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对WTO的我国有色金属工业（论文文献综述）
潘秋晨[1]（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董琴[2]（2021）在《技术标准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 ——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出口产品质量双重视角》文中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由技术标准的本质及国内外经济发展事实证明,技术标准对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而国家显然已经关注到这一点,中共中央《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即明确指出“技术标准”在出口升级、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高质量发展的实现除了技术标准以外,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技术标准恰恰是激发企业技术创新内在动力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可见,技术标准、技术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是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统一整体。制造业作为一国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其出口升级是一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因此,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为例,并分别从横向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和纵向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两个不同视角,探讨技术标准与出口升级的相关关系,并考察技术创新在技术标准影响出口升级中的重要作用。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七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相关研究国内外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为技术标准影响制造业出口升级的理论分析。首先对本文开展研究涉及的核心概念包括技术标准与出口升级进行内涵界定,然后对技术标准影响制造业出口升级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为论文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基本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了技术标准影响出口升级的理论机制,发现技术创新是技术标准影响制造业出口升级的重要途径,且技术标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既包括直接影响又包括间接作用。最后根据文献梳理以及影响机制分析提出理论假说。第三章为中国技术标准的动态演进及现状。主要通过将国内技术标准与国际技术标准和国外先进技术标准进行对比,从对比的视角了解中国技术标准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发现,中国技术标准整体上存在重视程度不够、结构以及管理体制不够完善、技术标准水平整体不高以及国际化进程缓慢等问题。第四章为技术标准与制造业出口升级测算。首先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出口产品质量以及适用的技术标准水平进行测算,通过测算工作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和技术标准升级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对技术标准与制造业出口升级进行匹配性分析。研究发现,无论是从制造业整体看还是从制造业细分行业层面看,技术标准与制造业出口升级之间均呈现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分别从横向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和纵向的出口产品质量视角对技术标准与制造业出口升级开展实证。我们利用2000-2013年中国制造业26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对技术标准与制造业出口升级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技术标准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和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均呈现明显的正向影响,技术标准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制造业出口升级,且该结论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技术创新是技术标准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重要渠道,也是国家技术标准影响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重要渠道,但不是行业技术标准影响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重要渠道;技术标准对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会因为制造业类型的不同和技术标准是否是强制性而具有异质性。从不同类型制造业来看,技术标准对技术密集型和轻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影响显着为正,有利于其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对其他类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影响不一;技术标准对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重型、低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影响显着为正,有利于其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对其他类型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影响不一。从是否是强制性技术标准来看,强制性技术标准对制造业出口升级影响不显着;而推荐性技术标准对制造业出口升级影响均显着为正,有利于制造业出口升级。基于技术标准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1.提高以技术标准和技术标准战略促出口升级的重视程度。宏观层面,将技术标准体系改革和技术标准战略的深入实施提高到更高的国家发展战略层级;微观层面,以企业为主体,增强企业技术标准意识。2.更好地发挥推荐性技术标准对出口升级的促进作用。建立以推荐性技术标准为核心的技术标准新体系,且推荐性技术标准的制定必须以适应市场需求和促进技术进步为原则。3.提高技术标准的“质”,以“质”加速出口升级。包括加快技术标准的更新速度、适度提高强制性技术标准水平等。4.以技术标准促技术创新,加速经济高质量发展。包括技术标准与专利相结合、组建战略联盟以激发企业的联合创新等。5.加速技术标准的国际化。包括积极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和促进国内技术标准向国际技术标准转化。
侯菁[3]（2020）在《东盟对华保障措施的原因及福利效应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与东盟地理位置邻近,历史交往悠久,自古以来贸易往来较为密切。1995年到2019年间,中国与东盟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84.5亿美元扩大至6414.9亿美元,共增长34.8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5.9%,随着双边贸易发展的进一步深入,进出口贸易额不断攀升,同时双边贸易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在日趋严重。据中国贸易救济网统计,从1995年至2019年间,中国共遭受350起保障措施案件,其中东盟国家对中国发起了64起保障措施案件,占据全球总量的18.29%。显而易见,中国已经成为东盟国家进行保障措施的主要目标成员国。但同时,对源自中国的产品实施保障措施,通过提高关税、进口配额和关税配额等手段限制中国产品的大量出口,无疑会在多个方面影响到东盟各成员国国内的经济发展,综合来看,具体会对东盟国家的整体福利产生正向还是负向的影响,目前仍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状况、存在的贸易摩擦、保障措施的实施以及GTAP模型的应用相关文献,结合保障措施的相关理论,从保障措施的概念、特征和实施条件出发,介绍了国外对华保障措施的实施现状,以及东盟国家对华保障措施的相关情况。并基于此,从国际、东盟和中国三个视角对中国出口产品频遭东盟国家保障措施的原因进行阐述,同时实例补充了钢铁成为东盟对华保障措施目标产业的原因所在。接着,采用局部均衡模型为主要工具,从提高关税、进口配额和关税配额三方面,分别对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进行分析,加总整合出实施不同保障措施手段对国家净福利的影响。最后,利用GTAP模型,分别采取四种不同的冲击条件进行政策模拟,从而验证第五章的理论分析结果,并明确指出保障措施对一国GDP、贸易条件、进出口、产业产出和社会福利等宏微观经济效应的影响,尝试提出中国应对东盟国家保障措施的对策和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东盟对华保障措施频发的原因,主要包括国际方面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以及WTO制度体系存在的缺陷,东盟国家自身的贸易失衡、竞争力的差异以及中国威胁论,还有中国自身的产品缺乏竞争力、出口企业秩序混乱以及行业协会运行机制存在缺陷。同时运用实例补充分析了钢铁成为东盟对华保障措施目标产业的原因所在,主要包括东盟钢铁产业是东盟重点保护和扶持的弱势产业以及东盟对中国钢铁产品的恶性抵制,还有中国钢铁产能增长过快、产品结构不合理以及产业集中度偏低等。在此基础上,运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重点分析了东盟国家对华钢铁产品实施保障措施对双边及其他周边国家产生的福利效应,其中,理论分析方面,利用局部均衡模型得出,东盟国家对中国钢铁产品设置的包括提高关税、进口配额和关税配额等各种贸易限制,对东盟国内带来的福利效应是利还是弊尚不能明确;实证分析方面,利用GTAP模型得出,东盟国家对华钢铁产品实施保障措施,必然会对中国产生负向影响,但是对于东盟国家而言,如果中国不采取任何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那么东盟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正向影响产生,可一旦中国跟进采取报复性措施,对源自东盟国家的化学原料和制品工业征收25%的关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GDP、进口数量、贸易条件和福利变动均为负向影响,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却是最终的受益者。由此,最后提出中国应加强政府间交流合作与政治互信、完善行业协会的相关职能、改善企业出口结构以及东盟各国应基于自身发展情况,分别从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权衡利弊,三思而行。
卢晓菲[4]（2020）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以英国硬脱欧、美国频频加税等为代表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国际贸易的突出特点,由此导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在这种环境下,贸易壁垒、贸易保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贸易萎缩、经济损失等关键词频频出现,由此,学术界展开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丰富研究。本文基于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这一背景,深入研究了2002年中国入世期间、入世之后的过渡期和2018年前后中美贸易摩擦期这三个不同阶段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理论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效应。然后,利用中国海关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UNcomtrade数据、Feenstra等（2002）提供的关税数据和WTO的Tariff Download Facility数据等,使用引力模型估计、双重差分估计（DID）、高维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泊松模型和分位数估计等方法,针对三个阶段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以往经验表明,美国市场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地位,占中国总出口的18%左右。中国入世以来,输美出口主要以制造业为主,商品结构日益高级化,出口商品的价值链嵌入日益高端化,出口产品技术水平逐渐提高。第二,中国入世背景下,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着促进了出口规模扩张,TPU下降0.1单位,导致行业出口规模提高4.59%。这一结论十分稳健,且消费品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规模扩张效应显着大于其他行业。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主要是沉没成本效应以及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效应。第三,在中国入世的过渡期,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之间显着正相关,在控制一系列因素的条件下,TPU提高的企业相较于TPU没有提高的企业,其出口规模要高15.6%、出口产品质量要高1.2%、新增出口产品数量要低5.6%、退出出口产品数量要高28.4%。这一倒逼升级效应具有良好的稳健性,且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规模扩张和出口质量升级效应显着强于其他企业,国有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效应显着强于其他企业。就行业异质性而言,消费品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的出口产品规模扩张效应和产品转换效应显着强于其他行业,而资本品和中间品行业或高技术行业的出口质量升级效应显着更强。就出口市场异质性而言,美国市场或高收入市场的出口产品规模效应显着强于其他市场。最后,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略有差异,出口规模扩张和出口质量升级效应主要是通过企业自选择行为和市场再分割机制,而出口产品转换则主要是由于企业生产率的的中介效应。第四,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中国输美产品水平出口规模负相关,即TPU每提高1个单位,中国输美产品出口额降低7.6%。这一影响效应非常显着且稳健,具有异质性:加工贸易产品受到的抑制作用显着强于一般贸易;中间品显着强于资本品和消费品;高技术显着强于中低技术行业,主要原因可能是美国此次掀起贸易摩擦重点针对的是中国小规模的高技术出口。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产品出口规模的作用机制体现出明显的市场替代效应和产品调整效应。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内涵。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日益升级的国际大背景下,各国均致力于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以突破当前的低迷时期。无论是对政策制定者,还是对微观企业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尽管中美贸易摩擦抑制了宏观行业出口,但中国目前正在全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产业竞争力,出口贸易仍是推动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美国也仍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所以在目前的经济转型关键期,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更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扩大贸易自由化。对微观企业而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导致外贸市场进入门槛提高,市场竞争持续升级,原本靠出口低附加值、低质量产品而生存的企业纷纷退出,对出口企业构成了挑战。但另一方面,市场环境的恶化也形成新一轮的“洗牌”:出口企业各自凭借产品竞争力重新分割出口市场份额,倒逼企业不得不放弃“薄利多销”、只为短期获利的低质量出口,转而加强研发、提高质量、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出口结构的转型。因此,企业更应该借此迎难而上、破茧成蝶。
那振芳[5]（2019）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文中提出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不仅改变了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而且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决定中美贸易战未来趋势的关键,在于其爆发的真实动因。本文将以中美两国经济利益变动为主线,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现有文献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主要结论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遏制,打压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解决美国的国内经济问题等。但鲜有文章从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脉络,去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乃至激化。本文的分析,不仅可以通过厘清低生产率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向贸易摩擦发生的传导机制,进一步补充和丰富现有贸易摩擦动因理论体系,而且对于中国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分析逻辑为,以中国加入WTO以来面临的中美贸易摩擦为研究对象,以中美两国制造业的发展情况为切入点,从产业和行业的角度,探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提高与中美贸易战爆发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地分析。首先,从理论上厘清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根据Baldwin模型,从国家整体角度看,一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可以带来资本的广化和深化,而根据罗默模型、“干中学”模型等经济学经典理论,资本要素的增加为技术进步提供了保障,导致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向高级化转变。Rybczynski定理和Bond、Trask&Wang模型则说明,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会向制造业内部结构和商品出口结构延伸。根据Gomory&Baumol模型,低生产效率国家,成为更多产业生产商的过程中,会影响到与高生产率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当两国经贸关系处于冲突区时,两国之间的利益处于此消彼长的“敌对”状态。那么,高生产率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会依赖在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有利地位,以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思想为依据,运用贸易政策进行强制干预,贸易摩擦就发生了。当高生产率国家受到的危害沿着产业、经济和国家层面不断递进时,贸易摩擦会随之不断激化,甚至转变为贸易战。需要说明的是,低生产率国家生产率的提高是市场自发行为,高生产率国家运用经济或其他形式的手段进行干预才导致了贸易摩擦的发生。其次,对中美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进行回顾。通过对中美两国制造业发展和竞争力相对变动情况的分析发现,中国在传统产业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力,但优势在弱化,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在不断提高。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下降的,2009年以来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也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表现出了不同特征,焦点产业开始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换。综合看,中国制造业发展呈现的结构性变化,与中美贸易摩擦呈现的阶段特征,从时间维度上是匹配的,因此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以上内容为中美贸易摩擦分析的切入产业勾勒出了基本的分析轮廓。再次,从制造业竞争力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乃至激化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不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还是危机后,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都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存在密切联系,但是影响路径不同。2008年以前占比较高的传统产业贸易摩擦,美国是因为作为中国的重要出口市场,国内产业受到中国商品的冲击,高昂调整成本的存在,导致美国政府接受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发动贸易摩擦。而2009年以来占比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贸易摩擦,根源也在中国相应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但美国的出发点却不同,是为了扞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领导地位和垄断利润,所以更为激烈。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影响到了美国未来在经济领域的领导权和垄断收益,是美国发动本次贸易战的经济根源。而中美产业竞争力的相对变动,延伸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中,结合新兴产业的战略地位和发展特征,促使中美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些因素与美国民族主义的碰撞,导致了本次中美贸易战的爆发。第四,对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对竞争力来源的梳理,总结出新兴产业竞争力的驱动因素,并以此为分析框架,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对华为公司成长历程的分析发现,企业乃至行业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对硬实力的培育。所以只要中国新兴产业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努力完善自身,那么就可以将本次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转变为发展动力。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进行简要分析,然后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唐琬璐[6]（2019）在《贸易自由化对本国就业的影响 ——基于我国加入WTO的自然实验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就业人数和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贸易自由化是导致美国就业减少的重要因素,但贸易自由化不是一个零和游戏,而是互利共赢。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就业影响如何,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传统的贸易理论主要侧重于贸易开展对国家和行业的影响研究。自从微观数据的可获得性增加后,学者们开始针对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的影响展开了研究。为加深贸易自由化对我国企业就业影响的认识,本文将2001年末我国加入WTO政策冲击视为一次自然实验,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微观层面的企业就业人数的影响。企业对外贸易开展取决于企业本身的特点,为了详细考察贸易自由化对我国不同企业的就业影响,本文根据不同的标准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分组检验。明晰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类型企业就业的影响路径,有助于为合理制定贸易政策提供参考。本文首先对贸易理论与现有的贸易自由化对就业影响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归纳了现有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总结了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效应。包括企业出口效应、产业调整效应、竞争效应、技术提升效应及制度建设效应。随后,我们将2001年末我国加入WTO的冲击视为一次自然实验,构建倍差法模型考察关税大幅度减让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就业的影响。为了理清关税减让对不同企业的就业影响,本文分析了关税减让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就业的影响。我国关税削减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就业影响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关税削减显着促进我国企业就业人数的增长。关税削减对加工企业的就业无明显影响,对非加工企业、有进口行为的企业和有出口行为的企业的就业增加都有显着促进作用。第二,关税削减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就业无明显影响,对资本密集型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就业促进作用强。第三,关税削减对国有企业及国内其他企业的就业无显着影响,对港澳台及外资企业的就业有明显的拉动作用。第四,关税削减对中高技术产业和中低技术产业的企业就业有明显促进作用。第五,关税削减显着促进了我国东部地区企业的就业增加,对我国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就业均无显着影响。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本文给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如:我们应该重视进出口对企业就业水平的拉动作用,同时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应注重培养中高技术水平的劳动力。重视非公有制企业发展,提升国内就业水平。促进东中西部就业协调发展,增强劳动力要素流动。
徐保昌[7]（2016）在《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嵌入世界经济的程度逐步提升以及中国加入WTO等贸易自由化事件的发生,中国本土市场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也随之提高。贸易自由化为本土企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可能对本土企业成本加成构成冲击。究其原因,贸易自由化在有效提升要素市场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将可能导致外部企业迅速进入本国市场,进而导致本地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加剧,而这些因素将可能导致企业成本加成的降低。那么,贸易自由化对本土企业成本加成提升来说是阻力还是助力呢?现有文献中,此类问题的研究少有涉及到具体中国问题。本文从梳理和归纳贸易自由化与企业成本加成等关键指标的测算方法为出发点,在采用微观数据精确测算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基础上,尝试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视角系统研究中国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以期为未来中国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制定和企业成本加成提升路径的演化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研究过程中,本文主要得到了典型事实特征和计量研究两个方面的结论:典型特征事实主要包括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演变趋势;计量研究结论则主要包括关税减让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贸易自由化制度演化对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两个方面。典型事实特征表明,一方面,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总体呈现波动式上升的演变趋势,不同分类标准下的子样本中,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均显现出较为显着的差异。第一,虽然本文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总体趋势呈现一个逐步上升的状态,但是,受外界冲击影响在部分年份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仍然存在降低的波动。具体来说,1999-2000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逐渐上升,以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为界限,2002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显着降低,自2003年开始,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逐渐提升,2004年以后,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波动较小,且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可以总结发现,中国制造业其企业成本加成总体上呈现一个逐年上升的演变趋势,但也存在在部分年份的下行波动。第二,具体不同分类标准下分样本中企业成本加成存在显着的特征差异。在不同二分位制造业行业中,不同行业类型企业的成本加成均值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行业的企业成本加成处于较高的水平。不同所有制特征企业的成本加成也存在显着差异,1999-2002年这一阶段,港澳台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成本加成显着高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随着中国加入WTO,这一差距在逐渐缩小,2004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成本加成已经超越了外资企业与港澳台企业,本土企业的竞争能力在不断的提升,2005年开始,各所有制企业成本加成呈逐渐收敛趋势,在2005年中期甚至已经趋于一致。此外,不同区域的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方面也存在显着差别,具体来说,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最高,并且样本期间东部地区一直保持企业成本加成的这一优势,相对应的,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制造业的企业成本加成则相对较低。另一方面,中国贸易自由化程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具体中国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升幅度呈现一个“先小后大再小”的特征。具体样本期间中国进口产品关税均值的演变路径方面,自样本期1999年中国加入WTO之前开始,中国制造业进口的关税均值逐年下降,直至2005年样本期结束,中国制造业进口关税已经下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中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随之大幅度提升。分析其中演变细节,容易发现,1999-2000年中国进口关税水平基本保持一个小幅度降低的趋势,而到达2001年,为了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谈判相配合,这一期间中国进口关税水平下降较为剧烈,而随着中国于2001年1 1月正式加入WTO,为了积极履行中国“入世”的减税承诺,2002年中国关税水平急剧下降。然而,中国的关税减让额度并非仅仅通过2002年一年的完成,因为逐步履行中国加入WTO的减税承诺等缘故,2003-2005年中国进口关税呈现出一个逐步降低的趋势,但相对于2002年,这一降低幅度已经逐渐趋于和缓。由于进口关税与贸易自由化程度的负相关关系,容易得出,中国贸易自由化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具体中国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升幅度呈现一个“先小后大再小”的特征。计量研究结论方面,一方面,关税减让显着降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本文在厘清了关税减让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内在机理的基础上,从总体样本、行业样本、地区样本、所有制样本以及不同企业规模等多个层面实证检验了关税减让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计量检验过程中,本文进一步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并采用工具变量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效处理,一系列计量研究结果均表明,贸易自由化有效降低了企业成本加成,并且这一结论十分稳健。梳理其中的经济学逻辑,容易发现,关税减让导将致外部企业进入本国市场时所面临的阻碍降低,增加了进入本国市场的外部企业数量,同时,关税减让还将导致外部企业进入本国市场的冰山成本降低,使得此类企业具有更好的成本优势,通过上述两个途径贸易自由化增强了外部进入企业的竞争力,提升了本地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强度,本地企业也因此将被迫降低企业成本加成来面对来自外部企业的激烈竞争,从而导致本地企业成本加成的降低。据此,可以发现,中国政府的进口关税减让这一关税贸易政策,将导致中国的实际贸易自由化程度进一步提升,进而导致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显着降低。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制度演化显着降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一方面,贸易自由化事件对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具有显着的降低效应。本文以中国成功“入世”这一准自然实验为研究契机,以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了两种设定方式的倍差法计量策略来有效控制计量分析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计量检验了中国加入WTO这一准自然事件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加入WTO显着降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这一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事件对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具有显着的降低效应。另一方面,政府补贴显着提升了企业成本加成。梳理政府补贴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内在作用机理,可以发现,政府补贴收入通过降低企业成本显着提升了企业成本加成。据此,容易发现,贸易自由化制度演变显着降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
张庆,何熹[8]（2013）在《历经风雨 共筑中国梦——访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名誉会长康义》文中研究表明今年是《中国有色金属》杂志创刊三十周年,同时也是有色金属工业成为我国独立的工业产业部门三十周年。为此,2013年11月18日,《中国有色金属》杂志对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名誉会长康义进行了专访。康义名誉会长曾经担任过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副局长,并出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第一任会长,亲身经历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快速发展的一段时期。十几年的风风雨雨铸就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辉煌成就,这其中有很多值得回忆的往事,很多值
刘朝马,张修志[9]（2003）在《加入WTO对江西有色金属工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加入WTO使江西有色金属工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既有机遇也有挑战。结合江西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现状,本文着重分析了入世后给江西有色金属工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结合实际提出了应对WTO的主要对策。
刘朝马,张修志[10]（2003）在《加入WTO对江西有色金属工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结合江西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现状,本文着重分析了入世后给江西有色金属工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结合实际提出了应对WTO的主要对策。
二、面对WTO的我国有色金属工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面对WTO的我国有色金属工业（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2）技术标准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 ——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出口产品质量双重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技术标准水平测算方法与经济效应研究 |
| 1.2.2 技术标准与国际贸易、技术创新研究 |
| 1.2.3 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方法与影响因素研究 |
| 1.2.4 出口产品质量测算方法与影响因素研究 |
| 1.2.5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技术标准影响制造业出口升级的理论分析 |
| 2.1 技术标准与出口升级的内涵界定 |
| 2.1.1 技术标准的内涵界定 |
| 2.1.2 出口升级的内涵界定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网络外部性与技术标准化理论 |
| 2.2.2 技术标准与技术创新理论 |
| 2.2.3 比较优势理论 |
| 2.2.4 内生增长贸易理论 |
| 2.3 技术标准影响出口升级的理论机制与假说 |
| 2.3.1 技术标准对技术创新机制的直接影响 |
| 2.3.2 技术标准对技术创新机制的间接影响 |
| 2.3.3 理论假说 |
| 第3章 中国技术标准动态演进及现状 |
| 3.1 国际技术标准及国外先进技术标准动态演进及特点 |
| 3.1.1 国际技术标准及国外先进技术标准动态演进 |
| 3.1.2 国外先进技术标准体系的显着特征 |
| 3.1.3 国际技术标准及国外先进技术标准的发展趋势 |
| 3.2 中国技术标准动态演进、现状及主要问题 |
| 3.2.1 中国技术标准发展的动态演进 |
| 3.2.2 中国技术标准的现状 |
| 3.2.3 现阶段中国技术标准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4章 技术标准与制造业出口升级:测算与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测算与事实 |
| 4.1.1 中国制造业出口现状 |
| 4.1.2 测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
| 4.1.3 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测算结果与特征事实 |
| 4.2 中国技术标准水平测算与事实 |
| 4.2.1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4.2.2 技术标准水平测算结果与特征事实 |
| 4.3 技术标准与制造业出口产品升级匹配性分析 |
| 4.3.1 技术标准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 |
| 4.3.2 技术标准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技术标准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视角的实证 |
| 5.1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2 基准回归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内生性检验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4 机制检验 |
| 5.5 异质性检验 |
| 5.5.1 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
| 5.5.2 轻型制造业和重型制造业 |
| 5.5.3 低技术、中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 |
| 5.5.4 强制性技术标准和推荐性技术标准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技术标准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基于出口产品质量视角的实证 |
| 6.1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
| 6.1.1 模型构建 |
| 6.1.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6.2 基准回归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3.1 内生性检验 |
| 6.3.2 稳健性检验 |
| 6.4 机制检验 |
| 6.5 异质性检验 |
| 6.5.1 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
| 6.5.2 轻型制造业和重型制造业 |
| 6.5.3 低技术、中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 |
| 6.5.4 强制性技术标准和推荐性技术标准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提高以技术标准和技术标准战略促出口升级的重视程度 |
| 7.2.2 更好地发挥推荐性技术标准对出口升级的促进作用 |
| 7.2.3 提高技术标准的“质”,以“质”加速出口升级 |
| 7.2.4 以技术标准促技术创新,加速经济高质量发展 |
| 7.2.5 加速技术标准的国际化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东盟对华保障措施的原因及福利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与简评 |
| 1.2.1 关于中国与东盟贸易状况的研究 |
| 1.2.2 关于中国与东盟贸易摩擦的研究 |
| 1.2.3 关于保障措施的研究 |
| 1.2.4 关于GTAP模型应用的研究 |
| 1.2.5 简要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WTO保障措施理论概述 |
| 2.1 保障措施概念及主要特征 |
| 2.1.1 保障措施的概念 |
| 2.1.2 保障措施的主要特征 |
| 2.1.3 与反倾销反补贴的对比特征 |
| 2.2 保障措施的实施条件 |
| 2.3 特别保障措施 |
| 2.4 实施保障措施的理论依据 |
| 2.4.1 幼稚产业保护论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
| 第三章 东盟实施对华保障措施的现状和特点分析 |
| 3.1 国外对华保障措施的现状 |
| 3.1.1 国外对华保障措施调查的国别统计 |
| 3.1.2 国外对华保障措施调查的行业统计 |
| 3.2 东盟国家对华保障措施的现状和特点 |
| 3.2.1 立案数量呈倒U型分布 |
| 3.2.2 国别分布相对集中 |
| 3.2.3 钢铁成为主要目标产业 |
| 3.2.4 最终保障措施实施比例高 |
| 3.3 主要东盟国家对华保障措施的总体概况 |
| 3.3.1 印度尼西亚 |
| 3.3.2 菲律宾 |
| 3.3.3 马来西亚 |
| 3.3.4 泰国 |
| 3.3.5 越南 |
| 第四章 东盟实施对华保障措施的原因分析 |
| 4.1 基于国际视角的原因分析 |
| 4.1.1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 |
| 4.1.2 WTO制度体系存在缺陷 |
| 4.2 基于东盟视角的原因分析 |
| 4.2.1 一直存在贸易失衡 |
| 4.2.2 东盟国家竞争力的差异 |
| 4.2.3 中国威胁论 |
| 4.3 基于中国视角的原因分析 |
| 4.3.1 中国产品缺乏竞争力 |
| 4.3.2 中国出口企业秩序混乱 |
| 4.3.3 行业协会运行机制存在缺陷 |
| 4.4 钢铁成为东盟对华保障措施目标产业的原因分析 |
| 4.4.1 中国与东盟钢铁产品贸易情况 |
| 4.4.2 东盟方面的原因 |
| 4.4.3 中国方面的原因 |
| 第五章 东盟实施对华保障措施的福利水平分析 |
| 5.1 自由贸易一般情况分析 |
| 5.2 提高关税对东盟国内福利效应分析 |
| 5.3 进口配额对东盟国内福利效应分析 |
| 5.4 关税配额对东盟国内福利效应分析 |
| 第六章 实证分析 |
| 6.1 GTAP模型的相关介绍 |
| 6.1.1 模型的基本原理 |
| 6.1.2 理论模型结构 |
| 6.2 GTAP模型的设定 |
| 6.2.1 数据的处理 |
| 6.2.2 模拟情景的设定 |
| 6.3 GTAP实证模拟结果及分析 |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4）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内容和方法 |
| 1.2.1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2.2 研究主要内容 |
| 1.3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3.1 创新点 |
| 1.3.2 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起源 |
| 2.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投资 |
| 2.1.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贸易 |
| 2.1.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其他经济要素 |
| 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 |
| 2.2.1 关税测算法 |
| 2.2.2 非关税壁垒识别法 |
| 2.2.3 文本提取法 |
| 2.2.4 测算方法比较 |
| 2.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 2.3.1 贸易协定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
| 2.3.2 贸易协定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 2.3.3 无贸易协定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美贸易和贸易摩擦演变特征事实 |
| 3.1 中美贸易演变历程和特征事实 |
| 3.1.1 总贸易规模及地位趋势演变 |
| 3.1.2 贸易顺差趋势演变 |
| 3.1.3 行业分布特征演变 |
| 3.2 中美贸易摩擦演变历程和典型特征 |
| 3.2.1 摩擦初发时期 |
| 3.2.2 摩擦爆发时期 |
| 3.2.3 摩擦频发时期 |
| 3.2.4 摩擦高发时期 |
| 3.2.5 摩擦全面升级时期 |
| 3.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演变和典型特征 |
| 3.3.1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 3.3.2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 3.3.3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 3.4 日美贸易摩擦演化及经验启示 |
| 3.4.1 摩擦初发时期 |
| 3.4.2 摩擦爆发时期 |
| 3.4.3 摩擦高发时期 |
| 3.4.4 摩擦全面升级时期 |
| 3.4.5 中美贸易摩擦和日美贸易摩擦对比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出口升级的理论分析 |
| 4.1 相关概念辨析 |
| 4.1.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
| 4.1.2 出口升级 |
| 4.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进入决策的理论建模 |
| 4.2.1 基本假设 |
| 4.2.2 考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企业进入 |
| 4.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出口升级的理论机制 |
| 4.3.1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 4.3.2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 4.3.3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出口升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升级 |
| 5.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 5.1.1 数据来源 |
| 5.1.2 计量模型设定 |
| 5.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 5.2 双重差分模型(DID)基础回归结果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平行趋势检验 |
| 5.3.2 非关税壁垒 |
| 5.3.3 替代弹性变化 |
| 5.3.4 不可观测的供给侧冲击 |
| 5.3.5 不可观测的需求侧冲击 |
| 5.4 行业异质性影响 |
| 5.4.1 行业价值链嵌入异质性 |
| 5.4.2 行业技术异质性 |
| 5.5 机制分析 |
| 5.5.1 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 |
| 5.5.2 沉没成本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升级 |
| 6.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 6.1.1 数据说明 |
| 6.1.2 计量模型设定 |
| 6.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 6.2 基础回归结果 |
| 6.2.1 企业出口产品规模效应 |
| 6.2.2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 |
| 6.2.3 企业出口产品转换效应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3.1 序列相关 |
| 6.3.2 逆向因果 |
| 6.3.3 入世效应 |
| 6.3.4 多纤维协议废除 |
| 6.3.5 金融危机冲击 |
| 6.4 企业异质性 |
| 6.4.1 企业贸易模式 |
| 6.4.2 企业所有权性质 |
| 6.5 行业异质性 |
| 6.5.1 价值链嵌入 |
| 6.5.2 技术水平 |
| 6.6 出口市场异质性 |
| 6.6.1 国家差异性 |
| 6.6.2 收入水平 |
| 6.7 机制检验 |
| 6.7.1 出口产品规模效应 |
| 6.7.2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 |
| 6.7.3 出口产品转换效应 |
| 6.8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 7.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 7.1.1 数据来源 |
| 7.1.2 计量模型设定 |
| 7.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 7.2 引力模型基础回归结果 |
| 7.3 稳健性检验 |
| 7.3.1 季节性因素调整 |
| 7.3.2 时间趋势因素 |
| 7.3.3 产品编码差异 |
| 7.4 异质性影响 |
| 7.4.1 出口规模异质性 |
| 7.4.2 产品贸易方式异质性 |
| 7.4.3 价值链嵌入异质性 |
| 7.4.4 行业技术异质性 |
| 7.5 机制检验 |
| 7.5.1 市场替代效应 |
| 7.5.2 产品结构调整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创新点、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得的科研成果 |
（5）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中国产业竞争力相关研究 |
| 1.2.2 中美贸易摩擦动因相关研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分析逻辑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理论逻辑 |
| 2.1 概念界定及本研究指向 |
| 2.1.1 制造业竞争力 |
| 2.1.2 贸易摩擦 |
| 2.2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形成 |
| 2.2.1 制造业竞争力、国家利益与贸易摩擦 |
| 2.2.2 国家利益、国家干预与贸易摩擦 |
| 2.2.3 制造业竞争力引发贸易摩擦的机制和逻辑 |
| 2.3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升级 |
| 2.3.1 制造业竞争力相对变化与比较优势演化 |
| 2.3.2 比较优势演化、产业结构调整与摩擦升级 |
| 2.3.3 制造业竞争力导致贸易摩擦激化的动态过程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国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回顾 |
| 3.1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动态变化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反映 |
| 3.1.1 产出结构动态变化与竞争力变迁 |
| 3.1.2 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反映的制造业竞争力变化 |
| 3.1.3 竞争力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 3.2 美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与制造业相对竞争力演化 |
| 3.2.1 美国制造业规模、结构及支柱产业 |
| 3.2.2 美国对外贸易发展及其结构意义 |
| 3.2.3 制造业相对竞争力变动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 3.3 中美贸易摩擦发展历程的时间与行业特征 |
| 3.3.1 2001 年-2008 年:以纺织、机电、化工等产品为主的贸易摩擦 |
| 3.3.2 2009 年-2016 年:贸易摩擦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蔓延升级 |
| 3.3.3 2017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规模、层级和烈度发生新变化 |
| 3.3.4 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具有时间相关性 |
| 3.4 小结 |
| 第4章 制造业竞争力变化引致中美贸易摩擦的逻辑和条件 |
| 4.1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乃至激化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 4.1.1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贸易摩擦 |
| 4.1.2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摩擦 |
| 4.1.3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引发中美行业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 4.2 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的经济根源与美方逻辑 |
| 4.2.1 “中国制造2025”在美国引发对抗性贸易政策反应 |
| 4.2.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是贸易战爆发的经济根源 |
| 4.2.3 中国快速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挑战 |
| 4.3 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 |
| 5.1 新兴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5.1.1 产业竞争力来源与影响因素识别 |
| 5.1.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驱动因素分析 |
| 5.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所受影响分析 |
| 5.2.1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 |
| 5.2.2 华为公司成长历程带来的启示与思考 |
| 5.3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1.1 主要结论 |
| 6.1.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2 中国应对建议 |
| 6.2.1 中美贸易战前景简析 |
| 6.2.2 中国应对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6）贸易自由化对本国就业的影响 ——基于我国加入WTO的自然实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2 研究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
| 1.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3 本文的研究内容、结构和重难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结构 |
| 1.3.3 研究的重难点 |
| 1.4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2 相关文献综述 |
| 2.1 贸易自由化对一国的就业的影响 |
| 2.2 贸易自由化对行业和地区的就业的影响 |
| 2.2.1 贸易自由化对行业的就业影响 |
| 2.2.2 贸易自由化对本国不同地区的就业影响 |
| 2.3 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和个人就业的影响 |
| 2.3.1 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的就业影响 |
| 2.3.2 贸易自由化对不同技能人员的就业影响 |
| 2.4 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述评 |
| 3 贸易理论与贸易自由化的就业效应 |
| 3.1 比较优势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 |
| 3.1.1 比较优势理论 |
| 3.1.2 要素禀赋理论 |
| 3.2 贸易乘数理论、新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 |
| 3.2.1 贸易乘数理论 |
| 3.2.2 新新贸易理论 |
| 3.2.3 新经济地理理论 |
| 3.3 贸易自由化的企业出口效应和产业调整效应 |
| 3.3.1 企业出口效应 |
| 3.3.2 产业调整效应 |
| 3.4 贸易自由化的其它就业效应 |
| 3.4.1 竞争效应 |
| 3.4.2 技术提升效应 |
| 3.4.3 制度建设效应 |
| 4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4.1 贸易自由化指标构造 |
| 4.2 模型设定 |
| 4.3 数据来源说明 |
| 4.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1 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描述性统计 |
| 5.2 基准模型回归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4 贸易自由化对是否加工与是否进出口的企业的就业影响 |
| 5.4.1 加工与非加工企业 |
| 5.4.2 不同进出口行为的企业 |
| 5.5 贸易自由化对其他类型企业的就业影响 |
| 5.5.1 不同要素密集度企业 |
| 5.5.2 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 |
| 5.5.3 不同技术产业的企业 |
| 5.5.4 本国不同地区的企业 |
| 5.6 实证研究小结 |
|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与结构安排 |
| 第三节 主要内容与可能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主要概念界定与定量方法 |
| 第二节 关税减让与企业成本加成 |
| 第三节 贸易自由化制度演化与企业成本加成 |
| 第三章 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机制 |
| 第一节 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理论分析 |
| 第二节 关税减让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机制 |
| 第三节 贸易自由化制度演化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机制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测算及特征性事实 |
| 第一节 企业成本加成的测算方法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测算的数据处理 |
| 第三节 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特征性事实 |
| 第五章 关税减让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制造业进口关税的特征性事实 |
| 第二节 关税减让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研究设计 |
| 第三节 关税减让对企业成本加成影响的实证检验 |
| 第六章 贸易自由化制度演化对企业成本加成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加入WTO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府补贴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8）历经风雨 共筑中国梦——访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名誉会长康义（论文提纲范文）
| 1.科技创新, 技术进步最为明显 |
| 2.境外资源开发取得重大进展 |
| 3.管理创新与提升 |
四、面对WTO的我国有色金属工业（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技术标准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 ——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出口产品质量双重视角[D]. 董琴. 辽宁大学, 2021(02)
- [3]东盟对华保障措施的原因及福利效应研究[D]. 侯菁. 广西大学, 2020(07)
- [4]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D]. 卢晓菲.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5]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D]. 那振芳. 辽宁大学, 2019(05)
- [6]贸易自由化对本国就业的影响 ——基于我国加入WTO的自然实验研究[D]. 唐琬璐.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7]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研究[D]. 徐保昌. 南京大学, 2016(05)
- [8]历经风雨 共筑中国梦——访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名誉会长康义[J]. 张庆,何熹. 中国有色金属, 2013(23)
- [9]加入WTO对江西有色金属工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 刘朝马,张修志. 有色矿冶, 2003(06)
- [10]加入WTO对江西有色金属工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 刘朝马,张修志. 江西冶金, 20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