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国际兼并活动的观察与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杨金凤[1]（2021）在《非遗品牌的故事叙述与品牌价值传播研究 ——以《大宅门》《天下第一楼》《芝麻胡同》三部京味电视剧为例》文中研究表明
陈娴[2]（2020）在《欧盟产业竞争政策中的美国因素 ——基于欧盟竞争政策报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对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大国竞争的方式提出变革挑战。国家间相互依赖逐渐成为一种安全风险,原有的经济贸易合作在新国家安全概念扩大的影响下,成为政治外交博弈之后的另一竞争主流。近年来美欧突然出现的产业竞争冲突成为国际经济秩序变化的缩影之一。现有研究欧盟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发展与影响的文献较为丰富,但探讨美欧竞争与竞争政策间关系的研究较少。美欧盟友伙伴关系一直被视为“民主和平论”的典型案例,然而近年来,欧盟产业竞争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美国及美国企业的身影频繁出现,美欧在贸易和核心产业等领域的竞争愈发明显,且欧盟产业竞争政策也逐渐出呈现保护主义倾向。针对欧盟竞争总司对涉美案件调查和审查增加现象以及部分学者提出的“跨大西洋裂缝”猜测,在梳理2007-2018年十年欧盟竞争报告内容的过程中,结合实体代表行业飞机制造业及虚拟经济代表行业数字经济行业的具体案例分析,归纳大国竞争因素在政策发展中的影响体现,探究美欧在竞争制度理念、政策执行偏向以及核心产业竞争力等多层面存在的分歧和冲突。在此基础上,从欧盟自身实力和产业竞争概况、双方经济政治关系现状等角度,客观思考欧盟产业竞争政策中出现美国因素的成因,探讨美国因素接下来对欧盟产业竞争政策的影响趋势。这对理解逆全球化浪潮下大国产业竞争与政策效用间的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王芳[3]（2019）在《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 ——来自中国汽车产业的证据》文中研究说明汽车产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之一。汽车产业链条长、关联性高,能够带动上下游钢铁、机械、电子、金融、保险等诸多产业的发展,还能为国家创造可观税收,吸纳大量就业人员。可以说,汽车产业发展速度的快慢、发展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从引进技术开始,历经初创、成长、全面发展和高速增长四个阶段,在2013年跨过年产销量2000万辆的大关,成为世界汽车工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汽车产业发展还存在较大差距,关键核心技术始终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与此同时,汽车产业自身发展也面临着内忧外患的问题,人口红利、市场红利、国际贸易红利下降,而能源环境问题加剧。汽车产业的发展亟需寻找新出路。其中,加强技术创新,提高创新绩效是汽车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创新绩效的提升,一方面来源于自身的创新投入,另一方面来源于“借用的研发”,即接收其他主体的知识溢出。纵观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现有文献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关于知识溢出的研究,学者们更多关注FDI知识溢出对某一地区或某一产业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创新水平的影响,而关于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的相关研究非常稀缺。第二,大量文献强调地理接近和知识差距对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虽有部分学者在研究知识溢出时引入了吸收能力概念,但是对吸收能力的处理比较粗糙,只把它当作一个调节因素或中介因素,深入探讨不同吸收能力水平下知识溢出效应的文献并不多。第三,关于我国汽车产业或企业的相关研究,国内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创新与绩效评价,另一方面主要是研究国际知识溢出,尤其是FDI知识溢出对汽车产业或企业发展的影响。在这些研究中,将知识溢出或者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置于同一框架,分析二者对汽车产业影响的文献较少;另外,关于我国汽车产业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三者关系的文献尚未被检索到,更是缺乏对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效应的对比,以及三种溢出效应在不同性质汽车企业的现实表现。基于这样的判断,本文认为,这里还存在以下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第一,将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引入研究,与国际知识溢出形成对比,拓展和丰富已有的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将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分析不同知识溢出水平和不同吸收能力水平下,二者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第三,以我国汽车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和检验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考虑企业所有制,分析和检验这三者关系在国有、民营、外资汽车企业的表现是否相同,若不相同,产生差异的原因为何;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即是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在概念界定和文献评述的基础上,将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同时纳入研究,并引入吸收能力概念,阐明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其次,通过总结和参考已有研究,对处于不同水平的知识溢出和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线性与非线性问题进行分析。然后,考虑所有制问题,提出和分析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在国有、民营、外资企业可能存在不同表现。最后,以企业的C-D生产函数为基础,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构建了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数理模型。在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的基础上,为了检验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采用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创新绩效的衡量指标,采用ACF方法测算汽车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以此为因变量;以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知识池为依据计算的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和吸收能力为自变量,以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出口水平等为控制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在普通面板回归不理想的情况下,根据理论分析和已有研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再次进行实证检验。分别以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以及吸收能力为门槛变量,分别进行实证检验,并考虑异质性企业问题,分国有、民营、外资汽车企业进行分组检验,得到本文的主要结论。最后,以LP方法计算的我国汽车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为替代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所获结论支持本文的主要结论。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主要结论有:对汽车产业而言,第一,产业内知识溢出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对创新绩效起促进作用,产业间知识溢出和国际知识溢出都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U型变化。第二,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也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汽车企业的吸收能力处于不同水平时,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U型变化,而国际知识溢出呈非线性分段变化,且为负影响。第三,当吸收能力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不同类型的知识溢出,产业内知识溢出的影响最大,其次为产业间知识溢出,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最小且主要为负影响。第四,当知识溢出水平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的吸收能力,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最大,其次为产业间知识溢出,产业内知识溢出的影响较最小。由此可知,对于全部汽车企业而言,要想通过吸收外部知识溢出提高创新绩效,一方面,要确保接收到的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水平达到一定级别;另一方面,也要确保自身对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达到一定级别。对于国有汽车企业而言,第一,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为线性的正向效应;国际知识溢出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且主要为负影响。第二,吸收能力对的调节作用呈非线性变化。当吸收能力处于不同水平时,产业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U型变化,而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呈分段变化。第三,当吸收能力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不同类型的知识溢出,产业间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产业内知识溢出,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最小且主要为负影响。第四,当知识溢出水平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的吸收能力,产业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国际知识溢出,产业间知识溢出的影响较最小。由此可知,对于国有汽车企业而言,一方面,要确保接收到的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水平达到一定级别;另一方面,要将自身对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控制在一定区间;此外,还需对国际知识溢出持谨慎态度。对于民营汽车企业而言,第一,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国际知识溢出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呈U型变化。第二,吸收能力对产业内知识溢出的调节作用呈非线性变化,对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的调节效应不显着。第三,当吸收能力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不同类型的知识溢出,产业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产业间知识溢出,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最小且主要为负影响。第四,当知识溢出水平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的吸收能力,产业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存在影响,而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并不显着。由此可知,对于民营汽车企业而言,一方面,要确保接收到的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水平达到一定级别;另一方面,要充分提高自身对产业内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对于外资汽车企业而言,第一,产业内、国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呈分段变化;产业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线性的正向作用。第二,吸收能力对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的调节作用呈非线性变化,对国际知识溢出的调节效应并不显着。第三,当吸收能力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不同类型的知识溢出,产业间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产业内知识溢出,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最小且主要为负影响。第四,当知识溢出水平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的吸收能力,产业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大,其次为产业间知识溢出,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不显着。由此可知,对于外资汽车企业而言,一方面,要确保接收到的产业内知识溢出水平达到一定级别,并将国际知识溢出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另一方面,要对不同类型的外部知识匹配不同水平的吸收能力。通过对比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的弹性,以及三种类型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共同影响创新绩效的参数估计值的大小可知,整体而言,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对我国汽车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大于国际知识溢出。这一研究为正确认识“市场换技术”提供数据支持,也为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指出新方向:在吸收国际知识溢出的同时,也要足够重视国内知识溢出,强化与国内知识匹配的吸收能力的培养。具体包括:对于知识溢出方,要更新观念,建立溢出“收益”观,还要鼓励跨国并购,扩大企业影响力;对于知识接收方,要增加知识储备,扩大知识多样性,强化吸收能力,还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借鉴发展国家经验;对于政府,则应当完善现有的利益补偿机制,弥补溢出方损失;肃清障碍,畅通渠道,促进知识溢出;建立知识交流平台,形成知识溢出网络效应;加强资源整合,加大对自主品牌研发的扶持力度;等。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将学者们关注较少的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纳入研究,构建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共同影响创新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拓展和丰富了已有的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深入考察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的线性与非线性关系,分析和检验处于不同水平下的知识溢出和处于不同水平下的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这是对已有的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进一步细化。第三,以我国汽车产业为研究对象,通过企业层面的实证检验和产业层面的弹性分析,对比和分析了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不同影响效果,得到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对我国汽车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国际知识溢出这一结论。既为深刻认识和合理判断“市场换技术”策略提供依据,也为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指出新方向:在吸收国际知识溢出的同时,也要足够重视国内知识溢出,强化与国内知识匹配的吸收能力的培养。第四,检验了国有、民营、外资汽车企业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不同效果,并得到一些新结论。民营和外资汽车企业接收到的产业内和国际知识溢出越多,越有利于其创新绩效的提升;吸收能力越强,也越有利于其创新绩效的提升。而国有汽车企业对知识溢出尤其是国际知识溢出的态度并非如此,于国有汽车企业而言,国际知识溢出越多、吸收能力越强,越不利于其创新绩效提升。并据此提出国有汽车企业必须对国际知识溢出持谨慎的态度,也需要把吸收能力控制在合理范围。第五,已有的研究关注吸收能力对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却鲜少有人关注知识溢出对吸收能力的影响,可以说,以往的研究是缺乏反馈机制的静态分析。本文提出并检验了“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这一观点。
赵晓浦[4]（2016）在《兼并重组背景下宝钢集团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文中认为兼并重组是我国钢企解决产能过剩、恶性竞争以及实现国际化发展的必经过程。我国钢铁行业正面临着产能过剩、集中度低、国内恶性竞争激烈和原材料对外依存度高等问题。宝钢集团是我国大型钢铁企业,其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对全国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通过对宝钢集团国际化战略的个案研究,对我国产能过剩行业的国际化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介绍国内外学者对兼并重组推进国际化的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然后,以宝钢集团国际化战略作为案例进行研究,通过对宝钢兼并重组国际化现状和内外部环境分析,制定出相应的国际化战略。接着,对我国钢铁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战略进行深入研究。最后,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宝钢国际化经验,对我国钢铁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提出普遍性的建议。本文通过研究宝钢钢铁利用兼并重组方式推进其国际化,结合了两方面理论,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文研究得出,宝钢钢铁应在兼并重组的基础上,实施产业规模经济及产品差异化的国际化战略。
谷昭民[5]（2015）在《论法律外交》文中提出法律外交是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法治化深入发展,中国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背景下,由中国法学会和中国法学界、法律界人士共同提出的一个极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新的概念。法律外交是观察和思考对外交往的一个新的视野,是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新的维度,是对中国外交理论和法治理论的丰富、发展和创新。全球化开启了法律外交新时代。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法治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可靠保障。全球化必然导致国际关系法治化。当今世界围绕利益格局的再调整,各主要力量着眼未来的制度性权利,围绕各领域国际规则激烈角力。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在国际关系中各方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法律应是共同的准绳,适用法律不能有双重标准,应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在国际交往中采用制度规范方式处理彼此关系,依法办事,依法行使权利,正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客观需求和自觉追求。各国制定和推行对外政策时,也更加注意法律支撑和法律阐述。在国际合作中遵守统一适用的国际规则已经成为普遍的国际义务和各国开展对话合作、增强互信的基础。法律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主导作用日益突显,前所未有。构建以规则为导向的国际关系,弘扬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通过法律和规则的权威参与全球治理已成为法律外交时代的重要标志。“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速推进法律外交。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着提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国家、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国法治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同时必将推动中国法治走向世界,走向全球,从而加快促进法律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全面进步和发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客观上要求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两个大局,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法治成果和有益经验,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运用国际规则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注重加强涉外法律服务,深化司法领域和执法安全国际合作。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合作共赢已是大势所趋,推进国际法治已是人心所向。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法律和规则成为交流合作的基础和保障。协同推进“四个全面”战略,更好地运用国内和国际两级法治和两类规则,维护我国的主权、安全和全球合法利益,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也会为中国的繁荣富强、持续稳定发展构建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将有力推进法律外交的全方位发展。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需要法律外交引领。当前,中国外交已经进入了大国外交的新阶段,已经具备了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大国外交不仅意味着在外交的姿态上要积极进取、主动作为,更要在观念理念创新、法治和制度建设上下大力气。外交实践屡次证明,一味强行地搞政治外交、意识形态外交,在国际关系中会时常处于被动地位,也与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法治化的大趋势背道而驰。法律外交以规范为基础,其交往方式具有平等、稳定、可预期的特点。开展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客观上要求用法律的形式、法律的话语、法律的逻辑将中国的立场和主张明确地表达出来,用法治的思维、法律的手段、法律的程序去沟通和化解分歧和矛盾,传播中国优秀的法律价值、法律观念、法律文化,为国际法治建设奉献中国智慧。对于法律的尊重和遵守,会让世界更相信中国是一个信守承诺、热爱和平的负责任大国,使国家利益和外交主张更具有正当性、合法性,更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文明的进步表现为从武力到外交、从实力外交到法律外交的运动。古希腊、古罗马都曾试图用武力进行征服和占领,但都以失败而终。15世纪晚期,外交开始出现,人们注意用谈判、斡旋等方式处理国家纷争,但那时的外交往往以实力为后盾,时常伴随着强国“秀肌肉”,这种实力外交难以建立持久公正、和平的国际秩序。再往后,外交活动中规则因素加大。在外交与法律的交织发展中,法律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广泛和持久。拿破仑曾说:“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40多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一切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记的,那就是我的《民法典》。”二战以后,以《联合国宪章》为标志,法律和规则成为调整国际关系、维护国际秩序的有效手段,得到各国广泛认可和接受。历史见证,法律外交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在全球化全面深入、国际关系法治化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全面展开的大背景下,法律外交应运而生,恰逢其时。法律外交是指以法律为内容、机制和媒介的外交活动,即把法律观念和法治理念贯穿在外交活动之中,转变外交方式方法,积极将某些外交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对外关系和国际事务。法律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军事外交等并行的概念。法律外交是中国对外交理论和法治理论的丰富、发展和创新,是对外交和国际法治实践的总结、提炼和升华。从涉法外交活动到法律外交,体现了外交活动和法律发展的重大进步,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进步。法律外交理念的提出反映了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治理法治化的大趋势,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努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的正当要求。法律外交内涵丰富,主体多元,客体广泛,具有政治性和专业性属性,坚持主权平等、公平正义、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尽管法律外交是一个新概念,但包含法律外交类似内容和特征的实践古今中外比比皆是。中国唐代形成的中华法系对周边国家影响深远、持久,可以说是封建国家初级形态的法律外交。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开拓到哪里,他们就把法律带到哪里,移植推广,影响广泛。二战后,各法律外交主体,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的以及联合国系统,国际和区域法学组织,如WTO、国际刑法学协会、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等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法律外交实践。美国更是通过法律输出,宣传所谓“普世价值”,扩大美国影响,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中国政府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创立和运用就是中国开展法律外交的成功实践,至今仍在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国际社会订立的国际多边条约已经遍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已经加入400多项多边条约,缔结了2万多项双边条约,为法律外交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实践提供了广阔空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法律外交将成为外交的基本方式。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律外交也必然成为外交的基本方式。在全球治理法治化和法律全球化的大潮中,国际竞争更多地表现为秩序之战和规则之争,国际关系中的法律战已经成为新常态。对外交往中,应树立法律意识、规则意识,自觉运用法律规则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法律外交将成为国际法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当今世界,法律和规则已经成为国际开展对话和合作的基础和前提。用规范的制度化方式,统一适用的规则,处理国际关系已日益成为各国的共识。这样有力促进国际法治的发展和完善,彰显法治精神,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共建人类利益、责任和命运共同体。法律外交有助于协同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加快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法律外交能有效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及两类规则,促进涉外法律合作。通过互学互鉴,吸纳人类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和有益经验,促进中国的法治建设。法律外交是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亮点,是中国外交模式的根本转型,将促进对外开放与合作的观念理念、思维方式、体制机制、运作模式、话语体系的根本转变,开创大国外交新局面。法律外交是推动中国外交新理念新倡议的有效工具,引领保障“走出去”、“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等重大外交倡议和战略的实施,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法律外交既是软实力,更是巧实力。法律外交既包括在外交活动中利用国际法律规则,也包括在外交过程中推动国际法律的制定和完善。要善于抓住机遇,通过参与规则博弈和法律较量,大力加强软实力和巧实力建设,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决策权和影响力,树立外交强国和法治中国的威信和形象。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面,更好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实现国家的外交政策、维护国家的利益,推动和践行法律外交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更加突出。中国亟需将法律外交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中国从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从法律大国向法治强国的转型,以赢得在未来国际竞争中的话语权、规则权和主导权,更好地承担世界大国的领导责任。法律外交应为今后国家制定外交战略和政策做出重要的贡献,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应加快法律外交的体制机制建设,加强法律外交的统筹协调,在驻外机构设立法务处或法务外交官,建立常态化的法律外交专家智库。充分发挥民间法律团体和智库的灵活性、专业性、多样性特点和人才、学术优势,官民并举,运筹帷幄。尽快完善涉外法律制度,建立健全外交外事法律体系,夯实法律外交的基石。大力加强法律外交人才队伍建设和构建涉外法律服务全球网络。在法律全球化的大潮中,积极推动中国法律软实力输出,扩大中国法治理念和法治文化的影响。法律外交是引领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推动中国迈入法治强国,全面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的必然选择。中国明朝航海家郑和开辟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开展货物贸易,每次出海他都要带很多战船和军队随行,实施武力保护。今天,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伟大构想是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最为需要的是法律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从一定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必将是一条法律合作之路,法律外交之路。
刘洋[6]（2015）在《在华跨国公司利润转移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跨国公司参与中国经济的程度也在不断加强,跨国公司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另一方面,伴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其利润转移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2013年2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解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报告指出,经济全球化对跨国公司的业务模式和税务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需要重新审视跨国公司的利润转移行为特征。为了研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利润转移问题,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跨国公司利润转移的动因、方式和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借鉴Huizinga和Laeven （2008）、Hines和Rice（1994）等人的研究,利用中国相关数据对我国的利润转移规模进行了初步估计和系统分析。通过构建相应的数量模型,对影响跨国公司利润转移的因素及其影响机理进行了研究。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和对世界其他国家经验的借鉴,提出了中国的应对措施。主要的研究结论有：（1）跨国公司利润转移的动机分为“内源性动机”和“外源性动机”。其中,外源性动机还可以分为“正面激励”和“负面激励”两类。跨国公司的利润转移方式大致可分为避税和非避税两类,常见有转移定价、资本弱化、通过受控外国公司、成本分摊协议以及其他形式与税收实质不相符的避税行为等方式,最新的形式则是对以上四种基本方法的综合应用——税务筹划。（2）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利润、营业收入等指标有了较大提升,但省际和行业差距在扩大。跨国公司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部地区,其利润额和营业收入也主要来源于东部地区。从来源地上看,跨国公司主要来自香港地区、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国家,利润额也大多集中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从行业上看,制造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集中了跨国公司大部分的利润和营业收入,行业差距较为显着。从变动趋势上看,跨国公司在数量、利润和营业收入上都存在了分散化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及省际和行业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3）税收变量对跨国公司利润存在显着影响,在华跨国公司利润转移规模呈上升趋势,不同行业跨国公司在利润转移行为上存在显着差异。两国税负差异和经营利润构成的激励越大,跨国公司越有可能报告较低的利润。2009年的税改显着影响了在华跨国公司的利润转移行为,不同行业跨国公司在利润转移行为上存在显着差异。重复征税以及母国所在地与我国是否存在税收协定会对在华跨国企业的利润转移行为产生显着影响。总体上,在华跨国企业的利润转移规模呈上升趋势,且不同类企业其利润转移倾向有趋同趋势。（4）跨国公司利润转移不利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利润转移额S的回归系数为-0.11,在10%水平上显着,即跨国公司利润转移规模增加1%,将使得中国的GDP产出下降约0.1%,也就是说跨国公司的利润转移行为的确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产生显着抑制作用。而跨国公司员工数量L的系数为-0.32,在1%水平上显着,可能原因是跨国公司对人才吸引力越强,越多人才流入到跨国企业,从而对本土企业和机构的发展和创新带来制约,因此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而跨国公司的资产K的系数为0.67,同样在1%水平上显着,跨国公司投入越多资本用于生产,越有利于我国的经济总产出。（5）影响跨国公司利润转移的因素有：税率、汇率、信息获取能力、中间品市场、最终产品市场的竞争结构等。当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在不同国家面临不同的所得税税率和关税税率时,跨国公司将通过调整中间品转移定价规避税负。当预期未来外币升值时,跨国公司会降低中间品转移价格,增加外国子公司的利润。如果各个子公司与母公司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时,可以采取分权定价；反之,当母公司与各个子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不严重时,可以采取集权定价,以提高公司的总利润。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还受到中间品市场、最终产品市场的竞争结构的影响。跨国公司会根据内、外部市场需求的不同,分别采用差别定价。当中间品市场、最终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跨国公司内部的中间品定价越低。（6）跨国公司利润转移问题是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的动态博弈,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因此国家政策制定也需不断改进和完善。由于信息不对称,在任意时间点都无法求出完美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而是在现有掌握的信息情况下求出有限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所以我国政府在应对这一问题时,应该从自身现实出发,借鉴国际先进做法,以公平交易为原则,引进和改善转移定价立法,与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和各国合作,加强国际征管协助,逐步提升转移定价管理能力,积极探索和提出建设性整体解决方案。
徐宇斐[7]（2014）在《国际新创企业的创业导向与绩效：企业国际化学习的中介作用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着创业型经济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新创企业不断涌现,并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国际新创企业的一大特点是,它们在企业发展的早期进入国际市场追逐市场机会。它们在面对自身资源不足以及国外市场较为特殊的情况下如何获得自身的发展与成功,是国际创业研究领域较为关注的问题。在吸收国际新创企业学习优势理论（Learning Advantage of Newness）的基础上,本文研究了国际化学习在国际新创企业创业导向和绩效之间所发挥的作用。在本文的研究中,国际化学习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可以分为国际化学习的速度、国际化学习的深度和国际化学习的宽度。本研究认为,这三者分别在国际新创企业创业导向和企业绩效之间的作用值得深入研究。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首先通过文献综述对国际新创企业、创业导向、国际化学习等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形成了初步的理论框架。然后通过案例研究对理论框架的构思进行了初步的验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理论模型和假设。最后通过对中国经济环境中的156家国际新创企业样本调查问卷的假设检验,得出了以下结论：一,国际化学习的宽度没有在创业导向和样本企业绩效中起到中介作用；二,国际化学习的速度在创业导向和样本企业绩效中起到中介作用；三,国际化学习的深度在创业导向和样本企业绩效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在理论上做出了以下贡献：一,丰富了创业导向对国际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二,创新性的将国际化学习分为国际化学习的宽度、国际化学习的速度和国际化学习的深度三个维度,并分别研究了这三个维度在创业导向和国际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在实践上使国际新创企业认识到了国际化学习不同维度的作用,对其合理选择国际化学习行为提供依据,进而有利于它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和发展。
何爽[8]（2011）在《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中国抓住了这一历史性机遇,大力引进外资,经济得到快速全面发展,工业产值位居世界前列并被称之为“世界工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经济发展依然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的低水平粗放式增长。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就一直强调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实现可持续发展,但实际上进展甚微,产业转型任务艰巨。产业转型依赖于产业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可我国产业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简称NIS）,也被称为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概念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以来,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出发对其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落后,反映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运行存在较大的缺陷。做为后进的发展中国家,仅仅依靠国家创新系统内部采取封闭式创新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和技术的进步是很难实现的。在自主创新战略实施过程中,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企业在选择创新模式的同时也在影响着其所处的创新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企业拥有了一个重大机遇,就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也包括创新资源的配置。国家创新系统在此影响下国际化日益明显,如同我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一样,必须主动融入国际创新体系,整合和配置国际创新资源。利用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围绕“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这一宏观现象,从微观角度考察企业创新国际化行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演进的现状、机理和路径,并进行了仿真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其主要内容包括:（1）跨国公司研发与国家创新系统内向国际化研究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的日益发展和深化对国家创新系统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在东道国的研发机构嵌入到东道国内部,成为东道国国家创新系统的特殊组成部分,是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的关键因素和诱因,也是东道国创新系统内向国际化的主要路径。本文对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及其在华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剖析了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的动因、投资模式和位置选择,并研究了其对东道国的影响因素,认为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对东道国存在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其综合效应最终对东道国创新系统产生作用。作者还利用共生理论借鉴Logistic模型构建了跨国公司与内资企业创新系统的演化模型。（2）国家创新系统内部创新主体的双向国际化活动跨国公司在国内的生产和研发大量投资使得国内市场日益国际化,内资企业在原先薄弱的技术基础上仅仅依靠内部自主研发已经难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因此不少内资企业开始把获取技术和创新资源的目标转向国外。本文研究了内资企业通过资源杠杆获取国外创造性资产的主要方式和效果,基于跨国公司垄断产品价格变化的情况下政府资助内资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效果进行了博弈分析,研究了研发补助费用额度的阀值和作用。（3）跨国公司嵌入的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与仿真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SD）是一种研究复杂反馈系统动态行为的方法,也是建立在控制理论、决策理论、计算机仿真技术之上的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跨国公司嵌入后国家创新系统的动力学模型,研究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的演进机制与政策效果。依据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创新主体行为变动的研究结论,以分析跨国公司研发与中国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的交互影响为主要目的,本文从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创新财力资源、创新人力资源、创新产出等维度,结合可收集到的统计数据进行仿真实证分析。根据实验结果,总结影响中国国家创新系统创新产出及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并得出相关结论。（4）内资企业双向国际化获取核心技术的案例研究企业是国家创新系统的主体,企业创新国际化是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的基因。本文最后对内资企业京东方利用资源杠杆进行双向国际化获取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创新发展我国液晶面板产业案例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国内企业切入跨国公司网络,通过外向国际化获取海外创造性资产从而实现内向国际化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实践,验证了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的微观活动和趋势。本研究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勾勒出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理论框架国内学者对国家创新系统的结构、绩效、发展历程、国际比较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对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及外资对国家技术进步的影响作用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但对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的研究还很少。本文从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和内部创新主体双向国际化两条路径出发,对国际创新系统的国际化演进机制与微观行为进行了阐述,完善了研究框架。（2）对跨国公司嵌入后国家创新系统的运行和国际化演进进行了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和仿真本文从内部创新主体创新行为国际化和外部创新主体-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两条路径研究其对自主创新的作用方式,基于Logistic模型构建了内资企业创新系统与跨国公司企业创新系统的共生演化模型,并构建政府资助内资企业自主创新的博弈模型。在此基础上作者利用系统动力学构建了跨国公司嵌入下国家创新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对其进行实证和政策仿真。（3）结合内部创新主体双向国际化的实践来讨论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在探讨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演进机制和路径时,本文不仅仅局限于博弈论方法和系统仿真,而是通过重点分析现实成功案例对内部创新主体双向国际化成功获取国际创新资源总结出方法和途径。
吴立斌[9]（2011）在《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开始重新崛起为世界性强国。但是,当代中国的崛起更多是经济等硬实力的崛起,而不是文化等软实力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严重缺失,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还相当滞后,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力还相当有限,中国的对外舆论力量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还极不相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舆论环境塑造权还掌握在西方媒体的手中。以CNN、BBC、《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它们所传播的中国声音、中国形象,以及它们传播中国声音、形象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受众关于中国舆论的视听和认知,基本上掌握了当今国际涉华舆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它们将中国发生的事情按照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进行报道传播,形成了涉华舆论传播的强势,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观、内政外交形成冲击和干预。这样一种发展态势向中国提出一个紧迫性课题:发展软实力,掌握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适应地对外舆论力量,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性任务。这一战略任务能否完成考验中国能否真正崛起。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只有硬实力与软实力同时崛起的大国,才能称得上是真正崛起的世界性强国。70年代所谓苏联的崛起（军事崛起）,以及80年代所谓日本的崛起（经济崛起）,都只是硬实力的崛起,都是不全面、不可持续的崛起,最终的结果是“一个解体、一个停滞”。媒体的国际竞争力表现为两个力——媒体国际传播力与媒体国际影响力。当代中国媒体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多介质、多层次、全方位的传媒体系。历史看,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有了相当程度地提升。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媒体相比,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还相当欠缺。在国际传播力方面,中国媒体的传播基础实力、传媒产业发展水平、信息生产能力,与世界传媒强国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尽管传播基础实力近年来有了一定改善,但是传媒产业水平、信息生产能力两方面仍相当落后。在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国媒体的国际受众接触率、国际公信力、“走出去”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传媒相比,差距更为明显。中国媒体目前面临的一种尴尬局面是:“传而不通”,中国媒体拥有与西方一流媒体相差不大的全球覆盖率,但却只拥有为数不多的国际受众接触率、落户率、收视率、收听率、收读率;“通而不受”,在为数不多的接触率、落户率、收视率背后,更难见有实质性地中国媒体国际公信力和国际舆论引导力的提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发展所面临的这种“有覆盖率而没接触率,有接触率而没公信度”的情况,将长时期得到维持,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仍亟待提高。制约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国际影响力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不是某个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众多交互性因素所产生的结果。这就需要我们深入仔细梳理制约中国媒体影响力发展的深层次、根本性原因,探究问题背后的问题,给出一个客观辩证的问题单。第一,以经济、科技为基础中国综合实力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还不能拿出更多的资源去发展国际传播力。第二,在当代国际传播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中国媒体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具有国际公信力地国际传播战略。第三,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媒体传播体制,明显落后于国际传播发展现实,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媒体的新闻生产力,制约了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活动空间。第四,当代中国媒体所走的发展路线主要还是一种内向型发展路线,而不是一种内向型与外向型并重的发展路线。第五,中国媒体在进行国际传播时缺乏敏锐的机遇意识,面对突发性地重大事件时,还不善于进行危机传播,变危机为契机。鉴于以上五方面原因,笔者认为,中国媒体要想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必需通过两条途径:第一,大力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强化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建设,推动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跨越式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眼于当代中国发展现实和全球视野,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紧密联系经济全球化、传媒全球化、传播全球化的发展现实,适应当今世界传媒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趋势,适应当今世界信息传媒技术日新月异的新潮流,依托现阶段的中国媒体格局、媒体资源分布,以核心、骨干媒体为建设重点、为有效抓手,紧紧围绕骨干媒体,调动各种政治、经济力量进行传媒资源的重新配置与重新整合,坚持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建设并重,中央媒体与非中央媒体并重,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并重,坚持媒体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并重,大力提升中国媒体的基础设施水平、信息播发能力、产业经营实力、国际竞争力,加大经济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在未来5-10年,构建若干个语种多、技术先进、信息量大、受众广、影响力强、覆盖全球的跨国传媒集团,使我们的图像、声音、文字、信息更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进入千家万户,实现我国重点媒体集团国际传播能力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第二,实施国际传播新战略,打造中国媒体的国际公信力,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不断地改变和创新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观念、传播内容、传播手段、传播体制和政策,提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的针对性、感染力和实效性,在涉华舆论和国际重要舆论争夺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着力加强国际新闻事件的第一时间报道、现场报道、首发报道、独家报道、全面报道和权威报道,最大限度地提高新闻报道的时效性、独家性、权威性和全面性,最大限度地提高新闻报道的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实现重大国际新闻事件报道“首发有我,首发用我”,创新国际传播艺术和技巧,善用国际受众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和语言,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精神、时代风貌、价值观念融汇于国际传播内容之中,大力推进传播内容的全球化和本土化,加大对对象国和本土事务的报道力度,努力推出一大批具有“中国视角、亚洲元素、全球视野”传播力作,积极创新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建设,打破束缚国际传播能力发展、国际传播能量释放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塑造中国媒体的灵活性、应变性和机动性,完善媒体报道机制与信息发布体制,加强媒体危机传播体制机制的持久性和柔韧性建设,为中国媒体的危机传播提供一个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
刘莉[10]（2008）在《服务贸易自由化与竞争政策的建设及国际协调 ——基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入世过渡期结束后,我国进入市场机制建设的新时期,被称为“经济宪法”的竞争政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将越来越显现。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竞争制度的建设,必然受到不断推进的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贸易自由化在多边、区域和单边等多层次上都得到推动和发展。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意义已经得到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广泛认同,成为不可逆转的国际潮流。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形式多样,利益来源远比货物贸易自由化更为丰富,对整体经济发展会产生更加多样化的影响。但贸易自由化不是单纯的过程,它本身就构成竞争政策建设的重要部分。对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服务贸易自由化更多地是要在复杂的市场结构中引入外部竞争者,因而竞争政策建设的重要意义更为突出。本文将在探寻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微观企业发生反竞争行为关系的基础上,着力揭示服务贸易自由化与竞争政策的建设之间互补又冲突的矛盾关系,探讨竞争政策的完善和国际协调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以及自由竞争的环境对发展中国家国内服务业成长的作用。由于服务贸易自由化面临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总体上比制造业更突出,自由化的利益更为不确定,文章从促进竞争、保护服务贸易自由化利益的基本点出发,探讨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所需的制度建设。本文是针对服务业的市场结构,从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角度,将服务业发展、服务贸易自由化与竞争政策的建设,乃至竞争环境的创造等相关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系统分析的初步尝试。分析的内容将围绕着促进竞争政策的建设以维护服务贸易自由化利益这一主线展开,试图通过服务贸易学、产业组织理论和法学相关知识的综合运用,厘清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自由化面临的政策困惑和竞争政策的建设路径,为我国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竞争政策选择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对国际兼并活动的观察与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国际兼并活动的观察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2）欧盟产业竞争政策中的美国因素 ——基于欧盟竞争政策报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论文框架及创新之处 |
| 一、论文框架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欧盟产业竞争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产业竞争的相关概念与理论 |
| 一、政治经济学中的产业竞争概念界定 |
| 二、产业竞争的特征 |
| 三、产业竞争的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欧盟产业竞争政策概述 |
| 一、欧盟产业竞争政策的背景 |
| 二、欧盟产业竞争政策的内涵 |
| 三、欧盟产业竞争政策的实际效用 |
| 第三节 产业竞争政策中的大国因素 |
| 一、大国产业竞争的宏观体现 |
| 二、大国因素在政策中的具体体现 |
| 第三章 美国因素在欧盟竞争政策中的表现(2007-2018) |
| 第一节 欧盟竞争政策报告概况 |
| 一、欧盟竞争政策报告内容概述 |
| 二、欧盟竞争报告中的涉美内容 |
| 第二节 欧盟竞争政策报告涉美特点 |
| 一、欧盟竞争政策报告中涉美内容特点 |
| 二、欧盟产业竞争政策执行过程涉美态度的变化特点 |
| 第三节 美国因素在欧盟竞争报告中的代表案例分析 |
| 一、美欧在数字经济产业领域的竞争与案例 |
| 二、美欧在航空飞机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与案例 |
| 第四章 欧盟产业竞争政策中出现美国因素的成因 |
| 第一节 存在分歧的竞争政策偏好 |
| 一、美欧对竞争政策的认知理论存在差异 |
| 二、美欧产业竞争制度设计存在分歧 |
| 三、美欧在新议题上的政策态度分化 |
| 第二节 受阻的欧洲产业发展 |
| 一、欧盟产业发展现状制约欧盟参与产业竞争 |
| 二、欧盟内部对美分歧为美国因素提供更多可能 |
| 三、欧洲政策效用存在深层制约因素 |
| 第三节 趋同的竞争利益需求 |
| 第五章 美国因素对欧盟产业竞争政策的影响 |
| 第一节 美国因素对双边产业竞争带来的影响 |
| 一、双边合作关系转向竞争 |
| 二、欧美贸易争端加剧 |
| 三、欧洲战略自主与美国优先矛盾进一步激化 |
| 第二节 未来欧盟对美产业竞争政策的变化趋势 |
| 一、短期内开放与保护并存 |
| 二、合作与战略自主并行 |
| 第三节 对中国的启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 ——来自中国汽车产业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及文献述评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溢出与知识溢出 |
| 二、吸收能力 |
| 三、创新与创新绩效 |
| 四、知识创新、知识扩散与知识转移 |
| 五、知识溢出效应 |
| 六、产业与汽车产业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与述评 |
| 一、知识溢出的相关研究 |
| 二、吸收能力的相关研究 |
| 三、汽车产业的相关研究 |
| 四、评论及本文切入点 |
| 小结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机理分析与模型构建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内生增长理论 |
| 二、吸收能力理论 |
| 三、创新理论 |
| 四、外部性理论 |
| 第二节 机理分析 |
| 一、知识溢出影响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 |
| 二、吸收能力的作用 |
| 三、进一步讨论 |
| 第三节 模型构建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历程 |
| 一、初创阶段(1953-1965年) |
| 二、成长阶段(1966-1980年) |
| 三、全面发展阶段(1981-2001年) |
| 四、高速增长阶段(2002年至今) |
| 第二节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现状 |
| 一、中国汽车产业的地位变化 |
| 二、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情况 |
| 小结 |
| 第四章 数据说明与指标测算 |
| 第一节 数据说明 |
| 一、数据简介及预处理 |
| 二、工业企业数据库处理结果 |
| 第二节 主要指标的测算方法与结果 |
| 一、知识溢出的测算 |
| 二、吸收能力的测算 |
| 三、创新绩效的测算 |
| 四、控制变量的测算 |
| 五、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与描述性统计 |
| 小结 |
| 第五章 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初步回归分析与门槛回归模型构建 |
| 一、初步回归模型分析 |
| 二、门槛面板回归模型构建 |
| 第二节 门槛效应检验与结果分析 |
| 一、知识溢出的门槛效应研究 |
| 二、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 |
| 三、控制变量的解释 |
| 第三节 基于企业性质的分组门槛效应检验 |
| 一、国有企业 |
| 二、民营企业 |
| 三、外资企业 |
| 小结 |
| 第六章 稳健性检验与扩展性分析 |
| 第一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全部汽车企业门槛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二、分组汽车企业门槛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第二节 扩展性分析(一) |
| 一、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的关系 |
| 二、吸收能力与知识溢出的关系 |
| 三、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
| 第三节 扩展性分析(二) |
| 一、产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 |
| 二、产业层面知识溢出 |
| 三、产业层面的弹性分析 |
| 小结 |
| 结束语 |
| 一、主要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三、本文的创新、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一 本文数据的分组情况 |
| 附录二 本文研究假设的验证情况 |
| 致谢 |
（4）兼并重组背景下宝钢集团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3 研究内容、思路和方法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兼并重组的研究动态 |
| 2.2 关于企业国际化的研究动态 |
| 3. 相关理论基础 |
| 3.1 企业国际化竞争战略理论基础 |
| 3.2 兼并重组实现国际化的途径分析 |
| 4. 我国钢铁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 |
| 4.1 我国钢铁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
| 4.2 我国钢铁企业国际化现状分析 |
| 4.3 我国主要钢铁企业国际化战略分析 |
| 5. 宝钢集团国际化经营战略案例分析 |
| 5.1 宝钢集团国际化发展现状及分析 |
| 5.2 宝钢集团外部环境分析 |
| 5.3 宝钢集团的国际化战略选择与实施 |
| 6. 宝钢集团国际化战略对我国钢铁企业的建议 |
| 6.1 推进国内外兼并重组，整合上下游产业 |
| 6.2 加强战略实施后的管理 |
| 6.3 提高技术创新力，生产高端差异化产品 |
| 6.4 完善人才管理，培养复合型人才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论法律外交（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本选题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的体例与结构 |
| 四、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二章 法律外交的基本理论 |
| 一、法律外交的概念 |
| （一）法律外交的缘起 |
| （二）法律外交概念的提出 |
| （三）法律外交的定义 |
| （四）法律外交的分类 |
| （五）法律外交的属性与特征 |
| 二、法律外交的主体与客体 |
| （一）法律外交的主体 |
| （二）法律外交的客体 |
| 三、法律外交的基本原则 |
| 四、法律外交的目标与任务 |
| （一） 法律外交的总目标与任务 |
| （二）法律外交的阶段性目标 |
| 五、法律外交的表现形式 |
| （一）以法律为基础的外交 |
| （二）以法律为形式的外交 |
| （三）以法律为内容的外交 |
| （四）以法律为目的的外交 |
| （五）以法律为手段的外交 |
| （六）法律外交的实现途径 |
| 第三章 法律外交的域外实践和中国实践 |
| 一、欧美国家法律外交实践评析 |
| （一）欧洲的法律外交实践的特点与成效 |
| （二）美国的法律外交经验 |
| 二、国际组织的法律外交实践简况 |
| （一）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 |
| （二）国际及区域性法学法律组织 |
| 三、中国法律外交实践的历史与现状 |
| （一）历史上的法律外交实践 |
| （二）当代中国法律外交实践与个案分析 |
| （三）当代中国开展法律外交的现状分析 |
| （四）当代中国开展法律外交的特点 |
| （五）当代中国开展法律外交面临的问题 |
| 第四章 法律外交的发展趋势 |
| 一、法律外交面临的新的国际环境 |
| 二、法律外交面临的新的国内环境 |
| 三、法律外交的发展趋势 |
| （一）法律外交将成为外交的基本方式 |
| （二）法律外交将成为国际法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
| （三）法律外交将加速推进国内法治进程 |
| （四）中国将为推进法律外交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
| 第五章 新形势下开展法律外交的思考和建议 |
| 一、中国亟需将法律外交上升为国家战略 |
| 二、加快法律外交的体制与机制建设 |
| （一）设立法律外交国家协调委员会 |
| （二）驻外机构设立法务处或法务参赞 |
| （三）重视发挥民间法律外交力量 |
| （四）建立法律外交专家智库 |
| 三、完善涉外法律制度 |
| （一）建立健全外事管理法律制度 |
| （二）完善涉外法律体系 |
| 四、建设法律外交人才队伍 |
| 五、建立涉外法律服务全球网络 |
| 六、加强涉外法律研究 |
| （一）加强对国外法律制度的研究 |
| （二）加强对涉外法律问题的研究 |
| （三）加强中国特色国际法理论创新 |
| 七、加强中国法律软实力输出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在华跨国公司利润转移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
| 1.5 主要创新及不足等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1 跨国公司利润转移概念的界定 |
| 2.1.2 跨国公司利润转移的测度方法 |
| 2.1.3 跨国公司利润转移的方式研究 |
| 2.1.4 跨国公司利润转移动因的研究 |
| 2.1.5 跨国公司利润转移的经济效应 |
| 2.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1 跨国公司利润转移概念的界定 |
| 2.2.2 跨国公司利润转移的测度方法 |
| 2.2.3 跨国公司利润转移的方式研究 |
| 2.2.4 跨国公司利润转移动因的研究 |
| 2.2.5 跨国公司利润转移的经济效应 |
| 2.3 小结 |
| 第3章 跨国公司利润转移的相关理论 |
| 3.1 相关理论 |
| 3.1.1 跨国公司经营的基础理论 |
| 3.1.2 跨国公司利润转移动因的理论 |
| 3.1.3 跨国公司转移利润的主要方式 |
| 3.2 理论模型与测度方法 |
| 3.2.1 基于税收激励模型 |
| 3.2.2 测度方法 |
| 3.3 小结 |
| 第4章 跨国公司利润转移的测度及结果分析 |
| 4.1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利润现状 |
| 4.1.1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数量及营收情况 |
| 4.1.2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利润情况 |
| 4.1.3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利润率情况 |
| 4.2 跨国公司在中国利润转移的测度 |
| 4.2.1 数据来源及初步处理 |
| 4.2.2 测度结果与分析 |
| 4.3 小结 |
| 第5章 跨国公司利润转移的经济效应分析 |
| 5.1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1.1 模型的构建 |
| 5.1.2 数据描述与分析 |
| 5.1.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2 对环境、贸易和公平竞争的影响 |
| 5.2.1 对环境的影响 |
| 5.2.2 对贸易摩擦的影响 |
| 5.2.3 对公平竞争的影响 |
| 5.3 小结 |
| 第6章 跨国公司利润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1 跨国公司内部均衡 |
| 6.1.1 不存在中间品外部市场 |
| 6.1.2 存在完全竞争的中间品外部市场 |
| 6.2 东道国经营环境 |
| 6.2.1 东道国所得税率变动的影响 |
| 6.2.2 东道国中间品进口关税的影响 |
| 6.2.3 东道国汇率变动的影响 |
| 6.2.4 无形资产投入的影响 |
| 6.2.5 东道国的最终产品市场竞争结构的影响 |
| 6.2.6 东道国法律制度建设 |
| 6.2.7 东道国信息化建设水平 |
| 6.2.8 东道国人才队伍建设 |
| 6.3 小结 |
| 第7章 全球主要国家应对跨国企业利润转移的方法借鉴 |
| 7.1 发达国家针对跨国企业利润转移采取的措施 |
| 7.1.1 基本原则 |
| 7.1.2 转让定价方法 |
| 7.2 发展中国家针对跨国企业利润转移采取的措施 |
| 7.2.1 基本原则 |
| 7.2.2 转让定价方法 |
| 7.3 各国认定跨国公司利润转移的方法比较与借鉴 |
| 7.3.1 方法比较 |
| 7.3.2 方法评价 |
| 7.3.3 方法借鉴 |
| 7.4 小结 |
| 第8章 应对跨国公司利润转移问题的政策建议 |
| 8.1 改善转移定价立法 |
| 8.2 提升转移定价管理能力 |
| 8.3 加大监督力度 |
| 8.4 加强国际征管协助 |
| 8.5 多边工具的使用 |
| 8.6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国际新创企业的创业导向与绩效：企业国际化学习的中介作用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1 绪论 |
| 1.1 现实背景 |
| 1.1.1 国际新创企业取得迅速发展 |
| 1.1.2 创业导向对于国际新创企业的绩效具有重要作用 |
| 1.1.3 国际化学习对于国际新创企业的绩效具有重要作用 |
| 1.2 理论背景 |
| 1.2.1 国际新创企业的绩效影响因素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 |
| 1.2.2 创业导向对国际新创企业绩效影响机制亟待揭示 |
| 1.3 课题背景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内容安排 |
| 2 文献综述 |
| 2.1 国际新创企业相关研究综述 |
| 2.1.1 国际新创企业的定义 |
| 2.1.2 国际新创企业理论的演变 |
| 2.1.3 新创企业国际化的主要动因 |
| 2.1.4 国际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 |
| 2.2 创业导向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创业导向的定义 |
| 2.2.2 创业导向的维度 |
| 2.2.3 创业导向对国际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 |
| 2.2.4 创业导向对国际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 |
| 2.2.5 创业导向相关研究总结 |
| 2.3 企业国际化学习相关研究综述 |
| 2.3.1 组织学习相关研究综述 |
| 2.3.2 企业国际化学习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4 本章小结 |
| 3 案例研究 |
| 3.1 研究目的 |
| 3.2 案例选择 |
| 3.3 研究方法 |
| 3.4 案例分析 |
| 3.4.1 案例公司概况 |
| 3.4.2 案例公司的创业导向 |
| 3.4.3 案例公司的国际化学习行为 |
| 3.5 案例总结与分析 |
| 4 模型构建与假设提出 |
| 4.1 创业导向对国际新创企业的影响：国际化学习宽度的中介作用 |
| 4.2 创业导向对国际新创企业的影响：国际化学习速度的中介作用 |
| 4.3 创业导向对国际新创企业的影响：国际化学习宽度的中介作用 |
| 5 假设检验 |
| 5.1 研究方法与数据获取 |
| 5.1.1 研究样本选择 |
| 5.1.2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
| 5.1.3 变量测度 |
| 5.1.4 研究方法 |
| 5.2 结构方程模型评价分析与结果 |
| 5.2.1 描述性统计 |
| 5.2.2 信度与效度检验 |
| 5.2.3 相关性分析 |
| 5.2.4 结构方程模型评价及修正 |
| 5.3 研究结果与讨论 |
| 5.3.1 创业导向对国际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国际化学习宽度的中介作用 |
| 5.3.2 创业导向对国际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国际化学习速度的中介作用 |
| 5.3.3 创业导向对国际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国际化学习深度的中介作用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意义 |
| 6.2.1 理论意义 |
| 6.2.2 实践意义 |
| 6.3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6.3.1 研究不足 |
| 6.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访谈提纲 |
| 附录2：调查问卷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8）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表格索引 |
| 图形索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研究与文献综述 |
| 2.1 创新 |
| 2.2 国家创新系统 |
| 2.3 FDI 技术溢出与研发国际化 |
| 2.4 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 |
| 2.5 国家创新能力的测度 |
| 2.6 国家创新系统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构建 |
| 第三章 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的内涵 |
| 3.1 国家创新系统的演变 |
| 3.2 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的内涵和路径 |
| 第四章 跨国公司研发与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 |
| 4.1 跨国公司的研发国际化 |
| 4.1.1 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的现状 |
| 4.1.2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 |
| 4.2 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动因 |
| 4.3 跨国公司研发机构投资模式与位置选择 |
| 4.4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影响机制 |
| 4.4.1 跨国公司研发的对东道国的有利影响 |
| 4.4.2 跨国公司研发的对东道国的不利影响 |
| 4.5 基于共生理论的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演化模型 |
| 第五章 国家创新系统内部创新主体的双向国际化 |
| 5.1 创造性资产与资源杠杆理论 |
| 5.2 内部创新主体的双向国际化 |
| 5.2.1 中国企业在国外的研发投资 |
| 5.2.2 海外技术并购 |
| 5.2.3 国际技术联盟 |
| 5.2.4 技术引进 |
| 5.2.5 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 |
| 5.2.6 科技人力资源的国际流动 |
| 5.3 跨国公司嵌入后的政府研发经费资助模型 |
| 第六章 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与仿真 |
| 6.1 系统动力学概述 |
| 6.1.1 系统动力学的研究对象与思路 |
| 6.1.2 系统动力学对国家创新系统研究的适用性 |
| 6.1.3 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基本概念 |
| 6.2 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系统动力学模型设计 |
| 6.2.1 动力学模型的基本假设 |
| 6.2.2 系统动力学模型设计的原则及相关问题说明 |
| 6.2.3 国家创新系统运行的一般因果关系图 |
| 6.3 国家创新系统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流图设计与仿真实证 |
| 6.3.1 控制变量及系统流图 |
| 6.3.2 模型方程设计和参数数值确定 |
| 6.3.3 模型有效性检验 |
| 6.3.4 仿真结果分析 |
| 6.4 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增加及政策应对措施的仿真实证研究 |
| 6.4.1 调整外资流入量影响分析 |
| 6.4.2 政策调整应对措施建议 |
| 第七章 企业创新国际化的典范：对京东方的案例研究 |
| 7.1 我国液晶产业的发展现状 |
| 7.2 准备期－京东方嵌入跨国公司知识网络（1987－1997） |
| 7.3 播种期－京东方的液晶战略决策与海外并购阶段（1998－2003） |
| 7.4 扩散期－国际创新资源迅速整合与消化吸收阶段（2003－2007） |
| 7.5 深耕期－政府协同下的后续扩张升级阶段（2008 至今） |
| 第八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1 论文的主要工作与结论 |
| 8.2 本文的贡献 |
| 8.3 研究不足和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 致谢 |
（9）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课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本课题研究文献回顾 |
| 三、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内容 |
| 四、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五、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问题 |
| 第一节 信息时代的国际政治 |
| 一、时代转换：冷战结束与信息全球化 |
| 二、信息时代的国际政治：空间的变化 |
| 三、国际舆论战：当代国际政治博弈的一种重要形式 |
| 第二节 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 |
| 一、什么是国际话语权 |
| 二、国际话语权的作用 |
| 三、当代国际话语权格局 |
| 第三节 国际话语权的实现机制 |
| 一、国际话语权与硬实力 |
| 二、国际话语权与软实力 |
| 三、国际话语权与外交力 |
| 四、国际话语权与传播力 |
| 第二章 国际话语权与国际传播 |
| 第一节 国际传播与国际话语权 |
| 一、国际传播的内涵 |
| 二、国际传播实现国际话语权的法则 |
| 第二节 当代国际传播的发展趋势 |
| 一、国际传播的全球化发展趋势 |
| 二、国际传播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
| 三、国际传播的商业化发展趋势 |
| 四、国际传播的本土化发展趋势 |
| 第三节 当代国际传媒格局 |
| 一、当代跨国传媒集团的形成 |
| 二、当代跨国传媒集团出现的原因 |
| 三、当代国际传媒格局 |
| 第三章 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 |
| 第一节 冷战结束后国际舆论环境发展态势 |
| 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 |
| 二、“中心-外围”的国际舆论态势 |
| 三、美国的全球舆论战略 |
| 第二节 中国在国际舆论环境中的处境 |
| 一、中国成为国际舆论热点 |
| 二、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西方媒体的塑造 |
| 三、中国国内舆论环境的嬗变 |
| 第三节 西方主流媒体涉华舆情分析 |
| 一、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主题及态度分析 |
| 二、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主角及态度分析 |
| 三、西方主流媒体的中国形象特点 |
| 第四节 国际舆论安全——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战略任务 |
| 一、什么是国际舆论安全 |
| 二、当代中国保障国际舆论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
| 三、谋划国际舆论安全需要认识与处理的四大关系 |
| 四、中国的国际舆论战略 |
| 第四章 国际传播中的中国媒体 |
| 第一节 中国国际传播媒体简介 |
| 一、印刷媒体 |
| 二、国际广播媒体 |
| 三、电视媒体 |
| 四、通讯社 |
| 五、互联网 |
| 第二节 中国国际传播媒体的地位与作用 |
| 一、中国媒体与政府的机制联系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媒体外交实践 |
| 三、当代中国媒体的对外功能及其表现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三代中央领导人新闻媒体与国际传播思想 |
| 一、邓小平新闻媒体与国际传播思想 |
| 二、江泽民新闻媒体与国际传播思想 |
| 三、胡锦涛新闻媒体与国际传播思想 |
| 第五章 中国媒体国际传播的议程设置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什么是议程设置 |
| 一、议程设置的内涵 |
| 二、影响媒体议程设置的因素 |
| 三、议程设置的传播效果 |
| 四、议程设置的原则与方法 |
| 第二节 中国新闻的议程设置 |
| 一、选择对象、时段说明与考察问题 |
| 二、《人民日报》头版关于中国新闻议程设置分析 |
| 三、《中国日报》头版关于中国新闻议程设置分析 |
| 四、两报中国新闻议程设置的异同点 |
| 第三节 国际新闻的议程设置 |
| 一、选择对象、时段选择与考察问题 |
| 二、《人民日报》国际新闻议程设置 |
| 三、《中国日报》国际新闻议程设置分析 |
| 四、两报国际新闻议程设置的异同点 |
| 第四节 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议程设置的一般规律和变化趋势 |
| 一、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议程设置的一般规律 |
| 二、影响中国媒体议程设置的因素 |
| 三、中国媒体议程设置存在问题及变化趋势 |
| 第六章 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评估 |
| 第一节 国际传播力的内涵及评估指标体系 |
| 一、国际传播力的内涵 |
| 二、国际传播力的评估模型 |
| 三、国际传播力的评估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评估 |
| 一、从传播基础角度评估媒体的国际传播力 |
| 二、从信息生产力的角度评估国际传播力 |
| 三、从传媒产业的角度评估国际传播力 |
| 第三节 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发展态势、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
| 一、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发展态势 |
| 二、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存在的问题 |
| 三、制约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发展的原因 |
| 第七章 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评估 |
| 第一节 什么是媒体国际影响力 |
| 一、媒体国际影响力的内涵 |
| 二、媒体国际影响力的评估模型 |
| 三、媒体国际影响力的评估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评估 |
| 一、从受众接触角度评估中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 |
| 二、从国际公信力角度评估媒体国际影响力 |
| 三、从媒体开放角度评估中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 |
| 第三节 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发展态势、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
| 一、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发展态势 |
| 二、中国媒体影响力发展的原因 |
| 三、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发展存在问题 |
| 四、制约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发展的原因 |
| 第八章 中国媒体发展的战略目标——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传媒集团 |
| 第一节 中国媒体发展的战略目标 |
| 一、战略目标和任务 |
| 二、跨国传媒集团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
| 第二节 跨国传媒集团建设的指导思想、原则、步骤 |
| 一、跨国传媒集团建设的指导思想 |
| 二、跨国传媒集团建设的工作原则 |
| 三、跨国传媒集团建设的战略步骤 |
| 第三节 跨国传媒集团建设的战略布局 |
| 一、中央级媒体通过国家的力量大力扩张，形成跨国超级媒体群 |
| 二、非中央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跨所有制联合重组形成庞大传媒集团群 |
| 第四节 跨国传媒集团建设的战略手段 |
| 一、传媒体制机制改革 |
| 二、传媒转变增长方式 |
| 三、传媒“引进来” |
| 四、传媒“走出去”——如何进行海外并购 |
| 第五节 完善政府保障服务职能 |
| 一、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统筹协调能力 |
| 二、加强经济政策支持力度 |
| 三、加大政府资金投入 |
| 四、实施人才工程 |
| 五、提供技术支撑 |
| 六、开展战略研究 |
| 第九章 跨国媒体的国际传播战略——如何增强国际传播的实效性和影响力 |
| 第一节 形成新的国际传播理念和思想 |
| 一、牢固树立以国际公信力取胜的国际传播理念 |
| 二、“以我为主”的传播原则与受众“针对性”相结合 |
| 三、新闻传播的专业性与中国视角的特殊性相结合 |
| 四、传播的全球化趋势与本土化趋势相结合 |
| 五、国际传播与国内传播相结合 |
| 第二节 国际传播对象、路径的选择 |
| 一、国际传播对象的选择与确定 |
| 二、“先国内、后周边、再国际”的国际传播路径 |
| 第三节 创新国际传播内容 |
| 一、新闻报道题材的创新 |
| 二、新闻报道视角的创新 |
| 三、新闻报道基调的创新 |
| 四、新闻报道形态的创新 |
| 五、新闻报道风格的创新 |
| 第四节 改进国际传播方式 |
| 一、首发报道、现场报道、独家报道 |
| 二、运动式传播与常态式传播 |
| 三、单向传播与双向传播 |
| 第五节 整合各种国际传播渠道 |
| 一、印刷媒体与电子媒体相配合 |
| 二、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相结合 |
| 三、政府媒体与市场媒体相配合 |
| 四、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相配合 |
| 第六节 改革传播体制机制 |
| 一、加强媒体传播自主权 |
| 二、完善传媒报道机制 |
| 三、危机时期的新闻传播体制机制建设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服务贸易自由化与竞争政策的建设及国际协调 ——基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现实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思路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四、本文的创新之处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一章 文献概述 |
| 第一节 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利益的探讨 |
| 第二节 贸易自由化的竞争与反竞争 |
| 第三节 贸易自由化背景下竞争政策的国际冲突与协调 |
|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竞争政策的建设 |
| 第二章 世界范围内服务业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
| 第一节 世界范围内服务业的不平衡发展 |
| 第二节 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
| 第三节 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对多边谈判的挑战 |
| 第三章 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竞争与反竞争效应 |
| 第一节 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竞争的理论分析 |
| 第二节 从国内到国际的服务业反竞争行为 |
| 第三节 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反竞争行为发生的理论分析 |
| 第四章 服务贸易自由化与竞争政策的建设 |
| 第一节 服务贸易自由化中反竞争行为发生原因的进一步考察 |
| 第二节 制度约束与竞争政策的建设 |
| 第三节 服务贸易自由化与竞争政策的统一与互补 |
| 第五章 贸易自由化与竞争政策的国际冲突与协调 |
| 第一节 贸易自由化背景下竞争政策的国际冲突加剧 |
| 第二节 竞争政策国际协调的机理分析 |
| 第三节 竞争政策国际协调的探索 |
| 第六章 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发展与竞争政策的完善 |
| 第一节 竞争、规制与服务业的发展 |
| 第二节 竞争与服务业发展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 |
|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竞争政策建设的困境与选择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对国际兼并活动的观察与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非遗品牌的故事叙述与品牌价值传播研究 ——以《大宅门》《天下第一楼》《芝麻胡同》三部京味电视剧为例[D]. 杨金凤. 北京交通大学, 2021
- [2]欧盟产业竞争政策中的美国因素 ——基于欧盟竞争政策报告研究[D]. 陈娴.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3]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 ——来自中国汽车产业的证据[D]. 王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4]兼并重组背景下宝钢集团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D]. 赵晓浦. 暨南大学, 2016(02)
- [5]论法律外交[D]. 谷昭民. 吉林大学, 2015(07)
- [6]在华跨国公司利润转移问题研究[D]. 刘洋. 辽宁大学, 2015(10)
- [7]国际新创企业的创业导向与绩效：企业国际化学习的中介作用分析[D]. 徐宇斐. 浙江大学, 2014(06)
- [8]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研究[D]. 何爽. 上海交通大学, 2011(03)
- [9]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D]. 吴立斌.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
- [10]服务贸易自由化与竞争政策的建设及国际协调 ——基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D]. 刘莉. 厦门大学, 20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