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目标的次序和实现策略（论文文献综述）
张伟伟[1]（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文中指出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决策实践活动中创造和运用的方法系统。探究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我们党执政能力和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从形成过程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具有深厚的生成根基,在文化滋养、理论积淀、实践基础和个人条件的综合作用下逐渐生成,是一种复合式创新的产物。从构成要素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以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为子方法而构成的方法系统。从构成机理来看,子方法与子方法相互联系、子方法与方法系统相互依存、方法系统与系统环境相互作用,使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成为有机联系的系统整体。从实践运用来看,子方法的基本要求、方法系统的一般程序、综合运用的总体原则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要求体系,价值前提、价值内容、价值实现、价值评价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价值体系。
刁春辉[2]（2021）在《“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文中认为论文以廖平的经学思想,特别是他的“大统小统”论为研究对象,“大统小统”论是廖平在他的经学三变时期提出的,在四变、五变中进行了理论完善。其定型基本是在他的五变时期。我们的研究集中于他定型期,即四变、五变时期的“大统论”。研究他的大统论试图解决两大主题:第一,廖平大统论中的改良经学与汉宋主流经学形态——郑学和朱子学相比,其在经学基本观念和处理方法上的差异;第二个主题是处理廖平大统论的时代性意义、实用性意义。我们的题目也明白的揭示出这两个主题,“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就是第二个主题,“廖平的经学研究”则是指的第一个主题。廖平作为一个经学家、思想家,不论在中国经学史中,还是在中国思想史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着重从几个方面对廖平经学的思想和价值进行了阐扬。首先,作者从廖平的着作中抽绎出他的“大统”制度论,并指出这种制度论实具有“宪制”意涵。廖平虽没有使用这一词语,但他将经学的性质类比为西方法政学,就已经透漏出他对经学“法典”性质的确认。廖平对此“宪制”的内容说明是特别广泛的。可以分为央地制度、中央官制和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其中,廖平的疆域论就包含了央地制度和国际制度两个方向的意涵。就央地制度而言,实际上廖平一直在谈的是天下体系中的“畿地”,随着王统、帝统、皇统疆域的逐次扩大,畿地所控制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从原来的千里“王畿”变成三千里“帝畿”、六千里“皇畿”,而畿地之内的管理方式并不是松散的封建制,而更像是秦朝以后建立的普遍性的中央集权式郡县制。虽然皇、帝、王、伯被廖平建构成主要是经学的制度体系,但因为廖平信守的“经为百世之书”原则,经学的制度必会在历史中有所呈现,因此从秦朝统一后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开始,实际上就是廖平经学中畿地制度的推行,并且从秦至清,中国所实行的郡县制范围是不断扩展的,这就对应于畿地从王畿到皇畿的转变,特别是清朝后期,通过将东北划省、新疆建省等举动,开始在边疆区域加强完善管理方式,确立了边疆郡县体制,这一体制在后来的共和国时代实际上也得到了继承。清朝在疆域和管理体制上所完成的事业在廖平经学中实际暗示了中国为未来天下“大统”时代的“皇畿”地位。同时,廖平也为郡县制在历史中国的长期施行提供了经学说明,在以往的经学思想史中,长期存在经制“封建”与史制“郡县”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也让深受经学影响的中国历史经常出现复封建的理论呼吁和现实行动。廖平的经学努力正是试图调和解决这种矛盾。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廖平依然坚信经学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准和中国制度的治理价值。在国际秩序的制度建设上,经学依然有其丰富的智慧,实际上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东亚秩序就是一种“小统”实现,“小统”是“大统”的次级实现,是“大统”的“模范”。世界转入“大统”阶段,意味着新天下时代的到来,也就是整个世界都逐渐卷入到一个关联更加密切同时争斗也更加激烈的关系系统中,这样一个关系系统的初始阶段必然是各行其是的,但这种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争夺占领生存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权力意志的流行最终会让位于具有更高统领性的一体化进程。当然,这个一体化进程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它首先是几个区域性组织的出现,也就是廖平所讲“帝”统的出现,多个“帝”统下的每一统都既是经济上的一体性化组织,也是政治上次序井然的区域治理性组织,更是在文明上达成了一定程度一致性的文明共同体。因其每个帝统下均有“帝畿”的存在,而“帝畿”就是那个区域内道德、文明的核心地域。但多个帝统的存在也表示这还是一个多核心的多元化“天下”,廖平对此的论述是在“九帝”说和“四帝”说,从“九帝”到“四帝”是这个多元化天下的进一步精简化发展,这也是文化、经济、社会进一步融合发展的结果。但“五帝”说的出现改变了天下格局,“五帝”格局乃是一中四方格局,此格局的出现预示尽管天下仍是多元天下,但普遍化、融合化的一统性思想和现实层面的政治经济综合实体已经出现,未来的大同化趋势不可避免的出现。所以最后会有“皇统”的出现。“皇统”是人学大统的最终实现,其本身也并非不再变化,而是仍有主客易位的“三统”循环,最终达至泰皇之局。第三,廖平从中央官制层面叙述了经典变化:从王统的三公制到帝统的五官制,最后到皇统的六官制,其中的核心经典是《王制》和《周礼》。廖平将《王制》文本次序进行了大幅改动,写就《王制订本》发行,其中的指导性思维是将《王制》中的官政思维凸显出来,通过对《王制》官制的叙述体现出中国政治哲学中养在教先、教为政鹄、民本政治、审慎政治等特点。廖平将《王制》三公设定为王统制度,将《周礼》五官设定为帝统制度,三公到五官的一个变化,体现了从王统到帝统的时代转变,即天下由《春秋》五千里天下变为《尚书》三万里天下,而中国从《春秋》的天下“中国”变为了“大统”时代的众多“中国”中的一员。中国在其中的变化则被广泛描述为从天朝上国成为了属于国际法体系下形式平等的万国之一的民族国家。而实际上,国际法下的国家虽然形式平等,但国家基于经济、军事、文化等的综合实力,自然有强弱大小之分,国际间的互为“夷狄”的状态不可避免,特别是在晚清刚刚接触西方的情况下。因此,廖平在经学官制上的变革有其现实政治上的明确目的,即优化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通过天子、三公五官职能体系的变革,构建天子、三公五官为中心的决策和行政体系,突出政权的公共性质,并且强调这背后所体现的纲常意识,既是建设统一高效的领导体系,也体现这一系统需通盘考虑国家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同时亦强调制度运行的法度意识、责任意识。而其对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的具体职责的分化,则是体现廖平针对时代变化,提升国家能力,强化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而其中六工、六府的论述更体现出他重视经济,强调国家工业发展能力的重要性。最后宗伯代司徒的变化则是他面临帝统、王统的时代变化,强调先进性教化先于普遍性教化,力图培养具有政治能力、共享价值追求的士人团体,这才是国家治理能力优化的关键所在。第四,廖平历来被认为是今文学家,但他的经学看法、经学诠释方向都祛除了今古文经学原来共有的历史化特征,也与朱熹为代表的内倾化的经学诠释方向相反对,可以说廖平的经学体系以解决今古问题为导向,但却采用了不同于原有诠释方式的解经方法,同时这一思想体系也涵容了宋学的教化问题,所以可以说廖平的经学思想体系是一综合今古、涵容宋学的综合性经学体系。在近代古今中西的学术激荡中,此一经学体系在总结经学史、认知中国历史、回应时局等各方面都在近代诸经学家的理论中是出类拔萃的。第五,廖平对现代经学的发展也是影响深刻的。现代今文学和古文学都共享着一个历史前提,即他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经师一般,以三代圣王之制确立制度的权威性。古代的经师对于圣王时期的三代夹杂着历史的理性和信仰的元素,而现代经学家比较普遍地没有了对于三代的信仰意识,而这种三代理想信仰原来本是经学的基础,这种基础的消失则要求另一基础的填补。廖平为这一基础的确立提供了经学上的说明,他首先是通过孔子制作六经、古史渺茫击溃了对于三代的理想认识,进而代之以素王立法,从而巩固了经学对孔子的崇仰。古文学者或者在他的经学分类基础上固守原来对于三代的崇信,如老辈的柳诒徵、唐文治等,而对于现代的古文学家,则能够破除对三代制度的绝对信服,转而从历史经验肯定秦汉以后制度的适用性,这同样是基于廖平对三代时期的经学说明。从这一意义上,廖平的经学开启了现代经学制度经世的不同路径的起点。总之,廖平的经学是属于“新天下时代”的经学,他利用经学资源,结合时代感受,定义了时代,也重新定义了经学。他对“天下”的重新论述综合了他的经学认知、时代感知,他认为近代是一个新天下时代——帝统时代,这一个判断,现在依然适用,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他在制度层面全面说明了经学在央地关系、中央官制、国际体系的见解,在经学诠释方面不同于汉宋学术的诠释方向,影响了现代经学的发展。
张建坤[3]（2019）在《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元佑学术”是个历史上的特定概念,有比较明确的内涵,一般是指北宋后期和“荆公新学”相对立的理论形态,以朔学、蜀学和洛学为主干,而非宽泛地等同于整个元佑时期的学术。相应的元佑学术群体,指的也不是整个元佑时期的学术群体,而是有着一致的“元佑学术”背景的士大夫群体,以司马光学派、苏轼文人集团和洛学学派为主体。“元佑学术”是“宋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阶段,上承“庆历学术”,与“荆公新学”并驾齐驱,下启南宋“道学”。“元佑学术”与“元佑政事”关系紧密,甚至被视为“元佑政事”的意识形态。近百年来,学界虽对“元佑学术”中的蜀学、洛学已作了丰富的个案研究,但从整体上观照“元佑学术”的基本面貌、问题意识与共同旨趣等,尚嫌不足。宋代士大夫一般都兼具学者、官僚、文人三重身份,他们的学术和他们的政治理想、政治行动密不可分,主要目的即实践他们的政治理想,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元佑学术”,有助于理解“元佑学术”的本质属性。实际上,“元佑学术”的焦点不在于对“熙丰新法”和“荆公新学”作批判性的理论反思,而在于调适北宋立国以来的“内向治道”规范。所谓的“内向治道”规范,就是一种内倾至皇帝个人修养与权威的统治原理,它以社会政治稳定为中心目标,以“安内养外”的外交原则、“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清静致治”的统治方针为基本内容,一方面强化了北宋的皇权支配,带来了百余年的太平治安盛局,另一方面又导致一系列社会政治弊病。“元佑学术”本质上是要趋利避害,在维护“内向治道”规范的基础上,消除其弊端,既维护政治稳定,又确保社会发展;既加强皇帝集权,又落实士大夫用权。“元佑学术”的这条政治思想道路先于“熙丰变法”而存在,反对“熙丰新法”和“荆公新学”实则“元佑学术”的一种可能性结果,而非根本性目的,不能径认为“元佑学术”的本质属性是批判“熙丰变法”和“荆公新学”。鉴于政治思想的理论深度及现存思想资料的丰富性,比较合理的选择是以司马光学派中的司马光、范祖禹、刘安世,苏轼文人集团中的苏轼、苏辙、秦观、张耒,洛学学派中的程颐为元佑学术群体的主要代表,通过他们的核心政治观念来解析他们的政治思想,进而理解“元佑学术”的基本面貌和本质属性。“中和”是司马光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政治观念,它本质上是实践的,重心在于“执中治心”,侧重于外在的“制中”之法。这在政治上要求按照传统儒家“礼所以制中”的理路,建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礼治政体,使日益强化的皇权支配,回归无过与不及的平衡状态。司马光的中和政治实践论在元佑时期被付诸实践,却因其内在困境所限,非但没能消解皇权支配的绝对性,反而推进了北宋皇权支配的强化进程。“帝学”是范祖禹一系列面向哲宗的着作的共同思想主旨,它是以“学成圣王”为目的,以《大学》纲领、条目为主干的道德、知识系统,实质上是一种旨在“正君心”的为己之学,以儒家先王之道为准则的正统之学。“帝学”也有丰富的治道内容,归根结底则是“法祖宗”,尤其是“法仁宗”。然而,“学成圣王”的教育目标十分高远,不免给年幼的哲宗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影响哲宗对元佑之臣的政治好感。刘安世的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公议”政治精神中。他基于阴阳消长的易道变通精神及“君臣一体”的身体政治隐喻,按照进君子、退小人→公议→台谏的政治逻辑,展开了他的“公议”政治精神,这种精神又集中表现在他立足台谏制度,积极维护台谏官员政治意见的表达与实践,以期消除朋党,坚守元佑“国是”。然而,“公议”与“国是”同具专断性,刘安世虽张扬了“公议”政治精神,有利于消解皇权支配的绝对性,但也使“公议”异化为了少数台谏官的“私议”“横议”,打破了权力制衡机制,给元佑政局蒙上一层阴影。“人情”是二苏政治思想的底色,这个“人情”是一种“情—理结构”。这在政治上,要求皇帝“通上下之情”,即结臣心以结民心。结臣心,是秉承“和而不同”的政治精神,循理无私,尊重士大夫“公议”;结民心,是秉承“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政治精神,尊重民众的情欲需求,因势立法,不分新旧,一切以富民、利民、便民为本。“通上下之情”的过程其实也是皇权利用、加工、塑造臣民政治情感的过程,在给予士大夫一定的行政自主权,给予天下臣民一种自由感、安全感、满足感、幸福感的同时,也塑造了他们对皇权的信赖感。秦观、张耒深化了二苏的“人情”政治论,开展出了政治调和论。秦观、张耒的政治调和论,立足于他们心目中的“大全之道”。这个“大全之道”不可描述,二人把捉它的途径也有所不同,秦观从养气入手,张耒从尽性入手。虽有此不同,但都旨在平衡内外,开放出宽容境域,使元佑政治能够走向不分新旧、多元并包的和谐之路。王道政治理想是程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他心目中的王道政治是一种“降格”以求的政治模式,以他和程颢共同倡明的“道学”为基础,蕴含天理、公心、民本三重维度,归结于那句“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根本上旨在重建政治宪纲,平衡皇帝集权与士大夫用权,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总的来说,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在不同的致思理路下蕴藏着一个共同思想主旨——平衡皇帝集权与士大夫用权、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这显示出,“元佑学术”其实是个“多元一体”的思想形态,“多元”本身就是一种平衡,平衡方能构成稳定的整体。“元佑学术”的这一面貌和属性,对我们当下仍有重要启示意义。平衡各方面的权力、利益,获得情感上的通畅,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兼顾社会的不断发展,进入和乐之境,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美好愿景。这仍然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对平衡之道的关注,对平衡技艺的探索。
丰俊功[4]（2019）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研究（1978—2007）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把钥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朝什么方向发展以及如何继续推进改革,一直以来备受关注。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既标志着改革开放的开启,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开端。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其自身的实践演展逻辑,本文通过研究其发生和持续的内在机制,从而为未来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是从改革开放开启前后至中共十七大前后,共分为六个时期,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初始时期、蓝图规划时期、全面部署时期、反思调整时期、“三统一”思想探索时期和“三统一”政治模式形成时期。本文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时期的探索和实践入手,力求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分析政治体制改革的演进历程,运用经验观察的方法分析和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规律,从而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本文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论分析框架,梳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同阶段的演进历程、关键节点和内在逻辑,分析政治体制改革演展的条件及其内在因果关系,厘清关键事件与政治体制改革具体措施之间的关联。本文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历程的不同时期为宏观叙事结构,以关键事件为节点,根据事件发生的时间序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进程历时性分析和共时性分析,从而确定事件发生的顺序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由此分析政治体制改革的自我强化或反应改变,最后是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进行概括和总结。具体而言,首先,在历史进程的因果机制方面,本文通过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演进历程进行结构化分析,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时期的演进机制分为环境条件变化产生的压力和挑战、观念认识更新产生的目标指向、行动者基于现实需要而确定的行动策略即政策选择。其次,在关键节点方面,每个时期的演进机制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而每个时期发生的关键事件则会深刻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走向。关键节点主要是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事件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党代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伴随着错误改革观即“老路”和“邪路”的干扰、影响和破坏,由此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曲折路线。第三,在反馈机制方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是演进机制推动下的政治发展结果,而这一结果会因关键政治事件而出现正反馈或负反馈,从而强化或改变原有的行动选择。在对政治体制改革历程进行历时性因果分析基础之上,本文以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为分析框架,按时间历程分析由各种政治事件组成的因果链条,从演进机制的角度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在不同时期何以发生、何以持续的内在联系,透视不同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对关键节点的政治事件和未来走向进行阐释,展现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进程以及“三统一”政治模式的形成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在于,以“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逻辑起点,遵循“坚持党的领导”、“防范和化解风险”和“坚持正确的改革观”的内在逻辑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由此逻辑展开形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启示,最终内生演化形成“三统一”政治模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三统一”政治模式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实践的规律性总结,这一模式的三要素对应相应的政治结构,包含着人民权力的行使、人民权利的保障及其实现策略。
石立春[5]（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文中认为强化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现实社会状况、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前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思重大理论问题的题中之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工作的系统开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网络民粹主义认知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进一步丰富发展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于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有助于网络民粹主义疏导工作实效性的提升,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激流勇进的演绎态势,这与国内外大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政治参与觉醒中责任问题备受关注、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以及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等。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以酿发舆情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将1994—2009年视为以贴吧、博客等为主要载体的舆情爆发阶段,将2009—2012年视为以微博为主要载体的民众狂欢阶段,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视为新时代公民政治心态民粹化阶段;可以划分为贫富对抗（如“杭州飙车案”,2009）、官民对立（如“我爸是李刚案”,2010）、反智主义（如“复旦大学黄山门”,2010）、底层叙事（如“夏俊峰案”,2011）、裹挟爱国主义（如“反日保钓游行”,2012）以及环境保护（如“什邡钼铜事件”,2012）六种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不同阶段的网络民粹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演绎态势,不同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具有着不同的演绎特征。从诱发要素上来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复杂矛盾的持续浇灌,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发的前提与基础;部分民众在社会进步中迷失信仰、在物质丰裕中失去幸福、在追求理性中集聚戾气、在感恩时代中滋生怨恨,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演绎的重要因素。从时代表征上来说,在诱发因素维度,坚守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重点关注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深度演绎的首要特征;在叙事方式维度,强调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实现道德情感主义式的群体认同与大众狂欢,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演绎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影响维度,衍生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诱发阶层鸿沟与社会撕裂,成为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持续演绎的又一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网络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治素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相对于其正面价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激流勇进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危害,更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底层、哄客、对抗叙事为演绎手法,将矛头直指官员、富人、警察以及专家学者,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构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工作的严重干扰,消解社会精英权威,诱发政府公信力失范危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掌握社会资源精英群体的仇视,形塑出对官员、富人、警察、专家等群体的“仇+”心理,对普通人生活的浪漫化描述以及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相合流的极端演绎态势,势必进一步助长社会上的暴戾之气,极易诱使民众在形塑极化心理中走向零和博弈,背离社会理性平和的发展方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二元对立话语方式的推崇,将进一步深化社会阶层间的信任危机,激化民众间的阶层对立情绪,势必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间的隔阂,诱发社会分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误导民众将共同富裕与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共享发展与平均发展、齐步发展相等同,主张通过对内“清算原罪”、对外“清理外资”来实现共享发展,实则是对实现共享发展方式的错误选择,鼓动非理性、非法治式的共享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法律权威,必将动摇当代中国共享发展之基、危及共享发展之路。鉴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全球性泛滥与区域本土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尚需借鉴参考国外应对民粹主义的经验教训。在苏俄,列宁采取“以激进对激进”,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化,保持一种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迅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在十月革命中掌握了政权。但是,苏俄应对民粹主义的教训又是惨痛的,社会民主党依靠比社会革命党更激进的革命策略,赢得革命胜利,但胜利之后,未能及时清算激进革命策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继续推行更加激进的方针、策略,导致苏俄在“激进→更激进”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最终深受斯大林模式消极因素所害而沉疴难愈,这实质上是前苏式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斗争的失败。在拉美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派领袖,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采取迎合底层民众、短期效益良好的民粹式政治经济策略,往往能迅速赢得广大城市劳工的支持,但是,这种“寅吃卯粮”、“涸泽而渔”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国家逐渐陷入政治、经济恶性循环之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等国家在社会剧烈变迁进程中,承继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契合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形成了劣质但能抵御危机的民主体制,成功规避了类似于拉美民粹型威权独裁统治的生成,这也可视为应对民粹主义的成功经验,虽然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并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其应对民粹危机的方式,仍值得我们多加参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践行人民主体思想,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防御性与竞争力、权威性与吸引力,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持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导民众形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从而在消解网络民粹主义利益诉求中彰显社会公正。当前,人们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正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的必然性与存续的长期性,基于世界民粹史纵向审视、基于全球视野横向对比,认识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强化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研究,实现对网络舆情中民粹元素的精准识别、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演绎态势的跟踪分析,从而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疏导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公民教育,培育负责而又积极的新时代公民,强化公民社会心态引导工作,助推公民理性参与政治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实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聚焦社会问题,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易于诱发网络民粹事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重点清理易于引发公权力质疑的相关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充实人民获得感、保障人民幸福感、增强人民安全感,进一步压缩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空间;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干扰,从而在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正中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新时代网络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提升治理实效性,消解网络空间的暴戾之气、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营设良好环境。
王晶[6]（2017）在《先秦儒家礼教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礼是先秦儒家依据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这一基本特征,将自然规律（天道）和社会法则（人道）归于合理规范化的价值标准和理论框架。为使人明礼,先秦儒家将抽象的“礼”转化成现实的、可操作的具体实践层面,从而使得以“礼”为内容的“教”最终得以实现。先秦儒家礼教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起点与核心观念之一,是中国传统社会关于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国家伦理、宇宙伦理的一整套完备的道德教育理论体系,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与伦理政治思想相得益彰的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它经历了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即:上古时期的习俗传承和周公的“制礼作乐”是其产生的萌芽时期;孔子将“仁”的内在精神赋于外在行为约束的礼制与礼治规范之中,使得礼教的理论得以基本形成;孟子和荀子是孔子礼教思想的继承发展者。有学者指出:“儒家礼教思想是儒家教育思想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对儒家礼教思想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阐释,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和理解儒家教育思想。先秦儒家礼教思想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将道德教育与理想教育紧密结合,构建起一个从理想人格,到理想伦理秩序,再到理想政治的逻辑层次严谨的教育价值导向和终极关怀目标体系。首先,先秦儒家从完善人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不同格位和标准,以及由“志士”,到“君子”,再到“圣人”这一理想人格实践序位的设计和追求,鼓励人们以自我道德现实水平为坐标原点,不断地夯实自身力量,以达成“礼以成圣”的理想人格目标。其次,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无伦外之人,以礼教伦,以礼安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讲究彝伦攸叙,以达成“礼以安伦”的理想伦理秩序目标。最后,在以个体修身为本“内圣”的基础上,开出“外王”的“王制理想”,并以王道之行下的“小康”社会和大道之行下的“大同”之世,作为达成“礼以治世”这一理想政治目标所实施的“两步走”战略。先秦儒家为了实现“礼以成圣”“礼以安伦”“礼以治世”的总体目标,建构了一个十分丰富、完整、合理的礼教内容体系。内外兼修是先秦儒家选择和安排礼教内容的基本原则。孔子以“六经”为主要内容,施以礼仁之教,孟子和荀子分别对礼心和礼法之教予以阐释,既重视外在表现合乎礼仪,又重视内在道德不断提升。“三礼”作为先秦儒家礼教的理论形态和基本教材,《仪礼》是礼的外在形式方面的体现,《周礼》和《礼记》则是礼的内在本质方面的体现,三者在礼仪、礼义、礼制上的三维一体,形成了礼教内容形质兼具的基本特征。先秦儒家在“以礼为教”的逻辑顺序中,以礼修身是最早产生、首要实施的践履途径。依据以礼修身的客观规律和内在属性,可以将其概括为约礼——传统规俗以约之、知礼——学思结合以致知、践礼——知行结合以磨砺三个递进的层次。然而,修身正己并不是礼教践履的最终目的,礼教实践的本质在于外施于人。齐家作为外施于人的第一个层面,以“孝”为基点构建家国关系,以“和”为原则维护家国秩序,从而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与“国”相互联结,形成了家国同构、家国合一的特殊关系。以此为基,先秦儒家通过人性向善的道德涵育、德化政治的思想感召、礼乐教化的情绪感染、隆礼崇法的行为规范、“天下为公”的愿景展望等途径,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求索路径和理想归依。诚然,先秦儒家礼教思想在实现政治性与伦理化统一、统摄性与社会化统一、现实性与理想化统一等理性价值的同时,由于所处历史时代阶级属性的影响,也存在着固守“家天下”的应然逻辑的局限性,对其进行深刻反思,同样是我们今天探讨礼教思想现实镜鉴的价值所在。但瑕不掩瑜,先秦儒家礼教思想从生命个体到信仰追求、从社会秩序到国家制度所折射出的文化精神,维度之广阔,意义之深远,于现代公民性命之理的自觉与超越、社会文明秩序的规范与维护、国家“德治礼序”的传承与摒弃,已然提供了遵循,指明了路径。因此,对先秦儒家礼教思想的深刻追问应该是人类慎终追远的自我觉醒。
陈艾[7]（2017）在《藏族地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研究 ——基于对甘孜藏区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提出“治国必先治边,治边先稳藏”,凸显了藏区治理的重要性。区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国家治理的一般性,也有着自身的特殊性。“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有必要更为深入地寻求区域治理的规律性。藏区独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致其治理应不同于整个国家,也不同于其他地区。笔者以甘孜藏区为例,采用文献分析及实证研究法,探讨藏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本文的主要发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般意义上,治理理论主张“政府退、社会进”,即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或“没有政府的治理”。考察甘孜藏区,这一主张应转化为“政府进”、“社会进”,而且更强调政府的强作为,因为甘孜藏区有其特定的治理背景和要素结构。“背景—要素—行动”分析框架的建构,试图揭示藏区治理的内在意涵,即历史与区位形塑独有的治理情境,治理的主客体因素的特殊性促成其采取相应的行动。对甘孜藏区治理的背景、要素、行动的探寻,可发现政府强作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松散治理等不可复制以及“多边联结带”的重要区位,共同组合成今天甘孜藏区治理中需要政府强作为的背景。对甘孜藏区治理背景的刻画,可以发现政府强作为的必要性。描述治理背景,内含着对治理历史的反思及区域地位的重新认知。历史上,中央王朝对康藏的松散型统治不可复制,“以夷制夷”致使土司甚至有能力与中央政府抗衡,在新时期,藏区治理需要多级政府合力强作为。曾经的边缘地区形塑了现今“多边联结带”的重要区位,凸显甘孜藏区治理的重要性,更需要政府的合力强作为。甘孜藏区是交通孔道,联结川滇青藏;它作为政治枢纽,内固川省,外拊藏疆;它亦是经济传输带,通过交易沟通东西南北;它更是多民族与多元交汇地。目前,脆弱性交织、风险大、矛盾性强造就了甘孜藏区治理难度大的总体情境,其治理需要政府强作为。与较发达地区相比,甘孜藏区呈现出脆弱性交织的特征,自然脆弱性、经济脆弱性、社会脆弱性存在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维度,并展现在个体、家庭、社区和社会层面。脆弱性来源于各种风险,既有农牧民的生计风险,也有区域性的社会稳定风险。民众贫弱及收入差距带来相对剥夺感,影响社会认同;分裂势力的渗透使得维稳任重道远。多重脆弱性交织、风险大,使得区域的矛盾性很强:矛盾突发多发,即内地没有的矛盾藏区有,内地有的矛盾藏区更突出;各种矛盾纠结在一起并容易发生性质变化。这些共同造成了难度极大的藏区治理。“政府+民众”是藏区治理独特的二元主体结构。多主体参与是治理理论的核心认知,内地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民众”的三元主体结构正在逐步形成。藏区理想的治理主体结构的建构,需要引入“外地主体”的概念,即藏区治理应是三个体系的合力,包括政府主导体系、本地社会支持体系、区域外社会支持体系。现实治理过程中,因社会组织缺位,企业极少,藏区治理的实际参与者只有政府和当地民众,政府包括中央、省政府等上级政府以及国家通过制度安排的对口支援政府。政府成为藏区治理最为重要的主体,较之于较发达地区,政府的角色更为多重,职责更重。民众的参与更多地存在于村庄的自组织治理中,力量有限。内容复杂是藏区治理客体结构的重要特征。宏观地看,在藏区的文化-社会-生态结构变迁中,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社会规范与社会行为的调适以及民众的心理、信念和行为的调适等,都需要政府“掌舵”,并加以引导和规范。在中观层面,甘孜藏区存在着环境治理与社会治理相互交织、贫困治理与社区治理相契合等,而环境治理、贫困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都呈现出非政府强作为而难以有作为的特征。在村庄层面,社区资源匮乏,导致发展的“内应力不足”,村庄发展需要政府大量供给公共产品,增量社区资源。调研发现,甘孜藏区政府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切合其治理情境。总体上,政府关注改善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并进一步改善社会关系。具体说来,政府大量提供公共服务,改善民生;寓服务于管理,缓解社会矛盾;优化工作制度与工作方式,进一步改善政民关系;尊重和引导农牧民,增进诉求表达。这些治理实践,取得了良好成效。总之,我们强调,区域治理的规律性探索是治理研究的深化,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研究和实践应不断延伸的领域。区域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蕴含在历史与现实的共同考量、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观察中。既需要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突破,也需要在现实的研究与批判中逐渐升华;既需要在宏观场域下发现关联,也需要在相对微观环境中剖析机理。区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需要强调治理的区域性、民族性、文化性等。藏族地区治理需与其特殊的治理背景、治理情境、治理结构相契合。
董田甜[8]（2016）在《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但同时聚集大量的民生问题使得社会矛盾凸显,从而对政治运行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真正解决民生问题、进一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深入系统地研究民生政治,推进民生政治。民生政治既是一个理论命题,也是一个实践议题。系统研究民生政治的理论框架有利于中国政治主题的新发展,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的客观趋势。重视民生政治的实践发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民生问题,有利于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保障改善民生的政治理念、政治程序和行动模式。民生政治所倡导的公平正义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组成部分,民生政治所显示的治国理政程序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合理可行的战略选择。因此,民生政治是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应着力关注和弘扬的良治政治理念和具体操作模式,也应该成为学界研究现实政治问题的重要视角和分析途径。本文以民生政治的理论构成和实践发展为研究对象,通过揭示民生问题与政治发展的关系,力图全面系统地论证民生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基于政治发展与发展战略的基本框架与理论逻辑,从价值目标、动力阻力、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持四个维度构建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战略体系,并在对我国民生政治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解读民生政治的战略实施与对策建议,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有必要提出一种新型的符合现实发展需要的民生政治命题,并以民生政治解读、统领和加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国梦。为我国从“经济建设型”转向“民生型”的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并对政治改革与发展和政府治理方式提供参考意见,同时也为科学有效地改善转型期民生问题提供具有操作性的解决路径。论文结构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论,其逻辑结构和基本内容如下:绪论主要阐述本文选题的缘由及意义,并通过文献综述的形式对当前国内外学术界与本文议题相关的研究进行了概括,还简述了论文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手段等,对论文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也进行了预估。正文总体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民生政治的概念和理论基础,主要通过对民生、民生政治等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分析,为民生政治的学术和现实内涵打下基础,本部分重点对民生政治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是后续论证的重要框架。第二部分以中国民生思想和发展历史为主线,以发展政治学为学科视角,在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探讨民生政治是合理可行的战略选择与构建的战略意义,重点从传统、环境和结构三方面分析,理性节制的政治变革是适合中国的政治发展战略。第三部分主要针对我国民生政治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第四、五、六、七部分分别阐述了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动力阻力、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系统构建出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战略体系,这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和研究重点。第八部分立足本国国情,探索民生政治进一步发展和优化的战略实施与对策建议,重点通过建立民生发展指数的预测模型来解读民生政治如何在实践中推动和发展进步,以及如何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民生政治发展和建设。最后的结论将各章节的主要观点贯穿起来,得出核心观点并展望中国民生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论文从战略与全局的高度,运用规范和实证相结合,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分析马克思主义相关政治学说,提出构建民生政治的发展体系之说。较为系统地提出民生政治的概念,综合运用公共管理学、发展政治学等多学科交叉进行视角创新,试图在整体上推进民生政治学的原创性研究。对当代中国民生政治的系统研究重点在政治发展方面,从价值目标到制度和政策层面再到机制层面,从内到外逐层分析建构,提出系统的民生政治发展的研究趋势和实践探索路径,以利于在总体上推进民生政治发展的战略实施并提出具体行动方案和对策建议。
吕朝辉[9]（2015）在《当代中国陆地边疆治理模式创新研究》文中指出当代中国陆地边疆①的历史负荷、现实问题和政治环境体现出深层、复杂、特殊的特征。本文从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既注重对当前陆疆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又注意对“碎片化”的陆疆治理现有成果展开“化零为整”的系统性研究,既强调把研究重心确定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启动以来的当代陆疆治理,又注重从过往陆疆治理的“浩瀚汪洋”中挖掘智慧和汲取教训,既顺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又落脚于当代中国陆疆治理模式创新这个具体研究点上。因此,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均十分突出。本文立足于陆疆特殊的政治与社会生态,以现代公共治理为指导,综合运用古典管理、行为科学、文化软治理、公共治理等相关理论,初步总结和探索出规制型、情感型、文化型、合作型等四种陆疆治理方式,四种方式的有机统一即构成当代中国陆疆治理模式创新的全部内涵。全文在参考边疆治理相关文献和进行一定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主要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按照“为什么要创新?”和“怎么样创新?”的研究思路,分成两部分回答了“当代中国陆疆治理创新研究”这个中心主题。全文共分八章,前四章陆续从基本理论阐述、历史渊源追溯、特殊问题归纳和政治环境分析等四个方面,回答了“为什么要创新?”；后四章通过四种陆疆治理方式的创新构建,回答了“怎么样创新?”,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结构。导论部分主要对本课题研究做出一些前置性说明。该部分首先交代了本课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接着做了相关的研究综述,最后介绍了本课题的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一章首先对边疆与陆地边疆、治理与陆疆治理、治理模式与陆疆治理模式等与本课题研究相关的三组核心概念进行辨析和界定,接着重点考察了当前陆疆的基本概况,然后对当代中国陆疆治理内涵、目标和任务,以及当代中国陆疆治理模式创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概述。第二章运用历史追溯的方法,回顾并全面分析了1840年以前古代中国、1840—1949年近代中国、1949—1956年新中国成立初期、1957年—1977年政治动荡期、1978年—1991年改革开放初期等各个不同时期我国陆疆治理模式的具体特征及其成败得失。第三章从历史回归到现实,首先从历史、现实、主观和客观等方面深入全面地分析了当前陆疆特殊性问题的形成原因,然后从陆疆发展问题、安全问题、民族与宗教问题、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问题等当前陆疆地区面临的四大类最为基本的特殊性问题予以具体阐述；第四章则从陆疆内部特殊问题的创新动因,过渡到了陆疆内外部的政治环境挑战。该章首先总结了当代中国陆疆在国家政治地理空间单元中的特殊地位及意义,接着分析了我国陆疆面临的复杂国际政治安全环境,最后考察了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对陆疆社会内部造成的巨大张力。第五章至第七章主要从推进陆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层面,具体从理论依据、基本内涵、主要特征、现实动力、运用维度、适用范畴、基本要求等方面,对规制型、情感型、文化型等三种陆疆治理方式分别予以创新构建。此外,第五章还探讨了理性规制和非理性规制的标准区分问题,考察了理性的陆疆规制型治理方式的构建路径；第七章还考察了中央、地方、社会、民众在陆疆文化性治理过程中的任务分解问题。第八章主要从推进陆疆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层面,提出了中央政府、发达地区、陆疆地方政府、陆疆社会和各族群众在陆疆合作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功能与责任,考察了政府与政府的协同、政府与社会的共治、政府与市场的互补、政府与公众的互信等四种陆疆合作治理形态,并从基本理论、现实动力、主要特征、现实动力、基本要求等方面对陆疆合作型治理方式进行创新构建。结论部分重点分析了当代中国陆疆治理模式创新的着力点——陆疆规制型、情感型、文化型、合作型四种治理方式的有机统一,尝试地回答了四种方式的划分标准、区别和联系、优缺点、有机统一的实现路径等理论问题。
闫帅[10]（2013）在《回应性政治发展 ——从发展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观察》文中提出进入新世纪以来,频发的社会抗争成为了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背景,为了化解社会矛盾、降低社会抗争、重构政治秩序,以2003年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新的执政理念的提出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调整政府定位、转变政府职能,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以此为契机,本文对这次政府转型的背景、过程、逻辑和效果进行了研究。这次政府转型主要涉及到了两个变量因素,即作为政府转型诱因的社会抗争和作为社会抗争结果的政府转型,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在导论部分构建了一个“国家—社会互动论”的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可以概括如下的逻辑链条：社会需求→政治互动→国家供给→政治发展。这其中,国家供给与社会需求的一致性被认为是维系政治稳定的主要手段,因此,为了维系政治稳定,国家供给需要根据社会需求进行调整和变革,国家的变革又进一步推动了政治发展。由于整个政治发展是国家回应社会的结果,因此,本文又称之为“回应性政治发展”。全文围绕“国家—社会互动论”的逻辑过程展开,依次对当前中国的“社会需求”、“政治互动”、“国家供给”和“政治发展”进行了分析。首先,当前中国的社会需求主要表现为“社会公正”,相关研究集中在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本文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下,中国逐渐迈向了发展型政府。在此过程中,为了追求“经济增长的最大化”,政府将过多的精力放置在了经济增长方面,进而忽视了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这最终造成了分配正义危机。其次,当前中国的政治互动主要表现为“社会抗争”,相关研究集中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本文指出,在发展型政府的定位下,为了能够为经济增长创造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国家实行了“低政治参与”的发展策略,公民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十分有限。因此,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公正问题,民众无法通过制度内的渠道进行利益表达,被迫选择社会抗争这一制度外的利益表达渠道。再次,当前中国的国家供给主要表现为“服务型政府”,相关研究集中在第四章。本文指出,在“社会抗争”的压力机制下,政府为了维持政治稳定,必须回应社会需求。面对民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国家开始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这表现为,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新的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保障社会公正、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政策。最后,当前中国的政治发展主要表现为“没有选举的责任”,相关研究集中在第五章。本文指出,不同于西方“因选举而负责”的理论主张,中国在缺乏选举的压力机制下,同样表现出了对于公共服务的关注,是一种“没有选举的责任”。在此基础上,文章又详细分析了“没有选举的责任”在中国出现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并对其进行了评价。在考察了中国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过程之后,文章总结指出,当前中国的政治发展虽然总体体现为一种“国家一社会互动论”,但是,这种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并不理想,这体现为：一方面,从互动过程来看,国家与社会缺乏良性的制度互动平台,致使社会抗争兴起；另一方面,从互动结果来看,政府职能转变困难,服务型政府建设遭遇瓶颈。之所以会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民主建设的落后。因此,推进民主建设也就成为今后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议题。中国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为时还不长,本研究也只是一种阶段性的观察,因此,我们的研究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才刚刚开始。
二、论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目标的次序和实现策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目标的次序和实现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 |
| 1.2.3 有待拓展之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
| 1.3.2 现代决策理论 |
| 1.3.3 现代思维科学和现代系统论 |
| 1.3.4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
| 1.4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概念缘起和生成根基 |
| 2.1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概念缘起 |
| 2.1.1 方法、思维和决策 |
| 2.1.2 决策思维方法 |
| 2.1.3 新时代 |
| 2.1.4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 |
| 2.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生成根基 |
| 2.2.1 文化滋养 |
| 2.2.2 理论积淀 |
| 2.2.3 实践基础 |
| 2.2.4 个人条件 |
| 3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构成要素 |
| 3.1 战略思维方法 |
| 3.1.1 战略思维方法是战略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1.2 何谓战略思维方法 |
| 3.1.3 战略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2 创新思维方法 |
| 3.2.1 创新思维方法是非常规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2.2 何谓创新思维方法 |
| 3.2.3 创新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3 辩证思维方法 |
| 3.3.1 辩证思维方法是科学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3.2 何谓辩证思维方法 |
| 3.3.3 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4 法治思维方法 |
| 3.4.1 法治思维是依法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4.2 何谓法治思维方法 |
| 3.4.3 法治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5 底线思维方法 |
| 3.5.1 底线思维方法是风险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5.2 何谓底线思维方法 |
| 3.5.3 底线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4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构成机理 |
| 4.1 子方法与子方法的相互联系 |
| 4.1.1 哲学基础: 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原理 |
| 4.1.2 现实依据: 决策活动类型的统一性 |
| 4.1.3 具体内容: 通过不同中介实现联系 |
| 4.1.4 模型呈现: 直观把握联系方式和内容 |
| 4.2 子方法与方法系统的相互依存 |
| 4.2.1 子方法制约着方法系统 |
| 4.2.2 方法系统主导着子方法 |
| 4.3 方法系统与系统环境的相互作用 |
| 4.3.1 方法系统的环境 |
| 4.3.2 相互作用的条件与中介 |
| 4.3.3 系统环境影响着方法系统 |
| 4.3.4 方法系统改变着系统环境 |
| 4.3.5 方法系统的演化 |
| 5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实践运用 |
| 5.1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5.1.1 分析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依据 |
| 5.1.2 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体系 |
| 5.1.3 谋划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措施 |
| 5.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要求 |
| 5.2.1 运用子方法的基本要求 |
| 5.2.2 运用方法系统的一般程序 |
| 5.2.3 坚持综合运用的总体原则 |
| 5.3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价值 |
| 5.3.1 价值前提:具有价值的必要条件 |
| 5.3.2 价值内容:对不同主体的具体价值 |
| 5.3.3 价值实现: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有力武器 |
| 5.3.4 价值评价:方法系统不是万能的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廖平生平与着述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基本问题说明:题目与章节解义 |
| 六、创新点说明 |
| 第一章 民族危机下的近代经学流派 |
| 第一节 晚清古文经学的经世策——以孙诒让和曹元弼为例 |
| 一、《周礼政要》——孙诒让的经世书 |
| 二、孝为政教本原:曹元弼的经世策 |
| 三、古文经学的经世特点 |
| 第二节 作为理学家的唐文治的性理救世说 |
| 一、性理为本 |
| 二、性理学的救世之策 |
| 三、国性与天下 |
| 第三节 宋育仁的经学与建国 |
| 一、《孝经》:文明的发生 |
| 二、《周礼》:政治文明的创设 |
| 三、《春秋》:宋育仁的天下 |
| 第四节 廖平时代的经学发展 |
| 第二章 廖平的“大统”天下 |
| 第一节 大统先声:廖平的王统疆域论 |
| 一、小王天下的疆域与结构 |
| 二、小王天下与《谷梁》《王制》 |
| 三、大王天下的疆域 |
| 四、小王、大王之局的中国、天下变化 |
| 第二节 新天下时代——大统“九帝”说 |
| 一、方三万里之新天下 |
| 二、九千里一州说 |
| 三、各为中国、互为四夷:大统格局的起始九帝说 |
| 四、九帝说与文明冲突论 |
| 第三节 九帝后的帝统天下格局 |
| 一、四帝天下 |
| 二、五帝天下 |
| 三、二帝天下 |
| 第四节 大同的实现——皇统天下 |
| 一、皇统的天下结构 |
| 二、皇统天下的三皇之局 |
| 第五节 秦制的经学说明:廖平大同天下的王畿制度 |
| 一、古代对秦制的认识 |
| 二、廖平的秦制认识 |
| 三、学校与选举 |
| 四、王畿封国——秦制肯定的关键 |
| 五、廖平肯定秦制的现实意图 |
| 第三章 大统新天下时代的中国中央官制 |
| 第一节 作为小统论的《王制》中央官制 |
| 一、廖平改定《王制》的过程 |
| 二、天子之礼 |
| 三、《王制》之冢宰 |
| 四、《王制》之司空 |
| 五、《王制》之司马 |
| 六、《王制》之司徒 |
| 第二节 廖平《王制》官制的制度精神 |
| 一、官政 |
| 二、养在教先,教为政鹄 |
| 三、为民政治 |
| 四、审慎政治 |
| 第三节 帝统中央官制 |
| 一、古代的《周礼》冬官论 |
| 二、廖平帝制五官说的确立过程 |
| 三、天六人五之职官结构 |
| 四、官联结构与官属结构 |
| 五、帝制五官 |
| 第四节 大争时代的制度选择——从王制三公到帝制五官的经学治理意图 |
| 一、帝统时代的性质 |
| 二、冢宰之变 |
| 三、天子之变 |
| 四、司空代冢宰义 |
| 五、民智与士智——司徒教化之责的更替 |
| 六、小结 |
| 第五节 皇制大同时代的官制:六相制度 |
| 一、由人而天:皇统官制的性质 |
| 二、皇制六官 |
| 三、六官与帝制五官、王制三公 |
| 总论 |
| 第四章 经学史中的廖平经学 |
| 第一节 从汉代经学的历史化特征看廖平经学的性质 |
| 一、郑玄经学:经学的历史方法 |
| 二、汉代今文经学:寓言与微言 |
| 三、廖平经学的性质重订 |
| 第二节 修身之义与典制之书——从廖平与朱熹的经学观比较看廖平的经学史意义 |
| 一、修身与典制:朱熹与廖平对经学主旨的认知差异 |
| 二、《大学》与《王制》:朱子与廖平的经学文本纲领 |
| 三、朱子、廖平经学体系建构的完成 |
| 四、廖平、朱子经学范式的意义 |
| 第三节 新天下时代的廖平经学特质 |
| 一、经学体系的主动建构 |
| 二、经学独立性的看重与建设 |
| 三、廖平经学对中国历史的积极性理解 |
| 四、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价值与天下主义的关怀 |
| 第五章 廖平经学与现代 |
| 第一节 现代经学的制度经世路径—廖平与现代经学的关系 |
| 一、行意与史佚:《今古学考》之后 |
| 二、孔子制度抑或儒者理想——现代今文家谈中国制度 |
| 三、中国制度的历史辩护——现代古文家谈中国制度 |
| 四、现代经学的经世之路与中国的制度选择 |
| 第二节 廖平经学与传统学术发展的可能性 |
| 一、复兴中的中国 |
| 二、廖平经学“大统论”的当代可能性 |
| 总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内向治道规范下的元佑学术群体 |
| 2.1 北宋立国以来的内向治道规范 |
| 2.1.1 安内养外的外交原则 |
| 2.1.2 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 |
| 2.1.3 清静致治的统治方针 |
| 2.2 元佑学术概念内涵的形成及演变 |
| 2.2.1 哲宗朝孕育雏形 |
| 2.2.2 徽宗朝正式形成 |
| 2.2.3 钦宗以来的演变 |
| 2.3 元佑学术群体的问题意识与共同旨趣 |
| 2.3.1 元佑学术群体人物的选择 |
| 2.3.2 元佑学术群体对熙丰变法的态度 |
| 2.3.3 从回向三代到回向嘉佑 |
| 第3章 司马光的中和政治实践论 |
| 3.1 易道中和的天人之学要旨 |
| 3.2 执中治心的政治实践路径 |
| 3.3 再定国是的中和政治实践 |
| 第4章 范祖禹的帝学思想建构 |
| 4.1 帝学的政治与思想渊源 |
| 4.2 帝学的概念内涵及其理论依据 |
| 4.3 专法仁宗的治道指归 |
| 第5章 刘安世的公议政治精神 |
| 5.1 刘安世奏议中的公议政治精神 |
| 5.2 刘安世公议政治精神的展开方式 |
| 第6章 苏轼和苏辙的人情政治论 |
| 6.1 二苏政治思想的人情底色 |
| 6.2 二苏通上下之情的政治逻辑进路 |
| 第7章 秦观与张耒的政治调和论 |
| 7.1 平衡内外的大全之道 |
| 7.2 调和新旧的政治指归 |
| 第8章 程颐的王道政治理想 |
| 8.1 降格以求的政治理想 |
| 8.2 王道政治的三重维度 |
| 8.3 附程颐谏哲宗折柳考 |
| 结论 |
| 一、元佑学术的本来面目 |
| 二、元佑学术与北宋政治 |
| 三、元佑学术的平衡之道 |
| 四、元佑学史与道学史 |
| 参考文献 |
| 1.着作图书文献 |
| 1.1 古籍类 |
| 1.2 专着类 |
| 2.翻译图书文献 |
| 3.学术刊物文献 |
| 4.学位论文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研究（1978—2007）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实践逻辑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动力机制的理论综述 |
| 三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关键节点的文献综述 |
| 四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实践逻辑的分析理路与理论框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结构 |
| 第一章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初始时期(1978—1979)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初始时期的探索与实践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初始时期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
|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初始时期的目标指向 |
| 三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初始时期的政策选择 |
| 第二节 关键节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与逆向求解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团结一致向前看 |
| 二 逆向求解: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以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 第三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初始时期的内在逻辑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初始逻辑:团结一致向前看 |
|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初始时期的实践面向:恢复原有的政治制度 |
| 三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初始时期的改革思路 |
| 第二章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规划时期(1979—1984)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规划时期的探索与实践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规划时期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
|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规划时期的目标指向 |
| 三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规划时期的政策选择 |
| 第二节 关键节点:中共十二大与1982 年宪法 |
| 一 中共十二大:筹划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
| 二 1982 年宪法: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保证 |
| 第三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规划时期的内在逻辑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规划时期的指导思路 |
|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规划时期的改革思考 |
| 第三章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部署时期(1984—1989)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部署时期的探索与实践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部署时期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
|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部署时期的目标指向 |
| 三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部署时期的政策选择 |
| 第二节 关键节点:中共十三大与政治风波的考验 |
| 一 中共十三大:全面部署具体改革 |
| 二 政治风波的考验:对错误改革倾向的警惕 |
| 第三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部署时期的内在逻辑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部署时期的基本思路 |
|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部署时期的改革思考 |
| 第四章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反思调整时期(1989—1992)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反思调整时期的探索与实践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反思调整时期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
|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反思调整时期的目标指向 |
| 三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反思调整时期的政策选择 |
| 第二节 关键节点:南方谈话与中共十四大 |
| 一 南方谈话:确认继续改革开放以及建立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 |
| 二 中共十四大: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 |
| 第三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反思调整时期的内在逻辑 |
| 一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领导集体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 |
|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反思调整时期的动力转换 |
| 第五章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三统一”思想探索时期(1992—2002)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统一”思想探索时期的探索与实践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统一”思想探索时期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
|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统一”思想探索时期的目标指向 |
| 三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统一”思想探索时期的政策选择 |
| 第二节 关键节点:中共十五大和中共十六大 |
| 一 中共十五大:“三统一”思想的初步探索和设想 |
| 二 中共十六大:“三统一”思想的提出 |
| 第三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统一”思想探索时期的内在逻辑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统一”思想探索时期的基本思路 |
|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统一”思想探索时期的基本经验和实践面向 |
| 第六章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三统一”政治模式形成时期(2002—2007)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统一”政治模式形成时期的探索与实践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统一”政治模式形成时期面临的压力和挑站 |
|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统一”政治模式形成时期的目标指向 |
| 三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统一”政治模式形成时期的政策选择 |
| 第二节 关键节点:中共十七大与“三统一”政治模式 |
| 一 中共十七大:“三统一”政治模式的形成 |
| 二 理解“三统一”政治模式 |
| 第三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统一”政治模式形成时期的内在逻辑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三统一”政治模式形成时期的基本思路 |
| 二 “三统一”政治模式的形成 |
| 第七章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起点 |
| 一 团结一致向前看 |
| 二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 第二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 |
| 一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之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二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之二:防范化解风险 |
| 三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之三:坚持正确的改革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缘起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选题的研究脉络与文献综述 |
| 1.2.1 研究脉络 |
| 1.2.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预期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预期创新 |
| 第2章 民粹主义的理论解读 |
| 2.1 民粹主义的概念测量与类型学划分 |
| 2.1.1 民粹主义的概念与测量指标 |
| 2.1.2 民粹主义的类型学划分 |
| 2.2 民粹主义的滋生土壤 |
| 2.2.1 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危机 |
| 2.2.2 后发国家（地区）转型发展的产物 |
| 2.3 民粹主义的理论渊源 |
| 2.3.1 中国民粹主义的历史迹象 |
| 2.3.2 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浇灌 |
| 2.4 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回答 |
| 2.4.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考察 |
| 2.4.2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 |
| 2.4.3 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4 列宁对自由派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5 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解答 |
| 第3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背景与演绎样态 |
| 3.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背景 |
| 3.1.1 政治参与觉醒中民众责任备受关注 |
| 3.1.2 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 |
| 3.1.3 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 |
| 3.1.4 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 |
| 3.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演绎历程 |
| 3.2.1 基于演绎载体变迁的阶段划分 |
| 3.2.2 网络民粹事件典型案例评析 |
| 第4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诱发要素与时代表征 |
| 4.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诱发要素 |
| 4.1.1 社会矛盾的深度浇灌 |
| 4.1.2 社会焦虑的持续诱发 |
| 4.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时代表征 |
| 4.2.1 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 |
| 4.2.2 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 |
| 4.2.3 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 |
| 第5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 |
| 5.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正面价值 |
| 5.1.1 关注弱势群体 |
| 5.1.2 强化网络监督 |
| 5.1.3 提升公民政治素养 |
| 5.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危害 |
| 5.2.1 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解构社会精英权威 |
| 5.2.2 助长暴戾之气,背离社会理性平和发展方向 |
| 5.2.3 加剧阶层对立,诱发社会分裂 |
| 5.2.4 混淆视听,干扰共享发展大局 |
| 第6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可鉴经验与疏导原则 |
| 6.1 国外疏导与消解民粹主义思潮的经验教训 |
| 6.1.1 苏俄:以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 |
| 6.1.2 拉美: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 |
| 6.1.3 中东欧:能抵御危机的低质民主体制 |
| 6.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原则 |
| 6.2.1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 6.2.2 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
| 6.2.3 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 |
| 第7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策略 |
| 7.1 推进公民教育,提升民众政治参与能力 |
| 7.1.1 塑造负责而又积极的公民 |
| 7.1.2 公民理性平和心态的形塑 |
| 7.1.3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 |
| 7.2 聚焦社会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2.1 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 |
| 7.2.2 着力解决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 |
| 7.2.3 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3 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
| 7.3.1 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消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理念的误导 |
| 7.3.2 健全共享发展的实现机制,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方式的干扰 |
| 7.3.3 夯实共享发展的秩序之基,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非理性倾向的侵蚀 |
| 7.4 强化网络社会协同治理,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
| 7.4.1 推进网络治理的法治化 |
| 7.4.2 实现网络治理的规范化 |
| 7.4.3 提升网络治理的实效性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6）先秦儒家礼教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问题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问题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关于“礼”的研究 |
| (二)关于“礼教”的研究 |
| (三)关于“先秦儒家礼教思想”的研究 |
| 三、核心概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一)儒家、先秦儒家 |
| (二)礼、礼教 |
| (三)先秦儒家礼教思想 |
| 四、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历史研究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六、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先秦儒家礼教思想之历史缘起 |
| 一、社会现实:由奴隶制转向封建制的时代背景 |
| (一)经济发展 |
| (二)政治变迁 |
| (三)文化激荡 |
| 二、理论渊源:由神道向人道的观念转变 |
| (一)原始宗教,“器以藏礼” |
| (二)“绝地天通”,政教合一 |
| (三)制礼作乐,敬德保民 |
| 第二章 先秦儒家礼教之理想目标 |
| 一、“礼以成圣”的理想人格 |
| (一)理想人格的基本标准 |
| (二)理想人格的实践序位 |
| 二、“礼以安伦”的理想伦理秩序 |
| (一)君仁臣忠,非礼不能尊尊 |
| (二)父慈子孝,非礼不能亲亲 |
| (三)兄友悌恭,非礼不矜不威 |
| (四)夫义妇顺,非礼不敬不睦 |
| (五)朋友有信,非礼不诚不庄 |
| 三、“礼以治世”的理想政治 |
| (一)理想政治的具体模式 |
| (二)理想政治的实践序位 |
| 第三章 先秦儒家礼教之基本内容 |
| 一、内外兼修:礼仁、礼心、礼法之教 |
| (一)孔子——礼仁之教 |
| (二)孟子——礼心之教 |
| (三)荀子——礼法之教 |
| 二、形质兼具:礼仪、礼义、礼制之教 |
| (一)《仪礼》——礼仪之教 |
| (二)《礼记》——礼义之教 |
| (三)《周礼》——礼制之教 |
| 第四章 先秦儒家礼教之践履途径 |
| 一、以礼修身:修身为齐家治平之本 |
| (一)约礼——传统规俗以约之 |
| (二)知礼——学思结合以致知 |
| (三)践礼——知行结合以磨砺 |
| 二、以礼齐家:家国一体的社会存在 |
| (一)以“孝”为基点构建家国关系 |
| (二)以“和”为原则维护家国秩序 |
| 三、以礼治国平天下:德礼同原的建构模式 |
| (一)人性向善的道德涵育 |
| (二)德化政治的思想感召 |
| (三)礼乐教化的情绪感染 |
| (四)隆礼崇法的行为规范 |
| (五)“天下为公”的愿景展望 |
| 第五章 先秦儒家礼教思想之价值意蕴及现实镜鉴 |
| 一、先秦儒家礼教思想的价值意蕴 |
| (一)实现政治性与伦理化的统一 |
| (二)实现统摄性与社会化的统一 |
| (三)实现现实性与理想化的统一 |
| (四)局限性:固守“家天下”的应然逻辑 |
| 二、先秦儒家礼教思想的现实镜鉴 |
| (一)公民层面:性命之理的自觉与超越 |
| (二)社会层面:文明秩序的规范与维护 |
| (三)国家层面:“德治礼序”的弘扬与摒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藏族地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研究 ——基于对甘孜藏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康藏治理研究的总体状况 |
| 二、历史上的羁縻统治与土司制度的研究 |
| 三、目前民族地区及藏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研究 |
| 四、简要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结构 |
| 四、研究对象(个案简述)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治理理论:理论渊源及基本范式 |
| 一、治理:发展的共同话语 |
| 二、公民社会:治理的前提条件 |
| 第二节 治理的公民社会基础及其反思 |
| 一、真的可以“没有政府的治理”? |
| 二、“进”与“退”:简要的国家-社会关系之思考 |
| 三、“进”与“退”:藏区社会组织条件缺失 |
| 第三节 “背景—要素—行动”分析框架的建构 |
| 第三章 治理反思及多边联结带:历史与区位 |
| 第一节 松散:历史上治理政策之弊 |
| 一、王朝的松散管理不可复制 |
| 二、“以夷制夷”:政治二元性,土司等足以与中央王朝抗衡 |
| 三、强硬统治反而不利,需张弛有度 |
| 四、强作为:维护主权、地区稳定 |
| 五、强作为:发展之基 |
| 第二节 多重边缘形塑多边联结带 |
| 一、“中心—边缘”说到“多边联结带”的学理解说 |
| 二、交通孔道:连接川滇青藏 |
| 三、政治枢纽:内固川省,外拊藏疆 |
| 四、经济传输带:通过交易,沟通东西南北 |
| 五、民族交汇地:文化结点连结多元文化 |
| 第四章 难度大:甘孜藏区治理环境的特殊性 |
| 第一节 多重脆弱性交织:治理环境的总体特征 |
| 第二节 风险大:脆弱性的源头 |
| 一、生计风险:民众贫弱及收入差距带来相对剥夺感 |
| 二、社会稳定方面极具风险:维稳任重道远 |
| 第三节 治理难度大,需要政府主导 |
| 一、治理难度大的具体表现:曾经的门难进、脸难看及其转变 |
| 二、治理中的矛盾性强,需要政府创造性地利用冲突 |
| 第五章 二元结构:治理主体结构的特殊性 |
| 第一节 参与是“治理诸要素及其关联”的核心 |
| 一、治理结构:诸要素及其关联 |
| 二、各学科关于治理中“参与”的解说 |
| 第二节 治理主体二元结构:政府不得已而强作为 |
| 一、应然:“外地主体”也应该参与其中 |
| 二、实然:谁在参与社会治理,藏区与其他地区差异显着 |
| 三、谁以什么样的地位和方式参与治理 |
| 第六章 内容复杂:治理客体的特殊性 |
|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中的各种调适,政府“掌舵” |
| 第二节 非政府强作为便难有作为:环境与社会治理的交织 |
| 第三节 非政府强作为便难有作为:贫困治理与社区治理相契合 |
| 一、大面积慢性贫困的治理,需要政府强作为 |
| 二、村庄贫困治理“契合”村庄社区治理 |
| 三、资源有限,导致“内应力不足” |
| 第七章 政府作用力凸显:努力改善社会关系 |
| 第一节 公共服务改善民生 |
| 一、公共产品供给关照农牧民生产生活 |
| 二、努力托底:关照最贫弱的群体 |
| 第二节 政府行为:寓服务于管理 |
| 一、融为一体:异地迁入人口管理与服务 |
| 二、双法共用:大调解中心及其服务 |
| 三、深入仔细:网格化管理 |
| 第三节 工作制度设置及方式进一步改善政民关系 |
| 一、群众工作全覆盖:七项任务 |
| 二、干部找群众:挂帮包、干部驻村包村 |
| 三、门好进、脸好看:便民服务中心及其服务 |
| 四、倾听民声:诉求表达与反复协商 |
| 第四节 尊重、引导农牧民 |
| 一、尊重农牧民意愿 |
| 二、将政府的工作嵌入村庄自组织之中 |
| 三、努力整合农牧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8）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理论意义 |
| (三) 实践价值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评价 |
| (一) 研究的客观现状 |
| (二) 研究述评 |
| 三、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内容 |
| 四、拟采取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技术路线及可行性分析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手段 |
| (三) 技术路线 |
| (四) 可行性分析 |
| 五、本题目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民生政治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 |
| 一、民生政治的概念解读 |
| (一) 民生的概念与内涵 |
| (二) 民生政治的概念和内涵 |
| 二、民生政治的理论基础分析 |
| (一) 国家本质与政府职能理论 |
| (二) 政治发展与发展战略理论 |
| (三) 政治合法性与有效性理论 |
| (四) 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理论 |
| 第二章 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战略抉择 |
| 一、当代中国发展民生政治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
| (一) 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特征与战略选择 |
| (二) 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的两条思路 |
| (三) 作为政治发展战略的变革 |
| 二、当代中国发展民生政治的必然性 |
| (一) 中国发展民生政治的理论依据 |
| (二) 中国发展民生政治的现实依据 |
| (三) 当代中国发展民生政治的新主题 |
| 三、当代中国发展民生政治的战略意义 |
| (一) 政治合法性基础新的增长点 |
| (二) 社会建设的新动力 |
| (三) 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障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现状分析 |
| 一、民生政治发展取得的成就 |
| (一) 民众生活质量的显着提高 |
| (二) 反贫困取得重大成绩 |
| (三) 社会保障体系形成 |
| (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二、民生政治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民生法治化水平较低 |
| (二) 民生发展程度整体不高 |
| (三) 民生治理方式相对单一 |
| (四) 公共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
| 三、民生政治的非均衡发展成因 |
| (一) 经济发展不均衡 |
| (二) 体制机制不完善 |
| (三) 政府民生职能缺失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体系 |
| 一、民生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 |
| (一) 政治公正 |
| (二) 政治民主 |
| (三) 政治法治 |
| (四) 政治稳定 |
| 二、民生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 |
| (一)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法治化水平 |
| (二)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民生政府 |
| (三)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四) 实现民富国强的和谐社会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民生政治发展的动力因素分析 |
| (一) 领导力量的推动 |
| (二) 经济发展的持续 |
| (三) 公民社会的兴起 |
| (四) 利益分化的需求 |
| 二、民生政治发展的阻力因素分析 |
| (一) 历史传统和文化中的错误观念 |
| (二) 旧有体制和制度条件 |
| (三) 经济发展结构失衡 |
| (四) 社会群体的不合理差异 |
| (五) 生态环境与资源约束 |
| 第六章 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制度创新 |
| 一、民生政治发展的“制度化”范式 |
| (一) 制度创新的理论框架 |
| (二) 制度创新的意义 |
| 二、构建民生政治发展的制度体系 |
| (一) 民生政治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机制 |
| (二) 民生政治参与的有序扩大机制 |
| (三) 民生法治化与民权保障机制 |
| (四) 应对民生政治危机治理机制 |
| (五) 民生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机制 |
| (六) 健全民生政治制度执行机制 |
| 第七章 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政策支持 |
| 一、民生政策议程的民意化 |
| (一) 公共政策分析中的“民生问题” |
| (二) 改善民生政策议程的启动与议决 |
| (三) 民生政策议程确立的条件、途径和模式 |
| 二、民生政策制定的合法化 |
| (一) 影响民生政策制定的因素 |
| (二) 民生政策制定的渐进动态过程 |
| (三) 民生政策的合法化 |
| (四) 加强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 |
| 三、民生决策执行的有效性 |
| (一) 民生政策执行的原则与模型 |
| (二) 民生政策执行过程与方式 |
| (三) 民生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
| 四、民生政策评估的多元化 |
| (一) 民生政策评估的类型与意义 |
| (二) 影响民生政策评估的因素分析 |
| (三) 民生政策评估程序 |
| (四) 构建以民生为重心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 |
| 第八章 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战略优化与对策建议 |
| 一、民生政治发展的战略行动原则 |
| (一) 民生权益的普惠性 |
| (二) 政府主导的多元化 |
| (三) 发展进程的有序化 |
| 二、建立民生指数及监督落实机制 |
| (一) 民生指标体系框架 |
| (二) 民生指数的细化与分解 |
| (三) 完善监督落实机制 |
| 三、民生规划方案的具体实施 |
| (一) 经济驱动 |
| (二) 政府服务 |
| (三) 文化支撑 |
| (四) 社会调节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当代中国陆地边疆治理模式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陆地边疆及其治理模式创新的理论概述 |
| 一、边疆与陆地边疆 |
| 1. 边疆内涵的发展与演变 |
| 2. 中国陆地边疆的历史沿革 |
| 3. 当代中国陆疆概况 |
| 二、治理与陆疆治理 |
| 1. 治理的内涵 |
| 2. 陆疆治理的内涵 |
| 3. 陆疆治理的目标 |
| 4. 陆疆治理的任务 |
| 三、治理模式与陆疆治理模式 |
| 1. 治理方式与治理模式 |
| 2. 陆疆治理模式的创新内涵 |
| 3. 当代中国陆疆治理模式创新的必要性分析 |
| 4. 当代中国陆疆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性分析 |
| 第二章 创新之源流：我国以往陆疆治理模式的历史经验借鉴 |
| 一、古代王朝国家时期(1840年以前)的陆疆治理模式 |
| 1. “华夷有别”、“守中治边”的边疆治理观 |
| 2. 族际主义边疆治理思路的主导 |
| 3. “消极防御为主、积极经营为辅”的边疆治理模式 |
| 4. 历史经验借鉴 |
| 二、晚清至新中国成立以前(1840—1949年)的陆疆治理模式 |
| 1. 民族国家构建视域下的边疆治理观及其历史局限性 |
| 2. 区域主义边疆治理模式的尝试及其历史局限性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年)的陆疆治理模式 |
| 1. 族际主义陆疆治理模式的创新和发展 |
| 2. 陆疆软治理方式的确立及其历史功绩 |
| 四、1957年—1977年的陆疆治理模式 |
| 1. 陆疆治理模式创新从倒退走向停滞 |
| 2. 全能主义陆疆治理模式的主导及其经验教训 |
| 五、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1年)的陆疆治理模式 |
| 1. 陆疆软治理方式的重新回归及其面临的挑战 |
| 2. 陆疆治理模式创新在稳步中发展 |
| 第三章 创新之动因：当代中国陆疆的特殊性问题 |
| 一、当代中国陆疆特殊性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
| 1. 历史原因 |
| 2. 现实原因 |
| 3. 主观原因 |
| 4. 客观原因 |
| 二、陆疆发展问题 |
| 1. 陆疆经济建设和资源开发的艰巨性 |
| 2. 陆疆“五位一体”发展的边缘化特征 |
| 三、陆疆民族与宗教问题 |
| 1. 陆疆民族问题 |
| 2. 陆疆宗教问题 |
| 3. 陆疆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合二为一特性 |
| 四、陆疆安全问题 |
| 1. 陆地边界隐患问题 |
| 2. 陆疆非传统安全问题 |
| 五、陆疆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问题 |
| 1. 陆疆政治认同的危机问题 |
| 2. 陆疆文化认同的危机问题 |
| 第四章 创新之挑战：当代中国陆疆面临的特殊内外部政治环境 |
| 一、特殊的政治地理空间单位 |
| 1. 国家全面发展的拓展空间 |
| 2. 国际交流交往的重要通道 |
| 3. 国际地缘关系的战略重心 |
| 4. 国家安全防卫的缓冲地带 |
| 5. 国家利益链条的关键环节 |
| 6. 国家战略资源的储备区域 |
| 二、多维度的国内外政治诱因 |
| 1. 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 |
| 2. 邻国极不稳定的政治环境 |
| 3. 国内“三股势力”的政治破坏 |
| 三、陆疆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的挑战 |
| 1. 陆疆基层政府能力建设面临的挑战 |
| 2. 陆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挑战 |
| 四、市场经济背景下的陆疆特殊政治环境 |
| 1. 陆疆利益分化现象的特殊性 |
| 2. 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民族心理失衡 |
| 3. 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政治挑战 |
| 五、传统因素影响下的陆疆特殊政治环境 |
| 1. 厚重传统文化对法治文化认同的制约 |
| 2. 深厚民族情感对陆疆治理环境的影响 |
| 第五章 创新内涵之一：陆疆规制型治理方式 |
| 一、陆疆规制型治理方式的基本理论解析 |
| 1. 陆疆规制型治理方式的理论依据 |
| 2. 陆疆规制型治理方式的基本含义 |
| 3. 陆疆规制型治理方式的主要特征 |
| 4. 陆疆规制型治理方式的价值取向 |
| 二、创新建构陆疆规制型治理方式的现实动力 |
| 1. 陆疆地区法治传统的缺失 |
| 2. 陆疆地区普遍存在的权利与义务失衡现象 |
| 3. 治理政府失位与市场失灵的内在需要 |
| 4. 陆疆地区面临的特殊社会矛盾 |
| 5. 陆疆地区面临的特殊安全环境 |
| 三、陆疆规制型治理方式的运用维度 |
| 1. 法律规制的主导 |
| 2. 行政规制的补充 |
| 3. 组织纪律的辅助 |
| 4. 乡规民约的支持 |
| 四、陆疆规制型治理方式的适用客体 |
| 1. 陆疆产业发展的规划问题 |
| 2. 陆疆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维护问题 |
| 3. 陆疆治理主体治理责任的规制问题 |
| 4. 公民义务担当与行为规范问题 |
| 五、陆疆规制型治理方式的基本要求 |
| 1. 强调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 |
| 2. 强调政治权力与治理责任的匹配 |
| 3. 强调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
| 4. 强调公平公正和公开透明的规制治理过程 |
| 六、理性规制是建构陆疆规制型治理方式的必然选择 |
| 1. 理性规制是陆疆规制型治理方式的题中之义 |
| 2. 陆疆地区非理性规制的具体体现及其规避 |
| 3. 理性的陆疆规制型治理方式的构建路径 |
| 第六章 创新内涵之二：陆疆情感型治理方式 |
| 一、陆疆情感型治理方式的基本理论分析 |
| 1. 陆疆情感型治理方式的理论依据 |
| 2. 陆疆情感型治理方式的基本含义和逻辑过程 |
| 3. 陆疆情感型治理方式的主要特征 |
| 4. 陆疆情感型治理方式的价值取向 |
| 二、建构陆疆情感型治理方式的现实动力 |
| 1. 陆疆各族群众需求规律的特殊性 |
| 2. 陆疆治理主体情感素养的欠缺性 |
| 3. 理性情感认同任务的艰巨性 |
| 4. 全民抵制西化分化的紧迫性 |
| 三、陆疆情感型治理方式的运用维度 |
| 1. 资源的援助 |
| 2. 政策的照顾 |
| 3. 情感的关怀 |
| 4. 群众路线的践行 |
| 5. 公平正义的弘扬 |
| 6. 积极情感的培育 |
| 7. 政治参与渠道的畅通 |
| 8. 民族区域自治权利的落实 |
| 四、陆疆情感型治理方式的适用客体 |
| 1. 陆疆各族群众重要需求的满足问题 |
| 2. 陆疆发展的外部助推问题 |
| 3. 陆疆社会软环境建设问题 |
| 4. 民族关系与宗教信仰问题 |
| 5. 情感认同的构筑问题 |
| 6.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问题 |
| 五、陆疆情感型治理方式的基本要求 |
| 1.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 |
| 2. 善于为陆疆各族群众谋划美好“中国梦” |
| 3. 建立健全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
| 4. 充分尊重各族群众的民主权利和主体地位 |
| 5. 必须扎实提升各族群众的幸福感 |
| 6.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
| 7. 构筑各族干部人才队伍的激励和保障机制 |
| 8. 要有一套科学完备的监控与评价体系 |
| 第七章 创新内涵之三：陆疆文化型治理方式 |
| 一、陆疆文化型治理方式的基本理论分析 |
| 1. 陆疆文化型治理方式的理论依据 |
| 2. 陆疆文化型治理方式的基本含义 |
| 3. 陆疆文化型治理方式的主要特征 |
| 4. 陆疆文化型治理方式的价值取向 |
| 二、建构陆疆文化型治理方式的现实动力 |
| 1. 陆疆厚重的传统文化负荷 |
| 2. 西方国家无休止的文化渗透 |
| 3. 特殊环境导致的文化认同危机 |
| 4. 全球化和市场化带来的道德文明危机 |
| 三、陆疆文化型治理方式的运用维度 |
| 1. 中华文化的弘扬 |
|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 |
| 3. 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
| 4. 健康民间习俗的软约束 |
| 5. 宗教信仰的积极正面引导 |
| 6. 文化产业的综合治理 |
| 四、陆疆文化型治理方式的适用客体 |
| 1. 文化的发展与变迁问题 |
| 2. 政治文化认同的建设问题 |
| 3. 多样化文化的整合问题 |
| 4. 亚文化的健康发展问题 |
| 5. 陆疆社会活力的激发问题 |
| 五、陆疆文化型治理方式的基本要求 |
| 1. 强调“多元一体”文化体系的认同 |
| 2. 强调陆疆传统文化的适应性变革 |
| 3. 强调与陆上邻国建立互谅互信的文化交流模式 |
| 4. 强调净化陆疆社会的文化环境 |
| 5. 强调文化软性同化力 |
| 六、陆疆文化型治理方式的任务分解 |
| 1. 中央政府：以中华文化建设筑牢国家认同的文化根基 |
| 2. 陆疆地方政府：以民族文化产业的繁荣提升文化软实力 |
| 3. 陆疆社会：多元途径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
| 4. 陆疆民众：在中华文化的统领下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第八章 创新内涵之四：陆疆合作型治理方式 |
| 一、陆疆合作型治理方式的基本理论分析 |
| 1. 陆疆合作型治理方式的理论依据 |
| 2. 陆疆合作型治理方式的基本含义 |
| 3. 陆疆合作型治理方式的主要特征 |
| 4. 陆疆合作型治理方式的价值取向 |
| 二、建构陆疆合作型治理方式的现实动力 |
| 1. 陆疆治理任务的极其艰巨 |
| 2. 陆疆治理体系现代化任重道远 |
| 3.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呼唤 |
| 4. 解决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内在要求 |
| 5. 通往陆疆善治目标的必然选择 |
| 三、陆疆合作型治理方式的几种主要形态 |
| 1. 政府与政府的协同 |
| 2. 政府与社会的共治 |
| 3. 政府与市场的互补 |
| 4. 政府与公众的互信 |
| 四、陆疆合作型治理方式的基本要求 |
| 1. 强调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原则 |
| 2. 强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陆疆合作治理体系 |
| 3. 强调陆疆社会资本的持续积累 |
| 4. 强调协同发展式的治理思路 |
| 5. 强调合作治理机制的科学化设计 |
| 五、陆疆合作型治理视野下的多元主体角色分析 |
| 1. 中央政府的合作治理角色 |
| 2. 东中部发达地区的合作治理角色 |
| 3. 陆疆地方政府的合作治理角色 |
| 4. 市场力量的合作治理角色 |
| 5. 民间组织的合作治理角色 |
| 6. 陆疆各族群众的合作治理角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回应性政治发展 ——从发展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观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聚焦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设计 |
| 第一章 告别全能：发展型政府的兴起与实践 |
| 第一节 回应经济发展的转型 |
| 一、作为背景的全能型政府 |
| 二、全能型政府的制度困局 |
| 三、迈向发展型政府 |
| 第二节 发展型政府的中国实践 |
| 一、经济政策导向的治理 |
| 二、发展理念的制度实践 |
| 三、稳定理念的制度实践 |
| 第三节 发展型政府的制度绩效 |
| 一、从经济增长到政治发展 |
| 二、迈向基础性权力 |
| 三、地方与社会的复兴 |
| 第二章 治理困局：发展型政府的异化与危机 |
| 第一节 发展理念异化与分配正义危机 |
| 一、发展理念的异化：GDP崇拜 |
| 二、分配正义的理想标准：政府过程的视角 |
| 三、政府职能错位与分配正义危机 |
| 第二节 稳定理念异化与利益表达困境 |
| 一、稳定理念的异化：刚性稳定 |
| 二、利益表达的理想方式：公民参与的视角 |
| 三、政府分类控制与利益表达困境 |
| 第三节 从治理异化到治理危机 |
| 一、治理异化：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 |
| 二、治理危机：社会抗争的转化升级 |
| 第三章 社会何求：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公正 |
| 第一节 社会需求的转向 |
| 一、民众行动的议题指向：社会公正 |
| 二、民众行动的基本属性：依法抗争 |
| 第二节 需求背后的权利逻辑 |
| 一、权利的概念及其分类 |
| 二、公民与政治权利优先的西方逻辑 |
| 三、经济与社会权利优先的中国观念 |
| 第三节 需求转向的社会基础 |
| 一、我们是一个公民社会吗? |
| 二、中国政治发展的社会基础 |
| 第四章 政府何为：从发展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 |
| 第一节 回应社会公正的转型 |
| 一、何谓服务型政府：从舶来词到本土化 |
| 二、迈向服务型政府：从必要性到可行性 |
| 第二节 服务型政府的中国实践 |
| 一、社会政策导向的治理 |
| 二、政府积极职能的回归 |
| 三、政府消极职能的回归 |
| 第三节 服务型政府的制度绩效 |
| 一、国家能力的重构 |
| 二、行政民主的兴起 |
| 第五章 政治发展：政府转型的逻辑与效果分析 |
| 第一节 政府转型的内在逻辑：回应性政治发展 |
| 一、政府转型的实践特点：从抗争到回应 |
| 二、政府转型的理论思考：回应性政治发展 |
| 第二节 政府转型的现实效果：没有选举的责任 |
| 一、没有选举的责任：基于一般理论的考察 |
| 二、没有选举的责任：基于一般实践的考察 |
| 第三节 政府转型的未来展望：困境与超越 |
| 一、政府转型的困境 |
| 二、对于困境的超越 |
| 结语：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理解中国的政治发展 |
| 一、过程中的“国家—社会互动论”：政府转型的特征 |
| 二、结论中的“国家—社会互动论”：离理想有多远?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四、论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目标的次序和实现策略（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D]. 张伟伟. 北京科技大学, 2021(11)
- [2]“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D]. 刁春辉. 山东大学, 2021(11)
- [3]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D]. 张建坤. 湖南大学, 2019(01)
- [4]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研究（1978—2007）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丰俊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D]. 石立春.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6]先秦儒家礼教思想研究[D]. 王晶. 东北师范大学, 2017(05)
- [7]藏族地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研究 ——基于对甘孜藏区的分析[D]. 陈艾.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8]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研究[D]. 董田甜.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
- [9]当代中国陆地边疆治理模式创新研究[D]. 吕朝辉. 云南大学, 2015(09)
- [10]回应性政治发展 ——从发展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观察[D]. 闫帅. 武汉大学, 2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