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江环境污染加剧趋势得到初步遏制（论文文献综述）
顾典[1]（2021）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处于至关重要的阶段,传统的高投入、高增长的模式作用在逐渐弱化。自2015年起中国开始倡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任务十分明确。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粗放发展方式已经较难适应今后的发展需要,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已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再难对经济发展形成先前那么显着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状态、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也是很多学者研究的方向。他们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提高的动力机制已经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刻的研究,同时选择某个产业对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旨在进一步验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分别存在什么影响,并且比较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这两个视角进行研究时有什么异同。本文探寻产业结构与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同时也针对这两组对象之间的间接影响进行专门研究和定量分析。本文的重要创新点;首次提出了产业结构的绿色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绿色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绿色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本文共分八个章节,按逻辑顺序逐步展开。第一章为导论,按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包括对当前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分析,从而引出了生态发展和产业结构等有关的概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提高与我们强调的五大发展理念里的协调发展是统一的,也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定要经历的过程;第二部分陈述了选题意义,选题正确是文章有价值的前提;第三部分、第四部分说明了该文的研究技术路线以及研究内容。导论这一章提纲挈领地讲述了本论文存在的价值,以及主体部分将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开展研究。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章阐述了以下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产业结构对生态效率或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或生态效率之间的间接影响。在通常的研究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般包括两个方面,它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在一起的整体性的概念。生态效率的概念来源于可持续发展,西方最早开始对生态效率进行研究,国内的研究发展也十分迅速。生态福利绩效源于福利的概念,诸大建首次在国内提出了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见仁见智,总体来讲趋于更加科学与全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原本是不同的研究范畴,对它们的研究看似诞生于两个不同的阶段,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又存在内在联系。在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都是我们努力追求的发展方向。为此发现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或者直接影响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间接影响并加以运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所以本文在综述部分通过对前人研究的分析,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研究方向。第三章是经典理论及相关理论分析。本章分两大部分,首先分析了产业结构、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的经典理论,然后对本文要研究的问题进行有关理论分析。产业结构经典理论部分介绍了克拉克、库茨涅兹、霍夫曼、钱纳里等人的观点及研究成果。生态效率经典理论部分介绍了鲍尔丁、科斯坦萨等人的观点及研究成果。生态福利绩效理论部分介绍了Daly、诸大建等中外学者的观点。这些经典理论一直是经济学的闪光点,启发了许多后来的学者,为相关的经济学领域研究指明了方向。以这些经典理论为基础,计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指标就有了理论依据。而且本章后面的相关理论分析与这些经典理论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分析针对的是解决产业结构状态与生态效率的对应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乃至他们之间的间接影响的剖析。本章为全文的理论打下基础,从而保证文章的出发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有意义的。第四章围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状态）、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并且对生态经济的两个指标视角下的脱钩和收敛性进行了分析。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干春晖[1]倡导的泰尔指数是计算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较好的方法,而刘伟[2]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也是较好的计算方式。本文利用DEA多阶段方法对生态效率进行了测度。本人借鉴诸大建[3]的方法对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梯度现象,产业结构高级化东部地区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生态效率、生态福利视角下的脱钩结果不一样,但都是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破坏脱钩的衡量方法。虽然我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但通过收敛性分析告诉我们,只要努力生态经济向更高水平迈进是可以实现的。第五章内容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生态效率对应关系的实证分析[4],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在第四章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二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同时排除了内生性。为了提高生态效率,在全国范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需要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比较显着的差异。生态效率具有明显的一阶滞后效应,不同的地区控制变量影响的显着性存在差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存在空间影响。同时本章还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生态化的内在需要和导向,所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生态福利绩效就不难理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不一样,生态福利绩效也相应地处于不同的趋势。一般来讲,在工业化进程中如果生态福利绩效还没有跨过拐点,那么生态福利绩效还将继续下行。当生态福利绩效跨过了这个拐点,生态福利绩效就将重拾升势,真正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生态福利绩效的良性循环。在此章处于第五章和第七章之间,是本文主干承上启下的部分。通过stata分析,本章发现产业结构状态与生态效率有显着的对应关系,所以可以通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适当的调整,为生态效率提升创造有利条件。本文还发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有显着的影响作用。本章内容也为第七章探索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等间接影响机制奠定了基础。第六章是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电子信息技术、金融产业发展、清洁能源利用有促进作用,从而间接促进生态效率提高。相比较这些产业,在国内清洁能源相关的经济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几乎是空白。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作者借鉴与分析了他人选取的控制变量,发现虽然个别指标也较有代表性,但总体来看还是不够宏观与全面。所以本文尽量挑选最权威、最能涵盖清洁能源整体效果的数据,在实证后得出结论:清洁能源与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且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对于生态效率的提高具有显着的影响作用。清洁能源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我们可以通过促进清洁能源的发展来提升影响机制的作用。本章还利用倍差法对清洁能源的影响机制进行了验证,验证结果与前文分析结论一致。此外本章另外一部分是验证了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整体来讲促进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耗中占比提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而这些间接影响效应的提升进而又促进了生态福利绩效的进一步改善[5]。同时,本章还针对清洁能源、循环经济这两种因素进行了门槛效应分析和、DID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知道,二者可以互不干扰、因地施策。第七章是国际经验分析。本章旨在从他国找到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对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析,指出他们的成功及不足之处。本文还对美国休斯顿和德国鲁尔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案例进行了深度分析,这两个案例对中国来讲极具现实意义。中国的中西部等地区正在经历痛苦的转型过程。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地区的成功转型对中国现阶段的转型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第八章是本文结论的总结。本文重点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梳理了相关文献和理论,二是计算了生态福利绩效、生态效率、产业结构的状态指标（含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三是定量测算了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四是对前人没有专门研究的领域清洁能源进行了定量分析。作为政策咨询,本文认为中西部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中西部地区可以加强清洁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强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培养。在东部地区需要对落后产能进行淘汰和输出,从而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本文还呼吁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拓展循环经济,提高循环经济的规模效应,从而使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更加协调快速的优化发展。
李心怡[2]（2021）在《工业绿色发展视角下环境规制的空间效应研究》文中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强调彻底转变传统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工业作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正面临巨大的考验。如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立健全环境规制政策体系,是实现工业绿色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在此现实基础上,以工业绿色发展为视角,围绕环境规制的空间效应,以“空间异质性、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布局效应”为逻辑基点建立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利用实证数据对三种效应展开详细研究。首先,以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中国工业领域环境规制效率进行测度及分解,深入分析其空间异质性特征;其次,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及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结合地理探测器方法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从时间序列和空间分布两个角度研究环境规制对工业产业布局存在空间影响效应。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本文基于工业绿色发展的内在逻辑,结合空间经济学中对于“空间效应”的定义,将工业绿色发展视角下环境规制的空间效应分解为空间异质性、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布局效应。环境规制空间异质性的形成与环境规制的作用机理与路径密不可分。同时,由于相邻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方面的博弈行为及多种溢出路径,环境规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另一方面,通过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空间布局的影响机理及路径,认为环境规制对产业布局存在空间影响效应。（2）本文通过探索规制效率的区域空间特征研究环境规制的空间异质性。以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我国工业领域环境规制效率进行测度及分解,认为从空间上看,中国各地区工业环境规制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具有一定的集聚效应,但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其空间异质性可能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城镇化结构及教育水平,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效率值可能被低估。同时,从效率分解结果看,提升环境规制效率应更多从提升技术水平入手。（3）本文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及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地理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下,环境污染物本身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体现出了一定的空间溢出效果,与地理距离矩阵相比,在地理邻接矩阵中全局相关关系较为明显。当前中国工业领域的环境规制投入对工业碳排放强度有一定负向抑制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环境污染,助力工业绿色发展。同时各地区环境规制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在对本地区的环境污染产生作用外,对周边地区的污染也有影响效果,但工业环境规制对相邻地区或邻近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是正向的。（4）本文从空间分布和时间序列双角度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产业布局存在的空间影响效应。从空间分布来看,工业环境规制对于工业产业的地理分布具有较强的驱动作用和影响效应,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强度、对外开放水平和自然禀赋资源也能够对工业产业的地理分布情况产生驱动作用。工业环境规制与其他因素的两两交互作用大于单独作用。从时间序列来看,各地区工业产业份额（工业产业空间分布情况）主要受到自身的滞后影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受环境污染的影响较微弱。本文从工业绿色发展的视角出发,以工业领域的环境规制为研究对象,与地区层面相比缩小了研究范围,更具有针对性。与污染产业层面相比,扩大了研究范围,其创新之处主要包括:（1）构建了组合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建立了以“空间异质性、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布局效应”为逻辑基点的理论框架。该理论框架在以工业绿色发展为研究视角,着眼于环境规制本身,对其空间效应的定义进行发掘和明确,并在此框架基础上深入分析环境规制空间效应相关的理论机理与作用机制,该理论机制为后文的研究提供理论与逻辑基础,增强了本文的研究价值与说服力。（2）拓宽了研究方法的使用范围,运用三阶段DEA方法计算工业环境规制效率。为了深入分析环境规制效率的异质性,本研究以三阶段DEA评价方法对环境规制效率进行测度,一方面,该方法可以去除环境因素,得到真实的效率值;另一方面,能够进一步深入分析环境规制效率的影响因素,明确效率差异产生的原因,经过对比分析深入探索其空间异质性,明确区域特征,有助于因地制宜,更加高效地进行环境规制。（3）深入探索了空间布局效应。本文从空间分布和时间序列两个角度出发共同探索环境规制与工业产业空间布局的关系,已有研究多利用一般计量方法,直接研究环境规制与产业转移,本文则以地理空间的视角出发,首先以地理探测器方法初步确认环境规制与工业产业布局的关联,在此基础上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深入探索环境规制、环境污染与产业份额的相互关系。双角度的共同探索使得研究角度更加全面,结论具有现实参考价值。
石凯含[3]（2020）在《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研究》文中指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兼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同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重要内涵,也是我国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绿色农业发展的关键。农业面源污染作为我国农村地区首要污染类型,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业市场化环境下绿色农业的纵深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成为我国涉农政策的重点关注领域。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入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以及“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要:“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开展农业节肥节药行动,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入开展农药化肥减量行动”。可见,农业面源污染是政府长期关注焦点,其中化肥作为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更是引起了政府政策的持续关注。持续的宏观政策关注对化肥面源污染问题的解决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基层的深入了解,尤其是缺乏对我国农业经营过程中的新型经营主体的充分考虑,部分政策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影响化肥面源污染问题的妥善处置。如何有效处置化肥面源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绿色农业发展的重要阻碍,更是我国农业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关注的焦点,而农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须充分结合实际,考虑农业经营主体行为特征,才能在实施过程中得到农民支持,才能实现政策与农户实际行为相协调,最终充分发挥政策效用,实现政策目标。种植大户是我国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农业规模化生产经营的重要主体,更是化肥面源污染问题得以解决的重要基层主体。基于此,本文以种植大户这一农业规模化和市场化发展中的重要主体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法、slope分析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空间冷热点分析法、随机前沿分析法、结构方程模型、博弈分析法等多种方法就种植大户行为与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间关系展开研究,以为政府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种植大户与化肥面源污染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内涵阐述。首先,对种植大户与化肥面源污染的概念进行界定,同时对其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确保研究的准确性与规范性,为后文分析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础。二是化肥面源污染与治理现状及防治政策演进。首先,对化肥施用总体特征、化肥施用时空特征进行分析,进而简要概括我国化肥面源污染产生的影响,并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化肥减量空间进行测算。之后,梳理我国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并对相应政策进行归纳,进而提出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存在的问题。三是种植大户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采纳的路径分析,进而对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进行博弈分析。首先,在对黑龙江省这一典型地区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通过探究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采纳过程中种植大户认知—政策采纳意愿—行为三者的内在影响,探明种植大户对防治政策与污染水平的不同认知程度对多种政策的采纳意愿以及最终施肥行为的影响路径;其次,按照“理论综合探讨”→“现实量化分析”→“政策制定博弈”的逻辑通过对种植大户、政府、外部利益群体等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利益特征进行深入探索,进而对面向种植大户行为特征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制定博弈。四是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制定及保障措施。在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博弈分析与国外先进经验借鉴的基础上,根据政策执行性、政策成本控制与政策实效性制定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在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方面,从政策组合、激励手段、补贴程度、投入力度、监管机制等方面进行发展和完善。在具体防治方案拟定上,从条件式污染防治激励方案、层级累进制的补贴激励方案、产研联动式的污染防治方案和政农协同式污染防治方案入手,实现多角度、全方位的方案覆盖。最终,结合肥料使用创新及现代数据技术,从政策设计端、政策执行端以及化肥面源污染防治资金端为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设置政策保障。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政策体系得到有效建构,各项辅助性技术手段发展程度有待提升。但是,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长效防治政策体系尚未确立,面向种植大户的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倾斜方式不明确,对种植大户这一市场化细分主体的利益考量程度不足。大户认知、大户偏好、大户特征等因素对化肥面源污染治理和化肥减量政策的反馈性强。从细分来看,政府干预面源污染治理和化肥减量与否对种植大户的影响性具有差别,应当倡导建立基于政策联动和政府—市场—种植大户互动的化肥面源污染治理和化肥减量政策体系。基于政策角度与种植大户行为的交互研究,可知激励型政策与惩罚型政策对于种植大户影响程度强,而技术类的辅助型政策对大户技术采纳行为影响程度弱,但基于科技在农业种植业中的杠杆作用,其作为辅助型政策发挥作用具有必要性。基于此,拟从防治模式、激励手段、补贴程度、投入力度以及监管机制入手,发挥上述主要政策工具类型的作用,制定条件型污染防治激励方案,建构层级累进制补贴激励机制,探索产研联动式污染防治模式,以政农市场协同性防治机制提升我国化肥面源污染治理效果,并全面兼顾数据技术在种植大户面源污染防治补贴中的作用,在现代化治理模式和农业发展生态机制之下探究与种植大户化肥面源污染防治相关的政策,从政农商社等多主体入手,建立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政策体系,夯实我国化肥面源污染治理效果,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同发展。
高复阳[4]（2020）在《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后,为了快速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以粗放型为主,追求经济的迅猛发展,但也极大地破坏了生态自然环境。近年来,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例如雾霾灾害、水资源重金属化、土壤污染等,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如何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和改善环境质量,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金融作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环境保护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与此同时,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必须以技术创新为先,致力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扭转现阶段面临的资源环境危机的根本途径。因此,探究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内在机制和具体影响效果对于遏制环境污染具有重要价值。这也构成了本文的写作脉络,为了探究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机理,需要关注以下问题:一是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联系如何?二是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之间是否具有显着的相关性?三是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围绕上述三个问题,基于理论框架建构和实证分析检验等多层面的综合论证,本文探析了我国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力求作出更为准确的描述和解释。本研究在IPAT和STIRPAT模型的理论基础上,通过博弈分析方法对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并选取了2005—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参数面板、平滑转化面板模型以及空间面板等方法从直接、间接以及空间外溢性的角度对环境污染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了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通过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水平的差异来解释环境污染的区域性差异,探寻其中的变化规律和可能的策略选择,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论文研究的基本结论包括:第一,企业是主要的环境污染者,也是环境污染防治的重要负责人。通过积极的技术创新活动,包括生产系统、能源系统、减排系统等多领域的创新,一方面能够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增强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能够减少单位产出污染排放成本,从污染源头降低污染排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企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第二,在社会监督下,金融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取决于金融企业的投资偏好。当金融投资侧重于利润最大化时,金融发展将导致企业投机行为的发生,加重了企业污染排放的程度。当金融投资更倾向于环保型企业时,金融发展则有利于激励企业选择环保策略,从而有利于环境污染的防治。第三,金融发展对环境压力的影响受到区域技术创新水平高低的干扰,表现出非线性的特征。随着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金融发展对本地区的环境压力影响为先提高后降低。金融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性,当地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周边地区的环境压力。第四,技术创新与当地环境污染之间也存在非线性关系,在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地区,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存在显着的遏制作用。但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该遏制作用的效果也在降低。此外,当地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周边地区的环境压力。第五,我国环境污染具有显着的空间相依性,高（低）污染地区常常与高（低）污染地区相邻。在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环境压力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方面:第一、基于博弈理论,从企业利润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研究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企业减排行为之间的联系,通过分析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群体的行为策略探讨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理。此外,在企业与社会群体的博弈中,利用模拟仿真,提高了博弈模型的解释和分析能力。第二、不再单纯地依赖面板门槛模型来捕捉变量的非线性关系,而是构建平滑转换面板模型来研究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与以往将经济增长作为转换变量的研究不同,本文从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传递作用出发,将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作为转换变量,分析他们对环境污染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第三、从空间的视角出发,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分析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仅讨论我国整体环境污染的空间集聚情况,还分析当地金融发展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对周边地区所造成怎样的影响。
刘学民[5]（2020）在《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雾霾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呈现发生频率高、污染程度重、分布范围广、治理难度大等特征,对公众健康、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引起了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截至2017年底,我国已出台大气相关政策、法规、方案等280余项,其中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明确提出对颗粒物、SO2、NOx等大气污染物实施协同控制。“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和“打好蓝天保卫战”要求有效提高环境规制效率,对雾霾进行科学施策和标本兼治。因此,探索我国雾霾污染的形成过程、影响因素及治理路径已是当前各界亟需攻克的难题,也是实现新常态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关键切入点。本文以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为研究主题,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机理和路径优化机理。随后运用ESDA技术考察了雾霾污染和环境规制的空间集聚和演化特征,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基于协同与利益相关者视角,构建并测算了环境规制横向跨区域协同度和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度指标,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探索了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通过直接和间接协同效应,展开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直接、间接路径优化分析,提高了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效果。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成果如下:首先,理论分析环境规制影响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构建环境规制视角下雾霾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的整体理论分析框架。基于环境规制相关“三大假说”、协同理论及利益相关者理论,运用规范分析法,从环境规制协同和优化的角度,阐述了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理和路径优化机理,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严谨可靠的理论基础。其次,基于文献阅读、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及空间计量模型,揭示了雾霾的形成过程、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系统构建了雾霾污染人为和自然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研究发现,我国雾霾污染存在强烈的空间自相关性,低-高集聚、高-低集聚向高-高和低-低集聚演化趋势明显;不同影响因素对雾霾污染起到了差异化作用效果,即雾霾是由人为因素直接影响和自然因素间接促进的综合作用结果。对雾霾形成本质认知的提升将为其治理提供思路和方向。接着,基于“污染天堂”、“波特假说”及“竞相到底”假说,研究了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不能改善雾霾污染,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临界值时才能对雾霾污染起到抑制作用,并体现了显着的空间溢出性和时间滞后性。此外,环境规制对雾霾影响作用具有区域差异性,表现为滞后效应对不同地区环境规制效力起到了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如提高了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效力却减弱了其在西部地区的有效性。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是下一步展开环境规制下雾霾协同治理研究的基础。然后,基于协同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了环境规制横向跨区域协同度和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度指标,检验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效果。在对横向和纵向两种协同度测算的基础上,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横向跨区域协同度的提高能够有效控制雾霾污染,且显着加强了政府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力;环境规制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度的增加同样有利于改善雾霾污染,同时可缓解基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类型的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作用的异质性。尽管环境规制协同效果显着,但如何优化和提高其协同治理效率仍需要进一步探究。最后,基于中介效应方法,通过直接协同效应和间接协同效应探索了环境规制下雾霾协同治理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的优化问题。研究发现,直接协同路径优化方面,可推行“强化中央政府规制约束,明确地方政府监管职责,落实企业治污主体责任,保障公众参与法律途径”的雾霾防治利益相关多元主体纵深权责协同治理体系构建的路径优化策略;间接协同路径优化方面,分别对“环境规制-外商投资-雾霾污染”、“环境规制-产业结构-雾霾污染”及“环境规制-技术创新-雾霾污染”三条协同路径的合理性进行检验、讨论和分析,然后从政策、产业、技术等视角给出了具体路径优化措施。雾霾污染治理研究在经管学科领域起步较晚,所以存在很大深入探索空间。本文以环境规制为切入点,对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展开研究,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从理论上看,本研究深化了对雾霾形成过程及演化特征的理解,提出了环境规制影响雾霾污染的机理、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机理和路径优化机理,完善了环境规制视角下雾霾防治领域的理论研究,为雾霾污染的科学治理提供理论支撑;创新性地构建了环境规制横向跨区域协同度和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度指标,丰富了环境规制协同的内涵和指标体系构建;从实践上看,本研究对我国产业和能源结构的调整升级,发展方式的改变,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的协同推进,人居环境与生活水平改善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并给予决策参考;对调动企业减排意愿和消费者节能消费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彭蕾[6]（2020）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科学分析了生态环境面临的严重挑战,提出了若干新理念和新路径,做了大量的实践工作,形成了对如何建设美丽中国的科学回答。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具有鲜明的创新性、论断的科学性、指导的全局性和实践的有效性,在治国理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促进生态文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为主线,以探讨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为重点,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又好又快发展为目的,在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以及多学科交叉法,按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哪里来-是什么-为什么行-如何深入发展”的研究思路,深入解读了其思想的相关理论、哲学意蕴、形成过程、核心内涵、具体实践、发展路径和时代贡献等内容,力求通过对其思想的系统研究,整体把握思想精髓、全面认识理论创新、系统掌握实践路径、科学理解当代价值,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大阔步的发展。论文主要包含以下七个方面:第一章,绪论。主要论述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分析国内外的研究状况,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思路和创新点。第二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概念界定和哲学依据。主要对其思想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从唯物论、辩证法和价值观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哲学阐释。第三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生成。主要通过探讨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党的历代领导人的生态思想,分析其思想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基础,并对其思想的萌芽探索期、形成完善期和成熟升华期等三个发展阶段进行历史分析,解答其思想“从哪里来”的问题。第四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涵。主要对其思想的核心理论进行系统考察,通过逻辑主体、逻辑主线和逻辑主旨把握其思想的理论逻辑;从发展转型、系统治理、人民立场和共享共建目标等方面来分析其思想的主要观点;从多种角度探讨其思想的思维方法。通过逻辑、观点、方法的全面分析,解答其思想“是什么”的问题。第五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探析。主要通过分析我国生态建设中的先进典型,总结实践成就,提炼实践经验,解答其思想“为什么行”的问题。第六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进路。主要以问题为导向,分析了生态文明在实践中面临的新挑战,结合多方面的生态体系建设,提出生态层面的推进路径;从物质奠基、政治引领、文化护航、社会合力等视角,提出总体布局层面的保障路径,解答其思想“怎么深入发展”的问题。第七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贡献。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出发,通过战略性、创新性、人民性和全球性等时代特性,探讨其思想的价值和贡献。论文的创新之处首先表现在遵循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逻辑,以实践样本为个体研究目标,分析实践成效,增强了理论研究的说服力,克服了以往研究侧重于理论探讨的局限性;其次论文突出整体性,力求克服碎片式的研读方式,通过系统研究和全面探讨,全景式地展现其思想的科学全貌;三是尝试丰富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建构,论文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逻辑起点,通过唯物论、辩证法和价值观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对其践行情况进行现实反思,力求以理性哲理提升研究质量,更好的认识和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现实内涵和历史贡献。
王胜男[7]（2020）在《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球治理”一词在近现代国际政治语境中未曾见到。最早发明这一概念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距今也不到30年。目前有关“全球治理”的内涵解释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但是共同的解释都聚焦于“全球化”与“全球困境”两个语境。换言之,“全球治理”是伴随新时期的“全球化”到来,引发了以往未曾见到或者是未曾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全球困境”产生而产生的。很显然,“全球治理”属于国际政治现象,涉及“体系、行为体、价值与目标”,应当说,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应有尽有,那么,与传统的国际政治相比,是不是能够完全独立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构成新的国际政治理论诠释?回顾国际关系领域的几大流派可以发现:国家间关系取决于国际体系、国家行为体与人性之间的互动,权力与利益成为国际政治的追逐目标,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成为密不可分话语叙述。从发展历史来看,现实主义相对历史悠久,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理论在研究国家之间的预防战争与追求和平方面,延伸并扩大了有关国际体系与其他行为体的“角色”作用,个人、公民团体、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行为体角色”纳入讨论范围。自冷战结束以来,建构主义的出现,扩大了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视角,对权力、身份、观念与秩序进行了更广度的讨论,进一步将身份角色、观念角色等国际社会领域的概念纳入到国际关系中来,其中“安全共同体”的理念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话语权的垄断,但国家行为体作为传统国际政治的主导角色,国家安全作为“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的叙事基本没有颠覆性的变化。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全球化的到来,“全球主义”路径日渐浮现出来,但这一新视角并不意味着国家主导角色的丧失,其方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的图景,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从全球视角出发,作为研究国家关系新的理论现象与内容,既继承了上述传统理论的精髓,又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国家关系的方法与视觉,拓宽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同时,由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困境”的出现,以往被视为“低级政治”的非传统领域的东西变成了被优先考虑的“高级政治”的内容,如此次突发公共安全卫生事件,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导致全球各国紧密联动,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简而言之,现有的全球化的全面深化,打破了国家封闭的“海洋孤岛”,全球体系形成了彼此联系,相互依赖的网络,这种相互依赖性全球性结构导致合作越成功共同收益就越多,反之,对抗越激烈损失就越大。任何国家只关注自己国家内部事务,而回避与其他国家相互关联与互动,完全不参与现有的国际事务纷争之中,试图维持本身的“角色孤立”已经不尽可能。近30年来,面对全球治理困境严峻现实,大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引起学人的关注,并常常被放在全球治理的国际政治中心的位置。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角色认知、角色期望、角色需求,面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出现,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表现出不同的“角色定位”。从全球治理动态发展来看,国家的“角色定位”具有多维度。每个参与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确定不同角色。而全球性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定位”的作用尤其突出。大国“角色定位”一旦形成,对全球治理的实践、体系结构的稳定影响巨大。可以说,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如果减少“角色冲突”,全球治理体系就存在了一个持久性的基础,体现出来的一种稳定模式。反之,如果“角色冲突”加剧,全球治理体系也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彼此联系、依赖与博弈关系的全球治理的系统中,经过反复多次的“角色冲突”,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性竞争”逐渐向“对抗性竞争”偏移。“对抗性竞争”危害在于将会全面延伸到其他领域,因此,中美之间如何相互认知适应、追求共同利益、规避对抗竞争、追求相对收益与共同收益就成为“合作优势”的基本动机。当然,相互依赖性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竞争领导权的现实主义本质属性,但合作共赢的目标极大修正了对抗性竞争“零和博弈”的走向,因此,构建中美之间良性的“竞合关系”,就成为全球治理的当务之急。本论文研究,主要涉及了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认知、角色预期、角色定位、角色冲突、受众效应、角色嬗变与新时代“角色再构建”等多方面内容,按照国家主义、国际主义与全球主义三个路径方向,融汇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理论,借用全球治理宏观理论,将角色中层理论与竞合关系的微观理论有机结合,集中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与大国双边角色互动三个层面,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公域治理和全球区域治理等六个主要领域展开多维度的研究。在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国际政治不仅步入“百年未曾有的大变局”时代,人类也面临迄今未曾见到的全球治理困境。因此,如何构建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合作性角色”,如何推动中美两国的良性的“竞合关系”,对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对全球治理困境的解决、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汪惠青[8]（2020）在《大气污染治理的生态补偿及投融资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位置。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治理大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目前,我国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已步入科学化和精细化阶段,各项政策措施正在积极推进,但由于我国存在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交通运输结构不合理等现实情况,导致出现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大、排放强度高、治理资金不足等问题,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在此背景下,建立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不仅能够协调大气污染治理各参与方的利益,提高大气污染治理效率,而且有利于发挥金融手段对市场的激励和引导作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事业长足发展。由于大气污染的成因复杂,且具有明显的跨区域流动性,相对于生态补偿的传统领域（流域、土壤、森林等）而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对区域间的协同合作要求更高,是生态补偿的难点领域,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均较少。基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作了深入的阐述和部署,强调要“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因此,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对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的相关问题进行探索具有重要意义。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重点要解决“谁补偿谁”“补偿标准”和“资金来源”这三个关键问题。“谁补偿谁”回答的是生态补偿主体的问题,即在大气污染难以界定责任方和受益方的情况下,如何合理地确定生态补偿的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充分考虑了不同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工业化发展路径中存在的差异性,通过聚类分析法将我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按照工业化发展阶段划分为5类,为确定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提供依据。以期在实现大气污染治理目标的同时,最大限度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补偿标准”是生态补偿的核心问题,涉及到生态补偿金额的计算和分配。对大气污染进行生态补偿的关键是要明确受偿主体为实现大气污染治理的共同目标,替补偿主体承担的额外治理任务,及其付出的社会经济成本。本文从大气污染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出发,通过构建PSTR模型,分析处于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城市进行大气污染治理的经济成本。从大气污染的扩散范围和程度出发,以京津冀及周边“26+2”城市为例,构建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建立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的“协同治理圈”的合理性;构建污染物衰退模型,对大气污染的扩散程度进行核算,为计算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依据。“资金来源”是生态补偿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对资金供需的调节作用,通过完善大气污染治理投融资机制,为社会资金参与大气污染治理提供渠道,在解决大气污染治理融资需求的同时,也能满足社会资金对相关绿色项目的投资需求。本文从大气污染治理行业的投融资特征、大气污染治理的财政和金融支持、大气污染治理的金融工具和资金来源等角度出发,对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投融资现状进行了系统分析。最后,基于相关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本文从促进生态补偿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拓展市场化、多元化补偿途径,健全大气污染治理投融资机制,完善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制度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苏越[9]（2020）在《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与管控研究》文中认为耕地保护是关系到粮食安全的国家重大战略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耕地非粮化现象日益普遍。一方面,耕地非粮化是市场经济下农户的自发选择,也符合我国农业结构调整的需要,适度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农户增收,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另一方面,某些非粮化类型会对耕地的生产能力造成破坏,盲目扩张可能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因此亟需对耕地非粮化进行全面分析,为合理引导和管控提供依据。本文以“现状-机制-管控”的总体技术路线,首先基于统计数据,宏观尺度上分析我国耕地非粮化的现状。然后以浙江省三个典型县市为例,基于2000-2018年地块尺度的遥感解译信息和国土调查成果,进一步探究了不同研究区耕地非粮化数量、类型、空间分布变化及其扩张机制;借助能值分析和经济分析,评估比较了非粮化生产与其他农业生产方式综合效益的差异;最后,结合耕地多功能评价和现行耕地保护布局划定了不同功能分区,对耕地非粮化提出差异化的分区管控措施。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基于统计数据,对2000-2017年全国以及浙江省非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全国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总体变化不大,增加506千公顷;山东、河南、安徽等产粮大省的非粮食作物播种比例分别下降9%、5%和6%,而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省份非粮食作物播种比例分别增长了19%、13%和9%。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对水果、花卉、苗木等的巨大市场需求和高额经济收益促使当地农民逐渐转向非粮生产。根据海关的粮食进出口数据,我国粮食生产目前处于紧平衡状态,主粮（大米、小麦、玉米）自给率为99%,基本实现自给自足。但考虑到耕地非粮化局部扩张的态势,有必要对其空间扩张特征及驱动机制加强研究。（2）浙江省是非粮食作物播种比例增长最为显着的地区,由2000年的35%增长至2017年的54%。主要非粮食作物类型中花卉苗木种植增幅最大,占比由2000年的2.59%增长至2017年的13.82%。从空间分布看,非粮食作物种植从经济最发达的杭州市和宁波市开始,2010年后逐渐向浙中、浙西南地区发展。（2）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提取了桐乡市、象山县、平阳县三个典型县市2000年、2010年、2018年地块尺度的耕地非粮化信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非粮化类型、数量及空间分布的演变规律。（1）2000-2018年间,桐乡市、象山县、平阳县的耕地非粮化面积分别净增4773.78公顷、6367.86公顷和8581.97公顷,2018年其非粮化面积占各自耕地面积的12.40%,30.90%和27.54%。遥感影像解译的非粮化程度比统计分析结果更为严重。遥感数据更为客观、全面地识别了更多的非粮化生产类型及其空间分布,在揭示区域耕地非粮化现状上具有更大优势。（2）不同研究区的非粮化类型有所差异,这与当地的种养习俗、发展基础、耕作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城市绿化建设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以及地方政府的扶持政策,使得苗木种植成为浙江省最具优势的非粮化类型。（3）多种非粮化类型的空间分布表现出显着的空间集聚和区域差异,某种非粮化类型的集聚能进一步提高该非粮化类型的生产效益和竞争力。（3）利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对2000-2010、2010-2018三个研究区不同非粮化类型扩张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耕作条件对非粮化扩张有显着影响。总体而言,耕地非粮化倾向于发生在交通便利、取水便捷、耕作成本较低的地方。在山区为主的研究区,非粮化初期易发生在海拔较高、土壤相对贫瘠的地块,且其空间分布对农村居民点等定居网络有较大依赖。而随着非粮化的发展,逐渐向土壤肥沃的平原耕地扩张。坡度等因素对非粮化扩张的影响因类型而异,例如坑塘水产养殖易发生在平原地区,而茶叶、竹林等倾向于种植在海拔高的陡坡耕地。（2）优势非粮化类型扩张过程中具有明显的邻近效应,一方面是非粮化先行者取得高收益后租种周围耕地从而扩大经营规模,另一方面是先行者的高收益激发了周围农民的“非粮化”跟随。（3）对现行耕地保护政策分析发现,基本农田制度未能起到控制非粮化扩张的作用,主要是由于该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抑制耕地上的非农建设行为。（4）粮食生产功能区、高标准农田和农业园区等政策对某些非粮化扩张具有控制作用,其中粮食生产功能区作用最为显着。2018年各研究区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内非粮化比例为7.30%-15.61%,低于基本农田范围内17.65%-28.44%。（4）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将农业环境污染纳入能值分析,更客观全面的评估不同农业生产方式的环境表现和综合效益。（1）水稻单作是经济效益最低的生产类型,复合生产系统经济效益是水稻单作的2.32-2.35倍,非粮化生产系统的经济效益是水稻单作的9.4-25.2倍,鸭养殖是利润最高的非粮化生产类型。经济收益的巨大差异是驱动非粮化扩张的内在原因。（2）能值分析结果表明,桐乡市目前的非粮化生产系统环境负载率高于其他生产系统,主要是为了追求更高的产量和效益,投入的化肥、农药和饲料等数量过多所致。此外,苗木出土以及挖掘坑塘等非粮化生产会破坏土壤耕作层,给未来的粮食生产能力恢复带来很大困难。（3）从综合效益来看,而复合农业生产可以调和环境效益与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是实现粮食生产、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多重目标的较好选择。但农户决策时更倾向于考虑短期的自身的经济利益而非长远的整体的综合效益,因此需要合理的政策进行引导。（5）在耕地多功能评价基础上,结合现行耕地保护政策,提出了非粮化三级五区的分区管控思路。第一级为粮食生产核心区,该分区是保障粮食生产的主要区域,包括粮食生产功能区以及耕地生产功能评价最优的耕地。该区是粮食生产补贴重点投放区域,区内禁止一切非粮化生产,已经开展非粮化生产的地块必须限期恢复,通过遥感监测对非粮化易发地区加强监控。第二级包括生态农业区、复合农业区和休闲农业区,是基本农田范围内除粮食生产核心区外的耕地,重点保护耕地生产能力,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其中生态农业区主要位于生态较重要或敏感的区域,区内允许适度发展花卉苗木种植等环境污染小的非粮化生产。复合农业区重点引导发展稻鱼共生等复合生产模式,推广绿色生产。休闲农业区内在不破坏耕作层的前提下允许适度发展蔬果采摘、花海观光、乡村生活体验等休闲农业项目。第三级为一般农田区,为基本农田外的耕地,该分区可以开展非粮化生产,以提高生产效益,促进农民增收。
秦天[10]（2020）在《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文中认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作为农业绿色发展的突破口,成为农业绿色发展领域的重要议题,寻求农业面源污染减排路径一直是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焦点。环境联邦主义理论指出,提高地方政府环境管理权有利于因地施策,提高环境污染治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为此,我国环境事务管理权力逐步向地方政府倾斜,鼓励地方政府参与环境污染治理。那么,环境分权是否起到了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的作用呢?随着环境分权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领域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地方政府作为落实和实施环境规制的主体,在晋升激励的作用下更倾向于牺牲非经济职能目标以实现短期经济利益,从而扭曲地方政府环境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影响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绩效。接下来的问题是:环境分权对环境规制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环境规制在环境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利于从制度层面重新审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困境,这对于优化环境管理权责分配,提高环境公共服务供给,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遵循“问题提出→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首先在充分借鉴相关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对本文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以及环境规制的作用机理,剖析了“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农业面源污染”这一逻辑链条,为后文的实证研究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在对我国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和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现状与特征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广义矩估计、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考察了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随后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分权对环境规制的影响,并利用两区制非对称模型对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的形态进行识别;再次,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在环境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的中介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结合中国现实国情,提出了以“优化环境事务分权管理体制”为核心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理论研究表明,环境分权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农业面源污染,而且存在“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间接作用路径就直接作用来看,环境分权使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促进了污染治理的城市偏向,并通过污染转移、非农就业和市场分割直接作用于农业面源污染,使环境分权的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效应未能显现。就间接作用来看,环境分权的结果是间接造成地方政府利用环境事务管理权力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短期增长,降低环境规制强度。激励机制的扭曲和中央政府约束力的不足,又会使地方政府在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上展开竞争向下的策略性互动行为。进一步来看,环境分权引发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逆向选择行为,通过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质”的孱弱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量”的不足,进一步引致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困境。（2）中国省际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显着且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特征利用清单分析法测算2004-2017年中国省际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结果显示: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阶段性特征。其中,COD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从空间分布来看,高值主要集中于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基尼系数测算的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区域差异结果显示,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地区内差异呈缩小特征,西部地区内差异最大。地区间差异呈分化趋势,东-中地区间差异最小,地区差异主要来自于地区间差异。利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数的分析结果显示,各省份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在空间上趋于集聚的形式,即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较高和较低的省份发生分块集聚。（3）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表现为“攫取之手”,且二者之间具有显着的门槛效应,过度的环境分权将恶化农业面源污染本文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分权显着提高了农业面源污染,表明环境分权的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效应并未有效发挥。从异质性环境分权来看,环境行政分权发挥了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效应,而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则相反;从区域差异来看,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在东部地区表现为“援助之手”,在西部地区表现为“攫取之手”,中部地区则不显着。此外,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具有门槛特征,当环境分权程度超过特定的门槛值（环境分权程度高于0.8779）后,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减排作用由“援助之手”转为“攫取之手”。同时,这一门槛特征在以环境行政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作为门槛变量时均存在,其中环境监测分权的门槛特征尤为显着。（4）环境分权对环境规制强度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其原因在于地区间环境规制具有“逐底竞争”的特征通过对环境分权与环境规制二者之间关系的考察,发现环境分权程度越高,环境规制强度则越低。从异质性环境分权的视角来看,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二者的抑制作用更为显着,而环境行政分权则不显着;从区域异质性来看,环境分权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呈现东部地区为正,西部地区为负,而中部地区不显着的特征。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上存在明显的相机抉择的特征,即根据邻近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变化采取同方向的改变,倾向于采取“模仿”型规制策略,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均表现出同样的竞争策略。地方政府制定环境规制会更多参考原本弱于自己的相邻省份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形成一种“逐底竞争”的竞争形态。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逐底竞争”的态势尤为严重。（5）环境规制在环境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环境分权会通过环境规制进而影响农业面源污染本文将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构建了“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运用我国200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在环境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环境规制是环境分权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中介变量,且环境分权影响农业面源污染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2）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在不同类别环境分权中存在差异,环境规制在环境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主要在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更为突出,而环境行政分权并不显着;（3）从区域异质性上来看,环境规制在环境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更为显着;（4）进一步从异质性环境规制的视角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环境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效应,且这种中介效应主要体现在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在则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且这种中介效应则更多体现在环境行政分权。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拓展了缓解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视角,构建了环境分权影响农业面源污染作用机理的分析框架,并实证检验了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效应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因素错综复杂。就目前来看,学界对于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于化肥农药施用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结构等。这些研究从外部经济因素出发对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因素进行了剖析。然而,外部经济因素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不能独立于内在的制度因素,尤其是当今中国分权式改革这样重要的制度因素。当政绩考核机制强调经济指标而忽略农业环境的刚性需求时,地方政府为了经济指标而掩盖农业面源污染甚至竞相降低治理门槛,造成不利于防控农业面源污染的逆向选择行为。鉴于此,本文聚焦于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困境给出了制度性解释。（2）丰富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行为变化的理论阐释,将环境分权与环境规制纳入同一分析框架,阐释了环境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作用机理及影响效应。现有文献多从财政分权视角管窥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行为。事实上,财政分权主要概述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对经济权利的划分。环境保护事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从环境公共管理体系出发,根据政府间环境管理权力划分逻辑来分析环境规制行为。虽然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将研究重心放在环境分权与环境规制的关系上（祁毓等,2014;张华等,2017;李国祥和张伟,2019）,但缺少从理论层面阐释环境分权影响环境规制内在机理的研究。本文结合环境分权的现实背景,分别探究其对环境规制的作用机理及其效应。（3）揭示了环境分权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传导路径,并检验了环境规制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为缓解农业面源污染提供科学的路径决策。由于价格机制无法反应环境外部性,市场失灵成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常态,而环境规制是解决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那么,环境分权究竟是如何通过环境规制影响农业面源污染呢?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作用效果如何?为此,本文将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进而将研究逻辑拓展为“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次序链条,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在环境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的中介效应,为缓解农业面源污染提供科学的路径选择。
二、浙江环境污染加剧趋势得到初步遏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浙江环境污染加剧趋势得到初步遏制（论文提纲范文）
（1）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选题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产业经济理论研究综述 |
|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 |
| 二、产业结构高级化 |
| 三、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
| 四、区域经济学的理论 |
| 五、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
| 第二节 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理论研究综述 |
| 一、生态效率 |
| 二、生态福利绩效 |
| 三、其他生态有关理论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影响的研究综述 |
|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经济耦合机制的研究综述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间接影响的研究综述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公式模型构建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发展规律的理论分析 |
| 一、产业结构的发展规律 |
| 二、生态效率的发展规律 |
| 三、生态福利绩效的发展规律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直接影响和耦合的机理分析 |
|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直接影响和耦合的机理分析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直接影响和耦合的机理分析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 |
|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 |
| 第四节 理论模型构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核心变量测度及生态经济指标的脱钩收敛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一、方法的选择 |
| 二、测度的过程和结果 |
| 三、产业结构测度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生态效率 |
| 一、方法的选择 |
| 二、测度的过程和结果 |
| 三、测度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生态福利绩效 |
| 一、方法选择 |
| 二、测度的过程和结果 |
| 三、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脱钩分析 |
| 一、生态效率脱钩分析 |
| 二、生态福利绩效脱钩分析 |
| 第五节 收敛性分析 |
| 一、生态效率收敛性分析 |
| 二、生态福利绩效收敛性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直接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耦合及解耦分析 |
| 一、耦合分析 |
| 二、解耦分析 |
|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一、变量和数据说明 |
| 二、模型的设立 |
| 第三节 基本效应的实证分析 |
| 一、单位根检验 |
| 二、变量处理及实证分析 |
| 第四节 空间效应的实证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间接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一、清洁能源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二、第二产业比重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三、互联网的间接影响分析 |
| 四、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一、清洁能源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二、循环经济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三、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分析 |
| 四、城镇化的间接影响分析 |
| 第三节 生态效率视角清洁能源的门槛效应研究及DID分析 |
| 一、清洁能源生态效率门槛效应研究 |
| 二、DID分析 |
| 第四节 生态福利绩效视角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的门槛效应研究及DID分析 |
| 一、门槛效应研究 |
| 二、DID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影响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如何判断产业结构、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优劣 |
| 第二节 某些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一、美国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二、德法英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三、日本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第三节 国际案例分析及启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相关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后续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简历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2）工业绿色发展视角下环境规制的空间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工业绿色发展 |
| 1.2.2 环境规制 |
| 1.2.3 空间效应 |
| 1.3 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创新点 |
| 1.4 研究技术路线与方法 |
| 1.4.1 技术路线图 |
| 1.4.2 研究方法 |
| 2 文献综述 |
| 2.1 工业绿色发展相关研究 |
| 2.1.1 工业绿色发展的概念与内涵 |
| 2.1.2 工业绿色发展的测度与评价研究 |
| 2.2 环境规制相关研究 |
| 2.2.1 环境规制的概念内涵与工具分类 |
| 2.2.2 环境规制强度测量与作用效果评价 |
| 2.2.3 环境规制影响环境污染相关研究 |
| 2.2.4 环境规制影响产业布局相关研究 |
| 2.3 文献评述 |
| 3 理论分析框架 |
| 3.1 工业绿色发展中环境规制的空间效应解析 |
| 3.1.1 环境规制的作用分析 |
| 3.1.2 环境规制的空间异质性、溢出和布局效应 |
| 3.2 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异质性机制分析 |
| 3.2.1 环境规制作用机制的数理分析 |
| 3.2.2 环境规制作用的路径分析 |
| 3.3 环境规制空间溢出效应的形成机制分析 |
| 3.3.1 邻近地区环境规制行为的博弈分析 |
| 3.3.2 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路径分析 |
| 3.4 环境规制对空间布局影响效应的机理分析 |
| 3.4.1 环境规制空间布局效应的数理机制 |
| 3.4.2 环境规制空间布局效应的作用路径 |
| 3.5 本章小结 |
| 4 空间异质性: 工业环境规制效率测度与分析 |
| 4.1 研究方法、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1.1 研究方法和框架 |
| 4.1.2 数据来源与指标解释 |
| 4.2 实证结果 |
| 4.2.1 第一阶段: 计算工业环境规制综合效率值 |
| 4.2.2 第二阶段: 分析外部环境因素与随机干扰的影响 |
| 4.2.3 第三阶段: 计算真实的工业环境规制效率值 |
| 4.3 空间异质性分析 |
| 4.3.1 中国工业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分布 |
| 4.3.2 中国工业环境规制效率的区域比较分析 |
| 4.3.3 中国各省份工业环境规制效率的分解 |
| 4.4 本章小结 |
| 5 空间溢出效应: 工业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 |
| 5.1 一般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5.1.1 一般模型设定 |
| 5.1.2 数据说明与变量选择 |
| 5.2 空间相关性与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5.2.1 空间相关性 |
| 5.2.2 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 |
| 5.3 计量检验 |
| 5.3.1 变量的空间分布 |
| 5.3.2 地区全局相关性分析 |
| 5.3.3 空间计量模型检验 |
| 5.4 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6 空间布局效应: 环境规制、工业污染与工业空间分布 |
| 6.1 工业布局时空演化特征分析 |
| 6.1.1 方法介绍与数据说明 |
| 6.1.2 空间总体集聚变化趋势 |
| 6.1.3 分地区产业布局变化特征 |
| 6.2 基于空间分布的影响效应分析 |
| 6.2.1 方法介绍与数据说明 |
| 6.2.2 因子探测器分析 |
| 6.2.3 交互作用探测器分析 |
| 6.3 基于时间序列的影响效应分析 |
| 6.3.1 方法介绍与数据说明 |
| 6.3.2 PVAR模型估计 |
| 6.3.3 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相关政策建议 |
| 7.2.1 实施差异化环境规制,针对性提高效率 |
| 7.2.2 充分发挥环境规制作用,促进地区间合作共赢 |
| 7.2.3 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推动工业绿色发展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中国工业环境规制综合效率值 |
| 附录B 工业部门详细分类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农业面源污染影响因素研究 |
| 1.3.2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研究 |
| 1.3.3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与农户行为研究 |
| 1.3.4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基础理论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种植大户 |
| 2.1.2 化肥面源污染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行为经济理论 |
| 2.2.2 生态平衡理论 |
| 2.2.3 农业政策及外部性理论 |
| 2.2.4 农户行为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化肥面源污染与治理现状及防治政策演进 |
| 3.1 化肥施用特征概况 |
| 3.1.1 化肥施用量及施用强度 |
| 3.1.2 化肥施用结构对比分析 |
| 3.1.3 内部施用均衡度对比 |
| 3.2 化肥施用时空特征分析 |
| 3.2.1 研究方法 |
| 3.2.2 化肥施用空间分布情况分析 |
| 3.2.3 空间冷热点分析 |
| 3.3 我国化肥面源污染产生的影响 |
| 3.3.1 河流水体污染表现 |
| 3.3.2 湖泊(水库)水体污染表现 |
| 3.3.3 土地土壤污染表现 |
| 3.3.4 农业废弃物污染表现 |
| 3.4 化肥施用减量空间分析 |
| 3.4.1 分析方法 |
| 3.4.2 化肥施用效率测度 |
| 3.4.3 化肥施用减量空间 |
| 3.5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演进与归纳 |
| 3.5.1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演进 |
| 3.5.2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汇总 |
| 3.6 我国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存在的问题 |
| 3.6.1 政策缺乏前瞻性且手段单一 |
| 3.6.2 政策扶持力度薄弱 |
| 3.6.3 化肥面源污染数据管理水平低 |
| 3.6.4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落地难 |
| 3.6.5 盲目追求化肥减排量化目标 |
| 3.7 本章小结 |
| 4 问卷设计、描述性统计及有效性检验 |
| 4.1 问卷设计与调查 |
| 4.1.1 问卷设计 |
| 4.1.2 问卷调查 |
| 4.2 测量变量问项设计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1 测量变量问项设计 |
| 4.2.2 测量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 测量量表的信度检验 |
| 4.3.1 种植大户认知测量量表的信度检验 |
| 4.3.2 种植大户政策采纳意愿测量量表的信度检验 |
| 4.3.3 种植大户施肥行为测量量表的信度检验 |
| 4.4 测量量表的效度检验 |
| 4.4.1 种植大户施肥行为测量量表的信度检验 |
| 4.4.2 种植大户政策采纳意愿测量量表的效度检验 |
| 4.4.3 种植大户施肥行为测量量表的效度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 种植大户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采纳的路径分析 |
| 5.1 研究方法 |
| 5.1.1 结构方程模型的概念 |
| 5.1.2 模型适配度指标选择 |
| 5.2 种植大户认知、经济政策采纳意愿与行为的路径分析 |
| 5.2.1 政策认知对经济政策采纳意愿的路径结果 |
| 5.2.2 污染认知对经济政策采纳意愿的路径结果 |
| 5.2.3 经济政策采纳意愿对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 5.2.4 污染认知、经济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 5.2.5 认知、经济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 5.3 种植大户认知、惩罚政策采纳意愿与行为的路径分析 |
| 5.3.1 污染认知对惩罚政策采纳意愿的路径结果 |
| 5.3.2 惩罚政策采纳意愿对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 5.3.3 污染认知、惩罚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 5.3.4 认知、惩罚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 5.4 种植大户污染认知、辅助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分析 |
| 5.4.1 辅助政策采纳意愿对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 5.4.2 污染认知、辅助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 5.5 本章小结 |
| 6 基于相关者利益特征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制定博弈 |
| 6.1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利益相关者分类 |
| 6.1.1 种植大户 |
| 6.1.2 政府 |
| 6.1.3 外部利益群体 |
| 6.2 利益相关者利益特征分析 |
| 6.2.1 种植大户利益特征 |
| 6.2.2 非农社会性主体利益特征 |
| 6.2.3 央地政府利益特征 |
| 6.3 化肥面源污染防控政策制定博弈模型建构 |
| 6.3.1 博弈模型假设 |
| 6.3.2 种植大户与央地政府博弈模型 |
| 6.3.3 种植大户与非农外部利益群体博弈模型 |
| 6.4 不同治理模式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博弈分析 |
| 6.4.1 治理成本最优决策分析逻辑 |
| 6.4.2 整体收益最优决策分析逻辑 |
| 6.4.3 基于外部性的决策分析逻辑 |
| 6.5 本章小结 |
| 7 国外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经验借鉴 |
| 7.1 美国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经验 |
| 7.1.1 建构污染防治法律体系 |
| 7.1.2 重点区域划分治理模式 |
| 7.1.3 探索污染多元防治机制 |
| 7.1.4 丰富立体防治政策组合 |
| 7.2 以色列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经验 |
| 7.2.1 节水政策主导型污染防治 |
| 7.2.2 多职能部门协同治理模式 |
| 7.2.3 多类型政策交互覆盖机制 |
| 7.2.4 产研财政联动式投入模式 |
| 7.3 欧盟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经验 |
| 7.3.1 命令控制型法律法规格局 |
| 7.3.2 共同政策中心型治理逻辑 |
| 7.3.3 有机农业效用最优化模式 |
| 7.3.4 市场激励与政策调控融合 |
| 7.4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制定经验的国际启示 |
| 7.4.1 关注法律法规的防治先导性 |
| 7.4.2 以科技手段为污染防治支撑 |
| 7.4.3 培育规模生产主体发挥带头作用 |
| 7.4.4 探索数据技术导向防治路径 |
| 7.5 本章小结 |
| 8 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制定及保障措施 |
| 8.1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改进 |
| 8.1.1 制定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组合 |
| 8.1.2 推进财税协同化肥面源污染防治 |
| 8.1.3 制定多效化肥减量与有机肥补贴 |
| 8.1.4 政企合作参与化肥面源污染防治 |
| 8.1.5 收紧化肥面源污染防治监督口径 |
| 8.2 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方案设计 |
| 8.2.1 条件式大户化肥污染防治激励方案 |
| 8.2.2 层级累进大户有机肥补贴激励方案 |
| 8.2.3 产研联动式大户面源污染防治方案 |
| 8.2.4 政农协同式大户面源污染防治方案 |
| 8.3 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制定保障措施 |
| 8.3.1 政策设计端严控化肥面源污染防治 |
| 8.3.2 化肥面源污染政策执行端组织保障 |
| 8.3.3 肥料施用创新及现代数据技术保障 |
| 8.3.4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资金端支持保障 |
| 8.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东北林业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4）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1 环境污染 |
| 1.2.2 金融发展 |
| 1.2.3 技术创新 |
| 1.3 研究思路、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及研究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环境污染的相关研究 |
| 2.1.1 环境污染的理论研究 |
| 2.1.2 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1.3 文献评述 |
| 2.2 金融发展影响环境污染的相关研究 |
| 2.2.1 计量分析视角的金融发展与环境污染 |
| 2.2.2 环境监管视角的金融发展与环境污染 |
| 2.2.3 利益相关者视角的金融发展与环境污染 |
| 2.2.4 绿色金融与环境污染 |
| 2.2.5 文献评述 |
| 2.3 技术创新影响环境污染的相关研究 |
| 2.3.1 计量分析视角的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的 |
| 2.3.2 环境规制视角的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 |
| 2.3.3 低碳技术与环境污染 |
| 2.3.4 文献评述 |
| 2.4 现有文献研究不足 |
| 第三章 微观视角的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和环境污染的博弈分析 |
| 3.1 模型设立 |
| 3.2 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对企业环保策略的影响分析 |
| 3.2.1 金融发展对企业环保策略的影响分析 |
| 3.2.2 技术创新对企业环保策略的影响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宏观视角的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和环境污染的博弈分析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演化博弈的定义 |
| 4.1.2 概念关系分析 |
| 4.2 模型设立 |
| 4.3 企业和社会的演化路径及稳定策略 |
| 4.3.1 企业的演化趋势分析 |
| 4.3.2 社会的演化博弈趋势分析 |
| 4.3.3 企业和社会的演化稳定分析 |
| 4.4 影响仿真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直接影响 |
| 5.1 影响机制 |
| 5.2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环境污染指数的构建 |
| 5.2.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5.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3.1 回归结果分析 |
| 5.3.2 分地区的回归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间接影响 |
| 6.1 模型与方法 |
| 6.1.1 面板平滑转换模型 |
| 6.1.2 非线性检验与模型参数估计 |
| 6.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6.2.1 变量选取 |
| 6.2.2 模型设定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非线性检验 |
| 6.3.2 模型回归结果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影响 |
| 7.1 模型与方法 |
| 7.1.1 空间相关性的检验 |
| 7.1.2 静态面板空间计量模型 |
| 7.2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
| 7.2.1 数据来源 |
| 7.2.2 模型构建 |
| 7.3 模型回归结果 |
| 7.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7.3.2 实证结果 |
| 7.3.3 拓展分析 |
| 7.3.4 稳健性检验 |
| 7.4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基本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5）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3.1 雾霾污染研究现状 |
| 1.3.2 环境规制研究现状 |
| 1.3.3 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研究现状 |
| 1.3.4 雾霾治理路径优化研究现状 |
| 1.3.5 环境污染治理核心相关理论 |
| 1.3.6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结构安排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理论依据 |
| 2.1.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 2.1.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1.3 协同治理理论 |
| 2.2 环境规制影响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 |
| 2.2.1 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理分析 |
| 2.2.2 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机理分析 |
| 2.3 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路径优化机制 |
| 2.3.1 直接协同路径优化机理分析 |
| 2.3.2 间接协同路径优化机理分析 |
| 2.3.3 协同路径优化综合分析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
| 3.1 引言 |
| 3.2 雾霾污染的形成过程 |
| 3.2.1 污染排放 |
| 3.2.2 促进条件 |
| 3.2.3 作用反应 |
| 3.3 研究设计 |
| 3.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3.3.2 变量的选取及其测度 |
| 3.3.3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
| 3.3.4 探索性空间数据模型构建 |
| 3.3.5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构建 |
| 3.4 雾霾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特征分析 |
| 3.4.1 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 |
| 3.4.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 3.5 雾霾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实证分析 |
| 3.5.1 人为影响因素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 3.5.2 自然影响因素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作用研究 |
| 4.1 引言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的选取及其测度 |
| 4.2.3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构建 |
| 4.3 环境规制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 4.3.1 我国环境规制现状简析 |
| 4.3.2 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 4.3.3 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 4.4 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影响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 4.4.1 空间溢出效应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 4.4.2 时间滞后效应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 4.4.3 区域差异效应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
| 4.5 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影响的研究结果讨论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研究 |
| 5.1 引言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的选取及其测度 |
| 5.2.3 实证模型发展与构建 |
| 5.3 环境规制协同的测算与分析 |
| 5.3.1 环境规制横向协同 |
| 5.3.2 环境规制纵向协同 |
| 5.4 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实证分析 |
| 5.4.1 横向协同治理的模型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4.2 纵向协同治理的模型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5 环境规制下雾霾协同治理的研究结果讨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环境规制下雾霾协同治理的路径优化研究 |
| 6.1 引言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变量与数据 |
| 6.2.2 研究方法 |
| 6.2.3 模型构建 |
| 6.3 直接协同路径优化分析 |
| 6.4 间接协同路径优化分析 |
| 6.4.1 “环境规制-外商投资-雾霾污染”间接协同路径检验与优化分析 |
| 6.4.2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雾霾污染”间接协同路径检验与优化分析 |
| 6.4.3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雾霾污染”间接协同路径检验与优化分析 |
| 6.4.4 间接协同路径优化措施 |
| 6.5 政策建议 |
| 6.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创新点 |
| 本章小结 |
|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概念界定和哲学依据 |
| 2.1 概念界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相关概念 |
| 2.1.1 生态 |
| 2.1.2 文明 |
| 2.1.3 生态文明 |
| 2.1.4 生态文明思想 |
| 2.2 唯物论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本体之源 |
| 2.2.1 人与自然处在同一场域之中 |
| 2.2.2 人同万物是同一律的存在 |
| 2.2.3 人与自然要合其德与合其律 |
| 2.3 辩证法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规律遵循 |
| 2.3.1 用矛盾规律揭示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 |
| 2.3.2 用联系的观点把握自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 |
| 2.3.3 用发展的观点认识自然界的生成与消逝 |
| 2.4 价值观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根本取向 |
| 2.4.1 回应生态文明发展的现代诉求 |
| 2.4.2 体现生态文明发展的人本意蕴 |
| 2.4.3 呈现生态文明发展的整体旨归 |
| 本章小结 |
| 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生成 |
| 3.1 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 |
| 3.1.1 关于人与自然统一的理论 |
| 3.1.2 关于人化自然的理论 |
| 3.1.3 关于生态危机的理论 |
| 3.2 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生态思想 |
| 3.2.1 毛泽东的生态思想 |
| 3.2.2 邓小平的生态思想 |
| 3.2.3 江泽民的生态思想 |
| 3.2.4 胡锦涛的生态思想 |
| 3.3 形成历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
| 3.3.1 萌芽探索期 |
| 3.3.2 形成完善期 |
| 3.3.3 成熟升华期 |
| 本章小结 |
| 4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涵 |
| 4.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逻辑 |
| 4.1.1 逻辑主体:全面自由发展的生态人 |
| 4.1.2 逻辑主线: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 |
| 4.1.3 逻辑主旨:消除自然、社会、人的异化状态 |
| 4.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观点 |
| 4.2.1 发展转型:新型文明观与绿色发展观 |
| 4.2.2 系统治理:整体系统观与严密法治观 |
| 4.2.3 人民立场:普惠民生观与全民行动观 |
| 4.2.4 共享共建:和谐自然观与全球共赢观 |
| 4.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思维方法 |
| 4.3.1 辩证扬弃的历史思维方法 |
| 4.3.2 全球共治的战略思维方法 |
| 4.3.3 协同治理的系统思维方法 |
| 4.3.4 严格保护的底线思维方法 |
| 本章小结 |
| 5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成果 |
| 5.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样本 |
| 5.1.1 浙江安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
| 5.1.2 福建第一个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经验 |
| 5.1.3 河北三代塞罕坝人接力在荒漠沙地成功植树造林 |
| 5.1.4 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造就美丽乡村 |
| 5.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成效 |
| 5.2.1 生态文明氛围日益浓厚 |
| 5.2.2 我国生态状况显着改善 |
| 5.2.3 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 |
| 5.2.4 生态文明制度日趋完善 |
| 5.2.5 生态环境治理卓有成效 |
| 5.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经验 |
| 5.3.1 坚持党对生态建设领导 |
| 5.3.2 重视生态实地调查研究 |
| 5.3.3 综合施策提升生态实效 |
| 5.3.4 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 |
| 本章小结 |
| 6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进路 |
| 6.1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挑战 |
| 6.1.1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还存在着不平衡性 |
| 6.1.2 人民对优美环境的需要还不能得到充分满足 |
| 6.1.3 我国生态环境总体还比较脆弱 |
| 6.1.4 生态环境修复与监管仍待加强 |
| 6.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推进路径 |
| 6.2.1 加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建设 |
| 6.2.2 完善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生态目标责任建设 |
| 6.2.3 强化以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
| 6.2.4 加快以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建设 |
| 6.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保障措施 |
| 6.3.1 物质奠基:助推生态文明绿色转型 |
| 6.3.2 政治引领:凝聚生态文明发展共识 |
| 6.3.3 文化护航:强化生态文明行动自觉 |
| 6.3.4 社会合力:实现生态文明和谐发展 |
| 本章小结 |
| 7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贡献 |
| 7.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特性 |
| 7.1.1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性 |
| 7.1.2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国家的创新性 |
| 7.1.3 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人民性 |
| 7.1.4 携手共建人类地球美好家园的全球性 |
| 7.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价值 |
| 7.2.1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 |
| 7.2.2 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7.2.3 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航标 |
| 7.2.4 提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论指导 |
| 7.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价值 |
| 7.3.1 引领美丽中国建设的行动指南 |
| 7.3.2 努力形成和推进绿色发展模式 |
| 7.3.3 指明打赢环境治理攻坚战路径 |
| 7.3.4 构建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新范式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7）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分类与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四、论文创新与论文不足 |
| 第1章 全球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理论 |
| 1.1 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演变 |
| 1.1.1 全球化发展与新全球化的出现 |
| 1.1.2 全球治理体系的三个历史阶段 |
| 1.1.3 全球治理体系演变的基本原因 |
| 1.2 全球治理的基本内容 |
| 1.2.1 全球治理的概念界定 |
| 1.2.2 全球治理的构成要素 |
| 1.2.3 全球治理的实践范畴 |
| 1.3 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 |
| 1.3.1 全球治理理论的现实价值 |
| 1.3.2 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范式 |
| 1.3.3 全球治理角色理论的框架 |
| 第2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
| 2.1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认知” |
| 2.1.1 中国的“角色认知” |
| 2.1.2 美国的“角色认知” |
| 2.2 中美两国彼此之间的“角色预期” |
| 2.2.1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角色预期” |
| 2.2.2 中国对美国霸权的“角色预期” |
| 2.3 冷战后中美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1 中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2 美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第3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角色冲突” |
| 3.1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1.1 “多元合作”与“单极霸权”的治理冲突 |
| 3.1.2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模式之争 |
| 3.2 中美在区域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2.1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虹吸效应 |
| 3.2.2 美国“印太战略”的对华遏制围堵 |
| 3.3 中美在大国关系互动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3.1 中美贸易战的冲突持续升高 |
| 3.3.2 中美科技战的零和性博弈凸显 |
| 3.3.3 中美核心利益的碰撞全面升级 |
| 3.4 中美两国“角色冲突”的受众效应 |
| 3.4.1 “角色冲突”带来不同的“受众效应” |
| 3.4.2 “角色冲突”引发的中美“角色困境” |
| 第4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 中国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1 “中国发展”推动了国际格局的演变 |
| 4.1.2 “中国方案”影响着国际规范的导向 |
| 4.1.3 “中国角色”促进了国际制度的发展 |
| 4.2 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2.1 全球治理“举旗者”蜕变为“搅局者” |
| 4.2.2 霸权体系“保护者”蜕变为“讹诈者” |
| 4.2.3 自由秩序“灯塔国”蜕变为“破坏者” |
| 4.3 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1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2 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第5章 新时代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 |
| 5.1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重要基础 |
| 5.1.1 中美构建良性的“竞合角色”重要性 |
| 5.1.2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新机遇 |
| 5.2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合作性角色”的实践积累 |
| 5.2.1 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
| 5.2.2 全球安全治理合作 |
| 5.2.3 全球公域治理合作 |
| 5.3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的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8）大气污染治理的生态补偿及投融资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1 国外研究现状 |
| 1.4.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3 研究评述 |
| 1.5 创新点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的概述 |
| 2.1 大气污染治理的实践经验 |
| 2.1.1 国外实践 |
| 2.1.2 国内实践 |
| 2.2 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的发展现状 |
| 2.2.1 生态补偿理论的阶段发展特征 |
| 2.2.2 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的探索 |
| 2.2.3 建立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 |
| 2.3 建立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问题 |
| 2.3.1 关键问题之一:谁补偿谁 |
| 2.3.2 关键问题之二:补偿标准 |
| 2.3.3 关键问题之三:资金来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谁补偿谁:协调大气污染治理与工业化进程 |
| 3.1 工业化进程下的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 |
| 3.2 我国城市工业化进程的聚类分析——以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 |
| 3.2.1 城市的工业化进程与分类 |
| 3.2.2 K-means聚类算法 |
| 3.2.3 指标构建与数据来源 |
| 3.2.4 聚类结果与Z检验 |
| 3.3 我国城市工业化进程的空间分布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补偿标准之一:厘清大气污染治理的经济成本 |
| 4.1 大气污染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 |
| 4.2 不同工业化阶段下大气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基于PSTR模型 |
| 4.2.1 模型介绍 |
| 4.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描述性检验 |
| 4.3.2 模型设定检验 |
| 4.3.3 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补偿标准之二:核算大气污染的扩散范围与程度 |
| 5.1 大气污染的空间相关性 |
| 5.1.1 大气污染的空间聚集与跨区域传输 |
| 5.1.2 大气污染与城市类型的空间分布分析 |
| 5.2 生态补偿“协同治理圈”的构建——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为例 |
| 5.2.1 空间自相关模型 |
| 5.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3 结果分析 |
| 5.3 大气污染的空间溢出性 |
| 5.4 大气污染空间溢出的核算——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为例 |
| 5.4.1 污染衰退模型 |
| 5.4.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4.3 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资金来源:拓宽大气污染治理的投融资渠道 |
| 6.1 大气污染治理行业的投融资特征 |
| 6.2 大气污染治理的财政和金融支持 |
| 6.2.1 大气污染治理的财政和金融政策 |
| 6.2.2 大气污染治理的金融工具 |
| 6.2.3 大气污染治理的资金来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 |
| 7.1 促进生态补偿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 |
| 7.2 拓展市场化、多元化的补偿途径 |
| 7.3 健全大气污染治理的投融资机制 |
| 7.4 完善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制度体系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城市工业化进程分类 |
| 附录 B 国民经济行业合并分类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与管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写 |
| 软件环境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耕地非粮化研究 |
| 1.3.2 耕地保护机制及政策研究 |
| 1.3.3 耕地多功能研究 |
| 1.3.4 能值分析在农业生态系统应用研究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资料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2 数据介绍 |
| 3 非粮食作物播种演变分析 |
| 3.1 全国非粮食作物播种 |
| 3.1.1 全国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
| 3.1.2 全国粮食进出口现状 |
| 3.1.3 各省播种比例 |
| 3.2 浙江省非粮食作物播种 |
| 3.2.1 全省播种比例 |
| 3.2.2 不同非粮食作物类型 |
| 3.2.3 各市播种比例 |
| 3.3 讨论与小结 |
| 4 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与驱动力分析 |
| 4.1 耕地非粮化信息遥感提取 |
| 4.2 耕地非粮化数量及类型变化 |
| 4.2.1 桐乡市耕地非粮化数量及类型变化 |
| 4.2.2 象山县耕地非粮化数量及类型变化 |
| 4.2.3 平阳县耕地非粮化数量及类型变化 |
| 4.3 耕地非粮化空间分布特征变化 |
| 4.3.1 桐乡市不同非粮化类型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3.2 象山县不同非粮化类型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3.3 平阳县不同非粮化类型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4 耕地非粮化扩张驱动力和政策控制力分析 |
| 4.4.1 Logistic回归模型 |
| 4.4.2 驱动因子指标体系构建 |
| 4.4.3 不同研究区非粮化扩张驱动力和政策控制力分析 |
| 4.4.4 不同政策对耕地非粮化的控制作用 |
| 4.5 讨论与小结 |
| 4.5.1 耕地非粮化发展类型特征 |
| 4.5.2 耕地非粮化空间集聚效应显着 |
| 4.5.3 不同时间段非粮化扩张驱动力变化 |
| 4.5.4 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效果 |
| 4.5.5 研究的进展与不足 |
| 5 不同农业生产类型综合效益分析 |
| 5.1 研究系统和研究数据介绍 |
| 5.2 经济效益分析 |
| 5.3 基于能值分析的环境效益评估 |
| 5.3.1 能值分析的基本步骤 |
| 5.3.2 环境污染计算 |
| 5.3.3 能量系统图 |
| 5.3.4 能值投入结构分析 |
| 5.3.5 能值指标分析 |
| 5.4 讨论与小结 |
| 5.4.1 不同农业生产类型的综合效益分析 |
| 5.4.2 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
| 5.4.3 研究的进展与不足 |
| 6 耕地非粮化分区管控 |
| 6.1 耕地非粮化分区管控的意义 |
| 6.2 耕地多功能评价与分区划定 |
| 6.2.1 生产功能评价 |
| 6.2.2 生态功能评价 |
| 6.2.3 休闲美学功能评价 |
| 6.2.4 不同功能分区划定 |
| 6.3 耕地非粮化分区管控措施 |
| 6.3.1 粮食生产核心区 |
| 6.3.2 生态农业区 |
| 6.3.3 复合农业区 |
| 6.3.4 休闲农业区 |
| 6.3.5 一般农田区 |
| 6.4 讨论与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非粮食作物播种演变 |
| 7.1.2 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规律 |
| 7.1.3 耕地非粮化扩张机制 |
| 7.1.4 不同农业生产类型的综合效益评估 |
| 7.1.5 耕地非粮化分区管控 |
| 7.2 研究创新点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完成的论文 |
（10）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资料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资料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分权理论 |
| 2.1.2 公共选择理论 |
| 2.1.3 规制经济理论 |
| 2.1.4 公共物品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环境分权的相关研究 |
| 2.2.2 环境规制的相关研究 |
| 2.2.3 农业面源污染的相关研究 |
| 2.2.4 现有研究述评 |
| 第3章 理论分析框架 |
| 3.1 核心概念界定 |
| 3.1.1 环境分权 |
| 3.1.2 环境规制 |
| 3.1.3 农业面源污染 |
| 3.2 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作用机理 |
| 3.2.1 环境分权与污染转移 |
| 3.2.2 环境分权与非农就业 |
| 3.2.3 环境分权与市场分割 |
| 3.3 环境分权对环境规制的作用机理 |
| 3.3.1 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 |
| 3.3.2 基于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博弈分析 |
| 3.4 环境分权通过环境规制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作用机理 |
| 3.4.1 环境分权通过环境规制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内在逻辑 |
| 3.4.2 环境分权通过环境规制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路径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的特征与趋势 |
| 4.1 环境分权的特征与趋势 |
| 4.1.1 中国环境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 |
| 4.1.2 环境分权评价指标构建 |
| 4.1.3 环境分权的总体趋势与特征 |
| 4.2 环境规制的特征与趋势 |
| 4.2.1 环境规制的阶段性特征 |
| 4.2.2 环境规制的特征与趋势 |
| 4.2.3 环境规制强度评价指标构建与结果分析 |
| 4.2.4 环境规制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 4.3 农业面源污染的特征与趋势 |
| 4.3.1 农业面源污染核算方法 |
| 4.3.2 农业面源污染的时空变化特征 |
| 4.3.3 农业面源污染的局部空间格局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研究设计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选取 |
| 5.1.3 数据说明 |
| 5.2 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1 基本模型的实证结果 |
| 5.2.2 分地区的实证结果 |
| 5.2.3 分类别的实证结果 |
| 5.2.4 稳健性检验 |
| 5.3 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门槛效应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门槛个数检验与门槛值估计 |
| 5.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环境分权对环境规制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 实证研究设计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空间权重矩阵设定 |
| 6.1.3 变量选取 |
| 6.1.4 数据说明 |
| 6.2 环境分权对环境规制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2.2 基本模型实证结果 |
| 6.2.3 分类别的实证结果 |
| 6.2.4 分地区的实证结果 |
| 6.2.5 稳健性检验 |
| 6.3 扩展:环境分权下环境规制竞争的识别与解析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估计结果分析 |
| 6.3.3 分类别的实证结果 |
| 6.3.4 分地区的实证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环境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基于环境规制中介效应研究 |
| 7.1 实证研究设计 |
| 7.1.1 研究方法 |
| 7.1.2 模型设定 |
| 7.1.3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7.2 环境分权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中介效应实证分析 |
| 7.2.1 基本模型实证结果 |
| 7.2.2 分类别的实证结果 |
| 7.2.3 分地区的实证结果 |
| 7.2.4 稳健性检验 |
| 7.3 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3.1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3.2 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课题一览表 |
四、浙江环境污染加剧趋势得到初步遏制（论文参考文献）
- [1]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D]. 顾典.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工业绿色发展视角下环境规制的空间效应研究[D]. 李心怡.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8)
- [3]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研究[D]. 石凯含.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9)
- [4]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D]. 高复阳. 中国地质大学, 2020(03)
- [5]环境规制下雾霾污染的协同治理及其路径优化研究[D]. 刘学民.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01)
- [6]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D]. 彭蕾.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
- [7]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王胜男. 吉林大学, 2020(08)
- [8]大气污染治理的生态补偿及投融资机制研究[D]. 汪惠青.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9]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与管控研究[D]. 苏越. 浙江大学, 2020(01)
- [10]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D]. 秦天. 西南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