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机时期传播学有关原理的应用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钱美玲[1](2021)在《意识形态安全的传播维护路径研究》文中认为安全是指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它是一事物得以存续与发展的基本前提。意识形态安全,简言之,就是指主流意识形态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安全并不意味着没有外部性的威胁与挑战,而是要求安全主体有足够的能力抵御外部威胁,以免受威胁给自身存在与发展带来的颠覆性冲击。因此,安全的客观存在状态实际上是一个需要积极建设的主观创造过程,社会领域不存在任何一劳永逸的绝对安全主体。同样,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而言,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才能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社会功能,才能获得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认同,才能巩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元主导地位,也才能有足够的能力去维系其安全的持续存在状态。质言之,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就是在自觉而有效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强大功能的社会实践过程。对于正处于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当代中国而言,夯实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建设都离不开主流意识形态各项功能的充分发挥,离不开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切实保障。因此,深化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就成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一项重大而紧迫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意识形态安全的主体实际指向一定社会中占据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保障机制可以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逻辑中获取。从完整的过程逻辑厘析,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包括生产、传播和认同三个基本环节,其中生产是前提和基础,传播是关键和中介,认同是目的和结果,传播作为主流意识建设过程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对于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主流意识形态最终能否获取广泛的社会认同进而发挥其应有的强大功能,不仅仅在于主流意识形态本身所蕴含的理论权威性,还要取决于主流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卓有成效的传播实践活动为社会成员所接收认知、内化信仰并自觉践行。反之,倘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定位不当、特性不彰、效果不佳,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本身纵使具有先进性,主流意识形态也难以获得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功能也无法顺利发挥,意识形态安全也就难以得到切实保障和继续推进。因此,传播实践活动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主流意识形态获取广泛认同进而发挥强大功能的必由之路,这就决定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属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保障机制范畴。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一定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一定社会建制趋向解体。在当前人类社会仍处于阶级社会的历史大逻辑中,能够带来如此颠覆性影响的意识形态只能是主导一定社会发展方向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全新历史方位中,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关系到治国安邦、民族团结、人民美好生活的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需要系统而深刻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本研究跳出从外部环境变化分析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路径依赖,并且以唯物辩证法的内外因原理为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具体运用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专门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视域阐明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理论、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安全的演进脉络、总结古今中外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历程中的正反经验、审视我国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际遇、探究我国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路径。本研究认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和关键环节,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定位不当或者效果不彰都有可能诱发严重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亦可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层面查摆出内在风险诱因。因此,新时代需要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优化发展来推进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有效维护:一要加强队伍建设,增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感召力;二要优化内容结构,把牢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权威性;三要依托媒体融合,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影响力;四要关照受众差异,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针对性。
赵明妍[2](2021)在《丹尼尔·贝尔的传播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此研究将丹尼尔·贝尔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理论体系中的传播思想部分展开探讨与论述,力图从传播思想来源、传播思想体系建构、传播思想批判、传播思想意义等四重维度进行系统阐释。贝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其思想观点在欧美思想界颇有影响力。随着其代表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与传播,其学术理论在中国思想界也引起了广泛讨论与关注。贝尔虽然肯定了媒介在社会形成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但他更多的是在批判大众传媒带来的负面功能。此论文将贝尔在电影、广告、视觉传播、媒介与文化等方面的观点展开论述,探讨贝尔思想体系中传播思想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此研究除绪论与结语部分之外,主体共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第二章)主要阐述丹尼尔·贝尔的思想来源、思想体系以及其学术思想给中西方社会带来的影响,将贝尔的思想放置于宏观的社会背景中进行系统考虑;第二部分(第三章)研究丹尼尔·贝尔的传播学观点和他对传媒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批判,从媒介技术、媒介内容、传播者与受众等角度展开论述;第三部分(第四章)主要探讨丹尼尔·贝尔传播学思想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之处,辩证地看待贝尔的传播思想及观点;第四部分(第五章)研究者通过研究丹尼尔·贝尔的思想而引发对中国传媒界目前存在的现实问题的思考,并结合作者自己的观察提出对于传播媒介的相关观点。通过此研究可发现,丹尼尔·贝尔从不同的社会领域出发,对传播媒介引发的一系列负面影响进行了激烈的探讨与批判,最终揭示了传播媒介与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之间的关系。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影响,贝尔的思想中固然存在着局限性,例如对媒介技术的悲观主义倾向、对文化传播的看法具有片面性、思想观点的空想性和不彻底性、归根结底贝尔是在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等。但贝尔的传播思想也同样对我们有先进的指导性意义,对我国的传播媒介研究具有很高的理论、应用方面的借鉴价值。经过辩证地思考,研究者可以从中获取更多内涵意义,以此来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更多借鉴与思路。
李晓燕[3](2020)在《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社会,艺术与传播的关系日趋密切,建设艺术传播学已成现实之需,这就意味着寻找与艺术传播研究相关的思想资源将成为必然之需。杜威论着当中包含大量关于艺术传播问题方面的真知灼见。美国社会“庞大”物质基础与“贫乏”精神建筑之间的“分裂”,人类交流的“阻滞”,社会发展当中共同体的消失是杜威思考艺术传播问题,孕育艺术传播思想的逻辑前提。杜威以克服上述问题为基点展开理论思考,从而发展出独特的艺术传播思想。学界很少注意到杜威是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核心人物这样一个传播学史实。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的第一重内涵表现为运用传播思维理念解决艺术难题的理论探索。杜威以传播的视域来考察艺术,提出艺术的社会传播本质论。在对几种代表性的艺术起源学说进行批判反思的基础上,杜威提出艺术发端于人类共同生活交流之中的观点。杜威认为艺术发展离不开其所处传播环境的影响,良好的交流环境可以为优秀艺术作品的出现提供契机,为艺术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杜威以传播学的思维模式与逻辑框架来审视艺术的范围、功能等问题,运用传播场域的范畴为艺术范围的厘定提供出一个理论参照系。杜威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艺术作品被远距离地移置到其他传播场域已成常态,这会进一步弱化艺术的功能。杜威还揭示出艺术传播活动的内在机制:它是经验发展为圆满经验的过程,究其实质而言是艺术家与受众关于审美经验的共享性互动。社会因传播而存在并且就存在于传播之中是杜威提出的重要传播观点。杜威认为传播究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共享性的社会互动,传播建构起人类的社会联系。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的另一重内涵在于,以媒介视域进行的艺术考察。杜威对艺术生产与媒介技术、艺术媒介的特性、艺术媒介与文明传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杜威认为艺术生产与媒介技术不可分割,艺术生产是艺术家利用媒介技术对日常生活所做的一种创造性探究。杜威对艺术媒介进行了跨视域的审视,认为艺术媒介要比新闻媒介更为自由,因为艺术家是有着“自由”精神的个体,艺术作品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艺术作品可以为受众提供更深层次的社会真实。基于此,杜威提出艺术是现实社会语境中唯一的、人类可以进行自由交流媒介的观点。杜威还考察了艺术与文明传承之间的关系,认为艺术媒介在文明传承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是传承文明的理想媒介。杜威认为人类以艺术为媒介不仅可以建构起良好的纵向性社会联系,还能够有效克服日常交流的“阻滞”,增进理解,艺术传播可以有效地起到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明遗产的作用。杜威认为现代媒介技术条件下所生产、传播的大众文化产品对人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创造力造成了不良影响,大众文化不可能促进人的健康、全面发展。优秀艺术作品的传播可以促进人类思维水平与创造力的提升,推动共同体发展,使人类社会向着“伟大的共同体”方向迈进。杜威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系列独特的艺术传播思想是与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范式以及视域密不可分的,这些方法、范式与视域也一并构成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的重要遗产。它为我们今后开展艺术传播研究,建设艺术传播学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启示与思想镜鉴。杜威艺术传播思想也存在不足之处,我们在研究当中要对其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瑕不掩瑜,杜威艺术传播思想虽不完美,但是它却可以为艺术学难题的破解与艺术传播学发展拓展出新的理论空间与丰富“想象力”。
牛凤燕[4](2020)在《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研究》文中认为全媒体时代,社会整体传播环境和传播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思想文化传播特点、受众需求及利益关注点都发生着新的变化。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为主的新兴媒体,作为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颠覆性力量,改变着社会整体传播系统和权力结构,改变着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主导的以媒体机构为基本单位的信息传播模式,重构着媒体与民众之间的传播秩序和权利关系,传播受众话语权日益提升。新的时代境遇和技术环境,也改变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式和形态,这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积极回应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当前,多元社会思潮活跃,强势挤压主流意识形态作用空间,技术升级更是扩大和加快了各种社会思潮的覆盖面和传播速度,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威胁。再加之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式、方法、载体、机制等在一定范围内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要求,对于人民群众关心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也缺乏有说服力的解答等。这些都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阻碍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有效传播,甚至出现学术理论界乃至普通群众热议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全媒体时代,我们要改进现有传播模式,提升马克思主义传播效能,逐步实现人们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可以通过构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来助力。本文侧重于对全媒体时代国内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实然”状态探讨,遵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基本思路。首先,对本文涉及的一般理论和基础概念进行梳理,从系统整体的角度全面审视和分析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构成要素,从学理上阐明研究和优化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缘由和意义。其次,从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时代境遇入手,探讨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分析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构建框架。再次,具体考察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构建路径,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第一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一般理论分析。本章对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进行一般理论分析,主要内容包括对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相关概念、构成要素以及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分析,并以此作为研究的起点。本章的重点聚焦于全媒体、全媒体时代、机制、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等概念界定,通过界说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相关概念,分析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构成要素,进而阐释全媒体时代优化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意义。第二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面临的新时代境遇。本章分析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这其中既有信息技术升级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有利支撑、技术换代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民众观念更新带来的传播机遇;又有全媒体时代整体传播环境的负向影响,传播主体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模式亟待更新,传播受众注意力被各媒体平台分散,各层级媒介尚未适应技术更新带来的变化等问题,这些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减弱,马克思主义传播也面临困境和难题。第三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问题分析及构建框架。本章从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运行特点的分析入手,探讨当前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传播主体的组织方式和综合素质制约着传播效能发挥,传播内容更新滞后于传播受众现实需求,各类传播资源尚未有效整合阻滞着传播顺畅运行以及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的互动反馈有待加强等等,并在此基础上从主体协同机制、内容创新机制、资源整合机制以及反馈评价机制四个方面提出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构建框架。第四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协同机制。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除了包括传统媒体时代的主体力量,如党和政府各级组织、专业的学术研究机构、以高校为主体的各层级教育部门、各层级官方主流媒体等,还包含时代发展和技术升级带来的主体扩容,主要扩展对象是大众传播媒体从业者以及部分自媒体宣传力量等。但当前各层级传播主体存在各自为战缺乏系统协同,政治素质、理论素养、专业素质、媒介素养以及新技术应用能力良莠不齐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发挥全媒体传播的主体协同优势,优化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主体要素。第五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创新机制。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仍然是内容为王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创新机制主要通过传播内容和话语表达两个要素的优化和创新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创新,可以通过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重点的现实转换,适应时代发展变化调整马克思主义传播内容,对接国家战略和社会现实实践更新传播内容来实现。而话语表达创新,则需要从注重传播内容解读的人本视角,推动多重传播话语的融合互补以及适应全媒体时代民众的话语偏好三个方面努力。第六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资源整合机制。伴随着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全媒体时代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丰盈的信息资源、媒介资源以及监管资源,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源和平台是提升传播效能的关键所在。要通过打造全媒体互联媒介平台,实现不同媒介平台的资源共享,进一步构建起全媒体传播体系;要通过整合显隐互济的传播方式,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传播效能;要整合多层级监管资源,借助大数据舆情监管等方式,加强对全媒体传播空间的监督和管控,不断增强舆论引导能力。第七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反馈评价机制。研究全媒体时代思想文化传播特点的新变化,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不同受众群体的心理预期和思想行为接受特点,立足民众利益诉求,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巩固并完善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的互动反馈机制。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综合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进行全面分析,明确效果评价的主体、标准及相应的互动反馈,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评价机制。
鲍静[5](2020)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文中认为围绕权力、媒体和民主相互关系的探讨历来都是新闻社会学、政治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文化批判等学科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在美国,大众传媒是民主的工具,在民主体制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宪法第一修正案和之后的诸多判例都从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进行了有效的保障。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在美国政府的关系上扮演着重要的监督者的角色。当然,政府也会通过各种硬性控制和软性控制的手段反作用于媒体。因此,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不应该简单理解为串通关系和共谋关系,也不应该简单解读为相互对抗。双方是一种“共生关系、工作关系和监督关系”。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给政府与媒体关系带来了挑战与变数。面对技术、经济和社会变革,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是否延续传统媒体时代的共生与博弈的关系,两者的关系是否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从分析美国政府与媒体形成的历史原因入手,首先对于美国政治的分立制衡的民主基因和美国媒体新闻自由的理念形塑进行了阐述,并对两者关系的交汇进行历史的梳理,了解在大众报刊发展以前及发展之初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在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环境之下,对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追求也就显得理所当然。随着报刊媒体的发展,作为个体权利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最终延伸到新闻自由的层面。约翰·弥尔顿、约翰·密尔、潘恩、托马斯·杰斐逊等一批圣贤先哲将新闻自由的理论发扬光大。从观点的公开市场到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的确认,再到媒体社会责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新闻自由的观点已见雏形。大众化报刊的出现使得政府与报刊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从经济来源上不再依赖政府或政党,大众化报刊开始走向非党派性、中立和专业。论文第二部分对于传统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阐述。20世纪的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形成,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也已经逐步形成。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呈现出共生与博弈的特点。论文重点是第三部分,论述了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主要特征。从整体上来看,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决定两者关系的根本因素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美国的宪法。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定位并不会因为新媒体的出现而发生动摇。而美国人长达百年对待新闻的传统以及新闻媒体并未消失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决定了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并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仍然是共生与博弈的关系。新媒体的技术变化在某些方面强化了这种关系。从双方的博弈来看,民众借助社交媒体发起政治活动对抗政府;政府对于网络安全进行监管以及对于网络舆情的管控;政府运用反垄断、审查等方式限制社交媒体。新媒体促成的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在某些层面的加深。此外,论文还分别从意识形态、内容生产以及对外传播方面对于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考察。从美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来看,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包括后真相政治、两党政治极化、身份认同危机、民粹主义盛行等,而在媒体上的体现则为虚假新闻泛滥、网络不对称极化、另类空间尤其是另类右翼媒体崛起等问题表现突出。政治和媒体的影响是相互交织的。当然,新媒体可能会带来网络民主和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从内容生产层面来看,论文通过分析政府及政治人物、机构新闻媒体、关键意见领袖以及普通民众在新媒体环境下进行内容生产和新闻生产的方式的变化,深入了解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对外传播层面来看,美国政府充分运用新媒体开展公共外交,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公共外交1.0、公共外交2.0以及美国优先和现实主义下的公共外交。通过对于上述内容的详细分析和阐述,论文得出的主要观点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博弈程度将不断加深,主要体现在技术手段使得政府对于民众的控制程度加深;社交媒体赋权带来新的权力主体;传统新闻业的地位受政府影响;公众在三方博弈中的地位提升等方面。另外,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共生与博弈关系实质上是政治和资本关系对立与合谋的反映和投射。只要资本主义的这种精英政治的权力架构依然存在,以及媒体的资本属性保持不变,那么两者的共生和博弈关系将会一直存在。
吴凯[6](2020)在《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研究》文中指出网络舆论生态治理途径有多种,思想政治教育只是其中一种治理选择,但却愈发凸显其独特优势和价值。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取决于是否在网络舆论生态治理过程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渠道,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立场、理念、内容、方法、价值,贯穿网络舆论生产、消费、传播的全过程与各环节。尽管学界对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问题展开了多维研究,提出了相应的问题和对策,但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功能优势并未彻底彰显,思想政治教育传播仍处于弱场状态。研究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问题,不仅可以拓展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跨学科视野,而且可以进一步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对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推动作用,促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的科学发展。第一章探讨了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关系问题。在网络舆论生态治理框架内考察网络舆论生态的要素与问题,网络舆论资源、网络舆论主体、网络舆论环境是网络舆论生态的三要素,网络舆论生态是一项动态化的结构范式,要坚持技术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相统一的评价方法。网络舆论生态问题受多重因素影响,权力异化使网络舆论生态结构解域化,议题偏差使网络舆论生态控制虚饰化,话语冲突使网络舆论生态话语对立化。走向治理的网络舆论生态,除了要对治理概念进行辨正之外,还要确立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价值指向,提出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核心议题,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活动空间。网络舆论生态治理具有多样性和全面性的特征,具体表现为治理主体、分析理路、参与期待的多样呈现,涉及媒介文化融合、美好生活向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网络舆论生态治理应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席之地,思想政治教育以传播的形式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不仅有助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而且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所在。第二章探讨了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价值判断。权力条件、议题目标、话语力量是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聚焦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有别于其它治理手段,它在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具有传播正能量、双重的时空面向、依靠传播媒介发生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的传播特点。作为一项治理措施,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进入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新场域,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发展阶段拓展网络舆论生态治理视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出场目标突破网络舆论生态治理难题、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实践条件匡正网络舆论生态治理框架、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多项认知测度网络舆论生态治理过程、思想政治教育传播互动效应重塑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价值。推动信息交流、建立传播关系、引导参与行为、改善舆论结构,是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功能表现。第三章探讨了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现状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在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处于弱场状态,主要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缺少对公众网络舆论参与的教育引导,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在网络舆论生产、消费、传播过程参与不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尚未对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作目标追问。一旦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弱场,网络舆论生态治理将会面临公众网络交往理性培育不足、网络舆论参与群体固化概率增加、间接抬高网络舆论生态治理成本、网络空间不安全因素上升、难以遏制不良网络舆论风气、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较为艰难、弱化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舆论中的主导地位等风险威胁。“后真相”是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时代状况,情感躁动的舆论归一、算法推荐的技术异化、另类空间的实践转向、仿真表演的价值隐退、幻影公众的主体缺场,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弱场的“后真相”诱因。第四章探讨了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实践理路。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必须坚持指导性原则、价值性原则、系统性原则、主体性原则、发展性原则,即坚持网络舆论的主流意识形态立场、彰显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人学意蕴、重视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过程理解、提升参与主体的自觉能动性、探索适合网络舆论生态运行的传播实践等五项原则。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要在舆论场凝聚发展活力,了解舆论场的分类与要求,关注舆论场的知识生产与分化,在舆论场积极拓展时空境遇。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要把握网络舆论工作格局,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在网络舆论工作格局中的引领地位,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在网络舆论工作格局中的驱动作用,把控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在网络舆论工作格局中的演化趋势。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要在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建构创新主题,寻求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生态复归,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议题设置,促成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空间生产,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叙事转向。最后一部分为结语,探讨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走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之后的未来思考。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尤其要关注网络舆论的问题,要回应网络舆论的伦理挑战,要重视网络舆论的感性传递,要成为网络舆论的“思想武器”。
梁策[7](2020)在《社会化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引导研究》文中指出首先梳理舆论引导相关概念,对网络舆论进行详尽的解读,归纳其特征要素,说明引导的必要性;阐明社会化媒体的概念,并讲述其迅猛的发展历程,移动设备与数字媒体已成为主要媒介,社会化媒体成为首要媒体。其次,用传播学5W理论分析当前社会化媒体舆论的现状,对当前网络舆论引导现状进行了分析,总结出几种常用的舆论引导方式并阐述当前网络舆论引导阵地向社会化媒体的转移与传统舆论引导方式的危机和引导理论面临的困境。再次,阐明社会化媒体传播结构与底层逻辑的改变,引导思路与范式应立即转型,传播研究范畴急需扩大。然后,基于马克思交往理论带来的启示从传播过程模式入手,拓展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理论,提出的新的传播学理论假说,对当前传播学引导理论与网络舆论中存在的新现象进行剖析。最后,从全新的视角对政府、媒介、公众三方面分别提出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的对策。
朱滢琳[8](2020)在《传播学教材中的施拉姆形象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传播学发展已经走过了四十个年头,在这期间施拉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国内外学术界也得到高度认同。但是随着国内知识界不断地获取更多信息,有学者对施拉姆提出了不同的声音。教材发展具有着代表性和独特的研究价值,以此为切入点,考察威尔伯·施拉姆他对学科发展所做的贡献及他在传播学中的大师地位,通过中国本土传播学教材的问题,进而反思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相关问题,具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施拉姆结缘中国传播学后,他为中国传播学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建构起了传播学知识框架,翻开了中国传播学的重要一页。其次,在中国学者自主编写的37本传播学教材中,均出现了施拉姆的身影,通过对这些形象的整体梳理,可以探究施拉姆在教材中的真正地位,并发现传播学教材的同质化现象。最后,通过将教材与施拉姆相结合的研究指出发展传播学应以本土化为落脚点,重新审视传播学的发展,为教材编写提出意见和设想,点明完善传播学科建设对把握传播话语权设和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伟[9](2019)在《《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文中认为《科学》杂志的创刊发行在近代中国的科学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1915年1月到1949年5月,35年间《科学》杂志共出版31卷,合计350期,留下了约3000万字的宝贵思想财富。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科学》杂志的相关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时至今日,关于它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均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从传播学的视角剖析其科学传播理念形成、内容变迁和特色效果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研究基于1915-1949年的《科学》杂志的传播活动和发刊内容,将其置于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与时代变动及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之下,运用科学传播最新理论,从传播主体自身行为和社会行为的角度,在梳理杂志自身科学传播活动的基础上,分析多元化的传播主体社会角色的形成和变迁,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和演化路径,科学传播内容与实践的互动变迁关系,以及科学传播采用的方式和策略,最后对科学传播的效果进行考察。本研究主旨是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过程、传播主体、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策略以及传播效果的全方位考察,力图展示中国近代科学传播活动从知识价值传播到科学文化建构演变的一个缩影,为当代科学传播活动提供思想指导和历史借鉴,既具一定的历史意义,又具一定的现实意义。具体研究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本课题研究的选题背景、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理论概念、思路方法和观点内容,进而指出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第2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以《科学》杂志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传播目标入手,通过对杂志不同时期传播发展过程背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因素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活动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经历了一个传播观念表达、传播范式形成、传播优先解谜、传播危机反应和传播理念转型的发展过程。第3章,《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通过选取《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编辑部长群体和撰稿科学家群体中的代表人物,对其在科学传播实践过程中的教育背景、发刊情况、发刊内容和传播特点进行量化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是一场由留美学生为主体的自然科学家群体发起,由政治家、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共同参与并推动的一场致力于科学启蒙的传播实践活动。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在推进中国近代科学传播发展的同时,在共同具有的“精神特质”的指引下,自身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得以确立,并普遍经历了一个从科学传播、科学研究、科学教育到科学管理的多重社会角色变迁历程。第4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及发展过程分析,指出“求真致用”的科学传播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特征与科学文化价值特征的融合统一。《科学》杂志在推进科学传播理念的实现过程中,通过栏目体裁和内容编排等外在的表现形式,客观展示了科学名词本质观念和科学社会兴趣的变迁过程;通过传播思想和传播内容等具体的实践,“求真”理念推进了科学本质观念在社会的变迁,“致用”理念推进了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具体实践。第5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以1915-1949年《科学》杂志的发刊内容为基础,按照科学传播实践与社会互动的不同阶段,将其分为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四个不同的时期,在对发刊概况、出刊内容等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在发刊内容变迁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思想、“抗战救国”下的传播思想和“科学建国”下的传播思想等不同特征。第6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和策略选择。通过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探讨、“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传播和科学的“科学”的思想传播,推进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通过积极回应社会热点、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创设科学传播机构,推进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通过推进科学在共同体内部传播、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和科学与国际传播交流的实践,实现科学传播在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第7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从当代科学与传播实践中面临的“危机”入手,通过对《科学》杂志在传播实践中产生的“科学主义”特征进行分析,指出“科学主义”忽视了传播作为人的社会活动现实,从而使科学自身与传播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的必然。这种内在的冲突启示当代科学传播既要遵循科学原则,更要遵循传播原则,应该走一条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实践道路。最后,在对第2-7章研究结论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对本研究做出整体的评价,并提出下一步的研究设想。
曹晋彰[10](2019)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的文化产业研究已经完成了概念启蒙和边界探索,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然而,对基本问题的追索和基础理论的构建却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产业研究在学术合法性上仍然潜伏着深刻的危机。除了实践与操作层面的“怎么做”,文化产业研究还应更加关注历史与逻辑层面的“是什么”问题,以及价值与合法性层面的“为什么”问题。文化生产理论构成了文化产业研究的基础理论。首先,文化产业是人类文化生产的一个历史阶段和一种特殊形态,因此对于文化生产的探究更具普遍性和基础性;其次,二十世纪西方对于文化生产问题的诸多理论探索,为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学术资源。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系统研究,可以为中国文化产业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可以为建立文化产业研究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个契入点,将有助于强化文化产业研究的学术合法性、推动文化产业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所谓“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是指,那些主要产生或流行于西欧和北美的有关文化生产问题的各种理论资源和话语形式。其外延在时间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在空间上则涉及德法英美等多个理论传统,因此很难确定一条清晰的边界。即便如此仍然可以通过几个标志性事件把握其轮廓,第一是二三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诞生,第二是五六十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文化主义”的兴盛,第三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与“后现代”的到来。在内涵方面,“文化生产”既可以指“文化的生产”,也可以指“文化性的生产”。传统人文社会学科多将“文化”当作一个“实体”,因而所谓文化生产就指“文化的生产”;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文化理论则将“文化”当成一个观念,因而文化生产主要指“文化性的生产”,包含所有产生“意义”的行为和过程。严格来说,“文化的生产”是“文化性的生产”的一个特例。另外,文化生产还代表了一种与传统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相对立的文化观察方式,即“从生产视角来看文化”。“文化生产”或“以生产视角看文化”,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传统论题和重要标志。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问题的讨论多具有“碎片”性质,并没有形成一种“文化理论”,但是他们对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研究,却开启了对于文化之“生产性”问题的严肃经济学讨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成熟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贯彻到文化问题上,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却是二十世纪西方诸多文化生产理论的共同方法源头,如何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文化问题仍然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课题。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生产理论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任务便是对文化之自主性的反驳。有必要通过对文化的观念史反思,去揭示文化自主性神话的历史性,从而为文化祛魅,为构建文化生产理论扫清障碍。然而,文化的自主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艺术自律性”观念,艺术是现代文化概念的核心对象和重要原型,“艺术”的历史实际上构成了文化的“史前史”。主流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仍将艺术当成一个自然之物,对艺术概念不加反思、不加批判地使用,已经成为理解艺术的最大障碍。因此,有必要先对艺术展开一番观念史反思,从而把握艺术自律性的历史形成原理及其影响。现代“艺术”概念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取得了独立,其次在启蒙运动背景下诞生了古典美学,最后随着浪漫主义运动和唯美主义运动艺术逐渐走向神话,从而奠定了我们当前的艺术观念。当然,艺术的神话在二十世纪也不断遭到攻击和破坏,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艺术实践上的先锋派和艺术理论上的分析美学。文化的观念史远比艺术更为复杂。现代文化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复合体,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自反性。现代文化概念从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前期逐渐形成,并发展为人文社会学科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现代文化概念是在特定的时间一空间框架之中形成的,尤其与现代性和民族主义密切相关。文化还是为了应对宗教衰落而发起的各种现代神话制造运动的产物,文化是一种现代神话,体现了人类深处对于神话的需求和依赖。以卡西尔为代表的对于人类神话的哲学反思,为理解文化提供了一个极佳视角;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术”以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环境学”等,则将这种神话思维转化为了一种文化观察方法,为破解文化神话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文化概念本身即是对个人生存和社会发展之理论反思的结果。文化观念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文化的理论”以及“文化理论”的历史。总体来看,二十世纪的文化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萌芽期(1900-1950)、发展期(1950-1980)和拓展期(1980-2000)。1950年前后开始的有意识的文化理论系统构建,包含三股重要的思想潮流,分别是来源于德国哲学和美学传统的批判理论、脱胎于英国文化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的文化研究以及混合了中欧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符号学和法国人类学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联系三股潮流的重要纽带,也是贯穿文化理论发展始终一种主线。三股潮流在1980年代之后趋于融合,共同消解于“后现代主义”的新情境之中。文化理论开始被运用于诸多人文社会学科,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文化”开始逐渐占据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中心位置。在此过程中,“生产”也逐渐从文化理论的一种边缘视角,转变成为了一种具有颠覆性的理论方法取向。文化生产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伴随着整个文化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凸显出来。当前对于文化生产的研究或者说以生产视角进行的文化研究,包含了四个学科传统或四条主要路径,即社会学路径、历史学路径、传播学路径以及经济学路径。像哲学—美学、文学批评—艺术理论、语言学—符号学以及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人文社会学科,至二十世纪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学术传统;虽然它们都对文化问题有所讨论、也为文化理论的生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是文化却几乎总是处于边缘和从属地位;文化要么被纯化为代表古老神圣价值的抽象标签,要么被泛化为囊括所有“人造物”的巨大口袋,要么被简化为经济基础或政治基础之上无足轻重的附属物。直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理论的拓展为传统人文社会学科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和新工具,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涌现出了诸多以文化为中心的新研究。不同于各种人文主义或经济主义式的传统文化研究,新的文化研究以“生产视角”和“历史视角”来严肃地看待文化。1900年前后的大约一百年是人类文化生产急剧产业化的阶段,文化生产在技术形态、传播媒介、市场受众、产业组织以及权力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关键性变革。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个剧烈变革转型的回应。在二十世纪的诸多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家之中,尤以瓦尔特·本雅明、雷蒙德·威廉斯、埃德加·莫兰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四位最为重要,他们分别代表了文化生产研究的四重视角,即技术视角、大众视角、组织视角和权力视角。其中,本雅明的切入点是生产技术,可实现高效生产的机械复制技术成为主导,这是文化生产转向文化产业最为重要的条件,构成了现代文化生产的重要基础;威廉斯的切入点是逐渐主导人们日常生活的新文化形态——大众文化,这是由文化生产方式变革所引起的重要文化变革,是现代文化生产的主要呈现形式;莫兰的切入点则是产业组织,伴随着市场框架内日益加强的专业化、资本化和组织化,生产与创造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生产创造的辩证法成为现代文化生产的核心矛盾;布尔迪厄关注的是人类文化—象征实践背后的权力关系,通过文化生产场模型的构建以及对象征炼金术的揭露,布尔迪厄致力于构建一种关于文化生产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方法源头、观念前提、理论语境以及文化生产研究的四种路径和四重视角的系统梳理,可以得出: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文化生产理论的重要方法基础,也应是人们观察文化的基本视角;第二,文化生产理论的核心原理,在于文化生产与文化神话的矛盾关系;第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视角,可以对文化之历史进行重述,并为西方文化生产的历史演进制定一个基本分析框架;第四,现代文化产业既是文化生产的一种特殊组织形态,也是一种高效的神话制造机制;最后,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可为当前的文化产业研究打开更加广阔的空间。
二、危机时期传播学有关原理的应用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危机时期传播学有关原理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意识形态安全的传播维护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之处与难点 |
2 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理论解析 |
2.1 意识形态安全内涵和基本特征 |
2.2 意识形态安全的综合影响因素 |
2.3 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保障机制 |
3 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变迁与意识形态安全演进 |
3.1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革故鼎新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确立 |
3.2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曲折发展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异化歧路 |
3.3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变革转型与意识形态安全的理性调适 |
3.4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守正创新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推进 |
4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价值确证、发展态势和风险剖析 |
4.1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价值确证 |
4.2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发展态势 |
4.3 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剖析 |
5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历程中的经验借鉴 |
5.1 中国古代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启示 |
5.2 苏联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崩塌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归因 |
5.3 西方国家推进意识形态安全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举措 |
6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优化: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路径 |
6.1 加强队伍建设,增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感召力 |
6.2 优化内容结构,把牢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权威性 |
6.3 依托媒体融合,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影响力 |
6.4 关照受众差异,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针对性 |
7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丹尼尔·贝尔的传播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结合Cite Space的可视化分析关于“丹尼尔·贝尔”的相关研究 |
1.3.2 关于丹尼尔·贝尔的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1.3.3 关于丹尼尔·贝尔的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1 文献调查法 |
1.4.2 比较分析法 |
1.5 篇章结构体系及创新点 |
1.5.1 篇章结构体系 |
1.5.2 创新点 |
第二章 丹尼尔·贝尔的思想来源及学脉 |
2.1 现代思潮对丹尼尔·贝尔思想的冲击 |
2.1.1 社会主义思潮 |
2.1.2 自由主义思潮 |
2.1.3 新保守主义思潮 |
2.2 资本主义精神文化的裂变 |
2.2.1 经济、政治、文化的“轴心原则” |
2.2.2 美国批判学派的理论渊源 |
2.3 丹尼尔·贝尔的思想体系 |
2.3.1 贝尔力求建立起诠释世界的思想体系 |
2.3.2 贝尔思想体系中的传播思想 |
2.4 丹尼尔·贝尔思想在西方社会与中国的学术地位 |
2.4.1 西方社会:学术界对“后工业社会”的引用 |
2.4.2 中国:赞成与分歧并存 |
第三章 丹尼尔·贝尔传播思想的核心理论 |
3.1 丹尼尔·贝尔传播思想的演变路径 |
3.1.1 贝尔早期思想受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念的影响 |
3.1.2 贝尔思想形成时期转为对传播技术的集中讨论 |
3.1.3 贝尔思想成熟时期突出传播媒介的负面功能 |
3.2 传播技术的革命 |
3.2.1 电影编织白日梦 |
3.2.2 广告术改变生活习俗 |
3.2.3 视觉文化歪曲常识知觉 |
3.2.4 信息化社会成为常态 |
3.3 传播内容对社会的控制 |
3.3.1 大众文化的兴起 |
3.3.2 媒介重塑大众价值观与审美 |
3.4 传播者及受众的主体地位 |
3.4.1 作为传播者的文化大众 |
3.4.2 作为受众的中产阶级 |
3.5 丹尼尔·贝尔传播思想中的批判观 |
3.5.1 贝尔对媒介享乐主义的批判 |
3.5.2 贝尔对媒介娱乐道德的批判 |
3.5.3 贝尔对反传统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批判 |
第四章 丹尼尔·贝尔传播思想的局限性 |
4.1 贝尔对传播媒介技术的悲观主义倾向 |
4.2 贝尔文化传播观点中的片面性 |
4.3 贝尔传播观点的空想性及不彻底性 |
4.4 贝尔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袒护 |
第五章 丹尼尔·贝尔传播思想的现实意义 |
5.1 培养对媒介的批判质疑思维 |
5.2 技术与人文的融合思考 |
5.3 传媒的社会责任 |
5.4 中国传播学领域研究的立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3)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现状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现状 |
二、选题理论价值、创新性与研究思路 |
(一)、选题理论价值 |
(二)、创新性与研究思路 |
第一章 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的生成与发展 |
第一节 杜威学术生涯与其艺术传播思想的生成 |
一、对共同体生活的印象与知识涉猎 |
二、多元的学术实践与成熟的学术研究 |
第二节 杜威艺术传播思想形成的学术资源 |
一、对黑格尔学术思想的批判性吸收 |
二、对达尔文与实用主义思想的借鉴 |
第三节 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的发展轨迹 |
一、早期探索 |
二、发展成熟 |
第二章 杜威艺术传播研究的范畴、起点、方法与范式 |
第一节 杜威艺术传播研究的关键范畴与逻辑起点 |
一、关键范畴 |
二、逻辑起点 |
第二节 多元方法与传统的融合:杜威艺术传播的研究方法 |
一、跨学科研究理念与对心理学、哲学方法的借鉴 |
二、“交融互通”的治学思想与对批判传统的吸收 |
第三节 杜威以艺术传播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确立 |
一、人文主义的艺术传播研究精神 |
二、以艺术传播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
第三章 传播视域下的艺术考察:杜威论艺术传播 |
第一节 杜威论传播与艺术的本质、起源、发展 |
一、艺术的社会传播本质 |
二、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 |
第二节 艺术传播活动的内在机制 |
一、经验:艺术传播活动的现实起点 |
二、审美经验共享:艺术传播活动的深层机制 |
第三节 杜威传播论的艺术观念 |
一、传播的思维模式与艺术研究的传播逻辑框架 |
二、传播思维模式与研究框架下的艺术观念探析 |
第四章 媒介视域下的艺术审视:杜威的艺术媒介观念 |
第一节 杜威论艺术生产与媒介技术 |
一、对古希腊轻视“技艺”传统的反思 |
二、媒介技术:艺术生产创造性探究的必要前提 |
第二节 跨媒介审视:杜威论艺术媒介的自由性 |
一、跨媒介视域的比较:艺术家身份的自由性 |
二、艺术媒介的自由性:从内容形式到表现手段 |
第三节 艺术媒介: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
一、对文明与艺术关系的阐释 |
二、艺术:文明传承发展的理想媒介 |
第五章 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的功能与价值 |
第一节 杜威论艺术传播与人的全面发展 |
一、大众文化对人的不良影响 |
二、蕴含完满经验的艺术对人的提升 |
第二节 杜威论艺术传播与社会发展 |
一、人类自由交流的推进 |
二、社会共同生活的参与 |
第三节 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
一、艺术传播理论与方法论的启示 |
二、艺术传播思想的指引与启迪 |
结语 |
一、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的总体面貌、特征与旨归 |
二、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的缺憾与不足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4)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一) 研究的缘起 |
(二) 研究的意义 |
二、学界研究述评 |
(一) 国内研究述评 |
(二) 国外研究述评 |
(三) 当前研究的局限及未来研究趋向 |
三、内容结构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及内容框架 |
(二) 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努力方向 |
(一) 创新之处 |
(二) 努力方向 |
第一章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一般理论分析 |
一、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相关概念 |
(一) 全媒体与全媒体时代 |
(二) 机制与传播机制 |
(三) 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 |
二、全媒体时代优化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意义 |
(一) 全媒体时代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需要 |
(二) 全媒体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
(三) 全媒体时代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 |
(四) 全媒体时代提振民众精神世界的需要 |
第二章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面临的新时代境遇 |
一、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面临的机遇 |
(一) 信息技术升级提升马克思主义传播效能 |
(二) 思想文化传播环境更加多元包容 |
二、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面临的挑战 |
(一) 全媒体时代整体传播环境的负向影响 |
(二) 全媒体时代凸显传播主体思想观念的滞后性 |
(三) 全媒体时代带来传播受众注意力分散难题 |
(四) 全媒体时代推动各层级传播媒介发生深刻变化 |
第三章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问题分析及建构框架 |
一、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特点呈现 |
(一) 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共同主导传播进程 |
(二) 传播受众话语权提升要求与传播主体平等交流 |
(三) 信息技术升级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转向全媒体渠道 |
二、当前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问题分析 |
(一) 传播主体的组织方式和综合素质制约着传播效能发挥 |
(二) 传播内容更新滞后于传播受众现实需求 |
(三) 各类传播资源尚未有效整合阻滞着传播顺畅运行 |
(四) 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的互动反馈有待加强 |
三、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框架建构 |
(一) 通过主体协同机制,优化传播主体要素 |
(二) 通过内容创新机制,增强传播内容吸引力 |
(三) 通过资源整合机制,提升整体传播效能 |
(四) 通过反馈评价机制,加强互动反馈,规范评估体系 |
第四章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协同机制 |
一、传统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优势巩固 |
(一) 传统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构成 |
(二) 传统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既有优势 |
二、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作用发挥 |
(一)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扩容 |
(二)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时代优势 |
三、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综合素质全面提升 |
(一) 坚定政治立场,提升政治素质 |
(二) 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
(三) 培养原创内容生产能力 |
(四) 增强媒介素养和技术应用能力 |
四、加强顶层设计发挥全媒体传播的主体协同优势 |
(一) 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多层级主体协同发力的传播格局 |
(二) 完善制度建设,夯实多层级主体协同配合的传播模式 |
第五章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创新机制 |
一、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创新 |
(一)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重点的现实转换 |
(二) 适应时代主题变化调整马克思主义传播内容 |
(三) 对接国家战略和社会现实实践更新传播内容 |
二、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话语表达创新 |
(一) 注重传播内容解读的人本视角 |
(二) 推动多重传播话语的融合互补 |
(三) 适应全媒体时代民众的话语偏好 |
第六章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资源整合机制 |
一、传播媒介的融合互通 |
(一) 打造全媒体互联媒介平台 |
(二) 实现不同媒介平台的资源共享 |
(三) 强化各层级传播平台的技术融通 |
二、传播方式的协同配合 |
(一) 巩固显性传播方式已有优势 |
(二) 发挥隐性传播方式浸润力量 |
三、社会监管资源的整合利用 |
(一) 加强对全媒体传播空间的依法监管 |
(二) 加强对全媒体传播空间的技术监管 |
(三) 加强对全媒体传播空间的舆论监督 |
第七章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反馈评价机制 |
一、巩固完善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的互动反馈机制 |
(一) 依托全媒体平台加强与受众的互动交流 |
(二) 运用大数据技术准确把握受众利益诉求 |
二、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评价机制 |
(一) 马克思主义传播效果的评价主体 |
(二) 马克思主义传播效果的评价标准 |
(三) 马克思主义传播效果评价的反馈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背景 |
1. 问题的提出: 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媒体关系的重新审视 |
2. 关键概念厘清: 新媒体时代 |
(二) 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
1. 国外研究概况 |
2. 国内研究概况 |
(三) 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
一、形成与交汇: 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 |
(一) 美国价值观塑造与政体形成 |
1. 以自由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形塑 |
2. 三权分立与联邦制的政体形成 |
(二) 以“新闻自由”为理想的美国媒体历史 |
1. 新闻自由的内涵及性质之辨 |
2. 新闻自由思想历史发展: 关键人物与主要思想 |
(三) 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交汇 |
1. 报刊媒体发展初期政府与媒体“压制与反压制” |
2. 党派报刊时期党派与报刊的“控制与合谋” |
3. 大众报刊时期政府与媒体的共生与博弈 |
二、共生与博弈: 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根本特征 |
(一) 背景: 20世纪的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及新闻专业主义 |
1. 20世纪美国的政治经济背景 |
2. 20世纪的大众传播媒体发展 |
3. 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与挑战 |
(二) 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与媒体的关系 |
1. 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发展变化: 叭儿狗、看门狗、攻击狗、牧羊狗 |
2. 政府各权力部门与媒体的共生与博弈: 总统、国会、司法部门 |
3. 不同时期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与博弈: 日常时期、战争时期 |
(三) 传统媒体时代公众与媒体的关系 |
1. 作为知识的媒体: 媒体与受众的关系 |
2. 作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媒体: 媒体与受众的关系 |
3. 议程设置和构建框架的媒体: 媒体与公众的关系 |
三、延续与改变: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基本特征 |
(一)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共生与博弈”关系的延续 |
1.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本质并未改变 |
2.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新媒体之间的共生关系 |
3.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新媒体之间的博弈关系 |
(二)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改变:博弈程度加深 |
1. 技术手段使得政府对于民众的控制程度加深 |
2. 社交媒体的赋权带来新的权力主体 |
3. 传统新闻业的地位受总统政治倾向的影响 |
4. 公众在三方博弈中地位提升 |
四、意识形态层面: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具体考察 |
(一) 后真相政治与虚假新闻泛滥 |
1. 后真相政治的定义与表现 |
2. 后真相政治助长虚假新闻泛滥 |
(二) 政治极化、身份认同危机与网络不对称极化 |
1. 两党政治极化的体现与历史原因 |
2. 身份认同危机 |
3. 网络空间不对称极化 |
(三) 民粹主义与另类空间崛起 |
1. 民粹主义的根本特征与体现 |
2. 另类空间崛起 |
(四) 新媒体与网络民主及网络公共领域 |
1. 传统媒体时代的民主实践与理论设想 |
2. 网络时代的各种民主形式实现的可能性 |
3. 网络公共领域能否实现的争议 |
五、内容生产层面: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具体考察 |
(一) 政府及政治人物自媒体政治传播 |
1. 政府部门建自媒体平台开展电子政务 |
2. 政治人物打造自媒体进行政治传播 |
3. 案例分析: 美国政府利用社交媒体应对桑迪飓风 |
(二) 机构新闻媒体对于政府的监督和配合 |
1. 新媒体环境下机构新闻媒体的新闻生产 |
2. 机构新闻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与配合 |
3. 案例分析: 从普利策获奖作品看机构新闻媒体对于政府的监督 |
(三) 新媒体时代意见领袖与政府及舆论的关系 |
1. 新媒体时代意见领袖内容生产和传播机制 |
2. 意见领袖影响政治及引导公众舆论 |
3. 案例分析: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特治国” |
(四) 普通民众运用媒体平台进行新闻生产 |
1. 参与式新闻 |
2. 参与式新闻的民主监督功能 |
3. 参与式新闻的典型案例: CNN iReport |
六、对外传播层面: 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具体考察 |
(一) 公共外交1.0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 |
1. 美国政府公共外交政策的提出 |
2. 9·11以后美国政府公共外交实践 |
(二) 公共外交2.0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 |
1. 奥巴马政府的公共外交2.0政策 |
2. 以伊朗为例看美国政府利用社交媒体外交 |
(三) 美国优先和现实主义下的新媒体外交 |
1. 美国优先的新媒体外交 |
2. 现实主义的新媒体外交 |
(四) 战时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的具体考察 |
1. 美国政府对于媒体的战时审查机制 |
2. 美国政府为媒体量身打造战时嵌入式记者 |
3. 美国主流媒体战时配合美国政府展开报道 |
结论 |
(一) 共生和博弈的延续以及博弈程度的加深 |
(二) 共生与博弈关系的实质是政治和资本的合谋与对立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后记 |
(6)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思路与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思路 |
三、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
一、国内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
二、国外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
三、亟待解决的问题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网络舆论 |
二、网络舆论生态 |
三、思想政治教育传播 |
第四节 研究框架、方法、创新与不足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之处 |
四、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 |
第一节 网络舆论生态的要素与问题 |
一、要素的构成和评价 |
二、问题的三维镜像 |
第二节 走向治理的网络舆论生态 |
一、治理的概念辨正与前提 |
二、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内涵指向 |
三、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价值体现 |
四、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核心议题 |
第三节 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多样性和全面性 |
一、治理主体、分析理路、参与期待的多样呈现 |
二、媒介文化融合、美好生活向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全面涉及 |
第四节 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解读 |
一、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对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三重诉求 |
二、思想政治教育使命丰富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人学意蕴 |
三、思想政治教育效益提升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效果 |
第二章 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价值判断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聚焦点 |
一、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权力条件 |
二、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议题目标 |
三、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话语力量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的传播特点 |
一、传播正能量 |
二、双重的时空面向 |
三、依靠传播媒介发生作用 |
四、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进入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新场域 |
一、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发展阶段拓展网络舆论生态治理视野 |
二、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出场目标突破网络舆论生态治理难题 |
三、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实践条件匡正网络舆论生态治理框架 |
四、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多项认知测度网络舆论生态治理过程 |
五、思想政治教育传播互动效应重塑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价值 |
第四节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功能 |
一、推动信息交流 |
二、建立传播关系 |
三、引导参与行为 |
四、改善舆论结构 |
第三章 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现状分析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在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处于弱场状态 |
一、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缺少对公众网络舆论参与的教育引导 |
二、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在网络舆论生产、消费、传播过程参与不够 |
三、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尚未对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作目标追问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弱场的风险透视 |
一、公众网络交往理性培育不足 |
二、网络舆论参与群体固化概率增加 |
三、间接抬高网络舆论生态治理成本 |
四、网络空间不安全因素难以控制 |
五、难以遏制不良网络舆论风气 |
六、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较为艰难 |
七、弱化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舆论中的主导地位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弱场的“后真相”诱因 |
一、情感躁动的舆论归一 |
二、算法推荐的技术异化 |
三、另类空间的实践转向 |
四、仿真表演的价值隐退 |
五、幻影公众的主体缺场 |
第四章 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实践理路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参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原则 |
一、指导性原则:坚持网络舆论的主流意识形态立场 |
二、价值性原则:彰显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人学意蕴 |
三、系统性原则:重视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过程理解 |
四、主体性原则:提升参与主体的自觉能动性 |
五、发展性原则:探索适合网络舆论生态运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实践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要在舆论场凝聚发展活力 |
一、舆论场的分类与要求 |
二、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要关注舆论场的知识生产与分化 |
三、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要在舆论场积极拓展时空境遇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要把握网络舆论工作格局 |
一、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在网络舆论工作格局中的特征 |
二、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在网络舆论工作格局中的引领地位 |
三、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在网络舆论工作格局中的驱动作用 |
四、把控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在网络舆论工作格局中的演化趋势 |
第四节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要在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建构创新主题 |
一、寻求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生态复归 |
二、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议题设置 |
三、促成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空间生产 |
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叙事转向 |
结语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走向 |
参考文献 |
后记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的科研成果 |
(7)社会化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引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1.选题背景 |
2.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1.国内网络舆论引导研究的现状 |
(1)网络舆论引导原则与理念的研究 |
(2)网络舆论引导方法与策略的研究 |
(3)热点舆论危机事件和地方及校园网络舆论引导的研究 |
(4)网络舆论引导技术方向的研究 |
(5)对国内研究的总体评价 |
2.国外网络舆论引导研究的现状 |
(1)网络舆论引导理论与策略相关的研究 |
(2)网络舆论引导技术与实践相关的研究 |
(3)对国外研究的总体评价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研究内容 |
2.研究方法 |
(四)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一、相关概念及理论概述 |
(一)舆论的概念及其要素 |
1.舆论的概念 |
2.舆论的三要素 |
(1)舆论的主体——公众 |
(2)舆论的客体——问题 |
(3)舆论的存在形式——意见 |
(二)舆论引导的概念及相关理论 |
1.舆论引导的概念 |
2.舆论引导相关传播学理论 |
(1)舆论引导的理论依据——劝服理论 |
(2)舆论引导的方式——基于议程设置理论 |
(3)舆论引导的方式——基于意见领袖理论 |
(4)舆论引导的方式——基于沉默螺旋理论 |
(三)社会化媒体的定义及其发展 |
1.社会化媒体的定义 |
2.社会化媒体的特征 |
3.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历程 |
(四)网络舆论的概念及其特征 |
1.网络舆论的概念 |
2.网络舆论的特征 |
(1)网络舆论的发布更自由 |
(2)网络舆论的议题更具隐匿性和分散性 |
(3)网络舆论的传播更加快速和复杂 |
(4)网络舆论具有严重的情绪化和突出的非理性 |
3.网络舆论存在的问题及引导的必要性 |
二、社会化媒体网络舆论现状与引导现状 |
(一)社会化媒体中网络舆论的现状 |
1.网络舆论场的发声者 |
2.常见舆论爆发的话题 |
(1)涉及官员与特权的话题 |
(2)涉及炫富或贫富差距的话题 |
(3)涉及社会公平正义的事件的话题 |
(4)涉及中外关系的话题 |
(5)涉及伦理道德违法犯罪事件的话题 |
(6)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话题 |
(7)涉及重大事故、自然灾害、公共安全事件等话题 |
(8)涉及明星的动态与绯闻 |
3.网络舆论传播渠道 |
4.网络舆论受众群体 |
5.网络舆论传播效果 |
(1)认知层面效果 |
(2)情感态度层面效果 |
(3)行为层面效果 |
(二)社会化媒体网络舆论引导现状 |
1.网络舆情的发展阶段 |
2.具体典型舆论引导案例 |
3.当前舆论引导工作存在的问题 |
三、社会化媒体带来的挑战与转变 |
(一)社会化媒体对舆论引导带来的挑战 |
1.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到来 |
(1)物理媒介环境的变化 |
(2)移动终端环境的变化 |
(3)舆论引导阵地向社会化媒体转移 |
2.社会化媒体对舆论引导带来的冲击 |
(1)传统媒体先发优势的丧失 |
(2)权威媒体话语权威的消解 |
(3)专业媒体把关权的丢失 |
(4)专业媒体设备不再独占 |
(5)主流媒体受到冲击与挑衅 |
3.舆论引导理论引导效果发生变化 |
(1)单向劝服被群体辩论取代 |
(2)议程设置权力的转移 |
(3)意见领袖的非人际化 |
(4)沉默螺旋的反向利用 |
(二)社会化媒体带来的传播结构转变 |
1.内容为王的窘境 |
2.渠道为王的失灵 |
3.社会化媒体平台的媒介霸权 |
(三)引导思路与传播研究范式需转变 |
1.引导思路转型需要观念变革 |
2.传播学研究应回归学术原点 |
四、开阔研究视野基于交往理论提出新假说 |
(一)马克思交往理论带来的启示 |
(二)理解麦克卢汉冷热媒介理论 |
(三)基于冷热媒介论的传播理论新假说 |
1.媒介制冷——提高社会卷入度 |
2.媒介制热——提升认知卷入度 |
3.情感结链——加深情感卷入度 |
4.情境转换——利用情境 |
(四)情境卷入传播效果理论建构 |
(五)剖析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具体现象 |
1.群体极化与人肉搜索 |
(1)短内容带来的非理性 |
(2)冷血的社会动员——人肉搜索 |
2.属性议程设置与带节奏 |
(1)迫不得已的属性议程设置 |
(2)“骗傻子生气的生意”带节奏 |
3.意见领袖与网络暴力 |
(1)意见领袖内涵与影响方式的转变 |
(2)不结链而结仇的网络暴力空间 |
4.沉默螺旋与舆论助手 |
(1)情境定义决定意见气候的判断 |
(2)舆论助手创造的流量世界 |
五、网络舆论引导力提升与理性社会的构建 |
(一)通过政府机制建设提升网络舆论引导力 |
1.快速反应与积极互动 |
(1)构建网络舆情态势研判预警机制 |
(2)建立快速反应与舆情跟踪监测机制 |
2.全面营造主流舆论强势 |
(1)机关单位全面进驻各媒体平台 |
(2)主流媒体联动营造舆论强势 |
(3)社会化媒体平台参与舆论引导 |
3.加深群众情感培养舆论助手 |
(1)关键节点舆论助手的培养 |
(2)高校适时开展线上思政大课 |
4.真实情境中打造过硬队伍与权威平台 |
(1)加强政府官员的培训 |
(2)加强主流媒体队伍建设 |
(3)建设权威平台发动全民学习 |
(二)通过改善媒介环境营造正向舆论环境 |
1.通过提升社会卷入度规范网民行为 |
(1)加强平台主体监管与问责 |
(2)平台应规范账号注册流程 |
(3)平台应建立账号信用体系 |
(4)落实主体责任推行实名制 |
2.通过提升认知卷入度加强用户规则意识 |
(1)平台应严格把控推广投放导向 |
(2)平台应优化平台规则打造理性社区 |
(3)人工智能推荐模型应体现主流价值导向 |
3.通过调整情感卷入度降低情绪化程度 |
(1)增加拥有亲密关系的朋友的推荐 |
(2)降低负能量发言权重 |
4.通过不同模式区隔不同情境 |
(三)通过全面培养理性公民构建理性社会 |
1.加快立法提升社会卷入度 |
2.发布相关管理规定提升认知卷入度 |
3.真实情境中开设媒介素养课程 |
4.基于社区居民情感开展媒介学习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传播学教材中的施拉姆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起源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施拉姆与中国传播学 |
第一节 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 |
一、1956年到1982年传播学研究的萌芽阶段 |
二、1982年到1997年传播学科走向成熟的阶段 |
三、1997年至今传播学步入专业化的阶段 |
第二节 施拉姆与中国结缘 |
一、施拉姆基本概况 |
二、施拉姆与我国“两岸三地”传播学研究 |
三、大陆的登陆点——广州 |
第二章 传播学教材中的施拉姆 |
第一节 传播学教材的概况 |
一、中国传播学教材现状 |
二、研究对象教材情况 |
第二节 传播学教材中的施拉姆分析 |
一、施拉姆评价称谓的统计分析 |
二、施拉姆阐述文字统计分析 |
三、不同时期教材差异化分析 |
四、其他传播学者与施拉姆的对比分析 |
第三节 反思中国传播学教材 |
一、中国传播学教育现状 |
二、传播学教材同质化问题严重 |
第三章 “施拉姆现象”的启示 |
第一节 传播学的本土化问题 |
一、对传播学本土化的启示 |
二、对传播学教材的启示 |
第二节 关于话语体系建构的问题 |
一、把握传播话语权 |
二、提高我国对外传播力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9)《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本课题背景、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1.1.3 研究评述与意义 |
1.2 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思路和方法 |
1.2.1 理论概念 |
1.2.2 基本思路 |
1.2.3 研究方法 |
1.3 本课题研究主要观点及内容 |
1.3.1 主要观点 |
1.3.2 主要内容 |
1.4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1.4.1 重点难点 |
1.4.2 创新之处 |
第2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 |
2.1 以“科学救国”为价值信念的缘起 |
2.2 以“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为解谜的实践 |
2.2.1 传播观念表达阶段(1915-1918):首倡“科学”和“民权” |
2.2.2 传播范式形成阶段(1919-1927):“科学家”与“革命家”联姻 |
2.2.3 传播优先解谜阶段(1928-1937):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实践 |
2.2.4 传播危机反应阶段(1938-1945):为“抗战救国”服务 |
2.2.5 传播理念转型阶段(1946-1949):“科学建国”的观念表达 |
2.3 小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未预料到的结果 |
第3章 《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 |
3.1 《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评析 |
3.1.1 理事会会长(社长)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3.1.2 董事会会长群体代表评析 |
3.2 《科学》杂志的编辑部长(主编)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3.2.1 首任编辑部长杨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2.2 任职最长编辑部长王琎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2.3 首个专职编辑部长刘咸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2.4 代理编辑部长卢于道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2.5 “最后一任”编辑部长张孟闻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3 《科学》杂志的撰稿科学家(编辑)群体代表评析 |
3.3.1 胡明复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3.2 秉志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3.3 李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3.4 小结:多元化传播主体的形成与“精神特质” |
3.4.1 作为职业的自然科学家群体的社会角色的形成 |
3.4.2 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精神特征” |
第4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 |
4.1 理念与科学传播理念 |
4.1.1 理念 |
4.1.2 科学传播理念 |
4.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和演进 |
4.2.1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传统价值源泉 |
4.2.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科学价值源泉 |
4.3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表现形式 |
4.3.1 内容的编排:科学名词本质观念的变迁 |
4.3.2 栏目的体裁:科学名词社会兴趣的变迁 |
4.4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演变与实现路径 |
4.4.1 “求真”理念下推进科学本质观念的演变 |
4.4.2 “致用”理念下推进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演变 |
4.5 小结:科学传播理念与科学主义 |
第5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 |
5.1 《科学》杂志的传播内容概述 |
5.2 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转变的《科学》杂志(1-6 卷) |
5.2.1 出刊概况 |
5.2.2 出刊内容 |
5.2.3 传播特点: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 |
5.3 传播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转变的《科学》杂志(7-18 卷) |
5.3.1 出刊概况 |
5.3.2 出刊内容 |
5.3.3 传播特点: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实践思想 |
5.4 传播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转变的《科学》杂志(19-25 卷) |
5.4.1 出刊概况 |
5.4.2 出刊内容 |
5.4.3 传播特点:“抗战救国”下的传播实践思想 |
5.5 传播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的《科学》杂志(26-31卷) |
5.5.1 出刊概况 |
5.5.2 出刊内容 |
5.5.3 传播特点:“科学建国”思想的全面表达 |
5.6 小结:“全方位”的科学普及与启蒙 |
第6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与策略选择 |
6.1 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 |
6.1.1 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解答 |
6.1.2 对“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全面传播 |
6.1.3 对科学的“科学”思想的传播 |
6.2 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 |
6.2.1 积极回应社会热点,建构话语权威 |
6.2.2 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建构知识权威 |
6.2.3 创设科学传播机构,建构体制权威 |
6.3 科学传播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 |
6.3.1 推进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交流 |
6.3.2 推进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交流 |
6.3.3 推进科学向国际社会的传播交流 |
6.4 小结:科学传播的方法学派特征评介 |
第7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 |
7.1 当代科学传播实践的双重危机 |
7.1.1 “科学”的危机 |
7.1.2 “传播”的危机 |
7.2 科学传播实践中对科学的重构 |
7.2.1 从传统传播理论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7.2.2 从现代传播媒介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7.3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与融合 |
7.3.1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 |
7.3.2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融合 |
7.4 小结:科学传播实践,回归“科学”与“人文” |
结语及下一步研究设想 |
参考文献 |
附录:《科学》杂志第1卷索引详目(示例)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10)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写作缘起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第一章 方法源头: 马克思的思想遗产 |
第一节 否定性的“文化生产” |
第二节 神话化的“文化生产” |
第三节 经济学的“文化生产” |
第四节 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 |
小结 |
第二章 观念前提: 艺术的观念史反思 |
第一节 作为概念的艺术 |
第二节 文艺复兴与艺术家的独立 |
第三节 启蒙运动与美学的诞生 |
第四节 浪漫—唯美—先锋: 艺术的神话 |
小结 |
第三章 观念前提: 文化的观念史反思 |
第一节 现代文化概念的形成 |
第二节 时空框架中的文化 |
第三节 现代神话与神话观念 |
第四节 文化的神话透视 |
小结 |
第四章 理论语境: 文化理论与文化转向 |
第一节 文化理论的兴起 |
第二节 文化理论的脉络 |
第三节 后现代与文化转向 |
小结 |
第五章 文化生产研究的四条路径 |
第一节 社会学路径 |
第二节 历史学路径 |
第三节 传播学路径 |
第四节 经济学路径 |
小结 |
第六章 文化生产研究的四重视角 |
第一节 技术视角: 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 |
第二节 大众视角: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 |
第三节 组织视角: 莫兰的生产—创造辩证法 |
第四节 权力视角: 布尔迪厄的文化生产场 |
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已公开发表学术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危机时期传播学有关原理的应用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意识形态安全的传播维护路径研究[D]. 钱美玲. 中国矿业大学, 2021(02)
- [2]丹尼尔·贝尔的传播思想研究[D]. 赵明妍. 河北大学, 2021(02)
- [3]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研究[D]. 李晓燕. 东南大学, 2020(02)
- [4]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研究[D]. 牛凤燕. 山东大学, 2020(08)
- [5]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D]. 鲍静. 上海大学, 2020(08)
- [6]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研究[D]. 吴凯.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7]社会化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引导研究[D]. 梁策. 渤海大学, 2020(05)
- [8]传播学教材中的施拉姆形象研究[D]. 朱滢琳. 海南师范大学, 2020(01)
- [9]《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D]. 王伟.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10]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D]. 曹晋彰. 山东大学, 2019(02)