方式?”“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匹配什么样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等子问题。文章基于专业化分工理论、农户家庭决策模型、合作及合作行为理论、外包理论、交易成本与交易治理理论等理论基础,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水稻生产经营技术经济与制度结构-交易效率-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合作治理”的基本框架。基于此分析框架,从稻农家庭微观决策出发分析了稻农参与分工与合作的缘由,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关系、稻农合作的影响因素与合作机制、稻农农事活动合作方式选择及合作治理匹配的影响因素;随后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分析了稻农合作及其治理的演化历程及现实状况,并基于2004-2017年全国主要稻产区数据、采用FGLS方法验证了技术经济结构变迁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的影响,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ivprobit模型、内生次序probit模型模型、multi-logit模型分别验证了稻农农机技术使用与否、农机技术使用程度、农机服务合作与合作程度、农机服务合作方式选择、农机服务合作治理结构及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因素。最后在多案例分析专业化分工和稻农合作实现逻辑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含义。通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规模经济、分工经济、交易成本、信息处理效率等四个视角单独均无法相对全面解释稻农农事活动合作的缘由,应从合作意愿形成与强化、合作行为实现与开展、合作持续等三个层面具体分析稻农合作的缘由。稻农合作嵌入外部技术经济、制度演化与变迁过程中,是稻农以综合成本最小化、综合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导向,权衡合作的预期收益增加或预期成本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与交易效率、主体与群体的行为能力及合作能力、主观与客观规范与控制等因素,并与内外部诸多利益相关者互动的结果。规模经济、分工经济、交易成本、信息处理效率等四个视角都是以合作的预期绩效为出发点,只强调了合作预期绩效中的某一方面,未将合作发生置于综合系统中考量,且四个观点间也存在相应的联系。生产要素稀缺引致的生产实现与生产成本降低诉求、生产经营组织制度不均衡诱致的交易成本降低诉求、小农户综合收益最大化导向下的机会成本最小化诉求、交易效率提升与合作的经济可行性得以保障、稻农行为能力与合作能力的提升、强有力外部推力与助力的存在、新型水稻经营主体的存在与引领、合作分配机制的激励效应与分配的公平性、合作组织的存续发展与合作组织绩效的提升等方面构成了稻农农事活动合作的多维缘由。（2）技术变革与制度变迁对农业专业化分工演进以及农户合作行为选择具有显着的直接、间接影响。（1）制度及制度变革围绕宏观产权制度、产业保护与扶持制度、微观规范与控制制度三个维度,通过影响宏观交易成本与交易效率、合作的微观交易效率,通过改变水稻生产经营主体的资源、资本与要素禀赋结构,直接、间接影响农事活动分工与合作;（2）技术及技术演化围绕生产型技术、交易型技术两个维度,通过改变农事活动的技术经济结构、影响合作的交易效率,进而影响稻农合作动机、合作行为与合作方式的选择;（3）技术、制度协同演化,共同形塑了“小农户家庭内部合作为主与关系型换工合作为辅→农户被动卷入同公社化与合作化生产合作为主→农事活动合作市场化与社会化逐渐深化→农事活动合作市场化与社会化为主”的稻农合作与合作方式演进历程。水稻农事活动中稻农合作治理演进围绕交易属性演化、水稻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演化两个维度展开。交易属性演变嵌入水稻生产技术、制度与政策环境、社会与文化环境中,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的演化影响技术选择、农事活动的专业化分工,进而影响农事活动的实现方式,最终影响农机服务合作治理及治理机制的选择。水稻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演化维度的治理演化主要从“交易效率演进嵌入、经营主体选择”、“混合治理结构嵌入、经营主体选择”两个角度发挥作用。（3）技术经济结构变迁是水稻农机服务外包合作的核心诱致因素,四种水稻种属农机服务外包合作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存在分异。水稻生产经营农事活动合作与合作方式选择嵌入技术经济与制度结构及其共同决定的专业化分工系统中。影响稻农合作及合作方式选择的因素主要包括水稻生产经营资源与要素相对稀缺状况、水稻生产经营组织结构的变革、非农就业市场成长与非农就业比较收益状况、农业生产经营公共制度与产业政策、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嵌入的农村社会关系与社会文化网络等。基于2004-2017年中国粳稻、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四个主要属种及主要种植省份的宏观数据,采用FGLS模型实证发现:（1）农机专用性指标、农地折租成本代表农地租种机会成本、农户自有劳动力价格代表的机会成本、雇工成本等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台均拖拉机动力代表的农机专用性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呈负向影响。（2）水稻种植现金成本收益率代表的比较收益指标、农机总动力代表的农机可得性、农户自我完成部分成本等三个指标影响出现了分异,现金成本收益率在粳稻、中籼稻种植区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呈正向影响,在早籼稻和晚籼稻产区呈现负向影响;农机总动力代表的农机服务可得性在粳稻产区、晚籼稻产区呈正向影响,在早籼稻、中籼稻产区呈负向影响。农户自我完成部分成本在早籼稻、晚籼稻产区呈现负向影响,在粳稻、中籼稻产区呈现正向影响。粳稻、中籼稻的个体效应在省域间存在分异性。（4）农户户主特征、农户社会与经营特征、村域技术经济结构等因素对农户农机选择、农机化程度、农机服务合作、农机服务合作程度、农机服务合作方式选择均会产生显着影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6年数据,分别采用probit与工具变量probit模型、次序probit模型与内生次序probit模型、multi-logit模型实证发现:（1）农户户主年龄、留家人员健康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的对数值、农忙时雇工价格、惠农支农服务的可获得性,对农业机械采用具有显着影响,惠农支农服务可得性显着提升农户农机采用。（2）农业收入占比、主事者年龄、家庭外出劳动力占比、留家人口受教育程度、役畜拥有与否、家庭耕地面积、支农惠农服务可获得程度对农户农机化程度的选择具有显着影响。（3）役畜的拥有情况、农户耕地面积、农忙时的雇工价格、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情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村民间关系的和谐程度对农户农机及农机合作行为的选择具有显着的影响。（4）役畜拥有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农忙时雇工价格、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农户间关系和谐程度、惠农支农服务可得性等对农户实现合作程度产生显着影响。（5）基于不同的参照组,农业收入占比、户主的性别、户主年龄、女性劳动力占比、役畜的拥有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对数值、农地产权改革颁证与否、村域人均劳动力耕地面积对数、农忙时雇工价格、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离县城最近的距离对数、农户间关系的和谐程度、村域惠农支农服务可得性、获得补贴的金额对数对合作方式产生显着影响。但不同参照组内,显着性有差异。（5）水稻农机服务合作交易治理结构、交易治理机制选择主要受役畜拥有状况、农地确权颁证状况、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村民间关系和谐程度、村域支农惠农服务可得性等因素影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6年数据,采用multi-logit模型实证发现:（1）农忙时雇工价格对数、村民间关系的和谐程度、离最近县城的距离、从事农业生产3个月以上的劳动力人数、村域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惠农支农服务的可获得性对农户选择市场化治理结构具有显着正向影响。（2）农业收入占比、是否拥有役畜、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农忙时雇工价格、农户间关系和谐程度等对农户不同参照组条件下选择混合治理结构的几率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3）农地确权颁证状况、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支农惠农服务可得性状况对不同参照组间农户选择关系治理结构具有显着促进作用。（4）拥有役畜的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对数、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获得补贴金额的对数值、支农惠农服务获得性等在不同参照组条件下农户选择一体化治理结构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5）役畜拥有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对数、农户间关系和谐程度、合作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是农户农机购置与作业合作治理机制选择的核心影响因素。（6）确权颁证实现情况、合作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等对农户选择关系治理机制具有显着的正向关联。（7）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村民间的关系和谐程度、超过3个月的劳动力人数对农户选择契约治理机制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8）农业收入占比、拥有役畜的状况、家庭农户耕地面积对数、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等对农户选择混合治理具有显着影响。推进水稻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优化合作方式与合作治理,需要从如下方面着手:（1）调整合作规制的着力点,将着力点置于外在交易成本的降低与交易效率的提升、水稻生产经营技术经济结构的变革、农业创业与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发育成长等方面;（2）优化与完善相应的规制政策:（1）改善水稻产业发展的宏观技术与制度环境。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水稻行业技术效率提升、组织制度创新的制度与政策体系;一方面强化农业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与基础条件建设、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推进“信息技术+农业（水稻）”进程,降低组织创新与市场型交易的交易成本。（2）优化水稻农事活动实现的技术经济结构。一方面着力推进水稻农事活动技术变革,提高农事活动实现的技术标准化;一方面着力推进农地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的组织与治理创新,进一步推进水稻生产经营的职业化、专业化、规模经营。（3）推进农业创新创业与新型主体发育成长。一方面着眼于优化水稻生产经营创新创业的制度与产业政策体系,降低创新创业的制度成本、风险成本和初创成本;一方面着眼于从供给端推进水稻生产经营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成长,为水稻规模经营主体的发育成长提供技术经济支撑。（4）推进农村协同治理与社会关系网络重塑。一方面着眼于推进农村治理的主体与机制创新,构建主要利益相关者间协同、多元机制协调与共生的治理体系,将水稻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嵌入农村治理创新过程中;另一方面着眼于重塑农村社会文化与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农村传统的非正式制度的继承与优化、基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型契约与法治文化的培育,实现农村传统优秀文化同现代市场经济契约与法治文化的有效衔接,降低水稻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交易成本。
周燕芝[6]（2020）在《不同杂草防除策略下直播稻田杂草发生特征及籼稻产量形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直播稻田杂草发生特征及其对籼型水稻生长发育和产量品质的影响,以明确直播田杂草防除时期和适宜化学除草剂选型,开展了直播方式、杂草防除等早晚稻试验。早稻试验设置旱直播（DDS）、湿直播（WDS）和水直播（FDS）3种直播方式和播后2叶1心前除草（C1）、2叶1心至3叶1心除草（C2）、全生育期除草（C3）及全生育期不除草（CK）4个除草时期进行盆栽试验;晚稻试验以美香占2号和泰优871为供试材料,设置化学除草剂（36%苄嘧·磺草胺、25 g/L五氟磺草胺和10%氰氟草酯+10%双草醚复配制剂）除草（CW）和不除草（NW）2个除草方式进行大田试验,研究不同直播方式及杂草防除时期对田间杂草发生规律和直播稻产量的影响,以及除草剂喷施对水稻生育期、株型、光合特性、产量和稻米品质的影响。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不同直播方式与杂草防除时期对稻田杂草发生和早籼稻产量的影响直播早稻土壤中稗草、水莎草、鸭舌草和千金子等杂草发生严重,其种群密度占杂草群落的95%以上。与FDS、WDS相比,DDS的田间稗草、千金子等禾本科杂草发生相对严重,而FDS、WDS的水莎草、鸭舌草等水生性杂草发生严重;在播后3-29d左右,DDS下杂草发生相对严重,但在播后43 d后杂草发生量显着降低;从水稻全生育期来看,DDS杂草密度和杂草生物量总体低于FDS、DDS。相关分析表明,杂草生物量与直播稻产量及其构成因素均呈极显着负相关,其中播后15-22 d杂草的发生影响显着。与CK相比,各杂草防除处理均显着提高早籼稻产量,表现为C3>C1>C2>CK,增产17.91%～31.21%,但C1是杂草防除的最佳时期,其中DDS增产效应最高,产量的增加主要得益于有效穗数增加。总体来说,旱直播有利于降低直播田杂草发生量,且在水稻播后至2叶1心期前是杂草防除关键期。2.除草剂喷施对直播稻田杂草发生及晚籼稻产量形成的影响直播晚稻田各生育期杂草群体特征各异,杂草群落密度在水稻分蘖期最大,以鸭舌草、稗草和千金子等杂草为主,其群体数量占田间杂草的62.15%～85.21%。36%苄嘧·丙草胺对田间杂草的防除效率最高,达95.30%～97.45%,比25 g/L五氟磺草胺和10%氰氟草酯+10%双草醚复配制剂高14.04%～20.54%。杂草与水稻竞争导致晚稻产量显着下降,降幅为40.40%～45.96%,与效穗数和每穗粒数下降有关。此外,杂草与水稻共生下,导致水稻播抽历期和全生育期分别延长2.0 d和5.5 d,株高、基部节间长度、剑叶叶长及上三叶叶基角和开张角显着提高,而叶绿素含量、净光合速率和干物质积累量显着降低,同时,导致稻米加工品质和蒸煮食味品质下降,不利于稻米食味品质的改善。说明直播晚稻田杂草竞争导致水稻生育期、株叶形态、光合特性和干物质生产等发生改变,进而影响水稻产量及稻米品质,不利于水稻优质高产。
曹峥林[7]（2019）在《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实现机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大量优质劳动力流失、非农就业持续增加、留守劳动力结构严重失衡的现实问题倒逼下,我国农业生产领域围绕农事作业环节的服务外包行为普遍出现、其市场迅速发展。环节服务外包在现行制度范畴与要素禀赋先天约束下找到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可能路径,逐步演化成为市场化改革深化与社会分工深化时代主题下农业规模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本研究基于农业分工深化条件下,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可能有利于促进农业规模经济增长的基本假设,围绕分析回答以“分工社会化、服务市场化”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是如何促进农业规模经济这一科学问题,旨在揭示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农业规模经济的促进作用,分析服务外包促进农业规模经济实现的可能路径。首先,搭建“服务外包——分工经济——规模经济”的基本分析框架,系统解析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演进逻辑及其经济效应,理论推导农业规模经济的准确衡量模型。其次,基于宏微观相结合的视角,分析环节服务外包和农业规模经济的特征事实与发展现状。然后,厘定“服务外包——行为能力——交易成本——规模经济”的逻辑线索,构建面板分位数回归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影响及结构性差异。最后,立足组态视角,引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技术探讨环节服务外包影响农业规模经济的因素组合及其实现路径。1.主要研究结论（1）我国环节服务外包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宏微观特点与结构性差异。宏观上,环节服务外包遵循立足产权分割与技术可分的分工深化、基于技术进步与要素流动的资源配置两大主要演进逻辑,呈现整体时序上的渐进性、品种结构上的差异性、与农业特征的耦合性的特征。微观上,一是环节服务外包比例存在明显的区域结构性差异、作物结构性差异、环节属性结构性和时间动态性差异。三种作物平均的服务外包率均值为38.73%,收割、整地和播栽环节外包率位列前列,不同作物环节外包率有所差异,6个省（市）区域内部均表现出“水稻>小麦>玉米”的特征。全区域、不同区域、不同环节的农户选择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比率总体上基本呈现逐年微增的态势,全样本三种作物生产环节服务外包比率提高幅度最大的是劳动密集型环节,而劳动技术兼具型环节则最小。二是服务外包行为动因主要是家庭劳动力不够、相关农机设备缺乏和身体难以承受劳动强度。服务外包主要来源于组织型主体、个体型主体和公司型主体,其中劳动密集型环节服务外包主要来源于组织型和个体型主体,技术密集型环节则主要来源于政府型和公司型主体。三是服务外包四大供给主体的业务范围主要集中本乡镇区域,而跨县或跨省的跨区服务供给主体很少。四是无论是整体比例而言还是具体环节比例而言,农户的环节服务外包需求意愿比例均高于实际环节服务外包行为。五是服务外包的计价与支付方式比较复杂多样,但总体以现金支付为主。就具体价格而言,外包价格均价整体呈现“劳动技术兼具型环节>劳动密集型环节>技术密集型环节”的特征。六是环节服务外包水平总体均值为33.97%,呈现“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劳动技术兼具型”的环节属性差异、“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发展差异、“水稻>小麦>玉米”的作物结构差异以及“中规模>大规模>小规模”的种植规模差异。（2）我国农业规模经济差异较大但总体上与环节服务外包呈正相关关系。宏观视角下,其一,粮食的总体农业规模经济平均水平达到1.045,处于规模经济状态,并呈现“玉米>小麦>粳稻>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的作物结构差异特征,整体呈现“西部>中部>东部”的区域结构特征。不同作物规模经济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早籼稻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特征、中籼稻和小麦呈现“西部>中部>东部”的特征、晚籼稻和玉米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特征、粳稻呈现“中部>西部>东部”的特征。其二,19972017年间,全国粮食生产除在2013年外,在其余年份均处于规模经济状态,整体呈现波动状态,近年来略呈上升趋势。不同作物的规模经济性动态时序基本呈现波动态势但有所差异。微观视角下,其一,总体农业规模经济水平平均值为1.093,总体上看多数农户生产处于规模经济状态。而且农业规模经济水平呈现明显的作物结构性特征、区域结构性特征和时间动态性特征。其中,作物结构性特征表现在产品规模经济水平均值呈现“玉米>小麦>水稻”的特征;区域结构性特征表现在总体规模经济水平和水稻规模经济水平均值均呈现“东部>西部>中部”的特征,小麦和玉米规模经济水平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特征;时间动态性特征表现为总体规模经济水平均值呈现逐年小幅递增的发展态势,水稻规模经济水平均值呈现逐年递增的特征,小麦规模经济水平均值表现出先降后升的波动特征,而玉米规模经济水平均值则逐年递减。其二,不同服务外包水平农户的农业规模经济表现出一定差异性,两者存在统计相关性。总体规模经济水平随着服务外包水平的提升而呈“U”型特征,总体呈现正向相关关系。不同作物的规模经济水平随环节服务外包程度的变化呈现不同的变化特征。（3）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效应根源于专业分工和市场化。通过超边际均衡分析方法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入解析了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机理:（1）环节服务外包条件下,农产品交易效率改进,导致农业分工深化和劳动力向农业生产性服务部门转移,将增加生产性服务者人数而降低农产品生产者人数,从而引起农业生产部门劳动力份额下降,为土地流转集中和其它要素流动创造有利条件。这意味着农业生产要素人均量的扩大,尤其是土地的劳均单位面积扩大,有助于农业经营规模的适度扩大,从而促进农业规模经济的实现。（2）服务外包条件下,农产品生产者与生产性服务者实现分工与专业化,从而可从生产性服务生产率的提高中相互受益。基于农产品交易效率改进所带来的分工网络正效应,当服务外包市场发展时,农业生产性服务者和农产品生产者的生产率的提高可分别提升生产性服务和农产品的市场容量,而且两者的市场容量相互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等中间产品尤其是农产品的市场容量的扩大,表明市场需求的提升,这将进一步刺激经营主体追加投入与扩大经营规模,增强其追求规模经济的动力。（4）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正向影响具有多维度的差异性。无论是固定效应模型还是分位数回归模型均表明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显着为正,并且规模经济低水平的农户越容易通过服务外包来提升规模经济水平。这预示着环节服务外包在规模经济水平或条件降低的农户群体中推广的积极意义。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基于作物结构维度,各作物生产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对农业规模经济水平的影响均显着为正,其影响程度呈现“水稻>小麦>玉米”的特征,而且水稻的影响程度远大于小麦与玉米的影响,而小麦与玉米之间差异较小;基于区域结构维度,东部的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对规模经济水平的正向影响程度大于中部的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正向影响,而西部的影响效应则不显着;基于环节属性维度,各生产环节属性的服务外包水平对规模经济水平的影响均显着为正,其影响程度呈现“劳动密集性环节>技术密集型环节>劳动技术兼具型环节”的特征,劳动密集性环节和技术密集型环节的影响程度差异不大,但两者影响程度均远大于劳动技术兼具型环节的影响程度。（5）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具有门限效应且存在差异性。就总体样本而言,总体样本模型存在门限效应且有2个门限值,随着服务外包水平门限值的跨越,其对规模经济的正向影响程度呈现近似倒“V”特征。可见,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应当有适度性,超过适度外包水平,如本样本研究定义下的0.76,其对农业生产经营及其规模经济的影响将减小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就作物结构而言,水稻样本模型有1个门限值,随着门限值的跨越,水稻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正向效应将加强且幅度较大;小麦样本模型有1个门限值,随着门限值的跨越,小麦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正向效应加强幅度不大;玉米样本模型有1个门限值,随着门限值的跨越,玉米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正向效应将从无效转为有效。从区域结构来看,东部总体样本模型有1个门限值,随着门限值的跨越,东部地区服务外包的正向效应将显着增强;中部总体样本模型有1个门限值,随着门限值的跨越,中部地区服务外包的正向效应才开始显现;西部总体样本模型则不存在门限效应。（6）环节服务外包通过“六大传导机制”和“五条组合路径”促进规模经济实现。基于基准回归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分阶段估计,从分工专业化、学习能力、技术进步、物资资产专用性、处置能力与交易能力“六大传导变量”验证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促进规模经济实现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具有分工专业化效应、人力资本效应、技术外溢效应、成本节约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与规模经济互补效应等传导机制。同时,利用fsQCA方法验证筛选出实现规模经济的“五条组合路径”:一是AOS*CA*AS*SC*LCA*TPR,即在强行为能力、低资产专用性和大规模性作为核心因果性条件缺失情况下,农户可以围绕高技术进步这一核心因果性条件,辅助于高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和强学习能力,借助外部渠道获得外部规模经济的弥补,从而实现农业规模经济。这实质是前文所提及的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技术外溢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的强强联合。二是AOS*CA*RK*SC*LCA,在大规模性作为核心因果性条件缺失、低风险性作为辅助因果性条件缺失的情况下,农户经营规模较小且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此时农户仍然可以通过高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和强行为能力两个核心因果性条件,以强学习能力为辅助因果性条件,获取高规模经济水平。该构型体现了环节服务外包的资源配置效应和学习效应。事实上,构型A和B也可以作为“环节服务外包”促进农业规模经济的“土地经营规模无关论”的有力支撑。三是AOS*CA*AS*RK*SC*LCA*TPR,在高技术进步作为核心因果性条件缺失,高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和强学习能力作为辅助因果性条件缺失情况下,农户仍然可以通过强行为能力、低资产专用性和大规模性三个核心因果性条件,辅助于低风险性这一辅助因果性条件,来实现规模经济。四是AOS*CA*AS*SC*LCA*TPR,在以高服务外包水平、大规模性和强学习能力为核心因果性条件,以强行为能力、低资产专用性和高技术进步为辅助因果性条件的情况下,此时农户家庭内外部资源均衡,容易实现农业规模经济的高水平提升。五是AOS*AS*RK,在强学习能力作为核心因果性条件缺失的情况下,农户通过高服务外包水平、低资产专用性这两个核心因果性条件,以低风险性为辅助因果性条件,同样可以实现超高规模经济水平。2.可能创新之处（1）引入“服务外包——分工经济——规模经济”的理论架构,并对揭示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实现规模经济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有益尝试,其分析和解释过程中可能会形成一些新的认识。如基于超边际分析的数理推演,表明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实现规模经济的“分工经济”内在逻辑,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通过分工社会化和服务市场化,拓展了农业生产经营边界,在通过各生产环节规模经济的“加总效应”改进农业内部规模经济的同时,也引入外部服务规模经济,通过共享分工经济来提升整个农业规模经济水平。（2）基于结构性视角,实证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影响的结构性差异,突出了作用机理的层次性与异质性。同时验证了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门限效应,进一步拓展了现有文献中的机理分析,识别了环节服务外包影响规模经济过程的动态性。环节服务外包水平不是越高越好,其对规模经济的促进作用往往需要跨越某个门限值或处于一定的水平区间才能得以有效发挥,充分体现了环节服务外包的适度性及其促进规模经济实现的动态性。（3）尝试将社会学与案例研究领域前沿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引入到生产环节服务外包与规模经济的复杂因果关系研究中,在方法运用上体现学科交叉并有所突破与新意。传统计量分析拘泥于单一模型在大样本上精确验证独立变量显着性,且无法有效解释因素组合的影响效应甚至难以处理3个以上变量交互作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弥补了上述思维窠臼与操作缺陷,验证多因素组合及其交互作用对农业规模经济的影响,更能反映现实复杂的因果关联,更加贴近客观的经济现实,拓展了机理探讨的维度与深度。同时新方法的运用带来新的观点碰撞,通过fsQCA方法找到了五条生产环节服务外包条件下农业规模经济实现与提升的等效组合路径,进一步丰富了关于实现农业规模经济的途径认知。
杨秉臻[8]（2019）在《长江经济带水稻生产的时空变化研究》文中指出长江经济带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9省2市,其水稻生产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1978年以来的水稻生产统计数据,运用经典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和地理信息系统等研究方法,从时空变化角度阐述了近40年来长江经济带水稻播种面积、产量的变化历程,并截取2004年后水稻恢复性增长的时间段,研究了长江经济带水稻的优势地位和生产效率变化。主要结果如下:（1）近40年来,长江经济带一直是我国最大的水稻产区,但水稻种植面积及其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从七成左右降至近2/3。时序变化上,长江经济带水稻播种面积显着缩减,总产在波动中上升,单产水平稳步提高。在促进水稻增产的因素中,单产贡献率大于面积贡献率,而减产因素则与之相反。近10年水稻单产稳步提高,贡献率明显,但增幅较小,播种面积成为影响总产稳定和区域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2）长江经济带下、中、上游水稻播种面积均呈下降趋势,总产均有所提高。数量占比的区域变化趋势上,面积呈现“东缩中扩西平”的格局,产量占比总体表现为“东减中增西平”的格局。水稻生产重心保持在中下游地区,受下游播种面积缩减（尤其是双季稻面积减少）的影响,中游地区体现出规模优势拉动,生产重心总体“西进”,但下游地区因其较显着的单产优势,明显抑制了生产重心向西移动。（3）自水稻生产恢复性增长以来,长江经济带水稻生产具有规模和综合比较优势,效率比较优势不显着。与华南稻区、华北稻区、东北稻区和西北稻区相比,长江经济带水稻生产受规模优势的影响,规模和综合比较优势稳定处于第二位,效率比较优势水平较低,但正在提高。水稻生产的规模比较优势向中游集中,效率比较优势在上、下游间差距缩小,中游较弱,综合比较优势区域间差异较小。随着效率比较优势指数的提高,中游地区的水稻生产比较优势正进一步扩大。（4）在化肥碳排放约束条件下,除中籼稻外,长江经济带粳稻和早、晚籼稻的综合技术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呈上升趋势,一定程度实现了可持续绿色增产,但目前水稻增产仍以要素投入为主。中、上游地区水稻生产力的提高以要素投入为主,中游地区的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化肥碳排放较少）,要素投入在中游地区仍表现出一定的增产优势;上游地区因资源和规模限制,虽然要素利用效率高,但通过增加投入的增产效率较低;下游地区多为高投入产出,环境承载能力降低,生产力水平的增长正由依靠要素投入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转变。（5）长江经济带水稻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改善较小;各主产省（市）不同品种间的生产率变化差异较大,总体均呈上升趋势;大部分地区水稻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受技术进步的“单因素”驱动。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注重投入资源的合理配置,关键在于稳定技术进步,提高技术效率。（6）建议稳定种植面积,改进生产方式,建立长效机制,促进水稻生产提质增效、绿色发展,从而保护和优化长江经济带水稻综合生产能力。
詹俊辉[9]（2019）在《豫南稻区水稻MAGIC群体农艺性状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水稻亲本选育的遗传基础狭窄、品种间遗传距离较近已成为制约我国水稻新品种选育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丰富种质资源、扩大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本试验以源于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水稻MAGIC群体为材料,以产量及其构成因素、抽穗期、分蘖动态、株高、伸长节间数、总叶片数、粒长和粒宽等14个农艺性状为考察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明确水稻MAGIC群体材料在不同农艺性状间的差异表现特征,旨在选出不同农艺性状间差异较大的材料,为全球水稻品种的鉴定及基因组分析提供理论理据,为优质丰产高效品种的选育提供有利材料。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水稻MAGIC群体材料14个农艺性状变异分析:水稻MAGIC群体材料14个主要农艺性状在变异幅度、平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间存在明显差异。每穗瘪粒数变异系数最大（62.52%）,且粒长、粒宽、长宽比和总叶片数的变异系数小于10%;单株产量、每穗总粒数、每穗实粒数、每穗瘪粒数、结实率、千粒重和有效穗数7个农艺性状的级差值均为同一性状最小材料的1倍以上,其中每穗实粒数级差值最大,为50.31;14个农艺性状经筛选后可用于主成分分析。（2）水稻MAGIC群体14个农艺性状的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在主成分分析中,前7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为89.49%,第1主成分为结实因子,第2主成分为粒数因子,第3主成分为粒长因子,第4主成分为粒宽因子,第5主成分为株高因子,第6主成分为穗数因子,第7主成分为叶数因子。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取欧氏距离为7.5,水稻MAGIC群体可划分为6大类群,其中第Ⅰ类群材料数量最多,达153。（3）不同类群水稻材料在14个农艺性状上的表现差异:第Ⅰ类群主要表现为有效穗数最多、每穗粒数偏低、分蘖数多,但单株产量偏低,属多穗、少粒、多分蘖型,可作为多穗、多分蘖种质资源用于水稻品种株型的改良;第Ⅱ类群主要表现为单株产量、每穗粒数和千粒重较低、结实率适中;第Ⅲ类群主要表现为每穗粒数最少、千粒重最大、植株最高、伸长节间数最多、籽粒宽、抗稻瘟病和纹枯病、抗倒伏,但产量和结实率最低,属少粒、重粒、宽粒、高秆、抗稻瘟病和纹枯病、抗倒伏型,可作为重粒、抗稻瘟病和纹枯病以及抗倒伏型种质资源用于水稻品种粒重、抗稻瘟病和纹枯病及抗倒伏的改良;第Ⅳ类群主要表现为单株产量适中、千粒重最小、有效穗数适中、抗倒伏,属适穗、轻粒、抗倒伏型,可作为抗倒伏种质资源用于水稻品种抗倒伏的改良;第Ⅴ类群主要表现为单株产量较高、结实率和千粒重适中、抽穗期短、冠层温度最高,属高冠层温度型;第Ⅵ类群主要表现为单株产量最高、有效穗数最少、每穗粒数最多、结实率最高、抗纹枯病、抗倒伏、抽穗期短、分蘖数最少、植株矮小、总叶片数最少、粒宽最小、冠层温度最低,属少穗、粒多、少蘖、矮秆、窄粒、抗纹枯病、抗倒伏、低冠层温度型,综合性状良好,可作为主要的选育材料之一。（4）抽穗期冠层温度与冠气温差对各类群水稻材料14个农艺性状的影响:抽穗期冠层温度和冠气温差对各类群材料主要农艺性状有着不同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冠层温度与植株形态特征中的籽粒粒长、籽粒长宽比、伸长节间数和总叶片数存在相关性,冠气温差与植株产量性状中的有效穗数、每穗实粒数和结实率以及形态特征中的籽粒粒宽、抽穗期、株高和伸长节间数存在相关性。其中,第Ⅰ和Ⅴ类群冠层温度与水稻籽粒粒长呈负相关;第Ⅰ、Ⅱ和Ⅳ类群水稻材料冠气温差与抽穗期均呈极显着正相关,第Ⅰ和Ⅱ类群水稻材料冠气温差与株高也均呈极显着正相关。
甄伟[10]（2017）在《中国大陆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实现低碳绿色增长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因此,如何实现各产业节能减排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热点。作为世界农业大国之一,中国的种植业消费了大量来自其它产业部门的农业生产资料,同时逐渐表现出对能源消费的高度依赖。对能源高度依赖导致大量温室气体排放。本文从消费者角度对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域种植业及主要农作物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的现状、结构、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为中国大陆种植业寻求降低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对策提供科学依据。本文第二章采用能量平衡法从消费者角度核算了1997-2014年间中国大陆及其31个省级行政区域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量。结果表明,中国大陆种植业农作物产量、能源消费量和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增长。但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和能源消费量并非呈共消长关系,说明中国大陆种植业具有一定的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减排潜力。区域间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量存在显着差异,13个粮食主产区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中国大陆种植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65%以上。第三章采用核密度估计、泰尔系数以及空间自相关分析研究了区域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趋势演进及时空差异。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各省级行政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差距在逐渐扩大,并表现出两极分化的演化态势。（2）泰尔系数二阶段嵌套分解发现中国大陆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差异不断降低。其中,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之间的区域间差异缩小幅度较大,而各区域内差异仅有小幅缩小。（3）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1997-2014年间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在全局上均具有显着的空间自相关性,在局域上具有空间局域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基于拓展的卡亚波特恒等式,第四章定量分析了1997-2014年间中国大陆及其31个省级行政区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种植业能源强度和农作物种植面积是中国大陆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的三大增排因素;而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和种植业能源结构是中国大陆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的两大减排因素。各因素在不同区域的作用效果存在一定差异。在各种影响因素中,种植业能源强度并未发挥其减排潜力,同时优化化肥消费结构对中国大陆及各区域种植业节约能源降低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量具有重要作用。第五章应用EIO-LCA分析了1990-2010年间中国大陆29种主要农作物能源消费及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现状、结构及变化趋势。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多数粮食作物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有所提高;而多数经济作物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有所下降。各种作物之间在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方面存在显着差异,经济作物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显着高于粮食作物。化肥是各农作物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强度的主要载体。通过敏感性分析发现农业机械和农药能源消费同样具有导致高温室气体排放的潜势。不容忽视的是农作物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同间接能源消费之间存在逐渐加强的共消长关系。此外本文还利用结构路径分析探讨了各类农业生产资料能源消费管理的优先级。
二、优质晚籼稻产量因素分析及育种应用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优质晚籼稻产量因素分析及育种应用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十四五”期间我国水稻增产潜力与实现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一、“十三五”我国水稻生产形势 |
| (一)全国增产格局 |
| 1.播种面积明显下滑后回升。 |
| 2.单产增长呈现减缓趋势。 |
| 3.产量稳中略降。 |
| (二)区域增产格局 |
| 二、我国水稻增产的关键影响因素 |
| (一)水土资源是水稻增产的重要基石 |
| (二)高产技术是水稻增产的重要推力 |
| (三)经济效益是水稻增产的重要动力 |
| (四)支持政策是水稻增产的重要保障 |
| 三、“十四五”时期我国水稻增产潜力预测 |
| (一)预测方法 |
| (二)“十四五”期间面临形势及水稻增产潜力 |
| 1.“十四五”期间稻谷播种面积预测。 |
| 2.“十四五”稻谷单产预测。 |
| 3.“十四五”期间稻谷产量预测。 |
| 四、我国水稻增产的实现路径 |
| (一)划红线，确保水稻种植面积不低于3000万公顷 |
| (二)定标准，力争全国2/3的稻谷产自高标准稻田 |
| (三)强技术，突破水稻生产种子和机械两大瓶颈 |
| (四)调政策，稳定水稻种植主体收益预期 |
（2）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文献综述与一般分析框架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粮食生产技术与技术进步 |
| 2.1.2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 |
| 2.1.3 粮食生产要素及其最优配置 |
| 2.1.4 粮食安全涵义的演变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技术进步及其路径选择理论溯源 |
| 2.2.2 农业技术进步路径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3 一般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农业技术进步与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发展 |
| 3.1 农业技术进步对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
| 3.1.1 促进粮食总产量跨越式发展以及单产大幅度提高 |
| 3.1.2 促进粮食优质化以及粮食生产区域的新格局 |
| 3.1.3 为粮食生产提供物质技术支撑 |
| 3.1.4 促进种粮技术的提高和生产管理方式的改进 |
| 3.1.5 促进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
| 3.2 支撑我国粮食发展的主要农业技术进步 |
| 3.2.1 育种技术的进步 |
| 3.2.2 栽培技术与耕作制度的改进 |
| 3.2.3 地力改善技术的进步 |
| 3.2.4 病虫草鼠害综合防治技术的进步 |
| 3.2.5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
| 3.2.6 粮食作物种植结构的优化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变迁之路 |
| 4.1 数据说明及其特征表现 |
| 4.1.1 数据处理及说明 |
| 4.1.2 数据变化特征 |
| 4.2 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的演进分析 |
| 4.2.1 情境分析框架构建 |
| 4.2.2 粮食生产技术的外部情境演变 |
| 4.2.3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的情境分析 |
| 4.2.4 主要粮食作物品种的变更历程 |
| 4.3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的演进特征 |
| 4.4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演进的内在机制 |
| 4.4.1 技术进步路径的动力主线是激发要素活力 |
| 4.4.2 技术进步路径的波动强度取决于宏观目标和微观目标的匹配度 |
| 4.4.3 技术进步路径的分析主线取决于技术成本与技术收益的对比 |
| 4.5 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存在的问题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世纪以来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演进规律 |
| 5.1 本章相关理论基础及研究框架 |
| 5.1.1 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 |
| 5.1.2 要素错配概念及理论回顾 |
| 5.1.3 本章研究框架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要素错配对技术进步率影响的研究机理 |
| 5.2.2 基本模型设定 |
| 5.2.3 广义技术进步率(TFP增长率)的分解 |
| 5.2.4 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的测定方法 |
| 5.2.5 要素错配指数测定方法 |
| 5.3 数据处理和假设检验 |
| 5.3.1 数据收集和处理 |
| 5.3.2 假设检验与估计结果 |
| 5.4 生产要素及其产出弹性分析 |
| 5.4.1 平均要素投入产出弹性分析 |
| 5.4.2 要素投入产出弹性变化趋势 |
| 5.5 粮食生产的偏向性技术进步的时空演进规律 |
| 5.5.1 要素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的时空演进特征 |
| 5.5.2 粮食偏向性技术进步率的变化趋势 |
| 5.6 粮食作物要素错配指数的时空测度 |
| 5.6.1 要素错配时序变化特征 |
| 5.6.2 要素错配空间异质特征 |
| 5.7 粮食作物广义技术进步的时空演进规律 |
| 5.8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要素错配、偏向性技术进步和广义技术进步的扩展讨论 |
| 6.1 粮食广义技术进步率的整体表现 |
| 6.2 要素错配指数与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对比分析 |
| 第七章 农地配置与粮食生产的技术进步——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为例 |
| 7.1 调研点的选择及基本情况介绍 |
| 7.2 模型构建及数据处理 |
| 7.3 模型检验与估计结果 |
| 7.4 要素投入产出弹性对比分析 |
| 7.5 不同农地配置模式下技术进步状况对比分析 |
| 7.5.1 技术效率的对比分析 |
| 7.5.2 狭义技术进步状况的对比分析 |
| 7.5.3 广义技术进步率及其分解项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7.6 农地错配程度的对比分析 |
| 7.6.1 农地错配的测算方法 |
| 7.6.2 农地错配的程度分析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3）不同灌溉方式和氮肥管理对南方双季优质晚籼稻产量及品质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 研究的背景、目的及意义 |
| 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 水稻水分灌溉管理 |
| 2.2 不同灌溉方式对水稻产量及稻米品质的影响 |
| 2.2.1 产量形成 |
| 2.2.2 稻米品质 |
| 2.3 不同灌溉方式对稻米淀粉理化特性的影响 |
| 2.4 氮肥运筹对水稻产量及稻米品质的影响 |
| 2.4.1 产量形成 |
| 2.4.2 稻米品质 |
| 2.5 氮肥运筹对稻米理化特性的影响 |
| 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4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不同灌溉方式对南方优质晚籼稻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
| 1 前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试验材料 |
| 2.2 试验设计 |
| 2.3 测定项目与方法 |
| 2.4 数据分析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不同灌溉方式下水分利用率的变化 |
| 3.2 不同灌溉方式下产量及产量构成的变化 |
| 3.3 不同灌溉方式下稻米加工品质的变化 |
| 3.4 不同灌溉方式下稻米外观品质的变化 |
| 3.5 不同灌溉方式下稻米蒸煮食味及营养品质的变化 |
| 4 讨论 |
| 4.1 不同灌溉方式对南方优质晚籼稻水分利用及产量的影响 |
| 4.2 不同灌溉方式对南方优质晚籼稻稻米品质的影响 |
| 5 小结 |
| 第三章 不同灌溉方式对南方优质晚籼稻稻米淀粉理化性质的影响 |
| 1 前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试验材料 |
| 2.2 试验设计 |
| 2.3 测定项目与方法 |
| 2.4 数据分析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不同灌溉方式下稻米淀粉颗粒粒径分布的变化 |
| 3.2 不同灌溉方式下稻米支链淀粉链长分布的变化 |
| 3.3 不同灌溉方式下稻米淀粉热力学特性的变化 |
| 3.4 不同灌溉方式下稻米淀粉粘滞特性的变化 |
| 4 讨论 |
| 4.1 不同灌溉方式对稻米淀粉结构特性的影响 |
| 4.2 不同灌溉方式对稻米淀粉理化特性的影响 |
| 5 小结 |
| 第四章 氮肥运筹对南方优质晚籼稻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
| 1 前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试验材料 |
| 2.2 试验设计 |
| 2.3 测定项目与方法 |
| 2.4 数据分析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不同氮肥运筹方式下稻米产量及产量构成的变化 |
| 3.2 不同氮肥运筹方式下稻米加工品质的变化 |
| 3.3 不同氮肥运筹方式下稻米外观品质的变化 |
| 3.4 不同氮肥运筹方式下稻米蒸煮食味与营养品质的变化 |
| 4 讨论 |
| 4.1 不同氮肥运筹方式对南方优质晚籼稻产量及产量构成的影响 |
| 4.2 不同氮肥运筹方式对南方优质晚籼稻稻米品质的影响 |
| 5 小结 |
| 第五章 氮肥运筹对南方优质晚籼稻稻米淀粉理化性质的影响 |
| 1 前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试验材料 |
| 2.2 试验设计 |
| 2.3 测定项目与方法 |
| 2.4 数据分析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不同氮肥运筹方式下稻米淀粉分支度的变化 |
| 3.2 不同氮肥运筹方式下稻米淀粉结晶度的变化 |
| 3.3 不同氮肥运筹方式下稻米支链淀粉链长分布的变化 |
| 3.4 不同氮肥运筹方式下稻米淀粉颗粒粒径分布的变化 |
| 3.5 不同氮肥运筹方式下稻米淀粉热力学特性的变化 |
| 3.6 不同氮肥运筹方式下稻米淀粉粘滞特性的变化 |
| 4 讨论 |
| 4.1 不同氮肥运筹方式对稻米淀粉结构特性的影响 |
| 4.2 不同氮肥运筹方式对稻米淀粉理化特性的影响 |
| 5 小结 |
| 第六章 全文结论、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1 结论 |
| 1.1 不同灌溉方式对南方优质晚籼稻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
| 1.2 不同灌溉方式对南方优质晚籼稻稻米理化性质的影响 |
| 1.3 氮肥运筹对南方优质晚籼稻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
| 1.4 氮肥运筹对南方优质晚籼稻稻米理化性质的影响 |
| 2 创新点 |
| 3 不足之处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参考文献 |
（5）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 ——以农机服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相关研究及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标及内容 |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5 研究数据与论文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第3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及其治理的理论分析 |
| 3.1 理论假定 |
| 3.2 稻农合作的缘由 |
| 3.3 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合作的关系 |
| 3.4 稻农合作的影响因素及机制 |
| 3.5 稻农合作治理及影响因素 |
| 第4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及治理的历史演进与现实考察 |
| 4.1 技术与制度演化嵌入的水稻农事活动服务专业化分工状况 |
| 4.2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及合作方式演进与现状 |
| 4.3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演进与现状 |
| 4.4 小结 |
| 第5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农机服务合作及影响因素—基于水稻主产区面板数据的实证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稻农合作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5.3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的影响因素 |
| 5.4 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农机服务合作选择的宏观模型 |
| 5.5 宏观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5.6 小结 |
| 第6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农机服务合作及合作方式选择—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实证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现有相关的研究 |
| 6.3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4 稻农农机服务合作及合作方式选择的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
| 6.5 小结 |
| 第7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农机服务合作治理—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实证 |
| 7.1 问题提出 |
| 7.2 相关研究的现状 |
| 7.3 稻农合作治理结构选择的理论模型 |
| 7.4 基于2016年CLDS数据的稻农农机服务合作治理结构影响因素实证 |
| 7.5 基于2016年CLDS数据的稻农农机服务合作治理机制影响因素实证 |
| 7.6 小结 |
| 第8章 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合作深化的实现逻辑—基于多案例的比较 |
| 8.1 问题提出 |
| 8.2 相关的研究现状 |
| 8.3 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模式的主要案例 |
| 8.4 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主要模式的比较 |
| 8.5 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深化的实现逻辑 |
| 8.6 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推进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合作深化的政策含义 |
| 9.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发表论文及参与课题一览表 |
（6）不同杂草防除策略下直播稻田杂草发生特征及籼稻产量形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直播稻研究现状 |
| 1.2.1 直播稻发展现状 |
| 1.2.2 直播稻产量影响因素 |
| 1.2.3 直播稻生长发育特性 |
| 1.3 直播稻田杂草发生特性 |
| 1.3.1 杂草发生规律 |
| 1.3.2 杂草发生差异性 |
| 1.3.3 杂草与水稻的竞争关系 |
| 1.4 直播田杂草防除途径 |
| 1.5 直播田杂草防控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方向 |
| 1.6 研究内容 |
| 1.7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不同直播方式与杂草防除时期对稻田杂草发生及早籼稻产量的影响 |
| 2.1 引言 |
| 2.2 材料与方法 |
| 2.2.1 试验材料 |
| 2.2.2 试验设计 |
| 2.2.3 测定内容与方法 |
| 2.2.4 数据处理 |
| 2.3 结果与分析 |
| 2.3.1 直播稻田主要杂草种类 |
| 2.3.2 直播稻田杂草变化规律 |
| 2.3.3 不同直播方式对杂草防除各时期杂草生物量的影响 |
| 2.3.4 不同直播方式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
| 2.4 结论与讨论 |
| 2.4.1 不同直播方式对早稻田间杂草发生动态的影响 |
| 2.4.2 不同直播方式下杂草防除时期对早籼稻产量的影响 |
| 2.4.3 直播稻杂草防除途径 |
| 第三章 除草剂喷施对直播稻田杂草发生及晚籼稻产量形成的影响 |
| 3.1 前言 |
| 3.2 材料与方法 |
| 3.2.1 试验材料 |
| 3.2.2 试验设计 |
| 3.2.3 测定内容与方法 |
| 3.2.4 数据处理 |
| 3.3 结果与分析 |
| 3.3.1 直播晚稻田杂草发生规律 |
| 3.3.2 不同除草剂喷施下杂草防除效率 |
| 3.3.3 除草剂喷施对直播晚稻生育期的影响 |
| 3.3.4 除草剂喷施对直播稻产量的影响 |
| 3.3.5 除草剂喷施对水稻株型的影响 |
| 3.3.6 除草剂喷施对直播稻干物质生产的影响 |
| 3.3.7 除草剂喷施对直播稻光合速率与SPAD值的影响 |
| 3.3.8 除草剂喷施对直播稻稻米品质的影响 |
| 3.4 结论与讨论 |
| 3.4.1 除草剂喷施对直播稻生长发育特性的影响 |
| 3.4.2 除草剂喷施对直播稻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
| 3.4.3 直播晚稻田杂草防除技术 |
| 第四章 结论与展望 |
| 4.1 结论 |
| 4.2 本研究创新点 |
| 4.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7）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实现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资料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资料 |
| 1.5 可能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1 规模经济理论 |
| 2.1.2 分工理论 |
| 2.1.3 交易成本理论 |
| 2.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2.2.1 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研究进展 |
| 2.2.2 农业规模经济的相关研究 |
| 2.2.3 研究评述 |
| 第3章 概念体系与分析框架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服务外包与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 |
| 3.1.2 规模经济与农业规模经济 |
| 3.1.3 农业分工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 3.2 农业规模经济的实现及其条件 |
| 3.2.1 农业规模经济特殊性 |
| 3.2.2 基本模型与判定标准 |
| 3.2.3 影响因素与实现条件 |
| 3.3 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产生及其影响 |
| 3.3.1 外包本质与合约形态 |
| 3.3.2 产生逻辑与市场结构 |
| 3.3.3 服务外包的经济效应 |
| 3.4 生产环节服务外包促进农业规模经济的理论分析 |
| 3.4.1 总体分析框架 |
| 3.4.2 基本理论演绎 |
| 3.5 本章小节 |
| 第4章 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特征事实与现实研判 |
| 4.1 环节服务外包演进历程与逻辑的宏观考证 |
| 4.1.1 发展历程 |
| 4.1.2 演进特征 |
| 4.1.3 演进逻辑 |
| 4.2 环节服务外包发展现状与特征的微观考察 |
| 4.2.1 调查设计与样本说明 |
| 4.2.2 服务外包行为选择 |
| 4.2.3 服务外包市场特征 |
| 4.3 环节服务外包发展水平的测度与评析 |
| 4.3.1 测度方法比较与选择 |
| 4.3.2 外包测度结果与分析 |
| 4.4 服务外包发展趋势研判 |
| 4.5 本章小节 |
| 第5章 农业规模经济的衡量测度与经验考证 |
| 5.1 农业规模经济的衡量方法及模型设定 |
| 5.1.1 衡量方法比较与选择 |
| 5.1.2 测度模型识别与设定 |
| 5.1.3 测度公式与估计方法 |
| 5.2 农业规模经济的宏观衡量及基本特征 |
| 5.2.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2.2 测度结果与分析 |
| 5.2.3 农业规模经济的宏观特征 |
| 5.3 农业规模经济的微观测度与现状特征 |
| 5.3.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3.2 测度结果与分析 |
| 5.3.3 农业规模经济的微观现状 |
| 5.4 农业规模经济与服务外包的关联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影响实证 |
| 6.1 理论假设与模型建立 |
| 6.1.1 理论解构与假设 |
| 6.1.2 实证模型与方法 |
| 6.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2.1 变量选取与说明 |
| 6.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6.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3.1 基准回归与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 |
| 6.3.2 门限回归与结果 |
| 6.3.3 传导机理验证与结果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实现规模经济的机理解析 |
| 7.1 理论视角与模型假设 |
| 7.2 分析策略与分析方法 |
| 7.2.1 分析策略 |
| 7.2.2 分析方法 |
| 7.3 定性比较分析设计 |
| 7.3.1 案例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3.2 条件变量选取及标定 |
| 7.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7.4.1 单项前因条件的必要性和充分性分析 |
| 7.4.2 前因条件构型与组合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应用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内涵与应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8）长江经济带水稻生产的时空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3.1 数据来源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与技术路线 |
| 1.4.1 论文结构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粮食和水稻生产变化的研究 |
| 2.1.1 关于粮食生产变化的研究 |
| 2.1.2 关于粮食生产变化影响因素的研究 |
| 2.1.3 关于水稻生产变化的研究 |
| 2.1.4 关于水稻生产变化影响因素的研究 |
| 2.2 关于作物生产变化分析方法的研究 |
| 2.2.1 生产格局分析 |
| 2.2.2 比较优势分析 |
| 2.2.3 生产效率分析 |
| 2.3 关于水稻生产绿色发展研究 |
| 2.3.1 绿色水稻品种选育 |
| 2.3.2 水稻绿色栽培技术与模式 |
| 2.3.3 绿色投入品研发与应用 |
| 第三章 长江经济带水稻生产格局的变化 |
| 3.1 水稻总产占全国比重的时序变化 |
| 3.2 水稻播种面积和产量的时序变化 |
| 3.3 水稻播种面积和单产对总产变化的贡献率分析 |
| 3.4 水稻播种面积和总产的空间变化 |
| 3.4.1 三大区域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时序变化 |
| 3.4.2 三大区域水稻生产集中度变化 |
| 3.4.3 水稻生产重心空间变化轨迹 |
| 3.4.4 水稻生产省(市)域格局变化 |
| 3.5 讨论与小结 |
| 3.5.1 讨论 |
| 3.5.2 小结 |
| 第四章 长江经济带水稻生产比较优势的变化 |
| 4.1 长江经济带水稻生产比较优势的时序变化 |
| 4.2 长江经济带水稻生产比较优势在全国的地位分析 |
| 4.3 长江经济带水稻生产比较优势的区域差异 |
| 4.4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水稻生产比较优势变化 |
| 4.4.1 规模比较优势变化 |
| 4.4.2 效率比较优势变化 |
| 4.4.3 综合比较优势变化 |
| 4.5 讨论与小结 |
| 4.5.1 讨论 |
| 4.5.2 小结 |
| 第五章 长江经济带水稻生产效率的变化 |
| 5.1 指标选取 |
| 5.2 水稻生产效率的整体比较 |
| 5.3 水稻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时序变化 |
| 5.4 不同省(市)水稻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 |
| 5.4.1 粳稻 |
| 5.4.2 中籼稻 |
| 5.4.3 早籼稻 |
| 5.4.4 晚籼稻 |
| 5.5 生产效率问题区域识别 |
| 5.6 水稻生产要素投入变化 |
| 5.7 讨论与小结 |
| 5.7.1 讨论 |
| 5.7.2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1.1 生产重心中移,播面影响稳定 |
| 6.1.2 规模优势显着,绿色供给受限 |
| 6.1.3 技术效率不高,亟待绿色转型 |
| 6.2 建议 |
| 6.2.1 稳定面积,优化产能,提质口粮 |
| 6.2.2 创新技术,提高效率,加快转型 |
| 6.2.3 加强协作,规模经营,扩大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9）豫南稻区水稻MAGIC群体农艺性状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1 文献综述 |
| 1.1 籼稻品种的评价与利用 |
| 1.1.1 籼稻的发掘与利用 |
| 1.1.2 常规籼稻的评价与利用 |
| 1.2 豫南稻区水稻研究现状 |
| 1.2.1 豫南稻区生态环境概况 |
| 1.2.2 豫南稻区水稻研究进展 |
| 1.3 MAGIC群体研究现状 |
| 1.3.1 MAGIC群体的起源与构建 |
| 1.3.2 MAGIC群体在植物中的研究进展 |
| 1.4 水稻主要农艺性状的评价与利用 |
| 1.4.1 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评价与利用 |
| 1.4.2 抗病性和抗倒伏性的评价与利用 |
| 1.4.3 其他农艺性状的评价与利用 |
| 1.5 主成分分析的研究与应用现状 |
| 1.5.1 主成分分析在水稻中的应用 |
| 1.5.2 主成分分析在其他作物中的应用 |
| 1.6 聚类分析的研究与应用现状 |
| 1.6.1 聚类分析在水稻中的应用 |
| 1.6.2 聚类分析在其他作物中的应用 |
| 1.7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2 引言 |
| 3 材料与方法 |
| 3.1 试验材料与设计 |
| 3.1.1 试验材料 |
| 3.1.2 试验设计 |
| 3.2 测定项目与方法 |
| 3.2.1 产量及其构成因素 |
| 3.2.2 抗病性及倒伏性 |
| 3.2.3 生育期 |
| 3.2.4 叶蘖动态 |
| 3.2.5 植株株型 |
| 3.2.6 籽粒粒型 |
| 3.2.7 冠层温度 |
| 3.3 数据统计分析 |
| 4 结果与分析 |
| 4.1 水稻MAGIC群体农艺性状变异性分析 |
| 4.2 水稻MAGIC群体农艺性状主成分分析 |
| 4.3 水稻MAGIC群体农艺性状聚类分析 |
| 4.4 不同类群水稻单株产量及其构成因素分析 |
| 4.5 不同类群水稻抗病性和抗倒伏性分析 |
| 4.6 不同类群水稻抽穗期和分蘖动态分析 |
| 4.7 不同类群水稻株型相关性状分析 |
| 4.8 不同类群水稻籽粒粒型分析 |
| 4.9 不同类群水稻冠层温度和冠气温差分析 |
| 4.10 不同类群水稻抽穗期冠层温度、冠气温差对主要农艺性状的影响 |
| 5 结论与讨论 |
| 5.1 水稻主要农艺性状的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 |
| 5.2 不同类群材料主要农艺性状表现的差异 |
| 5.2.1 不同类群材料产量性状的差异 |
| 5.2.2 不同类群材料稳产性的差异 |
| 5.2.3 不同类群材料形态特性的差异 |
| 5.3 冠层温度和冠气温差对主要农艺性状的影响 |
| 5.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ABSTRACT |
（10）中国大陆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现状研究进展 |
| 1.2.2 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时空差异研究进展 |
| 1.2.3 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驱动因素研究进展 |
| 1.2.4 农作物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研究进展 |
| 1.2.5 当前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研究不足 |
| 1.3 论文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1 论文研究目标 |
| 1.3.2 论文研究内容 |
| 1.4 论文技术路线与结构 |
| 1.4.1 论文技术路线 |
| 1.4.2 论文组织结构 第2章 中国大陆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现状 |
| 2.1 中国大陆及31个省级行政区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
| 2.1.1 种植业能源消费量核算方法 |
| 2.1.2 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
| 2.1.3 种植业农作物产量核算方法 |
| 2.1.4 数据的选取及来源 |
| 2.2 中国大陆种植业能源消费现状 |
| 2.2.1 中国大陆种植业整体能源消费现状 |
| 2.2.2 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种植业能源消费现状 |
| 2.3 中国大陆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现状 |
| 2.3.1 中国大陆种植业整体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现状 |
| 2.3.2 中国大陆省级行政区域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现状 |
| 2.4 本章小结 第3章 中国大陆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动态演进与空间差异 |
| 3.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 3.1.1 核密度估计 |
| 3.1.2 泰尔系数嵌套分解 |
| 3.1.3 空间自相关 |
| 3.1.4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3.2 中国大陆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动态演进分析 |
| 3.2.1 中国大陆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量核密度估计 |
| 3.2.2 中国大陆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核密度估计 |
| 3.3 中国大陆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区域差异分析 |
| 3.4 中国大陆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异质性分析 |
| 3.4.1 全局自相关分析 |
| 3.4.2 局域自相关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第4章 中国大陆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驱动因素 |
| 4.1 中国大陆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因素分解模型的构建 |
| 4.1.1 中国大陆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因素分解模型 |
| 4.1.2 数据的选取及来源 |
| 4.2 中国大陆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因素分解 |
| 4.2.1 低速增长阶段因素分解 |
| 4.2.2 高速增长阶段因素分解 |
| 4.2.3 中高速增长阶段因素分解 |
| 4.2.4 三阶段驱动因素特征 |
| 4.3 中国大陆省级行政区域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驱动因素 |
| 4.3.1 低速增长阶段区域因素分解 |
| 4.3.2 高速增长阶段区域因素分解 |
| 4.3.3 中高速增长阶段区域因素分解 |
| 4.3.4 1997-2014 年区域因素分解 |
| 4.4 中国大陆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驱动因素分析 |
| 4.4.1 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 |
| 4.4.2 种植业能源强度 |
| 4.4.3 种植业能源结构 |
| 4.4.4 温室气体排放系数 |
| 4.4.5 农作物种植面积 |
| 4.5 本章小结 第5章 中国大陆主要农作物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 |
| 5.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5.1.1 混合EIO-LCA模型 |
| 5.1.2 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
| 5.1.3 敏感性分析 |
| 5.1.4 结构路径分析 |
| 5.1.5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5.2 中国大陆主要农作物能源消费现状 |
| 5.2.1 能源强度对比 |
| 5.2.2 能源结构对比 |
| 5.2.3 能源消费强度变化 |
| 5.3 中国大陆主要农作物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现状 |
| 5.3.1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对比 |
| 5.3.2 温室气体排放结构对比 |
| 5.3.3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变化 |
| 5.4 农作物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变动趋势及结构路径分析 |
| 5.4.1 变化趋势分析 |
| 5.4.2 敏感性分析 |
| 5.4.3 结构路径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中国大陆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现状 |
| 6.1.2 中国大陆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动态演进与空间差异 |
| 6.1.3 中国大陆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驱动因素 |
| 6.1.4 中国大陆主要农作物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 |
| 6.2 主要创新点 |
| 6.3 不足与展望 |
| 6.3.1 研究不足 |
| 6.3.2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致谢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优质晚籼稻产量因素分析及育种应用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十四五”期间我国水稻增产潜力与实现路径[J]. 李建平,李俊杰,李文娟,周振亚,王秀芬. 农业经济问题, 2021(07)
- [2]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研究[D]. 罗慧.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3]不同灌溉方式和氮肥管理对南方双季优质晚籼稻产量及品质的影响[D]. 熊若愚. 江西农业大学, 2021
- [4]提质增效背景下中国水稻主产区水稻生产效率实证研究[D]. 吴山. 长江大学, 2021
- [5]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 ——以农机服务为例[D]. 张建锋. 西南大学, 2020(04)
- [6]不同杂草防除策略下直播稻田杂草发生特征及籼稻产量形成研究[D]. 周燕芝. 江西农业大学, 2020
- [7]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实现机理研究[D]. 曹峥林. 西南大学, 2019(05)
- [8]长江经济带水稻生产的时空变化研究[D]. 杨秉臻. 扬州大学, 2019(02)
- [9]豫南稻区水稻MAGIC群体农艺性状比较研究[D]. 詹俊辉. 河南农业大学, 2019(04)
- [10]中国大陆种植业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研究[D]. 甄伟.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201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