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测绘学会测绘教育专业委员会测绘教学研讨会会议纪要

一、中国测绘学会测绘教育委员会测量学教学研讨会会议纪要（论文文献综述）

李青^[1]（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指出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郑丽颖^[2]（2021）在《俄国外交官彼得罗夫斯基西域考察活动研究（1883-1903）》文中提出1883-1903年,俄国人尼古拉·费多洛维奇·彼得罗夫斯基（Н.Ф.Петровский,1837-1908）任俄国驻新疆喀什总领事期间,利用自己的外交身份想尽一切办法开展考察和古文献文物收集工作。他是最早对喀什古城作出研究、最早进行南疆古代手稿收集的欧洲官员,所获收集品数量多、种类丰富、语言丰富、内容重要、涵盖面宽。无论是梵文手稿,还是其他未定名手稿都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他建立了完整的古文书搜集网络,完成了中国南疆考古地图的绘制,为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俄国探险家奥登堡、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法国探险家伯希等欧洲探险队提供了往来便利和协助。利用哥萨克骑兵每月往来奥什和喀什的便利条件,彼得罗夫斯基轻而易举将古文献文物经中亚大铁路运回俄国,使俄国成为西域古文献艺术品重要收藏地之一。在沙皇政府和俄国半学术组织的指令下,彼得罗夫斯基总领事作为古文书发出者与古文书接收者俄国科学院院士罗曾、古文书研究者奥登堡院士三者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西域古文书收集研究网络,并在英俄考古之争中保持明显优势。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有梵文文献、印度文献、藏文文献、吐火罗文文献等多种语言,据不完全统计,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古文物计3000余件,最早的文物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古代手稿及残片总数7000余件,含梵语、佉卢文、婆罗谜文和未比定写本,造成了我国珍贵收稿文物的大量流失。本文研究材料来自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古文献档案馆、俄罗斯地理协会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民族博物馆、俄罗斯国家文化艺术档案馆所藏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驻新疆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给俄国外交部官员、俄国军官、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东方学家、地理学家的信函及密件200余封、俄国探险家考察报告、俄国皇家科学院会议纪要、彼得罗夫斯基发表在皇家考古协会学报上的考察报告等原版资料。文中所用外文史料不仅丰富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内容,对研究俄国外交史、特别是中俄关系及我国南疆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泠^[3]（2020）在《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军事百科全书编纂是以“编纂”为核心的创造性精神劳动,是社会科学文化活动中的专业实践活动。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是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也是军事辞书编纂的重要领域。编纂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中国军事科学发展史和辞书编纂史上的一项开创性工作。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第一版及《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一版、第二版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型军事百科全书、辞典,系统介绍古今中外军事领域知识,全面总结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建立起富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百科知识体系,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成果,体现了中国当代军事科学发展水平,在传播军事知识,推动军事科学发展,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对于编纂实践,对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理论的探索虽然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但还不够丰富,特别是近10年鲜有系统的研究。本文以近代以来世界军事百科全书编纂谱系为框架,将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置于该框架中研究与考量。以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历史为主线,通过回顾不同历史时期编纂机构、编纂人员、编纂成果的发展,总结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经验。通过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的理论依据和基础,军事知识秩序的建立过程,编纂系统工程的运行方式,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理论与方法。通过探讨编纂的政治性与客观性的科学考量,以及文献资料研究在编纂中的作用,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规律。以中国当代3部大型军事百科全书为个案,从其编纂内容、编纂实践、编纂现代化着手,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特色与创新。本文运用军事学、辞书学、史学、编辑出版学及传播学理论和专业知识,对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作了系统研究。从“学科论”出发,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的知识分类及其与军事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的关系。从文化缔构的角度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体系在建立新的军事知识秩序,实现军事知识的规范化、标准化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以辞书框架理论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主体与编纂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本文首次对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查阅了1980年至2016年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原始文件、资料、档案、会议记录等,访谈了部分直接参与编纂的专家学者和重要事件亲历者,厘清了编纂中的重要事件、节点及发展脉络。通过考察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体制和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并与国内外其他百科全书编纂进行比较,提炼并总结了编纂特点、作用和贡献。通过对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与军事学科的建立及发展进行系统探索,认为编纂活动为军事学相关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推动和深化了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首次集中对编纂中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处理和解决进行探究,通过文献梳理、档案整理、访谈记录等,重点研究了解放军军战史、重要人物若干问题的编纂原则、标准,以及表述、评价标准（准则）的形成,如长征“密电事件”、抗日战争中人民军队战绩等表述的形成及我军36位军事家的确定过程等,集中反映了编纂工作与科学研究的相互促进及其统一。本文拓展了军事百科全书研究的领域,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与借鉴。

裴世东^[4]（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王玉^[5]（2019）在《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研究（1933-1949）》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时期的地政学派成立于1933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集当时最高水平的土地改革学术团体和国家经济建设智囊团功能于一身的重要学术流派。地政学派的土地学术和思想居于当时社会中的主流和中心地位,对民国土地经济学的发展、国民党政府土地政策的制定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目前学界关于地政学派的研究成果不多,这与该学派当时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影响尚有距离。本文在广泛收集有关地政学派的各类原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地政学派的活动和思想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性的考察,以期拓宽近代土地思想史的研究,同时厘清国民政府关于土地制度的政策演变逻辑。民国以来,局势不稳、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等诸多因素导致政局动荡,但同时也激发社会各阶层探讨国家发展之路的热情,形成了一股思想开放、学术自由的活跃的文化氛围,近代也就成了经济思想发展转折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心内容,更是封建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换的关键所在,因此各类土地思想也开始涌现。在蒋介石的授意下,1933年由萧铮组织发起了中国地政学会,将当时研究土地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实际从事地政工作的领导分子的力量聚集起来,是地政学派早期的正式组织,由此也标志着民国时期地政学派的正式形成。1947年为吸收更广泛的社会人士以及农民群体,萧铮又组建了中国土地改革协会,该协会性质为社会团体,以便深入民众,以此推动土地改革的发展。自此至1949年,地政学派步入了地政学会与土地改革协会两会并行的阶段。地政学派以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为指导,以亨利·乔治”单一税”理论、达马熙克土地改革学说为参照,在“研究土地问题,促进土地改革”宗旨引领下,为国民政府实行土地制度改革进行具体的理论阐述和政策设计。地政学派主要的学术活动包括发行《地政月刊》、《人与地》等地政刊物,出版地政论着,译介国外土地学说。地政学派的历届年会也会密切结合时政形势,围绕最为迫切的土地问题展开讨论并形成决议,以此影响政府当局的政策,并推动民众土地观念之改变。同时,地政学派积极兴办地政教育,先后依托地政学院、地政研究所、私立建国法商学院等机构,为国民政府推行土地改革培养了大批地政人才。本文通过对地政学派相关资料发掘,系统梳理了地政学派的基本内容,提炼出地政学派土地改革主张的基础理论为平均地权、政策支柱为土地金融、配套设计为现代土地治理。以这三个层面作为土地思想主线,地政学派对民国时期土地制度进行了整体谋划。地政学派土地思想演化的脉络具有鲜明的以诱致性土地制度变迁为基础的强制性土地制度变迁特征,是顺应统制经济思潮以政府为主导解决农民对土地制度非均衡的诉求问题,但是在国民政府的土地改革实践中,强制性土地制度变迁逐渐脱离了诱致性土地变迁基础,地政学派的土地思想及制度主张不得不以妥协的形式实现,严重制约了土地改革的价值发挥。本文对地政学派同时期的中外土地学说进行研究对比。相较于中国共产党的为了推翻既有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土地革命论,地政学派为国民政府设计的土地改革方案则是在既有政治和经济制度框架内寻求农业发展的路径,这是由两者政治党派背景、经济学分析范式、适应经济阶段以及经济目标的不同所决定的。而相较于世界各国的土地改革事业,地政学派的土地改革主张也顺应了资本主义建立和发展以来土地改革的总体趋势,一是对土地私有制的行使范围大加限制,二是扶植农民收购土地,以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地政学派作为民国土地学界的重要组织,其土地思想和学术活动繁荣了民国的土地研究事业。尽管地政学派的土地思想在向土地制度转化的过程中,受到了诸多现实问题的影响而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在一定程度上付诸了实践。尤其是在抗战胜利后,地政学派的土地金融思想在推动台湾省政当局土地改革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说明地政学派的土地思想在特定历史时期及条件下是能够转化为具有现实张力的政策实践的,其思想内涵对当下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也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刘清越^[6]（2019）在《天津近代建筑师的职业化进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受到政治、经济、技术、思想、教育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建筑设计行业的从业者开始了由传统工匠向近代建筑师的转变。本文以首都门户、北方经济贸易中心的近代天津为切入点,选取近代时期在天津开展职业实践的中外建筑师为研究主体,通过对历史档案等一手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借助分类比较、信息数字化、实地调研等多种研究方法,分析了天津近代建筑师的螺旋式职业化发展进程,总结了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职业化特征和发展规律,以及建筑师职业化对天津近代建筑设计行业带来的冲击和产生的影响,为我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建筑设计行业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当代建筑师职业发展提供参考。论文第2章分中西方两条主线,对中国古代传统工匠体系的传承发展和西方近代职业建筑师的演进历程分别进行了梳理,是对中西方建筑师不同的职业起源和形成的概述。第3章从建筑思想、建筑技术、建筑教育和建设管理模式这四个对天津近代建筑师职业化进程影响最大,与其联系最为紧密的四个方面,分别进行讨论。理清各自的发展阶段、转变内容和产生的社会影响,为下文进一步的分析、论述做好背景铺垫。第4章首先根据群体的来源和供职机构的不同,对天津近代建筑师进行分类。然后选取了其中八个最为典型的中外建筑设计开发机构,通过整理、归纳每个机构的运营模式、组织架构、业务类型、实践作品以及机构中所涉及的中外建筑师的生平经历,清晰地描绘出天津近代建筑师在职业实践中显现出的群体轮廓和个体形象。第5章对天津近代建筑师职业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四个方面的特征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包括职业注册制度确立表现出的法制化特征,建筑师职责范围明确表现出的责任化特征,建筑师执业规范增强表现出的规范化特征,以及建筑师行业组织创立表现出的团体化特征。第6章总结了天津近代建筑师职业化进程的发展规律,以及对天津近代建筑设计行业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对后续研究的展望。

陶亮^[7]（2019）在《建筑师视角下的工程设计管理策略研究》文中指出国内的建筑设计管理长期呈现出流程片段化的特征,这种粗放的管理体系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虽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整个建筑行业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以及投资模式、技术创新、信息技术发展、产业转型、人文变化和国际化趋势等一系列的变化发展,这种管理体系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已大大降低。随着2015年WTO过渡保护期的结束,国内建筑设计市场进一步全面放开,推行以建筑师为主体的全程设计管理,回归“建筑师负责制”已成为业界的共识。转变正在发生,在上海、广西、福建等地试点的“建筑师负责制”,体现了政府推进建筑业与国际接轨、提升品质的态度和决心。我国建筑设计行业的转型升级、专业的强化与新的建设项目运作模式的产生,促使我国建筑师的角色正在重塑,新的形势需要建筑师逐渐成为项目的潜在管理者,并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运用专业技能及系统的观点、方法和理论,对项目涉及设计的全部工作进行有效地管理,从而全面保证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最终提供高品质的建筑产品。同时建筑信息化作为建筑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已经成为引领变革这个领域发展的重要趋势,正逐渐改变传统建筑设计行业的运作及管理模式。当建筑设计摆脱单一的图纸沟通的束缚,进而实现以BIM（建筑信息化模型）为代表的建筑信息化表达后,建筑师在整个建设流程中的作用将发生重大变化,从仅侧重于设计阶段的技术服务,到对工程全流程的整体掌控。建筑信息化技术已经把整个工程建设流程中大部分的设计问题前置化,为解决贯穿整个建筑工程活动中各个主体、各个阶段出现的问题,提供了有效且可行的工作模式,从而为建筑师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合理角色提供了技术支持。这种变革发展的趋势也恰恰是建筑师负责制所倡导的----让建筑设计源头的建筑师,成为建筑工程全生命周期的领导者。在建筑设计行业这样的发展趋势下,本论文主要研究以建筑师为主导进行全程设计管理的意义及策略,对涉及到策划、设计、施工和运管等方面工作的各个阶段进行更加合理的阶段划分,并结合作为全程设计管理重要技术手段的建筑信息化技术,提出各个阶段相应的设计管理要求和策略。为此,本论文提出了“六序法模式”的全程设计管理方法,并探讨其与BIM进行结合的意义及有效途径。论文希望一方面能为推行适合中国的建筑师负责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方法,另一方面也希望进一步拓展BIM在建筑师全程设计管理中的应用。论文通过三个部分展开阐述:第一部分为基础研究。首先,论文的绪论部分通过对目前国内外关于建筑设计管理相关研究若干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和分析,提出研究的内容,阐述研究的方法、关键技术和思路。在第二章论述了建筑设计管理的职能、核心任务、主体内容和影响因素,并指出了建筑设计管理中知识信息管理的重要性和主要策略。在第三章通过分析对比中外通行的职业建筑师的职能体系和全程设计管理思想,探讨建筑师负责制框架下的建筑师全程设计与管理,在建造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发展趋势及建构要素,为后续的理论实践研究奠定基础。第二部分为理论实践研究。首先在第四章以国际通行的职业服务内容和专业化、全程化的标准,提出适应中国建筑师负责制的建筑师全过程工程设计管理的职业服务体系----“六序法模式”,对各阶段的工作内容、工作流程、工作成果和工作要求进行阐述,并结合项目实例进行分析总结。接着探讨了建筑师进行全程设计管理所需要的基础组织形式----建筑工作室/事务所,以保持建筑创意为核心目的的组织机构管理策略。最后在第五章研究了BIM在建筑全程设计管理中的重要性和适应性问题,论证了在建筑全程设计管理中应用BIM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并提出了“BIM整同设计管理模式”和“复合总建造师”的相关概念。第三部分为策略研究。是在对上述研究的总结和拓展基础上,分别在构建以建筑师为主体的全程设计管理、创建适宜建筑师创作的组织机构、BIM在全程设计管理中的应用以及全程化建筑师的职业教育四个方面对建筑师全程设计管理提出了适宜的优化策略。最后对论文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本研究需要继续完善的方面,展望了建筑师视角下并结合BIM技术的全过程工程设计管理的应用前景。

张楠^[8]（2018）在《中国天文演示仪器：类型、功能及嬗变》文中研究表明天文仪器根据用途不同可以分为计时、观测、演示、占星和计算五种。这些功能或独立成器,或叠加为复合形式,构成各种已知的天文仪器。其中,具有演示功能的仪器,均可被称为天文演示仪器。天文演示仪器实际上是对某一时期特定文化背景下天文理论及其实践成果的综合体现,对天文演示仪器变迁的考察,是全面、完整书写天文学史的一个思路与方向。本文将集中讨论中国天文演示仪器演变过程中的几个关键环节,回答以下问题:中国天文演示仪器的基本类型有哪些?在天文学、社会及文化方面又具有什么样的功能?仪器类型与功能在各自的转变中是否存在相应的联系?中国天文演示仪器发展直到汇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而目前国人对天文演示仪器的认知现状以及光学天象仪在国内的传入与发展,是不是有迹可循?第一章为全文绪论,对选题由来、论文意义、研究目的、思路、方法与主要概念等相关内容进行了介绍与论述,并对既有研究进行了详细的回顾和评论,从中探索论文的撰写线索、空间与推进方向。目前学界对天文演示仪器的研究关注度较低,无论是古代演示仪器个案的考证还是天文仪象的概念辨析,以及对近代天文演示仪器转型过程的探讨,均存在一定的讨论空间。第二章首先从中国古代天文演示仪器的基本类型入手,通过对史料记载中具有演示功能的仪器进行考证,辨析了“浑象”概念中“球仪”与“环仪”的区别,并对古代天文仪象的命名规律进行了探索。中国古代盖天、浑天两种体系下皆有演示仪器,其中盖天演示仪器即盖天图（仪）,而浑天演示仪器在明代前以水运天象演示为主要传统,明代后则以天球仪为主要类型。在仪象命名方面,基本遵循了演示为“象”,观测为“仪”,圆球为“象”,环规为“仪”的规律,但面对既非圆球又是演示仪器的情况时,则既有可能按照演示功能取名为“象”,又有可能按照结构类型取名为“仪”,并因此从文字记录的表面呈现出一种混乱状态。第三章对汉唐时期主要的演示仪器水运浑天仪进行分析,讨论了浑天仪除演示之外的间接测候用途,并由此对古代天文仪器的测候功能进行了追溯。水运浑天仪不仅能够完整的阐释浑天理论中所描述的天球结构,同时其运行还被用来与灵台观测结果进行即时对照,从而考察七曜的行度及历法的准确程度。“浑天仪”包括汉唐时期进行间接测候的演示仪器水运浑象,以及唐代之后具有黄道系统的直接测候仪器浑仪。这种既具有天象演示能力又可以用来进行间接测候的天文仪器制造传统,可以往前追溯至古璇玑玉衡。从玑衡到浑天仪,实际上是具有演示功能的测候仪器向具有测候功能的演示仪器的一种转变。而在唐代具有黄道系统的浑仪出现之后,演示仪器再次分化,浑象逐渐成为单纯的演示仪器,而浑仪则成为具有一定演示能力的观测仪器。第四章对宋元时大型天文演示仪器从俯察到仰观的变化进行了讨论,并由此提出了追认古代“假天仪”的两个必要条件:抬头仰观与自动运转。宋元时期我国文献中记载中有三件被现代学者追认为“假天仪”的仰观天文仪器,其中张思训“太平浑仪”是一座兼具报时功能的天文钟式自动演示仪器,其天象演示部分是一种类似于“盖天图仪”的穹形天顶;第二件是《曲洧旧闻》中所记载的“苏子容铜浑仪”,作者朱弁所述为此事目前可知的唯一来源,即一例孤证,并且记录中矛盾颇多,在没有其他史料进行确证的情况下,不应据此对仪象历史进行改写,将之追认为曾真实存在的“假天仪”;第三件是元代郭守敬所制玲珑仪,其并非浑仪,亦与一般意义上的“假天仪”有所区别,这是郭守敬创制的新型演示仪器,整体呈网格球结构,在设计制作的过程中继承了宋代仰观仪器的理念,并且很可能受到了阿拉伯天文仪器的影响。第五章通过对“天地仪”、“天球仪”与“日心说行星仪”等欧洲小型仪器的传入研究,讨论了明清时期在西器东传的背景下,天文演示仪器逐渐从皇家灵台走向民间社会的转变过程,这也是中国近代天文演示仪器转型的前奏。明代中后期开始,天文演示仪器的中西交流以欧洲传教士的民间活动与官方活动为线索随之展开。在官方,以传教士进入钦天监工作、皇家对天文演示仪器的收藏以及外国使团所带礼物为主要交流通道;而在宫廷之外,则以传教士交游、民间商品流通与知识分子的相关研制为扩散方式。小型天文演示仪器从皇家礼器、灵台密器,一步步走向民间,成为传播、教育的工具,甚至作为商品、产业流通于城市之中。第六章通过对近代之后光学天象仪在中国的传播和早期研制进行研究,再现了中国天文演示仪器最终完成近现代转型并汇入世界天象仪发展道路的转化过程。光学-机械式天象仪诞生于1923年的德国蔡司工厂,其出现颠覆了以往了天文演示方式,并使现代天文馆得以发源。在光学天象仪诞生后,国内及时对此天文演示仪器进行了介绍和传播,随后1957年建立了第一家大型天文馆,1958年开始了国产试制工作,1973年正式提出在全国建设天文馆的规划。然而我国并未参与到两次世界天文馆建设浪潮之中,并由此形成了目前天象仪、天文馆事业的格局,其中特别不能被忽视的是天文演示仪器文化传统的影响。整体来看,中国天文演示仪器的发展经历了四种不同层次的嬗变:主体结构类型从环规虚球到封闭实球的变化;演示功能与间接测候功能先集中再分化,从具有演示功能的测候工具二维璇玑玉衡、图仪到具有测候功能的演示仪器三维水运浑天仪,再到球仪浑象与复合浑仪的彻底分离;观看方式俯仰之间的变化;社会功能方面,天文演示仪器从皇家灵台走向民间大众,最终完成了与世界发展并轨的现代转型。因此在结论章中,通过总结观点,将中国天文演示仪器的发展变化置入到世界天象仪图景之中,从而透析其文化内蕴及现代影响。中国古代天文演示仪器的设计制造将所见之天视为一个有机整体,遵从于自然本身的运转方式和表现形式,对这种整体性不予以解构或者说不需要解构。唐代之前,中国的天文演示仪器具有明显的占候验历功能。唐代之后随着装置黄道游仪的复合型浑仪出现,以及星占在中国天学发展中主导程度的下降,演示仪器的占验功能也随之被逐渐消解,成为单纯的演示工具。但其皇家礼器功能则贯穿始终,具有明显的政治象征意义。这种文化传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作为一种隐性基因遗留下来,影响深远。

曾荣^[9]（2017）在《民国《地政月刊》（1933-1937）研究》文中认为1933年1月在南京创刊发行的《地政月刊》是民国时期第一个较全面地讨论地政问题的学术刊物。它附属于中国地政学会,是民国地政人士“研究的园地及实际运动报告的喉舌”。它通过关注和研究欧、美、日、苏俄等国家地政问题以获取西方先进理念经验,并结合我国以往土地治理情况以及当时基本国情,探究解决当时我国地政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地政月刊》的内容涵盖了土地制度、土地改革、土地管理和利用、土地经济理论等方面,涉及地方经济发展问题、土地与人口问题、三农问题等话题。本文从《地政月刊》所涉内容及其自身发展等情况入手,运用历史事实与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地政月刊》作全面系统的考察,以展现民国时期我国地政研究情况及地政思想的发展历程,发掘探究《地政月刊》的学术价值、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第一章首先对本研究基本情况作了概述,就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等进行了说明。在完成相关文献综述后,笔者认为《地政月刊》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民国地政情况的重要参考材料,但目前仍无研究对其进行专门的梳理发掘。对《地政月刊》进行梳理可以较为全面和清晰地展现民国时期土地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情况,因此本研究就显得极具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第二章介绍了《地政月刊》总体概况。《地政月刊》自1933年1月发行第一期起,至1937年5月发行最后一期止,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每月编印一期,期间未有任何间断,据统计共发行五卷五十四期。《地政月刊》以“穷欲藉以聚集一切有关系之文献,虽不能兼容并蓄,巨细菲遗,亦将集中文稿,沟通消息,兼为研究该问题之向导,应达促进土地改革之目的”为其宗旨,即希望通过《地政月刊》的创办与发行,集中专家学者的研究与讨论,从而推动民国时期地政事业发展。《地政月刊》的编作者阵容十分强大,基本涵盖了当时地政方面的专家学者与政府官员,这使得它能形成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诸如对土地经济理论的研究、对国外土地问题的研究、对我国土地制度的研究、对我国土地管理的研究等。这些成果无疑是我们进行相关研究时重要的材料来源,是我们在进行相关问题探究的重要参考借鉴。而后,本文三至七章又对《地政月刊》所涉及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分析:第三章以《地政月刊》涉及土地经济理论的研究为对象进行了考察,主要包括对国外土地经济理论的分析考察和我国土地经济理论的分析考察,以期从这些文章的介绍和评论中,寻找出地政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发展脉络和应用情况。笔者以为,就其历史贡献来看,《地政月刊》上关于土地经济理论的介绍只有寥寥几篇,不能完全反映民国时期土地经济思想脉络,但它们却是我们现在研究土地经济理论的重要史料补充。第四章以《地政月刊》关于国外土地问题的研究为对象进行了考察,涉及日本、欧美以及苏俄等的国家和地区。笔者从土地制度、土地政策、土地改革等角度入手,对这些区域或国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从中总结出这些区域或国家的先进的地政思想。通过这部分的分析,笔者得到两点启示:一是发达国家较为完备的土地制度、合理的土地政策以及积极的土地改革为其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二是我国土地改革事业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国家的土地改革的经验。第五章以《地政月刊》关于我国土地制度的研究为对象进行了考察,主要从土地制度、土地所有权、土地改革等方面入手分析。在这部分研究中,笔者以为完备的土地制度体系是我国破解土地难题的关键所在,《地政月刊》实现“平均地权”的思路是正确的,不过由于时局和政治立场的原因使得它维护地主阶级利益而迟迟难以推动土地改革,没有实现其“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至少它的思想是正确的,日后台湾土地改革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国民党推行土地改革的前后对比,进一步说明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土地制度的关键性。第六章以《地政月刊》涉及我国土地管理问题的研究为对象进行了考察,主要从土地利用管理、土地政策、土地法规等方面入手分析,以期全面客观地展现民国时期我国土地管理情况。笔者以为,民国政府绕过了土地所有制的问题而研究土地管理体系不失为一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思路,但应该明白土地所有制问题是最基础的,不解决大量农民少地无地的情况而谈土地利用是不切实际的。但《地政月刊》对于土地集约利用、土地整理、土地税赋、土地法等问题的研究倒是非常有见地,有一些研究在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七章以《地政月刊》涉及其他的土地问题的研究为对象进行了考察,主要从土地与金融问题、土地与地方经济、土地与人口问题、土地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等方面入手分析。通过这一章的分析,笔者以为其一,《地政月刊》上关于其他土地问题的介绍和分析能很好地反映民国时期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其二,《地政月刊》关于其他土地问题的介绍和分析,其中有许多做法值得当今借鉴和学习。在文章的最后,笔者对《地政月刊》进行了总体考察,在学术贡献、历史影响以及现实启示对《地政月刊》进行了总结,同时也考察了《地政月刊》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和不足,希望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思考来客观地评价《地政月刊》。

段德罡^[10]（2015）在《我国城乡规划专业基础教学的研究与探索 ——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城市规划学科、专业发生巨变。2006年新版《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宣告了“城市规划正在由技术手段走向公共政策”;2008年《城乡规划法》揭示了“城乡由二元结构走向城乡一体”;2011年一级学科设置,改变城乡规划与建筑学的学科从属关系;2012年专业名称被调整为“城乡规划专业”;2013年,新版《高等学校城乡规划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出台……同时,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2011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超过了50%进入了“城市时代”;一直以来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催生大量低质低效的城市空间,导致了严重的城市及环境问题,十八大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2013年中央城镇化会议明确提出城市规划与建设走进“存量时代”;……在城乡规划学科迅猛发展、城乡建设事业面临转型的历史时期,城规专业到底该如何展开专业教育?特别是工科院校一直以来与建筑学同平台展开的专业基础教学该如何顺应时代的发展,成为了城乡规划学界、教育界将持续讨论的课题。本文针对我国城乡规划专业教育中存在及面临的问题,首先研究了“城市”与“乡村”的本质,指出二者存在的意义是提供了“人”的生活场所,而城乡的区别在于二者承载了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其次研究了“城乡规划”的实质,明确了城乡规划首先是一个以“人”和“人的生活”为服务对象、以城乡空间为工作对象、在科学预测的前提下制定目标及行动计划的职业,围绕着对该工作领域的研究形成了城乡规划学科,发展了城乡规划专业教育。进而基于大学教育本质的研究,指出城乡规划专业教育要立足于“人”的培养,做到“育人”与“育才”并重。最后,文章以工科背景的西建大教改实践为例,探讨了在各种现实因素制约下城乡规划专业基础教学体系的建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环节等内容,进行了将规划思维教学贯穿专业教学始终的尝试,并以规划设计基础课为主线探讨了专业基础教学如何回应教育的本质、把握学科发展趋势及满足城乡建设事业发展对专业人才培育的要求。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推动了我国城乡规划专业基础教育如何适应学科发展的探讨,促进了多年来依托于建筑学展开的专业基础教学逐步回归城乡规划学科站点;同时也在当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功利化的大背景下进行了回归大学教育本质的探索。针对新时期我国城乡建设事业的发展、行业分工细化的新形势,提出专业基础教学在确保基本专业素质培养的前提下无须统一标准,各校应致力于建构符合社会需求、各具特色的专业基础教学模式。

二、中国测绘学会测绘教育委员会测量学教学研讨会会议纪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测绘学会测绘教育委员会测量学教学研讨会会议纪要（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俄国外交官彼得罗夫斯基西域考察活动研究（1883-1903）（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5）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研究（1933-1949）（论文提纲范文）

（6）天津近代建筑师的职业化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建筑师视角下的工程设计管理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天文演示仪器：类型、功能及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9）民国《地政月刊》（1933-1937）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城乡规划专业基础教学的研究与探索 ——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测绘学会测绘教育委员会测量学教学研讨会会议纪要（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2]俄国外交官彼得罗夫斯基西域考察活动研究（1883-1903）[D]. 郑丽颖. 兰州大学, 2021(09)
• [3]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D]. 关泠. 河北大学, 2020(02)
• [4]《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5]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研究（1933-1949）[D]. 王玉.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10)
• [6]天津近代建筑师的职业化进程研究[D]. 刘清越. 天津大学, 2019(06)
• [7]建筑师视角下的工程设计管理策略研究[D]. 陶亮. 华南理工大学, 2019
• [8]中国天文演示仪器：类型、功能及嬗变[D]. 张楠.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1)
• [9]民国《地政月刊》（1933-1937）研究[D]. 曾荣. 武汉大学, 2017(06)
• [10]我国城乡规划专业基础教学的研究与探索 ——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为例[D]. 段德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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