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为起点 深入探讨中原古文明──在《中原文物》百期纪念暨中原文明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论文文献综述）
段天璟,马永超[1]（2021）在《求事与求实：考古学何以续写夏代古史》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夏代及其存续的时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从中国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前中国文明便已兴起,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诸考古学文化的先民们跨入了文明的门槛[1],建立了神王之国。此后,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态经历了神王之国—王国—帝国的发展道路[2]。夏、商、周三代处于王国阶段。商、西周王朝又属王国的不同发展阶段。商为一国即一族的"排他性"国家政治体质。西周实行分封,形成了以一族为主,将众多族群纳入一国管理的国家政治体制。
裴世东[2]（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指出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董霄雷[3]（2019）在《龙山时代的黄土高原》文中认为公元前第三千纪前后的中国龙山时代,黄土高原各地渐次兴起了空三足器,表征着此时的考古学文化发生了重大变革。空三足器创始于黄河下游淮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但在太行山以西的黄土高原大地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促使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格局发生了一系列巨变。本文以陶器为视角,将龙山时代的黄土高原划分为六个区域,并以六个区域内的14支考古学文化及相关遗存为研究对象,全面梳理黄土高原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从而对龙山时代黄土高原的文化演进格局进行一次完整的考察。论文绪论,界定本文研究的时空范围,明确研究对象,回顾研究简史,提出研究任务。论文第一至六章,以空三足器为主要视角,从器物组合及演变关系入手,对典型单位进行分组,将典型单位放到遗址中,对整个遗址进行分段,然后以典型遗址的分段为标尺,对整个考古学文化进行分期研究,进而对一区域内诸考古学文化进行编年研究。据此方法,选取晋南豫西地区龙山时代荆村文化、东关文化和三里桥文化的发展序列作为龙山时代黄土高原的年代标尺,参照这个标尺,对渭河流域、晋中晋北冀西北地区、陕北地区、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甘青地区诸考古学文化及相关遗存的年代、性质等问题进行讨论。完善黄土高原各区域内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编年,探讨诸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论文第七章,以14支考古学文化及相关遗存的编年研究为基础,完善和构建龙山时代黄土高原的时空框架,将黄土高原的龙山时代划分为早、晚两个发展阶段。论文第八章,对14支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关系进行研究,将龙山时代的黄土高原划分为5个“亲族文化区”和3个“历史文化区”,在此基础上,考察不同发展阶段同一谱系和不同谱系考古学文化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形成的文化格局。论文第九章,总结收获。
孙柏林[4]（2019）在《“天人之和”视域下的“老子”思想探源》文中提出“老子”思想有其渊源,这是本文“老子思想探源”（先老学研究）之核心和旨趣。然进入其中的切入点和路径有许多,我们以“天人之和”这一中华文明的精神和思想特质作为视域,并综合中国传统语文学及现代学术研究方法,立足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材料等构成之文本,探讨了前老时代“天人之和”的四大主要表现形态及基本思想范畴体系:“德礼”体系、“法刑”体系、“方术”体系、“天道”体系;而“老子”之思想更多传承和发展了“天道”体系,同时批判和解构了“德礼”体系;最终结合《老子》的历史世界、思想域界、生命境界,我们初步探索了“老子”之思想范畴体系,如面对礼崩乐坏、民生凋敝之“乱世”的现实情境,“老子”以人间性的如何“为”（无为）为出发点,并确立了“道”为终极价值和思想根基等。本文欲试图达到“二点突破”（新领域、新视域）,“三点创新”（方法、材料、观点）。“突破”:（1）“老子”研究领域的新拓展,本文以“老子思想范畴体系”为核心来探寻“老子”思想之根源（先老学）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另如中希印之“天人观念”异同研究、前老时代“天人之和”形态体现的四种范畴系统（礼乐、方术、刑法、天道）等,均有一定理论新探索之倾向;（2）以“天人之和”和“历史世界”“思想域界”“生命境界”构成的局域性、立体性理论视域能较为全面、深入地探究“老子”思想之源流及当代价值。“创新”:（1）“方法”上,结合中国传统语文学方法（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考据学等）和当代哲学研究方法（诠释学、语言分析、存在现象学等）,以及跨学科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力图多角度、多层次地把握“老子”思想;（2）“材料”上,“先老学”之突出特点首先在于其时间性,如本文使用的相关传世文献资料都曾考证其时代并说明,且不局限于文字材料,包含如星图、符号、器物、遗址等;（3）“观点”上,如中西印之文明开端时期均以“究天人之际”为核心,但由于“生存结构”之差异,最终导致古希腊探寻超越性本源的“人与自然之分”、古印度伦理与宗教性的“神我合一”,古中国因“制礼作乐”而形成人文经验性的“天人之和”,另如“老子”思想范畴体系的初步探索等。绪论部分为正式之研究之基础,其中界定了“前老时代”之时限,考订了相关引证传世文献之时代,综述了思想范畴体系、天人之和等研究之现有成果,并梳理了有关理论视域及研究方法等。以“天人之和”作为视域和切入点,而对“天人关系”问题的关注是人类文明原初阶段的共性,而为何只有中国古代才形成了“天人之和”的独特特征?这是“第一章”之核心问题。具体我们首先通过中国与古希腊相比较,两者以农耕与海洋生存结构为区分,中国思想起源的“天人之和”与西方的哲学起源的“天人之分”;其次通过中国与印度文明的比较,同样的农耕生存结构,中国通过周代的制礼作乐而进入具有人文经验性的“天人之和”,而印度则延续了神话与宗教色彩而形成的“梵我合一”。在确立中国“天人之和”的思想范式与文化特征之后,“第二章”的重点在于“天人之和”在“前老时代”具体形成的四大大基本形态和思想范畴体系,其分别是作为“德礼”体系及其分化出的“法刑”体系,以及“方术”体系和从中衍生出的“天道”体系。此四大体系均是历史性建构生成的,包含了相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核心范畴,天人关系范畴为其四者共通。“第三章”则讨论了“老子”思想与“天人之和”四大体系之亲密关联,结合《老子》文本,通过分析“老子”思想所针对的问题,以及所体现的思想特征,阐释“老子”与四大体系的关联。又通过《老子》的历史世界、思想域界及生命境界初步探索了“老子”之思想范畴体系:如以“为”作为核心,以“道”作为终极意义和思想根基,以“圣人”为理性人格等。最后我们在“结语”中交待了研究“先老学”的意义和价值,如其对“前二元对立”世界的可能探索,以及本文之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可能拓展之方向。
黄薇[5]（2018）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享誉世界的文物,自史前时代诞生,到战国末年,至少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有关青铜器的研究自北宋金石学始,也有一千年的历史。面对不断涌现的青铜器发现资料和研究成果,需要我们整理归纳,考镜源流,阐述近千年来青铜器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特征。本文采用时间分期的方式,尝试综合分析每一时期青铜器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共分为五期。第一期是萌芽期,谈宋代以前的青铜器研究。宋代之前的人们认为发现铜器是一种祥瑞之事,并且已经开始对铜器年代进行初步判断,研究成果大多零星记载于文献中。第二期是雏形期,谈宋代到清代的青铜器研究。宋代学者的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青铜器研究的着录形式与研究体例,对铜器进行了初步的定名与分类,开创了青铜器研究的最初研究范式,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清代学者将青铜器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纠正了宋人在定名与分类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且研究者众,着述丰富。本期重要特点是重视铭文研究,并取得较高的成绩。第三期是蜕变期,谈民国时期的青铜器研究。随着民国时期铜器标准器断代法的提出,考古层位学与类型学的运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开始科学化,铜器的定名和分类研究进一步明晰,青铜器研究已开始脱离金石学的窠臼。第四期是融合期,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此时青铜器研究已经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体系进一步完善,专题研究成果显着,并关注青铜器的起源问题,研究类别也扩展到兵器、工具、农具等。第五期是成熟期,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本文成稿时。此时青铜器综合研究的方法已成为学界共识,“多因素综合分析断代法”得以熟练运用,通过青铜器分期分区系研究,已基本构建起中国的青铜文化谱系,并深入研究青铜器与中国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的关系。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史的发展有三个值得注意的动因。首先是物质方面的原因。1925年7月,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当时叫清华学校）演讲时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①。正是由于青铜器的不断发现,尤其是经考古发掘的青铜器的问世,促进了青铜器研究这门分支学科的新生。萌芽期、雏形期的青铜器都是偶然零星发现,非特意寻找。蜕变期之后,有了科学考古发掘,青铜器出土有了地层学做参照,类型学做基础,拓展了青铜器整体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其次是学术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考古学的介入。在西方考古学传入后,地层学、类型学的应用,使得青铜器研究产生了巨大的蜕变,真正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从此青铜器研究在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方面都焕然一新。研究目的,由雏形期之前的补史正经、考礼问道,变为蜕变期之后,通过青铜器遗物以及相关遗址等,来考察当时的人类社会生活。在萌芽期和雏形期,研究对象局限于偶然得到零散青铜器。蜕变期的研究对象是传世青铜器与新出土无地层关系的青铜器群。而到了融合期、成熟期,研究对象是所有出土的与传世的青铜器,包括青铜车马器、工农具等。研究内容也扩展为“三大层面六大线条”:即考古与历史层面、艺术层面、科技层面;形制、纹饰、铭文、分期、地域、铸造六大线条。青铜器研究方法由浅到深,从粗到细,由单件器物的研究到器群的研究,再提升到研究青铜器的背后族群、文化等深层次问题。青铜器研究形成了将历史文献与出土发现相结合,重视考古学角度的考察,并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基本成熟的研究范式。再次是研究群体的变化。萌芽期与雏形期时,研究群体是以单纯的古文字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组成。而蜕变期之后的研究群体发生了变化,大体分为两大群体。一是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如王国维、容庚、郭沫若、唐兰、陈梦家、李学勤等先生。二是考古学家,如李济、郭宝钧、邹衡等先生。同时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研究者参与。以上两大研究群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共进,共同开创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新时代。最后,有几点说明,本文中青铜器研究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农具等,未包括铜钱、铜镜等类别。又因关于金文、铭文的研究已有专论,故文中在此方面不做过多介绍。由于时间关系及本人能力所限,文中未对铜器铸造等科技方面以及海外铜器研究情况做深入考察,希望日后有机会补充完善。
杨凯[6]（2017）在《薮内清及其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对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界中的重要历史人物、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科学史家薮内清进行了专门的人物研究。近现代日本的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是科学技术史学界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发展阶段和存在形态,薮内清的研究成果又具有尤其重要的指标意义和引领作用。因此,本研究对于新历史时期,以及对此后天文学史研究的继续深入和发展,将是大有裨益的。本文旨在透过薮内及其中国天文学史研究,首先达到以下目标:梳理京都大学独具特色的中国天文学史学派的崛起历程,并且要追溯薮内的学术本源所在。该学派受惠于京都大学“中国学”学派所给予的新史观和新立场,力图更加客观地考察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起源,并利用天文历史年代学考证中国上古历史的真实性。新城新藏的先驱性工作,为后来的薮内清打下了基础,并启发薮内转向历法史研究。在历经波折后,薮内清成长为该学派的第二代核心。本文对战后以薮内为核心的京都大学中国天文学史研究群体的主要活动情况也进行了梳理。同时也将叙述薮内与同时代其他的研究者和团体间进行学术交流后,所做出的部分创新。另外,本文对薮内清及其学术团队的其他侧面也将有所介绍。本文在方法上,尝试从薮内清其人其事及其所在学派为切入点,剖析薮内学术思想的根源和基础。另外,本文将在薮内的历法史和天文算法的重新解读工作中,努力还原薮内的思想成熟历程。这一还原过程的要点:首先是梳理薮内在其几十年求学和工作生涯中,是如何具备了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各方面都能够加以思考能力的这一成长历程;其次是探讨薮内当时对各个已有成说加以修正并新创的个人见解,在今日来看是否依旧合理。其次,本文设法还原、厘清薮内清是如何运用西方学术和数理分析方法对部分中国历法术文进行整理的这一研究过程。对这一过程的梳理,有利于发掘薮内的研究思路并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纰漏。在学术立场方面,薮内始终坚持以京都大学“中国学”派对中国独到的理解视野为依托,对中国传统天文历法进行了再解释,并且从各个方面努力对中国历法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进行了发掘。本文除绪言之外,共分九章。第二至四章主要以作为学者的薮内清与其身处学派及其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关系为论述中心;第五至八章则着眼于薮内清的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成果,并对其主要成果进行评述;第九章是有关结论与展望。第二至三章以薮内清的学术渊源为中心,论述薮内之学问的来源、学术成长过程、研究工作的条件和氛围。京都大学中国学学派是日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发源地和孕育母体,尤其是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与新城新藏是薮内研究的理论指导者和精神引领者。新城新藏素来有“东洋天文学史权威”之称,本文首先就对京都大学中国学与新城新藏的东洋天文学史进行了挖掘。从中可以发现薮内清的思想原点及其将东洋天文学史转换为中国天文学史乃至扩展至整个中国科学技术史领域的学术动机和理论根据。此外,通过对薮内清人生境遇、学习历程以及其如何在本学派和科技史学界中历经波折、逐步成熟的人生经历加以分析,可以了解薮内的学术积累和思想成熟过程。薮内的一生证明:优秀学者的培养与学术自由、良好工作氛围,就如两镜相映、难分彼此。另外,以薮内清与中国的互动关系为主要探讨内容,论述日本从近代军国主义猖獗、战后在废墟上重建、直至今日和平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薮内清与自己的研究对象之间复杂的关联和互动。军国主义时代,薮内所在学派的“中国学”研究成为了军国主义者手中一种宣扬侵略、鼓吹扩张、美化军国主义的工具。战后,在战时遭到胁迫的薮内主动进行了反省,转变了自己的学问宗旨。薮内从允许日本当局利用自己的研究来制造思想糟粕的沉默状态中觉醒过来,转而高举起以“维护中日和平、重新认识中国”为宗旨的研究观和学术观,对中国的态度也从麻木走向积极。总之,薮内清的学术观和中国观的转变历程,就是日本广大科学史学者从一个是非黑白完全颠倒的历史阶段走向一个致力于“重新认识中国”新阶段的缩影。因此,本文对于薮内的人生历程,重点选取了一些片段来加以阐述和分析,对这位学者的心路历程有所披露。第五至八章则主要论述了薮内清的中国历法史研究并对其结论进行了再检讨。尽管薮内使用了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分期法,但从其论述的主要内容来看,中国的历法史被其实际分成了四个阶段、两个大时期:即起源、定型、发展、式微四个阶段和上升以及下降两个时期（与同时代的西方相比较）。通过对薮内所梳理之历法史进行分析,基本上可以确定,当时的薮内已经发掘出了“中国历法作为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活动”——这一中国历法改革的特殊形态中之绝大部分内容。中西天文学有一定数量的共通性,但二者的风格迥异、走向不同。薮内清从两个路径切入这一比较研究中,首先是从二者源流和发展的比较中寻找二者的本质差异,以及为何会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其次是薮内分析了印度天文学和伊斯兰天文学进入中国并被吸收融汇这一历史进程,进而阐释了明清之际东西天文学无法会通的原因。总之,薮内分析了中国天文历法从繁荣走向式微的路径,并且为后人提供了进行中国天文历法史研究的现代意义。薮内清的历法史研究,着力于对中国历法的社会意义之发掘,是对传统中国天文学研究路径的颠覆和重新开拓。其研究思路和方法融会贯通了历史和数理两种传统,并希望以此来还原中国天文历法的历史原型。在践行这一研究路径时,薮内注意到要避免以数理化方法单纯地解释历法。同时薮内也努力驾驭思想史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防止出现喧宾夺主的情况。通过本文之梳理,可以发现:薮内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很多可取之处。最后,以薮内清的数理天文学研究为中心,展示其四项重要的研究成果:首先是薮内对中国古代的天体坐标系进行了考察,提出了“中国存在一种特殊坐标系”的观点。薮内还对古代星表进行了倒推和成立时代考证。其对中国的坐标转换计算也进行了解析。其次是薮内较早分析了隋唐历法中的日月运行位置计算法,并且揭示了中国古代定朔法计算模型。再者是薮内以中国的行星运动论变迁为切入点,对中国天文学是否有一种内在的、不为外人所知的行星运动理论的存在可能性进行了挖掘;最后是薮内以内插法为突破口,对中国古代天文算法进行了算法还原并赋予该算法以现代天文学意义。应该说,本文在梳理了上述薮内的研究成果后,发现薮内试图将中国古代的算法最终归宗于一种“科学的”非西方理论。但同时,在薮内笔下的该种理论又是一种可以与西方殊途同归的“科学”。薮内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某些理论因素,与西方相对应的理论因素具有某种可比拟性。由此,其开拓了科学思想史的某种新进路。但其这一思路究竟是否可行,依旧需要有待来日加以验证。
申晓辉[7]（2013）在《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研究 ——以河南三所地方高校为例》文中认为地方传统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炽热的思想感情和独特的人文情结,也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具有其很高的现代价值。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提,是要充分认识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是要对我国丰厚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和科学梳理,在继承中不断创新,在实践中大力发展。地方高校是区域文化中心,也是地方教育机构。地方高校不仅要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更要承担起引领地方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重任,这是时代赋予地方高校的新的历史使命。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地方高校聚集了地方大批的知识精英和文化精英,在对地方传统文化的研究中,既传承和创新弘扬传统文化,又加强了地方高等学校自身的文化建设,从而更好发挥地方高校的文化功能；既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又有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文化担当。开展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研究,既是国际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又是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发挥文化功能的主观诉求。本研究以文化强国战略为研究背景,以高等教育功能理论、高等学校职能理论以及文化强国相关理论为研究基础,选取河南省处于三个不同地方传统文化类型的三所地方高校,洛阳师院与河洛文化、安阳师院与殷墟文化和焦作师专与覃怀文化为研究对象,以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效和策略为导向,通过对案例学校整体基本情况和所在地区传统文化资源情况的概述,考量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研究能力,为我们分析评价其弘扬的策略、路径和成效、困境提供了基本参照。本研究从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总结案例学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经验,探寻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面临的共同困境,探索解决困境的对策,以期实现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地方传统文化是形成地方高校办学特色的重要文化资源,也是地方高校自身文化建设的源头活水。地方高校要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绝对不能功利化地按需研究,这样会破坏地方传统文化的有机整体性,也不能一味迎合某些企业或地方一时的经济利益而精华糟粕照单全收,而应有所选择,有所批判。充分发挥地方高校文化引领优势,给予社会对待传统文化认识和继承的正能量,能够树立对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创新的正识见,造福一方百姓,惠泽当代文化建设。因此,本课题要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研究的理论问题；二是有关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研究的现实问题；三是有关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优化和策略保障问题。本研究以洛阳师院与河洛文化、安阳师院与殷墟文化以及焦作师专与覃怀文化为例,从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路径、成效和困境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求演绎出规律性的经验和普遍性的策略思考。本文论述了正确处理地方政府和地方高校的关系、地方传统文化与地方现代文化的关系、地方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地方传统文化与大学文化的关系、地方传统文化与地方高校课程文化的关系,然后从理论认识缺乏高度、实践操作存在难度和配套政策缺少力度三个方面,探究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共同瓶颈,并对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进行前瞻性思考并提出策略措施。通过研究,我们认为非省会、非中心城市的地方高校是所在地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地方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策源地,它肩负着知识传播、文化引领和科技创新,推动地区的经济文化转型和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要肩负起引领地方文化的责任,从客观上讲,地方高校还面临着许多不足,担负起这个神圣而光荣的使命仍心有余而力不及。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地方高校立足自身,苦练内功,充分结合地方传统文化的特色和优势,提炼自己的文化精神；融入地方传统文化的先进元素,规范自己的行为文化；改善自己的环境文化,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其次,地方高校必须找到与地方社会的最佳结合点。搞好供需对接,引领地方传统文化就有可能,弘扬地方传统文化,才能可持续性发展。古往今来、古今中外,阐释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成功路径既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也有带来启迪的规律性。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一个最高原则就是因地制宜,办出特色。因此如何走出自己的路子,也是我们评价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成效的一个主要指标。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共同困境首先是理论认识的欠缺,主要反映在文化引领的自觉意识淡薄和服务地方的理念滞后两个层面。其次是实践操作的困难,主要体现为难以形成普遍的价值认同、难以制定可行的建设目标、难以构建有序的运行机制和难以凝聚强劲的文化动力等四个方面。第三是配套政策的不足,主要包括地方高校办学经费保障不到位、地方高校人事政策和人事制度尚不完善两大亟待解决的问题。地方高校必须站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高度,深刻认识地方高校对地方文化的引领作用,更新地方高校服务地方的理念。在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操作策略上,地方高校和地方政府双管齐下,增强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初步实现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的法制化、科学化和规范化,形成以地方政府保护为主、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制度保障体系,使保护和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地方各级政府和地方高校的共识和自觉行动,在多元和谐互促的健康文化环境里,吸取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实现文化强市、文化强省、文化强国的中国梦。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一个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需要地方政府、社会、地方高校师生等多主体的协调配合、共同努力来完成。
牛清波[8]（2013）在《中国早期刻画符号整理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对新石器时代至商代末期刻画符号的系统整理和研究。所谓刻画符号,是指刻划或描绘在陶器、玉石、龟甲、兽骨、鹿角、木锥上的表示一定意义的符号。这类符号系先民有意刻画而成,是探究远古社会的活化石。中国早期刻画符号的研究对于探讨华夏文明和汉字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由上编、下编和附录三部分组成。上编对新石器时代至商代末期的刻画符号进行了系统整理。收集了2013年之前公布的刻画符号,利用考古学、古代文明的研究成果,以区系呈现出来。汇集刻画符号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其进行梳理分析,间表己意。上编分为四章：第一章为绪论,在绪论中我们首先对刻画符号等相关概念进行了梳理,界定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接着我们对刻画符号的研究历史进行了回顾。最后阐明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原则及意义。第二章按区域对新石器时代的刻画符号进行了系统整理,各区域依次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和东北华南地区。第三章按文化对夏商时代的刻画符号进行了系统整理,各文化依次为夏文化、商文化、夏商王朝周边地区文化。第四章总结了中国早期刻画符号的分布、特征和整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下编对中国早期刻画符号进行了研究。第一章分析了刻画符号与纹饰的区别与联系,总结出判定刻画符号的方法。第二章对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文化的刻画符号进行了分析,对中国早期刻画符号在不同文化间的传播和交流进行了研究。第三章对双墩文化刻画符号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首先,分析了双墩文化刻画符号的特点与性质；其次,对双墩文化刻画符号进行了分类与释读；最后,对双墩文化刻画符号进行了量化分析并指出其对汉字起源研究的启示。第四章利用刻画符号的整理研究成果对汉字形成的背景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附录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附录一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一览表,附录二是中国早期刻画符号所属考古学文化一览表,附录三是中国早期刻画符号一览表。
常怀颖[9]（2012）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学术研讨会”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2年5月20日至23日,"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张家港召开,与会的数十家学术机构一百余位专家学者围绕"近年来有关文明起源阶段的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以考古发现进行的文明进程新研究"、"多学科结合在文明探源研究中的运用"、"考古学、科技研究与文献历史学间的关系探讨"以及"对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问题探讨"等五个主题进行了充分的研讨,交流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十年来的科研成果,汇报了考古工作的新进展及多学科交流所开创的文明起源研究新局面,有效推进了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深入开展,推动文明研究迈向新的高度。
吕庙军[10]（2010）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符号 ——周公研究》文中提出周公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及中华文明史上重要的关键的历史人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周公的研究主要围绕周公摄政称王这一热点问题而展开的。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周公的研究倾以格外的关注,因而形成几部有重要影响的系统研究周公的专着。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是对当前全球蔚然成风的“儒学热”、“孔子热”等国学研究广度、深度的拓展和继续,也是对孔子之前的前枢轴时代思想文化的追溯和反思。这些思路和运作的意义无疑都是应当得到肯定的。然而,周公研究的课题涉及的方面和领域特别宽广,加上周公研究本身的复杂性,远非是几部着作所能囊括的。本文择取周公研究当中的若干重要专题尝试进行攻疑补缺式的研究,分别从周公的政治身份、事迹疑点、思想文化诸层面逐一展开。论文融合了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充分尊重和利用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考证和思辨并重,对周公的诸多疑点和思想文化等问题尽可能作出言之有据、合乎情理的诠释,以便能够为推进周公的研究和弘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尽绵薄之力。考量周公是否称王的史实,是周公研究中的学术热点和焦点,也是难以回避的历史问题。周公是否称王不仅属于一个历史事实的判断问题,而且也属于一个史学方法论的问题。同时,这也涉及到对周公政治地位和作用如何正确地进行评价。周公在周初严峻复杂的政治形势下以成王主要辅臣的身份,力挽狂澜,使周室得以转危为安。以是观之,周公确实起到了关键的政治作用,但并不能据此认为周公曾经继承王位并宣布为王。盖周初因武王新丧、成王年幼、三监叛乱等危机局势以及后来周公效劳周室的卓功伟绩导致了很多学者主张周公称王的误解。从传世文献《尚书·周书》的记载来看,很难说周公曾经继承王位、宣布为王即称王的史实。《周书》中出现的“王曰”、“王若曰”有些应视作周公以成王名义命诰,有些是史官记录之习语。诰文的内容实际均为周公所言。《康诰》中出现的“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这句话向来被视作周公称王的“铁证”。可是,同样这句话也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是周公在命诰时根据话语对象所使用的插入语。如果再结合西周彝铭有关周王的世系并无周公一世的载录,可以推论周公自己不曾宣布为王。准此,我们可以基本论定周公不曾称王的事实。周公在周初只是辅佐成王,不过因为主客观历史条件的原因使他担当了极其重要的政治角色。《尚书·周书》中很多篇目均出自周公或与其有关,这种现象也充分表明周公在周初历史上的政治地位和作用。周公辅政成王,后人艳称周公摄政,两者含义实质等同。不能因为有后世出现的“摄政王”而据此推出周公称王的结论。对周公其它事迹疑点的研究,除了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合理利用之外,还可以采用历史文献考证和思想史研究的方法相结合的路径,进行多重互证以使结论更加逼近真实。有关周公的一些传说事迹很多具有史实的背景,故亦可视作研究周公思想的素材。周公思想的内容和来源非常丰富。学术界对周公的史鉴思想、忧患思想关注不够,对周公天命思想虽有论述,但存在着不少的误解需要加以澄清。史鉴思想、忧患思想并非周公一人所独有,而是周初的一种思想共识。这些思想集中反映在周公身上,既是历史时代的机遇,又与周公个人主观条件紧密相关。周公的史鉴、忧患等思想,是中国前枢轴时代的重要标志,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影响甚为长远。周公的天命思想相较于其前代的思想也属于一种进步意义的思想体系。这主要体现在周公提出或倡导的“天棐忱”（天辅助诚信,与“天命佑德”近似）、“天命不易”（天命难保）、“天不可信”（天命不可完全信赖）等主要命题上。天命、史鉴和忧患等思想属于周公思想研究中比较大的思想范畴,其中往往互相交叉、互相联系、互为包含。这些思想都从不同层面彰显了人类的理性光芒,成为周公等周初统治者勤政明德、积极作为的重要动力和统治方针工具。今天看来,这些传统思想资源依然有其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周公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论文主要选取有代表性意义的《诗经》、《周易》、《尚书》这三部儒家经典着作进行一些学术整合、辨析厘正、梳理诠释的工作,重点说明周公与三部经典着作的关系程度。具体而言,《诗经》当中似有一些诗篇确为周公所作,如《鸱鸮》、《大雅·文王》、《周颂·清庙》以及构成《大武乐章》的《时迈》、《武》、《赉》、《般》、《酌》、《桓》六篇。但若据此,即言周公是《诗经》的作者则不当；若说周公与《诗经》有一定的关系尚可。关于《周易》,本文主要探讨文王、周公与《周易》经文的关系,并提出文王、周公合作卦爻辞的新说法。诸多文献记载和卦爻辞的思想蕴味表明文王、周公与《周易》确实存在着密切关系,而孔子是《易传》作者的说法却很难成立。孔子晚年学易、嗜易,与孔子作《易传》并非等同,亦无必然因果关系。此二者实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对《尚书》中周公话语的特点的诠释可以透视周公谋划周密、谨慎持重、细致耐心、平易近人的思想性格。这是周公内心深处的真实思想世界。周公政治家、思想家的历史面目和身份得以彰显,同时体现出他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在关系和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周公不仅在周初政治生活领域中担当了关键的政治角色,而且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周公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产生了原发性的影响。故而我们也可以说周公已成为古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一种符号。
二、以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为起点 深入探讨中原古文明──在《中原文物》百期纪念暨中原文明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为起点 深入探讨中原古文明──在《中原文物》百期纪念暨中原文明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论文提纲范文）
（1）求事与求实：考古学何以续写夏代古史（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何在：史学困境与问题提出 |
| 二、前提何来：时间框架与物质文化 |
| 三、根本目的：探索文明与文化表述 |
| 四、求事与求实 |
（2）《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龙山时代的黄土高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时空范围与研究对象 |
| 二、研究背景 |
| 三、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龙山时代的晋南、豫西地区 |
| 1.1 运城盆地 |
| 1.1.1 荆村文化 |
| 1.1.2 东关文化 |
| 1.1.3 三里桥文化 |
| 1.2 临汾盆地 |
| 1.2.1 襄汾陶寺遗址的年代标尺 |
| 1.2.2 其他遗址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段 |
| 1.2.3 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1.3 晋东南地区 |
| 1.3.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1.3.2 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1.4 豫西地区 |
| 1.4.1 荆村文化 |
| 1.4.2 三里桥文化 |
| 1.4.3 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龙山时代的渭河流域 |
| 2.1 渭河流域龙山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
| 2.2 渭河流域的荆村文化 |
| 2.2.1 东区荆村文化典型遗址的分段 |
| 2.2.2 西区荆村文化典型遗址的分段 |
| 2.2.3 荆村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3 渭河流域的客省庄文化 |
| 2.3.1 东区客省庄文化典型遗址的分段 |
| 2.3.2 西区客省庄文化典型遗址的分段 |
| 2.3.3 客省庄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龙山时代的晋中、晋北和冀西北地区 |
| 3.1 晋中地区 |
| 3.1.1 龙山时代典型遗址的分段 |
| 3.1.2 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3.2 晋北地区 |
| 3.2.1 龙山时代典型遗址的分段 |
| 3.2.2 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3.3 冀西北地区 |
| 3.3.1 龙山时代典型遗址的分段 |
| 3.3.2 龙山时代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龙山时代的陕北地区 |
| 4.1 小官道遗存 |
| 4.1.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4.1.2 小官道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4.2 石峁遗址相关遗存 |
| 4.2.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4.2.2 石峁遗址相关遗存的分期与年代 |
| 4.2.3 石峁遗址相关遗存的文化性质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龙山时代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 |
| 5.1 东区：老虎山文化遗存 |
| 5.1.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5.1.2 分期与年代 |
| 5.2 西区：小沙湾遗存、永兴店文化 |
| 5.2.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5.2.2 分期与年代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龙山时代的甘青地区 |
| 6.1 常山下层文化 |
| 6.1.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6.1.2 分期与年代 |
| 6.2 客省庄文化 |
| 6.2.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6.2.2 分期与年代 |
| 6.3 齐家文化 |
| 6.3.1 典型遗址的分段 |
| 6.3.2 分期与年代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龙山时代黄土高原的编年序列与发展阶段 |
| 7.1 编年序列 |
| 7.2 发展阶段 |
| 第八章 龙山时代黄土高原的文化谱系与演进格局 |
| 8.1 文化谱系 |
| 8.2 演进格局 |
| 第九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4）“天人之和”视域下的“老子”思想探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 |
| 一、问题意识 |
| (一) 思想探源与先老学 |
| (二) “老子”之时代及其他预设 |
| (三) 范畴与思想范畴体系 |
| (四) 天人关系与天人之和 |
| 二、理论视域 |
| 第二节 方法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路径 |
| 第三节 文本 |
| 一、文献资料 |
| 二、考古材料 |
| 第一章 “老子”思想探源与“天人之和” |
| 第一节 如何进入“先老学”思想之门 |
| 一、“先老学”之研究综述 |
| 二、“先老学研究”之要旨:“天人之和” |
| 第二节 “天人之和”相关概念之辨析 |
| 一、“天人”思想之核心词语辨析 |
| 二、论“天人之和”的“和”之精神 |
| 第三节 “究天人之际”之“思想范式”比较研究 |
| 一、“天人观念”之产生的“生存结构”比较研究 |
| 二、“思想范式”与“天人观念”之异同比较研究 |
| 本章结论 |
| 第二章 “天人之和”之表征及其历史建构 |
| 第一节 “德礼”体系 |
| 一、“德礼”体系之思想范畴构成 |
| 二、“德礼”体系的历史演变 |
| 三、“德礼”体系之孽乳:“法刑” |
| 第二节 “天道”体系 |
| 一、“天道”体系之源头:“方术” |
| 二、“天道”思想范畴体系构成之基点 |
| 三、“天道”体系之思想范畴的历史演变 |
| 本章结论 |
| 第三章 “天人之和”与“老子”思想范畴体系之生成 |
| 第一节 “老子”与“天人之和”体系之关联 |
| 一、“天人之和”与“老子”之“道”的内向超越 |
| 二、“老子”与“天人之和”体系 |
| 第二节 “老子”思想范畴体系的初步探索 |
| 一、“老子”之研究方法与理论视域 |
| 二、《老子》思想范畴体系之内涵 |
| 本章结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相关研究主要发表论文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5）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二章 两宋以前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三章 宋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着录体例的形成与确立 |
| 二、在定名与分类方面的贡献 |
| 三、以铭文为中心的断代研究 |
| 第四章 元明时期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五章 清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清代前期 |
| 二、清代中期 |
| 三、清代后期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着录书籍大量问世 |
| 二、书籍质量的提高 |
| 三、着录体例的进一步完善 |
| 四、定名与分类取得新成就 |
| 五、研究方法取得一定进步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金石与史学研究者 |
| 二、受西方考古学影响的学者 |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二重证据法”的提出 |
| 二、分期断代标准的创立 |
| 三、分国别研究的提出 |
| 四、类型学方法的初步运用 |
| 五、定名与分类研究的进展 |
| 六、综合性研究着作的出版 |
| 七、开始关注冶铸技术 |
| 第七章 20世纪50～70年代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古文字与史学研究者 |
| 二、考古学者 |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青铜器研究已成为考古学的分支 |
| 二、关注青铜器的起源问题 |
| 三、断代研究进一步科学化 |
| 四、类别研究有了新进展 |
| 五、研究青铜器与文明的关系 |
| 六、其他专题研究蓬勃开展 |
| 第八章 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的青铜器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青铜器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
| 一、中原地区 |
| 二、西部地区 |
| 三、南方地区 |
| 四、北方地区 |
| 五、东部地区 |
| 第二节 代表人物与主要着述 |
| 一、各考古文博单位 |
| 二、高校研究群体 |
| 三、外国学者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 |
| 一、综合研究已成共识 |
| 二、分期断代研究方法更加缜密 |
| 三、分区系研究取得进步 |
| 四、类别研究更加细致而系统 |
| 五、工艺与铸造的研究蓬勃开展 |
| 六、青铜器与古代文明研究成果丰硕 |
| 第九章 青铜器研究的分期与基本特征 |
| 第一节 青铜器研究史的分期 |
| 一、萌芽期 |
| 二、雏形期 |
| 三、蜕变期 |
| 四、融合期 |
| 五、成熟期 |
| 第二节 青铜器研究的基本特征 |
| 一、研究对象的变化 |
| 二、研究群体的转变 |
| 三、研究方法的转变 |
| 四、青铜器的研究范式形成 |
| 余论 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对考古学、历史学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6）薮内清及其中国天文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附件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回顾 |
| 第三节 方法与思路 |
| 一 从更立体的人物研究视角来审视薮内清 |
| 二 研究的关键和难点 |
| 三 研究思路 |
| 四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薮内清的学术渊源 |
| 第一节 日本的汉学、东洋学与中国学 |
| 一 “中国学”的思想来源 |
| 二 汉学、中国学与东洋学 |
| 第二节 京都的“中国学”学派 |
| 一 “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创立 |
| 二 “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学风 |
| 第三节 中国天文学史研究的诞生 |
| 一 学科诞生的背景 |
| 二 新城新藏所开拓的进路 |
| 第三章 薮内清的学术生涯 |
| 第一节 战前的青葱岁月 |
| 一 早年的求学阶段(1906-1929) |
| 二 学术研究第一阶段:中国天文学史领域的积累和研究阶段(1929~1945) |
| 第二节 战后的全面研究 |
| 一 学术研究第二阶段:主持对中国科技史的全面研究(1945~1969) |
| 二 学术研究第三阶段:成熟和整理时期 |
| 第三节 薮内清与中国 |
| 一 生活中的薮内清 |
| 二 薮内清的中国缘 |
| 三 薮内清的中国认知 |
| 第四章 薮内清的殷历和汉历研究 |
| 第一节 对上古历法的看法 |
| 一 关于殷历的争论 |
| 二 修正新城新藏的观点 |
| 第二节 对汉历的研究 |
| 一 《历术甲子篇》与《太初历》辨疑 |
| 二 《三统历》之制历背景和讨论 |
| 三 探讨音律学和《世经》 |
| 第五章 薮内清的汉唐历法改革研究 |
| 第一节 对隋唐历法改革的再检讨 |
| 一 探讨中国分裂时代的历法:以魏晋南北朝历法为例 |
| 二 薮内清的隋代历法改革探析 |
| 三 关于唐代历法改革的辨析 |
| 第二节 对中国的天文机构和天文学家 |
| 一 薮内清对中国天文机构规制的研究 |
| 二 天文学家和机构管理探析:以唐宋为例 |
| 第六章 薮内清的中国古代天文计算研究 |
| 第一节 薮内清的中国古代天文观测和天文坐标系研究 |
| 一 关于中国的坐标系和天体观测的讨论 |
| 二 薮内清的汉代和宋代星表研究 |
| 第二节 薮内清的中国古代天体理论与推步方法的研究 |
| 一 薮内清的日月运动推算研究 |
| 二 薮内清的理论整理和算法挖掘 |
| 第七章 薮内清对中国天文学外来影响的探讨 |
| 第一节 薮内清的印度天文学研究 |
| 一 探讨西来的印度历法及其影响 |
| 二 关于西来占星术对中国影响之讨论 |
| 第二节 薮内清的伊斯兰天文学研究 |
| 一 关于伊斯兰天文学家的讨论 |
| 二 伊斯兰的天文书籍、星表和观测法 |
| 三 薮内清的伊斯兰历术研究 |
| 第八章 薮内清的中国天文历法“发展极限”论 |
| 第一节 对“中国科学传统”的检视 |
| 一 儒学笼罩下的“科学传统” |
| 二 中国的数理传统:薮内清的中国数学史观点 |
| 第二节 中国天文学式微原因的探讨 |
| 一 中国古代天文学存在发展局限 |
| 二 日本对中西天文学的取舍 |
| 三 中国对西方天文学“不顺遂”的学习 |
| 第九章 结语和后续研究规划 |
| 第一节 结语 |
| 一 薮内清及其时代 |
| 二 薮内清的学术创新 |
| 第二节 后续研究规划 |
| 一 下一步计划 |
| 二 思考 |
| 附录一.薮内清博士年表 |
| 附录二.薮内清博士主要着作目录 |
| 附录三.薮内清博士主要论文目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的学术成绩 |
| 致谢 |
（7）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研究 ——以河南三所地方高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选题缘由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选题缘由 |
| 二、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
| (一) 文献综述 |
| (二) 研究问题 |
| 三、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研究基础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地方高校 |
| (二) 文化 |
| (三) 地方传统文化 |
| 二、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 高等教育功能理论 |
| (二) 高等学校职能理论 |
| (三) 先进文化强国理论 |
| 三、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 |
| (一) 弘扬的基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
| (二) 弘扬的前提：文化选择与批判 |
| (三) 弘扬的核心：文化传承与创新 |
| (四) 弘扬的目的：文化传播与育人 |
| (五) 弘扬的价值：文化引领与辐射 |
| 第三章 洛阳师院与河洛文化(案例研究一) |
| 一、洛阳师范学院的历史与特色 |
| 二、多学科视角的河洛文化 |
| (一) 从考古学的视角看：地藏丰富,异彩纷呈 |
| (二) 从文化史的视角看：儒道之源,释教祖庭 |
| (三) 从古文学的视角看：才雄代出,各领风骚 |
| (四) 从历史学的视角看：济济史家,赫赫史册 |
| (五) 从音乐学的视角看：礼乐肇始,汉唐盛继 |
| 三、洛阳师院弘扬河洛文化的主要路径 |
| (一) 设置相关课程,培养河洛文化的专门人才 |
| (二) 搭建科研平台,发掘河洛文化的多重价值 |
| (三) 创新服务途径,开发河洛文化的宝贵资源 |
| 四、洛阳师院弘扬地方文化的成效分析 |
| (一) 人才培养之业绩 |
| (二) 学术研究之成就 |
| (三) 服务社会之成效 |
| 五、洛阳师院弘扬河洛文化的困境分析 |
| (一) 专业研究队伍建设不力 |
| (二) 高层次研究成果不多 |
| (三) 对外合作交流不强 |
| 第四章 安阳师院与殷墟文化(案例研究二) |
| 一、安阳师范学院的历史与特色 |
| 二、殷墟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
| (一) 殷墟文化的内涵与遗迹 |
| (二) 殷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 |
| 三、安阳师院弘扬殷墟文化的主要路径 |
| (一) 打造品牌学科,培养专业人才 |
| (二) 开展学术研究,形成学术团队 |
| (三) 创建特色平台,进行社会服务 |
| 四、安阳师院弘扬殷墟文化的成效分析 |
| (一) 人才培养之成效 |
| (二) 学术研究之成果 |
| (三) 服务社会之贡献 |
| 五、安阳师院弘扬殷墟文化的困境分析 |
| (一) 学术研究性强,普适推广性弱 |
| (二) 专业研究多,全员参与少 |
| (三) 注重宏观研究平台,忽视微观领域拓展 |
| 第五章 焦作师专与覃怀文化(案例研究三) |
| 一、焦作师专的历史与特色 |
| 二、覃怀文化资源概述 |
| (一) 四大怀药 |
| (二) 名人雅士 |
| (三) 太极故里 |
| (四) 名山秀水 |
| 三、焦作师专弘扬覃怀文化的主要路径 |
| (一) 开设特色栏目,搭建研究平台 |
| (二) 强化特色意识,开发校本课程 |
| (三) 注重产业开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
| 四、焦作师专弘扬覃怀文化的成效分析 |
| (一) 人才培养之收效 |
| (二) 学术研究之收获 |
| (三) 服务社会之功效 |
| 五、焦作师专弘扬覃怀文化的困境分析 |
| (一) 地方政府重视不够,研究经费难以保障 |
| (二) 学术交流渠道不畅,研究成果影响力不大 |
| (三) 文化共识不足,缺少文化交流平台 |
| 第六章 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规律认识提升 |
| 一、正确处理地方政府和地方高校的关系 |
| (一) 地方政府和地方高校的理论关系 |
| (二) 地方政府和地方高校的现实问题 |
| (三) 构建地方政府和地方高校之间的和谐关系 |
| 二、正确处理地方传统文化与地方现代文化的关系 |
| (一) 地方传统文化是地方现代文化发展的基础 |
| (二) 现代文化是传统文化的转型方向和目标 |
| (三)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契合点 |
| 三、正确处理地方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
| (一) 地方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 弘扬地方传统文化要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
| 四、正确处理地方传统文化与大学文化的关系 |
| (一) 地方传统文化和大学文化的相互作用及影响 |
| (二) 在大学文化建设中体现地方传统文化特色 |
| 五、正确处理地方传统文化与地方高校课程文化的关系 |
| (一) 地方高校课程文化是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有力工具 |
| (二) 在弘扬民族精神中开发校本课程创新课程文化 |
| 第七章 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共同困境 |
| 一、理论认识缺乏高度 |
| (一) 文化引领的自觉意识淡薄——基于高等教育文化选择与批判功能的视角 |
| (二) 服务地方的理念滞后——基于高等教育文化传播与交流功能的视角 |
| 二、实践操作存在难度 |
| (一) 难以形成普遍的认同价值 |
| (二) 难以制定可行的建设目标 |
| (三) 难以构建有序的运行机制 |
| (四) 难以凝聚强劲的文化动力 |
| 三、配套政策缺少力度 |
| (一) 地方高校办学经费保障不到位 |
| (二) 地方高校人事政策和人事制度不完善 |
| 第八章 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策略思考 |
| 一、提高理论认识 |
| (一) 地方高校对地方文化引领作用的再认识——基于地方高校文化自信的视角 |
| (二) 地方高校服务地方理念的再考量——基于地方高校文化自强的视角 |
| 二、改进策略研究 |
| (一) 双管齐下,增强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
| (二) 多元并进,制定可行的目标体系 |
| (三) 协同创新,构建有序的运行机制 |
| (四) 文化自塑,提升高校的文化魅力 |
| 三、制定配套政策 |
| (一) 建立和完善地方高校经费保障体系 |
| (二) 构建地方高校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地方高校弘扬地方文化研究访谈提纲 |
| 致谢 |
（8）中国早期刻画符号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上编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 相关术语的解释和研究范围的界定 |
| 二、 刻画符号研究的历史回顾 |
| 三、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原则 |
| 四、 刻画符号的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新石器时代的刻画符号 |
| 第一节 黄河流域的刻画符号 |
| 一、 黄河上游地区的刻画符号 |
| 二、 黄河中游地区的刻画符号 |
| 三、 黄河下游地区的刻画符号 |
| 第二节 长江流域的刻画符号 |
| 一、 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刻画符号 |
| 二、 长江下游的刻画符号 |
| 第三节 淮河流域的刻画符号 |
| 一、 贾湖文化的刻画符号 |
| 二、 双墩文化的刻画符号 |
| 三、 龙虬庄文化的刻画符号 |
| 四、 文化归属暂不明确的刻画符号 |
| 第四节 东北华南地区的刻画符号 |
| 一、 东北地区的刻画符号 |
| 二、 华南地区的刻画符号 |
| 第三章 夏商时代的刻画符号 |
| 第一节 夏文化的刻画符号 |
| 第二节 商文化的刻画符号 |
| 第三节 夏商王朝周边地区文化的刻画符号 |
| 第四章 中国早期刻画符号整理研究的几个问题 |
| 一、 中国早期刻画符号的分布 |
| 二、 中国早期刻画符号的特征 |
| 三、 中国早期刻画符号的整理研究情况 |
| 四、 中国早期刻画符号整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 下编 |
| 第一章 刻画符号与纹饰 |
| 一、 刻画符号与纹饰研究简述 |
| 二、 刻画符号与纹饰的区别与联系 |
| 三、 判定刻画符号的方法及相关问题 |
| 四、 关于柳林溪遗址刻画符号的判定 |
| 第二章 不同文化类型刻画符号的综合分析 |
| 第一节 仰韶文化刻画符号分析 |
| 第二节 大汶口文化刻画符号分析 |
| 第三节 大溪文化刻画符号分析 |
| 第四节 石家河文化刻画符号分析 |
| 第五节 良渚文化刻画符号分析 |
| 第六节 中国早期刻画符号的传播和交流 |
| 第三章 双墩文化刻画符号研究 |
| 第一节 双墩刻画符号的特点与性质 |
| 一、 双墩刻画符号的特点 |
| 二、 双墩刻画符号的性质 |
| 第二节 双墩刻画符号的分类与释读 |
| 一、 双墩刻画符号分类 |
| 二、 双墩刻画符号释读 |
| 第三节 双墩刻画符号量化分析及对汉字起源的启示 |
| 第四章 刻画符号与汉字形成初探 |
| 第一节 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
| 一、 文字与文字体系 |
| 二、 汉字起源与汉字形成 |
| 三、 早期文字的书写形态和载体 |
| 第二节 从刻画符号看汉字形成的相关问题 |
| 一、 一元论与多元论 |
| 二、 关于“汉字突变论” |
| 三、 汉字的形成背景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一览表 |
| 附录二 中国早期刻画符号所属考古学文化一览表 |
| 附录三 中国新石器时代刻画符号一览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9）“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学术研讨会”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二 以考古发现进行的文明进程新研究 |
| 三 多学科结合在文明探源研究中的运用 |
| 四 关于考古学、科技研究与文献历史学间关系的探讨 |
| 五 对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问题的探讨 |
（10）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符号 ——周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三十年来周公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
| 一、关于周公研究的史料问题 |
| (一) 传世文献 |
| (二) 西周甲骨文 |
| (三) 西周金文 |
| (四) 西周考古 |
| 二、关于周公事迹研究问题 |
| (一) 周公辅佐文王 |
| (二) 周公辅佐武王 |
| (三) 周公辅政成王 |
| (四) 周公重要事迹评述 |
| 三、关于周公思想研究问题 |
| (一) 周公的天命思想 |
| (二) 周公的德治思想 |
| (三) 周公的民本思想 |
| (四) 周公的伦理思想 |
| (五) 周公的礼治、礼教思想 |
| (六) 周公的政治法律思想 |
| 四、对近若干年来研究周公着作成果的述评 |
| 五、周公研究的重点及意义 |
| 六、本论文对周公研究的总体思路 |
| 七、本论文篇章结构与研究主旨 |
| 第一章 论周公称王问题 |
| 第一节 对研究周公曾是否称王问题的几个关键词的界定 |
| 1.1.1 周公"称王"内涵 |
| 1.1.2 周公"摄政"不等同于"称王" |
| 第二节 地上传世文献有关周公称王与否纠葛的记载 |
| 1.2.1 "王曰"、"王若曰" |
| 1.2.2 "朕复子明辟" |
| 1.2.3 成王年幼 |
| 1.2.4 周初王位继承制 |
| 1.2.5 后世的传闻 |
| 第三节 地下出土考古文献有关周公称王与否纠葛的载录 |
| 1.3.1 周公称王派的证据 |
| 1.3.2 周公未称王派的证据 |
| 1.3.3 两派之间的辩解 |
| 第四节 "推想"周公称王 |
| 1.4.1 从宗法制和礼法层面 |
| 1.4.2 从历史发展过程层面 |
| 1.4.3 从传世文献记载的量化层面 |
| 1.4.4 从研究者主体思想发挥层面 |
| 1.4.5 对诸研究方法的思考 |
| 第二章 周公疑点辨正 |
| 第一节 关于周公身世 |
| 2.1.1 周公之名、字 |
| 2.1.2 周公之生卒年 |
| 2.1.3 周公之谥号 |
| 2.1.4 周公之排行 |
| 第二节 关于周公身份 |
| 2.2.1 周公:政治家、思想家 |
| 2.2.2 周公:巫祝 |
| 第三节 关于周公摄政称王问题 |
| 2.3.1 周公称王之由来 |
| 2.3.2 周公摄政但未称王更有说服力 |
| 第四节 关于周公官职 |
| 2.4.1 周公与"三公" |
| 2.4.2 周公是鲁国始封之君 |
| 第五节 关于周公纪年 |
| 2.5.1 周公纪年推测 |
| 2.5.2 王国维说质疑 |
| 第六节 关于周公"捉发吐脯" |
| 2.6.1 周公"捉发吐脯" |
| 2.6.2 周公其它疑点 |
| 第三章 论周公的天命思想 |
| 第一节 "天棐忱":天辅诚信 |
| 3.1.1 "天棐忱"之"棐"不是"非"义 |
| 3.1.2 "天棐忱"之"棐"当"辅"解 |
| 第二节 "天命不易":天命难保 |
| 3.2.1 "天命不易"正义 |
| 3.2.2 "天难谌"与"惟命不于常" |
| 3.2.3 周公之"天命不易"发微 |
| 第三节 "天不可信"不等同于"不信天" |
| 3.3.1 "天不可信"乃召公之言 |
| 3.3.2 周公赞成召公"天不可信" |
| 第四节 周公是真诚的天命论者吗? |
| 3.4.1 周公天命论是一种"天人论" |
| 3.4.2 不能否定周公天命信仰中政治工具性的一面 |
| 3.4.3 郭沫若天命说评议 |
| 3.4.4 对周公天命思想的几点认识 |
| 第五节 "夏、商蒙昧天命观"质疑 |
| 3.5.1 文献关于夏、商末王昏暴的记载 |
| 3.5.2 文献关于夏、商忠臣贤相的记载 |
| 第六节 夏、商、周天命观念刍议 |
| 3.6.1 夏商末王的思想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 |
| 3.6.2 社会思想是"正极"和"负极"的合力 |
| 3.6.3 思想的复杂性和反复性 |
| 3.6.4 要以动态的眼光看待周公的天命思想 |
| 第四章 论周公的史鉴思想 |
| 第一节 史鉴思想是周公等周初主要统治者的一种共识 |
| 4.1.1 周公、召公等史鉴思想 |
| 4.1.2 《逸周书》中武王之史鉴思想 |
| 4.1.3 周公史鉴思想为周初史鉴思想之代表 |
| 第二节 周公史鉴思想的历史来源和产生 |
| 4.2.1 周公史鉴思想来源 |
| 4.2.1.1 夏、殷兴废之鉴 |
| 4.2.1.2 先王及古人的史迹 |
| 4.2.1.3 周先王之鉴 |
| 4.2.1.4 周文王之鉴 |
| 4.2.1.5 前人之鉴 |
| 4.2.2 周公历史渊博 |
| 4.2.3 周公对"旧邦新命"的反思 |
| 第三节 周公史鉴思想的内容和影响 |
| 4.3.1 周公常以史说今 |
| 4.3.2 周公史鉴思想的内容、特点 |
| 4.3.3 周公史鉴思想的历史影响 |
| 第五章 论周公的忧患思想 |
| 第一节 周公忧患思想的产生 |
| 5.1.1 武王崩后的周初形势是内忧外患 |
| 5.1.2 武王生前的忧患意识 |
| 5.1.4 周公之忧患思想来源 |
| 第二节 周公忧患思想面面观 |
| 5.2.1 从"惟命不于常"看周公忧患思想 |
| 5.2.2 从敬德之"敬"看周公忧患思想 |
| 5.2.2.1 "敬"、"保"与"德" |
| 5.2.2.2 民心即是天意 |
| 5.2.3 从对夏、商末王的罪行的历史总结中看周公的忧患思想 |
| 5.2.3.1 夏、殷末王之罪行 |
| 5.2.3.2 纣王覆亡之因 |
| 5.2.4 "无疆惟休,亦大惟艰" |
| 5.2.5 "休兹知恤" |
| 5.2.6 慎始善终:创业难,守成更难 |
| 5.2.7 "德元"和"民极":君臣当以身作则 |
| 5.2.8 "无康好逸豫" |
| 5.2.8.1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 |
| 5.2.8.2 从周公的否定语例看其先王勤政之效 |
| 第三节 周公忧患思想内容和特征 |
| 5.3.1 周公之忧患内容 |
| 5.3.1.1 忧家、忧国 |
| 5.3.1.2 忧民 |
| 5.3.1.3 忧用人 |
| 5.3.2 周公忧患思想的特征 |
| 第六章 论周公与《诗经》的关系 |
| 第一节 周公与《诗·豳风》中部分诗篇的关系 |
| 6.1.1 周公与《鸱鸮》 |
| 6.1.2 《鸱鸮》诗义发微 |
| 6.1.3 《鸱鸮》写作时间 |
| 第二节 周公与《诗经·大雅》、《周颂》中部分诗篇的关系 |
| 6.2.1 周公与《大雅·文王》 |
| 6.2.2 周公与《周颂·清庙》 |
| 6.2.3 周公与《周颂·时迈》 |
| 第三节 《大武》乐章的作者、篇目及篇次 |
| 6.3.1 林泰辅研究《大武》乐章得失 |
| 6.3.2 《大武》乐章篇目及篇次评议 |
| 6.3.3 《大武》乐章篇目及篇次推论 |
| 第七章 论周公与《周易》的关系 |
| 第一节 《周易》的成书时代及作者研究综说 |
| 7.1.1 八卦起源讨论 |
| 7.1.2 重卦之作者 |
| 7.1.3 《周易》成书时代 |
| 第二节 从《周易》之书名看《易经》之成书时代 |
| 7.2.1 《周易》书名出现的时间下限 |
| 7.2.2 《周易》是周代之易 |
| 7.2.2.1 《周易》之"易"辨 |
| 7.2.2.2 《周易》之"周"辨 |
| 第三节 战国、秦汉以来对《周易》作者的考察和推测 |
| 7.3.1 文王演周易说追溯 |
| 7.3.2 文王、周公卦爻辞说溯源 |
| 第四节 史学家、易学专家对《周易》作者及时代研究评要 |
| 7.4.1 郭沫若对《周易》作者及时代的看法 |
| 7.4.2 顾颉刚等对《周易》作者及时代的看法 |
| 7.4.3 李镜池对《周易》作者及时代的看法 |
| 7.4.4 高亨对《周易》作者及时代的看法 |
| 7.4.5 尚秉和对《周易》作者及时代的看法 |
| 7.4.6 宋祚胤对《周易》成书时代的看法 |
| 7.4.7 金景芳对《周易》作者及时代的看法 |
| 7.4.8 廖名春对《周易》作者及时代的看法 |
| 7.4.9 潘雨廷对《周易》作者及时代的看法 |
| 第五节 从先秦古籍引《易》看《周易》本经之成书年代 |
| 7.5.1 《论语》中所见之"易" |
| 7.5.2 《左传》中所见之"易" |
| 7.5.3 《国语》中所见之"易" |
| 7.5.4 《荀子》中所见之"易" |
| 7.5.5 《庄子》中所见之"易" |
| 7.5.6 诸文献记载平义 |
| 第六节 从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看《周易》 |
| 7.6.1 帛书《易传》反映的文王与《周易》的关系 |
| 7.6.2 郭店楚简反映的《周易》性质的变化 |
| 第七节 西周存在《周易》经文的考古学证明 |
| 7.7.1 陕西长安县出土有字陶拍 |
| 7.7.2 周原文化 |
| 7.7.3 阜阳汉简《周易》 |
| 7.7.4 汲冢出土的《易》类诸书 |
| 7.7.5 清华简《保训》所见文王与《周易》的关系 |
| 第八节 从《易传》的作者看《易》经的作者 |
| 7.8.1 《易传》作者之古代探讨 |
| 7.8.2 《易传》作者之现代探讨 |
| 第九节 从周公的巫祝身份来看周公与《周易》的关系 |
| 7.9.1 伏羲与《周易》的关系 |
| 7.9.2 孔子与《易传》的关系 |
| 7.9.3 周公与卦爻辞的关系 |
| 第十节 关于《周易》作者及成书时代的几点看法 |
| 第八章 从《尚书》周公语言特点对周公思想人格的考察 |
| 第一节 多用比喻例 |
| 8.1.1 以涉水渡川为喻 |
| 8.1.2 以农事、田猎、家庭生活为喻 |
| 第二节 多用重言 |
| 8.2.1 周公连续重言 |
| 8.2.2 周公间隔重言 |
| 第三节 多用反问语例和否定语例 |
| 8.3.1 周公之反问语例 |
| 8.3.2 周公之否定语例 |
| 第四节 多用"呜呼"感叹语 |
| 8.4.1 对邦君庶士使用"呜呼"例 |
| 8.4.2 对康叔使用"呜呼"例 |
| 8.4.3 对成王使用"呜呼"例 |
| 8.4.4 对召公使用"呜呼"例 |
| 8.4.5 对殷人使用"呜呼"例 |
| 第五节 多用历史见闻 |
| 8.5.1 对夏代尤其商代明君贤臣的见闻 |
| 8.5.2 对周之先王见闻 |
| 8.5.3 历史成为政治的工具 |
| 第六节 多用"朕"、"我"、"予"和"汝"、"尔" |
| 8.6.1 周公对"朕"的使用 |
| 8.6.2 周公对"我"、"予"及"汝"、"尔"的使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 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四、以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为起点 深入探讨中原古文明──在《中原文物》百期纪念暨中原文明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论文参考文献）
- [1]求事与求实：考古学何以续写夏代古史[J]. 段天璟,马永超. 江汉考古, 2021(06)
- [2]《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3]龙山时代的黄土高原[D]. 董霄雷. 吉林大学, 2019(10)
- [4]“天人之和”视域下的“老子”思想探源[D]. 孙柏林. 云南大学, 2019(09)
- [5]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D]. 黄薇.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6]薮内清及其中国天文学史研究[D]. 杨凯.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6)
- [7]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研究 ——以河南三所地方高校为例[D]. 申晓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2)
- [8]中国早期刻画符号整理与研究[D]. 牛清波. 安徽大学, 2013(10)
- [9]“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学术研讨会”综述[J]. 常怀颖. 东南文化, 2012(03)
- [10]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符号 ——周公研究[D]. 吕庙军. 南开大学, 2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