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肖金光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

一、纪念肖劲光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论文文献综述）

张珊^[1]（2021）在《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是基于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这一重要范畴而提出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底蕴、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体系、坚定当代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本文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对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历史、样态、功能、发展境遇及建设方式等进行阐释,其创新之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详实的历史回溯整理了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形成过程及运用实践;二是从概念构建、样态呈现、主要功能、发展境遇等方面对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进行了系统探讨,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三是具体勾勒了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路径,包括确立开发原则、开发主体、开发内容和开发方式等,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从理论到实践的有机衔接。本文框架结构总体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论。导论:阐明选题缘由,综述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概念、依据、功能、开发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本研究思路。第一章: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理论阐释。在剖析红色文化及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主要概念的基础上,将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界定为“被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纳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进行开发利用的,以红色精神及其载体为核心的各种要素总和”,并总结出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政治性、历史性、物质性、精神性和时代性等特征。最后将其与传统文化资源、革命文化资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等进行辨析。第二章: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历史考察。通过历史梳理主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发展历程及规律;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是处于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需要在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将其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实践。第三章: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现实样态。主要从物质样态、制度样态和精神样态三个层面展开,并依据相应的国家标准、社会接受度较高的分类方法,将物质样态细分为红色遗址遗迹类资源、红色建筑设施类资源和红色人文活动类资源;将制度样态细分为以纲领、政策、法律法规等为代表的正式制度,和以革命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而精神样态细分为革命精神、建设精神和改革精神。第四章: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主要功能。主要从塑造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贯穿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等维度展开,详细论述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作为构成要素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积极作用。第五章: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发展境遇。主要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发展的成效、内容及趋势,重点介绍其在课程建设、实践教育、文艺作品等方面的突出成绩,进而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原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开发路径提供现实基础。第六章: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路径。主要从实践层面回答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如何开发的问题,包括开发原则的明确、开发主体的培育、开发重点内容的提炼、育人价值的深入挖掘,并结合红色文艺创作、红色思政课程建设、红色特色活动等案例,呈现具体开发方式。结论:概括本文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研究形成的主要观点,得出基本结论,并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发展的未来展望。

何成宁^[2]（2020）在《抗战时期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爱国主义始终都是最重要的精神武器。抗战时期,毛泽东始终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在其以往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抗战时期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中华民族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潮流之中,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在其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所体现,伴随毛泽东的一生。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民族意识空前觉醒。在此背景下毛泽东的爱国主义思想得到了集中迸发,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同时抗战时期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引领了整个抗日战争,对抗战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有了新的内容指向。毫无疑问,在任何时期爱国主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都需要大力弘扬。抗战时期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宝库,对新时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有着重大的意义。抗战时期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是在毛泽东以往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在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关键时刻的历史背景下得以迸发和进一步发展的。其理论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理论,它是无产阶级爱国主义思想的源泉。其二是中国爱国主义传统及近代以来的爱国主义思想,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与抗争精神都是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的源头活水。其三是世界反法西斯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是各个国家维护国家独立、统一、尊严源源不竭的动力。抗战时期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成为凝聚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反对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现实需要。抗战时期,毛泽东以我国传统爱国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爱国理论以及反法西斯国际主义为来源,结合抗战的具体实践升华形成了颇具时代特色的爱国主义思想,对爱国主义进行了全新的表达。具体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抗日救国、实现民族复兴;爱国主义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爱国主义是团结抗战的强大凝聚力。这个三个方面相辅相成构成了抗战时期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第一,抗日救国、实现民族复兴。在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使得抗战救国、实现民族复兴成为爱国主义的主题。中国共产党勇担历史使命,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抗战救国就要坚决抗战、持久抗战,在这一过程中爱国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同时,抗战胜利为民族复兴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将抗战胜利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相结合,开启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第二,爱国主义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意识和民族自信是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基础,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是关键,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就需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抗战中的主体作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凝聚人民力量是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途径,开展多种形式爱国主义教育至关重要。同时爱国主义教育在抗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第三,爱国主义是团结抗战的强大凝聚力。首先,建立爱国抗日民族统一战。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建立爱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各阶级、党派的共同选择。其次,用爱国主义团结中华各民族共同抗战。最后,用爱国主义调动全民共同抗战。不断发展壮大抗日救国力量,批驳卖国主义和汉奸言论,推动抗战不断取得胜利。抗战时期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在抗战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抗战时期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其理论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促进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爱国主义理论。其二,启迪和滋养了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理论。其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抗战时期毛泽东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第一,高举新时代爱国主义旗帜,挖掘新时代爱国主义内涵。第二,发扬爱国奋斗精神、努力追逐中国梦。第三,始终重视爱国主义在民族复兴中的精神动力作用。第四,始终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第五,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牢固树立“四个自信”。总之,抗战时期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柏晓斐^[3]（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文中提出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并未提出“军队形象”的概念,但其对八路军的形象给予了足够重视,为塑造八路军良好形象进行了持久努力。本研究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以党史学、历史学为基础,借鉴或运用传播学、形象学、宣传学、图像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致力于解决中共为何形塑八路军、如何形塑八路军、最终达到了何种效果、产生了何种影响的系列问题。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积极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动因。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征前线。同时,中共制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其中发动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战则是最重要一环。但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华北民众对中共及其军队存在误解,这使刚出征的八路军在动员、组织群众以及作战、生活方面都面临不少困难。这不仅关乎全面抗战路线的践行效果,更直接影响着八路军的生存与发展。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打破民众的既存认知,消除误解,就成为中共必须迫切开展的工作。而随着抗战的推进,出于对中共的戒备和敌视,国民党不断造谣八路军“游而不击”,并诬蔑八路军“袭击友军”“擅自行动”,“破坏抗战”。日伪也积极进行宣传战,诬称八路军不堪一击,欺压百姓,并附和国民党,造谣八路军不对日作战,袭击国民党军队。受国民党、日伪造谣和诬蔑的影响,民间舆论一度也质疑或批评八路军未尽力抗战,妨害抗战。这又要求中共形塑八路军的活动必须持久开展。军队形象的塑造,以军队形象的定位为前提。全面抗战初期,立足于全国对日抗战的要求,依据红军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敌强我弱之实际,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快速找准了八路军的形象定位。在政治上,保证并声明八路军仍旧是党领导的军队;同时指出八路军依旧是人的军队,将为人民而战,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作风纪律上,强调要保持红军的优良作风,即官兵一致、民主团结,战斗勇敢、主动灵活,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等等;同时仍旧要执行铁的纪律。在军事上,包含着两个互相依存并向前发展的方面:一是八路军将执行主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二是,基于前,在地位和责任上,八路军将逐渐从战略支队转变为起决定作用和直接打垮日军的力量。军队形象的塑造离不开源像和媒介传播,但源像是媒介传播的依据。这就要求八路军在日常中必须有能获得外界认可的表现。对此,中共依据对八路军形象的定位,领导八路军积极对日作战,并使之逐渐发展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作风纪律建设,巩固了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进一步严格了八路军的群众纪律,使军民关系更加融洽;进行了整军运动与有限度的正规化,提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同时,面对国民党破坏团结的新情况,始终不放弃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从而夯实了八路军坚决抗战、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乐于同国民党合作等形象的根本,为中共通过不同媒介和方法展示八路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夯实八路军形象根本的同时,中共借助多种媒介和方法对八路军的形象信息进行传播扩散。文字方面,主要借助报刊或标语口号宣传八路军的战绩、战斗英雄、与民众良好的关系以及坚持和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对友军的帮助,并驳斥国民党的造谣等;语音方面,通过大量讲话、演讲等口头宣传,阐释八路军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力争并取得了军民团结、有着严格的纪律,并直接驳斥国民党诬蔑等,还利用广播电台宣传八路军的战绩等;文艺方面,积极利用歌、剧、图画、照片和电影等直观形象地展示了八路军英勇作战、爱护民众并赢得了民众支持、艰苦奋斗等等。同时,抗战时期诸多中外记者和观察家曾进入中共根据地观察和考察,中共借机向他们大力展示八路军,通过接受采访,进行座谈,作报告,带领到访者参观部队、医院和作战前线等方式宣传了八路军以有效的战略战术坚决作战并取得了巨大成绩,有着优良的作风和纪律达到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还积极维护同国民党合作等。军队形象最终作为认知主体对军队的评价和言说而存在。在中共形塑八路军之“行”与“言”的影响下,不同认知主体对八路军都持有认可态度。根据地民众认为八路军能打、有办法、不怕死,而且纪律严明,与民一家。日伪在事实上承认八路军的游击战登峰造极,并认为八路军是最坚决的抵抗者,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且纪律极严,获得了民众支持。外国记者和观察家也认为八路军发展了有效的战斗模式,坚决抗战并乐于同国民党合作,还有着官兵一致、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等优秀品质。在国统区民间舆论的真实言说中,八路军同样也是积极抗战、战绩优良,且纪律严明,重视民众并获得了民众支持。良好的军队形象具有重要感召力,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成功塑造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首先使八路军获得了根据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成为八路军发展壮大和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原因。其次扩大了中共和八路军的影响,成为中共和八路军在根据地之外获得支持的重要因素。此外,中共战时抗战“中流砥柱”地位话语的构建,也与中共形塑八路军有密切关系。

鲁航池^[4]（2020）在《任弼时青年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成员之一。他从革命生涯的起点到终点都始终与中国青年紧密相连。他时刻关心中国广大青年,是中国青年亲密的导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青年思想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吸收湖湘文化的优秀文化因子,在实践中不断完善青年思想理论,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青年思想理论体系。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阐述任弼时的青年思想。首先,通过分析任弼时青年思想形成的主要背景,发现马列主义、湖湘文化及其学习经历奠定了他青年思想形成的文化基础。然后分析了他青年思想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青年教育思想、青年工作思想和青年群众化思想。其次,以时间先后重点归纳了任弼时青年思想在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具体实践,以具体事件动态展示了他的青年思想。侧重论述了他在各个时期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带领中国青年积极参与五卅运动;领导青年团努力实现团的群众化,在青年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实际调研;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缔造者等一系列的具体实践。最后,通过对任弼时青年思想的客观评价,探讨了他的青年思想是蕴含科学性和实践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成果,并对指导当前青年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彭岩松^[5]（2020）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初状态;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中共形象的代表,其功勋彪炳日月,离开毛泽东谈党的创立将变得毫无意义,因此“一大”代表也就与党的成立不可分离,那些参与“一大”且对共产主义事业始终忠诚的代表自然归入了党的创始人行列。回到历史的本真状态,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历史与现实相统一、历史事实和历史评价相统一的原则出发,党的理论先驱蔡和森、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周恩来、北京共产党支部元老张申府、《共产党宣言》翻译者陈望道、中共建党“牵线人”杨明斋、华中地区独立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恽代英、华南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先驱杨匏安以及中共一大的筹备组织者张国焘等也应该算是党的创始人。这样说来,党的创始人不是三两个,而是有相当的数量,这正好反映了“群英结党救中华”的历史事实,也更能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文章为了论证这个主题,分为四个章节进行阐述。第一章绪论对选题缘由及其意义,文章思路、方法和创新点进行了说明,对本文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章梳理和评点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研究的相关成果。第三章探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的三种观点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判定的关联,并且对于相关创始人的历史贡献进行分析评价。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观点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相吻合。1921年7月,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观点导致了创始人“十三人说”和“六人说”两个观点。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一个过程,其上限是五四运动,下限是中共二大乃至三大,过程说可以得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群体说的成立。第四章提出了有关中国共产党创始人评价问题的几点新思考,第一部分提出了在进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评价过程中应该强调实事求是,还原历史本真的评价标准,涉及到对存在历史争议的人物张国焘、张申府、李达和李汉俊的公正评价。第二部分提出了应该遵循约定俗成与观点创新相统一的评价原则,其中系统梳理了历代党中央对于陈独秀评价的变化历程。第三部分提出个人的特殊贡献也应该被列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评价的范畴之中,包括李汉俊、陈望道及杨明斋的特殊贡献。第四部分提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评价问题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创始人进行判定和评价,从而寻求塑造良好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的合理路径,其一是发挥中共领袖的招牌作用;其二是打造精神品牌,涉及到对极具精神特质的陈望道、杨明斋和杨匏安的评价问题。第五部分通过整体分析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生平经历,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群英结党救中华”的最佳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

侯静雯^[6]（2020）在《大众媒介与集体记忆的建构 ——“红色娘子军”形象传播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介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传播形式不断丰富的同时,其内容也变得更加真假难辨。尤其是在当下改革开放的语境中,主流意识形态也面临着被冲击的风险。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离不开对红色经典的传承。“红色娘子军”作为一个较为经典的红色故事,一直在不断被各种形式的媒介演绎着。大众媒介在建构“红色娘子军”形象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在当下,研究“红色娘子军”媒介形象塑造也显得尤为必要。在文献分析法、个案分析法以及实地调查等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挖掘大众媒介建构“红色娘子军”形象的路径。沿着“文献史料——媒体报道——文艺呈现——景观展示”这个路径,进行详细梳理。半个多世纪以来,“红色娘子军”反复地被媒介提起、建构,形成一种独特的媒介形象。大众媒介建构下的“红色娘子军”媒介形象,经历了历史、艺术和文化三个层面的形象。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三层形象是一个逐步递进的过程。第一层历史形象是基础。之后又经过进一步改编创作、精心编排,塑造而成的第二层艺术形象。在第一层历史形象和第二层艺术形象的推动之下,又经过沉淀发酵,形成了第三重文化形象。此外,这三层媒介形象在呈现集体记忆、建构意识形态和再造民族精神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董波^[7]（2020）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选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视角,试图以艾思奇哲学思想为切片,去观察唯物辩证法论战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时代变迁。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同时期经历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论战（方克立先生语）。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总结,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唯物辩证法论战研究,也有利于进一步深化艾思奇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也有利于应对新时代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挑战。当前一股新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浪潮袭来,公开挑战辩证法,不仅仅限于学术争鸣,而且渗透到网民大众之中。新挑战的特点是新平台、新话语、新包装。国内反对势力用互联网上的隐蔽身份作掩护,对唯物辩证法展开了新的更加恶毒的攻击,他们“戏侃马克思”、虚无辩证法、贬低辩证法、恶搞辩证法,在大众中传播唯物辩证法有害论、无用论。面对挑战,我们应当从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获取力量和智慧,以新大众化策略反击妖魔化唯物辩证法,在青年中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国内外学者对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关注和研究并不丰富,在一些基础性问题或关键性问题上还颇有争议。本选题旨在通过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的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以论战中的艾思奇为纵线,以相关论题为横线,以若干理论问题为暗线展开论述。本课题主要采取了文献研究方法、比较与归纳方法、分析与综合方法、系统研究方法等。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其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混乱不堪,思想界分化严重,对马克思主义能否救中国的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其二,苏联的哲学论战在外部对中国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影响。艾思奇参与论战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哲学论战的准备阶段（1933.5-1936.1）,第二阶段是通俗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6.1-1937.10）,第三阶段是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7.10-1943.8）。本选题从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在世界观方面,艾思奇通过反对迷信、反对庸俗的唯物论、反对观念论、反对“哲学消灭论”和“心物综合论”、反对机械的唯物论、反对黑格尔的观念论等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通过真理问题的辩论、与直观主义论战、对意志自由问题的探讨、反对实用主义、反对经验主义和通俗化劳动观、反对凭头脑里的空理论下判断,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方法论方面,艾思奇通过批判一面化孤立化观点、批判取消论循环论和一盘散沙论、批判叶青关于“静”的逻辑,在论战中强调了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通过论战澄清内外因的辩证关系、澄清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批判折衷主义、批判只抓表面的方法,辨清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环节;通过论战澄清对立统一律、否定之否定律和质量互变律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值得一提的是,艾思奇与叶青关于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形式论理学）关系的论战给我们一些启示,包括要善于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要认清叶青用形式逻辑取消唯物辩证法的实质,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辩证法唯物论。而在看待艾思奇不给形式逻辑留地盘的问题上,我们应当以“部分的错误”或小错看待之,它是可以改正的而且已经被艾思奇自己改正了;还要认识到,艾思奇将形式论理学视为形而上学和非科学,的确是论战期间的立场使然,他在不同程度还是肯定了和使用了形式逻辑的,不然,他不可能在1950年公开承认关于形式逻辑的两点错误。在历史观方面,艾思奇通过驳斥分割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唯武器论”、批判“国情论”、批判“一盘散沙论”、批判生物学主义与调和论、批判汉奸投降理论调和论、反对空讲大众化、揭露叶青的汉奸嘴脸、驳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冲突的观点、批判“例证主义”等理论斗争传播了革命思想,坚定了抗战意志;通过批判“群众被利用说”和“盲目服从论”的英雄崇拜主义、运用阶级分析法批判胡适等的忍让主义、反对从理想口号出发、坚持理论宣传中的大众路线,批判了英雄史观,坚持大众路线;通过反驳张东荪的“未来不可测”论、批判马达救国论科学救国论、批判社会不变论和历史循环论、在论战中总结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批判欲望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唯心史观、理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原理,理清了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使唯物史观在论战中革命化。《大众哲学》等是艾思奇在论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成果。《矛盾论》《实践论》等是毛泽东的对论战的阶段性总结,毛泽东与艾思奇的哲学交往积极影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艾本”哲学教科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立的标志,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

王天丹^[8]（2020）在《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文中指出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所在地。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边区成为中共军队的指挥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边区地处黄河西岸,扼守日军进攻大西北的要道,其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使之成为日军进攻的重要军事目标。为抗击日军,消灭土匪,取得反磨擦斗争胜利,边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加强军事建设,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加强边区防卫力量,确保边区安宁,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举措。为加强边区军事建设,中共首先建立了边区武装力量,为边区和中共中央的安全提供了可靠的军事力量。八路军主力部队奔赴华北抗日战场后,边区防守力量薄弱,为加强边区防卫力量,中革军委、中共中央决定组建边区驻军留守部队,成立留守兵团,编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统一指挥边区八路军留守部队,保安部队和地方民众抗日武装组织（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形成了八路军正规部队、保安部队和民众抗日武装（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格局。边区武装力量和组建和政变,为保卫中共中央和确保边区安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武装力量。为解决八路军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缺乏的问题,中共建立了抗大及有关军事院校,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军事和政治干部,为中共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干部保证。为提高边区部队战斗力,开展了军事教育和大练兵运动,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模范,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被中共中央军委表扬,并将其经验批转全军学习推广。以上举措为取得河防、剿匪、反磨擦斗争的军事胜利,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防止日军西犯边区,进攻大西北,八路军专门成立河防部队,在八路军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挫败了其进犯边区和进攻大西北的企图,为创造模范根据地创造了条件。针对国民党军队对边区发动进攻和反磨擦事件,边区部队打退了其进攻,取得了反磨擦斗争的胜利,结束了国共两党政权并立的局面,实现了政令和军令的统一,使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唯一合法政权,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在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加强军队后勤建设,中共建立和开展了军工生产,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和“双拥运动”,为八路军提供了武装装备保障,解决了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增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为给八路军提供作战需要的武器装备,中共中央军委在边区成立了军事工业局,组建了一系列军工厂,研发和生产了武器弹药,开展了赵占魁运动,逐渐扩大了生产,为部队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保证了部队作战需要。为解决边区和部队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边区部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增加了粮食和工业品的生产,展开了打盐运盐及食盐等出口,以换取边区急需的战略物资,增加了边区财政收入,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稳定了边区物价。为解决边区工作中暴露出的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开展了双拥运动。经过整风,中共实现了对边区部队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形成了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和中共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克服边区部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军阀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边区部队认真学习,经过整风,克服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形成了以中共中央西北局为首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中共中央“九一”决定,增强了党政军民的团结,为巩固抗日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总结经验,推广全军,在毛泽东支持下,将边区部队的整风经验成果写成《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形成了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性文献,与古田会议并列,多次下发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了中共全党全军对毛泽东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认识,肃清了王明错误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危害,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总结形成了中共武装斗争的理论和指导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共领导军事工作,进行武装斗争的宝贵财富和强大的思想武器,为中共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指明了方向,对建国后军队和国防建设产生了极大影响,至今仍是全党全军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

王云枫^[9]（2019）在《建党时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伴随着的是一批又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青年是一个民族的未来,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与培养。建党时期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中国首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在逆境中成长、在磨砺中进步,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逐步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经验既具有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的普遍共性也具有特殊的历史特性。总结建党时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的历史经验,对探索新形势下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培养问题,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民国以来,政治腐败,战争不断,资本主义救国理论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政治变革的要求和世界资本主义引发的危机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现实条件,加上十月革命的影响,新兴的新知识分子逐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通过日本和苏俄传入国内,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提供了理论来源。建党时期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伴随着的是对救国道路的不断探索,一方面,他们积极探寻新的理论来指导改造中国的实践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他们也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通过各种手段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这个过程中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建党时期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大多信仰过其他主义,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救国实践归于失败之后,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进而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从而真正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建党时期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的过程中既有值得现在借鉴的经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当然这是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所限制。新时代条件下,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要借鉴建党时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的有益经验,吸取教训,从而为党培养新时代接班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提供有益借鉴。

钟晓雅^[10]（2019）在《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启程以来,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漫长而艰辛的历史岁月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受世情与国情两个“具体实际”的影响和制约。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国际环境因素作为制定和执行国家内外战略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应对国际环境机遇和挑战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断推向前进。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每一个重要理论成果,都与国际环境的发展演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国际环境影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题研究的应有之义。研究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必须弄清国际环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概念及二者的互动关系。对于主权国家来说,国际环境既是一种外部影响因素,又是一个动态影响过程,具有客观性、规定性、双重性、多变性特征;既是一个复合概念,又是一个系统概念,包含诸多构成要素。国际环境对国家的道路选择、制度规范、思想意识、发展方略、对外战略等方面都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全部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的总和。马克思主义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进行中国化,这有助于打破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实践逻辑,增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话语权,发挥中国对优化国际环境的推动作用。国际环境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认知、践行和创新发展,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科学应对国际环境影响,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种子是在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中萌发的,国际环境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期间,国际经济环境、国际政治环境、国际文化环境都对近代中国产生深刻影响。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各阶级阶层的先进人士开始反思历史与现实,试图通过走“西学”之路,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困境,但种种道路都因为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宣告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外的留学经历、中外社会思潮的论战、世界革命运动高涨等因素相互交织,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育成的重要外部条件,推动中国工人阶级迅速觉醒和成长。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先进分子开始接触、学习、信奉、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在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之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中国的国际环境极为复杂。国际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攻与破、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与和、苏共方面对中国革命的亲与疏、“第三世界”力量的增与减、世界权力结构重组和两极格局形成等外部环境变量相互交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政策的重要依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对20世纪上半叶国际环境准确研判和把握的基础上,围绕“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明确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实践层面上走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独特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重要理论成果,迎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一时期,由于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还不够成熟,对一些国际问题的认识出现偏颇,犯了一些“左”倾和右倾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些失败与挫折。然而,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实现了在曲折中前进。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创造的理论成果,又反作用于国际环境,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乃至对整个20世纪人类社会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世界形势和发展趋势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潮流初步呈现,国际政治多极化初见端倪,苏东国家发生剧变,这成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面对和应对的国际环境。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敏锐的政治眼光把握世界大势,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在全党全社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重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步走”战略目标,实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战略部署,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抵制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开创了符合时代发展和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重要理论成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为其他国家寻找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国际环境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施科学发展观,筑牢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生面,对于推动世界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共十八大之后,世情、国情、党情再次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有所抬头;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发展中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科技进步向纵深推进,为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全球性问题凸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夙愿;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深刻复杂。面对前所未有的的机遇和挑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创生国内治理新思想新战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施“五位一体”总布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发展优势;创新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如此,我们党还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提出了中国参与国际交往的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以更加积极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构建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迎来了新的历史性飞跃。历史研究以总结经验、启迪未来为理论旨归。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理论前提;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实践基础;紧跟时代潮流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必然要求;树立世界眼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崭新视野;坚持党的领导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根本保障。这些基本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和指导意义,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并继续践行。

二、纪念肖劲光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纪念肖劲光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论文提纲范文）

（1）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抗战时期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论文提纲范文）

（4）任弼时青年思想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大众媒介与集体记忆的建构 ——“红色娘子军”形象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9）建党时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纪念肖劲光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论文参考文献）

• [1]思想政治教育红色文化资源研究[D]. 张珊. 西南大学, 2021(01)
• [2]抗战时期毛泽东爱国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何成宁. 新疆大学, 2020(06)
• [3]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D]. 柏晓斐. 湘潭大学, 2020(12)
• [4]任弼时青年思想与实践研究[D]. 鲁航池. 湘潭大学, 2020(02)
• [5]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问题研究[D]. 彭岩松. 武汉理工大学, 2020(10)
• [6]大众媒介与集体记忆的建构 ——“红色娘子军”形象传播研究[D]. 侯静雯. 海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D]. 董波.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8]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D]. 王天丹. 陕西师范大学, 2020(01)
• [9]建党时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研究[D]. 王云枫. 湘潭大学, 2019(02)
• [10]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D]. 钟晓雅.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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